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共5则）

第一篇：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公诉案件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2007-02-06 12:27:1

1近年来，人权保障问题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人权是一个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为前提，以肯定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概念。人权，就其性质和作用来说，包含着是人的权利、是人作为人的权利、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权利和是使人成为有尊严的人的权利等多个层次。联合国年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次世界人权大会所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就指出：一切人权都缘于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人是人权和自由的中心主体，因而是实现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并应积极参与其中。

一、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法律评价

随着法制的进步以及中国对国际

事务参与性的不断增强，我国政府对人权保障问题日益重视。年国务院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白皮书》指出：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联合国通过的有关人权的宣言和一些公约，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和尊重。中国政府对《世界人权宣言》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作为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事实，我国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法律层面的人权保障体系日益严密。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的大宪章（贝卡利亚语），那么，刑事诉讼法则可以被看作被告人的大宪章。当然，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主体不仅仅是被告人，而且包括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告人的地位问题始终处于许多国家刑事司法领域的核心，被害人仅被赋予证人的地位。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到八十年代中期，被害人

在各国刑事领域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被害人学迅速兴起，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年月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号决议《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这是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被害人问题的第一个重要声明。它标志着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

长期以来，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一直被忽视、淡忘，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虽然赋予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并规定许多新的诉讼权利，如申请复议权、申请回避权、申请抗诉权等。但事实上，被害人的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很难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尤其是在公诉案件中，在强大的国家追诉职能背景下，被害人的权利往往被忽略，造成结案后，被害人不满案件处理结果，不断申诉，浪费了大量国家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的同时，被害人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

此，如何确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是刑事诉讼法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被害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泛指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狭义的被害人仅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强调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司法工作者不容忽视的问题。

二、建立平等诉讼机制，使刑事诉讼架构更趋均衡

从宏观来看，被害人诉讼地位问题，不仅关系刑事诉讼公正的实现，同时影响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完善。从微观上说，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决定着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定位，同时也关系着被害人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刑事诉讼结构的是否均衡的问题。被害人作为法律规定的人，社会都应尊重他作为目的的个体的存在，不能对他贬低、奴役，不

能纯粹地将他视为实现他人目的、社会目的的手段，被害人应当得到人格上的法律尊严。人的尊严构成要素甚多，其中平等、自主是其中最基本的两个要素。很久以来，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尊严的主要意义似乎不在于被害人，而在于被告人。因为，面对国家权力的侵犯，任何个人是无助的。被害人遭到社会邪恶力量的侵犯可以求助于国家，而被告人遭到国家侵犯后，就再也没有其他力量能够与国家抗衡，鉴于人权是实现人的尊严的手段，因此，长期以来，人们的焦点都集中在保障被告人人权，以维护被告人的尊严上，被害人的尊严问题，在整个刑诉历史上被严重地忽视。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是将被害人视为证人，规定被害人有协助国家追诉犯罪的义务。这样，作为刑事犯罪承受者的被害人就完全被贬为国家惩罚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但实际上，作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被害人要求与被告人同等享有做人的尊严并不为过。联合国《为罪行和

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第条规定，对待罪行受害者时应给予同情并尊重他们的尊严。这可以说为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法律地位作出了阐释。维护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尊严，保障被害人基本的诉讼权利，最根本的手段就是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提高能够为被害人在诉讼中自主性实现提供充分保障，同时增强诉讼的平等性。由此可以看出，基于人性、人格尊严的要求，应当同等承认并尊重被害人的人格，保证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上的平等。

三、实行公力救济，是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取向

在原始社会，冲突的解决主要靠氏族组织所提供的私力救济。国家产生后，首要任务就是维持社会存续所必须的秩序，这样，国家强制力干预纠纷的公力救济由此产生。与私力救济有暴力性复仇手段相对，公力救济采用了和平而文明的手段。但是，传统的观点认为，犯

