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对话美国文学青年

第一篇：莫言对话美国文学青年

莫言对话美国文学青年：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

2013年07月02日07:46 来源:光明日报 杜羽、计亚男

图为莫言（右一）、约翰·兰多夫·桑顿（中）与主持人李潘在对话现场。

光明日报北京6月30日电（记者杜羽、计亚男）30日，58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与22岁的美国文学青年约翰·兰多夫·桑顿坐在了一起。在由北京师范大学和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承办的“世界如何想象与书写中国——跨越大洋的文学对话”活动上，两位作家共叙文学与写作，畅谈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共性。

中国作家莫言，扎根于中国大地，一直把写作目光对准中国乡村。现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兰多夫·桑顿，14岁时曾到北京游学一年，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美丽的国家》一书。他们肤色不同，阅历迥异，对中国、对文学也有着各自独特的认知，对话现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引发听者的思考。

本报副总编辑刘伟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说：“中国是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几代作家的努力下，莫言脱颖而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值得我们骄傲。小桑顿能够和我们的文学大师对话，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的文学大师有一种胸怀，而且北京师范大学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也体现了北师大传统的人文特色，特别是包容的、宽阔的胸怀。”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鲁迅文学院作家班青年作家代表300余人聆听了这场对话。

时间：6月30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新图书馆

开场白

董奇（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载体，以其独特的魅力记录了各个国家老百姓重要的社会经验、民族精神以及国家的特征。在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合作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文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对一个国家文化的理解，既有想象的层面，也有真实理解的层面，更有尊重的层面。一个作家要真正地帮助读者更准确地理解自己和他国的文化，就必须置身于那种特定的文化之中，这样才能真正帮助读者从一种想象的文化到真正理解的文化、尊重的文化。随着中国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作家，用他们的笔来描绘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描绘出中国人和世界人民共同奋斗、创造美好家园的共同愿景。

莫言：今天这个活动非常有趣。一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而且是在中国一个比较老的人和美国一个很年轻的人之间围绕文学来谈话。今年桑顿22岁，我是58岁，按照中国的属相，我们两个都是属羊的，属羊的人都比较温顺，我们一老一小两只羊，和大家一起聊聊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非常高兴和莫言先生对话，我读过莫言先生的书，受到很多启发。这场对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荣幸，我想我们的对话会非常有意义。

现实的中国与文学的中国

莫言：我的小说里所描写到的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各种侧面，其中有悲壮的、荒诞的、温柔的、美好的，也有邪恶的，我想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本来就有的现象。文学的任何想象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都不可能是凭空的想象，都是从生活当中得来的。当然一个作家的描写不可能是对生活进行一种简单的照相式的描写，而是把生活中的一系列现象经过想象、加工，通过塑造人物，通过优美的文学语言，赋予生活以艺术性。这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既是来自生活，又是高于生活的。我们既可以通过读这样的文学作品，了解作家所描写的中国和世界，也可以利用文学作品普及到对全人类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描写，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应该立足于作家的本土，但也超越本土。

约翰·兰多夫·桑顿：在我来中国之前，其实对中国的理解非常有限，所以我是以一个非常开放的心态来观察中国、挖掘中国、体验中国。没有谁给我灌输关于中国的任何想象，我的先见很少、预期也很少，所以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的感觉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我的美国朋友对中国有不同的观点。没有来过中国，或者没有学过中文的人，对中国的认识未必准确。我曾在中国待了一年，虽然也是很短的时间，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比过去更深入、更全面。我写的《美丽的国家》中很多故事建立在这一年在中国生活的基础之上，把这些生活的素材进行加工、扩充，有美的，也有丑的，但是没有办法说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它是一个想象的结果。我对中国整体的印象就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莫言：桑顿来中国时，是十几岁的小孩。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住在一个陌生人家里，和中国的孩子在一个网球训练中心打网球，他实际上是用儿童的心理、儿童的眼睛来感受中国。他当然看到了很多中国的现象，看到了中国拥挤的交通，看到了遍地的尘土，看到了空中的雾霾，也看到了很多令他感到不舒服的现象。他的着眼点始终在人身上，我想感受最深的不是中国的外部物质环境，而是中国人。比如一起打球的小朋友博伟，练排球出身的网球教练，大老板家里的司机，一直陪同他的维多利亚小姐，还有四个人挤在一个狭小房间的保姆们，他的眼睛盯着这些人，用心灵来感受这些人，感受到他们的善良、纯朴，当然也有狡猾、肤浅，他把这些写出来了。如果仅仅描写中国的高楼大厦、遍地垃圾，就不是一个小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当然外部的环境也会影响到人的心灵，我想他的着重点还是盯着人，用心来感受中国，这一点我是很欣赏的。

坐标、视角与观点

莫言：如果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也不能正确地看待外国。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一个美国人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我想他也很难正确看待其他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也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理解自己、看待自己，很难正确地公平地评价别人。怎么样正确地看待自己、正确地看待自己的国家，包括怎么样正确看待自己的学校，这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只有能够把自己判断的比较准确，我想得出来的外部判断才有可能比较靠谱，否则本身是一个自大狂，必然看到别人都渺小。本来你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无比完美，我想别人在你眼里可能没有一点是好处。当然要获得一种公正的、客观的、甚至有点谦逊的眼光，需要很多的修养。我觉得我们应该为之努力。

如果我们要来评判今天的中国，第一是要有一个方向，纵向来看，我们拿过去的中国、昨天的中国、前天的中国来和今天的中国比较，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另外要拿外部来和内部对比，我们看了美国、法国、世界上其他先进的国家，也看了世界上目前在经济上不如中国的国家，用他们来对比当下的中国，又是一种结论。如果仅仅站在一个角度来看，得出的结论可能差别很大。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前几年我在家里面和我的父亲、侄子一起吃饭，那时候我父亲88岁，我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今天这个社会目前的生活是他人生当中最好的阶段。我侄子是“80后”，他立刻就反驳爷爷的意见。我当时就笑了，觉得两个都有道理。我父亲是1923年出生的老人，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战争、饥饿、**，人生的所有灾难都经过了，拿自己80多年的中国来比较当下的中国，他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期。你能说他说得不对吗？一定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受，我觉得父亲讲得有道理。

我侄子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他生下来以后没有经历过饥饿，那时中国已经改革开放，农民的生活也比较富裕了，他现在是和左右来比较，他看到他的同学本事没有他大，但是当上了局长、科长，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家里有后台。他看到有的人没有他聪明，但是发了财，成了老板，因为他们可能运用了不正当手段。他和周围的人一比较，就觉得当下社会是贪污腐败、横行霸道、一无是处。因此一老一小对中国当下有两种看法。对中国社会进行比较公正的判断，要有一个纵的方向和一个横的方向，然后汇成一个十字，汇成一个焦点，这样才比较准确。我想我们看外国，外国人看中国，我希望用历史的观点，用不同的坐标来参照。

约翰·兰多夫·桑顿：美国的历史看上去很辉煌，但实际上也是经过一些挫折的。目前来说，美国社会自豪于现在的发展，有些人可能不愿意了解其他的文化，实际上美国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所以我想美国人出国留学、了解其他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认为美国也是全世界的一部分。

经验、人性与同理心

莫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属于文学所描述和所表达的对象，但文学最重要的是要表现人的复杂性。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写人不可能不触及到环境。关于中国经验，这是最近几年来提得很响的一个概念，我想有中国经验，也有美国经验；有美国经验，也有欧洲的经验。总而言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人文背景，这些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现状，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

我特别喜欢小桑顿的曾祖父老桑顿对他的教育，老桑顿教育孩子第一做人要有勇气，第二要有责任感，第三要有同理心。要有勇气、责任感，我们都有同感。所谓的同理心，就是希望一个人要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能够替别人着想。无论是做生意还是人际交流，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就会变得顺畅许多。如果永远站在个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我想和你交朋友是很痛苦的。同理心要求你换位思考，但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可能会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如果仅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要求别人，我想和这样的人做朋友、做邻居都是很不可爱的。

同理心也涉及到了中国经验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现实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各种各样的看法，也有很多批评，我想对中国目前社会的现实如果没有认真调查，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妄加评议是不负责任的。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对，但反过来说，“己之所欲”就可以强加于人吗？“己之所欲”也不能强加于人。即便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样的处理方式，在你们的家庭里、在你们的国家里是实验过多少年的，都是正确的，但是你也不能强行加到别人头上或者别的国家头上。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中国能有今天，这和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是分不开的，处理中国面临的一切问题也离不开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我想中国人肯定会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各个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帮助，但这样的批评和帮助必须是友好的，不能是强加的，不能把你的经验强行加给别人，这是我读小桑顿的书时很感慨的地方，要有同理心。

