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白居易讽喻诗之创作动因
论白居易讽喻诗之创作动因
李杨
［内容摘要］ 白居易的讽喻诗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究其创作的深层原因，既是受到儒家传统诗教观的影响，又与时代因素有关；早期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为其创作奠定了生活基础；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为其创作提供了机会；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和拾遗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也成为其创作的内在动力；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白居易创作讽喻诗也是遵循诗歌自身规律的结果。
［关键词］ 白居易；讽喻诗；创作成因
白居易是中唐社会写实讽喻派的领袖人物，其诗歌创作遗存两千八百余首，多于其他任何一位唐代诗人，其中价值最高、成就最大的就是他本人最重视的讽喻诗一百七十余首。这之中，又当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关于讽喻诗，白氏曾云：“自拾遗以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谓之讽喻诗。”[1](P649)可以说，白居易的讽喻诗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那么白居易创作讽喻诗的原因有哪些呢?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2](P270)遵循鲁迅先生的这一观点，我们不妨对白氏创作讽喻诗的因由做一番深入探讨。
一、儒家诗教观的主导作用
白居易的家庭世敦儒业，其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明经出身，能诗能文，谙熟儒家典籍。不言而喻，白居易在经学和文学方面自幼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说：“我时常提醒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在了解一个人所生长的环境后，才能对一个人做出判断。”[3](111)因此，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学教育，儒家思想从其出生起就成了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注重现实、鄙弃幻想的倾向，规约了传统儒家诗学的基本走向，使它一开始就走上了注重反映现实的道路。《诗经》是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起点，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如实反映社会本来面目的作品, 孔子认为“可以观”即能够从中了解风俗之盛衰、考见为政之得失，文学的功利性被高度重视。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白居易继承了这一传统，把诗歌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强调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就明确提出创作讽喻诗的目的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1](P649)在《新乐府序》中又认为：“为君、为臣、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P35)也就是说，写讽喻诗是供朝廷施政参考的，他把自己看到的民生疾苦和种种外界事物感发成诗，供皇帝和当权者取为鉴戒。
关于讽喻诗的思想内容，白居易提出以“六义”作为标准。在《读张籍古乐府》诗中，他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1](P2)未尝著空文。”风雅比兴之论正是源于汉儒的言论，如《毛诗·大序》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论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远于事变怀其旧俗者也。”[4](P568)在风、雅、颂三者中，白居易更强调风、雅。这同他提倡采诗和写作讽喻诗来规劝当权者，“裨补时阙”的创作目的是一致的。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对于美、刺二者更强调刺。他所写的讽喻诗中讽刺的内容占了大多数。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刺”的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的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可以认为正是在继承儒家诗论传统的基础上，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二、社会生活和坎坷经历奠定了创作基础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适逢唐朝的中后期。安史之乱以来，各种社会矛盾已日趋尖锐：唐王室内部成员间尔虞我诈，相互倾压，争权夺利日甚一日；宦官掌握禁军（神策军）大权，把持朝政，扰乱朝纲，专横贪暴，无恶不作；牛李朋党派系争斗愈演愈烈；各分封藩镇公然蔑视唐王朝中央政府的管辖控制，割据称雄，独霸一方，并且为了争夺地盘，不惜穷兵黩武、频举战事。与此同时，异族吐蕃亦趁火打劫，不断骚扰入侵。如此严重的形势下，统治阶级日趋腐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更加紧了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处在如此动荡多变的特殊历史时期，白居易青年时代就饱尝了家贫多故、衣食欠足、生活颠沛流离的苦楚。唐德宗时，关中地区连续发生了朱泚、李怀光等大规模叛乱。德宗出奔奉天，南逃山南，狼狈不堪。《资治通鉴》对这次叛乱有描述：“贼已斩关而入，上乃与王贵妃„„自苑北门出”，“自咸阳幸奉天”，“初至奉天，诏征近道兵入援”，“朱泚自将逼奉天，军势甚盛。”[5](P6058)这时，白居易一家因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苦乏衣食资，远为江海游。光阴坐迟暮，乡国行阻修。身病向鄱阳，家贫寄徐州。”[1](P116)这些诗句，正是他早年为谋衣食，四处奔波的困顿经历的真实写照。
先后迁居徐州、越中等地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有较多机会接触最下层的劳苦大众，并亲眼目睹他们的悲惨遭遇。《朱陈村》诗云：“孤舟三适楚，羸马四经秦，昼行有饥色，夜寝无安魂。东西不暂住，来往若浮云”[1](P121)此诗即是这一时期白居易耳闻目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真实记录。所有这些经历为他以后创作“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
三、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
白居易解褐入仕的贞元、元和之际是一个交织着痛苦与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封建官吏之 间的派系斗争日趋激烈。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制，但赋税征纳中流弊滋生，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受到的盘剥反而比以前更甚。劳苦大众处于“冻馁并至”的悲惨境地。白居易诗中有句云：“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1](P10)这正是对当时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现状而言。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士，主要是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的所谓新兴进士集团，基于对“中兴”的渴望，掀起了从“永贞革新”到元和初期的社会政治改革。特别是有“中兴英主”之称的唐宪宗“自初即位，慨然愤发，志平僭叛，能用忠谋，不惑群议”[6](P139)，从而出现了广开言路、容纳直言、人心思治的政治局面。
