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巴金的创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_文学的渊源关系》.docx
巴金说:“在所有的作家中,我可能是最受西方文学影响的一个”。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他文学的根,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化、文学的土壤,不管巴金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创作里,在他的神经系统内,在他的灵魂中,在他的精神气质里,我们可以随时随处找到他与传统文化、文学的内在精神联系。
莫达尔在他的《爱与文学》一书中这样说:“我们祖先的情感方式和思考方法在某些方面仍然被我们运用着。我们承袭着他们的灵魂,不是个别的,而是集合的整体;我们是他们罪恶及德性的产物;我们具有他们的特异体质、心灵构造,以及情绪倾向;我们身上印着种族、国家、宗教的特征。”由此可见,作为炎黄子孙的巴金,从他的社会观、政治观、价值观、伦理观、审美观等方面,均可窥见传统文学、文化的精魂。
就拿巴金的创作思想、文化观来说,这种影响就十分鲜明,可以说,己金是一位最具中国人文精神的作家。
诚然,巴金没有专门谈论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见解的大块文章,但从他所写的序、跋、后记、创作回忆录、书信、作品中,可窥见他对文艺的独特见解,而这些见解,和中国文学、文化的优秀传统一脉相承,下面从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坚持文艺战斗的功利目的,创作与“为艺术而艺术”绝缘
文学创作为了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不同的,有的是“为艺术而艺术”;有的则是为了茶余饭后的消遣。但以上的认识在中国文坛上往往站不住脚。`大多数作家则认为文学创作应具有它战斗的功利目的,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自古至今,许多作家都抱着这样的创作宗旨。唐代的陈子昂、元结,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准则就十分著名。这里的“时”即指“时代”、“社会”;“事”则指与国家人民有关的社会事件。白居易主张写文章、写诗歌都应反映民生的疾苦和指责时政的弊病,写诗要于“时”于“事”起讽喻作用,用讽刺诗作武器。他还提出诗歌应具有“补察时政”和“泄导人情”的积极作用,用以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改变现实。
显然,巴金也继承了这一优秀的现实主义传统,巴金曾多次讲过,他“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讲到他为什么写小说时,他说:“因为我不能够做别的有用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别的武器,我才拿起笔用它作武器,来攻击我的敌人。”他在《激流三部曲.序》中说到:“我这三本小说都是揭露,控诉这个制度的罪恶的。我写它们,就好像对着面前的敌人开枪,我亲眼看到子弹飞出去,仿佛听见敌人的呻吟”。如此看来,巴金将文学作为向敌人进攻的武器。他的敌人是谁?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到:“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人为制度,一切摧毁爱的努力,他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巴金说得十分明白,他要用文学这个武器来攻击“旧的传统观念”,包括一切的封建伦理、封建道德,封建礼教,封建制度;他要以文学为武器来攻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军阀的统治,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他宣称他写《家》是要为过去那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冤”,从恶魔爪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青年;他写《寒夜》是“替那些吐尽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巴金认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就应该拿起文学这个武器,为被压迫被损害者服务,为大多数受苦的人服务。他说:“艺术算得什么?假如它不能给多数人带来光明,假若它不能打击黑暗”。由此观之,巴金把为大多数人服务看成是艺术的最大价值。如前所说,唐代的白居易认为文学既有“补察时政”,也有“泄导人情”的作用。受这种文艺观的影响,巴金也认为文学应该给人以美的诱导,陶冶人的心灵.唤起人奋发向上的志趣,扫除人们心灵的垃圾,使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为此,他认为作家必须有一颗爱人之心,必须“关心人,爱人”,“苦人类之所苦”,“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应该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显而易见,这种“爱”的观点,正是中国儒家传统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体现。巴金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的大家庭里,从小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小时就在私塾里读宣扬孔孟之道的四书五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熟读《古文观止》、《红楼梦》、《说岳全传..)·„。从这些书籍中,巴金大量地吸收了传统文化、文学的乳汁。同时,传统文化又通过巴金家庭周围的人以“口传身授”、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态影响着巴金。巴金从其慈母的教诲和“下人”的纯善中体味到了这种“泛爱严、“仁爱”、“兼爱”的精神。巴金曾说母亲是他的“第一个先生”,“她教我爱一切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的第二位老师是轿夫老周，这位“下人”,教育巴金要“忠心”、“真实”、“不要欺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从这样的下人身上,巴金找到了道德取向和人格取向。创作总根于爱。正是这把“爱”的钥匙开启了巴金的心灵。“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系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部性格的根抵。”
基于“爱人”的创作思想,他写《家》,并且把他一生爱得最多的大哥作为觉新的原型。愿把《家》献给他,使他看见横在他面前的深渊,不至于落到里而去。西方著名美学家柯林伍德说:“艺术是社会的药剂。能医治最严重的精神疾病—意识的堕落。”巴金希望他的《家》也是社会第3期彭漱芬论巴金的创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渊源关系的药剂,能拯救他的大哥。巴金还说:“人为什么需要文学?需要它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让我们看见更多的光明。”
由此可见,巴金既认为文学应起“药剂”和“净化剂”的作用,还认为文学应具有“明灯的作用,它应该引导人们看到未来的曙光、光明的前程。”
