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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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内容摘要
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集中体现着国家利益与个人（刑事被告人）的尖锐冲突，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建立在控审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并存，其中辩护职文章转载自网能的凸显既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也是诉讼民主、理性、文明化的必要反映。要切实贯彻辩护制度，实现司法公正，做到刑诉法治，辩护律师作用不可小觑。因此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是
律师有效发挥其作用不可回避的课题。
本文第一部份以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地位权利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为彻入点，表明了我国刑诉中律师权利保障存在缺陷。
本文第二部份着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面临的困惑及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周全进行论述，表明现有辩护机制将会导致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诉讼的严重后果，强调该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将与法制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本文第三部份，笔者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现存权利障碍基础上，简性分析障碍存在的原因，并彻实提出了几点使律师权利能得到真正保障的意见。
最后，笔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在微观上受诉讼价值取向，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在宏观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交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加强刑诉中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则是一种国际化的倾向，与我国法制建国目标一致，从而说
明没有律师，没有完善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目录
引言
一、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现状分析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及现状分析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四、结束语
参考文献
引言
现代刑事诉讼，是在控审分离和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显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毫不夸张地讲，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正因为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先后不断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置和保障措施的予以护大和加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作了规定，并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条约上签字，其权利保障相对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传统文明和诉讼价值观等因素影响，辩护律师机制仍不够完善，其权利保障现状更令人堪忧，使律师刑事辩护呈萎缩趋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特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成文，以期对我国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著名学者龙宗智教授指：“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中
关于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①。也就联合国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保障。在我国，辩护律师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但从其具体行使程度难易与国际标准看，相距甚远，急待完善。
一、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异
众所周知，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多寡及其保障状况是衡量一国司法人道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而“是否允许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和赋予其怎样的诉讼权利，在现代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②。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的权利保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一）侦查阶段律师身份的定位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条要求律师在“刑诉各个阶段”为被指控人辩护。我国刑诉法第条规定律师文章转载自网可在侦查阶段介入，但
却不是辩护律师身份，而是不伦不类的法律帮助律师。
（二）律师的会见、通信权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条指出：“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下，毫不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我国刑诉法在肯定了律师会见、通信权的同时，却又对会见次数、时间、方式等进行限制。如侦查机关派人在场的限制。
（三）律师在场权
《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诉讼机》关在讯问被追诉者时，律师享有讯问在场权。然而，我国刑诉法非但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反而却规定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的在场权，这与国际刑事司法相距甚远。
（四）律师阅卷权
我国刑诉法规定案件只有在审查
起诉阶段方可查阅部份案卷材料。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律师阅卷的场所、时间、次数等没明确规定，使得律师这一权利形如一纸空文。即使在审判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也仅能知悉部份证据，律师对案情了解范围十分有限且狭窄。
（五）律师调查权
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国际上通行做法。我国刑诉法却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种种限制：如律师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取证，律师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需经检察院或法院同意等，这就让律师的调查权往往形同虚设。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为了保证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能，完成辩护任务，世界各国的刑诉法都赋予了辩护律师较广泛的诉讼权利。但是在我因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辩
护律师的权利及保障却十分尴尬，不仅诉讼权利受到种种限制和约束，甚至其人身权利也惨遭非法侵害，已成为制约辩护职能发挥的瓶颈。辩护律师在行使权利过程中的障碍及困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⒈会见难
⑴律师会见难表现在：司法机关动辄以涉密为由阻拦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嫌疑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两院三部和委《规定》第条规定第条指出：“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经过批准”。但由于哪些案件属涉密案件无具体规定，一些侦查机关往住以此为由，将承办案件打上涉密标签，同时批准时设关立卡，让律师的会见权成为虚设。
⑵会见时间、次数、方式等受严格
控制。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检察机关有的规定律师会见不得超过两次；有的规定每次会见不得超过分钟，有的要律师会见前要提交谈话内容提纲，会见场所安装窃听、监视器等，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不允许律师在会见谈话涉及案情。试问，设置律师会见权还有何意义？以上做法，已严重违背了刑事诉讼法规定。
⑶将监视居住转为变相拘禁，律师会见我权进一步受限。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条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其聘请的律师不需经批准”。但在实践中，辩护律师要与被监视居住的人会见，必须征得侦查机关同意，且有人员在场监视，否则不许会见，使得律师的会见权进一步遭到侵蚀。
⒉取保难