广开言路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诗人有了写作讽喻诗的政治氛围。唐太宗贞观时期曾形成了较好的讽谏制度，在历史上传为美谈，此后时续时废。中唐时期，讽谏风气再一次盛行。唐宪宗明确表示要效法太宗“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况朕之寡昧，涉道未明，[7](P423)今后事或未当，卿等每事十论，不可一二而止。”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说：“是时皇帝初继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1](P649)《资治通鉴》卷二三七云：“夏四月，上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举人，伊阙尉牛僧儒、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5](P6298)广开言路、积极推行讽谏制度必定有利于人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采取写诗的方式较为委婉，君主易于接受。白居易在《与杨虞卿书》中说：“启奏之外，有合方便闻于上者，稍以歌诗导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戒也。”[1](P639)在《与元九书》中又说：“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歌咏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1](P649)正是在陈诗进谏的背景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
此外，白居易大量创作讽喻诗还与唐代文禁松弛、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有关。因为只有这样，文人才有机会开口说话，才敢于针砭时弊，讽喻时事。洪迈在《容斋续笔》卷二中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官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8](P236)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今之诗人不敢尔也。”而且，作为新兴进士集团领袖的裴济又正在相位，而他是以元、白为代表的锐意革除弊政的青年文士的政治后台。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机遇和前提，才使得白居易焕发出高涨的政治热情，将讽喻诗作为补察时政的有力手段。
四、历史使命感及政治责任感是创作的内在动力
白居易于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考中进士，贞元十八年（802）冬又应吏部试，第二年春天与元稹以书判拔翠一同登科，同授秘书省校书郎。之后，二人又于元和元年（806）一同应制举。登第后，白居易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同至县县尉，不久，又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除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大致说来，拾遗的基本职守是匡谏，唐代政治给这类低品级官员以特殊的待遇：“拾遗天子前，密奏升平议”。[9](P4497)任职左拾遗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 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并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1](P15)自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10](P52)位的思想。”李唐王朝，儒家思想始终处于“定于一尊”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白居易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他寄希望于明君贤相。他着眼于“君”与“民”这对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鲜明地提出了“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的命题，并尖锐地指出“君之躁静为人之劳逸之本，君之奢俭为人之贫富之源”[1](P864)、“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1](P854)的观点。他劝谕君王：“以天下心为心，以百姓欲为欲”，切不可“抑天下心以奉一人之心，咈百姓以从一人之欲。”[1](P849)在政令的施行方面，他主张抑兼并，薄赋敛，节用爱民，以安百姓。由此可见，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创作正是白居易以儒家“仁政”理想为核心的民本主义政治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他作为士大夫文人所具有的历史使命感以及拾遗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
白居易作为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诗人，谏职正好给他关心人民疾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政治平台，文人的良知与官员的职责相结合加强了他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在其讽喻诗中，白居易不但带有感同身受的深切同情来描写下层人民（尤其是农民）饥寒交迫的悲惨处境，同时也无情地揭露了权豪贵近们的残暴与贪婪。如《采地黄着》写农民因春旱年荒衣食无着，只得到田野里采集地黄卖给“朱门”家喂马：“与君啖马肥，光可使照地，愿以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人瘦马肥图。又如《观刈麦》描写的是一个拾麦穗的贫妇形象：“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蔽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卖炭瓮》又描写了一个“两鬓苍苍十指黑”，“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老人被“黄衣使者”掠夺的故事。《红线毯》描写了宣州太守为了取得皇帝的宠信，每年都逼迫宣州人民向朝廷进贡红线毯的弊政：“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绫，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透过这些诗，白居易写出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
五、白居易的讽喻诗创作是承继传统、推陈出新的结果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奠定了我国诗歌写实的道路。《毛诗序》论《诗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谲谏。”强调诗歌的“美刺”、“讽谏”作用，说明了诗歌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诗经》可谓是讽喻诗的源头。
汉代继承了上古采风的传统，从而兴起了文学史上的汉乐府。汉乐府民歌与《诗经》中的民歌一脉相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多以叙事诗广泛而真切地展现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悲欢离合。汉乐府是对《诗经》民歌创作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相比较而言，汉乐府民歌在诉说生活的艰难、披露战争的残酷方面显得更加悲凉厚重。
建安时代，曹操“借古题写时事”，反映汉末社会**，抒发个人怀抱，显示了刚劲的风骨。这一时期的建安文人们广泛学习和运用这一写法，但因沿用旧题，仍存在着题目与内容不相协调的局限。这 一创作风习很快就被后来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唱和重复”所取代。初唐诗人长孙无忌、刘希夷等开始另创新题，但这时题虽新创，内容却往往不关时事。到了唐玄宗天宝前后，乐府诗表现出反映现实、“刺美见事”的倾向。但借旧题乐府诗来反映现实，往往会过于隐晦，很容易产生歧义，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如李白的诸多旧题乐府诗：“运用比兴手法，意旨微茫，令人难以指实。”[11] 因此以新题乐府诗写讽喻内容将成为必然趋势。