二、继承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保持“写作同生活的一致”
巴金说:“我完全不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我只是把写作当作我底生活底部分。我写作中所走的路径和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径是相同的。” “我写作,因为我在生活。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当时怎样看,怎样想就怎样写。”
怎样理解巴金这些话。其一,“不能够在生活以外看见艺术”,其含意就是说艺术应该贴近生活,作家应该真实地描写社会生活,用巴金的话说就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巴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忠实地客观地描写社会生活;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命运和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表现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苦难和观乐,理想和愿望。巴金的小说,正是这种创作思想的具体体现。只要稍加留心,我们便会发现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得之于现实生活中一件已发事件,而且差不多每部作品中都可以找到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原型。巴金认为这样写更方便、更真实、更亲切。不仅如此,巴金认为作家还要真诚地面对生活,将自己的感受和情怀如爱僧、悲观、同情、矛盾、挣扎、希望和追求坦露在读者面前,这样,作者的心灵和书中人物的心灵才能互相感应,互相交流。
巴金在《谈(秋>》中说,“我只是把自己的感情放在书中,跟书中人物一同受苦,一起受考验,一块奋斗”。“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象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的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籽使我的手颇动着,拿着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似乎许多许多的人都借我的笔来申诉他们的痛苦了„„”读至此,我们感到沉重和痛苦,面前似乎出现了一座苦难的“炼狱”,作家巴金正在这里面熬炼着。是的,巴金是一个最具苦难意识的作家,他自己说他是“人类苦难的歌手”,他的小说大多描写20世纪中国下层人民的痛苦命运。《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精神上的受难者,他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信服新的理论,又顺应着旧的环境生活;他厌恶家中长辈的专制、迷信、野蛮和虚伪,却又唯唯诺诺地执行他们的命令;他内心是非分明,同情弟妹对封建专制家庭的反抗斗争,可行动上又不得不向残害年青生命的专制势力屈服;他内心滴着血,但脸上却要装着笑„„。他的悲哀是梦醒了仍然清醒地承受旧势力制造的苦痛而无力反抗的悲哀。他夹在新与旧两扇磨盘中,受尽了碾压之苦。比起高觉新来,《寒夜》中的汪文宣更苦,他不但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而且要承受肉体上疾病的折磨。贫窘的生活,卑怯的心理、妻子与婆婆无休止的争吵,上司的白眼,同事的厌恶,这一切几乎把汪文宣压扁、挤碎。他轻轻地走路,小声地咳嗽,低着头,弯着腰,他活得沉重,活得痛苦。为了生活他只有忍受。读者不难发现:描写下层人民的苦难和对苦难的忍受,是巴金小说的主旋律,他的作品,充满了`种“忧愤”,一种忍辱负重之感。
显而易见,巴金小说中这种忍辱负重,“忧愤”意识,和古代文学的传统精神一脉相承。司马迁溢于言表的忍辱负重的忧愤;屈原《离骚》中的忧国忧民之情;杜甫“三吏三别”中描写的下层人民真切痛苦,以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优愤,岳飞、文天祥的抵抗侵略、收复国土、收拾旧山河的忧愤等,这些“优愤”源远流长,是作家爱国主义的艺术表现,也是作家社会责任感和道义观的形象化。
同时,这种忧愤意识又是儒家文化中的“参政”意识的曲折表露。孔、孟本来就极重视“入世”与“出仕”,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与策略。从这一角度讲,巴金是十分关注社会人生的,他的创作是贴近社会生活的。传统文学、文化对于巴金的思想熏陶体现在巴金作品中更多的是关心现实人生,关心民生疾苦的“大我”意识。
其二,巴金说:“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他把写作当作探索、改造人生的手段,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自己在生活道路上的苦恼、矛盾、探索和追求。这样,他的小说又具有探索人生、指导人生的作用。
三、说真话,表里如一,保持“作文和做人的一致”
中国有一句俗话:“文如其人,”这句话含义颇为丰富。一个作家所写出的文章、创作出来的
作品大凡和他的思想、修养、德性、心理、个性、气质等等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中对于“做人”和“作文”都是十分讲究的,要求一个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大写的“人”,应该向“圣人”学习,应该修身养性“立德、立功、立言”。在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作家很注重精神美、道德美、人格美、人文一致,表里如一。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屈原志洁行芳,忧国忧民;杜甫“穷年优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敢于写出使权贵者变色、执政者扼腕、握军者切齿的讽喻诗。总之,古代作家所追求的是“气贯日月,凛烈万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美德,这就是中华民族之精魂。
巴金提倡“作文和做人的一致”,他的为人、他的“德行”怎样?许多巴金的同行、师长、朋友对此都有完全一致的评价。
其一,利他主义。巴金说:“人活着是为‘给’,不是为‘取’”。这种利他主义的道德观,在他的创作中,在他给友人的信函中多次讲到。“我的许多年来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泪写成的书,我的生活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他的生活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的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在《家》中,巴金以十分赠恶的心情批判那些将个人的欢乐建筑在他人痛苦身上的人。在他的小说《家》中有一段元宵玩龙灯的描写:“老爷”、“少爷,’仆人们故意把花炮对着玩龙灯的人光赤的身上射,火花贴在人身上烧,烧得他们发出尖锐的哀叫,烧得他们皮焦肉臭,烧够了,花炮也没有了,老爷们才给了赏钱。对这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痛苦身上的不道德行为,作家十分愤怒,并通过觉慧之口作了批判。