《刑诉法》第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而两院一部对此作出相应的解释，但在实践中却是申请者众，成功者寡。
究其原因有三。
⑴设立时间关卡。根据《刑诉法》第条第款规定，律师需在犯罪嫌疑人被捕后，方可为其申请取保候审，而当辩护律师要求取保时，往往被告知，嫌疑人属刑事拘留，没有逮捕，律师无权申请取保。
⑵设立金钱关卡。根据两院三部一委《规定》第条规定：“申请取保候审的，不能同时要求提供保证人并交纳金。司法机关对此的做法是，要么只同意“财保”不同意“人保”，要么是两者并用，且数额高得惊人，让人知难怯步。导致了人们对律师的信任感和希望出现危机。
⑶欠拖不决。根据规定，对律师申请取保候审的，有权决定的机关应当在七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但当辩护律师向有关司法机关提出请求时，往往既没结果也无答复，致使超期羁押司空见惯。
⒊阅卷难
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
则》规定：“主管当场有义务确保律师能有充分的时间查阅当场所拥有或管理的有关资料，档案和文件，以便使律师能向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应该尽早在适当时机提供查阅机会。”查阅案卷材料，是辩护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的基本环节，倘若辩护律师无法全面阅卷，则根本无法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新旧《刑诉法》相比，在《刑诉法》实施前，即使时间短，律师还能全面阅卷，而新《刑诉法》实施后，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反而受到不应有的控制，其结果是导致在庭审过程中，控诉机关往往搞证据突袭，随时都会有“地雷”，使辩护律师处于被动地位，这不能不说不是历史的倒退。
新《刑诉法》第条规定：公诉机关提供的案卷材料只包括起诉书和“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控诉证据复印
件主义。公诉机关只提交主要证据的复印件，一些“秘密武器”只在庭审时出示，辩护律师不能阅卷，调查证据又受到严格控制，致使辩护律师措施不及，难以招架。更而甚至，有的公诉机关，将主次颠倒，往往将重要的证据作为次要证据，不予提供，让辩护律师“当庭出丑”。
新《刑诉法》的立法意旨是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使其与国际司法接轨，但上述对辩护律师阅卷权的限制，却与其初衷背道而驰，使辩护律师根本无法有效地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无形中削弱了辩护律师的辩护积极性。
⒋调查取证难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充分行使辩护职能的有效保证。但是，随着《律师法》及新《刑诉法》的实施，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不仅没得到加强，反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与削弱，集中体现为两个方面。
⑴未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
取证权
根据《刑诉法》第条，第条之规定，辩护律师只有在审查起诉阶段才有调查取证权，至于侦查阶段，则无此权利。这样一来，辩护律师就不能及时，准确无误地掌握案情，等待审理阶段，律师发现疑问证据需要调查核实时，妨害作证罪的规定又让律师望而怯步。
⑵新颁法律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设置诸多限制
《刑诉法》第条规定：“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上面规定，都是被调查人“同意”作为律师调查取证的前提，向特定对象行使调查权时还需检察院或法院许可，这一规定，非但没赋予律师强制调查权，反而对律师的调查权作出了一些限制。
除上述问题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
辩护律师申请证人作庭作证难，律师核对证据难等诸多权利障碍，这些对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也构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辩护律师人身权利保障现状分析
在我国，辩护律师无论就其行业发挥的社会功能，还是其个人的社会地位，与法治国家有明显差别。由于辩护律师地位不高，又由于辩护律师业务具有强烈的对性，因此，辩护律师的人身权，人格权受到非法侵害的情况屡见不鲜。
目前，尽管《律师法》及《刑诉法》规定了一些律师权利，但刑事辩护不仅进展不大、甚至有倒退现象，主要是从事辩护活动的律师冒着巨大的执业风险，仗义执言举步维艰，其中对辩护律师伤害最深，影响最大的就是辩护律师本身在执业过程中面临着人身风险。
近几年，打击、迫害辩护律师、干扰、阻挠辩护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公开将辩护律师驱逐出法庭，非法绑架、拘禁辩护律师、侮辱陷害、诽谤辩护律师、对辩护律师的办公场所及物品进行搜查、扣押、甚至抄家、殴打辩护律师等侵害律师人身权、人格权恶性事件，在我国时有可见。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事件发生后，往往得不到公正及时处理，辩护律师维权有苦难言。
新《刑法》第条对律师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作了规定，这在国外立法史上是有的。但在该条规定中：“引诱”证人改变证言的罪名却对辩护律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和隐患。辩护律师认为证言有疑问或有差错，找证人重新核实，希望证人消除心理顾虑，纠正错误，实事求是地陈述事实，以利案件公正处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工作所产生的后果却极可能被侦查机关认定为“引诱证人改变证言，并使律师身陷囹圄，被无端地定罪刑。
《刑事诉讼法》第条单列一条针对辩护律师：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作伪证以及有
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此口一开，各种追究纷至沓来。不可思议的是，搞违法取证活动的并不限于辩护律师，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的权力比辩护律师大，机会比辩护律师多，社会危害性更甚。但是，侦查机关搞违法取证，只由本身处理，不可能由辩护律师来查处，而辩护律师违法取证，却由相对方的侦查机关追究，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是在与侦查机关分庭抗礼，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这样，侦诉机关利用其权力搞职业报复，也就顺理成章，极难避免，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惨遭非法追究也就层出不穷。
至于辩护律师的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遭受公安司法人员的轻视，侮辱则更是家常便饭。毫不夸张地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国辩护律师在办案过程中被当作下人一样呼来喝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综上所述，刑事诉讼中我国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状况是令人堪忧的，无论是辩护律师自身权的保障，还是诉讼权利保障都与辩护律师依法履行其辩护职责不相适应，严重削弱了辩护律师的作用，阻碍了律师制度的健全和发展。因此，切实提高辩护律师的社会地位，强化其作用，加快法治建设进程，就应该充分地赋予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完善
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需完善已是刻个容缓，因为权利的不当限制不仅损害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更会导致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引发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怀疑。在我国，根据法治进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状况要有所改善尚待以时日。因此，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完善我国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辩护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 的完善
⒈明确辩护律师的辩护人身份。
笔者在前文已论述，由于侦查机关对辩护律师设置种种障碍或横加阻挠，辩护律师不起任何作用。基于此，笔者建议取消《刑诉法》第条第一款规定，并将该法第条修改为：“公诉案件侦查机关立案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⒉会见权、通信权的保障
⑴设定公安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告知义务。在立法上强调，从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时起，公安司法人员就负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⑵对会见的时间和条件给予保障
我国立法也应参考和借鉴国际文件和国外先进做法，不得为辩护律师会见的时间会见条件。笔者认为，辩护律师的会见也不宜有次数限制，每次会见时间不宜太短。同时，还应采取消公安
司法人员的在场监督权。
⒊讯问在场权的设置及保障
辩护律师讯问在场权的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及时制止侦讯人员的违法侵权行为。将侦讯工作置于辩护制度的监督之下，也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着大量刑讯逼供侵犯嫌疑人权利的非法行为，因而，设置辩护律师的讯问在场权无论从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还是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的角度都是迫在眉睫。
⒋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保障