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始于杜甫，他所作的诗如“三吏、“三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等乐府体诗歌咏时事，具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特点，也就是因事立题，根据所写的时事确立新题目，不依附原有的旧题乐府。
进入中唐，一般人的太平迷梦早已打破，诗人们饱经离乱之苦，对时代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文学的态度也自然发生了变化，变为严肃、认真、深沉，写实尚俗的文字便于这时勃然兴起，诗歌创作由天上回到人间，由华丽归于平实。受儒学复古的刺激，白居易、元稹等一批诗人总结诗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新的乐府观念。他们将乐府歌辞和《诗经》的美刺理论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白居易把诗歌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识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P649)不是将诗歌创作当作是玩味和倾吐苦闷的途径，而是当作揭露和拯救时弊的工具。当白居易怀抱兼济之志而步入仕途，锐意于政治革新的时候，便努力进行诗歌的革新，面向生活，写下了大量的讽喻诗。讽喻诗与新乐府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因此一般称其倡导讽喻诗为新乐府运动。从《诗经》到新乐府，白居易等人正是遵循着乐府诗自身发展的规律，倡导新乐府运动，负起了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责任，促进了中唐诗歌的繁荣，使一度冷落的唐代诗坛又出现中兴局面。
综上所论，白居易创作讽喻诗既是受到儒家传统诗教观的影响，将诗歌与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论主张，又与其自身生活经历密切相关。早年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为他接触下层劳动人民提供了机会，为其创作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在中唐时期朝野思治、渴求中兴的时代要求下出现了广开言路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为其创作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和土壤。另外，创作讽喻诗也是诗人作为士大夫文人的历史使命感以及谏官一职所赋予的高度责任感的体现。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白居易创作讽喻诗也是遵循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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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试述白居易的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
白居易的诗歌包括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等，各种类别的诗各具特点，大体反映了白诗的基本面貌。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讽喻诗是最具价值、也是最有特色的部分。讽喻诗内容上主要是反映国事民生，政治上的美刺作用，符合儒家的比兴传统，能够为民请命在唐代诗人中，很少有人像白居易这样对下层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农民的痛苦给予足够的关注。如果说，杜甫因其经历遭遇和时代特征主要关心人们的战乱流离之苦，那么白居易却看到了唐代社会平静外表下掩盖着的深刻矛盾。从早年面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光天”的农夫，到《观刈麦》所写的“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以及《轻肥》中所描写的因为大旱导致衢州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和同情。其次，讽喻诗充分暴露当时政治的黑暗和人们的苦痛，体现出对社会、对政治、对人民的强烈正义感。诗人进一步在诗中揭示导致农民痛苦的原因主要是苛重的税赋以及官吏的贪暴，以及在皇帝名义下进行的各种巧取豪夺，如在《杜陵叟》中诗人对于九重天子不关心农民疾苦的进行强烈反讽。表达了诗人对残暴统治者的极大愤怒。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点是首句标其目的，卒章显其志，其辞质而轻，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代表作有《新乐府》《秦中吟》。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白居易写闲适诗，是为了“独善”，多写个人闲居独处时的生活感悟，诗风浅近平淡。如《问刘十九》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白居易的感伤诗以《长恨歌》《琵琶行》最为有名，代表着白诗的最高成就。是诗人为外界事物所感，情理动于内而做出的感叹。它在《长恨歌》中描绘了一个“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男女真挚爱情的赞美肯定。
第三篇：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 关心民生疾苦, 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瞒的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 一直是那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所毕生追求的, 这反映出他们“ 达则兼济天下”的善良愿望和宏伟志向。批评时政，为民请命，是个得罪人甚至得罪当局的差事，需要有胆有识，目光锐利，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别人不敢写的文。在用诗歌评议时政的诸多古代诗人中，唐代白居易当属佼佼者之一。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唐朝的时评，影响深远。
笔耕不缀的诗歌创作陪伴白居易走过了他那坎坷不平的一生，而其中的讽喻诗则把白居易一生的几乎各个阶级特别是中后期同广大劳苦百姓的命运深深地串联到了一起。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汉乐府》以至前人陈子昂、杜甫等旨在“ 讽喻”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出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 写下了许多“ 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的讽喻诗篇, 放射出白居易诗歌现实主义的光芒，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中, 著名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到讽喻诗的特点和创作主旨时言: 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明确讲讽谕诗的创作主旨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对于白居易讲的“为君”而作之语, 今人多有误解, 即把“为君”理解成为了君王的利益。其实，白居易的讽喻诗歌并非“溢美”君王, 他所说的“为君, 为臣”不过是一种体面话, 其实质是“为民”而作, 所谓“唯歌生民病, ”“但伤民病痛”, 这才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的“为君”, 并不是为君王的一己私利而作, 更不是溢美君王。