在生活中,在对待朋友、亲戚、兄弟中,巴金也始终坚持这个做人的准则:活着是为了“给”,不是为了“取”。巴金在《随想录》中不下于十次引用高尔基的小说所描写的勇士丹柯的故事。这位勇士掏出自己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这就是“给予”,“奉献”。在这种精神指导下他为朋友出书、校对。甚至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以致牺牲了自己的创作时间,并从不夸耀。但是,对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却一辈子念念不忘。如对朋友吴先忧、文学前辈叶圣陶,幼年的奶奶,家中的仆役都如此。总之,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巴金对师友、对亲情的态度正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赞扬的。
其二,说真话。他主张每一个作家首先对自己必须“忠实”,不但对黑暗社会敢于真实的揭露,就是对自己的思想、苦恼、矛盾,也从不隐瞒。他说:“人只有讲真话才能认真地活下去。”他晚年的五卷《随想录》,把自己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他称它为“„„‘真话的书’„„我希望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的真诚的心。
抱着这样的“做人”准则,巴金在“作文”时,主张“不说慌,把心交给读者。打开他的小说,使人感觉到作者在和读者娓娓交谈,交流思想.同时也使人感到有股强烈的感情。”如他所言,他“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他的小说就是他的感情的物化。当我们打开小说《家》的时候,迎面扑来了一股对封建制度的控诉和反抗的激情,这激情如一股激流,带着青年们悲、哀、愁、苦,反抗和希望,因而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
其三,洁身自好,“明道”“修身”。巴金生活朴素,穿着随便,洁身自好,正直、善良,表里如一。同时,受传统文化“明道修身”的影响,他很注重解剖自己,内省倾向鲜明。在晚年创作《随想录》中,当谈到如何吸取“文革”的教训时,他说:“要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忘记自己的丑态,我也记得别人的嘴脸。”和一般人不同,巴金不是把什么都推给时代、社会,而是在批判别人的时候,也敢于挖掘自己的灵魂,他生动地描述了为保全自己和家人,他是如何屈辱偷生,编造假话辱骂自己的,当别人高喊“打倒巴金”时,他也高举右手响应。巴金说,他当时好像中了“催眠术”,吃了“迷魂汤”。巴金既从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层面去总结文革的惨痛教训,也从个人的层面去挖自己的毒疮。其目的是使人类(也使个人)不再重演同样的悲剧。可见巴金博大的胸怀与崇高的人格。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谈了巴金的“做人”。巴金的“作文”也和他的风格一样:热情、坦率、明朗,单纯、明快、朴实。
四、真实、自然、“无技巧”的审美尺度
巴金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又说:“我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我不能冷静地象一个细心的工匠那样用珠宝来装饰我的作品。我只是一个在黑夜里呼号的人”。
巴金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表现手法,这是从他的创作经验产生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他也读了不少,但是震撼他的心灵,使他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的作品绝不是乔装打扮,精雕细琢、炫耀才华、卖弄技巧的东西。
由此观之,巴金的审美尺度是真实、自然天成,是“无技巧”。当然,这个“无技巧”并不是“没有”技巧,也不是“不要”技巧,而是“真”、“自然”、“不见”技巧,不矫揉造作,有真意,去粉饰,勿卖弄。巴金为什么选择这种创作方法呢? 其一,巴金强调“写作和生活的一致”,认为生活是艺术的生命,决定艺术成败、优劣的关键因素是作家对生活的感受是否强烈,作家的情感是否真挚动人,这才是作品成败的关键。离开了这些,无从谈什么技巧。因为技巧来自生活的暗示和哺育,也来自深厚的生活积累,它和内容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为内容服务,脱离内容的技巧是不存在的。
其二,从真、善、美三方面的辩证关系看,巴金强调“真”,而美应该建立在“真”、“善’’(“爱人”)上,那么真实、自然就会美,玩弄技巧,“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用鲜花去装饰谎言”就不美,即使技巧再高,巴金认为这也不过是“文章骗子或骗子文章”。L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 其三,巴金强调“作文和做人的一致”。巴金喜欢说真话、抒真情,忠实地、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他自然而然地挑选这种“自然”、“天成”的审美尺度。在他的创作中,他追求的是形象真实、自然,人物塑造不愿意在外形上给人一种褒贬之感,;不喜欢另添一条光明尾巴;情节不追求离奇、曲折。他的作品诚如他自己所言:“没有含蓄·,没有幽默,没有技巧,而且没有宽容,这也许会被文豪之类视作浅薄、卑俗,但是在这里却跳动着这个时代青年的心。”
巴金这种审美尺度,与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自唐宋以来,“初发芙蓉”,“自然天成”已成为作家追求的一种最高境界。李白在《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滓》中,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高度评价谢灵运的诗。明清的批评家论诗,也以自然为上,自然清新的风格成为评判诗歌的最高尺度。近代批评家王国维,他赞马致远的《天净沙》“纯是天籁”,并认为元曲之佳“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他进而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为胜。” 如此看来,巴金这种审美尺度,自有其深厚的文化、文学渊源。
巴金说:“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可见,巴金虽然接受了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却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他并没有抛弃传统。
文化的抉择绝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的文化两极走向,而是一个互有扬弃的文化融合过程。在巴金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同时,他也自然而然地从生他养他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学中继承了某些优良传统,这是不足为奇的。
第二篇：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
论文题目：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之
间的关系
论文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演化成型的一种反映名族特质和风貌的名族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容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文化，另外还包括道家文化。佛家文化等。这些文化对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有着极其重要的，本文将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运用上提出笔者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