⑴在调查取证方面，应赋予辩护律师请求法院授予调查权。《律师法》第条和《刑诉法》第条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规定，但较之前的《律师暂行条例》第条，这是我国立法的倒退。因为律师法和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建立在司法机关和证人同意许可的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立法上这种限制性规定必须予以修改或取消。立法应当赋予辩护律师根据实际案件需要请求
法院授权调查权利。
⑵在阅卷树方面，应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新刑诉法与旧刑诉法相比较，尽管阅卷时间提前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但实际都情况有许多地方需加以改进，笔者认为，控方证据应予以开示，包括两方面：一是预告提供信息的义务，即检察官应向辩护方开示其将要在法庭审理中作为控诉依据而适用的全部证据；二是开示义务，即检察官有义务使辩护方获得其不打算在审判过程中使用的任何相关材料。
除上述涉及内容外，笔者认为，为了辩护律师更好充分行使辩护职能，在立法上，对律师的申请取保候审，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方面也需改进。
（二）辩护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⒈赋予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辩护律师依法行使辩护职能时，所发表的辩护言论享有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在刑事诉讼
中，辩护律师所发表的言论，无论哪个司法机关，无论庭审内外，无论书面或口头，只要该言论系辩护律师针对案件而发表，都不应受到法律的追究。因此，设立辩护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实为辩护律师抵御执业风险，履行辩护职责所必需。
⒉拒绝作证权。
拒绝作证权，是指辩护律师有权拒绝向公安司法机关提供其在执业过程中知悉的不利于已方当事人的案件事实的权利。辩护律师为更好地履行其职责，必须全厂、详细地了解掌握案件事实。当事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往往也会将一些涉及案件的秘密告诉辩护律师，尽管我国现行《律师法》规定了律师有保守秘密的责任，但没有明确赋予律师拒绝作证的权利。设置辩护律师这权利，既有利于减轻律师执业风险，更有利于健全律师职业和辩护制度的稳定和保障功能。
⒊拒绝扣押及限制搜查权。
扣押和搜查是侦查机关常用的侦察手段，由于律师职业的保密性要求，故而许多国家法律规定，除非有证据表明辩护律师有隐匿被告人犯罪重证据的重大嫌疑，不得因律师参与该案的刑事辩护而对其办公场所和住宅进行搜查。如确有必要，须依特别程序进行并且赋予律师拒绝扣押书证、物证的权利。我国法律未赋予律师这一权利。这不仅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而且也背离了律师职业保密性的内在要求。
结束语
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受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刑事司法政策、司法资源及司法官员的素质等诸多因素制约，呈现出动态运行过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刑事诉讼的基本目的之一—保障人权。“刑事诉讼以保障人权为目的根本意义在于，面对以保护公共利益的名义提出刑事指控的强大政府，任何受到指控的个人都有充分的条件对抗非法迫害和
专横武断的追诉，使政府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范围内采取可能损害个人权益的追诉行为。政府与个人在反映国民意志的民主宪法和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个人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最低要求，也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和逻辑起点”③。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也应有。可以说，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是现代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共同目的。受此诉讼目的指导，至今各国均扩大了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参与权，辩护律师参与刑诉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均得到了普遍加强，人权保障得到了加倍重视。毋庸置疑，刑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务中，既受一国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又受到其历史传统尤其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切实保障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进一步扩大辩护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空间和机会，则是当今世界应该不断努力的方向。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应的诉讼民主，理性和文明是她本来就固有的属性，在辩护制度和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上，虽然当前或许今后一断时间，存在或仍将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笔者对其美好未来充满了信心。
参考文献
⒈龙宗智《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年版。
⒉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
⒊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法》修订本（上），法律出版社年版。
第二篇：论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制度
论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制度
摘 要：2008年新《律师法》正式生效实施，在辩护律师权利方面进行了令人欣喜的修改。它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使中国法治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必将推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及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但是新《律师法》的规定仍然存在不足，所以仍需通过一些有效途径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关键词：辩护律师权利；现状；保障制度
一、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现状(一)辩护律师人身权利难以保障
律师执业人身权是律师一切权利的基础。律师执业人身权不能有效的得到保障，律师的代理权、辩护权等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律师法》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侵犯律师人身权利的严重问题，在立法中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立法上对律师执业安全方而没有体现应有的保护，《律师法》只在第32条中原则性地写了一笔，”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无操作性可言。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相对于其权利而言要重要得多，而且许多条款是以前未曾有过的，这给律师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难度。
(二)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在实践中难以实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然而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实践当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利难以实现。《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其中”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概念界定出现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大都以侦查阶段有一定保密性，而任意剥夺律师的这项权利。(三)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限过多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能否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的关键所在，然而随着律师法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被剥夺殆尽。《律师法》第30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首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时间是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其次，律师在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要受到双重限制。也就是说，无论辩护律师向有利害关系还是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只要他们不同意，不需谈及任何理由，辩护律师均须无条件服从。三是律师的申请权。