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及其制度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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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及其制度之完善

论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及其制度之完善

关键词: 司法鉴定结论/质证制度/鉴定人/出庭

内容提要: 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目前,对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和证据效力尚存认识上的分歧,诸多原因导致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流于形式,应正确认识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和证据效力,完善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制度。

一、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和证据效力

(一)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

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将司法鉴定结论规定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司法鉴定结论具有证据方法的功能,其具体表现为:

1、鉴定结论是一种必要的证据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将鉴定结论规定为证据之一,但同时又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作为法定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包括未经查证属实的鉴定结论。人们常常混淆法定证据与定案根据的概念,其实,法定证据和定案根据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定案根据都是法定证据;但是法定证据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定案根据。鉴定结论不享有当然的证据力,其有无证据能力以及证据力的大小与强弱必须经过质证后由法官依职权审查认定。

2、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为了有效查明案件客观事实,司法机关依职权调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都负有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责任,即均担负证明责任。但由于法律赋予三机关的职能不同,是不同的诉讼证明主体,因此,他们所担负的证明责任的具体性质和内容也不相同。在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根据当事人举证责任原则,双方当事人都充分享有利用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方式来证明自己所提出的事实主张、或用来反驳对方所提出的事实主张的权利。当某一待证事实涉及到某一专门性问题时,一方当事人可以委托对该专门性问题进行专业技术鉴定,并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支持其主张事实,与此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相应的方式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或提出己方的鉴定结论以作为对抗手段。

3、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是其实质是司法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判断。因此,鉴定结论在证据学理论分类上属于人证或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则常常受陈述者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对影响其判断可靠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审查。

4、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原则,当法院将包括鉴定结论在内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时,必须经过当事人的质证和法庭的认证才能最终采信。

(二)鉴定结论的诉讼证据功能

鉴定结论是一类独立的证据,这类证据是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扩展和延伸,是从其他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它不是以实物或事实本身的存在与否及其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而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揭示其所蕴含的信息特征来证明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鉴定结论作为一种特殊证据具有重要的诉讼功能,主要表现在:

1、它是法官借以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据。在诉讼中法官熟悉法律,具有司法经验,但对于与待证事实有关的各行各业的专门性知识和技能并不全都通晓,因此,当涉及与各种专业领域有关的案件事实材料作为待证事实时,只能指派和委托有关专家作出专业技术鉴定,因此这种专家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则作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在诉讼中,有许多与待证事实有关的重要案件事实必须借助于鉴定结论才能予以认证,如人的精神状况、人身伤害程度等。

2、它是在诉讼中鉴别、判断其他有关证据的真伪及其证据力强弱的特殊手段。在同一案件中,往往有几种证据形式,如物证、书证等。这些实物证据与案件是否具有关联性,能否成为认定案件的证据,除辨认外,主要靠鉴定结论来鉴别、确定。同时,书证的真伪也常常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此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供述、当事人之陈述、证人之证言的真实性,也往往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审查、印证。

(三)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据力

司法鉴定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所作出的结论,是鉴别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证据真伪的一种证明方式。在诉讼中,往往需凭借鉴定结论,才能确认其是否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才能认定其证明力大小与强弱,因此鉴定结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司法鉴定的性质决定了其结论的性质,因为司法鉴定是运用专门知识或经验对案件中所涉及的专门性事实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一种证明活动,是一种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主观认识活动,所以司法鉴定结论也就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直接反映,而是间接通过各种鉴定材料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是通过检验、分析后得出的判断结果,而这种判断结果,只是一种拟制事实。各国的证据规则中对司法鉴定结论的排除、采用、质证及采信规则之规定也充分表明了其性质之特殊。因此,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仅仅是法定证据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和证据力。

1、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又称为证据资格,是指证据材料在法庭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证据之所以须具备法定条件,是因为证据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当事人的权益。因此,证据必然成为诉讼法、证据法调整的对象。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是指司法鉴定结论在法庭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我国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有比较明确的限制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盖章。鉴定人鉴定的,应当由鉴定人所在单位加盖印章,证明鉴定人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国有独资银行的业务机构提供鉴定人民币真伪的服务”。由此可见,鉴定结论的形成,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凡是不符合法定程序而产生的鉴定结论,不属于合法证据;鉴定结论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不具有这种特定形式的鉴定结论,也不属于合法证据。不合法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一般不具可采性。对不合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应根据证据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对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的认定,属于对司法鉴定结论所进行的形式要件的认定。