企业文化
文化建设
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
在当今时代告诉发展的时代，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要想使企业能在不断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企业文化则成为了企业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企业的发展也最终将回到文化的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从先辈传承下来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产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体系充分体现在《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总得说起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之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即从哲学的角度认识宇宙，以伦理准则规范人生，落实到治国平天下，最终实现天人和谐。
（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基石。企业文化是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组织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风貌，它将企业员工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融合统一，是员工自身价值和企业发展目标的有机结合。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代表着一个企业的形象，表现为企业的追求与理想。企业文化是一种企业的经营理念，是依存于企业的价值观念，是培养员工忠于职守、乐于助人、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一种制度，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和全体员工的力量源泉。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促进企业科学快速发展，阻止企业衰败；而落后的企业文化则可能使企业陷入困境，直至导致企业破产。
企业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中枢神经，它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只有当企业中的每一个员工目标明确、观念趋同，内部控制才会更有效。在IBM公司的发展史上，曾多次出现过濒临灭亡的危机，而每一次它都能够生存下来并最终成为当今世界500强之一，依靠的就是公司全体员工对企业文化的高度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强化内部控制，优化各种资源，使其基业长青、生机勃勃。因此，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和执行规章制度，而且能使企业的规章制度始终处于有效状态。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的积极影响
中国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的历史古国，传统文化层出不穷，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会对企业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1.重人轻物，讲求和谐。
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重人轻物”的特征。儒家思想主张人乃天地之心。
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的核心全在于人，主张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追求用价值观念来协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力求在企业内部形成亲密、微妙的人际关系，使劳资双方及雇员之间亲密融洽，避免内耗。这与中国传统文化重人轻物，追求和谐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企业应充分挖掘传统文化中这方面有价值的东西，为企业文化建设服务。
2.贵义贱利，见利思义。
所谓“义”，指行为合乎各种伦理规范准则，所谓“利”，即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孔子肯定所有的人都有富贵的欲求，但他更强调以“礼义”制约“利”的重要性，将“义”作为人们对“利”的取舍标准。
“贵义贱利”、“见利思义”的“义”是封建社会要求人们按不同的等级安分守礼，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并最终为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利益服务的。但人们在追求财利的过程中讲求“义”与“道”(即所谓“君子爱才，取之有道”)这一优良传统对现代企业实施企业文化激励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要求企业员工在对待个人利益时，不能不择手段、见利忘义，而应在讲“义”的基础上强调“利”的重要性：在求“利”时，接受“义”的约束。
3.贵仁爱，尚伦理。
孔子最早用“仁”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而不仁，如何礼?”意思是没有仁，礼义有何用?孔子更进一步要求统治者，将仁惠与礼义互相结合。孟子提出“性善论’，主张以仁义教化人民的心性，管人先管心，方能使人心悦诚服。先秦之后的儒学更将贵仁爱，重家庭及伦理道德推广到社会所有人。“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成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教条。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企业文化消极的影响
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家，悠久的传统文化，至今仍深深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并且是双重的，我们应冷静分析传统文化中糟粕，使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健康发展。
1、精忠报国的思想强调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忽视了个人需要
精忠报国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葩，它要求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因此才有岳飞、杨家将的故事世代被广大人民传颂。毛泽东也弊端曾经记述“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这种思想决定了人民的价值取向。在这种思想影响下，许多企业都把“产业报国，振兴民族工业”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观念，以追求卓越，致力于创造高效益和精品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对于增加企业的凝聚力和激励员工为社会为人民多做贡献，有着重大的作用，但是应该看到在强调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同时，却忽视了个人的利益和个人的需求。