罪是对于国家的暴力侵犯，刑法和诉讼法是国家和违法者之间的调停制度，刑事政策应以罪犯为本位，刑事诉讼的目的旨在为了社会的利益，实现公众的惩罚权，对于任何私利的考虑，都是与此刑事诉讼的宗旨相冲突的。由此相关的法律在制定时更注重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忽略了对被害人正当权利的保护，从而使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被强大的国家追诉职能所掩盖甚至取代，无法得到彰显和凸出。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更强调司法公正的价值取向，犯罪被认为不仅仅是侵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侵害了个体利益，为此，国家作为纠纷的裁判者和罪犯的惩罚者介入到纠纷的处理过程中，给被害人以支持和救济，其救济的目的主要在于补偿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失。各国法律专门制定刑事救济方面的规定实现对被害人的补偿，很多国家的法律还赋予被害人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为了取得更好的控制犯罪效果，人们将视角转向了被害人。在这种背景下，被害人学运动逐渐产生并迅速壮大。人们在控制犯罪的同时开始寻求刑事司法利益保护的平衡。对被害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补偿，在精神方面的损害也需要通过刑事诉讼来解决。特别是通过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的参与来修复被害人精神上所受到的创伤。因此，可以说，就公力救济的目的来讲，已经从传统上强调对被害人进行补偿转换到对被害人所受创伤的恢复上来。基于此，现代刑事诉讼理念更趋于对被害人精神、心理进行诊疗。

四、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权利现实保障的几种设想

（一）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由此，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经济损失，往往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

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因而，被害人获得补偿尚未获得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有鉴于此，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给被害人以必要的抚慰与补偿。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被害人获得补偿一般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无法从被告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第二，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第三，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必须是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由此，有可能导致被害人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因

此，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如被害人医疗中心、被害人心理咨询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或医疗服务，针对一些特殊的被害人，如性犯罪的被害人、老年被害人、少年被害人，更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为其提供细致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诊疗。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系统，《宣言》对此亦有具体规定。在整个法律过程中，受害者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应使受害者知道可供使用这些服务和援助。为了确保被害人得到适当的和迅速的援助，应对警察、司法、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的需要，并使他们对准则有所认识，以确保适当和迅速的援助。

（三）建立辩护律师代为询问制度。从被害人学角度看，被害人遭到犯罪的侵害是第一次受害，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制度性侵害是第二次受害。在司法实

践中，被告人经常借盘问机会让被害人反复回忆遭受犯罪侵害的情况，特别是性犯罪的审判尤其如此，这就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鉴于此，英国法律规定，对于性犯罪中的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即当被害人出庭接受盘问时，被告人本人回避，由其律师代行对被害人的盘问。这样律师在盘问时，会注意盘问的方式、问题涉及犯罪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以避免给被害人造成新的伤害。这种对被害人二次伤害的情形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在庭审过程中，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再者，对有些被害人，我们可以不要求其亲自到法庭去接受盘问，而通过闭路电视回答问题，以减少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另外，检察人员在询问、听取被害人意见，追究、揭露、控诉、打击犯罪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到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承受力，从保障被害人角度，在询问态度、工作方式上注意对被害人身心的保护。

（四）完善被害人对不起诉案件、撤销案件的监督制度。刑事诉讼法第条第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及时收到有关的诉讼文书。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但公安、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对此未予以明确。为了保障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起诉权，完善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监督，立法或有关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将撤销案件决定书的副本送达提出控告的被害人。在司法实践中，有时还会出现办案机关对被害人提出的控告是否立案长期拖延不作决定或者故意不向被害人送达不立案通知书的情况，致使被害人无法及时提起自诉。基于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公安、检察机

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第二篇：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问题研究

摘要：被害人上诉权是其作为当事人应有的一项程序性权利。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但仅通过检察机关来维护被害人的权益是不够的，因此，应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本文拟从理论和司法实践角度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进行价值分析，并进行了相应制度设计。

关键词：被害人；上诉权；价值分析；制度设计

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活动中重要的当事人之一，其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但我国立法上没有赋予其独立的上诉权，这与其当事人的地位不符，不利于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充分保护，本人认为应当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其有其深远的价值意义。