2.鉴定结论的证据力

证据力又称为证据的证明力或证据价值,通常是指证据事实对待证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作用的大小强弱程度。证据的证明力体现在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上。诉讼中对证据力的认定,实质上是对某一证据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的认定。鉴定结论的证据力是指司法鉴定结论对待证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作用的大小强弱程度。对鉴定结论的证据力的认定,属于对司法鉴定结论所进行的实质要件的认定。

要正确认识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力,必须首先正确认识鉴定结论的特性。鉴定结论是一种独立的证据,这种证据是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扩展和延伸,是从其他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它不是以实物或事实本身的存在与否及其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而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揭示其所蕴含的信息特征来证明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是其实质是司法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判断。因此,鉴定结论在证据学理论分类上属于人证或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则常常受陈述者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对影响其判断可靠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审查。

鉴定结论具有主客观双重性。因为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和经验对案件中有关专门性事实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一种证明活动。鉴定过程中的主观性必然带来其结论的主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鉴定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因为鉴定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据以鉴定的材料是客观的,而检验、实验、观察的对象也是客观的。所以,尽管鉴定中鉴别和判断是主观活动,但这种主观活动受制于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当然具有客观性。其次,鉴定结论有真实和失真的双重性,这是因为(1)认识的相对性(包括认识能力的相对性和阶段性,认识结果的相对性)。鉴定是一种回溯性证明活动,证明对象是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其特点是待证事实不可能用科学实验通过“时间隧道”来证明,而只能通过检验、科学实验以推论方式对待证事实加以“追溯式”再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达到绝对性的认识和绝对性的客观真实。(2)鉴定主体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鉴定人主观能力的限制。无论何种专家,都是基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主观认识来从事证明活动的,都必然受到其主观能力如感受能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表述能力的局限,这都对鉴定的进行及其结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使得鉴定结论难以达到绝对性的客观真实。(3)鉴定材料的局限性。作为鉴定根据的材料(如病历、调查笔录等)因提供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真实的材料可能无法进入鉴定程序,虚假的材料却能在鉴定结论中被加以肯定(这种情况在法医学鉴定中常有出现),如不能有效排除虚假材料,以此为基础的鉴定结论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的一致性显然存在很大的疑问。(4)证明时空和资源的局限性。鉴定受期限和地域的限制,受到仪器设备、实验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鉴定据以的科学原理本身也是受时空制约的相对真理,具有时间阶段性。这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也使得鉴定结论难以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鉴定结论不是“科学判决”。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根据其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对案件中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在分析、鉴别后所作出的判断性认识。在诉讼中,鉴定结论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具有的证明力,是其他证据种类都不能替代的,有时往往对案件的最终结论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此有人认为鉴定结论是“科学的判决”。如果法官对鉴定结论不经实质性的审查、判断而直接予以采信,无条件地作为定案的依据,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裁判上的失误。作为专门性的科学技术鉴定,其作为待证事实的结论也是受一定条件和环境所制约的。任何鉴定结论的得出都有适用自己的条件和范围,不能离开特定条件和范围将一时一地的正确结论随意夸大和移植。即使是最权威的鉴定人在采用最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作出的鉴定,有时也难免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造成失误,因此,鉴定人不是“科学的法官”。鉴定结论的证据力并不当然优于其他证据。尽管鉴定结论常被作为审查、核实或鉴别其他证据的手段,如分辨、鉴别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的真伪程度,以及证实、辨明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等,但不能认为鉴定结论在证据力上就当然优于其他证据,因为它仅仅是法定证据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证据尽管种类不同,但是它们都在运用的范围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种种特征说明,司法鉴定结论具有特殊的客观真实性,也包涵着失真的可能性。它既不是“证据之王”,也不是“科学的判决”。根据法律规定,鉴定结论只是一种形式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是法官的职责,不是鉴定人的职责,所以采信与否应该由法官根据证据规则依自由心证去决定。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庭应当严格适用证据审查制度,用完善的证据规则来排除其可能的失真性。鉴定结论只有在被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二、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

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是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质证主体就法庭上所出示的的司法鉴定结论进行的公开的、直接的询问、质疑和辩论,进而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予以确认或否认的一种诉讼活动。

(一)质证主体

质证主体是指在庭审过程中享有质证权利、承担质证义务的人。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质证主体略有差异。