2、贵义轻利观念束缚着企业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和企业家的手脚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不提倡人民去追求高利润的经济利益，例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尚义，小人尚利”等等。传统文化中把义和利、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这种观念在几千年的文化发展中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进取方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既要追求社会效益又要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是企业生存的前提，企业是生存不下去的。西方企业家在事业竞争中遵循两条法则，一是不触犯法律，二是有利可图。而中国企业家往往在传统义利观的束缚下，不敢放开手脚地取追求企业的经济效益，生怕被人们指责为见利忘义。也有一些企业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坑害消费者，获取不义之财。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也是中国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3、过群体意识，忽视了个体存在，不利于企业文化的发展与开拓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群体的作用，它不仅把个体看成是一个整体，而且把个体之间也看作有机的整体，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看待人与社会、人与企业的关系。这种观念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一个显著的缺点，过分强调整体对个体的制约力量，过分强调整体的巨大
作用，忽视了整体中每一个个体作为最积极的行为主体，它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这一行为主体的活动对整个团体所产生的巨大的观念和现实行为方面的影响。
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外加上当今社会的种种现状，使我国的企业不能大胆地放手实施自己的方案，而总是把个人想法藏而不露，尽量在工作中不别出心裁，不愿意显示个人的力量，以此来换得一种表面上的整体和谐，换得一种“皆大欢喜’，的局面。如此一来，虽然企业的日常活动能够维持，但从长远来看，达不到最终的目标。企业受到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也影响到企业文化，所以要想建设优秀的具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应从自身企业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实事求是，积极进取，只有这样才能发展成为第二家海尔企业。但从长远来看对企业的发展不利，许多有见解的职工在工作中依靠经验所得出的真知灼见，即因受到这种文化观念的影响和客观现实的制约，不能显露出其耀眼的光彩，影响了企业文化，最终阻碍了企业的寿命。
4、中庸之道和求和思想压抑了人的竞争意识
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中庸之道所提倡的是不偏不倚，其实质依然是不提倡冒险精神，不提倡竞争精神，不提倡开拓精神，更不提倡进取精神。在现代企业中，这一思想也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同时也左右着企业文化的发展。人们往往瞻前顾后，左顾右盼，既不愿落后，更不愿超前，缺乏一种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我国改革开放已有20多年了，市场经济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中庸之道的影响还相当沉重，作为一个企业家不愿意冒富，担心冒富之后受到税务又工商、政府的“关注”，在企业内部，缺少竞争机制，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表现最突出的是，有些企业增加效益，裁减员工不是根据员工的能力业绩，二是中庸的用“年龄’，一刀切，使大批熟练的劳动力过早的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是人力资源的最大浪费。作为企业的员工，在行为上保持着随大流，缺少独立见解和创新意识，担心突出，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和嫉妒。总之，中庸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而求和思想也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更是根深蒂固，有个性的、不同观点的人反被理解为昌尖，出风头等遇到了极大的扼杀。儒家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的思想是我们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理念和人际交往的准则，但在现代经济发展的今天，这些思想会把企业引向反面。以往在企业中，人们习惯于‘有福同享有难不同当’，的思想，这样一种思想行为的后果是助长了可想而知的作风，委屈了先进人物，压抑了人的进取精神，使其不能发挥才干，不愿争先创优。市场经济提倡公平和公开的竞争，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通过市场竞争和调节来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也应如此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企业文化，综上所述，中国企业文化也必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我们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正确的认识，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屏弃其糟柏，只有这样，我们创建的企业文化才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中国有一个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中国的文化底蕴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关于商业文明方面的文化蕴涵，他的精神价值观曾经濡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商人，乃至形成了儒商传统。也就是说当代企业家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取能适用于自己企业的企业文化。
1、培养诚信的企业文化
