关于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看法的调查

第一篇：关于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看法的调查

关于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看法的调查

2012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奖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值得我们骄傲的事，对于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也是一种突破。在我看来，对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言，莫言也许不是最好的，但肯定是最合适的中国作家，因此，莫言获奖顺理成章。我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获奖。在中国民间，对诺贝尔文学奖一直存有各种说法。年年颁奖前后，都有“我们离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有多远？”一类的文章问世。诺贝尔文学奖与中国作家的几度擦肩而过？广为人知并有文章记录的第一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是鲁迅先生。此后是沈从文，到了莫言这里，这个几来几去的诺贝尔文学奖终于尘埃落定。为此我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公众的看法做了调查，问卷如下：

人们将诺贝尔文学奖与作家创作、文学翻译、文化差异乃至政治因素广泛联系起来，其中一个流行较广的看法，是认为诺贝尔文学奖不仅因为语言与专业的因素对评价中国文学力有不逮，而且出于其他非文学原因对中国作家存有偏见。是否了解莫言获得诺贝尔奖？（）A.详细了解 B.了解一点 C.只是听过 D.没有 你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必然还是偶然？（）A.必然 B.偶然，意外 C.不知道 D.其他 你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的？（）A.看新闻或者报纸 B.听周边人讨论的 C.网上的微博等 D.其他途径 你认为有人不认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项的原因是什么？（）A.出于嫉妒

B.实力不够，有更多比他优秀的作家 C.只是看到网上网友有对他的评价不好所以就不认同 D.其他 你觉得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有哪些重大意义？

此次调查的范围是我们学院和机械学院的学生，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调查，最后统计数据，有23.3%的同学对这件事了解的比较详细，同时56.7%的同学对这件事大概了解有12.1%的同学只是听说但没有相关了解，剩下少数同学对此事不知道。从这可以看出来，我们学校绝大部分同学还是比较关注时事的，大学生不应该每天只是学习书本只是和娱乐业应该多了解一点社会上的事，拓宽自己的知识面。经调查，有67.4%的同学认为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必然事件，是国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有16.1%的同学认为这只是一件巧合的事情，认为莫言根本就没有这种实力获得该诺贝尔奖，认为这就是洋鬼子的伎俩，给他几个臭钱，他就叫嚷搁置钓3554鱼545岛，与中央政府唱反调，立即成为境外敌对势力的代言人、卖国贼、走狗。本人不是毛左，而是他的言论和小说，都与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国家根本利益、国家政策唱对台戏。因为洋人从他写的小说中，就清楚地知道他的人品。他攻击现在的体制，而他本身又是体制中的官员，洋鬼子雇佣他，在中国宣传西方的价值观，花费少，欺骗效果好，值得！所以授奖！少部分同学对此不发表意见或者有其他看法。对这件事的了解，有75.4%的同学是通过网络途径来或的相关信息，主要是微博，人人还有空间等，少部分同学是听别人说的，几乎没有同学是通过新闻或者报纸来了解时事。可能因为学校没有电视，所以同学们就很少看新闻，虽然大家几乎都有电脑，但是通过浏览网页可能更快的获取想要的信息。出于要了解网上很多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这件事不赞同的事，我也调查了相关信息来分析原因，有30%左右的同学认为不赞成的人可能是因为嫉妒，就是见不得别人的好，而且中国有史以来一直就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还有50%左右的可能是因为大家看到网上有一些负面新闻就跟风随大流，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而且自己也没有读过莫言的文章，其他的就是认为中国有很多其他更加优秀的作家，这个诺贝尔奖应该属于其他人。总体来说，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实际情况的，这也就证明了很多网上的谗言也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立场，不要人云亦云，做一个有主见有文明素养的人。对于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对我们中国人的意义，有人认为从今以后，国人终于可以淡定地对待诺贝尔奖了！中国的文学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肯定，早就应该的了。中国人一点也不比别人笨，只不过受到某些国家或某些人有色眼镜对待而已。莫言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进军诺贝尔奖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莫言的获奖，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实力，也证明了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国人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世界舞台不能缺少中国的精彩！从奥运会的光彩夺目到诺贝尔奖的锦上添花，世界因中国而更加充满生机和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正在为世界的美好明天而身体力行。也有人认为莫大叔终于圆了中国人的诺贝尔梦！这是中国人真真正正的梦！诺贝尔不仅仅是一个奖项，它包含着诸多的政治因素和政治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它证明了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大国，是因为中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莫大叔的成功，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地位。同时，也向世界通告，诺贝尔，我们来了！