上个世纪80年代，我的小说《红高粱》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在柏林得了奖以后有很多批评，说张艺谋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故意给西方人看中国的落后面。那时候，这种批评是很强烈的。但无论是作为写小说的我，还是作为当导演的张艺谋，我们都没有出过国门，我们也不知道有“东方主义”，起码我不知道西方人到底喜欢中国的什么。而且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我的小说将来要翻译成外文给外国人去看，更没有想象到我的小说会被拍成电影给西方人去看，我写作时就是用自己的内心来写，我感觉我心里压了很多话要说出来，所以我就开始写。

同时我也要为历史上的祖先们来写作，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上演了那么多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故事，跟他们相比，我觉得我们显得很苍白，我觉得应该用鲜活的语言把祖先的光辉业绩、敢作敢当表现出来，这是我写作的动力和初衷，谁也没有想到“东方主义”。从文字的角度、作家的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主义，就是人，如果有主义的话就是人的主义，不管中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日本人也好，法国人也好，从人的层面上来考察，从人性的角度来研究，大家其实都差不多。

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出国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教导我们说，出去以后不要和外国人客气，吃饭的时候各付各的钱，这样他们会很高兴的。后来我就说这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为人之道了，吃饭之后我就抢先把钱付了，我发现外国人没有不高兴，他们也很高兴。所以有时候对西方人的评价，对西方人某些性格方面的判断也是我们想象的，从人的角度来讲都是差不多的，除了服饰、语言、生活习惯之外，都一样。为什么我们的作品翻译成西方语言，而且能打动他们？西方的文艺作品翻成中文为什么能感动我们？就是因为人性有很多最基本的层面是一致的。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去北京青年网球队的时候还很小，在13岁的时候我还没有特别强烈的感觉到文化的差异，因为太小了，只是一个孩子而已，我只是和网球队的孩子们成为朋友，和他们一起去训练，其实没有考虑到太多文化问题。但是通过体育也反映了很多东西，就是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中国人、中国的孩子、中国的少年他们看中的东西以及他们的努力、能给未来带来的东西，这些都是共通的，确实在这上面有很多共通的。

莫言：改革开放以后，文学的第一个浪潮叫做伤痕文学，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拿起笔来描述文革那个社会浩劫带给人们和家庭的心灵创伤，叫伤痕文学。现在回头来看，这样一种描述还比较表面化，外部的创伤还不是痛彻心肺，真正的创伤应该是灵魂、心灵的创伤。比如一个家庭物质的东西可以很快重建，心灵的创伤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平复。文学重要的功能不仅仅是描写创伤，而且能够疗伤。一个好的作品既能描写创伤，也要有疗伤的功能，通过描写对人心灵创伤的描写，同时能够使这种创伤治愈。创伤无处不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每个人也都一样。桑顿的小说中写网球教练，我们说他是一种坏人，这也是一个受过创伤的心灵，他总戴着手套，因为他在文革期间要练钢琴被红卫兵把手指打残了，为了掩盖他的残所以戴手套。他的这种独特经历也决定了这个人性格的变态，所以这是一个饱受肉体和心灵创伤的很有性格的人。非要逼着一个打排球的人教网球，这对他来讲也是创伤，既然不懂，又要维持他的权威，所以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一颗受过创伤的心灵的不正常的表现。不知道桑顿写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他写的也是一个有创伤的人。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觉得创伤不光是对中国来说的，在全世界的文学中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很多国家都有非常有创伤的历史，比如说二次世界大战或者是美国的民权运动等等，我想创伤永远都是一个主题，也不一定只是中国才有的，我想是在很多国家都有的。

乡村、城市与交流

莫言：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实际上是中国当代作家所面临的矛盾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作家几十年前就经历过这种矛盾。福克纳的写作也是用他的写作在呼唤一种即将失去的被现代工业所摧毁的一种田园牧歌的文明，他描写砍伐森林的时候，形容人类之间的关系，都是对即将失去的乡土文明的一种追悼。在中国这个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我们现在正在搞城镇化，最近几十年来也在不断地用城市的扩展在侵吞乡村的土地，作为一个从农村出来的作家，对这样一种现状自然感到非常困惑。我总觉得我们的发展不应该用这样的模式，我们不能盲目地建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侵吞这么多肥沃的土地，因为我是一个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经历过饥饿，深深地知道粮食对人的重要性。所以我总有一种担忧，担忧有一天突然没有粮食了，那个时候中国人会怎么办？我的很多小说里就是用这种观点来特别强调了、表现了、描述了目前的发展和保守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人类要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控制，人类应该明白最基本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外表的、浮华的、奢侈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人们应该立足于土地享受到的，用最基本的劳动来获得的东西满足人类最基本的需要。由于情感的这样一种倾向性，在我的作品中多有对乡村的赞美，多有对城市的批评。

如果是一个出生于城市的作家，他的感受可能和我不太一样，但是我现在看到很多城市出生的作家也在怀念过去的城市，比如北京的作家就在怀念过去老城墙，老护城河，他们好象也在批评当下的摩天大楼式的发展。怎么样处理好发展与环保的矛盾，我想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家当然不能把问题表面化写到小说里去，还是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性、人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只有对人的发展最有利，才是最高明的发展模式，如果我们的发展是对人性造成伤害，无论物质上多么富足，这样的发展也是得不偿失。今天上午我看《羊城晚报》，报纸上整整一版在披露美国工业发展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严重后果，当时他们有大量的有毒物品，草草掩埋在一个地方，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在这个地方建起了高楼大厦，导致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孕妇全部流产，生育的很多孩子畸形，导致了美国法律的修改，哪怕一百年前这个工厂在这个地方丢弃过废物，至今依然要为当年的丢弃来买单，整整一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美国历史上惨痛的教训，当今的中国要非常认真地吸取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用这样的方式赚了一点钱，赢得了一些外表的繁荣，但是将来我们的后代儿孙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我想现在的得利者实际是一种犯罪。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是在伦敦长大的，在北京生活了一年，现在在波士顿生活。城镇化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刚才莫言老师说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这是非常对的，因为我们要为未来负责。但是我觉得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在发生的，非常重要的是要能够从错误中学习，为未来奠定基础。

莫言：文学交流有一个不方便的地方，就是首先要借助翻译，如果没有翻译，交流无从谈起。和音乐、体育、美术这样的交流还不一样。但如果想进行真正深层次的交流，文学的交流和一般的交流相比有巨大的优势，因为文学的着眼点是在写人，文学在塑造人的灵魂、描写、塑造人的性格，如果我们通过文学作品可能会了解到中国人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人生存的思维方法，我们就会多一些同理心，我们能更多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但我想文学交流最重要的还是要把小说写好，就是通过我们的文学作品写出人共同的东西，写出人的共性，这个共性是翻译或者是交流的基础，如果一切小说中的人物一切行为都是匪夷所思的，让外国人看了之后无法理解，我想这样的作品交流的基础是不具备的，关键还是写出人的共性。当然仅仅有共性也不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也在趋同，文学也在趋同，重要的还是在有共同性的时候要有普遍性的描写，还要有共同性，中国文学和美国文学还是有区别的，我的小说和桑顿的小说也应该有区别，这样的区别应该体现在语言上，也应该体现在我们对各自生活的占有上，也体现在小说的风格上，我们写的故事、塑造的人物，小说里的人物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我想这些都是文学作品的特殊性。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这样一本特殊的和普遍的、个性和共性的统一。

约翰·兰多夫·桑顿：我个人认为，文学可以促进国际间、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我想把我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带到美国，所以写了这样一本书，希望能够发挥不同国家交流的桥梁作用。我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以及与我同龄的美国人理解中国，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中，翻译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都是由翻译来完成交流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中文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到美国。特别是一些中国年轻作家的书，希望看到更多新生代的优秀中国年轻作家的书在美国出版。我非常希望未来中美交流互动能做得更好。

互动环节

提问：我是北师大文学院大二的学生，我读过莫言老师的《蛙》，写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乡村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但是给我的感觉，我看到的是一个过去的中国，一个乡村的中国，以我现在一个“90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样一个中国和我所生活的环境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我的问题是：像您这样所代表的一种寻根文学、乡土文学，会不会是中国文学未来走向世界的一种方向和主流？