诚信是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最高要素。人类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以道德为前提的，而不能以道德沦丧为代价。儒家认为：“在心为德,施之为行”。无德即无行。孔子认为“德”的基本内容是仁义，“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从长远来看，企业只有严守商业道德，做事讲求诚信，才能够与顾客建立起长久的良好关系，也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市场优势。商业道德首先是诚信，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严守合同协议。那些违背诚心原则，恣意妄为，给国家、集体、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极大的危害的企业只能是自取灭亡。“德不孤，必有邻”，企业对政府、社会、对自己的供应商、员工也应该讲诚信，只有这样才能够树立起良好的企业形象，凝聚更多的力量促进自身发展。
2、拥有积极进取的企业文化
现在有很多国人把国学等同于儒学，从而认为儒家的“中庸”并不适合于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儒家传统，它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其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和道理都蕴含着现代企业所追求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思想。《荀子》中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易传》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理想，无不体现出一种阳刚向上、富有竞争精神的向度。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国社会处于平庸、面临挑战时，也总有思想家出来大声疾呼，以求打破平和，超越现状，拼搏进取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言犹在耳：“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正是这种竞争精神的体现。因此，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为构建传承过去、面向未来的企业文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3、拥有强大的团队精神，和谐奋进的企业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中庸与和谐，它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主张以利共生的价值取向，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教化，追求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其中的“和为贵”、“义以建利”、“民生在勤”等思想都与现代企业管理中所追求的和谐共存的思想不谋而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伦理规范进入企业，经过调整与现代经济运行机制相协调，可以在培育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人人都能恪尽职守，人人具有主人翁思想和意识，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和谐风气和团队精神。
4、拥有“以人为本”的企业核心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以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爱思想反映了儒家对人的本性的理解，它是源于人的血缘亲情形成的一种内心感情和自觉的道德意识，以此推及社会人群，就是人际伦理关系的道德准则，其本质就是爱人、关心人、尊重人。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企业的发展目的最终也是为了人，人是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人在企业的发展中具有决定的意义。只有重视顾客、雇员的利益,公司才能在凝聚中求得发展，只有发展，公司才能有长久的经济信誉。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如果企业能够本着儒家思想建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在对待职工和企业利益的问题上，体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将职工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放在企业利益之前，企业才能拥有长久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五、对企业文化的几点建议
1、在对西方国家优秀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进行“扬弃” 企业文化必须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依托，既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现代化进程，也要借鉴国外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既要拿来，更要消化。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另外，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为哲理与思辨，在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实践中，必须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经营理念。
2、必须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培养一系列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
在现代企业中，要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核心概念。必须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加大培训工作力度，培养和造就庞大的企业经营队伍，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而这些方面中，最为关键的是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经营者。
3、切实发挥企业基层组织的作用
现代企业改革要充分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企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要发挥各自的优势，担负起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根据青年职工的特点开展工作，团结和带领青年在企业各项工作中发挥“突击队”作用。切实地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组织保证。