总之来说，莫言能够获得诺贝尔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中国文学界的突破，我相信，有了这次的获奖经验，中国以后再这个方面会有更多的突破，我们也应该为他们加油。

第二篇：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思考

对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思考

-------基于中国当代文学演进的多重分析

摘要：诺贝尔奖向来代表着各领域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中国，诺奖更是被学界所翘首期盼，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授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莫言，“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产生了有关于诺奖情结的各种梳理和思考。莫言作为杰出的文学家，无愧为中国当代的文学巨匠。本文就其获奖的现实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并从莫言作品中发掘其文学进展的轨迹。关键词：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当代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坛最高的奖项，文学圣殿最璀璨的一颗明珠，能摘取它，是国家与个人的无上荣耀。每年的获奖作家，都会受到全世界目光的关注和热议。中国是有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杰出的文学家不胜枚举，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传承和发展。中国近代，文学巨匠更是不乏其人，像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茅盾等人，都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但他们都和该奖项失之交臂，让中国人深感痛惜。中国人望穿秋水，希望诺贝尔文学奖能落户中国。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中国当代著名作家。80年代中期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莫言以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作为中国本土作家的代表，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圆了中国人的诺贝尔奖之梦，这不但是他本人的荣誉，也是中国作家群体的荣誉。莫言获奖的现实意义

首先，莫言的获奖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不过，切记不要被“光环效应”所笼罩。莫言着实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是单凭他一人是不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全部水平。除了莫言以外，大陆还有贾平凹、余华、王安忆、二月河等一批优秀的作家群体。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文学作品的水准和莫言的作品也不分伯仲。不能因为他们没有获奖就否认他们作品的价值。我们应明白获得诺奖并不能代表一切，很多优秀的作家例如大名鼎鼎的米兰·昆德拉就没有获过诺奖，但这丝毫没有减轻昆德拉作品的魅力以及昆德拉在当代世界文坛巨大的影响。所以，万不可因此次莫言的获奖，厚此薄彼，轻视、冷落了贾平凹、余华等同样优秀的国内作家及其作品。

其次，莫言的获奖是件好事，但切不可将其变成了“坏事”。所谓“坏事”是指，莫言获奖后被过多的外部性事物干扰，不能再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相反，整天要疲于应付各路媒体、各种商业活动以及繁多的官方研讨会、学术交流会，使作家变成了交际家，本末倒置。

而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媒体、商家以及公众不要去过多地打扰作家，让作家安心写作，继续奉献伟大的作品；另一方面更要求莫言本人要有很高的定力，正如其作品《生死疲劳》的扉页所写“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希望莫言本人可以抵挡住名和利的诱惑，继续专心写作，给世人留下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家世界性的最高承认方式。一个本土的中国作家得奖，对中国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

文学意义上的莫言

莫言获奖，可谓汉语文学凭借自己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承载力获得世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密切交流的契机。就文学性而言，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独特性和话语表达方式。只要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非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而是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进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话语能量。