一、目前我国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确定了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根据当事人理论，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应当享有三项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利，即完整的起诉权、充分的诉讼参与权和对刑事判决的影响权（主要是指上诉权）。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给被害人的权利来看，并不能保障被害人应享有的三项基本权利的实现。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又不完全享有当事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是立法上的自相矛盾，使得其作为诉讼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名不符实。而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被国家专门机关忽视，甚至时常被侵害，这更加严重地影响到了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因此，为强化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应完善被害人作为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特别是作为诉讼活动中关键性权利的上诉权。

二、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认识分歧

对于是否要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学者们主要有三种观念：

（一）支持论。持支持论的学者认为，应赋予被害人以上诉权。其主要理由在于：一是符合其当事人地位的要求。上诉权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权利，是保证当事人享有诉权的完整性所要求的。二是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作为与被告人具有平等地位的被害人，保证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是程序公正的体现。三是现行的抗诉请求权并不能满足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抗诉请求权，但被害人的申请抗诉并不必然引发抗诉，所以应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可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

（二）反对论。持反对论的学者认为，不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其主要理由有：一是会打破相对平衡的诉讼结构。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已经处于被追诉的不利地位，如果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加上公诉机关的强大力量，不利的被告人更是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破坏现行的相对平衡的诉讼结构。二是会影响到“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对于保障被告人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被告人将有被加重刑罚的危险，从而对“上诉不加刑”原则造成严重冲击。三是会打乱二审诉讼法律关系。如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会与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发生冲突，特别是在检察机关不予抗诉，而被害人却提出抗诉引发二审程序时，被害人就变成了追究犯罪的独立主体，原来的公诉案件转变了自诉案件，打乱了二审诉讼法律关系。

（三）折衷论。还有部分学者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其提出对目前存在的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进行合理改造。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82条对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作了明确规定，此条规定把抗诉的决定权交给了检察机关，但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意见来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为了提升被害人在程序救济上的权利，平衡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必须对我国现行的被害人抗诉请求权进行改造，使其切实变成被害人的一项程序救济权利，从而弥补被害人无上诉权所导致的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被告人的不利局面。

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价值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的当事人诉讼地位，但却享受不到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完整诉权，这是立法上的缺失，本人认为应当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以上诉权，其有深远的价值意义。

第一，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当前刑事诉讼法改革的趋势，也有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以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围绕着加强被告人权利的目的进行的。比如被告人无自证其罪的义务、沉默权制度、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又逐渐认识到了保护被害人利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多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以犯罪人为中心，转化为强调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的平衡，并开始强调被害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平衡。如德国、俄罗斯等。并且被害人也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重要主体之一，其应当享有包括上诉权在内的相应诉讼权利，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以更大地调动被害人参与并追究犯罪的积极性，有效地实现惩罚犯罪的目的。

第二，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符合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保障了被害人诉权的完整性。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只有请求抗诉权，而没有上诉权，这与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符。上诉权是起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上诉权的起诉权，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起诉权。因此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既巩固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更保障了被害人诉权的完整性。

第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被害人抗诉请求很难实现的现实需求，更能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对于是否要提起抗诉由检察机关决定，其有着“自由裁量权”，而检察机关更多考虑的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有时会忽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现行的被害人的抗诉请求权并不能满足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求，所以，应该赋予被害人以独立的上诉权，来保障和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程序公正的体现，有利于形成对审判权的有效制约。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在其利益不能完全实现时，应有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性救济权利，而上诉权就是其中的一项。并且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可以诉讼进一步开放，被害人有条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防止司法人员的专横擅断、侵害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现象，能制约审判权的滥用。

四、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之制度设计

基于以上所述，本人认为对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可进行以下设定：

第一、设立上诉前置程序。即被害人上诉时应先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被害人上诉理由不成立，不予提起抗诉，出具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和说明不提起抗诉的理由，被害人在向二审法院上诉时提供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即可。另外，对于检察机关在法定期间既不提起抗诉也不出具不抗诉的书面决定，被害人上诉时需提供自己曾在法定期间请求抗诉的证明即可。