莫言：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当然了，每个时代也都有每个时代的读者。我们这批出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作家，毫不客气地说，确实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黄金时代之所以过去了，就在于我们对当下的中国生活缺少一种最真切的感受，当然我们也活在当下，我们也每天都在和各种人打交道，但是我觉得我们和真正底层社会的生活还是有了很深的隔膜，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一个作家的写作生命当然可以延续很长，但他最辉煌的写作阶段还是应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最能让作家焕发才华的题材也是有限制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限度，这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当前的状况下，城市和乡村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城里的年轻人和乡下的年轻人之间正在进行角色的变换，这样一种现实对我这样一个作家来讲要把握起来难度很大，所以我寄希望于年轻的作家来写。我也认为写当下的生活应该由年轻人来写，尤其是写到城市里的生活，写到城市里年轻人的生活，更需要有城市生活经验的年轻人来写，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几十年。所以该退席就得退席，我现在还是应该写，但还是应该发挥自己的长项，回避自己的短板。不要和年轻人硬拼青春文学，他们说的话都不知道，他们的情感当然更无法把握。在我们心目当中，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好像要掉脑袋的大事，对他们来讲可能是家常便饭，道德、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非要写人家写的东西。我还是写写我的乡村吧。

提问：请问桑顿先生，谁是您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同时我也想知道美国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书？谢谢。

约翰·兰多夫·桑顿：过去的一段时间我读了莫言老师的书，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莫言老师是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美国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味，现在很多人读畅销书，有人说大家现在读书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整个图书质量在下降，所以很难回答您的问题。在美国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作家，非常有才华，我的同学都在读各种各样的书，接下来我也会读各种各样的书。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2011年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约翰·兰多夫·桑顿

1991年生于英国伦敦，12岁移居美国，14岁赴北京生活一年，学习汉语，并与北京网球少年队共同训练，现就读哈佛大学历史系。约翰·兰多夫·桑顿将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这段中国经历写成了《美丽的国家》一书。）

第二篇：对话莫言

对话莫言:希望把对我的关注变成对中国文学的热情

2012年10月19日11:17来源：人民网-文化频道手机看新闻

如常的沉默和冷峻，如常的低调和羞涩，身着粉灰相间的条纹衬衫、卡其色便装西服的莫言似乎与往日没有什么不同。10月11日北京时间19点，莫言斩获2012年诺贝尔奖，霎时间，整个世界的目光投向中国。一个星期过去了，“莫言”两个字仍然占据着全球各大媒体的重要位置。

10月18日，受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之邀，莫言在获奖后首次离开老家高密回到北京，参加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莫言文学座谈会。在会议的间隙，记者对莫言进行了独家专访。

记者：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能够面对面对向你表示祝贺。2012年10月11日，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一个欢喜之夜，也是一个不眠之夜，在无数写作者和阅读者的守望中，我们盼来了你获奖的喜讯。经过一个星期的沉淀，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奖项，获得这个奖项好像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我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全世界有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在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作家，他们作品也非常优秀，他们也都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但是，瑞典皇家学院将今天的诺贝尔奖授予了我，所以在高兴之外，我的内心深处仍深感惶恐。记者：此次回到北京，准备逗留多少天？

莫言：两三天吧。我的老家将要举办高密文化节，我准备回去看看。

记者：从世界范围来看，21世纪的中国文学几乎是没有声音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声音更是微弱。在2007年出版的《朗文世界文学选》中，中国现当代文学仅有鲁迅《狂人日记》一篇入选。以致曾经有汉学家用“锦衣夜行”来描述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你的获奖不仅为世界提供了重新评价中国文学的机会，也打开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通道。

莫言：中国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其实，我倒更想谈谈“莫言热”这个问题。我就希望大家把对我的热爱变成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把对我的作品的关注普及到中国当代文学上，把对我个人的关注普及到所有的作家身上。因为我深知，跟我同时代的写作者，他们对我真诚的祝贺我都看到了，我对他们是心怀敬意，大家都写的非常好，所以我想随着时间的发展，会有更多的中国作家的作品被介绍、翻译成世界的各种语言，并且赢得广泛的读者。

记者：这些天，你步入文坛的经历已经成为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传奇。当年，你为什么选择了文学这条道路？ 莫言：当年我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过获什么奖项，不仅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甚至连国内的什么奖都没有想过。

那时候，之所以要写作，我承认，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有功利的因素，就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确实感觉到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今天看来，这种冲动和欲望就是对文学的迷恋和爱好，就是想用艺术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所看到的事故再描述给别人听的一种愿望。

你可知道，我小时候特别迷恋、特别崇拜的是什么样的人？是讲故事的人。我至今记得，在我们乡村的广场上，在我们的集市上，在寒冬腊月生产队的喂牛、喂马的饲养棚里，我们都可以聆听到各种各样的说书人，给我们讲述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故事。那个时候，我既是一个故事的聆听者，也是一个故事的传播者。每次，听了这样的故事，我就忍不住想将我听到的转述给别人，将那些精彩的片段重述给大家。于是，我回到家，对我的父亲母亲讲，对我的哥哥姐姐讲。刚开始，他们对我的这种讲述非常反感，但是很快他们会被我的这种讲述所吸引。值得庆幸的是，我的母亲后来也对我网开一面，允许我在集上听人说书，允许我到别的村庄里听村子里的人讲故事，也允许我深夜回到家中，面对很小的油灯，在她一边缝制棉衣的时候一边听我讲我刚刚听到的故事。当然，有的时候我记不全了，我就开始编造，按照自己的想象衔接我记忆的残片。当然，我的故事编造得还不错，以至于我很小的时候便成为一名说书人。回想起来，后来我从事文学写作，写小说、写剧本，可能就是从给我母亲讲故事开始。

记者：获奖以后，你的写作状态、创作体验，甚至是人生感悟有哪些不同？

莫言：很多不同。说实话，我很想努力地回到原来的状态，以一种初学写作的心态来写作，就好像我刚刚拿起笔、学习写作一样，而不是什么所谓的这个奖那个奖的获得者。

坦率地说，将近一个月来，我经历了一场人生的洗礼。围绕着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诸多的争论，如同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我看到了人心、看到了世态，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也看到了我自己。

前不久，在高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时候，我也用“镜子”这个比喻回答了中外媒体的提问。曾经有人不解地问，什么意思？为什么会通过这个看到自己？我想说，这其实是时代提供了一种可能。十年前，没有互联网的时候，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我们只能看到报纸，只能听到别人传谁谁谁怎么评价我。现在，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包括对我的赞誉，也包括对我的尖刻的嘲讽、挖苦。特别是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也好，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而我自己，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旁边，看到大家指指点点、纷纷评价，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我必将是受益终身。

记者：你的作品总让我想起现代派的巨幅油画，线条游移、色块纠结、情感浓重，给人以沉重、甚至是无法承受之重的感觉。在你的世界里，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原始的脉动、野性的思维、对命运无常的直面和悲悯，还有对异常

浓烈的甜酸苦辣、贴近大地的隐秘世界、变形夸张的原始悸动、极度喧嚣的语言渲染，你用你的作品创作了一个扎实、丰富、浩荡、磅礴，叫做“高密”的乡土世界，评论家说你将生活升华成了美学。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些年的文学创作？

莫言：对这几十年的文学创作，我体会很深，感触很多。写一篇作品可能还比较容易，但是一直要不断地写作，可能难度很大。要不断地写作、不断创新，不愿意重复自己，实际上就要跟自己斗争，不断地要向自己发起挑战。所以我主观的愿望很强烈，创新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是一个人总还是有限度，究竟能创新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每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元素，是不是自己所有的作品都没有重复，这个我不敢说。我知道我的创作有很多的问题，我知道很多批评家都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我创作的弱项和不足，这几十年来我听到了很多的赞扬，也非常认真地听取了很多的批评，包括很多非常刺耳的批评。赞扬鼓励可以使我继续前进，批评则使我做好准备。所以，我得说，感谢几十年来表扬和批评过我的朋友们，也感谢我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众多的媒体，包括诸多的网友对我文学创作的评价，对我文学作品的评价，以及对我个人道德方面、人格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评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中国的乡土文学叙事有着深厚的传统。有人曾经将你比作鲁迅，但是在你的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与鲁迅、赵树理笔下完全不同的乡村，它不仅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顽强生长的民间艺术，更有我们通常感触不到的意识之下巨大的心理冰山，影响甚至决定了你的作品的风格。

莫言：相比你刚刚提到的鲁迅、赵树理，首先我跟他们时代不一样，我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个人体验的社会生活不一样，这决定了我们文学作品的内容不一样。同时，也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我现在所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各种信息，所得知的各种新的思潮，也是他们当时所不具备的。但是，从文学的技巧上，从语言的功力上，从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占有上，我认为我与鲁迅、赵树理相差甚远，对他们我永远高山仰止，自知无法达到他们那种深刻和洞彻。

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除了时代因素之外，我有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我的作品更多的还是来源于对中国民间文化的接受。赵树理是一位对民风民俗非常非常了解的作家，他的作品里面更多地表现了民间的这种口语、故事、语言等方面。我的作品可能比他多了来自民间的虚幻的、想象的、超现实的因素，这些恰好变成了我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将诺贝尔颁奖辞中“hallucinatory realism”翻译为“魔幻现实主义”，其实不十分准确，我认为翻译为“变形的”、“怪诞的”、“迷幻的”更为达意。