六、结论：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运用于企业文化建设当中，而今天的企业应该自勉自励的弘扬传统文化，同时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进行改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重要的一点要结合本企业的文化状况，充分吸收国内外的企业文化建设经验，从而形成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提高竞争力。
第三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参考书目
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参考书目
元典类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魏）王弼 注，楼宇烈 校释，中华书局 《庄子集释》，（清）郭庆藩集释，《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周易大传今注》，高亨注，齐鲁书社
荀子集解（全二册）王先谦 撰，沈啸寰，王星賢 点校中华书局 《淮南鸿烈集解》，（汉）刘安等撰，刘文典集解中华书局
《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
《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上海古籍《五灯会元》，（宋）普济编集中华书局
《文史通义校注》，（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中华书局
文学类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逯钦立辑校中华书局
《诗经今注》，高亨注上海古籍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人民文学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
《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校注上海古籍
《杜诗详注》，（清）仇兆鳌注中华书局
《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中华书局
《文心雕龙注释》，（南朝）刘勰撰周振甫注释，人民文学
《历代诗话》，（清）何文焕辑中华书局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张少康、刘三富，北京大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中华书局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罗宗强，上海古籍
今人阐释类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北京大学
《魏晋玄谈》，孔繁，辽宁教育
《诗论》，朱光潜，三联书店
《美的历程》，李泽厚，文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汤一介，中国和平
《楚文化史》，张正明，上海人民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十本书》，庞朴，辽宁人民 《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春风文艺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张法，北京大学
工具书
第四篇：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是中国禅师依据中国思想文化，吸取并改造印度教思想而形成的颇具创造性的成果，在东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和中国本土文化很好融合，并产生出极有生命力的宗派—禅宗。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讲清楚禅宗的思想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禅宗的思想
（一）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重视心性修持和经典教化在由凡转圣中的作用，禅宗却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持上提倡单刀直入，径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净本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相辨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
（二）成就理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理想于现实中 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
（三）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佛教外，最终是结合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话佛教宗派。如它继承道家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超越方法、而且又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后”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道路。如上所述，禅宗主张在现实感性生活中实现心里、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时超越道家的原因所在。
二、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禅宗，不同于佛教的禅法。禅法是佛教的基本训练的一门学问，从小乘“安般守意”到大乘禅法，有它的体系。本文所讲的“禅宗”，特指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禅宗的兴盛，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产物。隋唐盛世，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儒教经学、道教经学，三教鼎立)曾协和王化，是维护中央政权，传播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国的绝对权力，地方势力日趋独立，分散割据的形势越来越发展，直到唐王朝灭亡。佛教寺院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支绌，收入减少，推行两税法以后，寺院也要纳租税，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税的特权。僧众人口大大减少。(北朝时，北魏僧尼二百万，北齐三百万，北周也达二百万。唐武宗灭佛，僧尼还俗为二十六万。唐代户口比北魏多，而僧人少，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纳税政策的结果。参见《魏书．释老志》 及《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唐中期以后，寺院经济衰落，其他宗派，讲章句之学的都衰落了，只有禅宗得到发展。据记载，禅宗为了自身的发展，制定了自给自足的僧规，不再依靠寺院庄园剥削收入，争取到生存的主动权。