溢美君王, 这正是白居易所反对、厌恶的。在《新乐府·采诗官》中, 白居易就严厉批评了诗歌史上“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的现象, 明确反对以诗歌来“赞君美”。从表面上看, 白居易的讽谕诗中似乎也有赞美君王的诗歌。如《新乐府》的第一首诗《七德舞》就是歌颂唐太宗的。可是 白居易写《七德舞》实际上自有深义。他是“时衰而思古之盛王”, 借历史上的榜样来劝导、教诲当时的君王。明人陈子龙曾讲:“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 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如此, 颂, 是为了“刺”。白居易希望能以自己的讽谕诗来打动君王, 发挥对君王的警示、教诲和劝导作用, 甚至希望君王能够“恕己及物”,“以心度心, 以身观身”, 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的讽喻诗虽然是“为君”而作，但就其为讽谕最高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的出发点来说，它们同“为民”又有其一致之处。这种“为君”与“为民”两方面相反相成的状况，正如实地反映了讽喻诗思想倾向所固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两个侧面的对立统一。总之,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以君王为读者的, 他是在写一种教诲君王的诗歌。写作讽谕诗来教诲君王, 改善社会, 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是落空了, 但讽喻诗创作和讽谕诗学思想并不因此而失去其价值。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有很多诗篇都表达了他对广大受苦受难农民的关注。《杜陵叟》一诗，小注为“伤农夫之困矣”，可见这首诗的内容是同情农民生活的困苦。白居易写了农民生活受苦受难的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上天的自然灾害，另一个则是人为的灾祸。
一个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守着一顷多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农夫之困”了。然而“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自己以后的加官进爵打下基础，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用百姓的血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吧！“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岂不是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吗！
看到“杜陵叟”们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祸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实在是义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这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作者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或许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豺狼”。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其讽喻诗中像这样揭露贪吏的诗作岁为数不多，但却警策痛快，真切感人，充分显示出诗人疾视贪暴，悯念生民疾苦的深厚人道主义感情。
白居易诗歌当中还有一部分尖锐地触及到当时的妇女问题。在这类诗中，诗人以十分同情的态度，真实地描写了在封建压迫下妇女的痛苦生活和她们的悲惨命运，并对摧残妇女、压迫妇女的残酷的封建制度做了无情的鞭挞。相比而言，对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堪称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少有的佳作。全诗通过一位上阳宫女被囚禁折磨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典型事例，强烈控诉了封建帝王强征民间女子以供奴役的残暴罪行，既形象而又富于概括力地显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饱含着对宫女的深切同情。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作为典型，以一当
十、当百、当千，并且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做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上阳女子进宫时是16岁的妙龄少女，如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60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44年，并且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全部都被摧残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一个“残”字，透露出多少悲苦！
这首诗的结尾正是这样写的：“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结尾的这一段落，用感叹的语调和讽喻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一片恻隐之心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对被压迫妇女命运的关心，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白居易讽喻诗可以一言以蔽之：其诗中都装着人民，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人道理想的光辉。
第四篇：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浅论白居易后期创作心态
杨兵
摘要：作为唐代诗坛巨擘，白居易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身处由盛而衰的中唐时期，白居易的经历颇具典型性。江州之贬后，他由慷慨兼济之士一变为自足闲适的独善隐者，以一种闲适的心态过着他的“中隐”独善生活。这种“中隐”生活保障着他的物质需求，也保持了他精神人格的独立，但“甘露之变”又使得他心生波澜，创作心态也随之变得复杂：既有对朋友的担忧，为自己及早脱身的暗自庆幸，也有对政治倾轧的心有余悸。这种心态的变化，导致他后期的创作思想中交织着积极与消极的因素，且消极因素愈来愈占据上风。但在消极的背后却又时时流露出他愧疚不安的心态和对国运黎民的担忧，以及对人生意义何在的迷惘。
关键词：白居易、后期、中隐、创作心态
Abstract：
Key words：
自居易退居洛阳后，共创作诗歌1010首[1]382，数量可谓庞大。关于他后期的作品，白居易在他大和八年所作的《序洛诗》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其它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清代评论家赵翼，评说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多“称心而出，随笔抒写”[2]36。
一直以来，学界就不乏对白居易的研究和探讨，特别就其晚年的生活以及作品，很多专家学者都作了相关的论著，如王拾遗《白居易》、苏仲翔《白居易传论》、万曼《白居易传》、陈友琴《白居易》等，这些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论述了白居易的晚年生活，但这些作品大多只是简略地介绍了白氏晚年的生活概况，而对其晚年的生存、创作心态很少作具体的研究，即使有涉猎，也多是截取片段的某一方面的论述，缺乏系统的分析探讨。
