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诗歌理论
论白居易的讽谕诗及其诗歌理论 【内容提要】
白居易的讽谕诗与其创作目的和风格要求相适应,使用了大量典故和书面成语,尽管其中大部分都不生僻,但也有被后人误解之例。此外,讽谕诗使用口语词的情况在整个唐诗中也不算突出。白诗的浅切易懂并非来自它的口语化或近俗,而是由于它题旨清楚、合于书面语规范和言事真切。宋人“俗”的评语模糊了白诗的实际面貌。
【关键词】 讽谕诗 用典 口语词 浅切 俗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俗”,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这些评论和传说都是就白诗的整体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贬斥之意。“老妪能解”更明显出于宋人臆造,与白诗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白诗按照作者本人所划分的类别,其语言运用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其中,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
讽谕诗按诗体原分为两部分:“古调诗五言”和“新乐府杂言”,被作者本人分别编入《白氏文集》的卷一、二和卷三、四。讽谕诗被作者视同谏章,“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其直接言说对象为君主和整个官僚阶层,由作者赋予了这样严肃的意义,在语言运用上当然不可能十分随意;除了体现作者的言责和思想外,还必须能够体现合于作者词臣身份的远高于一般水平的文学修养,在文采上至少不能输于其他文人诗作或章奏表状,此外还要合于官场交际和政治话语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它的政治和文学效果。
一、讽谕诗的用典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语言运用提出过明确要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全篇其实都是言必有据,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荀子?性恶》称:“少言则径而省。”《论衡?正说》有所谓“径直之文”。《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直而不野”,“怊怅切情”,《体性》赞赏“辞直义畅,切理厌心”,《比兴》谓“比兴虽繁,以切至为贵”。根据以上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达真切易晓。这四条标准都是就文人创作传统而言,并且以某些经典作品为典范。它所排斥的,仅仅是文人创作传统中的另一类华丽、空洞、繁缛、迂曲的风格;不但不排斥典雅庄重的风格,相反,恰恰
要以它的方 式努力达到这一风格。此外还应注意,《新乐府序》所言还不能涵括讽谕诗中的另两卷五言古诗,五言古诗中由于包含大量兴寄体作品,其风格当然更显得古雅典重。
这种风格要求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以下是对讽谕诗中五言古诗与新乐府杂言两类作品使用典故和书面成语情况的统计结果: 五言古诗,共122篇2894句。使用典故或引用经典完整思想的,为177例;其中《左传》9例,《论语》9例,《庄子》5例,《战国策》5例,《礼记》15例,《史记》32例,《汉书》16例,《晋书》7例(其他略)。下面给出《左传》的用例: 《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昭七)吴王心日侈。(哀元)伍员谏已死。(哀十一)《赠樊著作》:虽有良史才。(宣二)《感鹤》:况乘大夫轩。(闵二)《赠内》:冀缺一农夫。(僖三十三)《寄唐生》:功高虞人箴。(襄四)《寓意诗五首》:白水指为盟。(僖二十四)《答桐花》:雄鸡自断尾。(昭二十二)使用其他书面成语的,约930例(4);其中《诗经》77例,《尚书》25例,《周易》23例,《礼记》37例,《左传》40例,《论语》29例,《老子》15例,《庄子》29例,《楚辞》29例,《史记》39例,《汉书》35例,汉代文(赋)约40例,古诗20例,六朝诗约140例,六朝文(赋)约90例(其他略)。下面也给出《左传》的用例: 《贺雨》:遂下罪己诏。(庄十一:禹汤罪己。)慈和与俭恭。(昭二十八:慈和遍服曰顺。)已责宽三农。(成二:乃大户,已责。)皇天与后土。(僖十五:君履后土而戴皇天。)《读张籍古乐府》: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僖二十四:言,身之文也。)《凶宅》:一兴八百年。(宣三: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题海图屏风》:鲸鲵得其便。(宣十二:取其鲸鲵而封之。)《月灯阁避暑》:无如出尘嚣。(昭三:湫隘嚣尘。)《哭刘敦质》:如何天不吊。(哀十六:旻天不吊。)《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闵二:内宠并后。)奸邪得藉手。(襄十一:苟有以藉手。)《折剑头》:疑是斩鲸鲵。(宣十二:取其鲸鲵而封之。)《感鹤》:委质小池内。(僖二十三:策名委质。)《悲哉行》:
身不擐戎衣。(成十三:文公躬擐甲胄。)《紫藤》:又如妖妇人,绸缪蛊其夫。(昭元: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采地黄者》:持以易糇粮。(宣十一:具糇粮。)《薛中丞》:再使秉王度。(昭十二:思我王度。)《夏旱》:悯然望岁者。(昭三十二: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丘中有一士》:每选隙地居。(哀十二:宋郑之间有隙地焉。)《寄隐者》:当国握枢务。(襄十九:郑人使子展当国。)《大水》:自觅锥刀利。(昭六:锥刀之末,将尽争之。)《续古诗十首》:昼居不逾阈。(僖二十二:见兄弟不逾阈。)不察心无瑕。(闵元:心苟无瑕。)上有和鸣雁。(庄二十二:和鸣锵锵。)《重赋》:浚我以求宠。(襄二十四:谓子浚我以生乎?)《不致仕》:年高须告老。(襄七:晋韩献子告老。)《买花》:上张幄幕庇。(昭十:私具幄幕。)《赠友五首》:由兹六气顺。(昭元:天有六气。)待君佐邦柄。(哀十七:国子实执齐柄。)待君秉利权。(襄二十三:既有利权,又执民柄。)宽猛政不一。(昭二十: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读史五首》:祸患如棼丝。(隐四:犹治丝而棼之也。)明则有刑辟。(昭六:不为刑辟。)《和思归乐》:获戾自东洛。(昭三:唯惧获戾。)《和阳城驿》:誓心除国蠹。(襄二十二:国之蠹也。)决死犯天威。(僖九:天威不违颜咫尺。)《答桐花》:受君封植力。(昭二:宿敢不封殖此树。)《反鲍明远白头吟》:各有能不能。(成五:且人各有能有不能。)《青冢》:一掬沙培。(襄二十四:部娄无松柏。)同侪倾宠幸。(僖二十三:晋郑同侪。)
新乐府杂言,共50篇1329句(5)。使用典故的,共38例;其中《左传》2例,《国语》2例,《穆天子传》2例,《史记》7例,《汉书》5例,《后汉书》4例,《晋书》2例,《琴操》2例(其他略)。下面给出《左传》的用例: 《时世妆》: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僖二十二)《太行路》:岂期牛女为参商。(昭元)
使用其他书面成语的,约230例;其中《诗经》13例,《尚书》11例,《礼记》16例,《左传》12例,《论语》11例,《史记》20例,《后汉书》10例,汉代文(赋)17例,六朝诗22例,六朝文(赋)26例(其他略)。下面也给出《左传》的用例: 《七德舞》(宣十二:武有七德。)岂徒耀神武。(哀二十三:非敢耀武也。)《司天台》:下陵上替谪见天。(昭十八:于是乎下陵上替。)《捕蝗》:荐食如蚕飞似雨。(定四:以荐食上国。)《昆明春水满》:天涯
地角无禁利。(襄九:公无禁利。)《五弦弹》:融融曳曳召元气。(隐元:其乐也融融。其乐也泄泄。)《五弦弹》:听之不觉心平和。(昭元:慆堙心耳,乃忘平和。)《西凉伎》:犬戎日夜吞西鄙。(闵二:虢公败犬戎于渭汭。文七:狄侵我西鄙。)《八骏图》:由来尤物不在大。(昭二十八:夫有尤物,足以移人。)《涧底松》:老死不逢工度之。(隐十一:山有木,工则度之。)《母别子》:去年破虏新策勋。(桓二:饮至、舍爵、策勋焉。)《天可度》:唯有人心不可防。(襄三十一: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由以上统计得出讽谕诗使用典故的情况:五言古诗平均每篇使用1.45个典故,平均每句使用0.32个书面成语,也就是说平均每三句就出现一句书面成语。新乐府杂言平均每篇使用0.76个典故,平均每句使用0.17个书面成语,也就是说平均每六句就出现一句书面成语。两者相比,新乐府杂言的用典要明显少于五言古诗,这显示出两类诗体的差别。如果两者合并统计:讽谕诗平均每篇使用1.25个典故,平均每句使用0.27个成语,也就是说平均不到四句就出现一句成语。考虑到讽谕诗中的政论部分还要以主要篇幅谈论时事,《新乐府》更有很多叙事成分,还有许多“今典”不包含在上述统计之内,因而上述使用事典和语典的比例应当说是相当高的。
这些典故应该说大部分都不生僻,其含义一般也比较容易理解,但也并非全部通俗易晓,其中也有被后人误解之例,如: 《寄唐生》:“每逢群盗息,或遇云雾披。”《唐文粹》“群盗”作“群动”。何义门校从之。顾学颉校亦从之,谓:“此用陶潜《饮酒》诗‘日入群动息’意,本集中屡见。”事实上,下句“云雾披”用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排雾属圣明,披云对清朗”句意。《文选》李善注:“圣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隐《晋书》曰:乐广为尚书令,卫瓘见而奇之,命诸子造焉,曰:每见此人,莹然若开云雾之睹青天。阮瑀《谢太祖笺》曰:一得披玄云,望白日,唯力是视,敢有二心。”上下两句语意相关,直言政局,与陶诗无涉。《重赋》:“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悲端”,《唐文粹》作“悲喘”,马元调本、汪立名本从之。王汝弼《白居易选集》注“喘与气,上下相应成文”,释此句为“悲哀的抽搐和外面的冷气”。其实,“悲端”亦用前人成语。顾学颉、周汝昌《白居易诗选》已引《梁书?明山宾传》:“追忆谈绪,皆为悲端。”其例尚有谢灵运《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兹情已分虑,况乃协悲端。”