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有赖于证人的同意，如果证人不同意，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同意调查收集证据，决定权在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四)辩护律师的阅卷时间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履行辩护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利，为律师了解、知悉案情制造了机会，特别是在会见权、调查权难以切实保障、落实的情况下，阅卷权对于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就尤为重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阅卷时间是从审查起诉之日起开始的，侦查阶段律师没有阅卷权。法律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两次阅卷权，但对于辩护律师可供查阅的案卷材料却做了种种限制。首先，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规定。在这个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五)律师的辩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精髓应该在于法庭辩论阶段，此阶段也应该突出显示其在庭审中的重要性。而遗憾的是，在审判实践中，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阶段，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围绕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充分的辩论，往往以双方各自发表公诉词和辩护词而告终，充其量控方在辩方发表完辩护词后加一段简单的评论性的发言，内容大多是对辩护词的部分认同或驳斥，一般不进行多轮辩论。显而易见是律师收集证据少、控辩双方力量失衡，但根本原因在于检察官、法官不注重保障律师的辩论权。在庭审中法官只注意听公诉人的发言，并经常主动制止辩护人的发言或应公诉人的申请制比辩护人的发言，实际上无形中剥夺了辩护人的辩论权。
二、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途径
新律师法虽然有很大改进，但仍有不足之处，所以我们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
（一）充分认识司法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增强律师与其他司法职业者之间的相互认同感
司法职业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司法以其审慎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司法职业共同体也因此在社会发展进步中担当重任。”现代法治绝不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它需要法官掌握方向盘，检察官不断加油，律师踩住刹车，法学家指挥方向。法律共同体是我们现代法治的保护神。”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法言法语和思维方式是司法职业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律师应增强与其他司法职业者之间的相互认同感，如此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二）认真贯彻落实新《律师法》，营造维护和促进律师职业健康发展的社会氛围
律师是司法职业共同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师职业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在2007 年新修订的《律师法》中有明确的表述。新《律师法》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律师制度以及律师职业发展和建设的经验，为进一步发挥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积极作
用奠定了法律基础。新《律师法》中有关维护执业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辩护权”等的规定有力地保障了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这些规定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真贯彻落实，舆论部门也应充分重视这些权利。
（三）加强律师职业队伍建设，提高律师职业的社会认同度 一些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司法活动，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律师职业队伍的社会形象，鉴于此，必须从学习教育、依法管理、严格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入手，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加强律师职业队伍建设，使律师在执业中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惟有如此，才能使司法职业共同体成员、案件当事人乃至全社会增强对律师职业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也才能真正促进律师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进一步深入律师职业伦理研究，构建与时俱进的律师职业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的提出，一方面，司法职业者和法律人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另一方面，有关司法职业共同体和律师职业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尤其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是：面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情，如何使天理、国法、人情等具体因素同律师职业伦理有机融合。律师职业伦理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构建与时俱进的律师职业文化，并使律师职业伦理和职业文化随着
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逐渐为全社会所认知和理解，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成熟、完善的律师制度。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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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公务员权利的制约与保障
论公务员权利的制约与保障
自公务员制度从18世纪诞生以来,围绕着公务员权利的制约与保障这一互相矛盾的命题,人们不断地完善相关制度,现已取得不小的成效。
公务员的权利是指国家法律对公务员在履行职责、行使职权、执行公务过程中可以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及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保障。公务员的权利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一、身份权，即公务员以本人身份取得的权利；
二、职权，即公务员在执行公务的权利 ；
三、保障请求权（救济权），即公务员的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权利，目的在于使公务员充分享受基本权利--保障权利的完整实现，而这也是公务员权利保障的核心权利。
可以说公务员的权利是一把双刃剑,公务员行使着国家赋予他们的特别权力，同时利用这些权力管理人民，协调事务，促进国家和谐、高效发展，但正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若使用不当，任由权力滥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就会侵害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激起民愤,抹黑了公务员的形象。
因此对公务员权利的制约与保障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建设起和谐的社会之风。在我国, 行政权力使用不当或滥用是当前较为普遍的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权威和法律尊严,成为依法治国的巨大障碍。因此, 必须完善法律监督制度, 建立限制行政权力滥用的社会机制。首先, 建立行政权力的自我监督或内部监督机制, 即依据已设定的义务规范、责任规定, 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力度、方向、后果进行控制, 使权力制约内在化。其次, 建立行政权力的制度监督或外部监督, 即依据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力量, 对行政权力的运行状况进行监督, 使权力制约公开化。这一监督的内容十分丰富, 如执政党的监督、非执政党及社会团体组织的监督、普通公民的监督、舆论监督等等。这样, 才能建立真正的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性质的国家。另一方面, 人民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授予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权力, 必须加以保障, 使公共事务管理有效地实施, 发挥其维护秩序, 保护人民权利, 增进公共利益和福利的积极作用。要求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经常对他们进行监督和检查具体个人和组织因违法行使公民权而给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带来损害时, 人民要求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及时予以控制和惩戒社会中某些资源或机会的利用可以促进社会福利, 但由于资源和机会本身有限, 或只有符合特定资格和条件的个人和组织才能获得, 所以, 人民要求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审核申请的个人和组织的条件, 并负责授益给合格者社会中大部分具体个人和组织, 在行使权利时普遍有趋利避害的心态, 对于他人的福利和公益事业关心较少,人民要求行政机关及公务员在这些方面要有所作为。这些积极作用意味着行政权力在合法范围内行使时,它就是应当予以保护和维持的。另外，公务员权利保障制度，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是指国家采取什么措施确保法律赋予公务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得以实现，而且更主要的是指当公务员的权利受到侵犯后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补救以及如何补救。公务员法是第一条明确规定了保障公务员的权益是制定公务员法的目的之一，而且形成了公务员权利保障的一整套法律机制。