《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因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质证主体是公诉人、诉讼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第125条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事实所提供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应经对方辨认,相互质证。勘验人鉴定人宣读勘验笔录、鉴定结论后,由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第26条规定: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向勘验人、鉴定人发问。因而,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质证主体是诉讼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和诉讼代理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证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第2款规定: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因而,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质证主体是诉讼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及其代理人。

(二)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的内容和对象

司法鉴定结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互相质证,这是一种正当的程序保障,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询问,解答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问题,是其法定义务。否则,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不得产生,并不得作为裁判的基础。质证的内容是指质证主体对证据进行质证时所涉及的范围,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质证的对象就是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与证据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因此,当事人在质证时应当围绕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对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经质证后,认为有疑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可以另行聘请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因此,应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既应包括当事人提供的鉴定结论,也应包括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这是因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并不能导致本应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变为由人民法院负举证责任的情形发生,人民法院并不因其依职权查证而变成代当事人举证,所以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也不能必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必须当庭出示,进行质证。

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允许,可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凡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提供、收集的证据,均不属于合法证据;二是某些事实必须符合法律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具有这种特定形式的证据,亦不属于合法证据。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材料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的内在的客观联系,对其有证明作用。证据的客观性又称证据的真实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这种真实应当是法律上的客观真实,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真实。质证的目的是确定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质证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审查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另一方面要审查证的证据的证明力。当事人针对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的过程,也是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

1.对司法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质证

(1)审查鉴定主体是否合法。审查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人资格、是否有解决这些专门性问题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根据法律规定,对有关专门问题的鉴定,凡是法律规定由法定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必须由相应的法定鉴定机构进行(如人民币真伪鉴定须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国有独资银行的业务机构负责实施鉴定),其他鉴定机构无权鉴定。另外,对于一些特定的鉴定事项,国家明确规定只能由指定的鉴定机构从事鉴定活动,例如,对于某些药品、农药、毒品等物品,国家对其管理有严格和特殊的要求,因此,对涉及此类物品的鉴定时,应审查其鉴定主体是否是经特别授权的合法的鉴定机构和人员。

(2)审查鉴定结论的形式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根据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某项鉴定活动,鉴定人必须达到一定人数,如若鉴定人未达到法定人数而作出的鉴定结论是不具有证据能力的。

(3)审查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委托、受理、实施等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人是否具有我国诉讼法上所规定的法定回避情形。例如,鉴定人是否为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等。

2.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力的质证

(1)审查检材、样本或与鉴定对象有关的其他鉴定资料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鉴定条件,即是否能够作为有关鉴定结论的基础。只有提供了充分、可靠的鉴定材料才能保障鉴定活动的正常开展。审查时应按顺序先审查检材的鉴定条件,而后审查样本的鉴定条件。对检材的审查,首先应审查检材的发现、提取、处理、固定方法;检材提取的部位是否准确;检材在储存、运送、传输过程中是否遭到损坏、污染,检材有无变形、伪装、损失;检材的性状、数量、质量是否符合检验要求;检材是否反映了客体的特性等问题。审查样本时应从样本的来源是否真实可靠,数量是否充分,是否具备可对比条件等方面进行。

(2)审查鉴定人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是否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计量认证、是否先进、完善可靠,采取的方法和操作程序是否科学、规范、正确,其技术手段是否先进、有效和可靠,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灵敏度如何,其所获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如何等。这些因素都关系到鉴定结论是否具有证据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强弱。鉴定的步骤、方法不当,会导致鉴定结论不正确;同一检材,采用灵敏度不同的仪器或不同的检验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的检验结论。

(3)审查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在检验、试验的程序规范或者在检验方法上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定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这些标准包括: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制定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等等。

(4)审查鉴定结论是否有科学根据,论据是否充分,推论是否合理,论据与结论之间是否有矛盾。

(5)审查鉴定人是否受到外界的影响,即是否有徇私、受贿或者故意作虚假鉴定的情况。鉴定人主观上所存在的不利因素将影响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也就是说,即使鉴定人具备高超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技能,鉴定条件优越,检材充分、可靠,但是如果鉴定人受到外界这类因素的影响,则这种影响会对鉴定结论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的鉴定结论应受到质疑或应失去其证明力。

(三)质证的作用

1、质证是实现证据诉讼功能的必然要求。在诉讼中,司法鉴定结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互相质证,这是一种正当的程序保障,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的发问,解答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问题,是其法定义务。质证主体对在法庭出示的司法鉴定结论都享有发表意见、进行询问和予以质疑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本质是对其不利的证据依据法律和事实而享有的异议权,其目的在于实现证据的诉讼功能,影响或动摇法官对其证据力的认定和采信。