鲍照《还都中诗三首》之二:“夜分霜下凄,悲端出遥陆。”端原为方位词,但表方位之义逐渐虚化,可接于表心理状态之名词或形容词后,无实义。类似之例如“忧端”。《寓意诗五首》:“不如粪上英,犹有人掇之。”“粪上英”马元调本、汪立名本作“粪土英”,误。石崇《王明君词》:“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白诗用之。《秦吉了》:“亦有鸾鹤群,闲立高如不闻。”“飏高”宋绍兴本以下刊本如此,《文苑英华》作“高飏”,语意均相当含混。唯日本神田本等古抄本作“养高”,是。此亦用成语。《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今公辅之臣„„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李康《运命论》:“封己养高,势动人主。”此诗所谓“鸾鹤群”,正喻专务自固、不任事之大臣。宋人已不明句意所出。由于从未有人给白诗全面作注,所以潜在的误解恐怕还会有一些。上述几例仅仅是在对白诗进行校勘时暴露出来的。当然,白诗校勘中属于不明时事和当时用语习惯而致误的例子要更多一些,但上述例子说明,即使是白诗中的典故和书面成语,嘲笑白诗“老妪能解”的宋人也未必全部读懂了。
二、讽谕诗中的口语词
另一方面需要弄清的是,讽谕诗中使用口语词或当时俗语的情况究竟怎样呢?以下是在讽谕诗中出现的口语词: 夜来(《观刈麦》)一种(《白牡丹》)平封(《悲哉行》)孜孜(咨咨),《燕诗示刘叟》、《五弦弹》)好去(《送王处士》)不中(《纳粟》)可能(《夏旱》)可独(《虾蟆》)呀呀(《放鱼》)随分(《续古诗十首》)巴篱(《买花》)亚(《和松树》)好是、蕟(《有木诗八首》)不教(《上阳白发人》)来来(《新丰折臂翁》)(《昆明春水满》)耳冷(《城盐州》)弄(《西凉伎》)趁,《八骏图》、《陵园妾》)苦(苦寻常,副词)(《牡丹芳》)可(可殿铺,动词)(《红线毯》)将(侵将、驱将,助词),《新丰折臂翁》、《西凉伎》、《卖炭翁》)亲情(《井底引银瓶》)般载(《官牛》)
以上计25个词语,29个用例。按篇数计,平均每六篇才出现一例。应当说,这些词语在诗中所起的只是一种点缀作用。就这些词语的来源看,有些已见于六朝人诗,如一种(一样)、随分;有些屡见于白居易之前的唐人诗,如夜来、好去、亚(压)、好是、不教、鲅鲅、苦等;有些见于韩愈等同代人诗,如咨咨、呀呀;还有些曾见于王梵志诗、寒山诗等通俗诗,如趁(赶)、弄(表演)。还有些词语,在白诗之后屡见于晚唐人诗,如来来。余下的词语基本上可以从其他文献语料中找到用例。只有极少数词语,仅见于白诗,甚至意义至今不明,如平封。
当然,讽谕诗中还有大量直接来自政治和其他社会事务的专用语词,不仅与其内容有关,也影响到诗的语言风格。但这些语词与口语词的性质有别,其使用效果也应另作考察。总的来看,讽谕诗使用口语词的情况在整个唐诗中并不算突出,也不如白居易本人在其他诗作中使用得那样普遍。由此可见,讽谕诗在语言上不但完全符合唐代文人诗的一般规范,而且应当说是属于比较古典的。
三、关于白诗的“浅切”和“俗”
如果讽谕诗语言运用的情况确实如上所述,那么又如何解释包括讽谕诗在内的白诗在整体上被普遍认为“浅切”、好懂的原因呢?事实上,判断一篇作品是否好懂,口语化或近“俗”并不是最重要的、更不是唯一的标准。合于书面语规范(哪怕是章奏表状那样的规范)与明白好懂,也并非相互排斥。白诗的“浅切”真正来自口语成分的并不多,而是在文人书面语范畴内、合于文人创作传统而又经过作者努力发挥形成的一种语言风格。它与唐诗一贯好懂的语言风格是一脉相承的,白居易只不过在可允许的范围内使这一风格体现得更为充分。这种语言追求,在讽谕诗和白居易的其他创作如长篇歌行、律体诗中,也是基本一致的。讽谕诗只是由于完全针对政治生活,在其中更显特殊一些。
其实,讽谕诗由于涉及很多政治事务或社会风俗的细节,对于脱离当时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人来说,是有其特殊难懂之处的。要不然它也不会成为陈寅恪等学者研究唐代政治史时给予特别关注的对象。可以这么说,讽谕诗在白居易全部创作中是相对难懂的,有不少细节的难点;但在文人政治诗的创作传统中,拿它与类似的文人创作相比,则无论是其中的兴寄体诗还是政论体诗,都是最好懂、读者群最广泛、最易入人心的。它难懂的原因,大多与语言无关,这里不必多说;它好懂的原因,也不在于口语化或近“俗”,而在以下几点:
首先,讽谕诗题旨清楚,被作者以各种方式在诗中明确揭示。这是由讽谕诗的创作目的决定的。即便是其中采用比兴寓言手法的作品,其真实旨意也没有被有意遮盖。对于阅读来说,这一点是决定性的。人们阅读作品总是从整体上着眼,题旨明确,细部即便有一些费解之处也容易被忽略。讽谕诗中唯一一篇在题旨上有争议的,是《题海图屏风》。作者在题注中只给出了时间线索:“元和己丑年作。”由于传本或刊落此注,宋人因而出现一些臆说。当然这
也说明,这篇兴寄体作品的内在提示不够清楚,但这只能算是一个特例。由于题旨清楚,讽谕诗与文人兴寄诗、政治诗中相当一部分遥深惝恍、言此意 彼、隐约其词的作品区别开来,也使注家的索隐功夫无处施展,自然对它不屑一顾。
其次,合于一般书面语规范恰恰是白诗易懂的重要条件。诗由于其形式的特殊性,往往不能不裁剪自然语言,或违拗一般语言习惯。为追求“陌生化”效果,诗人往往还会进一步在语言上拆解创新,进行各种试验。韩愈一派险怪诗风,在白居易之前就在从事这种试验。例如同样是政治诗,题旨也基本清楚,但韩愈的《元和圣德诗》就比讽谕诗难读得多。显然,白居易在诗歌创作中有意反诸其道,向另一方向寻求创新,句子尽可能平易,与一般书面语保持更多一致。就用典而言,讽谕诗在全部白诗中用典是比较多的,如果放到六朝诗中,或许也会遭到钟嵘“殆同书抄”的批评。但在业已形成的文体规范和创作习惯下,白居易这样做并不显得特殊,甚至是不得不为的。然而,白诗的用典一般并未造成理解的障碍,除所用典多为所谓“易见事”外,更重要的是典故的所指在诗中都非常明确,与明喻的作用差不多。这有些类似一般文人章表书启中的用典,只是为适应文体和交际需要,显示文采和学识,绝不会因用典影响意思表达(13)。相反,对某些诗人来说,用典成为一种特殊文学手段,就会借助用典有意造成意义隔断,以致出现典故虽句句皆明、全篇仍不知所云的情况。另一方面,合于书面语规范当然也意味着避免过于随意的口语化表达,口语词的选用应十分慎重。具体来说,就是要选择那些与书面表达基本一致、最容易融入书面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而不是单纯为追求新奇效果特意选择那些与书面语迥然不同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反观韩愈、卢仝、刘叉等人的诗中,恰恰有大量属于后者、为求新奇而使用口语词的例子。
再有,言事真切、议论实在则是作品获得广泛共鸣的内在保证。讽谕诗所言大量时事是当时人最为熟悉、最容易引发关注的。客观地说,讽谕诗中写得好、最为流行的也是一些叙事十分成功的作品,如《买花》、《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卖炭翁》等。相对于叙事因素,用典与否对于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已不是很大。此外,讽谕诗的议论十分激切,但并不高深,所言皆是世情常理。作者的议论也始终在向一般社会舆论看齐,以能代表一般舆论为目标。讽谕诗中也有一些基于个人生活经验提炼出的主题,如《悲哉行》写求仕艰辛
,《井底引银瓶》写“淫奔”悲剧,但这些个人经验不仅完全可以公开,而且由于其普遍性和代表性,往往引起读者的更多共鸣,使讽谕诗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谏章奏书。内容的空 洞化或私密化,思想和情感的极端个人化甚至诡异化,其实是许多作品走向晦涩的真正原因。个人化、私密化在很多情况下会真正导致非常琐碎无聊的小气、俗气,这种俗是语言上的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的。相反,讽谕诗是那个时代最为公众化的文学创作,白居易也是最为公众化的诗人,这种公众化自然要寻求一种最容易被公众接受的表达形式。这原因就不仅仅是形式的或单纯文学趣味的了。
既然白诗,包括讽谕诗,如此浅切好懂,那么这是否就必然意味着宋人所谓的“俗”呢?在诗歌批评领域里,“俗”是一个应用对象十分宽泛甚至随意而且随时间间距而变动、随评价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识的变化而变化的负面评语。接近世情、内容普通、情调不高的被称为俗,新兴的、特别是有民间下层背景的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俗,使用过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称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题材,只要在评论者看来使用不当,太冒险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视为俗气。鲍照曾被齐梁人视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视为俗,其他小一些的诗人更不必说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白诗特别被宋人视为“俗”的确切所指和涵义何在。我们不否认白诗在总体上,特别是在与其他诗人(如韩愈、李贺、李商隐)对比中,具有通俗易懂的特点。就这点而言,与白居易同时的李肇所言“浅切”二字,基本反映了同时代人的看法,也大体概括了包括讽谕诗在内的白诗的固有风貌。《新乐府序》也坦言“直而切”,可见“切”的说法直接来自白居易本人。“浅”虽然非他自言,但他也确实自认其诗不够蕴藉,在与元稹探讨中曾“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繁,意太切则言激”。但这个检讨并不合白居易的艺术天性,虽然意识到了,却不肯改辙易弦。“浅切”之中显然“切”是基本的,贴切、真切自然不会故作高深。宋人对白诗的这一优长其实也是有所体会的,所谓“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张戒《岁寒堂诗话》),便讲出了这层含义。如果对这一观点再稍作延伸,不难联想到,王国维所谓“隔与不隔”的理论应当就渊源于“切”,即刘勰所言“切情”、“切至”,白居易和李肇所言“直切”、“浅切”。王氏推尊“《长恨歌》之壮采”,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
之态”(《人间词话》五七、五六),足以看出他取鉴的对象和标准。也正是这种“切”的优点使然,尽管有很多“俗”的贬抑,为白诗赢得了很多内行和广大读者的知赏。
但宋人最终用“俗”替换了“浅切”之评,这种替换不仅仅是以偏概全,而且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了风格概念的置换。这其中主要是崇雅和蕴藉的艺术标准在起作用。他们在潜意识中以为雅必蕴藉,与蕴藉相对的浅切自然就是俗。白居易与其他大诗人例如被宋人特别推崇的陶渊明的区别,其实主要是白居易本人也不讳言的“繁”。繁是切的可能结果之一,所以白居易为求切而不避繁(当然,繁也可能并非出于求切,而是出于求变异、求刺激、求餍足,此当别论)。浅则是切的可能前提之一,在白居易看来实属当然,所以他根本不对这一点进行辩解,从没有说过自己的诗不浅。浅而切,何尝不是深入呢?不是浅薄而是易解、易入人心意义上的浅,至少自钟嵘以来就被标举为诗之第一义。被宋人推崇的陶渊明,其实也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另外,唐诗中其他类似的“俗”,甚至包括王梵志诗、寒山诗这种真正的俗体,一半由于理解间距的存在,一半由于宋人的特殊审美嗜好,反而在“以俗为雅”之类的说法中有了雅的涵义。由此可见,从审美角度来看,宋人最不满意于白诗的,是它的繁,不够蕴藉。繁与讽谕诗中过于激切的政治批评相结合,或与感伤诗和排律中过于具体、近亵的世情描写相结合,在宋人看来既不蕴藉,也有违温柔敦厚的诗教,才是他们贬斥白诗的主要理由。尽管“浅切”是比较符合白诗风貌的评语,但对宋人来说,却不足以将白居易与他们所推崇的其他一些诗人区别开来,所以必须换用一个较为宽泛模糊的“俗”的概念,将白归入其中。就拿苏轼本人来说,其实对陶、白为人都心有所契,对其诗亦有所取,但他既做不到陶诗那样朴质,只能时时警惕不要像白诗那样流易。于是,蕴藉的陶被奉为雅之极诣,繁的白却成了俗的标本。