公务员权利保障应包括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公务员权利的宣告，即法律为公务员设定了哪些权利； 第二是公务员权利侵害的预防机制，即国家法律规定用以保障公务员权利的机制，为此许多国家建立起很多相应的制度，主要有
身份保障、工资福利保障、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保障等；第三是公务员权利被侵害之后的救济机制，即公务员依法要求特定国家机关撤销或变更违法或不当具体人事行政行为，并获得赔偿的法律制度。另外申诉控告制度是我国公务员权利保障的重要制度之一，我国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内容包括复核法律制度申诉法律制度和控告法律制度。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受法律保护，一方面意味着公务员可以依法享有某些豁免权，如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对有错误的决定或者命令，经提出后上级仍要求执行的，公务员不承担执行的后果。又如国家赔偿法规定，公务员履行职务过程中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而造成的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也意味着国家采取措施排除妨碍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我国公务员法在保障公务员作为劳动者权益方面作了相应的规定。如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退休金以及录用、培训、奖励、辞退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并且规定，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保险待遇。公务员工资应当按时足额发放。任何机关不得扣减或者拖欠公务员的工资。但仅此而已，并没有规定这些权利的保障措施和程序，当公务员与所在机关劳动关系发生争议时，如何寻求救济并不明确。
为此，我们必须协调好制约与保障的关系。对于不同职务不同地域的公务员，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限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我们也要积极调整策略，迎合新的时代形势。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国家机关与其公务员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公务员享有法律上的权利，承担法律上的义务；国家机关作出影响公务员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制度的完善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当前公务员制度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也要竭尽全力促进公务员事业的发展。
第四篇：论独立审判之保障[定稿]
内容提要：以独立审判为核心的司法独立是依法治国、推行司法改革的一个重大课题。但由于审判权地方化、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和法院的管理制度不科学，独立审判难以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本文从如何保障独立审判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确立保障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原则；维护司法统一原则；维护两审终审原则；保证法官中心原则。依据这些原则，提出了以建立隔级垂直领导式法院领导体制为重点的保障独立审判的诸制度，包括：改革党对法院工作的的领导；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改革法官任用制度；实行法官特别保障制度；严格实行法官独立断案和惩戒制度。
关键词：独立审判，保障，隔级垂直领导
一、实现独立审判的阻力
在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进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以独立审判为核心的司法独立已成为一个突出的不容回避的课题。我国早已在宪法和法律中确立了独立审判原则，中央也已作出决策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都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五大报告也鲜明地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建设。”
独立审判是指作为审判主体的审判组织行使审判职权时，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只服从法律，以保证处理案件的正确性和公正性。独立审判有两部分外延组成，对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理案件，不受社会各界的干扰和制约，对内则是指法官对案件享有独立的审理和裁决权，不受其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预。但目前在实现审判独立上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审判权受制于地方权力的约束。在现行的司法管理体制下，我国的法院是按照行政区划对应设置的，地方各级法院的领导权和人事权隶属于地方党委，财政权依附于地方政府，法官由同级人大选举任命，使得地方法院只能将自己定位于发展地方经济和维护地区稳定的工具上，他们更多地倾向于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去执行法律，行使司法权。由此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审判权地方化，许多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法院经费保障不力等问题。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在向地方党委、人大汇报、报告工作时，地方各级法院大都集中在如何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上，并为此列举了一大堆数据。另一方面，地方党委及同级人大常委会也均把法院视为一个下属部门，经常对法院发号施令，直接介入个案进行干预。而法院对此也无力抗拒，只能照指令行事，独立行使审判的职能也就大打折扣。
审判权地方化不仅严重地干扰了司法独立，而且也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有损司法制度的权威和人民法院公正执法的形象，甚至使得人民群众对司法制度应有的期待和寻求司法救济的信仰出现了危机。
2.法官出入口不畅导致法官的整体素质不高。法院审判职能的行使取决于法官的素质。目前，法官被视为普通的国家公务员，其来源也五花八门，一个毫不懂法或政治素质低下的人能够当上法官。同时一些不适宜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也无法调出，使得法官的整体素质与其肩负的历史使命极不适应，也使决策层对实现独立审判的效果存有疑虑和担心。
3.法院的管理制度不科学。现行的法院管理制度未能充分考虑到法官执法的专业性、独立性和超脱性的特点，表现为管理模式行政化，如案件逐级审批制、案件上报请示制、集体讨论定案制、审委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制等。我们发现，许多法官在审判、送达、协调、汇报、执行、进行法律咨询、参与行政事务工作、先行介入大案要案等方面似乎无所不做，“从事各种非司法工作”，在诉讼中“过于主动和积极地行使其权力”①，但在执法、身份、待遇、健康等方面却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严重挫伤了法官的积极性，法官不可能也不愿意独立审判，以免除因办案引起的诸多风险，审判工作也就难以实现公正、效益的司法价值目标。
基于实现独立审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阻力，为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鉴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试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对确立独立审判保障制度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二、确立保障制度的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原则。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由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统一领导国家事务。人民法院及其审判组织的活动，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国家事务，当然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人大的监督。因此人民法院进行制度改革，特别是在确立独立审判保障制度中坚持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原则尤为重要。