记者：说到变形、怪诞、迷幻甚至是魔幻这些概念，你觉得你作品中的乡土风情与你成长的东北乡有哪些变化和勾连？

莫言：高密县东北乡实际上应该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个缩影，不仅仅是我里面写的人物、写的事件，有很多来自四面八方、天南海北，包括我小说里面描述的风景，像《蛙》那条波浪滔天的大河，现在高密根本没有这条河，高粱也根本不种了，包括马尔克斯描写的戈壁、沼泽、沙漠，在现实中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记者：能否透露，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莫言：我现在正在着手准备三部作品：一部戏曲的剧本、一部话剧的剧本、一部小说，到底先完成哪一部还很难说。戏曲讲的是一个神话故事，大约完成一场；话剧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国外的中国故事；小说的场景还设在我熟悉的高密县东北乡。

记者：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12月10日的获奖演讲中，你会说些什么？

莫言：说真话，说实话。其实，获奖演讲有两份，一份五分钟，一份四十五分钟，我都还没有准备，下一步我要全力以赴的就是这些演讲。有人劝诫我要说这些，有人启发我要说那些，而我，更想以我的方式，讲出我的追求，也讲出我的真诚。按照瑞典皇家学院的规定，11月5日之前，我要将演讲的题目告诉他们；11月12日之前，我必须将演讲的稿件交给他们，以便他们翻译，因为演讲辞以五种语言同声传译。

记者：你也许没有看到，你获奖以后，网友编出了不少与你的名字有关的短信段子，非常有趣。

莫言：其实我都看到了，非常庞大的一个莫氏家族！真让人羡慕。很遗憾，我姓管。

第三篇：教育报杨振宁与莫言对话)

两位诺奖得主关于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图

2013年05月18日14:17 来源：中国教育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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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现场，左起分别为杨振宁、范曾、莫言。新华社发

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杨振宁（1957年获奖感言）

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莫言（2012年获奖感言）

5月15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门前，一群“粉丝”正争相在一巨幅宣传板前拍照留影。当日下午，作为北京大学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合作举办的“众芳所在”系列讲座之一，一场题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的讲座在这里举办。

在名家讲座天天有的北大，这场讲座还是显得不同凡响。一票难求，皆因这场对话的主角是科学界与文坛的两大巨匠——杨振宁和莫言。而从中穿针引线玉成此事的主持人则是著名学者、书画家范曾先生。

在莫扎特D大调进行曲KV249的乐曲声中，三位大家徐徐落座。有意思的是，三人的年龄正好形成差不多16岁的梯度，莫言现年58岁，范曾75岁，而杨振宁则已91岁高龄。杨振宁与莫言，一个是大学教授的儿子，一个是农民的儿子；一个求学异域，一个扎根乡土，最后殊途同归，先后走上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与李政道一起成为首次问鼎诺贝尔奖的华人；2012年，莫言掀开历史新的一页，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相隔55年，两位大师级人物走到一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科学与文学，一个重在发现，一个重在创造，二者不断交融，互相促进，任何一方都能帮助另一方获得更好的发展，两位大家的相遇，必能碰撞出绚丽的火花，给青年学子以智慧和启迪。”北京大学校长王恩哥这样表达他对这场对话的高度期许。

关键词：发现与创造

文学比科学更自由

一场科学与文学的对话，却从一个与科学和文学都有关联的“中间点”——宗教拉开序幕，由此，足见范曾先生的匠心独运。

“我没有宗教信仰。宗教的本质是劝人向善，在这一点上，文学和宗教是一致的。”莫言的回答简短而直接。

“宗教和科学是息息相关的，两者并不矛盾。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范畴日益扩大，科学扩张一点，宗教就退后一点，科学领地多出的部分，正是从宗教那边夺过来的。但是我认为，科学是有限的，而宗教是无限的，年龄越大，我的这一想法就越清晰。”杨振宁解释说，“因为人类的神经元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神经元想了解世界上无限的现象是几乎不可能的。”

对于科学与文学的异同点，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有很多不同。文学关注人，科学关注自然界，文学家关注人类情感，科学家关注物质的原理。“所以，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里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了植物的生殖器官。”

想象力对于科学和文学同等重要，但是想象力在科学和文学中的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不管在科学、文学、艺术界，发现跟发明创造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晰的。科学里发明创造的成分比文学里少一点。我知道莫言喜欢写幻想文学，有没有幻想科学呢？我想没有，科学是‘猜想’的学问，不是幻想的学问，幻想的科学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科学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经有的现象，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如电和磁，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需要想象、需要猜，但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

莫言对杨振宁的观点表示赞同：“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文学当中有个重要的门类叫科幻文学，拥有大量读者。其实很多作家并不具备诸如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进行描写。其实文学作品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再去想象、类推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则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

“文学家的创作虽不像科研一样严谨、尊重事实，但也不是无中生有。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现实人物与想象加工的综合，但又不能和现实中的人完全对上号，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更自由的地方。”莫言说，在他《生死疲劳》、《蛙》等作品中，都有其邻居、亲戚的影子。

“如果让爱迪生来到现在的世界，生活上一周，他看到今天的现实生活，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杨振宁反客为主，向莫言提问。

“我觉得是手机吧”，莫言说。“手机确实很神奇，用手机在这里就可以和美国通电话。事实上，中国的古典小说《封神榜》中就充满奇幻想象，如果爱迪生看到今天的世界，肯定觉得简直比《封神榜》还要奇怪。”杨振宁老顽童般的天真引发会场一波笑声。

除了想象力，杨振宁还从审美的角度看到了科学发现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相似性——“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自己的结构之美、表述之美、思想之美。在许多科学家看来，审美准则同样是科学的最高准则。”

莫言则谈道：“科学和文学虽然探索的方式不同，但从本质上讲都在探寻真理和秩序，洞察宇宙和人心的奥秘。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与科学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追寻真理。” 关键词：兴趣与灵感

真情妙悟铸文章

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过程有无共通之处？杨振宁说：“9年前，范曾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画的是我和陈省身先生对话的场景。我尤其欣赏的是范曾题的诗，其中有一句是‘真情妙悟铸文章’。我认为这7个字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要素和过程说得非常清楚。先要有真情，也就是浓厚的兴趣，然后是妙悟，也就是灵感，有了这些才能取得成果——铸文章。三部曲道尽了科学研究必经的过程。”

“我想问莫言先生，这7个字描述文学的创作过程是不是也恰当？”杨振宁再次抢主持人范曾的饭碗，向莫言发问。

“用来描述文学创作更恰当了，铸文章嘛。”莫言机敏地回答。

“如果问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你所做的重要的工作，里面的妙悟能不能讲出来？通常都能讲出来。在科研中对于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突然灵机一动，思想就会非常开朗。但是如果问一个文学家，创作中是不是有一个顿悟的时光？我想没有吧？”杨振宁第三次客串当起主持人，向莫言提问。

“也有，文学创造中也有灵感和顿悟。灵感突然到来，创作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就是在做梦时排列出来的，作家也会在梦中构思出很好的情节。我很早就想写《生死疲劳》，但一直写不下去，就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没有想好。2005年，我去承德参观一个庙宇，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壁画，是关于佛教的“六道轮回”的，我突然顿悟了，就以“六道轮回”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结构，后面写起来就特别顺利了。”

关键词：风格与创新

很多时候，创新是逼出来的

“文学家有风格，科学家有风格吗？”范曾问。

“凡是大科学家，都有自己的风格。”杨振宁说，“20世纪是物理学发展最恢宏的世纪，以20世纪物理学三大成就之一的量子力学来说，其中两位代表性人物狄拉克和维尔纳·海森堡的风格就很不一样。狄拉克的话很少，简洁，可是他逻辑性很强，假如你了解他的简单、直接的逻辑思维方法，你就会觉得他的文章读起来是一种享受。而海森堡则习惯在未知中大胆摸索，他写出很多论文，其中有很多正确的，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

“盖住名字，都一段文字，你就知道这是鲁迅还是沈从文的作品。这就是文字语言的魅力。”莫言说，“谈到作家的风格，有的人简洁、干净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复，像福克纳。我们中国作家中也可以举出很多不同风格的例子。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朦胧、简洁、繁茂都是美，这可能比科学要自由。”

不过，莫言认为，文学上一些新的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多数时候是出于无奈——“因为前人已经在某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了，很难超越，怎么办？只好避开已经很辉煌的这些流派和风格，另辟蹊径，通过创新，实现超越。”