八十年代后的一些论文专著中，也对白居易归洛后的创作心态有所提及，如：蹇长春《进不趋要路，退不入深山—白居易的“中隐”观念及其影响》以及吴在庆著作《唐代文士的生活态度与文学》都认为白氏晚年持亦官亦隐、放旷安逸而又隐逸自足的“中隐”态度；张安祖《外容闲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谁得知—析白居易晚年心态》认为白居易晚年洛阳生活中的“乐”和“知足”实际上是“用以自欺的姿态，在其表象下则隐藏着深深的痛苦”；池万兴《乐天的痛苦与逍遥—白居易心态特征论》则认为白氏中年以后，“从积极有为的激进心态逐渐退缩为‘远祸全身’的苟安心态，采取了所谓‘中隐’的人生态度。”；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认为白氏晚年安于追求享乐、适意的生活态度。
总之，这些研究资料从各个方面对白居易进行不同程度的论述和阐释，承前启后地把自居易研究推向了更加精深详尽的地步。但白居易研究在成果丰富的 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论题比较集中，且多有重复，研究角度单一，不够新颖等等。当然，我所选的这个论题也不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我试图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白氏归洛后的晚年创作心态作一个整体的调研和论述，希望该课题能对当前白居易研究有所裨益。
一
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划分
关于白居易前后期思想的界定，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总体来说，无外乎三种：
1.以江州之贬为界。以往的文学史教科书和一些研究专著都以元和十年(815)自居易遭江州之贬为界，将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期，认为他前期积极进取，“兼济”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而退隐、“独善”之类思想的萌生、发展是在遭受这次贬谪的打击以后的事[3]。权威的文学史教材及专著都持这一观点。2.以卸任左拾遗为界（元和五年）[4]。3.以自请外任为界（长庆二年）[5]。
应当说，以上三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三说都将白居易前后期思想作品的转折归结为一个时间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引起争论的原因，因为无论哪一个时间点都无法将所谓的前后两期截然分开。实际上，这一转折经历了一定的时间流程，是一个时期。
其实，几家之所以各执一词的原因是各家在其坚持的时期内，对白居易的政治态度和心态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虽然都有其合理方面，但都不能全面地概括白居易思想的变化。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忽略了白居易思想的复杂和统一。兼济和独善的思想其实是兼于其一身的，只是由于时势不同，而呈现出此消彼长的趋势，并没有出现过完全分开的情况。所以，试图将白氏思想截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便会遇到尴尬。这种情况下，另一部分学者主张把白氏思想看成一个过程的观点更值得我们关注。如张再林《也谈白居易的思想创作分期问题》[6]、尹富《白居易思想转变之再探讨》[7]、杜学霞《在三种言说立场之间—白居易思想转变的心理和文化阐释》[8]等都不主张将白氏思想做截然分期。鉴于此，综合上述三种观点的合理因素，将白氏的思想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即将他思想的转变看成一个过程，似乎更有说服力。
早期思想可截止到元和十年的江州之贬。在此之前，白居易思想主要以积极的“兼济”思想为主。关于这一点已成学术界的基本共识，此处就不再着过多的论述。
中期思想以元和十年至大和三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为宜，这个时期，白氏思想经过了复杂的变化，开始在兼济和独善之间摇摆。“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当街被杀，白居易上书言事，却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入世激情无疑受到了极大地冷落。赴任江州司马后，消极思想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就放浪山水，寻僧访道”[9]，“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情性为事。”[10]但此时期仍不宜看做是他“独善”思想的成熟时期，他在《与元九书》中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一旦有重新出世的机会，他便又重新振作了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段时期是白居易人生中最不平静的岁月，几经易代，仕途起伏，兼济和独善思想进行着激烈地斗争。
从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白居易曾为这个机会感到欣喜，但忠州的险山恶水又令他非常失望。他对仕途、功名有了不同以往的理解，报国为君的热忱己然平静，建功立业的愿望也逐渐冷却，而随遇而安、明哲保身、优游诗酒逐渐成了其生活中的主要方面。“独善”思想一度占据上峰。元和十五年，唐穆宗爱其才，招之回京，历任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浩、中书舍人，白居易的政治热情重新高涨，为了报答穆宗的知遇之恩，甚至“唯求杀身地，誓答恩光”，但此时白居易的棱角已多被消磨，“从此期的行事看来，白居易已完全没有了早年面折庭径的作风，对穆宗虽有所谏助，但言辞、语意却比以往平和得多。”[11]可见，经过仕途坎坷，白居易已经心力交瘁，消极退让的思想不可遏止地发展起来，虽然没有取代积极有为的思想，但兼济和独善已经达到了矛盾的平衡，此时，任何一个砝码便能使这种平衡打破。长庆二年，“时唐军十余万围王廷凑，久无功，居易上书论河北用兵事，皆不听。复以朋党倾轧，两河再乱，国是日荒，民生益困，乃求外任。” [12]129白居易的出世余烬再次被浇灭，不同以往由统治者摆布他的官职，此次他自请外放，主动离开政治中心，也说明了他对政治再也提不起兴趣。兼济的思想强势逐渐让位于独善。
大和三年以后可以作为他思想和创作的晚期，独善的思想占据了思想的绝对强势。此时政治环境迫使他的从政热情进一步低落，“太和初，二李党事兴，险利乘之，更相夺移，进退毁誉，若旦暮然。杨虞卿与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阂，居易恶缘党人斥，乃移病还东都”[13]又兼他年事已高，亦无公务缠身，傣禄优厚，自此便优游诗酒，《病中诗十五首序》中“栖心释梵，浪迹老庄”。“醉吟先生”、“香山居士”等都得名于此时期。根据朱金城《白居易年谱》，寓居洛阳时期他基本上结束了讽喻诗的创作，正如他的《序洛诗》中所说：“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个别作品虽触及民生疾苦，但已不象早期作品意在揭露这些现象，引起当局的重视加以解决，而仅限于表达个人的同情以及无可奈何的愧疚之情。”[14]至于他晚年开龙门河滩，以利舟行，基本上也属于佛教徒修桥补路的行善积德行为，与他早年的兼济天下不能等同，因为“白居易晚年崇信净土，唯作来生之计，实际已放弃了他一度用以自勉的现世精神”[15]338。此时期，在兼济和独善矛盾的两个方面的较量中，他的独善思想彻底占据了上峰，白居易的主要精力转向了个体生命的关注。
故若要研究白氏的后期创作情况，在时间的截取上，以大和三年以后为宜。故而本文将大和三年作为白居易后期人生的开始，对其创作心态进行研究探讨。
二 白居易后期总体思想特征——中隐
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赴宾筵。洛中多君子，可以恣欢言。
君若欲高卧，但自深掩关。亦无车马客，造次到门前。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当时正值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保障，又避开了政治的倾轧。中唐时期宦官弄权，朝中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加之进入了暮年，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六年之后的太和九年，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相比之下，小隐倒可以既享受闲情逸致，又能洁身自好。但白居易对彻底与世隔绝、宁可饿死也要守节的真隐士并不赞成。他对生活中的物质方面一直都保持着务实的态度，儒家“君子固穷”的主张在白居易看来值得表扬却不值得提倡，那些真正的隐士虽然可以保持精神的自由，但物质生活却得不到保证，难免陷入寂寥和困顿。白居易理想的生活是既要保持个体心性的逍遥自适，又要得到丰厚的奉禄。即“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奉钱”的中隐生活。他分司东都只是把自己的形迹留在了官场，利用官职取得生活的物质保障，目的却是在追求个体生活的适意。这样便把仕与隐统一了起来，使他既不离开政治，从而可以得到优厚的奉禄，又无需为公务烦恼，可以享受隐士般的悠闲生活。