2.维护司法统一原则。我国是一个单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因此维护司法统一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进行司法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的。坚持维护司法统一原则，就是要反对并从制度上杜绝审判权地方化，使地方各级法院在人、财、物上，摆脱地方的掣肘。
3.维护两审终审原则。两审终审制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一项基本制度，这一制度兼顾了公正和效率两大司法目标，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而坚持两审终审原则首先要建立一种上一级法院与下一级法院之间的层级监督关系，绝不能为两审终审成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提供任何条件和土壤。
4.保证法官中心原则。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其核心内容就是审判工作。而审判的主体是法官，是法官代表法院审理案件，行使审判权。因此法官一方面应该是社会的精华，另一方面应当成为法院工作的核心，应当有权决定审判工作及法院的其他工作，否则就不能实现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
三、独立审判之制度保障
依据前述原则，我们认为，确保独立审判，应改革和完善以下制度：
1.建立人民法院隔级垂直领导管理体制
有学者认为，要从制度上保证审判独立，“必须改变现有的法院人权和财权的管理体制，应由上级法院管理下级法院的的人事、财政事务，以免造成地方保护主义，维护法制的统一。”②但是，这一审级领导制度，使得下一级法院只能听从上一级法院，表现在案件的审理上，必然会使形式上的两审变成实质上的一审。这与两审终审制是根本矛盾的，不利于建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作机制。
因此在确立人民法院的领导管理体制中，既要防止审判权地方化，而建立一套统一的司法系统，同时也要兼顾维护两审终审原则，使作为上诉审法院的上一级法院与作为原审法院的下一级法院之间，只能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最高法院对省法院除外）。③笔者大胆设想，应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隔级垂直领导式法院领导管理体制。即最高法院直接领导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高级法院直接领导基层法院。同时打破法院完全按照行政区划对应设置的现行格局，综合考核各地的经济发展、纠纷等情况，跨区设置基层法院或巡回法院，实现法院的合理设置。
2.改革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有必要改革党对法院的领导形式和领导原则。关于领导形式，我们主张，应强化党中央对最高法院党组织的领导，中央可成立专门机构，直接领导最高法院党组织，在各级法院党组织之间的关系上，由最高法院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授权代表党负责领导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党组织，高级法院党组织根据最高法院党组织的授权领导基层法院党组织。关于领导原则，我们认为，党的领导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的领导，二是思想上的领导；三是组织上的领导。除此之外，党不应当、也没有必要干预个案的审理，应当取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制度④。同时建立地方法院党组织与地方党委监督联系制度，建议地方各级法院党组书记列席同级党委常委会会议，并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评议和监督。
3.理顺法院审判与人大监督的关系
在法院系统实行相对集中的隔级垂直领导管理体制，相应地应制定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监督的制度，使监督活动规范化、经常化。人大对法院审判的监督主要是工作监督，各级法院院长应出席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并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评议。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把监督、评议的意见向同级法院或其上一级法院反映，由受理法院审查后依法作出决定，或向其主管法院反映，由主管法院作出处理。
4.改革法官任用制度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必须要把好进人关、任用关并建立相关制度。
（1）建立多层次的法官考试考核选拔机制。比较资本主义各国 的法官任职条件，我国《法官法》规定的条件明显偏低。鉴于法官的审判工作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提高法官的任职条件，明确任职程序，逐步确立法官职业群体的精英化、权威性。应在目前实行的初任法官考试考核选拔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多层次的法官考试考核选拔机制。应按照法官的等级要求，制定若干个与其等级相适应的法官考试考核选拔办法。这些办法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是该档次的法官任职条件，如初任法官的任职条件为具有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本科水平，要求必须通过面向全国、由法律专业人员参加的法官资格统一考试，并要具有一定年限从事法律工作的经验（不应少于五年），有较强的法律专业水平，并且政治素质良好，身体健康。其次招考、选拔对象要面向社会；第三规范考核内容和形式；第四是规范录用方式，即基层法院的法官由其高级法院报请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中级法院、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在现有的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可以推行主审法官竟争和淘汰机制。可以采取综合考核的方式，由法院审委会及其主管法院组成考评团，根据法官的报名，通过对法官的政治思想考核、法律知识考核、审判业务考核等方式，严格选拨主审法官。不预先确定考核过关的主审法官的数量指标，过关一个任命一个，对过关的主审法官应由主管法院发任命书，赋予主审法官独立裁决所承办案件的权力，给予主审法官相对较高的待遇。未能考核过关的法官和被淘汰下来的主审法官只能作为主审法官的助手，办一些相对较简单的案件，鼓励其通过努力，严格过关成为主审法官。同时疏通出口，由主管法院将其所属法院那些确不适宜在审判岗位上工作的法官辞退，以选拔法律人才充实法官队伍。
（2）实行法官异地任职和定期交流制度。为保证法官审理案件
（3）强化法官教育和培训制度。审判工作对法官的政治和业
务素质提出了起来起高的要求，因此尤其要强化法官教育和培训制度。每年主管法院应列出专项教育基金用于教育培训工作，将基金划拨给下属法院并监督其使用。各级法院应将教育和培训工作纳入工作计划并严格落实。严格实行法官培训制度，每年应保证各个法官不少于两个月的学习时间，并将学习和培训成绩作为对法官、法院进行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法院可与高等法律院校合作办学培训，选派审判骨干到国家法官学院进修或攻读法律专业硕士、博士学位，提高审判水平。
5.严格实行法官独立断案和惩戒制度
依据法官中心中心原则，审理案件的独任庭或合议庭应对该案件享有专属裁决权，不应受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应理顺合议庭与庭长、院长、审委会的关系，取消案件逐级审批制度、集体讨论定案制度和审委会讨论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制度，防止法院管理行政化。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法官享有独立裁决权，必须对其加以必要的制约。应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从法律上确立对法官职务违法犯罪从重处罚的原则。应改变由各级法院自查自罚本院违法违纪渎职法官的做法，在最高院、各高级法院设立监察委员会，分别隶属中纪委、最高院领导，在各级法院的纪检组织的协助下，定期考核，查处并追究渎职法官的审判责任和法律责任，将那些思想素质、业务水平不适应从事法官职业的人从法官队伍中坚决清理出去，确保法官队伍的先进性、智能化。
6.实行法官特别保障制度
我们认为，现阶段可以在主审法官中试点采用法官不可更换制和高薪制。
（1）确立法官不可更换制。多数国家实行了此项制度，并已
被实践证明其是保证法官独立处理案件行之有效的做法。在适当时机应在法官法中明确规定法官免职的事由和程序。法官只要正当行使职权就不应被解职，防止对法官专断性的开除和调动工作，非经法定事由、法定程序，法官的身份不可被更换。
（2）实行法官高薪制。审判工作是一项创造性的适用法律
活动，强度和风险均较大，无论是依据按劳分配原则，还是基于确保法官经济独立，都应当实行法官高薪制。较之一般公务员，法官的工资应高出2～3倍。同时实行法官高薪制，使法官具有较为优裕的经济地位，还可以增强法官职业的吸引力，吸引更多的高层次法律人才竞争到法官岗位上来，确立法官职业群体的精英化、超脱性和权威性。
（3）增加对法官的限制性规定。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
则，在禁止法官兼任人大常委、行政官员、检察官、企事业单位职员、律师的基础上，还应禁止法官从事商业及其他以金钱利益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同时实行法官财产申报制度，法官定期应向其主管法院申报财产状况，接受主管法院的检查监督，违反财产申报制度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7.实行司法经费全国统筹使用制度
应改变由地方政府负担同级审判机关经费的做法，实行司法经费的全国统筹使用制度。
全国各级法院的审判经费应纳入中央的财政预算，可由财政部商最高院，根据法官高薪制、法官人数、办案需要及法官所属地区的经济条件等因素，每五年确定一个基数并予以综合，报全国人大批准。此后每年按照预算，根据隔级垂直管理原则划拨给法院使用。
同时，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必须全额上交国库。财政、审计部门应依法监督法院系统对诉讼费费用的收取，杜绝其截留和使用。
注解：
①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②陈光中、陈海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几点思考》《人民司法》，2000年第4期第11页。
③因为绝大多数案件在基层法院、中院和高院就能得到解决，只有极少数案件需经最高法院审理终结。