2、质证是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诉讼权利是诉讼主体在正当程序中藉以维护其实体权益的保障,是体现诉讼程序的公正标志。这种程序保障是为保障审判的公正,而在程序上设置特定的程序要求和规范性的规则,使法官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或从某种利益观念出发来对是非问题加以判断,而是以某种特定化的、能够反映客观公正的准则来解决纠纷。

3、质证是司法证明的基本环节,是实现司法证明目标的必经程序。质证作为当事人或其他诉讼主体举证与法院认证中的关键环节,为法律所明确规定。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庭审中对证据的质证功能,才能达到去伪存真,才能有利于法官依法公正地认定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判断。

三、鉴定结论质证的现状及成因

尽管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对鉴定人出庭以及询问鉴定人作了规定,但是,由于法律只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极少出庭,据调查,当前鉴定人出庭率不到5%。由于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即使鉴定人出庭,也因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辩护人缺乏有关司法鉴定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对鉴定结论的质询仅停留于感性认识的层面,即仅停留在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层面。对鉴定结论的关联性和客观性几乎少有或无法质疑。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8条规定:“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在实际层面,几乎没有可操作性。因此,目前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往往流于形式,当事人的质证活动难以触及鉴定结论的实质,司法鉴定鉴定结论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质证。

究其原因,主要为:

1、相关的法律仍不完善。我国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鉴定人出庭的有关问题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措施、鉴定人出庭补偿制度和鉴定人保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还没有“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尽管有“专家辅助人”制度,但仍很不完善且可操作性差。

2、有关人员对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的认识不足。目前,鉴定人、当事人、法官对鉴定结论质证和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重要性认识都还不足,由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结论多数是由司法机关的鉴定人作出的,因此,公诉人和审判人员事实上对鉴定结论给予了比其他证据更高的信任度,一般由公诉人在庭审时宣读鉴定结论,并不要求鉴定人出庭。民事诉讼中鉴定的决定权和委托权都在法院,客观上造成法院信赖自己所选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一般不会要求鉴定人出庭,对于当事人的质询和异议通常也只要求鉴定人以书面形式答复。

3、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辩护人缺乏有关司法鉴定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只能流于形式。

四、完善鉴定结论质证制度的构想

(一)提高鉴定人、当事人、法官对鉴定结论质证和鉴定人出庭的重要性认识,强化有关人员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意识。

(二)进一步完善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建立完整的司法鉴定人出庭制度。对诉讼中鉴定人出庭问题,法律应增加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以及不出庭接受质询的法律后果。如对依法应当出庭而拒不出庭的鉴定人,法律应增加制裁措施和惩罚性规范,暂停或取消其执业资格等。应建立鉴定人出庭补偿制度和鉴定人保护制度,明确规定鉴定人因作证受到经济损失有获得补偿和得到报酬的权利,确保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以及不受恐吓和报复等。

(三)完善“专家辅助人”(技术顾问)制度,制定有关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实施细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应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赋予刑事诉讼被告人聘请“专家辅助人”参与鉴定结论质证的权利,使审判能够建立在更公正的基础上。当事人聘请专家作为技术顾问是对鉴定人提交的鉴定结论进行质证的必要手段,缺少了这些专家,当事人的质证活动就难以触及鉴定结论的实质,从而达不到质证的效果。

完善鉴定结论质证制度,能使鉴定结论质证有序、有效地运作,可以充分保护当事人诉讼法上的正当权利和实体法上的合法利益,可以使诉讼当事人明了司法鉴定结论形成的过程,使诉讼当事人双方信任司法鉴定结论。这有助于法官对事实的准确认定和公正裁判,对消除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累讼、上访等现象也具有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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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明理主编:《司法鉴定》,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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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业群著:《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刘善春等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6]王增森译:《对科学证据的认定》,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7]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释义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8]黄松有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版。(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包建明)

出处:《中国司法鉴定》2004年第1期

第二篇:论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及其制度之完善

论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及其制度之完善

内容提要: 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目前,对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和证据效力尚存认识上的分歧,诸多原因导致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流于形式,应正确认识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和证据效力,完善司法鉴

定结论的质证制度。

一、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和证据效力

(一)司法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

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将司法鉴定结论规定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司法鉴定结论具有证据方法的功能,其具体表现为:

1、鉴定结论是一种必要的证据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均将鉴定结论规定为证据之一,但同时又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作为法定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包括未经查证属实的鉴定结论。人们常常混淆法定证据与定案根据的概念,其实,法定证据和定案根据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一般来说,定案根据都是法定证据;但是法定证据并不一定都能成为定案根据。鉴定结论不享有当然的证据力,其有无证据能力以及证据力的大小与强弱必须经过质证后由法

官依职权审查认定。

2、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证据方法。根据刑事诉讼法,为了有效查明案件客观事实,司法机关依职权调查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都负有查明案件客观事实的责任,即均担负证明责任。但由于法律赋予三机关的职能不同,是不同的诉讼证明主体,因此,他们所担负的证明责任的具体性质和内容也不相同。在我国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根据当事人举证责任原则,双方当事人都充分享有利用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方式来证明自己所提出的事实主张、或用来反驳对方所提出的事实主张的权利。当某一待证事实涉及到某一专门性问题时,一方当事人可以委托对该专门性问题进行专业技术鉴定,并将该鉴定结论作为证据支持其主张事实,与此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相应的方式对该鉴定结论提出异议或提出己方的鉴定结论以作为对抗手段。

3、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是其实质是司法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判断。因此,鉴定结论在证据学理论分类上属于人证或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则常常受陈述者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对影响其判断可靠性的各种因素

进行审查。

4、基于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原则,当法院将包括鉴定结论在内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时,必须经过当事人的质证和法庭的认证才能最终采信。

(二)鉴定结论的诉讼证据功能

鉴定结论是一类独立的证据,这类证据是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扩展和延伸,是从其他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它不是以实物或事实本身的存在与否及其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而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揭示其所蕴含的信息特征来证明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鉴定结论作为一种特殊证据具有重要的诉讼功能,主要表现在:

1、它是法官借以查明事实、依法裁判的重要依据。在诉讼中法官熟悉法律,具有司法经验,但对于与待证事实有关的各行各业的专门性知识和技能并不全都通晓,因此,当涉及与各种专业领域有关的案件事实材料作为待证事实时,只能指派和委托有关专家作出专业技术鉴定,因此这种专家所得出的鉴定结论则作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在诉讼中,有许多与待证事实有关的重要案件事实必须借助于鉴定结论才能予以认证,如人的精神状况、人

身伤害程度等。

2、它是在诉讼中鉴别、判断其他有关证据的真伪及其证据力强弱的特殊手段。在同一案件中,往往有几种证据形式,如物证、书证等。这些实物证据与案件是否具有关联性,能否成为认定案件的证据,除辨认外,主要靠鉴定结论来鉴别、确定。同时,书证的真伪也常常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确定。此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之供述、当事人之陈述、证人之证言的真实性,也往往需要通过司法鉴定来审查、印证。

(三)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和证据力

司法鉴定鉴定结论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所作出的结论,是鉴别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证据真伪的一种证明方式。在诉讼中,往往需凭借鉴定结论,才能确认其是否与案件事实具有关联性,才能认定其证明力大小与强弱,因此鉴定结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司法鉴定的性质决定了其结论的性质,因为司法鉴定是运用专门知识或经验对案件中所涉及的专门性事实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一种证明活动,是一种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主观认识活动,所以司法鉴定结论也就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直接反映,而是间接通过各种鉴定材料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是通过检验、分析后得出的判断结果,而这种判断结果,只是一种拟制事实。各国的证据规则中对司法鉴定结论的排除、采用、质证及采信规则之规定也充分表明了其性质之特殊。因此,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仅仅是法定证据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并不具有当然的证据能力和证据力。

1、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又称为证据资格,是指证据材料在法庭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证据之所以须具备法定条件,是因为证据的运用,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当事人的权益。因此,证据必然成为诉讼法、证据法调整的对象。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是指司法鉴定结论在法庭上允许其作为证据的资格。我国法律对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有比较明确的限制规定。如《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签名。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鉴定部门和鉴定人应当提出书面鉴定结论,在鉴定书上签名或盖章。鉴定人鉴定的,应当由鉴定人所在单位加盖印章,证明鉴定人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5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国有独资银行的业务机构提供鉴定人民币真伪的服务”。由此可见,鉴定结论的形成,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凡是不符合法定程序而产生的鉴定结论,不属于合法证据;鉴定结论的形式,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特定形式,不具有这种特定形式的鉴定结论,也不属于合法证据。不合法的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一般不具可采性。对不合法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应根据证据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对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的认定,属于对司法鉴定