然而,一旦把俗的标签给了白居易,一方面俗的所指相对缩小,其他诗人与白居易相比,即便同样浅切易懂,同样有某些俗的特征,但只要在蕴藉程度、铺张程度上有所区别,就不再被目为俗。另一方面,白诗的其他特点乃至实际面貌都被一个俗字弄模糊了,俗的具体所指当然也就含混不清。于是,这种俗被漫画化、老妪能解的故事被杜撰出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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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论白居易的讽谕诗
2011年全国本科自考
论
题:论白居易的讽谕诗指导老师:冯冠军学
生:聂绪梅
毕
业
论
文
二0一一年六月
主题思想: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主张“文章为时而著,诗歌为事而作”,反对一味“嘲风雪,弄花草”的脱离现实生活和斗争的创作倾向。他的讽喻诗在思想上追求“救病治人,裨补时阙”“上下交和,內外胥悦”的政治目的,在艺术上继承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伤民病痛,指斥时弊,主题专一明确,对比鲜明强烈。
关键词:颠沛流离、现实主义、针砭时弊、切齿痛恨、爱国、鞭挞、通俗易懂
论白居易的讽谕诗
白居易(992-846)字乐天,晚年居香山,自号香山居士,因曾官太子少傅,故后也自称香山或太白傅,祖居太原,至曾祖白温迁居下(今陕西省渭南县),祖父白又移居新郑县(今河南省),白居易出生于新郑县东郭宅,祖父和父亲白季庚都是明经出身,做过县令,州别贺一类小官,很有政绩,母亲陈夫人来自书香之家,略通诗文,白居易就是这样一个以仕官著称的,充满儒家思想文公化的小官僚家庭里渡过了童年。
白居易的童年正是唐王室由盛趋衰的年代,宦官擅权,藩镇割据,外族侵扰,战争频繁。此时的白居易十一岁便随父离家避居越中(今浙江一带)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饿并至”,年纪稍长,又流转四方,“常常米丐衣”。正是这种颠沛流离和饥寒交迫的生活经历,使得诗人广泛接触到民间疾苦,“离乱失故乡,骨肉多分散”,“悠悠沧海畔,十载避黄巾”,“可怜少壮日适车贫贱时”,“马瘦衣裳破,别家来二年。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离乱的世事,民众的苦难和诗人的痛苦遭遇交织在一起,给诗人内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并由此而奠定了遭遇交织在一起,给诗人内心留下了深深的
印迹,并由此而奠定了他在政治上始终关怀人民,在诗歌创作上坚持现实主诳道路的思想基础。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他仕宦生活的坎坷经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贬谪江州是他生活和思想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诗歌创作也从而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白居易的一生,大体上即可依此分为前后两期,而从四十四岁贬江州司马界线。
(一)前期——即从入仕到贬为江州司马以前。这是白居易“志在兼济”的时期,由于诗人青少年时期的一段困苦经历,更使他发愤,功夫不负有心人,诗从在二十七岁以后连着“三登科举”,当官后的诗人利用自己便利的职位,经常针对时弊提出一些改革性的意见,并积极主张用诗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动机本意给封建统治者看的,借此进行“讽谕”,即规劝。希望他们看到这些诗,能幡然悔改,可是在客观效果上,“讽谕”或规劝却变成了揭露和讽刺,由于客观的现实社会太黑暗了,作者情不自禁地把他的讽刺的火焰,他的尖锐的笔锋,指向了大大小小的封建统治者,在客观上他成了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代言人,他憎恨和诅咒种种不合理的制度,极端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他揭露了那些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同情人民的不幸,为他们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和灾难的生活而忧伤,为了表达诗人的这种感情,诗人写下了大量针砭时弊,关注民生的诗,这就是诗人自己归类中的讽谕诗,讽谕诗代表作有《秦中吟》、《新乐府》等。
(二)后期,贬为江州司马至死。这是他“独善其身”的时期,诗歌创作表现的一种深沉醇厚、伤感、而略带消极的思想情绪,在内容上讽谕诗减少而闲适,感伤诗大量增加。在闲适、感伤文坛中,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绪以及面对残破现实的那种内疚和自愧的心情,后期代表作为《长恨歌》、《琵琶行》等。
概而言之,白居易前期创作主要是讽谕诗,而后期主要是闲适、感伤诗等,在这些诗中,价值最高的是讽谕诗,这讽谕是和诗人的兼善天下的统治抱负一致的,是他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讽谕诗组《新乐府》、《秦中吟》,“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丰富的现实内容。这篇论文只分析白居易的讽谕诗,而不分析闲适、感伤诗等。
下面试从思想上和艺术上来论述白居易的讽谕诗。
一、白居易的讽谕诗从思想上来分析,有以下特点
(一)反映农民生活的困苦
如在诗《观刈麦》中,他描写了“足蒸署土气,背灼炎
天光”辛勤劳动的农民,由于“家田输税尽”,不得不拾穗充饥肠,揭露了封建社会“重赋”的罪恶,诗人在写这首诗时,想到了“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他感到愧疚:“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对人民的同情,有种“兼济”的思想。
如《采地黄者》:
“麦死春不雨,禾损秋早霜,岁晏无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将何用?持之易为候粮。凌晨荷插去,薄暮不盈筐。携米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
这首诗更反映了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在冬天采地黄“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由此可见当时农民生活贫困到了极限,要不怎么会是“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呢!白居易的诗就是利用这种形式来反映人民疾苦——“惟歌生民病”。
在《杜陵叟》中,他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虽然仍抱有幻想,但诗人已忍不住满腔怒火,真接代农民发出怒吼: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既是农民的反抗又是诗人对统治者的不满。
以上分析的这些诗都反映了当时农民生活的贫困,而且是贫困到了极限,几乎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揭露了封建社会“重赋”的罪恶,表现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同情。
(二)反映妇女生活的悲惨
在封建社会,不仅农民的生活困苦,广大妇女的生活更为悲惨,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反映下层妇女婚姻的不幸
在《井度引银瓶》中,诗从直接触及到唐代社会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就是青年男女的真诚相爱,在封建礼教压制下被拆散的痛苦遭遇,以至于在诗的末尾女主人公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从而暴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自由婚恋的摧残,在《母别子》诗中,通过母子被迫分离的悲惨遭遇,真实地反映了唐朝高级将官喜新厌旧,遗弃结发妻子的丑行。诗人的笔锋并未直接针对大官僚们三妻四妾,玩弄女性的行径予以斥责,却把讽刺的矛头对准“新人”,认为母子生死别离是“新间旧”的结果,但事实上“新人”也是受害者,诗人对母子活生生却被迫分离,寄予了极大的同情。
第二类:反映宫女的悲惨命运
在《上阳白发人》中,诗选取上阳宫女这一典型,通过
这一形象反映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真实命运,揭露了封建帝王摧残无辜女性的罪行,表现出诗人对宫女的同情,诗中通过“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 天不明”,真实地写出了宫女的悲惨命运。
如《后宫词》:
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
这首诗托宫女之怨,寄寓人臣的仕途坎坷,以讽刺皇帝的刻薄寡恩,许多唐代著名诗人从各个角度多种不同的形式去写,但绝大多数的诗是暗讽,白居易这首诗则是明讽,这首诗第一句开门见山揭穿所谓“雨露之恩”的实质,后面三句由这一句派生出来,刻画“一人笑,千人哭”的后宫生活,此诗的社会意义已超出了本身的意义,推广到社会,试看各个时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朝是有功之臣,夕为刀下之鬼”,几个春来无泪痕。
总之,在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生活比广大农民的生活更为悲惨,只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不是被拆散,就是被遗弃,不是“宿空房、秋夜长,夜长无 天不明”,就是“几个春来无泪痕”。这悲惨的地步是可想而知啦!