莫言是躁动在中国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的宣泄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红高粱》的出现，是一次生命的昂扬勃发。在层层叠叠、积重难返的教条窒息下，只有生命原始欲望的喷薄，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烧，才能使中国从垂死中恢复它的生命。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和赤热的红高粱，还是丰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图腾和野性的呼唤。莫言以强劲的想象力与磅礴的魔幻笔触，书写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张扬了民族心灵的生命欢歌。诺贝尔 在遗嘱中希望“授予在文学领域中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莫言的“理想倾向”是以魔幻的书写方式显现的，经由他的特异文字，读者可以进入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的小说像热闹的农村喜筵，夹杂着中国悠久的叙事传统和技艺。他的小说里，汉语言所负载的巨量信息和情感交流，显现了当代白话文惊人的包容能力、吸收能力、夸张变形能力。这种震撼力会让读者感觉到20世纪中国的创造性，莫言的作品再现或者折射了整个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动力和创造力。他以地方性的中国式叙事，对当代中国经验做了有力的表达。莫言的汉语白话文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莫言的语言并非“狂欢化”，而是带着悲伤的土地中蹦出的泥土腐味气息。即便面对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也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停留在“伤痕文学”上，而是在超越中升华为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他对民间悲苦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既不是哭诉，也不是恐吓，更没有制造压力，给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继续活下去的力量。他以其有意味的文学形式，既凸显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又消解了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的气味，也扬弃了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民间性”中本质的欢乐精神。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

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非常强，在他的作品中会看到纷繁的色彩，有时候会感觉“土得掉渣”，从而显示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同时他的叙述技巧又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奇妙的结合。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一个真实的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

对文化自觉的反思

莫言得奖，可以说既必然又偶然，对此既在意，又不必太在意。在中国，和莫言大体处在同一个级别的作家还有很多，这是一批有活力和创造性的作家，莫言获奖只是一个开端。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既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来整体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莫言获奖代表着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代中国作家的认同性焦虑，对已极大边缘化的文学创作，有所提振。

作为拥有无数经典作品的文化大国，唯独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成为国人的遗憾。但莫言获奖并不能说明当代文学创作就达到了世界的高度，也不能说明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文学经典化的完成，已经出现了传世的伟大文学经典。莫言的获奖，反倒提示我们：作为世界上一支重要的文学力量，我们离世界文学还有多远？无论在文学的境界、思想的高度还是在汉语言书写的创造性上，当代文学的成就尚无法超越鲁迅等汉语白话文写作的开拓者们。莫言作品会让读者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有更深的理解。当下文化自觉成为热门话题，但文化自觉是要自觉到民族文化上来，是说要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自主的地位。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发展不是亦步亦趋于西方，而是与西方世界互看，相互激发相互丰富。具体到理解当代中国就不能采取本质主义的立场，理解当代中国的意义，不能从纯粹的僵化的“中国性”出发，而是从现实的中国出发，要展示本土的文化力量，更真切地书写中国的文学内容。就是说，要从独特的“中国性”中显现出普世性的价值追求。文学要关心当下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状态，有人性的亮色，要有温暖人心的力量。作为文化符号的莫言

莫言获奖与中国今日的国际地位有关。但若以此证明中国文学的崛起，则仍难以摆脱东方主义的窠臼，仍没有摆脱“被看”的心理，是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的孱弱，离文学强国之梦还差得很远，向世界文学学习和开放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旋律。

莫言的故乡是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他的早期短篇小说《白沟秋千架》里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词。通过“高密东北乡”，莫言创造了一个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这样的文学地理世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小地方，提升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对农民——这个缺乏同情自己能力群体的极大关怀。莫言亦爱亦恨的是农村，他看起来像个农民，骨子里更是一个农民。在他的小说中，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场景的揭示。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一个人获奖，并不必然代表中国文学登上世界文学之巅；正如无人获奖，也不必然说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园林里无一席之地。文学意义上的莫言，引发人们重新关注文学，思考什么是“作家”。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知名汉学家马悦然一再所讲，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评判标准就是文学。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莫言的文学成就建立在他的卓越文学语言、结构和表现能力，以及他的丰沛人性关怀上。总之，莫言的获奖，部分地缓解了中国当代作家急切获得世界认可的内心焦虑，也使我们更了解了国际主流社会，看到了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才是根本，文学得奖是以文学本身的力量来说话。回到文化自觉，就是要高扬文学的尊严，不能把文学、文化视作某种工具性的存在，文学、文化自身就是目的，可以全世界共享，而不是博弈竞争的工具。

第三篇：由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想到的

由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想到的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晚19时，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可喜可贺！他的获奖，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对我们的生活工作是有启示的。