结论所进行的形式要件的认定。

2.鉴定结论的证据力

证据力又称为证据的证明力或证据价值,通常是指证据事实对待证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作用的大小强弱程度。证据的证明力体现在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上。诉讼中对证据力的认定,实质上是对某一证据本身是否具有客观性以及与待证事实是否具有关联性的认定。鉴定结论的证据力是指司法鉴定结论对待证事实有无证明作用以及证明作用的大小强弱程度。对鉴定结论的证据力的认定,属于对司法鉴定结论所进行的实质要件的认定。

要正确认识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力,必须首先正确认识鉴定结论的特性。鉴定结论是一种独立的证据,这种证据是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的扩展和延伸,是从其他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它不是以实物或事实本身的存在与否及其形式来证明案件事实,而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揭示其所蕴含的信息特征来证明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鉴定结论虽然具有书面形式,但是其实质是司法鉴定人就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判断。因此,鉴定结论在证据学理论分类上属于人证或言词证据。而言词证据则常常受陈述者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特别需要对影响其判断可靠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审查。

鉴定结论具有主客观双重性。因为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和经验对案件中有关专门性事实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的一种证明活动。鉴定过程中的主观性必然带来其结论的主观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鉴定是对客观事实的认定,否定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因为鉴定所依据的科学原理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据以鉴定的材料是客观的,而检验、实验、观察的对象也是客观的。所以,尽管鉴定中鉴别和判断是主观活动,但这种主观活动受制于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当然具有客观性。其次,鉴定结论有真实和失真的双重性,这是因为(1)认识的相对性(包括认识能力的相对性和阶段性,认识结果的相对性)。鉴定是一种回溯性证明活动,证明对象是已经发生过的具体事件,其特点是待证事实不可能用科学实验通过“时间隧道”来证明,而只能通过检验、科学实验以推论方式对待证事实加以“追溯式”再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难以达到绝对性的认识和绝对性的客观真实。(2)鉴定主体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鉴定人主观能力的限制。无论何种专家,都是基于对案件客观事实的主观认识来从事证明活动的,都必然受到其主观能力如感受能力、记忆能力、理解能力、表述能力的局限,这都对鉴定的进行及其结论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使得鉴定结论难以达到绝对性的客观真实。(3)鉴定材料的局限性。作为鉴定根据的材料(如病历、调查笔录等)因提供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可能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真实的材料可能无法进入鉴定程序,虚假的材料却能在鉴定结论中被加以肯定(这种情况在法医学鉴定中常有出现),如不能有效排除虚假材料,以此为基础的鉴定结论与案件客观事实之间的一致性显然存在很大的疑问。(4)证明时空和资源的局限性。鉴定受期限和地域的限制,受到仪器设备、实验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制约。鉴定据以的科学原理本身也是受时空制约的相对真理,具有时间阶段性。这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也使得鉴定结论难以达到绝对的客观真实。因此,鉴定结论不是“科学判决”。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根据其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对案件中涉及的某些专门性问题在分析、鉴别后所作出的判断性认识。在诉讼中,鉴定结论对于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所具有的证明力,是其他证据种类都不能替代的,有时往往对案件的最终结论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此有人认为鉴定结论是“科学的判决”。如果法官对鉴定结论不经实质性的审查、判断而直接予以采信,无条件地作为定案的依据,将会因为种种原因而造成裁判上的失误。作为专门性的科学技术鉴定,其作为待证事实的结论也是受一定条件和环境所制约的。任何鉴定结论的得出都有适用自己的条件和范围,不能离开特定条件和范围将一时一地的正确结论随意夸大和移植。即使是最权威的鉴定人在采用最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作出的鉴定,有时也难免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造成失误,因此,鉴定人不是“科学的法官”。鉴定结论的证据力并不当然优于其他证据。尽管鉴定结论常被作为审查、核实或鉴别其他证据的手段,如分辨、鉴别书证,物证和视听资料等的真伪程度,以及证实、辨明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等,但不能认为鉴定结论在证据力上就当然优于其他证据,因为它仅仅是法定证据的一种形式,各种形式的证据尽管种类不同,但是它们都在运用的范围内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上种种特征说明,司法鉴定结论具有特殊的客观真实性,也包涵着失真的可能性。它既不是“证据之王”,也不是“科学的判决”。根据法律规定,鉴定结论只是一种形式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是法官的职责,不是鉴定人的职责,所以采信与否应该由法官根据证据规则依自由心证去决定。在具体的案件中,法庭应当严格适用证据审查制度,用完善的证据规则来排除其可能的失真性。鉴定结论只有在被查证属实后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二、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