杨振宁也认为，创新一定程度上是逼出来的，这个过程有时候会是比较苦闷的。“现在回想起来，1947年在芝加哥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和苦闷的时期，最难的是自己找问题、确定论文题目，因为之前是学习已有的知识，而写毕业论文，就是要创新和突破前人已有的知识范畴。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35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57岁。“是不是科学家取得杰出成就的年龄普遍会早一些？”范曾发问。

杨振宁说，文学中创意的来源与科学不同，对于文学创作而言，需要丰富的生活积淀，可能大器晚成的多一些，而对科学而言，创造力确实和年龄有很大关系，有些科学领域，比如数学和理论物理，非常适合年轻人。比如爱因斯坦，在他26岁那一年中写了6篇论文，其中3篇是世界级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因而容易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勇往直前，容易获得重大突破，年龄大了知识面广了，学的东西多了，顾虑也多了，对于创新反而是个坏事。” 关键词：民族性与传统文化

我们都深受中华文化影响

杨振宁较长一个时期生活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工作也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是他说：“我在中国接受过传统教育，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在攀登高峰的路上，中国的科学家与文学家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杨振宁和莫言均认为，科学和文学都是观察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窗口，科学家和文学家也都通过民族与文化传统影响着世界。

“物理学的前沿方向有很多，科学家选择向哪个方向进军，是受到个人特点和文化背景影响的。中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跟德国物理学家喜欢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比较务实，不走极端，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杨振宁说。

莫言认为，不同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民族性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更加明显。“中国的民族性在《周易》中就树立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半句讲进取，后半句讲兼容并包。关于文学创作，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叫文以载道，就是希望通过文学来继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基本的价值观，然后借以教育国民、开启民智，这是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

“在写作的时候，作家往往不会主动地选择描写民族文化或民族性的东西，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赋予笔下的人物这些特性。”莫言说。

关键词：诺奖情结与争议

不能以获奖为动力

对于科学界、文学界及经济学界来说，诺贝尔奖都是最受瞩目的大奖，获奖者不仅会成为媒体和社会大众关注的焦点，有时还会陷入争议的漩涡。

“霍金为何没得到诺贝尔奖？”范曾冷不丁抛出一个“敏感话题”。

杨振宁假做思考状，然后突然说：“哈哈，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现场笑声瞬时引爆。

不过，事实上杨振宁还是侧面对此做出了回答：“在诺贝尔奖中有三个科学领域的奖项，就是物理、化学、生物和医学，争议比较少，这主要因为科学比较简单，科学里的价值观比较单纯，这也是我选择学习物理学的重要原因。诺贝尔奖诞生一百多年来，科学领域的奖项也不是没有争议，但是应该说，80%—90%的奖项是颁对了的，获奖者是实至名归的。”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我们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和英国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杨振宁第四次向莫言提问。

莫言笑称，不光是英国人，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在我获奖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是个争议话题，每年快到颁奖之时，我总能接到无数的电话，让我深受困扰。但当我获奖之后，我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我成了众人研究的对象，似乎每个人都拿着一把手术刀等着‘解剖’我，所以我干脆不把自己当人了。”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总是在你几乎忘记它的时候悄然而至。”莫言这样形容他的获奖，“我对杨先生这样的科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自然科学是绝对的真理，文学和科学则不一样，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喜欢你作品的人觉得挺好，不喜欢的人觉得，这是啥玩意儿。”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奖项，可以推动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文学滚滚向前。作家要想写出好的作品，应该把文学奖忘掉，如果一心想着文学奖，把得奖当成写作的动力，甚至去揣度评委的口味，并试图改变写作的风格，这多半是南辕北辙。这样的道理，在科学研究中同样适用。”莫言说。

范曾告诉莫言：你获奖后，听说你老家的萝卜和院子的砖瓦遭了殃。莫言大度回应对此“能理解”。但他还是呼吁大家理性一点，“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是什么文曲星。”莫言说，“有人说我会倒背《新华字典》，这是谣言，我在读完小学五年级被学校开除后，在家没书看就翻阅《新华字典》，学会了一些生僻字而已，会的汉字可能也就500多个，而且在写作中还经常写错别字。”

在莫言看来，得个科学类诺贝尔奖比文学奖更硬气。“假如有来生，我一定要去学物理，我要是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看我还低调不？”莫式幽默又引发一阵大笑。

关键词：大学生与中国梦

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请二位用简短语言谈谈你们对中国梦的理解。”范曾把话题引向时下讨论的热点。

杨振宁说：“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中华民族一百多年被西方列强欺负得很惨，在座的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被欺负’是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灵魂深处的感受。原因大家也知道，就是中国在发展近代科学方面落伍了。获得诺贝尔奖，变成了全民族的期待。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也就产生了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一定会实现，因为中国有无数优秀的青年，这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我在国内有十多年了，我认为，和美国的大学生相比，中国大学生在本科阶段掌握的知识要多得多，他们更勤奋，更努力，对于未来发展对自身的要求更清楚。当然，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几百年发展的成果，不可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证明，这些问题都能克服和解决。所以，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持乐观态度。”

莫言的回答则充满“魔幻现实主义”色彩：“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条消息，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征集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中国人报名很多。我想这也表达了中国人的梦想：到天上去。”

谈到当今大学生身上缺失什么样的品质，莫言告诫学生：“每个人都想出名，北大的未名湖取名‘未名’，实际上也有鼓励成名的意味，但是不要急于求成。就拿我自己来说，早期写小说，挖空心思找故事，有了生活积淀以后，现在就成了故事来找我了。”范曾批评一些学生和家长把学艺术视为成才捷径的思想：“有些人，学习成绩不好、文化课不行就改学艺术，我想告诉他们，世界上没有什么随便可以成功的事情，很多艺术家，到老了其才华才发挥出来，被社会认可。”

最后，三位大家各用一句简短的话寄语当下青年，传递正能量。范曾以“诚外无物”表达对青年品性的期许，莫言借用作家王蒙一本书的书名“青春万岁”祝福和激励青年，杨振宁沉思良久：“我想说的是，自强不息！”（记者 汪瑞林）

(来源:中国教育报)

第四篇：莫言

当我接到通知说要协同王老师，海波来跟大家谈谈莫言的时候，我无比的惶恐，以前一直倾向于古典文学，前不久才改主意考现当代文学，所以一直在恶补，因为莫言的书我读的不多，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出来大家更为积极有思想的探讨。

首先我们再来重温一遍颁奖词吧：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瑞典文学院在当天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他在作品中融入了年轻时代的个人经历。

中国的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个中国籍作家获得该殊荣。过去的这么多年，中国作家何止上万，我们认为的、政府认为的有影响的好作家也数不胜数，为什么偏偏是莫言独中头彩？要知道，早在十几年前，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都被各批评家大批特批呢。好吧，我也就认认真真读过这两部作品，先拿这两部来说吧。

作品内容不再一一赘述，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小说，对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刻而积极的影响。《红高粱》以自由不羁的想象，汪洋恣肆的语言，奇异新颖的感觉，创造出了一个辉煌瑰丽的莫言小说世界。他用灵性激活历史，重写战争，张扬生命伟力，弘扬民族精神，直接影响了一批同他一样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军旅小说家写出了自己‘心中的战争’，使当代战争小说面貌为之一新。‛

莫言与中国绝大部分作家不一样，我们经历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已经六十多年，‚眼睛看不到的就是没有的‛这一观念几乎已经深入人心，而这恰恰是莫言不同人之处，他的最准确的学历是小学毕业，然后自己通过学习的。他说因为我读书比较少，所以我的想象力发达。如果我读上30年的书成了硕士、博士，可能想象力要大打折扣了。

我一直坚信作家不是学校培养出来的而是生活造就的，莫言狂野无羁的文学才能得益于‚跟大自然打成一片‛，生活底层的磨练与梦想成就了他。他通透的感觉、奇异的想象力、旺盛的创造精神，以及他对叙事艺术探索的持久热情，使他的小说成了当代文学变革旅途中的醒目界碑。他从故乡的原始经验出发，抵达的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隐秘腹地。他的笔下的欢乐和痛苦，说出的是他对民间中国的基本关怀，对大地和故土的深情感念。他的文字性格既天真又沧桑；他书写的事物既素朴又绚丽；他身上有压抑不住的狂欢精神，也有进入本土生活的坚定决心。这些品质都见证了他的复杂和广阔。中国很多作家都喜欢写土地，但土地、农民、母亲这种近乎三位一体的纽带感没有比《丰乳肥臀》体现得更为深邃。上官鲁氏是一个让人动容的母亲。她向上天祈祷把所有灾难和病痛都降临到她一人身上，别折磨她的孩子。莫言用最压力的增加砝码方式，来测试这个母亲被践踏的身体以及扩展的灵魂，每次读到母亲的微笑和下体的臭虫都让人痛哭。这是只有莫言才能写出的母亲，这是那些粗鄙的自诩净畅宁们无法理解的写作，他们看到的是亵渎，而不是敬意，看到的是抄，而不是语境转换。