(三)反映社会问题——中唐时政弊端
中唐的弊政之—:“两税法”。“两税法”只收现钱不收实物,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赠友”中直接质问,“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为了换取铜钱,农民只有“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结果是“岁著衣食尽,憔悴畎亩间”。比如诗《重赋》中,诗人一针见血地揭露出两税的真相“敛索无冬春”整首诗是以一个被剥削者的口吻来写的,让农民自己出面倾吐了自己的遭遇,控诉了统治者的横征暴敛,抨击了他们的贪赃枉法,腐化风,从而使读者了解重赋的残酷与农民生活的悲惨,并且斥责了他们“夺我身上暖,买我眼前恩”的强盗行径。“夺”“买”两字何等有力,它深刻地表达了农民的愤怒和对统治者的痛恨心情,有力地揭露统治者凶残狠毒的面目。使读者感受到农民的情绪,仿佛亲自听到农民的沉痛控告一样,诗人通过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无情的揭露封建统治者的横征暴敛的罪恶,从而表达了对统治者的无比憎恨,对遭受苦难的人民深切的同情。
中唐弊政之二:“宫市”。“宫市”即由朝廷派宦官去市上购物,是名为购物“而实夺之”。“宫市”遭殃的虽只限于“辇毂之下”的长安地区人民,问题似乎不大,但因为直接关系到皇帝和宦官的利益,很少有人过问,而白居易却写了
关于“宫市”方面的诗。关于这方面思想内容的诗有《卖炭翁》、《宿紫阁山北》等。
如《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炭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车人饥日已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从诗中不难看出,写的是卖炭翁,千斤木炭,只换得三丈纱绫,这实质就是一车炭在光天化日下被掠夺了,卖炭翁的“惜不得”含着多么深的悲愤,他心如刀割却无可奈何,宫使抢走了他衣食的希望,今后怎样活下去产呢?从而也就揭示了“宫市”掠夺的残忍。在诗《宿紫阁山北村》中,作者通过亲自见闻的事,描绘出一幅抢劫图。此诗情景真节,讽刺深刻,难怪作者自己说:“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与元九书》由此可见这首诗所写的都是事实,要不握军要们为什么那么紧张呢?
中唐弊政之三:“进奉”。“进奉”就是地方官把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名曰:“羡余”拿出讨好皇帝,谋求高官。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有:《红线毯》,虽在诗中自方是“忧农桑之费”,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诗中通过宣州进贡红线毯之事,辛辣地讽刺了那些不惜民力和物力,挖空心思讨好皇帝的宣州地方官们,暴露了最高统治者荒淫的享受生活,诗中最后“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对统治者提出严厉责问,义正严词。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丝织之艺术的高度发达和劳动人民的智慧。
以上这些诗,都是反映中唐时期弊政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内部从上到下都腐化堕落,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广大老百姓无衣无食,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根本原因。
(四)抨击统治者,腐朽堕落的生活
在《卖花》中,诗通过对“京城贵游”买牡丹花的描写,揭露了官僚贵族们豪奢游荡的生活。诗结尾“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道出牡丹价值十户中等人家的赋税之额的人间不平事,尖税地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而这种奢侈浪费完全是建筑在残酷剥削基础之上的。
如《轻肥》: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紫缓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来如云,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苦,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诗人写了“内臣”“将军输送”“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的吃美食,喝美酒荒淫无度的行乐图。而广大百姓的遭遇却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你看!广大老百姓的活命粮,却被统治阶级,如此挥霍,而广大饥饿无食人的人,竟以人肉为食,揭露为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又如《歌舞》中写官吏们“日中为乐饮,夜中不能休”。“醉暖脱重裘”而广大老百姓的命运都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由此可见,当时老百姓身受屈枉迫害,而刑狱官僚们歌舞荒宴。
诗人通过《卖花》、《轻肥》、《歌舞》等诗,深刻反映出当时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而深度其害的是广大老百姓。诗人之所以用讽谕形式把这些事实写出来,希望统治者能引以为鉴,不再欺压百姓,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察时政”的目的,但在当时社会诗人的愿望只能成为泡影。
(五)反对侵略战争,宣扬爱国精神
反映这一思想的作品有《西凉伎》诗中描写了封疆大臣们坐视少数民族的判乱、侵占大片国土而不图收复,反而整天沉溺于花天酒地,观赏狮子舞的奢靡生活中,诗人满怀愤怒心情,讽刺了边关军事重臣的渎职误国的可耻行径。而沦陷区的人民却是“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表
达了诗人对广大人民 无限同情,还有《缚戎人》,诗人以一位冒死逃回祖国的老边民,竟被守国的边将当作寇,解上朝廷去冒死求赏的典型事例和悲惨故事,真实反映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抨击了边将们邀功请赏给人民造成的不幸,表达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诗人对边将拥兵不战,却虚奏邀功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恨,还有《新丰折臂翁》是诗人反对穷兵黩武的非正义战争的诗篇,诗反映了天宝时期由于唐王朝统治集团中少数人压迫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白族,引起不义战争,前后驱使二三十万人民走向死亡,诗中从新丰县一个老翁的口中,以本人的亲身经历,说出了唐王朝统治集团的罪恶,表现了人民反对不义战争的情绪,在诗中诗人成苏地塑造了折臂翁这个典型形象,表达了反战的主题,他在二十四岁时,此人为了逃避“天宝大征兵”“驱将”“云南行”“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折臂”,自己砸断右臂,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十分痛苦的事情,其后果不堪设想,自己不仅终生残废,会由肉体疼痛还会影响到日后的生活劳动,那么为什么这些他都不考虑呢?这是因为征战“千万人行无一回,”只有这样,他才能“免征云南”,此时此刻,人物的内心是多么复杂而又矛盾呀!正如诗中写道:“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栋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
身全”。这六十年来,他“病不眠,终生不悔,且老身今独在”痛苦仍“不悔”,而且“喜”,这不正是“卖炭翁”心忧炭贱愿天寒一样的心情吗?肉体虽残,但可得一条命,不致变作“云南望乡鬼”“身死魂孤骨不收”“万人家上哭呦呦”断臂比死强,这还是不幸中之大幸喽!那么反常的现象,多么悲惨的现实!这表面上是“喜”实际上是血和泪的控诉,这般自叙是沉痛的申诉,不只诉说了自身的遭遇,也控诉了封建统治孝穷兵黩武的罪行。
通过《西凉传》、《缚戒人》、《新丰折臂翁》等,这些读的分析,不难看到出封疆大臣位,边将及唐王朝统治集团都各自有各自的打算,以至造成“遗民肠断有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的局面,从这些诗中可以体会到诗人对老百姓的同情,而对统治阶级拥兵不战和不义战争的谴责。
以上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白居易讽谕诗在思想上的特点,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白居易,真正用诗表达到了“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用讽谕诗的形式来伤民病痛,指斥时弊。
二、白居易讽谕诗从艺术上分析,有以下特点
(一)缘事而发,一吟悲事
如在《卖炭翁》中,题在原有小序云:“苦宫市也”,这
“宫市”实际是一种不给分文的勒索掠夺的弊政。这首诗缘事而发,对统治者掠夺民财的罪行予以无情鞭挞,就诗的取材而方,诗人所吟之事决非随意拈来,无所选择,而是从车马喧器的街市中,将一位卖炭翁捕捉入诗,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足见诗人目光之犀利,选材之精心。全诗扣住卖炭翁的生活遭遇展开描写,笔墨集中不涉他事,这样便主题的专一。还有《新丰折臂翁》也是一样,诗下小序为:“戎边功也”,边功,开拓疆土的功劳,实际上是指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穷兵黩武。这首诗缘“戎边功也”之事,以新丰县老翁“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槌折壁”的悲惨遭遇,形象地反映了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诗中只写折臂翁的遭遇,而不写其它事,这样就有助于主题的专一。
通过以上诗的分析,我们可知道白居易的《新乐府》每首只集中写一件事,即“一吟悲一事”这样就便于诗的主题专一明确。
(二)刻画人物用外貌和心理描写
比如在《卖炭翁》中,诗人刻画了一位卖炭翁的形象,诗人在刻画这个人物时,既有肖像描写,又有心进描写,诗中写道:“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这就活画出
了老翁的外貌特征,一位长年受着烟熏火燎,从事烧炭劳作的衰迈老人呼之欲出。还有“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是卖炭翁心理矛盾的刻画。是呀!天寒地冻,衣衫单薄,按常理,本应希望天气暖和,而卖炭翁却希望天气寒冷,把炭卖贵一些,通过这样的刻车就把卖炭翁的生活陷入绝境描写的惟妙惟肖,那就是卖炭翁一切的一切都寄希望于这车炭,这车炭是他生活的希望,通过卖炭翁的心理矛盾刻车,有力地突出了人物的悲惨处境,这样就唤起读者对不幸的卖炭翁的深切同情。
与其同类的作品还有《缚戎人》、《上阳白发人》都是通过刻画人物外貌和心理活动来揭示主人公的悲剧,来说明统治阶段的残酷迫。
(三)在对比中见爱憎
在《重赋》中,诗人善于用对比的方法揭示矛盾,加强了诗歌的感染力量。在诗中《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贪官为了买得“眼前恩”就夺人“身上暖”肆无忌惮地压榨农民,造成社会贫富不均,苦乐悬殊,通过这样的对比,突出地写出贪官对待老百姓与对待他们主子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劳动人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这样无比幸酸,而封建统治者皇帝和官库却是“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
屯”,而且是“岁久化为尘”。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矛盾尖锐,这是诗人深刻地揭示封建统治者剥削的结果,从而激起人们强烈的憎恨。
又如在《卖炭翁》中,运用对比的方法,来展示社会中的不合理现象,诗中用“伐薪”、“烧炭”、“丙鬓苍苍十指黑”来说明烧炭的艰辛,接着写卖炭翁经过“一尺雪”、“辗冰辙”,反映出老翁生活的无依无靠,困苦到极限,希望就在于这车炭,就在这时“使者”到,结果是“一车炭,千余斤”换得“半匹红纱一丈绫”,这种对比,突出阶级的对立,暴露了“宫布”掠夺的残忍,全诗对比鲜明,诗的前半部分觉得老翁有希望之火,就是为了后来的希望化为泡影作铺垫。
还有同类作品《轻肥》,这首诗共十六句,前十四局分别写赴宴、席间、宴后,描写内臣们跋扈骄奢,诗尾笔锋一转,推出“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不作说明,不发议论,在鲜明的对比中充分揭示出社会的不合理,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另外,《卖花》、《歌舞》等作品都是用对比的方法来表达诗人的爱与憎的。
(四)叙事真切,议论点实质
入在《重赋》中,那些贪官污吏从农民身上榨取财物却
堆得“如山积,似云屯”的缯帛丝絮号为“羡余物”“随日献至尊”,那至尊却把“羡余”放入“琼林库”,让它日久化为灰尘,白白糟蹋,这是多么令人心痛啊!面对这种不平现象,作者通过叙述,在篇末用“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两句议论点题,真是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又如《新丰折臂翁》,在诗中通过对老翁的叙述,以他的经历说出自己惨痛遭遇,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在诗末点明:“边功未立生人怨”。这是白居易惯用的艺术手法,在篇末“卒章显其志”。
除了《重赋》、《新丰折臂翁》在篇末点主题之外,还有《井底引银瓶》、《红线毯》也属这类作品。
从以上这些诗的分析不难看出,白居易在讽喻诗中惯用的手法是篇末点题即“卒章显其志”。
另外,在《新乐府》中有一个特别,那就是《卖碳翁》在这首诗的开头写了老翁伐薪,烧炭及劳动场所,烧炭的艰辛及老翁的外貌,家庭都做了介绍,在字里行间,给予了作者同情,在卖炭翁上市卖炭经过的叙述中,用“一尺雪”,“辗冰辙”,“牛困人饥”,“泥中歇”说明卖炭的不易,诗人如实叙述好像亲临其境,接着对卖炭翁矛盾的心理描写“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最后,作者写了“千斤炭”只换得“三丈红绫”这一细节,在故事高潮时结束全篇,结尾含蓄,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无限同情,而对宫市掠夺的切齿痛恨,这些感情都注于真切的叙述之中,给读者想象的空间,及富现实的批判力量,本篇不发议论,也没有露骨的讽刺,但是非爱憎全见之叙事之中,可见诗人写作技艺的精湛。这也是白居易诗较为独特的地方。
(五)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
白居易的讽谕诗历来从以通俗易懂而著称,诗人采用明间歌谣中常见的三三七句法,所以读来琅琅上口,便于歌唱,诗中语言不粉饰,随口而出,如说家常,但是平白如话中也是通过作者的艺术提炼出来的,例如“老躯解诗”的传说就说明了这一点。