④《依法治国与廉政建设研讨会纪要》中崔敏教授的发言，《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8页。
第五篇：论如何加强住房公积金制度及其保障功能
浅析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缺陷及其保障功能的对策
[提要]：随着住房制度改革、职工工资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显现出来，由于制度的缺陷以及缴存者对制度认识的偏见,使得在实践中住房公积金没有能很好发挥其应有的保障功能，造成了城镇低收入群体住宅消费保障的低效运行。本文就公积金制度的缺陷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析,并对其保障功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住房公积金 保障功能 缺陷
对策
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它城镇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住房公积金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住房保障制度，它是我国借鉴新加坡等国住房基金制度经验，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创举。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自1991年率先在上海市建立以来，逐步向全国推广。1999年4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并于2002年3月24日对条例进行了修改。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普通商品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确定以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住房保障体系，并且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储存、财政监督”的原则建立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随着住房制度改革、职工工资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 从现实情况来看，住房公积金制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急需改进和完善。
一、现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制度本身的缺陷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在住宅消费保障中虽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本身存在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和现行实际矛盾较大。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职工和职工所在单位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但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又规定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作为用于建设用于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管理中心的管理费和建设城市廉租住房的补充资金。这样资金所有者不能享受到自己的资金收益，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造成个人缴存资金的积极性不高。
（二）不是金融机构，却要承担金融机构的责任。《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公积金的管理实行住房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行、银行专户存储及财政监督原则。但是，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行政单位，没有自有资本所以没有承担资金风险的能力。但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放贷款并承担由此引起的风险。这样一旦出现危机必将给公积金所有者带来损失。
（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本身的规定与实际操作有冲突。《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的缴存范围不明确，虽然单位缴存规定可以执行，但是，具体到个人比如“在职职工”的概念，农民合同工如何缴存没有明确说明。再比如“自住住房”的概念，《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五条规定：“住房公积金应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修、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建设部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建设部政策法规司联合编写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释义》中对“自住住房”作了这样解释：“本项所说的‘自住住房’是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居住期内且对该房屋拥有所有权的住房，明确将必须是自己居住且需有产权。那么职工租住的仅有使用用权的房子不能使用住房公积金。
二、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
（一）“房委会决策”流于形式。虽然各地成立了住房资金管理委员会，也制定了住房资金归集、使用、管理的规定，实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但委员会形同虚设。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外部监管基本缺失，住房委员会制度没有真正发挥职能作用。
（二）财政、银行监督形同虚设。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规定，对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不仅有着严格的审批程序要求，而且明确规定，财政部门有“对本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职责。但事实上，财政部门或暗渡陈仓或明目张胆挪用公积金的事情屡屡发生。银行以吸储为中心的考核机制，监管不力甚至不管、主客观上都为住房公积金被挪用留下了缺口。
（三）自律意识不强，内控制度不健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未能真正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运行，个别地方资金管理分散，有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公积金管理中心缺乏严格的内控制度，通过内部调账、补签合同、修改合同等方式违规使用资金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也不乏某些公积金管理人员卷款而逃、海外旅游，甚至豪赌、抵押挪用公积金投资炒股等现象。
（四）住房资金和公积金混同使用和挪用，企业自行归集住房公积金的现象依然存在。一是各地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公积金管理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因此在政府职能部门干预下，住房资金和公积金混同使用和挪用的情况相当严重。二是一些中央直属的大型国有企业，不执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自行归集和管理住房公积金，资金的安全存在很大隐患。
（五）手续繁琐、限制条件多。来自建设部的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末，全国公积金运用率仅58%，其沉淀资金达1656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住房公积金贷款“叫好不叫座”，全国将近一半住房公积金在银行里“睡觉”，并产生负收益。经调查发现，一方面手续繁琐、审批时间长，贷款条件多，让许多前来办理个人贷款业务的人烦不胜烦，是影响职工使用公积金贷款积极性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些地方房产管理部门在办理房产抵押、评估等业务时设置障碍较多，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住房贷款基本采取缴存人联保方式放贷，贷款余额及规模受到较大限制。
（六）区域间不可流通，是住房公积金本身存在的制度缺陷，造成一些地区公积金供不应求，需要严格控制贷款额度，另一些地区又大量闲置，使用效率不高。以北京市为例，2005年成交的商品房60%都是外地人购买，而在本地居民购买的40%的商品房中，缴存了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所占比例很小。
除去以上存在的政策性问题之外，笔者认为公积金执行中缴存和使用也存在很多问题，现将其一一指出。
三、当前住房公积金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缴存比例不规范、缴存额差距大，分配不公
一是缴存基数差异大。由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未规定缴存基数的上限，加之不同行业和单位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悬殊，造成缴存基数差距大。虽然2005年建设部要求缴存基数原则上不超过所在城市平均工资的2-3倍，但无强制性。经对某城市住房公积金的调查，每月缴存基数最高为8万元，最低为10元，相差8000倍，单位平均缴存基数最高与最低相差408倍。
二是缴存比例差不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未规定缴存比例的上限，由于近几年不同行业、企业的收入差距拉大，各地执行的住房公积金占职工工资收入的比例由5%到20%不等，差距比较大。缴存基数高的单位，其缴存比例也普遍偏高，最高达30%，而缴存基数低的单位其缴存比例仅为5%，相差达6倍。