禅宗名僧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改制详情已不能完全考见，从北宋杨亿为重修《百丈清规》(《古清规》)作的《序》中还可以略窥禅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禅宗的修持方法、生活态度、终极关怀、超脱情怀，对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生活是有不可否认的正面意义的。在 历史上，它对破产农民和失意士大夫知识分子起到一定的思 想解放作用，吸引了大批破产农民聚集山林过着农禅并重 的生活同时也深受一些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欢迎和赞赏，从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出现了某种价值取向失衡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 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倾向我们若能重视吸取禅宗的超 越精神的合理内核无疑有助于端正人们的价值坐标和道德规 范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境界与禅宗的这种积极作用 相联系禅宗对客观环境和客观矛盾的悲凉超越对物质生产 和物质生活的消沉冷漠，则又是和人类的物质需求相悖的 我们认为人们面对大自然大宇宙也应当以现实的人文精神 为主导，永不满足不懈求索依靠智慧与创造知识与科学的力量不断战胜苦难求得人类幸福，如果精神上的自我超 越变成精神上的自我满足进而丧失了进取精神开拓精神与奋 斗精神是既不利于实现人生的价值与光华也不利于推动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的。
第五篇：论家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论家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一档《新春走基层之家风是什么》的节目，对公众的“家风、家规”进行随机采访，这个令人深思又让人警醒的话题，迅速激发了公众的广泛热议，让我们看到了各种不同的答案。但无论何种家风，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优良的传统贤文化，体会到一种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正能量。
“家风是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否每个人心中都有答案？是否每个家庭都有家风？
有创业青年“富二代”回答家风是“不啃老，不坑爹”，有幼儿园的小朋友回答家风是“不怕吃亏”，有天津市民回答家风是“尊老爱幼，勤俭持家”，有航天员回答家风是“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干事”„„
家风，顾名思义，是一个家庭的风气、习俗，是一个家庭代代相传的规矩，是每一个家庭成员从小到大都需遵循的祖训，是能够影响家庭成员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一种传统风尚。追溯历史，不管大家小户，大多十分重视家族成员对这些规矩的遵守和执行。古人非常重视家风，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是“治国”和“平天下”的根基。“齐”就是整肃，“齐家”就是整肃家风家规的意思。当然“齐家”前面还有“修身”，但自我修养，也需要良好家风 的熏陶。从《颜氏家训》到《曾国藩家书》，中国古代公开出版的“家训”在百种以上，“重德修身”是各家家训的核心内容。总而言之，树立端正的家风，传承优秀的家规和家训，的确是值得弘扬的传统文化。
好的家风，胜过万贯家财。“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明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 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是清代林则徐的治家理念。毋庸置疑，家庭环境、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这一点，三迁的孟母和杀彘的曾子有着深刻的认知。而反观一些人间悲剧的背后，除了悲剧肇造者放纵自我自律阙如的因素外，家教的渎疏，家风的霾浊，也总是难逃其咎。
今天，家风的指引和约束作用日渐弱化。过去介绍男女朋友，人们总喜欢问上一句“家教如何”，如今恐怕更多地被“收入如何”、“可有房车”所代替；过去人们常说“家和万事兴”、“家丑不可外扬”，如今一些家庭为房、为钱打破头的“官司”甚至会闹到电视上，让全国人民帮着评理„„诸如此类，人们似乎越来越不在意家风的意义和力量，越来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的家风”。在金钱和物质面前，家风的价值似乎被不少人抛诸脑后。
今天，我们当真不需要家风了吗？
从央视报道中被采访对象透露出的种种家风不难发现，这中间涵盖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做事的准则、与人相处的“哲学”——“不啃老”告诉人们要自力更生、凭本事奋斗，不当“寄生虫”；“不怕吃亏”，告诉人们不要为丁点儿利益争先恐后甚至鱼死网破，要懂得宽容和大气；“踏实做人做事”，更是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揆诸现实，多少富家子弟、官员子女不仅啃老而且骄奢；多少人因为不想吃亏，争名誉、争地位甚至可能为争一个公交车座位而“斗智斗勇”；多少人为了赚钱快、走捷径，而制售假冒伪劣的商品„„当然，这些事情的发生不能全部归罪于家风、家教的缺失，但试想，如果依然有严格、质朴的家风，如果一些人曾经不止一次地被父辈谆谆教诲，上述事情发生的概率会不会减少一些？
家风虽然看似缥缈虚幻，但它用其潜移默化的力量来对抗时间的消除作用，使其确确实实存在于每个人的言行之中。家风如同传统文化的一面镜子，或者说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渠道之一。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则党风端。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文明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水平的高低。
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从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来说，父母是他们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才是他们的第一
个学堂。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家风家教的缺失，导致一些人走向社会之后容易失去底线，作出一些违背道德、法律的事情——家风缺失，世风日下。
当今诸多人为了金钱和利益不断忙碌、奔波，当经济发展的指标和数字愈发光鲜、漂亮，不该忘记，家风仍然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财富和力量。“家风是什么”、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核心价值传承得怎样，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
对于当今市场经济腾飞而道德滑坡的社会环境来说，重振家风则非常重要。当然了，良好家风的形成要靠家庭成员的共同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从自身做起，传承优秀家风、营造良好社风、弘扬传统文化，并将之代代相传、永不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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