第二、建立立案审查机制。即对被害人提起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在受理前进行程序审查。如，被害人上诉时，应当提交检察机关不予抗诉的书面决定，以及被害人的上诉理由。通过立案前的程序性审查，防止被害人对上诉权的滥用。

第三、规定上级检察机关强制出庭制度。在上级法院受理被害人上诉的案件后，无论一审公诉机关是否提起了抗诉，二审公诉机关都必须出庭，防止一审的公诉案件到了二审转变成了自诉案件。

第四、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与上诉不加刑原则。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但不能为了被告人在诉讼程序中享受额外的保护而剥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由于被害人上诉引发了的二审程序，被告人不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保护，这也是实现有错必纠原则的要求。

第三篇：刑事被害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和权力救济

刑事被害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和权利救济

段守亮 胡泰忠 肖波

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而现行法律和现在学术界大都是从被害人权利实体保障方面来阐述的，即刑事被害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利来阐述，例如被害人应该享有国家补偿权，被害人享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等等。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就是程序。现行法律和学界对如何在程序上保障被害人各种诉权和实体权利的落实、如何在权利受到漠视和侵犯时给予程序上的救济，则规定与研讨甚少。缺乏救济的权利是画饼充饥似的权利；缺乏程序上的保障，这是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被虚置的根本原因。本文拟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救济角度展开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有颇为先进的明文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刑事案件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具有当事人的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主要规定了四项权利:

1、控告复议权,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2、安全保障权,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

3、申请回避权,如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的规定；

4、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又有多少得到真正落实，多少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利益得到赔偿、权利得到保障、冤情得以伸张？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被告知诉讼权利的情况较少，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过程的更少，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结束后得到赔偿和补偿的情况就更是少之又少。尽管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有颇为先进的明文规定，但在盗窃、诈骗、合同诈骗等侵财型犯罪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通常被冷落在一边，对审判的实质性进展不知就里。而中国司法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传统是以被害人为轴心反复演绎伸冤话语，刑事被害人由于冤屈无法澄清不停的申诉、控告、上访。有人把被害人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侵害成为“第二次被害”。[1][2][1]

[2] 季卫东：《司法与民意》，载于www.xiexiebang.com/show.asp?id=3153,于2006年5月21日访问。

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306页。

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我国理论界提出的进一步解决方案大致如下：首先，赋予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对等的权利，比如对等的起诉权、上诉权等等；其次，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第三，扩大被害人的赔偿范围，赋予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看出，多数的学者还是把注意力放在扩大被害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和增设现有审判过程中的起诉权方面。

画饼不能充饥，望梅岂能止渴？由于缺乏充分的程序保障和对诉讼权利的有效救济，对被害人现有权利的保护和争取就只能是缘木求鱼，没有实效。如果没有为侵害和漠视被害人的诉权、参与权的行为设定一个制裁性的后果和可以申诉的途径，那么这些程序性权利就得不到保障；如果程序性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么增设再多的实体性权利又有什么实际的效果？联合国“被害人权利宣言”以及当代刑事诉讼理论所倡导的被害方的知情权、优先旁听权、陈述意见权以及为伸张正义而团结起来的团体组织权是否在中国得到了必要的程序性保障？怎样才能防止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被害者条款名存实亡或者因人而异？这是以法律为志业的人们在倾听被害者号啕悲声之余，不得不掂量和思考的课题。

二、理念：权利的程序保障与救济

[4]

[3]程序即权利，只有把刑事被害人的各项权利细化为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各个阶段的各种程序性制度规定，才能让被害人切实拥有诉讼中的权利。同时，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设立被害人的权利遭到侵害时的救济手段和相应的制裁后果，才能切实保障被害人获得这些法律赋予的权利。