由于莫言获奖的主要原因还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我们也来谈谈。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作者往往打破时间顺序和空间界限，出现了一连串的倒插笔，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都放在同一个画面上来描写，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实到魔幻，从生前到死后，常常重叠在一起，在同一个场景中出现。作品中出场的人物仿佛是梦中人，他们来之蹊跷，去之迷离，作品中常常出现死人复活，鬼魂与世人对话。在语言表达方面，大量使用本民族的方言俗语，乃至不见书面记载的粗犷的土语，因而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莫言的《蛙》以乡村医生别无选择的命运，折射着我们民族伟大生存斗争中经历的困难和考验。小说以多端视角呈现历史和现实的复杂苍茫，表达了对生命伦理的思考。叙述和戏剧多文本的结构方式建构宽阔的对话空间，从容自由、机智幽默，体现作者强大的叙事能力和执著的创新精神。

他自1980 年代中以一 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 ‚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在几十年文学创作道路上，莫言对祖国怀有真挚情感，与人民大众保持紧密联系，潜心于艺术创新，取得了卓越成就.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

一个有过先秦诸子、汉唐气象、宋明风韵的传统文学大国，一个曾诞生过孔子、屈原、李杜、曹雪芹的文明古国，走到今天，终于有中国籍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上留下名字。我们需要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是慰藉，是证明，也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新起点的开始。

不管承认不承认，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奖金丰厚、影响力大和权威而为世人看重。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符号，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价值。中国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了其著作的高水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这是一种接纳和融合的过程，这是一种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国文学要走出国门，也必须走出国门；中国作家要走向世界，也必须走向世界。

当然，只有一个莫言还不够，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同时，没有哪个作家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我以为获奖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身份——作家，共同珍爱文学，共同的使命担当。……写作的过程是不断反省自己的过程，也是考量自己的内心与生活、人生与时代有多大距离的过程。‛获得鲁奖如此，茅奖是如此，诺奖也应如此。每个作家都应该扪心自问，自己的写作能不能对得起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

我的一个朋友在莫言获奖后写了一首诗，我来分享给大家：诺奖报播炸雷起，《丰乳肥臀》手捧时。九州终得圆诺梦，莫言名声震环宇。思维独特树文旗，华夏文明凝翠璧。问鼎诺奖总堪喜，多言祝福少微词。

说完了莫言，我也想以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借助贤林讲坛谈一下文学和阅读。曾无数人哀叹文学的无用，这样的哀叹总让我很无语，在大学的学习不仅仅是专业课上成为一个现代化建设的工具，我们也可以去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么我们就要多涉猎各种书籍从而武装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通过读书有所思，所悟，然后把自己的思想记录下来，即使你的思想不能被大众所接受，即使你的文章为此引来非议，也不要去在意，现在的社会至少不会因为文字而招致杀生之祸，文字狱的时代已经过去啦。当然也不要老是用世俗的眼光去看问题，动不动就是说要让别人喜欢，要把文字写到让大众看了心里舒服，如果是这样，在我看来，文字，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文字，则成为了消遣的东西。如果看到一些有违道德的行为，我们熟视无睹，甚至没有任何感触，我们不能够写文字给予它们应有的批判，那么这种现象将会在我们的生活里泛滥。如果那样的话，文字将不再具有吸引力。所以，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文学，没有一个人的思想是可以出卖的，即使思想可以出卖，灵魂绝对不可以，文学的意义，无论在何时，都有着引导作用，指引着一个时代的方向。

文学，除了从几本销量羞涩的刊物里衍生几部无关痛痒的影视作品，她还能有什么用呢？她就是一个青年后慢慢行走着的人，不要指望她对当下的生活有什么直接了当的影响--尤其是面对一个急吼吼的没有耐心的年代，她永远也影响不了股市，房价和白菜，她就那么慢慢地走着，不，她甚至不走，她就在原地站着，她像一棵树，一棵慢慢的生长，慢慢的向下扎根的银杏树，因这慢，我们得以饱满和从容，因这慢，我们得以丰饶和深沉，因这慢，我们得以柔韧和悲悯……

文学就是这么一棵树，我们很多人都深爱着那棵树，同时也是被那棵树深爱着的孩子，只要有了这种爱，无论我们走多远，最终都会回到这棵树下--我有归处，一想到这个，我就觉得无比踏实和幸福……

谢谢大家！

第五篇：莫言

莫言创作大事记

1981年，开始创作生涯，发表《枯河》、《秋水》、《民间音乐》等作品。

1986年，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出版。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引起轰动。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

1987年，《红高粱家族》出版。

1988年，发表《天堂蒜薹之歌》。1993年，《酒国》出版。

1997年，《丰乳肥臀》获得“大家文学奖”。

1997年，进入检察日报社工作。

1999年，发表《师傅越来越幽默》、《红树林》等。

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文学类最佳书奖。

2005年，《四十一炮》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

2006年，出版《生死疲劳》。

2007年，出版散文集《说吧，莫言》。2008年，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获第二届红楼梦奖。

2009年12月，出版长篇小说《蛙》。

2011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颁奖词

莫言“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 文学界热议莫言获奖 周国平：诺奖终于回归现实

高洪波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

“去年获茅奖，今年获诺奖”

去年两件大事与莫言有关，他的《蛙》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在中国作协的换届选举中，他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两件事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界对莫言的认可度是很高的。现在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世界性的文学奖项，是中国文学改革开放30年来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的象征。

同时，莫言的创作扎根中国大地，用他高密的故事和汪洋恣肆的语言、浓艳的色彩，每部作品和每部作品都不相同的一种构思，使他的文学达到了一个可以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被专家们认可，我为莫言感到高兴。说明了国内外的认可度达到了共识。

李敬泽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著名评论家

“扎根中国经验与世界对话”

听到他获奖，喝了三杯酒。我觉得诺奖给一个中国人，在我的想象中就是莫言。他确实能特别突出地代表当代中国文学1980年代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扎根在中国经验中，同时有力地与世界展开对话。他是1980年代以来，最多被译介的中国作家之一。很简单，任何一个忠实于人性的作家，不仅中国人会懂你，外国人一样懂你。莫言的获奖，起码它对所有热爱文学的人是一个好消息，也使我们重新深入体验文学的价值。

毕淑敏 著名作家

“对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是好事”

我和莫言是鲁迅文学院的同学，余华、迟子建、莫言，我们在一起学习了两年多。当时是1980年代，觉得诺奖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总之，作为同学，今天我特别为他高兴。他这么多年特别勤奋地努力在思考。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来说，这代表中国在世界上，文化越来越被关注，不仅是莫言的荣誉，也是中国的文化受到重视。每个作家都是在他国家文化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也是一件好事。

潘凯雄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著名评论家

“有中国本土也有世界表达”

莫言的作品是翻译的外文语种比较多的，对其获奖多少有一定关系，外国读者阅读起来会比较方便。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创作本身有中国本土化的东西，也有国际化的表达。比如他最近的新书《蛙》，其中表现的人口问题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问题。

晨报记者 刘婷

任鸣 导演

“他的作品„最中国“

当初人艺选择莫言作为荣誉编剧，就是觉得他是中国最有实力、有思想的作家，同时他的作品也“最中国”，我们当时私下就认为他是可以得诺贝尔奖的，但没有和他讨论过，我觉得这不是他喜欢的话题。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胜利，同时莫言也不仅仅属于文学界，也跨界戏剧，《我们的荆轲》语言非常自由，想象力很丰富，而且充满诗意，但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这部戏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很深刻，也很犀利，有一种勇于批评的精神。

晨报记者 和璐璐

哲夫 作家

“莫言人品如文品”

莫言是我的好朋友，其实在之前，我已经感觉他获奖的可能性会很大，因此也提前发短信祝贺过他，不过他当时没有对诺奖表示什么。如今，终于猜测成为现实。

其实在此之前，我和莫言也曾经在一起谈过诺贝尔文学奖，我当时跟他说中国的作家中他离诺奖最近，因为他的作品和世界文学是接轨的，几乎没有什么隔阂。其实我想莫言心里也明白，但是对于诺奖这样一个世界级的大奖，不到揭开笼屉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莫言自己很少发表对诺奖的态度，包括私下里也是如此，我跟他聊的时候，他也并没有什么回应，不过我想他心里应该有数，最终能获此殊荣，我想他应该也会非常高兴。

晨报记者 周怀宗

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莫言是有力量的作家”

莫言的小说有一种力量感，这在中国的小说中并不多见。中国的文学，一般来说给人的感觉都是柔弱的，不论是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其实都有这样的现象。但莫言不同，他的小说汪洋恣肆，给人一种强大的力量感，这征服了许多的读者，对我来说，影响也特别深刻。