表面上看，白居易的“中隐”处世态度是将古代的大隐和小隐的长短处做了一个聪明的折中，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士人在“卫道”与“忠君”的矛盾中对自我与朝政关系的调节。白居易的“中隐”观折中了大隐与小隐的长处和短处，调控了从君与从道的对立冲突，将政治上的进退、物质上的盈亏融通其中，这其实是代表了当时士人的一种集体的心态。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士人要出处进退都裕然自如，不仅要学会儒家老祖先们教会的那一套存身活命、待时而起的方法，更得学会新形势下的生存之道，即在翻覆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处之泰然。”[16]121
白居易“中隐”心态的形成，与他的家庭出身，思想传承，生活经历都有密切的关系。白氏这种“执两用中”的中隐观念的形成，就其思想基础来看，可能与其“出身寒微，故易于知足，⋯ ⋯ 迄可小康，即处之泰然，不复多求”[17]189的庶族地主意识有关。就其思想渊源而言，则是他“上遵孔周训，旁鉴老庄言”，融合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知足知止”，并借助于“执两用中”的思维模式而形成的。至于促使这一观念形成的现实契机，则是在他经历了江州之贬，深谙宦途风险之后，而且经历了一个由“吏隐”到“中隐”的犹豫思索的过程。《中隐》诗写于太和三年(829)，白氏五十八岁，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时。而“吏隐”的提法，则始见于元和十三年(818)，白氏四十七岁时所作《江州司马厅记》。两者相距达十一年之久。这期间，白氏或求外任，或侧身于闲散官职，可视为从“吏隐”到“中隐”的过渡阶段。《寄微之及崔湖州》诗云：“不知湖与越，吏隐兴何如?”可见，白氏视外任地方官为“吏隐”。而被贬之后的白居易看到现实中矛盾百出，危机四伏，想到兼善天下的抱负无法施展，其人生观、创作心态遂发生了巨大转变，由原先的志在兼济、行在兼济一改为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中隐”态度。
三 白居易晚年的“自足”“闲”“适”心态
白居易早年积极入世，但在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世的艰辛后，他的处世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以饮酒赋诗作为人生之乐，诗、酒、游、宴是其洛阳生活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渐遁入佛门。白氏对自己晚年的这种生活感到知足，并且将这种生活放大到放纵的程度，却又时时流露出愧疚不安的心态。
中隐，是白氏生活的主导思想。然而，与“中隐”思想密切相联的，是其自足、闲适心态，因为自足、闲适，白居易晚年才能做到不为外物所役的真正意义上的身心合一。
自足是晚年白居易内心获得平衡的有效杠杆，面对人生中的许多缺憾，诗人借自足使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如对于自家履道池台的窄小，白居易想到的是宅园虽小，自己却能真正成为其主人，而有多少人却因羁身富贵，无法抽身，建于洛阳的园林、豪宅只能虚置空锁。开成三年(838)，诗人有《自题小园》诗：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
这便充分表现出了他自足的心态。
对于年龄的增长、衰老的降临，白居易亦能坦然的面对。“亲属惜我老，而我独微笑”，64岁的白居易在《览镜喜老》诗中陈述了自己之所以能微笑面对衰老的原因：“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天，不天即须衰。晚衰胜早天，此理绝不疑”。会昌二年，白居易71岁，对于逾越古稀的年龄，诗人在《喜人新年自咏》中说：“老过占他蓝尾酒，病余收得到头身。销磨岁月成高位，比类时流是幸人。大历年中骑竹马，几人得见会昌春。”对于年岁的增加，白居易抱着“喜”的态度，有“喜老”的说法。能够终老天年，是他理想的人生。可以说，自足是白居易晚年思维的一大特点，他以洛阳为人间仙境，以洛下生活为地上神仙，也可以说是一种极度自足的表现。
自足是诗人之所以能做到身心闲适的心理基础，正如其《风雪中作》诗中所云：“心为身君父，身为心臣子。不得身自由，皆为心所役。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
“闲”是白居易洛阳生活的最大特点。身居散地，位在闲职，《登天宫阁》中自称“洛下多闲客，其中我最闲”。仅在其晚年诗题中，出现“闲”字已很多，有语词闲吟、闲居、闲坐、闲游、闲卧、闲眠、闲咏、闲忙、闲望、闲问、闲谍、闲饮、闲放、闲题、闲泛、闲乐、闲行、闲夕、闲事、闲园等。白居易有三首专门咏闲的诗作：
大和三年(829)的《咏闲》：
但有闲销日，都无事系怀。朝眠因客起，午饭伴僧斋。树合阴交户，池分水夹阶。就中今夜好，风月似江淮。
大和八年(834)，有《喜闲》：
萧洒伊嵩下，优游黄绮间。未曾一日闷，已得六年闲。鱼鸟为徒侣，烟霞是往还。伴僧禅闭目，迎客笑开颜。兴发宵游寺，慵时昼掩关。夜来风月好，悔不宿香山。
会昌二年(842)，有《闲乐》：
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眠。更无忙苦吟闲乐，恐是人间自在天。
闲，是一种无公务羁绊，一切随意、随性而行，充分感受自然、身心之自在与乐趣的生命状态。其诗中所写既有静态时的闲卧，又有动态的闲游。闲是其享受生活情趣的前提条件。在白居易看来，身闲是人心性安乐的基础，身闲心乐是晚年白居易所追求的生命体验。白居易又认为，“闲”是诗歌创作的心理基础。其开成四年(839)所作《白颇洲五亭记》中写到：“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境心相遇，故有时焉?”认为境心相遇是心物交融、创造诗境的前提。
白居易认为，诗人只有心闲，才能体会物情，感受和体悟自然幽深之境，进而在诗歌中创造这种意境。闲，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摆脱世俗羁绊后身心的自由。身闲、心闲有助于诗人心灵对世间物色的感悟及诗境创造，这种心境也是作者获得创作契机的前提。
在白居易的晚年思想中，“适”不仅包括人的个体生命的自适，还以万物遂性为基础，也就是说万物都应按其本性、顺乎自然规律地存在。其《春池闲泛》诗描写自然界动、植物皆自得适时地存在着，引出“飞沉皆适性，酣咏自怡情”的点睛之笔。
《春日闲居三首》诗中有：
“广池春水平，群鱼恣游泳。新林绿阴成，众鸟欣相鸣。时我亦萧洒，适无累与病。鱼鸟人则殊，同归于遂性。”
《自咏》诗中：
“老遣宽裁袜，寒教厚絮衣。马从衔草展，鸡任啄笼飞。只要天和在，无令物性违”，表达的是同样的万物遂性的思想。其《新乐府·昆明春》诗亦有“动植飞沉皆适性”之句，并言“愿推此惠及天下，无远无近皆欣欣”，表达的是人性平等，应当实行人道政治的思想。可以说，在白居易早期诗中，适性之思想，是用来作为为民请命的理论依据的，而在其晚年诗中，则是用来作为个人自由之理论根据。
总之，像白居易这样性格复杂的诗人，其心态更是无法用一种单一的模式去概括，其心态在不同的时间，由于不同的事件都会表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局面。但总的来说，“中隐”是白氏后期的总体心态特征，在这个总特征笼罩下，他由之前慷慨悲歌、为民请命的兼善之士一变为知足保和、心空虚静 的独善隐者，冷漠淹没了热情，逃避取代了责任。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那段历史造就了这样一个白居易。
后人对他的晚年生活褒贬不一。有人指责他拿着国家俸禄却只管自己享乐，失去了应有的良知；有人说他看透了世情，真正懂得知足保和；有人说他清高旷达；有人说他贪恋富贵；有人羡慕他晚年生活的闲适安逸；还有人认为他蓄妓饮酒的颓放生活是一种风流„„
不管怎样评价，自居易的中隐思想是在新形势下发展出的一种人生哲学，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仕与隐的矛盾。这种思想反映了在封建社会转变时文人士大夫对自我定位的调试和他们对进退出处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一思想的出现也是文人士大夫深层次的心理结构发生变化的产物，它对后世文人的心态和生活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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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