三是成为“合理避税”的渠道。由于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税务部门有严格的限制，比例超过上限，超过部分企业和个人分别要缴纳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但对缴存基数却没有严格的规定，加之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各单位上报的缴存基数审核流于形式，造成很多单位通过虚假高报工资基数，将住房公积金作为工资薪金外发放奖金、津贴的渠道，从而达到逃避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途径。四是使用上存在不公。虽然住房公积金作为政策性低息贷款，比商业银行发放的住房贷款利率低，然而由于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比较严格，部分中低收入者，却难以通过这个渠道获取融资购房，永远也享用不到自己长年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只能到退休时全额领取。而相对的低存低贷，实际上是让低收入家庭承受了利息损失。
(二)使用率不高，资金沉淀率高
根据建设部提供的数据，到2005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累计已归集9759.5亿元，职工提取3499.9亿元，结存6259.5亿元，已向523.5万个家庭发放个人住房贷款4599亿元。究其原因：一是资金的安全性要求高，使用渠道单一；二是贷款手续繁琐、限制多，门槛高；三是支取条件严格，提取数受到限制；四是政策障碍，有些人无法享受；五是部分地区房价绝对水平较低，消费者还不习惯负债消费，一般都通过自筹资金一次性付款，造成这部分地区公积金只存不用，使用效率偏低；六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市场推广力度较弱，开发企业更愿意选择与商业贷款合作，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一直是银行的“优质品种”，很多商业银行在发放开发贷款时，要求开发企业从本行发放个人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公积金贷款市场份额；七是住房公积金政策性住房金融优势不明显，表现在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差距较小，又受到贷款额度的限制，很多消费者需要办理组合贷款，额外多支出很多相关费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购房者选择公积金贷款。
(三)覆盖面窄，受惠人数少 事实上，和“三险”一样，住房公积金也是一种强制性社会福利，但未能享受到这项福利的人并不在少数，根据国家建设部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实际缴存职工人数为6329.7万人，仅占在岗职工人数的58.4%。这个数据还不包括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农民等目前尚未纳入公积金缴存范围的群体。
另外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仅有许多私营、民营企业没有参加到公积金体系中来，就连某些大型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也实行“二元模式”：对正式编制内员工缴纳公积金，而对聘用员工不缴纳公积金。
四、加强住房公积金制度及其保障功能的对策及解决办法 针对目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在制度建设、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存在的缺陷和问题，本人认为应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方面的制度，加强管理，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资金的使用率。
（一）加强住房公积金的归集、使用和管理
住房公积金管委会应切实履行起职责，尽快按照要求，规范缴存基数，坚决杜绝擅自扩大缴存基数、超比例缴存公积金问题，避免公积金中心成为缴存单位工资外发放薪金补贴及避税的渠道。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加强资金的管理，在国家规定的商业银行内开设公积金缴存、贷款及增值收益账户。购买国债应严格限定在一级市场。对委托中央债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托管的国债应随时进行监管，避免发生国债回购、质押、担保等问题，保证国债的保值、增值和安全完整。
（二）提高贷款限额，放宽贷款条件，降低贷款利率
一是提高贷款限额。各个地方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贷款限额。
二是放宽贷款条件。可参照商业银行的住房贷款发放条件，适当降低个人购房的首期付款金额，放宽一手房屋的竣工年限。如对所购房屋竣工年限在5年内(含5年)的, 申请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可参照一手住房贷款条件。
三是降低贷款利率。公积金贷款是政策性贷款，带有保障性质，因此应适当拉大与商业贷款利率差距，减少中低收入家庭的购房支付负担，或实行差别利率，对于购买自住、小户型低收入家庭，应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利率，确实起到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作用。
（三）更新观念、简化贷款手续，提高公积金使用率
一是要转变观念，切实改进贷款服务。克服只求管住、不求用好和怕麻烦的消极思想，认真解决贷款条件过高、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等问题，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
二是简化贷款审批手续。建立个人住房贷款个环节的联合办公制度，实行一条龙服务，提高贷款工作效率，方便职工贷款。
三是要努力降低个人贷款的担保、评估、公证、保险、抵押登记等各种费用，减轻职工负担，真正发挥住房公积金作为政策性个人住房贷款的优势。
（四）创新贷款品种，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的作用
目前由于政策原因，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受许多条件限制，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只有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才能申请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只能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住房。因此大部分有强烈改善住房需求的城镇职工因为没有建立住房公积金账户，而无法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其次一些低收入行业的职工因为工资低，受缴存额少的限制，能够申请到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却难以满足购房需求；第三，住房公积金只能用于房屋购买不能用于租赁，导致租赁房子的家庭，无法享用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优惠。
要解决好以上三个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抓起：（1）加强宣传，强化归集工作，扩大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扩大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人群；（2）制度创新，扩大使用方向，开辟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新业务。一是增加公积金贴息业务，即在办理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时,可申请公积金贴息。二是开展租房公积金贷款业务。除用于房屋购买、自建和维修外，还应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力度，开辟申请租房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五）实行全国联网，统筹运用资金，改变目前条块、地域分割现状
近几年来，全国住房公积金使用率一直徘徊在50%—60%之间。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覆盖率为58％，全国建立住房公积金职工人数为6138万人，累计归集公积金7400亿元，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3404亿元，共支持434万户职工家庭购建住房。但地区间差异较大，经济发达、房地产业发展较快的城市，使用率最高的已超过90%，如北京市到2004年底使用率达到96%。但在一些中小城市，受多种因素影响，最低的还不到30%。因此应积极探索住房公积金统筹运用的有效途径，实现全国联网，加强区域间的流通，合理调度公积金，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低息贷款的优势，千方百计提高公积金的使用率。
从以上我们对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及其保障功能的研究可以发现，尽管我们已经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在实际工作中也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政策的缺陷和认识的不足，在复杂的宏观经济面前，还是存在很多缺陷，要想使该项政策发挥到位，仍需我们对这项制度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
参考文献：
[１] 李勇辉《城镇居民住宅消费保障制度》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住房制度改革法规文件选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３]《常用住房制度改革法律法规》
[４]《中国房地产律师》2006年第五期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５]《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缺陷及对策》于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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