（一）权利保障的需要。权利需要具体化为程序，在程序中保护权利，体现权利，更要预防权利的被侵犯。如果某一权利受到侵害之后，被侵权者如果根本无法诉诸司法裁判机构，也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么，该权利的存在将失去意义。英国普通法强调“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救济先于权利”的观点。正如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权利的生命则在于实现。而要确保公民的权利得以实现，就要建立权利救济制度，使得那些被侵犯的权利可以获得补救的机会和可能。

（二）法律规则完善的需要。无制裁则无法律规则。一般说来，法律规则包括“行为模式”和“结果 [3][5] 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306页。

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第303-308页。[5] 陈瑞华：《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05页。[4]

模式（或者制裁模式）”。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应当有以下几个方面：(1)程序的推动者和申请者；(2)负责授权的主体；(3)所要决定或者裁决的事项；(4)有关的裁决方式；(5)有关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6)必要的裁决结论；(7)违反规则的法律后果；(8)相关的救济途径。暂且不论最后两个构成要素，即便就前六个构成要素而言，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很多规则也是残缺不全的，其可操作性也因此成为严重的问题。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法律规则中没有制裁性因素，使得被害人法定的权利受到侵害后违法者不会承受任何的消极法律后果，那么即使法律之外的因素再完备，该法律规则仍然无法实施。

（三）程序法实施的需要。与任何法律制度一样,程序法的实施也离不开相应的法律责任规则，从而使那些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而按照程序法的思维方式，在诉讼程序的轨道内制裁程序性违法的主要方式是宣告那些违反法律程序的诉讼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不产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这种宣告无效的程序性制裁方式，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主要有两种：一是针对非法侦查行为的排除规则：二是针对发生在审判阶段的程序性违法的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制度。前者所针对的主要是以刑讯逼供和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后者所适用的则是那些违反审判组织制度、公开审判制度、回避制度、限制或剥夺当事人诉讼权利以及其他违反法律程序、影响公正审判的行为。对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而言，只有当把侵害各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也设立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程序性后果时，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才不会被一审法院虚置和漠视，程序法才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三、现状：被害人权利的制度性缺陷

（一）缺乏保护性民事程序权利，被害人民事权利被虚置

在公诉案件的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能够申请相关司法机关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侦查机关有没有有效的被告人财产查明和保全制度，被害人不能委托律师进行调查和取证，所以在相对于一般民事纠纷伤害更为严重的犯罪侵害发生后，被害人可以采取的保护性诉讼手段更少，拥有的保护性程

[7]

[6] [6] 有关刑事诉讼程序规则构成要素的分析，参见锁正杰:《刑事诉讼的法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章。[7] 有关公诉机关违反法律程序问题的讨论，参见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第一章和第七章。

序权利更少，也就更容易受到伤害。俗话说“十赔九不足”，就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民事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

案件审理过程中，由于盗窃、诈骗等侵财型案件的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以在遭到不公正的判决之后，不仅不能对刑事判决部分提起上诉，连对属于自己的天经地义的民事裁判部分不服，也不能提起上诉，从而极大地丧失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地位。

（二）缺乏上诉权，被害人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体地位被漠视

与同样是刑事诉讼当事人的被告人比较不难发现，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存在着严重的权利缺失。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告人对一审判决和裁定有上诉的权利，却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正是二审的程序性审查才使得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不敢漠视，从而保障了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上诉的权利，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仅对第一审判决、裁定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有上诉的权利。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而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不享有上诉权，其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只能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使被害人对犯罪的追诉权受到严重的限制。由于二审法院不会对一审过程中被害人的各种权利是否受到侵害进行审查，即使被害人在一审活动中没有取得当事人地位二审法院也不会因此认定一审程序违法并发回重审，所以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被漠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路径：被害人权利程序保障和权利救济制度设计的完善

（一）审前程序中的程序保障与权利救济

在公诉案件侦查阶段中，被害人既不是一般的证人，也不是与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相同的完全当事人，鉴于公诉案件的公诉性质，被害人应当是准当事人。准当事人首先是当事人，应当享有作为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除前面提到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以外，被害人还应当享有以下权利：