莫言的这种力量究竟来自哪里？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美学观，既有辉煌也有血腥，这是中国文学中所少有的，其实自左翼之后，中国的文学中一直都强调和流行一种单纯的美，而对于不美的那一部分很少涉及，莫言则不同，他的作品中既有美好，也有不美好的东西，他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造就了一份独特的风格。

舒乙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大江健三郎十年前就提名他”

莫言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成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奖是一次破冰，打开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门。

其实莫言被诺贝尔奖关注已经有不短的时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大约在十年前就已经提名过莫言获奖，他是外国作家中比较早喜欢和赏识莫言的。

有一次大江健三郎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我发现作陪竟然就是莫言，当时他们两个在现代文学馆交谈，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评价非常高，认为莫言已经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十年后，当年的预言终于成为现实。

周国平作家

“诺奖终于回归现实”

在莫言得奖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作家和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远在天上的神话，如今，这个神话变成了身边的故事，终于也回归到了它本来应该的状态。

莫言得奖，当然值得高兴，这是莫言个人的荣誉，也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肯定。莫言的获奖，对中国作家来说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件坏事，这个悖论来自于诺奖本身。好的方面是，莫言成为第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本土作家，这打开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门，之前种种关于中国作家难以获奖的说法不再成立，其他优秀的作家也有可能获奖。不好的是，诺奖只有一个，还可能会考虑到平衡问题，莫言获奖，其他中国作家获奖的可能性会变小。当然，不管怎么说，获奖都是一件好事，这使得诺贝尔终于来到我们身边，也使得中国作家以后谈及诺奖，心态也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复杂了。

晨报记者 周怀宗

作协点评

关注中国命运受到评委肯定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何建明昨天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喜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源于他一贯地坚持现实主义写作，他一直关注中国社会历次发展的命运，他的作品获奖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中国作家的传统现实主义写法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中国一贯的现实主义关注，民族、人文主义关注的肯定。何建明称，在私下交流时，莫言认为《蛙》并不是自己最好的作品，同行也认为他还有很多更好的作品。十几年来，莫言对社会、中国人文的关注和关照有非常深刻的一面。

晨报记者 刘婷

出版界反馈

莫言作品系列新版开始预售

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系列新版将于近日上市，其中的长篇小说部分已经开始预售。据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曹元勇介绍，较早的时候该社就有这个计划。海外莫言重要的长篇小说，有十几种语言的译本。他的书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也获过文学奖项。对于莫言，曹元勇认为他是一个内心独立、清醒的作家。“有人问我说莫言成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对他的创作是不是有影响，我认为不会有影响，因为他精神上非常独立”。他的获奖，对中国读者回过头来阅读本土作家的作品也是有帮助的。

晨报记者 刘婷

外媒评价

在过去10年，莫言始终是被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他的得奖打破了批评家所指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所垄断的局面。

——《纽约时报》

出生于1955年的莫言，童年时代异常艰苦，他曾说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的得奖势必在中国激起惊喜与得意。

——路透社

知名汉学家妮基·哈曼为莫言的得奖欢呼，她说：“他是个很棒的作家，从此以后将更加有名气。这对全中国的作家都是个好消息，因为它将拉近英国读者与中国作家的关系。”

——英国《卫报》

莫言获得这项久负盛名的奖项对中国意义深远，其官方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的新闻联播中插播了这一足以引起全国人骄傲的喜讯。

——美联社

莫言得奖的消息一出，中国的网络第一时间热闹起来，不少网民由此得出“中国正在崛起”的结论。

——CNN 美报述莫言作品特点：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原标题[美报细述莫言作品特点：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1日文章】题：在中国，一个作家发现了一口深井(作者在莫言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中，这位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刻画了来自中国东北的一个典型工人形象，这个师傅在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的时候下岗了。

这篇小说像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一样，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在莫言的作品中，这位多产、富有想象力、不受限制、有时愤怒的作家塑造了一个个充满着乡土气息的人物，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被日常生活中令人尊严扫地的暴行打击得一败涂地，伤痕累累。

也许，正如莫言自己去年在加州伯克利召开的中美文学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只要人活着，就会有痛苦”。但是，说到他的文学理念，莫言说：“我认为大多数读者都更喜欢读到描写痛苦生活的幽默词句。”

幽默是莫言文章的特点之一，而且毫无疑问某种有趣的距离感让人更容易理解他多数情况下描写的中国农村社会，这里的不公平、随意的暴力、恶臭和悲剧，还有卡夫卡式的挫败感。

但是，在他有关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故事中，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种潜伏在表象之下的尖锐的愤怒感。这些小人物都生活在莫言自己生长的山东省，正如他自己在一本合集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人们努力将死亡拒之门外。

同样，《天堂蒜薹之歌》这部小说发生的背景是在一个讽刺性地命名为天堂县的地方。村子里的农民被一群官员命令种植同一样作物蒜薹，然后这些官员在靠各种杂费和税收中饱私囊后宣布，仓库满了，不再购买农民们种出的蒜薹了。

但是，莫言的书中也不全是这种小人物和反复无常的官员之间的斗争，他还有《红高粱家族》和《生死疲劳》等作品。《纽约时报》的书评称《生死疲劳》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

这些小说是完全不同的。正如莫言的作品的英文翻译家葛浩文在一封邮件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喜欢爱伦·坡，那你可能会喜欢即将出版的《檀香刑》；如果你更倾向于拉伯雷的风格，那你可能会喜欢《酒国》；如果喜欢寓言式小说，那我推荐《生死疲劳》。”

美译者将莫言比肩狄更斯：最恐怖场景有强美感

原标题[美国译者将莫言比肩狄更斯：最恐怖的场景也有很强的美感]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0月11日报道】葛浩文(How ard Goldblatt)是最著名的中国当代小说的英文翻译家之一，也是最热情地在西方推介莫言作品的人之一。葛浩文说自己第一次被莫言的作品吸引是因为“它非常新颖，在时间上自由地前后转换。我被作品的语言、刻画人物的深度和作品呈现出的生命感所吸引”。

在《丰乳肥臀》和《蛙》等小说中，莫言“擅长让中国以外的读者了解中国人是什么样子，并同时让中国国内的人与他们的历史产生联系感”。

【美国野兽日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很多观察家，包括一些中国观察家在内，或许都对深受欢迎的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今年没有获奖感到意外。但是，在中国当代作家里，莫言一直被看做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从早期作品《红高粱家族》到后来的《生死疲劳》，他始终致力于通过小说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学世界。

莫言作品中的环境常常是荒诞甚至神秘的，超现实与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比肩存在。

把莫言的大多数主要作品译为英文的美国人葛浩文称，莫言是“最伟大的”去熟悉化"者之一：血是绿色的，小孩吃金属从某种角度说，他是个寓言家，都是幻想，但他却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把这与现实联系起来，让你觉得可以接受”。

葛浩文对莫言的成功表示“高兴”。他说：“我一直喜欢粗俗、大胆、幽默的语言大师，比如狄更斯或拉伯雷。莫言的优点与其说在于他创造的人物，不如说在于他对语言和意象的运用，加上他那种嘲讽的幽默。”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11日文章】题：中国小说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者文学评论家史蒂文·穆尔)

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经常颁发给一些确实有才华，但却不太为人所知而且作品也印数不多的作家，从而导致他们一旦获奖后，不得不匆忙再版所有作品的局面。幸运的是，今年文学奖给了一位实至名归而且出版作品很多的作家中国的小说狂人莫言。

葛浩文形容这位中国作家是一个安静的、有思想的自学成才者。葛浩文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时说：“他的社会意识非常强，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良知。他对中国社会非常感兴趣，无论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人们对他有很多的争议，但这不再对他构成困扰。他头脑中肯定有很多问题，因此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外面的世界。”

葛浩文翻译过莫言的5部小说，而且还有两部即将出炉。他形容莫言的作品有狄更斯式的特色。他说：“在莫言的笔下，即使是最恐怖的场景也有很强的美感。”

人民日报：莫言获诺奖使中国当代文学走入世界

李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莫言获奖具有多重意义。一方面，拉近了中国文学和世界各国读者之间的距离。中国有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为语言障碍、价值观差异，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还不够广泛，一些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会使外国读者更加关注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激起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而这种兴趣又会激发国外汉学家下功夫把更多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到世界上去。

另一方面，拉近了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文学界的距离。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作家群、读者群、最大的文学作品产量，长篇小说一年出版数千部，网络小说更是数不胜数，还有散文、诗歌、戏剧、报告文学等等。这样一个庞大的文学实体不应该被诺贝尔文学奖忽视，我们希望莫言获奖，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新起点，希望中国作家创作出更多的精品佳作，奉献给中国读者和世界读者。