又如:在《卖炭翁》中,用“苍苍”“翩翩”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特别形象,在诗的结尾“一车炭,千余斤”与“半匹红绡一丈绫”,用数字来作比较,语言平易,具有巨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还有像诗《轻肥》、《歌舞》、《重赋》等《新乐府》、《秦中吟》中的作品,都体现出自诗确实是“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烽不得清人袁枚说白居易的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这不是不无道理的。
通过以上对自居易讽渝诗的分析,不难看出自居易之所以能写出这么优秀的讽谕诗,根源于他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的
生活。在这种生活状态下,他深切地体会到贫苦农民的悲惨生活,民生疾苦。在“三登科举”后,做官时却看到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醉生梦死的生活。这样不公平的社会,这样不公平的事,这种鲜明的对比,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最终写出了这些著名的诗篇,这些讽谕诗,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嗨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就因为这样,自诗为后人所传诵。总之,自居易不愧为中国文学史上继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本篇论文引用资料出处:
1、《自居易诗选注》邓魁英主编
2、《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超、萧涤非、季镇淮、费振风主编
3、《自居易诗选》顾学旗、周汝昌远注
4、《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远》徐中玉、金启华主编
5、《中文自修》 1995年第七期、1995年第二期、1995年第十一期
第三篇: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
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
摘要
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白居易在有生之年,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纵观白居易的诗作,最感人心扉,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当属其感伤诗。感伤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故不少学者都对白居易感伤诗独特的时代意义及形象作了分析,从艺术成就的角度分析,感伤诗达到了白居易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
关键词:白居易 感伤诗 艺术价值 情感价值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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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
(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
(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
(一)少年时代多感慨颠沛流离之作(二入仕期间多哀伤宦海沉浮之作
(三)晚年时期多悲叹物是人非之作;
三、白居易感伤诗主要特色
(一)景物抒情
(二)现实主义
(三)平实语言
(四)超越抒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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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位杰出诗人,他用毕生精力创作了3000多首诗歌,也是唐代诗人中诗歌创作最多的一位,虽然在他本人认为自己作品中价值最高最认可的是讽喻诗,但是后人在千年之后对他诗歌的评价中,感伤诗脱颖而出,这其中既有历史变迁的缘故,也有审美情趣变化因素,本文通过对白居易创作感伤诗的时代背景,年代特色以及人生轨迹,来探寻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在感伤诗这类诗歌中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
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感伤诗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要研究感伤诗就不得不从感伤诗的渊源说起,探寻诗人因何而感,因何而伤,只有了解了诗人创作感伤诗的一些时代和人文背景,才能更好的解读其感伤诗。
(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
感伤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情愫,也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的标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弥漫着感伤的情绪,屈原的《离骚》,东汉的《古诗19首》,曹丕的《悼夭赋》都是感伤情怀宣泄的佳作。通过对当时人们普遍心理的细腻描写,把人类内在的情感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白居易的感伤诗也恰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这种固有的感伤情调,所以说,白居易的感伤诗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感伤文风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白居易把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感伤情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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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大唐盛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白居易出生于中唐大历年间,一个动荡不安,腐朽昏庸的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中唐政权已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和藩镇叛乱此起彼伏,朋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中央对地方的制约形同虚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状况一蹶不振。(1)面对满目疮痍,风雨飘摇的景象,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出现了深刻的转变,他们一方面失去了原先那种浪漫,进取的激情,另一方面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感知,这时候的文人们清醒认识到这种江河日下的社会状态,纷纷把目光从建功立业,报效朝廷转向日常的心境情感和精神思绪,多情和感伤成了中唐文人的思想主流,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压迫则加速了这种风气的滋长和蔓延,此时整个中唐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感伤和忧愁,生活于这个败落时代的白居易自然逃不过这种情愫,受当时腐朽社会状况的影响,和苦闷文风的熏陶,一种感时伤逝,悲天悯人的情感深深根植于白居易的心底,这也成为他日后大量进行感伤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
据统计,白居易的感伤诗大概超过了200首,这些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超过了30年,也就是说,白居易的感伤诗贯穿了白居易人生诗歌创作的各个年代,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感伤诗既有当时社会背景影响,也有自身文人感伤的情怀,历数白居易感伤诗作品,各个年龄时代的作品体现了诗人自身人生经历的影子,外在事物的牵绊,内在情感的触动,随着所遇所感都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个年代的作品又各有特色。
(一)少年时代感慨颠沛流离
白居易出生于安史之乱之后,正是**之年,在少年时代,由于北方战乱频繁,白居易不得不被送往南方避难,诗人十一岁就与家人分隔,背井离乡,四处漂流,接触了社会上各个方面,尝遍了世事之苦,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让白居易在少年时代就显现了感时伤世的端倪,在这期间,白居易创作了《题赠定光上人》《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秋暮西归途中书情》等感伤诗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作。久历这样居无定所的日子,让年少的白居易比同龄人更多了几分感慨和凄楚。他在早年的诗作中,更多书写的是自己四处避乱,颠沛流离的苦楚。
(二)入仕期间哀伤宦海沉浮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9个皇帝的更迭和变迁,主要活动在贞元和元和年间,他的感伤诗的创作情况和仕途的起伏紧紧相连,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元和十年,白居易遭人陷害被贬江州,这是诗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人生中苦痛悲及的时刻,白居易许多的感伤诗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在贬为江州司马期间,“秋日正萧条,驱车出蓬荜,回望青门道,目极心郁郁”,“江人授衣晚 十月始闻贴 一夕高楼月 万里故园心”,诗人由入到出,由庙堂到乡野,宦海沉浮多变,这样一种地位的悬殊与落差,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内心无比悲凉。由于心境的变化,诗人感伤诗的数量也陡然增多,有感而发《夜闻歌者》,《初入峡有感》《郡中》等感伤诗。应该说,仕途的不得志让白居易的感伤诗在这个时期有了更多的创作源泉。
(三)晚年时期悲叹物是人非
到了晚年的白居易,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无奈,这在他的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到了晚年,历经世间沧桑 宦海沉浮的诗人,已经失去了年少的轻狂和宏图远志,对于官场的尔虞我诈,仕途的荣辱兴衰,成败得失已经看得很清楚,也看得很淡了,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的在乎,其实这也是一种人到了晚年的常见现象,白居易再燃不能脱俗,只不过作为一个大诗人,他跟常人不同的是,他可以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种失落和无奈的情怀,白居易在晚年的作品中,也一改以往对仕途功名的幽怨和失落,转向了对物是人非,生老病死的悲苦和叹息,其实,这也是诗人到了晚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无奈。
在晚年,白居易写了很多首诗来感叹自己的颓暮。《初见白发》《叹老三首》《渐老》等都是诗人当时心境的代表作。白居易在晚年对于叹老类的感伤诗数量之多超乎寻常,可见诗人对逝去年华的留恋和感伤,青丝变白发,苍老的白发映照的是白居易孤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独失落的心灵,生命颓唐零落之感在历经动荡的日子中日积月累,引发诗人的对盛年怀才不遇,老之将至的无奈伤感。晚年期间,亲人的相继离去,厄运不断缠身,诗人心中承受着巨大的丧亲之痛和压抑之情,无处释放的上伤,无处发泄的痛只能融进在幽幽的 感伤诗中,在这一类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脆弱,美好的生命总是那么早就凋零,离去的事物和生命带走了生者的惦念和回忆,而留下的却是绵绵无尽的伤和痛。
三、白居易感伤诗主要特色
纵观白居易200多首感伤诗,除了本身具有的感伤特色外,白居易个人色彩也显而易见,在诗人众多感伤诗中,还拥有景物抒情,现实主义,平实语言以及超越抒情模式的个性特色,应该说,这些特色既是白居易个人的标签,也是作为研究感伤诗流传至今,让世人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
(一)以景物抒情
景物抒情应该是白居易感伤诗中最常见,也是最有特色的标志之一.在常见的唐诗宋词中,其实以景物抒情的诗歌并不少见,但是像白居易那样经常性把景物作为主要引用特征,有感而发的感伤,在那么多的诗人中,白居易应该占据数量的首位。以秋为景 白居易笔下的审美主体往往是秋天萧瑟的景象,审美主体是孤独愁苦的自我,主客体交融使感伤诗呈现阴柔清碗,落寞感伤的凄美风格,与偏于表现主观感受的中唐大历诗歌和充满唏嘘之叹,酸楚之味的晚唐诗歌风格相近。(2)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往往给人展现的是一种肃杀和凄凉的感觉,秋叶飘落,秋风悲凉,秋日低沉,这一切秋景给人的心里平添了几分忧愁和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烦恼,白居易的感伤诗抓住了秋这个特定的景色,在他创新的感伤诗中,有大量以秋为景的作品,《秋夕》《早秋曲江感怀》《秋日》等。另外,白居易还有很多诗作虽然在题目中未提及秋,但是在诗的字里行间中,都弥漫着秋的落寞和冷清,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白居易当时作诗时的心境和情感。以月为景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除了秋就是月,诗人似乎对月有着特别的钟爱和敏感,月亮与诗人有着不解之缘。古时的 诗人往往怀着感时伤世,郁结无处可发的心理状态,所以就难免借助风月来感时怀旧,一发心中苦闷,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具体可感的月亮,无论是新月还是圆月,总能唤起诗人的无限情思,如《禁中月》《城上对月 期友人不至》等。以发为景 白居易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白发也层出不穷,老病现象日益加剧,原本就展不起笑颜的两颊,往往因偶然看见了自己的一根白发,而顿生哀叹,唏嘘不已,面对衰老,诗人不仅发出了对人生无常,转瞬即逝的感慨,这种感慨往往不分时间和地点,因此白居易写了很多诗来感叹自己的颓暮。如《早梳头》《西原晚望》《自觉二首》等。
(二)现实主义
白居易的感伤诗多为一诗写一事,主题集中,线索明晰,叙事周详,叙事抒情过渡自然,合乎生活逻辑,感伤诗抒写的情,多为个人感慨悲伤,但白居易写愁,既不似李白那样瞬息万变,不拘常法,也不像李贺那样设想奇诡,思绪跨度难以把捉。(3)白居易写愁,细致入微,合乎情理,同是写愁的解脱,白居易往往借助安贫乐道,委顺任化以及归隐田园等自我排遣,情绪是消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极的,与世无争的。总的来说,白居易的感伤诗注重写实,现实主义成为白居易主要特征之一