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是指在庭审过程中,由质证主体就法庭上所出示的的司法鉴定结论进行的公开的、直接的询问、质疑和辩论,进而对司法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关联性和真实性

予以确认或否认的一种诉讼活动。

(一)质证主体

质证主体是指在庭审过程中享有质证权利、承担质证义务的人。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质证主体略有差异。

《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因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质证主体是公诉人、诉讼当事人和辩

护人、诉讼代理人。

《民事诉讼法》第66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第125条规定: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事实所提供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应经对方辨认,相互质证。勘验人鉴定人宣读勘验笔录、鉴定结论后,由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第26条规定: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向勘验人、鉴定人发问。因而,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质证主体是诉讼当事人(包括第三

人)和诉讼代理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证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第2款规定: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可以就证据问题相互发问,也可以向证人、鉴定人或者勘验人发问。因而,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质证主体是诉讼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及其代理人。

(二)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的内容和对象

司法鉴定结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互相质证,这是一种正当的程序保障,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询问,解答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问题,是其法定义务。否则,鉴定结论的证明力不得产生,并不得作为裁判的基础。质证的内容是指质证主体对证据进行质证时所涉及的范围,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质证的对象就是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的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与证据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9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针对证据有无证明效力以及证明效力大小,进行质证”。因此,当事人在质证时应当围绕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对鉴定结论有疑问的,人民法院可以指派或者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或者鉴定机构,对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第6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对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经质证后,认为有疑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可以另行聘请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院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6条的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因此,应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既应包括当事人提供的鉴定结论,也应包括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这是因为,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并不能导致本应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变为由人民法院负举证责任的情形发生,人民法院并不因其依职权查证而变成代当事人举证,所以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也不能必然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也必须当庭出示,进行质证。

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允许,可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凡是不符合法定程序提供、收集的证据,均不属于合法证据;二是某些事实必须符合法律所要求的特定形式,不具有这种特定形式的证据,亦不属于合法证据。证据的关联性,是指证据材料与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具有的内在的客观联系,对其有证明作用。证据的客观性又称证据的真实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应当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这种真实应当是法律上的客观真实,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客观真实。质证的目的是确定证据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质证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审查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另一方面要审查证的证据的证明力。当事人针对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的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的过程,也是法官心证形成的过程。

1.对司法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质证

(1)审查鉴定主体是否合法。审查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人资格、是否有解决这些专门性问题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根据法律规定,对有关专门问题的鉴定,凡是法律规定由法定鉴定机构进行的,鉴定必须由相应的法定鉴定机构进行(如人民币真伪鉴定须由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国有独资银行的业务机构负责实施鉴定),其他鉴定机构无权鉴定。另外,对于一些特定的鉴定事项,国家明确规定只能由指定的鉴定机构从事鉴定活动,例如,对于某些药品、农药、毒品等物品,国家对其管理有严格和特殊的要求,因此,对涉及此类物品的鉴定时,应审查其鉴定主体是否是经特别授权的合法的鉴定机构和人员。

(2)审查鉴定结论的形式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如根据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某项鉴定活动,鉴定人必须达到一定人数,如若鉴定人未达到法定人数而作出的鉴定结

论是不具有证据能力的。

(3)审查鉴定程序是否合法。鉴定委托、受理、实施等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人是否具有我国诉讼法上所规定的法定回避情形。例如,鉴定人是否为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等。

2.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证据力的质证

(1)审查检材、样本或与鉴定对象有关的其他鉴定资料是否真实、是否符合鉴定条件,即是否能够作为有关鉴定结论的基础。只有提供了充分、可靠的鉴定材料才能保障鉴定活动的正常开展。审查时应按顺序先审查检材的鉴定条件,而后审查样本的鉴定条件。对检材的审查,首先应审查检材的发现、提取、处理、固定方法;检材提取的部位是否准确;检材在储存、运送、传输过程中是否遭到损坏、污染,检材有无变形、伪装、损失;检材的性状、数量、质量是否符合检验要求;检材是否反映了客体的特性等问题。审查样本时应从样本的来源是否真实可靠,数量是否充分,是否具备可对比条件等方面进行。