铁凝（中国作协主席）：

莫言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情怀，因而不仅深受国内广大读者的喜爱，在国外也深受一大批读者的喜爱，我和他一起在西班牙参加中西文学论坛的时候，他生病住进医院，主治医生竟然也是他的读者。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的作品可能也是译成国外语种最多的。莫言的获奖，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关注，表明几代中国作家孜孜不倦的实践和努力，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

对于一个成熟的、把文学视为生命的作家而言，获得任何一种奖项，都不会是他写作的最重要的动力。我相信莫言和一大批中国作家，以及一批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优秀华人作家同行们将继续勤奋写作，积攒充沛的创造的能量，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人类文化财富的积累作出应有的贡献。

王文章（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

上世纪80年代，莫言开始在文坛上“冒”了出来，直到今天，他仍然保持着旺盛而持续的创造力。通过那些作品，我们能够看到他对社会现实持续而敏感的观察，对历史文化独特而深刻的思考，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关照人们的命运和心灵，生存状态、喜怒哀乐、所思所想，这对具有相似经验的中国读者而言，具有强烈的共鸣和吸引。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语言风格彰显了莫言的创作理想、文学天赋和社会责任感，因此莫言得到中国和世界读者的肯定具有必然性。

雷达（文学评论家）：

莫言的小说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融合在一起，成功地结合了世界文学经验和民间本土经验，因而具有一种奇异的魅惑力。我认为《红高粱家族》这一系列仍是莫言迄今为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红高粱家族》与我国以往战争题材作品面目迥异，它虽也是一种历史真实，却是一种陌生而异样的、处处留着主体猛烈燃烧过的印痕，布满奇思狂想的历史真实。我们大口呼吸着高粱地里弥漫的腥甜气息，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体验和融身于历史的“浑一”状态。其最深刻的根源乃在于作家主体把握历史的思维方式之巨变。

陈晓明（文学评论家）：

过去西方承认的主要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最多到现代，而对中国当代文化和当代文学一直存在抵触和偏见，通过莫言的获奖，西方将会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姿态来接受当代中国。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一直在寻找文化上的肯定，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给莫言，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客观的肯定。这些年媒体上很多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和贬损是很不客观的，常常建立在没有充分阅读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常常为了博取眼球而把一些片面的观点发挥到极端。莫言的获奖可以让我们冷静下来，回到对文本认真探讨的批评立场上来。

范小青（作家）：

莫言的获奖没有让我特别意外，因为莫言作品的个性是如此鲜明，没有谁能取代他。这么多年来，他的许许多多作品一直保持这种特立独行的气质，这是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和文学天赋分不开的。莫言获得诺奖，既是他个人多年潜心创作的成果，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中国作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创作出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品，使得中国当代文学渐渐地为世界所了解，所接纳。

世界热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被誉“中国的卡夫卡”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多产且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作家莫言今天获得2012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在长篇和短篇小说中描绘了中国纷乱而复杂的农村生活，常常采用丰富的想象———动物叙事者、地下世界、神话故事元素———让人联想起南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

西方评论家对莫言的作品《生死疲劳》大加赞赏。汉学家史景迁2008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这个国家的整个革命时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教授贺麦晓说，莫言属于文化大革命后开始用新的眼光关注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一代作家。

贺麦晓说，莫言的作品没有描写社会主义超级英雄，而是充满了具有真正弱点的真实人物，与此同时他把中国农村描写成一个“发生奇妙事情的神奇的地方”。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在上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不久涌现出来的一代中国作家中，莫言是最著名的之一。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许多小说被翻译成英文，包括《生死疲劳》。

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说：“他的小说有一种粗鄙的、乡村式的语言，与农村背景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他还采用了先锋派的想象，使他的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反映出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对他的影响。”

罗切斯特大学文学译著出版社负责人查德·波斯特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写作有一种近乎游戏的态度。例如，他写过一本小说叫《丰乳肥臀》。”

【西班牙《消息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当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获得诺贝尔奖后，我们需要为他贴上标签。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最近一次访问西班牙时，他的标签是中国的“新“莫言的文学作品令我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我们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拥有西班牙文版莫言作品全球发行权的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说。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这位新任诺贝尔奖得主的许多小说都流露出东方化的魔幻现实主义味道。

【俄罗斯之声电台网站10月11日报道】俄罗斯外国文学图书馆馆长叶卡捷琳娜·格尼耶娃11日表示：“诺贝尔奖评委会对莫言的评价相当客观，将梦幻般的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与民间传统相结合，这绝非易事。因此，我们祝福他，并希望俄罗斯读者能尽快读到他的作品……”中国官方欢迎莫言获奖

【法新社北京10月12日电】据新华社报道，中共宣传部门最高领导人李长春今天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表示祝贺。

报道说，李长春在贺信中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这是莫言昨天获奖以来中国最高级别的官方反应。

【日本《朝日新闻》网站10月12日报道】“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北京时间11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微笑着播出了这一快讯。中国作家协会也发表贺词称，“莫言的获奖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在北京的大型书店里，店员正忙着准备莫言的著作专柜。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世界上古典文学传统最悠久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完成了“夙愿”。共产党不仅想推进政治和经济发展，还想在软实力方面通过建设“文化强国”来扩大国际影响力。莫言实现了鲁迅等历代中国作家都没能实现的“壮举”。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莫言获奖使中国政府实现了一个渴求已久的愿望：一个可以夸耀的诺贝尔奖。

北大教授张颐武说：“莫言的得奖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他还说：“我们还会得到更多荣誉，甚至比我们预料得还快。他们无疑作出了一个有远见的决定。”

多年来，中国一直渴望用诺贝尔奖证明自己在世界上的新地位。

【彭博新闻社网站10月12日报道】上周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莫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昨晚莫言获奖的消息公布以后，他的名字一跃成为新浪微博中最热门的话题。官方通讯社很快播发了事先准备好的长稿子，中国作家协会发表了极为自豪但完全真诚的声明，称莫言获奖标志着中国在世界舞台日益重要的影响。

毫无疑问，莫言获奖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不仅是真实的、重要的，而且与政治无关。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作家，完全有权享受莫言获奖带来的荣誉。

【英国《卫报》网站10月11日文章】在很多国家，诺贝尔文学奖或许都被看做对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奖励，在中国却不是这样。自上世纪80年代初重新进入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后，中国当局就一直渴望在科技、经济和(特别是)文学领域获奖。北京一直渴望能有一个在中国生活、工作、成功的中国人得到诺贝尔奖。

这次身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作协会员的莫言能得奖也许将对解开中国的诺贝尔情结大有裨益。

莫言获奖被指当之无愧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2日报道】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大陆文化界人士振奋，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学、中国文明和成就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一些争议与杂声也伴随而来。

在莫言得奖的消息被证实后，各界的祝福话语充斥整个中国微博。中国作家协会盛赞莫言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昨晚受访时也肯定地指出：“莫言的作品想象力丰富，蕴藏深层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充满创新意识，文学成就是公认且有口碑的。” 在海峡彼岸，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也公开肯定，像莫言这样一位从中国泥土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能够被世界所拥抱，意义非凡。

李师东强调：“人们不该抹杀莫言的文学成就。莫言的作品政治性其实不强，突出的是他作品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他得奖是当之无愧的。”

【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北京的作家张力嘉(音)对有关莫言过于迎合官方的批评不以为然。“文学就是文学。不能因为没有大力批评政府就说他不够格，”张说，“莫言的一些作品还是很有想象力的。”

尽管受到了一些批评，但莫言的作品还是触及了中国部分最敏感的话题。

“中国有13亿人。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书，因此很难定义哪些是主流。我认为莫言获奖至少反映出，诺贝尔奖评委会终于开始关注中国作家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平(音)说。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11日报道】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文教授贺麦晓对莫言获奖遭遇一些批评不以为然。许多来自中国的批评说莫言“同体制过于紧密，不应该得诺贝尔奖”。

他说：“我不认为中国作家只有挑战政府的时候才是好作家，好作家就是好作家。这并非是评判一切的好标准，难道好的英国作家只能是那些反战作家吗？”

贺麦晓还说：“(对于诺贝尔奖委员会来说)选择异见者得奖是个没有风险的决定，但是以作品本身选择一个文学声誉好的作家获奖是个勇敢的决定。”

研究中国文学的著名教授葛浩文曾将莫言的作品翻译成英文，他在采访中将莫言的作品同狄更斯相提并论，说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很宏大，大胆，风格华丽、神奇、有力，而且传递了道德讯息。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0月11日报道】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否认选择莫言有任何政治考虑。他说：“这是一项文学奖，仅凭文学价值颁发。”

他特别提到莫言讽刺腐败的黑色幽默作品《酒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