(三)平实语言
白居易感伤诗的语言风格,一如其讽喻作品,同样是通俗平易,质朴无华的,大多数的感伤诗不事藻绘,绝少用典使事,因而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读这类诗,如听诗人娓娓诉说种种的遭遇,苦恼和感伤。虽然总有后人批评肤浅,但总体上白居易的诗应该说还是通俗易懂,含义深刻之作。
(四)超越抒情模式
在白居易200多首感伤诗中,感伤情绪可谓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和创作个性的 感伤——超越抒情模式。(4)在白居易的 感伤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诗篇先写感伤情怀,酝酿感伤情调,然后笔锋一转或自我劝慰或阐述道理来消解诗中的伤感情绪,这就是白居易感伤诗中的感伤超越模式,例如在《送春归》诗中,白居易这样写:
去年杏园花飞御沟绿,何处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鹃花落子规啼,送春何处西江西。帝城送春犹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怅?莫惆怅,送春人。亢员无替五年罢,应须准拟再送浔阳春。五年炎凉凡十变,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还相见。
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白居易当时远在江州被贬,去年春归之时,诗人在帝城的曲江送春,身处顺境尚且惆怅,诗人此时身处被贬之地,儒家倡导的功业无法实现,而时光一去不复返,兼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济天下之志的实现也渐去渐远,真是去年送春,今年再送春,年年岁岁:“春”,岁岁年年人不同啊,忠而被贬,大好时光虚掷在天涯,这是难以消解的悲伤,可见诗人在悲伤之中的坚强个性的自然爆发,既是自己对人生自信的宣言,也是对诬陷自己的强权之反抗,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不死,就有希望在,就能迎来人生的春天。白居易的感伤诗中的痛苦显而易见,但是他解脱痛苦的能力也是无容置疑的。析原因,白居易之所以能感伤怀得以超越,主要是因为受当时禅宗客观影响和自身濡染之经历所致。
结语:感伤诗是白居易的心血之作,也是内心之声,白居易在感伤诗中毫无顾忌抒发自己的真实心态,体现诗人的内心和本性,赋予了感伤诗真切动人,感人心扉的特质。通过对感伤诗特色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白居易这位大诗人的作品和人品。
注释(1)张艳萍 阎续瑞:《白居易感伤诗创作情况综述》 中国矿业大学 2011年1月下半月 时代文学 203(2)肖观德:《论白居易感伤诗的审美特征》 华南师范大学 安徽文学2009年第十期 141(3)张金亮:《白居易感伤诗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第一期 62(4)张晶芬:《论白居易感伤情怀类型 超越模式及其原因》;陕西理工学院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年 29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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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丽宏:《浅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评论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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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毕业论(白居易诗歌述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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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歌理论述评
[摘要]白居易的文学成就表现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自我要求,主张文学创作要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形式上要通俗易懂,内容上要“直书其事”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为此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他的诗歌理论针对中唐时期的社会矛盾而发起,在与朋友的书信中得以阐释。本文先简单的介绍白居易的生平,进而从诗歌的创作及功用的角度对白居易诗歌理论进行评述。体现白居易诗歌理论在今天的意义。
[关键词]白居易;诗歌理论;思想内容;创作原则
白居易是中唐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他所作的讽喻诗,在相当的广度上和深度上揭露了中唐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面的疾苦。在总结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现实主义的诗歌理论。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读张籍古乐府诗》、《采诗以补察时政》等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诗歌理论思想。这其中既讨论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又强调了诗歌的现实功用。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
一、白居易的生平与思想
文学植根于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的创作既表现社会现实又表达个体思想。白居易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诗歌大量反映社会疾苦,这与其生活的时代特点以及白居易自身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中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特别是经过安史之乱后,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民生凋敝。政治上腐败加深,对老百姓的盘剥也加重了,整个社会日渐动荡不安。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文人们的创作题材和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例如从边塞田园诗的写作转向关心人民疾苦的文学创作,这其中的重要诗人就有白居易。
1.“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基础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父白季庚是明经出身,做过彭城县令等官职。白居易的母亲善良贤惠。这样的家庭环境让白居易从小就有了一个学习的良好氛围培养了白居易良好的学识修养。
白居易的少年时代,由于藩镇**的影响、父亲任所的变动,辗转各地。这样的经历使白居易从小就感受了百姓的疾苦,为他现实主义的诗歌创作打下基础。他从小聪明过人,想通过考进士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刻苦攻读而通过宣州府的乡试、后又一举登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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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他们悲歌哀吟,抒忧泄愤,抒发各种各样的感受,文学作品是生活和情感的产物。因此丰富
[]多彩的贬谪生涯,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157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白居易所坚持的儒家思想。白居易的一生也因此分为前后两期,而被贬为江州司马对白居易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兼济天下”转为“独善其身”。结交的朋友中有了僧人和道人,诗歌也开始恬静恬淡。关心人民疾苦,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讽喻诗少了。而侧重于表达个体感情的闲适诗与感伤诗多了。
在这之后,白居易也改任过别的官职。甚至在唐文宗大和元年(827)改任秘书监回到长安。但他还是选择了隐退,远离政治争斗。
二、“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诗歌本质论
关于诗歌本质,白居易之前已有源远流长的“诗言志”说和“诗源情”说。而白居易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与元九书》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2423 《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白居易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是建立在诗歌创作发生原理的理论基础之上以及人的感情具有相同共通性的心理规律上。
对于诗歌的内容与形式白居易有自己独到的观点,既重内容又看着形式,反对脱离内容流于形式的文学作品,对后人的创作及诗歌发展产生了导向作用。他的诗歌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策林•议文章》、《策林•采诗》、《新乐府序》、《与元九书》及诗作《采诗官》、《寄唐生》等作品中。这些理论集中表现了白居易四十四岁被贬为江州司马之前积极进取坚持讽喻美刺的诗学思想。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诗比作果树,把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感情比作“根”和“实”,把艺术形式比作“苗”和“花”。“情”和“义”,属于诗歌的内容方面,“言”和“声”属于诗歌的形式方面。“系于意,不系于文”。这体现了白居易对诗歌本质内容的见解,诗歌的根本是表现思想感情,反对脱离内容的唯美主义的形式追求。“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是白居易对诗歌本质特征的揭示。其过程是感于事,动于情,形于诗。整个创作过程以“情”为核心,诗不是对客观之事的简单描写而是对人的感情的抒发。“情”是诗歌创作的关键。对“诗言志”的传统观点做了继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作品的题材上,人批判梁陈时期“嘲风雪,弄花草”的诗风。
1.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
白居易坚持“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新乐府运动的理论纲领。它要求诗歌反映现实,为政治时事服务,反对诗歌空有形式而无内容。“时”和“事”主要指国家的兴衰,朝政的得失,人民的疾苦等。为时为事而做不为文而作的创作原则,突出了诗歌创作的思想性,加强了诗歌与政治的联系。他在《读张籍古乐府》中写道:“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对张籍的乐府诗进行了称赞。
联系唐诗的发展来看,这是对以杜甫为代表的关心国计民生,表现社会政治内容诗歌的经验总结。在白居易之前,一些理论家谈到创作要反映现实之物。如陆机提出“遵四时以叹逝,瞻万
[]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3170 多指自然之物。对比之下,白居易要求诗歌描写的“事”是指带有强权政治内容的事,特别是指能反映民声疾苦的事。超过了之前的诗歌理论水平。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文学创作思想。
2.创作方法上体现“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
在诗歌创作中,“情”是出发点,“义”是落脚点。白居易不仅理论上提倡,创作上也坚持这样做。内容与形式较好的结合,反对使用过于华丽的文辞而忽略了诗歌的思想内容。
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中,体现的是一种“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实录是就方法,而直笔更侧重作者的写作态度。白居易强调“直歌其事”,并不注重比兴。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客观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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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这不仅是创作的要求,而且与白居易为官兼济天下的要求是统一的。
首先要求诗歌要真实的反映现实,不虚美不粉饰太平,客观公正的“直歌其事”。儒家的民本思想在白居易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写民生的诗篇占有重要地位。其次是反映真实即“写什么”的问题。为事不为文要求诗歌关注、反映、影响现实。
在白居易看来,诗歌是有着现实意义的创作活动,诗歌要反映社会中的现实和人生。因此对人民的疾苦必须要“直书”要“实录”。白居易在《秦中吟序》中写道:“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焉”。“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些诗歌真实的揭露了社会的黑暗。
与“直笔”和“实录”的创作原则相对应,在方法上则有了相同的要求。首先要有严格的真实性,诗中所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以及作者自己的亲身经历。其次要有一定的政治性,诗歌反映生活体现社会问题。针对弊政进行讽喻,“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再次要有一定的典型性,白居易要求诗歌所描写的具体生活内容,应当有某种普遍的社会意义。
白居易提出“情者系于政”,诗歌要体现兴利除弊的政治目的,这样才有社会价值。而直笔、实录便是白居易诗歌功能追求的体现、是想实性与人民性的表达。
3.尚实、尚俗、务尽的艺术主张
为时为事而做的创作原则,要求诗歌在艺术上要尚实、尚俗。即诗歌要真实而又通俗,这样易于接受也才能真正发挥讽刺批判的作用。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实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提出了尚实尚俗的艺术主张。