1、获知诉讼权利的权利。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询问被害人或者其到场时，侦查人员应当向他说明被害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在认定被害人可能遭受财产损失的情况下，还要向他说明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和其他法律允许的相关的民事原告的权利。

2、公安、检察机关在侦查起诉活动中依职权主动查清被告人的财产情况、采取相关财产强制措施。

对于财产型犯罪，为了保障被害人民事权利的实现和国家罚金刑的科处，应该规定侦查机关有查清被告人财产的职权。如果侦查机关不作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可以申请法院进行司法审查，并决定是否采取强制措施。

3、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可以申请相关司法机关进行诉前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相对于国家机关已职权行为，作为补充，如果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发现被告人相关财产线索，可以申请职能部门采取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措施，如果对侦查机关所作决定不服，应该有提请法院司法审查并作出裁定的权利。

4、委托代理人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时间是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而我国刑法诉讼法第四十条却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这样，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是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比犯罪嫌疑人整整少了一个阶段。这一规定明显不利于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既然法律规定刑事案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与犯罪嫌疑人应当一样具有诉讼当事人的地位。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时间应从立案之日起或者从第一次被侦查机关询问时开始。让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及时地介入到侦查阶段来，有利于及时查清案情，让被害人冤屈得以陈述，体现程序公正。

5、调查权。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犯的直接受害者而且大多为犯罪的第一见证人，一般能够具体地了解案件的起因、发生、发展过程以及结果、犯罪资金的走向等等。当他们提供的有关证据或者证据线索被侦查机关以各种理由不予依法查证时，法律应当赋予其一定的调查权。这种调查权，可以称之为补充调查权。它相对于侦查机关的调查权，其性质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现行的协助调查权，则具有一定的主动性。这种调查权，对于及时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线索、犯罪事实具有积极的作用。

（二）一审程序中的程序保障与权利救济

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如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一样，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始终。一审程序是使用最为普遍的审判程序和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在此阶段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显得更具价值。除了在庭审中享受当事人的申请回避、提起新的证据、参加法庭调查、参加法庭辩论、被害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随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固有权利外，还应该增加被害人以下权利的程序性设置。

1、起诉权的行使。赋予刑事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选择权应当尊重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一方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保持附带民事诉讼的适当独立品格，在法定的某些情况下允许被害人单独提起附带民事诉

讼。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缺席审理。在以下情况的刑事案件中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一是一审法院没有对民事赔偿请求予以审理。二是被害人撤销附带民事诉讼后刑事诉讼结束后又请求民事赔偿的。三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生效后被告就持续性损害提出赔偿请求。四是附带民事诉讼没有全部赔偿或未弥补全部损失的。五是刑事判决无罪后被害人又请求民事赔偿的。六是被害人民事权益急需救济而刑事案件过于迟缓的。七是共同犯罪案件审理中个别被告人不到庭的。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在逃等原因长期不归案的同时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原则，允许法院缺席判决并可以强制执行负赔偿责任人的财产以免被害人长期处于不利境地。

2、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的权利。在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框架下，一般财产型犯罪的被害人都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只能够消极的等待审判机关追缴赃款赃物，然后发还。而犯罪分子通常在审判前或者审判活动中则转移个人财产，致使被害者的赔偿款和国家的罚金刑大量的得不到落实。这是司法实践中严重存在的问题。而被害人在民事诉讼中可以享有的申请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强制措施的权利由于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不能享有，最终导致民事实体权利的落空、罚金刑的虚置。所以，应该增设被害人这方面的保护性的诉讼权利，否则规定了被害人有民事受偿权也只是一纸空文。