一、启示我们去热爱生活

莫言，1955年2月17日生于

山东高密县，他自八十年代开

始，由一系列“乡土作品”而

崛起，他那充满“怀乡”以及

“怨乡”的复杂思想情感和写作方式，被誉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些发生在他家乡的“传奇”故事。试想一下，如果他不“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不接“地气”，怎能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由此可见，我们每一位人都要去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热爱亲人，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等。只有这样，生活和工作也才有希望。

二、启示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是因为他对文学创作具有浓厚的兴趣和写作热情。他的经历是曲折而复杂的，他的创作是那么的不容易。从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著有《莫言文集》，影视、话剧剧本多部。《红高粱》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文学奖，《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酒国》(法文版)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奖，《檀香刑》获首届鼎钧文学奖、台湾联合报十大好书奖，另获意大利第三十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4年获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一个人如果没有兴趣爱好，就没有方向和目标，就没有动力和追求，要想取得成功那是不可能的。

三、启示我们要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

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是从写一系列乡土作品起家的。正因为他热爱自己的家乡，没有离开那个充满荒诞、愁苦而又朴实的山村，从而才形成他特有的个性特征与文学风格。人生也是如此，我们如果没有个性特征，就泯然众人也。我们紧迫需要培养出自己的个性特征，使自己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四、启示我们要培育自己的优良品质

莫言的文学道路并不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坎坷和曲折。莫言童年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而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之后当了兵。复杂的经历塑造出可贵的品质，他有追求，有志向，永不放弃。他坚持一边写作一边学习，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并获文艺学硕士学位。至今，莫言已发表80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

说，出版过5部散文集、一套散文全集、9部影视文学剧本，以及两部话剧作品。他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莫言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从人生的角度来讲，优良的品质远比学历本身更为重要。我们要培育自己良好的心态，有抗挫折和承受失败的心理素质等。

五、启示我们要激发自己的创新思维

莫言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有勇敢的先锋主义美学态度，有鲜明的本土色彩。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出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他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在贺辞中所说的，“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莫言的创新，就不会有莫言的今天。我们平时也应有创新思维，树立创新精神。

总之，作为一名中国人，要祝贺莫言，要感谢他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启示。当然，获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也不是要把自己培养成莫言，但是走出自己的路，走出自己的风格，走出自己的成功还是很需要的！

第四篇：莫言获诺贝尔奖感言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最痛苦的事是目睹母亲被人扇耳光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喜欢讲故事 名字“莫言”像讽刺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是有神论者 相信万物都有灵性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文学创作必须颐指气使 独断专行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丰乳肥臀》献给天下母亲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写作者必须站在人的立场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作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我如看戏人般看众人表演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当哭成为一种表演 应该允许有人不哭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莫言的演讲是在和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

2012年12月08日 03:53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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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2012年12月8日0:30分左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学院发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文学讲座，这是莫言赴瑞典受领诺贝尔文学奖之旅的首次演说。

莫言在这篇演说中以回忆母亲开头，介绍了自己如何走上文学之路，并全面回顾、解释了自己几部主要作品的创作和含义。最后他以三个小故事结尾，呼应了《讲故事的人》这个主题。

针对莫言发表的这篇演说，著名作家、《收获》杂志副编审、《莫言评传》的作者叶开，深夜连发两篇微博进行了解读和点评：

苦难、人性、爱、理解与宽容，是莫言演讲关键词，他用这种方式与世界性普世价值对接，能够宽容彼此价值差异的人，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在不违背人性的前提下，人们应彼此宽解、尊重，而不是朝着别人扔石头。那个被小孩子莫言及同学扔过石头的老单干户，在他不断的反思中，成为他小说中的人物。莫言最后讲了一个带有宗教寓意的道德故事：八个泥瓦匠通过某种挑选手段把其中一个害群之马挑出来，让他单独受惩罚，其他人则可因代罪羔羊的被献祭得以幸免并心安理得。问题在于：牺牲别人性命的七人集团毫无罪过吗？一个宽容的、活性的社会，是能容忍差异的，极端主义者通常是暴力的同谋。

第五篇：莫言诺贝尔奖演讲全文

莫言：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