论白居易“感伤诗”特色
摘要
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白居易在有生之年，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和整理，他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纵观白居易的诗作，最感人心扉，最能引起人们共鸣的当属其感伤诗。感伤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故不少学者都对白居易感伤诗独特的时代意义及形象作了分析,从艺术成就的角度分析，感伤诗达到了白居易诗歌艺术成就的高峰
关键词：白居易 感伤诗 艺术价值 情感价值 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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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
（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
（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
（一）少年时代多感慨颠沛流离之作（二入仕期间多哀伤宦海沉浮之作
（三）晚年时期多悲叹物是人非之作；
三、白居易感伤诗主要特色
（一）景物抒情
（二）现实主义
（三）平实语言
（四）超越抒情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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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唐代继杜甫之后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卓越成就的又一位杰出诗人，他用毕生精力创作了3000多首诗歌，也是唐代诗人中诗歌创作最多的一位，虽然在他本人认为自己作品中价值最高最认可的是讽喻诗，但是后人在千年之后对他诗歌的评价中，感伤诗脱颖而出，这其中既有历史变迁的缘故，也有审美情趣变化因素，本文通过对白居易创作感伤诗的时代背景，年代特色以及人生轨迹，来探寻白居易这位大诗人在感伤诗这类诗歌中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一、白居易感伤诗的溯源
白居易作为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感伤诗在其诗文创作中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感伤诗这一概念的诗人，感伤诗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情感价值，要研究感伤诗就不得不从感伤诗的渊源说起，探寻诗人因何而感，因何而伤，只有了解了诗人创作感伤诗的一些时代和人文背景，才能更好的解读其感伤诗。
（一）自古以来的感伤渊源
感伤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情愫，也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的标志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弥漫着感伤的情绪，屈原的《离骚》，东汉的《古诗19首》，曹丕的《悼夭赋》都是感伤情怀宣泄的佳作。通过对当时人们普遍心理的细腻描写，把人类内在的情感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白居易的感伤诗也恰恰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这种固有的感伤情调，所以说，白居易的感伤诗是对中国古代传统感伤文风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也可以说是白居易把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感伤情怀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中唐忧患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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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大唐盛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白居易出生于中唐大历年间，一个动荡不安，腐朽昏庸的时代，经历了安史之乱之后，中唐政权已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藩镇割据和藩镇叛乱此起彼伏，朋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中央对地方的制约形同虚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状况一蹶不振。（1）面对满目疮痍，风雨飘摇的景象，这一时期的文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出现了深刻的转变，他们一方面失去了原先那种浪漫，进取的激情，另一方面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感知，这时候的文人们清醒认识到这种江河日下的社会状态，纷纷把目光从建功立业，报效朝廷转向日常的心境情感和精神思绪，多情和感伤成了中唐文人的思想主流，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和压迫则加速了这种风气的滋长和蔓延，此时整个中唐社会都弥漫着一种感伤和忧愁，生活于这个败落时代的白居易自然逃不过这种情愫，受当时腐朽社会状况的影响，和苦闷文风的熏陶，一种感时伤逝，悲天悯人的情感深深根植于白居易的心底，这也成为他日后大量进行感伤诗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白居易感伤诗的创作年代特征
据统计，白居易的感伤诗大概超过了200首，这些诗歌创作的时间跨度超过了30年，也就是说，白居易的感伤诗贯穿了白居易人生诗歌创作的各个年代，由此可见，白居易的感伤诗既有当时社会背景影响，也有自身文人感伤的情怀，历数白居易感伤诗作品，各个年龄时代的作品体现了诗人自身人生经历的影子，外在事物的牵绊，内在情感的触动，随着所遇所感都以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个年代的作品又各有特色。
（一）少年时代感慨颠沛流离
白居易出生于安史之乱之后，正是**之年，在少年时代，由于北方战乱频繁，白居易不得不被送往南方避难，诗人十一岁就与家人分隔，背井离乡，四处漂流，接触了社会上各个方面，尝遍了世事之苦，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经历，让白居易在少年时代就显现了感时伤世的端倪，在这期间，白居易创作了《题赠定光上人》《客路感秋寄明准上人》《秋暮西归途中书情》等感伤诗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作。久历这样居无定所的日子，让年少的白居易比同龄人更多了几分感慨和凄楚。他在早年的诗作中，更多书写的是自己四处避乱，颠沛流离的苦楚。
（二）入仕期间哀伤宦海沉浮
白居易一生经历了9个皇帝的更迭和变迁，主要活动在贞元和元和年间，他的感伤诗的创作情况和仕途的起伏紧紧相连，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进士及第，元和十年，白居易遭人陷害被贬江州，这是诗人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人生中苦痛悲及的时刻，白居易许多的感伤诗就产生于这个时期，在贬为江州司马期间，“秋日正萧条，驱车出蓬荜，回望青门道，目极心郁郁”，“江人授衣晚 十月始闻贴 一夕高楼月 万里故园心”，诗人由入到出，由庙堂到乡野，宦海沉浮多变，这样一种地位的悬殊与落差，对他来说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内心无比悲凉。由于心境的变化，诗人感伤诗的数量也陡然增多，有感而发《夜闻歌者》，《初入峡有感》《郡中》等感伤诗。应该说，仕途的不得志让白居易的感伤诗在这个时期有了更多的创作源泉。
（三）晚年时期悲叹物是人非