（三）审理结束后的保障与救济

1、上诉权。被害人不服一审判决或者裁定应该拥有上诉权，上诉权实质是一种救济权，旨在启动对一审裁决的程序性审查。在公诉案件当中，被害人的利益虽然可以由国家机关代为保护，但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客观上并非完全一致，而且国家公诉机关在行使该权力时，在对被害人利益的维护方面也难免出现疏漏和差错。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害人利益，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赋予被害人请求抗诉权，即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可以请求检察院抗诉，即被害人在不服一审判决时(不包括裁定)有抗诉请求权,这种请求能否得以实现要由人民检察院来决定。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被害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破坏了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完整性与人权保障全面性的要求。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就会减少一部分的申诉案件，而且真正地将保障被害人权利的立法精神切实地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

上诉的范围，如前所述，不仅仅是一审的判决书，不仅仅是一审的实体裁断结果，还应该包括在一审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性争议，比如对一审法院作出的拒绝财产保全、不予回避、没有告知程序参与权等程序性裁定、决定等。只有法律把这些事项也纳入二审程序性审查的范围，一审中被害人的权利才有望真正得

到实现。

2、把退赃、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作为减刑、假释考察条件。基于犯罪分子在服刑改造时的趋利避害动机，我们可以把退赃、补偿被害人经济损失作为他们减刑、假释或者其他优待措施的考察条件，这样也将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民事权利。

3、终身追缴，自动执行。刑事案件生效后，由依职权审判庭直接移送执行庭然后执行追缴和发还。一旦执行部门立案，则对被告人终身追缴，被害人如果发现被告人又可执行的财产线索，随时可以到执行机关申请恢复执行。这样可以有效保障被害人的受偿权利。

（作者单位：研究室 刑庭）（责任编辑：吴智永）

第四篇：在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

在公诉制度下，如何确保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应有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笔者设想，既然法律明确规定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我们就应当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在公诉制度下保障被害人诉讼地位及其权利的法律制度。现提出以下构想。

（一）建立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如，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他重大经济损失。这些损失犯罪人是无力赔偿的，由于犯罪人不能赔偿，从而使被害人处于无限期的被害之中。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但从国外的立法看，我国建立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已势在必行。当然，被害人要获得国家补偿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无法从犯罪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第二，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方面的重大损害；第三，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应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必须是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身体损害，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身体损害，如致残后生活不便，学习不能，工作无着；致死后的生前被抚养人的生活、学习等无人负担。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使受害者从政府、资助机构、社区捐助等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

（三）建立被害人司法援助制度。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处于弱者的地位，其人身、财产、精神等诸方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建立与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相对应的司法援助制度，使那些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能够在精神和物质都深受重创的状态中，获得司法上的救济，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在公诉案件中，虽然案件不是被害人提起的，但被害人在诉讼中必须担负起追究犯罪的控诉职能。但又因被害人受到身体的限制、文化的限制、法律知识的限制以及经济的限制不能充分行使好自己的权利，因此急待需要一个司法援助制度。对被害人实行司法援助既有利于维护诉讼公正与效率，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被害人在诉讼中受到盘问等引起第二次侵害。也就是说，既有效地保障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

（四）完善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制度。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享有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自诉权、申诉权和对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应当有权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为了方便被害人了解案件诉讼进展，公安、检察机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等。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检察机关对公安部门进行法律监督，向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申诉，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害人的监督制度应当包括：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的复议制度；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和撤销案件的申诉制度；对公安、检察人员在审案过程中的申请回避制度；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违反规定损害被害～益时的控告制度。

（五）应当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权。法律为了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相应地，法律也同样应该赋予被害人这一权利。因为经过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阶段的诸多活动之后，被害人对案件也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理解，对诉讼结果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应当允许被害人获得这一和被告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在庭审的最后阶段也有机会表达其对整个诉讼的评论。