新乐府的形式自由,要求诗歌在内容上做到真实可信。在《策林六十八》中说:“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白居易的《秦中吟》十首,采用一诗议一事真实而又富有批评效果。在语言上提出“质而径”、“直而切”的主张要求浅显易懂,而不注重委婉含蓄,突破了儒家诗学的一些诗歌主张。例如“微而婉”的要求。在形式格律方面,白居易要求做到音节和谐,文字流畅,容易吟诵,便于传唱。使诗歌通俗百姓易懂,这是其诗歌具有人民性的表现之一是对古代文学和诗论的一个贡献。
4.诗歌通俗化的意义
白居易的诗歌具有清新明了,通俗易懂的特点。这非常有利于百姓的接受与诗歌传播。白居易曾指出写作诗文的通病是追求繁多的形式,与社会需求相去甚远,没有达到写文做诗的目的。为了诗歌的通俗易懂,白居易不断进行修改和锤炼。这样的创作态度使得白居易的诗日渐成为通俗易懂的典范。如我们熟知的《卖炭翁》等。
内容的现实性与人民性与形式的明了性与通俗性,一方面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的特点,另一方也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针砭时弊而又通俗易懂,诗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引起了百姓的共鸣,在民间大量流传。“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便是最好的体现。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道:“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益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这样的诗歌理论连同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深刻的影响了后来的诗人。
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诗歌的历史使命
在白居易看来,诗歌不但可以“感人心”,而且具有多种作用。如可与反映社会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具有认识作用;也可以抒写诗人内心的欢娱之情、闲适之情,具有愉悦作用。在《与元九书》中说:“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这表明诗歌具有多种作用。
虽然诗歌具有多种作用,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诗人的白居易更强调诗歌的政治功利作用。其诗歌理论的进步意义直接表现在关于诗歌创作的目的与任务的论述方面。他继承了儒家的诗教传统,[]并给以发展。提出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救济人病、裨补时阙” 4110等口号。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做。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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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而作也”。诗在内容上既可赞美君王,以诗为政治道德说教,也可以表现社会的黑暗,人民的不满和苦难。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歌创作主张和“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的创作态度,即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同时也是对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重大突破。
“救济人病”是要求诗歌能反映人民疾苦,使百姓的“病痛”让最高统治者有所了解。“裨补时阙”是要求诗歌能揭露时政的弊端,引起统治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改革。白居易的这种主张,表现了文学创作应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积极的干预现实,充分发挥发挥作用。
1.美刺
“美刺”即美善刺恶,属于作品的思想内容范畴。白居论诗,接受了美刺的观点但更加强调“刺”的作用。唐代诗坛自大历以来,君主听见的都是庙堂之音,白居易践行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用诗歌来美刺现实,使诗歌能反映社会的面貌、体现百姓的心声抨击现实,以使下闻于上。同时,他还主张恢复采诗制度,通过古代诗歌的美刺内容来考察当时的政治理论情况。
2.讽喻诗
白居易的大量讽喻诗,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体现人民的思想、情感和愿望。表现社会现实。如《观刈麦》、《卖炭翁》、《上阳白发人》、《杜陵叟》等。写了百姓的辛苦、赋税的沉重、妇女的悲惨命运。汉儒论诗,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白居易则进行了突破,用诗歌反映人民疾苦,表现出鲜明的感情倾向。虽触怒权势,但亦无所惧。白居易要求讽喻诗的写作要意见尖锐并且语言质朴。读者可明白领会,收到良好效果。
总的看来,白居易对诗歌作用的阐述与他自身的经历,对人民的疾苦的了解密切相关。诗歌有很多作用,不但可以“感人心”,而且具有认识的作用,愉悦的作用。白居易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强调了诗歌的政治功利作用。
四、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白居易根据自己对诗歌的见解和创作要求在分析评价文学作品的时候,把内容放在首位。将那些于时于事没有关系的诗文看的毫无价值。
为了发挥诗歌的政治作用,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白居易秉持诗歌为政教服务的目的,坚持“风”、“雅”反映现实的传统,对历代的诗歌用六义的尺度进行了衡量评述,充满了批判的态度。对于历史上的诗歌,白居易对《诗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与元九书》中写道:“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唐兴三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方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发,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 497。白居易认为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太少。其余的则给予了很多的批评。认为屈原“归于怨思”,陶渊明“偏放于田园”。当然,这与白居易人生前期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有关。
白居易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对儒家诗歌理论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对诗歌的本质特征、创作原理、艺术形式、功能作用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建立了一个理论体系。对诗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需要肯定与学习的。
此外受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作者自身的一些因素影响。使得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在一些观点方面有所不足,这就需要辩证的认识。白居易的诗歌观点是作为他的政治观点的一个部分提出来的。继承了关风知政的思想传统,但有把诗歌当做谏书的倾向。从而减弱了诗歌的感染力,造成诗意淡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内容上,诗歌题材的通俗化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内容,通俗易懂的形式和内容让诗歌的鉴赏范围也扩大了。白居易强调诗歌内容的真实性,却没有区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使一些诗歌流于平淡。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其中的文学形象可以在读者的二次阅读中进行再创造并从中认识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在诗歌评论上,白居易根据自己的诗歌理论对诗歌发展进行了评论,但是他的这种评论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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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颇走向了极端。在白居易看来,南北朝的诗几乎没有好诗,李白的佳作也不过十分之一,这样的评论以实用功利的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忽略了诗歌的审美特征。
在语言上,一味通俗,致使一些诗歌缺乏魅力。缺乏一唱三叹的艺术韵味,难以引起读者想象。甚至作者自己也认为:“诗成淡无味,多被人所嗤”。
这些不足之处,是白居易对文学和政治关系的认识简单化和片面化的表现。白居易将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在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没有看见文学社会功能的广阔性和多面性。文学教育的审美方式的实现,白居易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轻视了诗歌的艺术美,忽略了艺术形式的相对独立性。
总的来看,白居易诗论及讽喻诗的创作实践,既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又有一定的片面性。不能盲目的加以肯定也不能全面给予否定。白居易从其济世的个人信念出发,用诗歌来言得失、陈利弊、纵论天下事。从而强调诗歌内容的真实性、情感倾向的鲜明性、语义的通俗性。对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修炼被淡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居易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从自己进步的政治主张出发,在诗歌的本质特征、创作发生原理、诗歌的功能作用、创作原则、艺术形式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主张诗歌批判现实,具有强烈的战斗性;主张诗歌反映人民疾苦,[]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主张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具有可贵的进步性” 523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是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中的一些理论主张,在今天依然具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在庄.唐代文士与唐诗考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2]白居易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2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第五篇:白居易诗四首
白居易诗四首
教学目标:
1.了解作者白居易的生平和诗歌理论。
2.概括《轻肥》的思想内容,指出其对比手法的特点;分析《花非花》中博喻手法的运用;理解《杜陵叟》中通过人称转换来加强社会批判性的手法;掌握《问刘十九》中情景交融的写法。
3.感受白居易忧民伤时,同情贫苦人民,控诉统治者的博大情怀;体会他重视友谊的精神。
教学重点:
概括《轻肥》的思想内容;分析《花非花》中博喻手法的运用;掌握《问刘十九》中情景交融的写法。
教学难点:
《轻肥》中对比手法的特点;《杜陵叟》中通过人称转换来加强社会批判性的手法。课时安排:2课时。
教学过程:
一、新课导入---知人论世解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太原(今属山西),祖上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生于新郑(今属河南)。贞元十六年(800)登进士第,历任左拾遗、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因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贬为江州司马。后历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官终刑部尚书。晚年闲居洛阳,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世称白香山。
白居易诗善于叙述,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开中晚唐浅俗诗风,影响深远,是中唐新乐府诗歌创作的主要倡导者。受历代乐府诗特别是杜甫乐府“即事名篇”影响,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创新乐府,指斥时弊,反映民瘼,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与元稹交厚,世称“元白”。晚年居洛阳与刘禹锡唱和颇多,世称“刘白”。一生有诗近3000首,自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中讽喻诗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白居易诗善于叙述,语言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开中晚唐浅俗诗风,影响深远。
二、学习《轻肥》
(一)导入语。
唐朝有三大诗人,我们已经学习了其中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剩下一个是谁呢?他就是被称为“诗魔”的白居易。现在我们来学习白居易的诗歌《轻肥》。
(二)题目解析。
1.“轻肥”是什么意思(教师陈述:是“轻度肥胖”?“减肥”?还是其他意思)? 明确:轻肥:用《论语·雍也》句:“乘肥马,衣轻裘”之意,骑肥壮的马,穿轻暖的皮衣,喻指豪华生活。
2.骑肥壮的马,穿轻暖皮衣的人是谁?请从诗中找出。
明确:指内臣,即宦官(备注,这两个问题不在幻灯片上打印出来,而是在幻灯片上打上“题目解析”内容。学生回答完后,请一个同学读课文,其他同学思考内容解析中的1和4问题)。
(三)译诗。
一群神态骄横的人充满在道路上,鞍马之光照亮尘土。请问这是些什么人?有人说是宫中的内臣。用红色丝带系着佩玉的那些人都是大夫,用紫色丝带系着印章的那些人是将军。他们意气洋洋地赶赴军中宴席,骑马飞驰而过,像云团一样离去。精美的酒器中盛满了醇美的酒,桌上罗列着水中、陆上的各种精美食品。用手掰开洞庭橘,切开大海中的鱼。吃饱了饭内心安然自得,喝够了酒神气更加高扬。这一年江南大旱,衢州地区人吃人。1
(四)内容解析。
1.这些内臣要去做什么?