到了晚年的白居易，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无奈，这在他的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到了晚年，历经世间沧桑 宦海沉浮的诗人，已经失去了年少的轻狂和宏图远志，对于官场的尔虞我诈，仕途的荣辱兴衰，成败得失已经看得很清楚，也看得很淡了，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的在乎，其实这也是一种人到了晚年的常见现象，白居易再燃不能脱俗，只不过作为一个大诗人，他跟常人不同的是，他可以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这种失落和无奈的情怀，白居易在晚年的作品中，也一改以往对仕途功名的幽怨和失落，转向了对物是人非，生老病死的悲苦和叹息，其实，这也是诗人到了晚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对人生和社会的无奈。
在晚年，白居易写了很多首诗来感叹自己的颓暮。《初见白发》《叹老三首》《渐老》等都是诗人当时心境的代表作。白居易在晚年对于叹老类的感伤诗数量之多超乎寻常，可见诗人对逝去年华的留恋和感伤，青丝变白发，苍老的白发映照的是白居易孤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独失落的心灵，生命颓唐零落之感在历经动荡的日子中日积月累，引发诗人的对盛年怀才不遇，老之将至的无奈伤感。晚年期间，亲人的相继离去，厄运不断缠身，诗人心中承受着巨大的丧亲之痛和压抑之情，无处释放的上伤，无处发泄的痛只能融进在幽幽的 感伤诗中，在这一类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脆弱，美好的生命总是那么早就凋零，离去的事物和生命带走了生者的惦念和回忆，而留下的却是绵绵无尽的伤和痛。
三、白居易感伤诗主要特色
纵观白居易200多首感伤诗，除了本身具有的感伤特色外，白居易个人色彩也显而易见，在诗人众多感伤诗中，还拥有景物抒情，现实主义，平实语言以及超越抒情模式的个性特色，应该说，这些特色既是白居易个人的标签，也是作为研究感伤诗流传至今，让世人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
（一）以景物抒情
景物抒情应该是白居易感伤诗中最常见，也是最有特色的标志之一.在常见的唐诗宋词中，其实以景物抒情的诗歌并不少见，但是像白居易那样经常性把景物作为主要引用特征，有感而发的感伤，在那么多的诗人中，白居易应该占据数量的首位。以秋为景 白居易笔下的审美主体往往是秋天萧瑟的景象，审美主体是孤独愁苦的自我，主客体交融使感伤诗呈现阴柔清碗，落寞感伤的凄美风格，与偏于表现主观感受的中唐大历诗歌和充满唏嘘之叹，酸楚之味的晚唐诗歌风格相近。（2）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往往给人展现的是一种肃杀和凄凉的感觉，秋叶飘落，秋风悲凉，秋日低沉，这一切秋景给人的心里平添了几分忧愁和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烦恼，白居易的感伤诗抓住了秋这个特定的景色，在他创新的感伤诗中，有大量以秋为景的作品，《秋夕》《早秋曲江感怀》《秋日》等。另外，白居易还有很多诗作虽然在题目中未提及秋，但是在诗的字里行间中，都弥漫着秋的落寞和冷清，通过这些诗句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白居易当时作诗时的心境和情感。以月为景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除了秋就是月，诗人似乎对月有着特别的钟爱和敏感，月亮与诗人有着不解之缘。古时的 诗人往往怀着感时伤世，郁结无处可发的心理状态，所以就难免借助风月来感时怀旧，一发心中苦闷，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具体可感的月亮，无论是新月还是圆月，总能唤起诗人的无限情思，如《禁中月》《城上对月 期友人不至》等。以发为景 白居易随着年龄的渐渐增长，白发也层出不穷，老病现象日益加剧，原本就展不起笑颜的两颊，往往因偶然看见了自己的一根白发，而顿生哀叹，唏嘘不已，面对衰老，诗人不仅发出了对人生无常，转瞬即逝的感慨，这种感慨往往不分时间和地点，因此白居易写了很多诗来感叹自己的颓暮。如《早梳头》《西原晚望》《自觉二首》等。
（二）现实主义
白居易的感伤诗多为一诗写一事，主题集中，线索明晰，叙事周详，叙事抒情过渡自然，合乎生活逻辑，感伤诗抒写的情，多为个人感慨悲伤，但白居易写愁，既不似李白那样瞬息万变，不拘常法，也不像李贺那样设想奇诡，思绪跨度难以把捉。（3）白居易写愁，细致入微，合乎情理，同是写愁的解脱，白居易往往借助安贫乐道，委顺任化以及归隐田园等自我排遣，情绪是消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极的，与世无争的。总的来说，白居易的感伤诗注重写实，现实主义成为白居易主要特征之一
（三）平实语言
白居易感伤诗的语言风格，一如其讽喻作品，同样是通俗平易，质朴无华的，大多数的感伤诗不事藻绘，绝少用典使事，因而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读这类诗，如听诗人娓娓诉说种种的遭遇，苦恼和感伤。虽然总有后人批评肤浅，但总体上白居易的诗应该说还是通俗易懂，含义深刻之作。
（四）超越抒情模式
在白居易200多首感伤诗中，感伤情绪可谓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颇具时代特色和创作个性的 感伤——超越抒情模式。（4）在白居易的 感伤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诗篇先写感伤情怀，酝酿感伤情调，然后笔锋一转或自我劝慰或阐述道理来消解诗中的伤感情绪，这就是白居易感伤诗中的感伤超越模式，例如在《送春归》诗中，白居易这样写：
去年杏园花飞御沟绿，何处送春曲江曲，今年杜鹃花落子规啼，送春何处西江西。帝城送春犹怏怏，天涯送春能不加惆怅？莫惆怅，送春人。亢员无替五年罢，应须准拟再送浔阳春。五年炎凉凡十变，又知此身健不健？好去今年江上春，明年未死还相见。
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白居易当时远在江州被贬，去年春归之时，诗人在帝城的曲江送春，身处顺境尚且惆怅，诗人此时身处被贬之地，儒家倡导的功业无法实现，而时光一去不复返，兼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济天下之志的实现也渐去渐远，真是去年送春，今年再送春，年年岁岁：“春”，岁岁年年人不同啊，忠而被贬，大好时光虚掷在天涯，这是难以消解的悲伤，可见诗人在悲伤之中的坚强个性的自然爆发，既是自己对人生自信的宣言，也是对诬陷自己的强权之反抗，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不死，就有希望在，就能迎来人生的春天。白居易的感伤诗中的痛苦显而易见，但是他解脱痛苦的能力也是无容置疑的。析原因，白居易之所以能感伤怀得以超越，主要是因为受当时禅宗客观影响和自身濡染之经历所致。
结语：感伤诗是白居易的心血之作，也是内心之声，白居易在感伤诗中毫无顾忌抒发自己的真实心态，体现诗人的内心和本性，赋予了感伤诗真切动人，感人心扉的特质。通过对感伤诗特色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白居易这位大诗人的作品和人品。
注释（1）张艳萍 阎续瑞：《白居易感伤诗创作情况综述》 中国矿业大学 2011年1月下半月 时代文学 203（2）肖观德：《论白居易感伤诗的审美特征》 华南师范大学 安徽文学2009年第十期 141（3）张金亮：《白居易感伤诗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第一期 62（4）张晶芬：《论白居易感伤情怀类型 超越模式及其原因》；陕西理工学院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9年 29 宜顺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
参考文献
1、张艳萍 阎续瑞：《白居易感伤诗中的写景诗探析》；中国矿业大学 安徽文学2011年第8期
2、唐筱岚：《浅析白居易感伤诗的艺术成就》 四川大学图书馆
3、吕孝龙 李丽芳《从琵琶行看白居易感伤诗的审美价值》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1988年
4、文艳蓉：《白居易感伤诗的原生态新论》 浙江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 2008年
5、贺利婧：《长恨歌主题思想及艺术魅力探讨》北京工业大学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6年 6、10、张爱芳《长恨歌主题再探》洛阳大学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报 2004年
7、杨丽宏：《浅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评论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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