（六）应当赋予被害人的上诉权。195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否提起上诉问题的复函》中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予以了认可。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只是赋予被害人对公诉案件一审判决不服，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是否抗诉还由检察院决定。从而使这条救济途径常留于虚设。而实际上，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应当赋予他们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不仅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而且能给予被害人精神上极大的慰籍。如果被害人对判决不服而不能行使上诉权，那就于情于理都是对被害～利的再次伤害，其心理自然难以平衡，为其以后对不合法的冲突解决方法的选择埋下隐患，这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七）完善刑事附带民事的受案范围。除现在已经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外，还要对被害人下列损失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1、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而遭受的损失；

2、因人格权被犯罪分子侵害所遭受的精神损失；

3、因身体遭受犯罪分子侵害致残疾或死亡的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把这些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利于犯罪人员的改造，更有利于受害人尽快息讼，实现社会稳定。

第五篇：在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

在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

在公诉制度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权利保障机制的构建2007-02-06 12:27:1

5在公诉制度下，如何确保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应有的诉讼地位和权利，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笔者设想，既然法律明确规定了被害人作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我们就应当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构建在公诉制度下保障被害人诉讼地位及其权利的法律制度。现提出以下构想。

（一）建立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如，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他重大经济损

失。这些损失犯罪人是无力赔偿的，由于犯罪人不能赔偿，从而使被害人处于无限期的被害之中。目前，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但从国外的立法看，我国建立国家对被害人补偿制度已势在必行。当然，被害人要获得国家补偿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无法从犯罪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第二，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和财产等方面的重大损害；第三，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给予适当补偿，而不应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必须是及时报案，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二）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还包括精神损害、身体损害，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身体损

害，如致残后生活不便，学习不能，工作无着；致死后的生前被抚养人的生活、学习等无人负担。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使受害者从政府、资助机构、社区捐助等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

（三）建立被害人司法援助制度。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处于弱者的地位，其人身、财产、精神等诸方面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建立与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相对应的司法援助制度，使那些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能够在精神和物质都深受重创的状态中，获得司法上的救济，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在公诉案件中，虽然案件不是被害人提起的，但被害人在诉讼中必须担负起追究犯罪的控诉职能。但又因被害人受到身体的限制、文化的限制、法律知识的限制以及经济的限制不能充分行使好自己的权利，因此急待需要一个司法援助制度。对被害人实行司法援助既有利于维护诉讼公正与效率，又可

以有效地防止被害人在诉讼中受到盘问等引起第二次侵害。也就是说，既有效地保障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

（四）完善被害人对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制度。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应当享有刑事诉讼法赋予的自诉权、申诉权和对公安、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应当有权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为了方便被害人了解案件诉讼进展，公安、检察机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等。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检察机关对公安部门进行法律监督，向上一级检察机关进行申诉，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被害人的监督制度应当包括：对公安机关不立案侦查的复议制度；对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和撤销案件的申诉制度；对公安、检察人员在审案过程中 的申请回避制度；对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违反规定损害被害人权益时的控告制度。

（五）应当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权。法律为了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相应地，法律也同样应该赋予被害人这一权利。因为经过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阶段的诸多活动之后，被害人对案件也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理解，对诉讼结果也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应当允许被害人获得这一和被告人平等的诉讼权利，在庭审的最后阶段也有机会表达其对整个诉讼的评论。

（六）应当赋予被害人的上诉权。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否提起上诉问题的复函》中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予以了认可。但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只是赋予被害人对公诉案件一审判决不服，请求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权利。是否

抗诉还由检察院决定。从而使这条救济途径常留于虚设。而实际上，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同案件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为了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利，应当赋予他们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不仅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而且能给予被害人精神上极大的慰籍。如果被害人对判决不服而不能行使上诉权，那就于情于理都是对被害人权利的再次伤害，其心理自然难以平衡，为其以后对不合法的冲突解决方法的选择埋下隐患，这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七）完善刑事附带民事的受案范围。除现在已经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外，还要对被害人下列损失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⒈财产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而遭受的损失；⒉因人格权被犯罪分子侵害所遭受的精神损失；⒊因身体遭受犯罪分子侵害致残疾或死亡的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把这些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有利于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有

利于犯罪人员的改造，更有利于受害人尽快息讼，实现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