明确:这些内臣要去军中赴宴。
2.他们赴宴前是怎样的情况?从哪些字词可以看出来。
分析:先写神态,骄、照 → 写出了宦官们骄横跋扈之状。后点身份:内臣 → 令人惊异,也令人愤愤不平。揭示原因,皆、或→大权在握,怎能不骄。进一步描绘,夸 → 写出了盛气凌人,耀武扬威之态。如云 → 一大帮人,旁若无人的骄横之态,令人触目惊心。
明确:他们赴宴前骄横跋扈,盛气凌人,耀武扬威,从“骄”、“照”、“夸”、“如云”等字词可以看出来。
3.内臣们赴宴时的场面如何?
分析:铺陈菜单:九酝、八珍、洞庭橘、天池鳞豪华奢侈。
夸张、渲染气氛:溢、罗、擘、切大吃大喝。
“食饱”二句:呼应首句,由奢到骄酒酣足食,不可一世。
明确:作者用了铺陈、夸张和渲染来描绘内臣们所赴宴会豪华奢侈,大吃大喝,酒酣足食。
4.诗人对此是怎样评价的明确:全诗中,诗人没有作一处评价,但那不代表诗中不包含诗人的评价。(如果学生答成“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要给学生指出,这不是诗人的评价,而是陈述事实)。
5.你能读出诗人的评价吗?请用“本诗通过„„表达了„„”的方式,进行概括。明确:本诗通过写宦官的骄横之态并与江南天灾作对比,表达了诗人对官场奢侈生活的批判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6.杜甫有一句名句,将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了强烈的对比,是哪一句?
明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教师补充,白居易这首诗与杜甫的这句诗可以说有着 异曲同工之妙)。
7.由此可见,本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明确:本诗运用对比手法。诗人不作一句评说,不发一句议论,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并列写出,让读者悟出应有的结论,这比主观议论更有说服力,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8.对比阅读:白居易的《轻肥》与《卖碳翁》一样,都是对上层统治阶级罪恶的揭露,请分析两诗在语言及表现手法上的异同(课堂上不讲,作为作业布置给同学们)。
语言方面:相同的是二诗均是充满了感情,作者以赋体直陈事实;不同的是《轻肥》诗中律句多,对偶句多,而《卖炭翁》间有散句和口语词句。
手法方面:相同的是二诗都用赋体,叙述详细,描绘逼真;不同的是《轻肥》全诗采用了对比方法,主题明显但不明说,而且对人物神态描写相当传神。《卖炭翁》开始小序中即提示主题,诗中对卖炭翁有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还有对比手法,通过炭和绫,这些价值不等的对比,表现了宫市的残酷掠夺。
三、学习《花非花》
(一)导入语
同学们都知道,白居易的诗歌是以通俗著称,那么,是不是他所有的诗歌都是这样的呢?其实不是的,他个别诗篇写得相当的朦胧,跟李商隐有得一比。现在我们来学习一首他的朦胧诗《花非花》
(二)译诗:是花又不是花,是雾又不是雾。夜半时分来了,天明时分又离去了。来的时候像春梦一般,能有多长时间呢?去的时候像朝霞一样,很快就无处可寻了。
(三)内容解析。
1.本首诗用了怎样的修辞手法来描绘事物(比喻),用了几个比喻(四个),本体有几个(1个),这叫做比喻当中的哪一种比喻(博喻)。
2.本首诗用了博喻的修辞手法来润饰,这些喻体分别是什么东西,各自有什么特征?暗
示了本体有些怎样的特征?
明确:喻体是“花”、“雾”、“春梦”、“朝云”,“花”很美丽,但容易凋谢;“雾”很轻灵,但很朦胧,捉摸不透;“春梦”很美,是美梦,但时间短促,容易醒过来;“朝云”灿烂,但容易幻灭。所有的这些喻体都暗示了本体有这样的特征:美丽多姿,但却容易消逝。
3.我们只是大概知道,白居易所写的这个东西美丽多姿,但却容易消逝。那么,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明确:①有人以为是悼亡之作。白居易自编集时,将此诗编人“感伤”部分。这部分中另有两首诗与此诗情调极为接近:一首是《真娘墓》:“真娘墓,虎丘道;不识真娘镜中面,惟见真娘墓头草。霜摧桃李风折莲,真娘死时犹少年。脂肤荑手不坚固,世间尤物难留连。难留连,易消歇,塞北花,江南雪”。另一首是《简简吟》,其中有句:“二月繁霜杀桃李,明年欲嫁今年死”,“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二诗均为悼亡作品,末句的比喻,如“易消歇”的“塞北花”和“易散”的“彩云”,与《花非花》诗末的比喻如出一辙,音情逼真,都表现出一种对已经消逝了的美好事物的追念与惋惜之情。《花非花》紧编在《简简吟》诗后,这也可能是作者想表达的一种意思吧?
②有人认为这首诗是感伤身世之作。白居易晚年家庭迭遭变故,对其打击颇大,再加上其病眼几至失明,故此诗写其难言的伤痛。
③今人施蛰存认为此诗“是为妓女而作”。“花非花”两句比喻她的行踪似真似幻,似虚似实。唐宋时代旅客招妓女伴宿,都是夜半才来,黎明即去。因此,她来的时间不多,旅客宛如做了一个春梦。她去了之后,就像清晨的云,消散得无影无踪。
四、学习《杜陵叟》
(一)导入语。
前面我们讲过,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即讽喻、闲适、感伤、杂律。他这四类诗中,成就最高,最有价值的是讽喻诗,而讽喻诗中的代表就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前面我们学过了《秦中吟》当中的一首诗,现在我们来学习他讽喻诗中另一部精品《新乐府》当中的一首诗《杜陵叟》。
(二)写作背景介绍。
此诗属于《新乐府》五十首,自序说是“伤农夫之困”,作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前后,当时江南和长安周围遭受严重旱灾,诗人时任左拾遗,上疏奏陈民间疾苦,请求“减免租税”,“以实惠及人”。皇帝批准,并下了罪己诏(实际上不过是笼络人心的把戏而已)。为此,白居易写了《轻肥》和这首《杜陵叟》。杜陵,在今陕西西安东南十公里少陵原上,秦代为杜县之地,汉代宣帝葬于此处,故称杜陵。
(三)译诗:杜陵老头,居住在杜陵,每年只耕种一顷多的薄田。三个月没有下雨,整体刮大风,麦苗不能吐穗扬花,大多数都枯黄干死了。才九月份天就降下霜,秋寒早至,禾苗的穗子没有成熟都青干死了。官吏们明明知道干旱却不奏明皇帝,反而强行征收租税以求得好的官声和政绩。百姓典当桑树、出卖田地来缴纳官府的租税,明年的衣食将怎么办?剥去我们身上的衣服,夺掉我们口中的粮食。虐害人伤害物的就是豺狼,何必是有钩一般的爪子、锯齿般的牙齿才吃人肉!不知什么人奏明了皇帝,皇帝生了恻隐之心,知道人民的困苦。白麻纸上书写着皇帝免税的恩诏,京城附近全部免除今年的租税。昨天里长才到门口来,手里拿着免税公文张贴在乡村中。十家之中有九家租税已经被收去了,白白地受了我们君王免除租税的恩惠。
(四)内容解析。
1.杜陵叟是什么身份?他遇到了什么难题?
明确:杜陵叟是个农民,今年干旱,禾苗大多枯死。
2.禾苗枯死,官府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明确:官吏们为了“考课”,不仅不奏报朝廷,反而变本加厉地加紧搜刮,使得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
3.面对此情此景,作者由第三人称客观描绘改为第一人称控诉,感情色彩有何不同? 明确:改第三人称为第一人称,用“杜陵叟”的口气,语气更加强烈,写出了诗人难抑愤怒之情,痛斥了那些为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极为精练地概括了封建时代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不屈反抗精神。
4.在封建社会中,百姓遇到饥荒时,通常由帝王下诏免除租税,而由地方官加紧勒索,这一直都是统治阶级惯用的诡计,说说你对本诗“双簧戏”的认识?
分析:“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十家租税九家毕”,之后 “白麻纸上书德音”、“昨日里胥方到门”→“虚受吾君蠲免恩”,说明君恩虚伪。
明确:表面上是歌颂了皇帝的仁德,实际上语含讽刺,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长吏”明知天灾却不奏报,仍然强征暴敛;一个小小的“里胥”一直等到“十家租税九家毕”才慢腾腾地宣布“免税”的“德音”,背后明显有官府的支持;皇帝一直等到有人奏报后才下诏“免税”,此前却一直不闻不问,装作不知,虚假伪善。“帝心恻隐”是虚伪的,而用考课的办法鼓励各级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才是真正的目的。这种“双簧戏”封建统治者演起来驾轻就熟,时机控制得恰适其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样的把戏不止一次上演,极具讽刺意义。
(五)小结:白居易用极其悲愤的情感,写出了农夫之苦,揭露和控诉了统治者玩弄权术,剥削人民的罪行,极为精练的概括了封建时代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处境和体现在他们身上不屈的反抗精神。尤其是对 “双簧戏”的揭露,增加了诗的讽刺力度。
五、学习《问刘十九》
(一)导入语
酿酒与饮酒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古往今来也传诵着许多与酒有关的诗歌和故事。唐代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就是一首与饮酒有关的美丽诗篇。那么这首诗是写爱情、亲情还是友情?下面就来详细鉴赏一番。
(二)写作背景。
此诗作于元和十二年(817),诗人当时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刘十九,名不详。作者另有《刘十九同宿》诗,有句“唯共嵩阳刘处士”,可知其为河南登封人。有人以为即隐居庐山的刘轲。十九,兄弟间的排行。
(三)译诗:我家新酿的米酒还未过滤,酒面上泛起一层绿泡,细小如蚁。烫酒用的小火炉,也已准备好了,是用红泥烧制成的。天色阴沉,看样子晚上即将要下雪,是否能和我来共饮这一杯酒?
(四)情景交融:《问刘十九》是邀请人喝酒的小诗。虽然简短,而景与情相得益彰。请说说诗中的景和情是如何完美结合的。
明确:诗中写景,有新酿的米酒,正架在炭火燃烧着的红泥小炉上,酒香四溢,再加上傍晚快要下雪的寒天,一热一冷,温馨亲切。此种情境,相约友人,如何会不来?邀的真诚,来的高兴,定会一醉方休。全诗更透出两人的友谊比美酒还要醇厚。
六、作业布置:
1.背诵四首诗,赏析并积累名句,揣摩白居易诗歌的语言特征。
2.预习《杜牧诗三首》。
教学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