(2)审查鉴定人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是否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计量认证、是否先进、完善可靠,采取的方法和操作程序是否科学、规范、正确,其技术手段是否先进、有效和可靠,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灵敏度如何,其所获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如何等。这些因素都关系到鉴定结论是否具有证据力以及证明力的大小、强弱。鉴定的步骤、方法不当,会导致鉴定结论不正确;同一检材,采用灵敏度不同的仪器或不同的检验方法可能会得出不同的检验结论。

(3)审查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在检验、试验的程序规范或者在检验方法上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定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这些标准包括:国务院制定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制定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

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等等。

(4)审查鉴定结论是否有科学根据,论据是否充分,推论是否合理,论据与结论之间

是否有矛盾。

(5)审查鉴定人是否受到外界的影响,即是否有徇私、受贿或者故意作虚假鉴定的情况。鉴定人主观上所存在的不利因素将影响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可靠性。也就是说,即使鉴定人具备高超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技能,鉴定条件优越,检材充分、可靠,但是如果鉴定人受到外界这类因素的影响,则这种影响会对鉴定结论客观性和真实性造成实质性的危害,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的鉴定结论应受到质疑或应失去其证明力。

(三)质证的作用

1、质证是实现证据诉讼功能的必然要求。在诉讼中,司法鉴定结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互相质证,这是一种正当的程序保障,鉴定人出庭接受当事人的发问,解答鉴定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性问题,是其法定义务。质证主体对在法庭出示的司法鉴定结论都享有发表意见、进行询问和予以质疑的权利。这些权利的本质是对其不利的证据依据法律和事实而享有的异议权,其目的在于实现证据的诉讼功能,影响或动摇法官对其证据力的认定和采信。

2、质证是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诉讼权利是诉讼主体在正当程序中藉以维护其实体权益的保障,是体现诉讼程序的公正标志。这种程序保障是为保障审判的公正,而在程序上设置特定的程序要求和规范性的规则,使法官不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或从某种利益观念出发来对是非问题加以判断,而是以某种特定化的、能够反映客观公正的准则

来解决纠纷。

3、质证是司法证明的基本环节,是实现司法证明目标的必经程序。质证作为当事人或其他诉讼主体举证与法院认证中的关键环节,为法律所明确规定。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庭审中对证据的质证功能,才能达到去伪存真,才能有利于法官依法公正地认定案件事实,作出

正确的判断。

三、鉴定结论质证的现状及成因

尽管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对鉴定人出庭以及询问鉴定人作了规定,但是,由于法律只对此作了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极少出庭,据调查,当前鉴定人出庭率不到5%。由于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即使鉴定人出庭,也因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辩护人缺乏有关司法鉴定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而对鉴定结论的质询仅停留于感性认识的层面,即仅停留在鉴定结论的合法性层面。对鉴定结论的关联性和客观性几乎少有或无法质疑。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出庭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询问。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8条规定:“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当事人可以向法庭申请由专业人员出庭进行说明,法庭也可以通知专业人员出庭说明”。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在实际层面,几乎没有可操作性。因此,目前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往往流于形式,当事人的质证活动难以触及鉴定结论的实质,司法鉴定鉴定结论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质证。

究其原因,主要为:

1、相关的法律仍不完善。我国三大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对鉴定人出庭的有关问题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措施、鉴定人出庭补偿制度和鉴定人保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还没有“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尽管有“专家辅助人”制度,但仍很不完善且可操作性差。

2、有关人员对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的认识不足。目前,鉴定人、当事人、法官对鉴定结论质证和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重要性认识都还不足,由于刑事诉讼中的鉴定结论多数是由司法机关的鉴定人作出的,因此,公诉人和审判人员事实上对鉴定结论给予了比其他证据更高的信任度,一般由公诉人在庭审时宣读鉴定结论,并不要求鉴定人出庭。民事诉讼中鉴定的决定权和委托权都在法院,客观上造成法院信赖自己所选鉴定人出具的鉴定结论,一般不会要求鉴定人出庭,对于当事人的质询和异议通常也只要求鉴定人以书面形式答复。

3、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或辩护人缺乏有关司法鉴定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对司法鉴定结

论的质证只能流于形式。

四、完善鉴定结论质证制度的构想

(一)提高鉴定人、当事人、法官对鉴定结论质证和鉴定人出庭的重要性认识,强化有

关人员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意识。

(二)进一步完善诉讼法和证据规则,建立完整的司法鉴定人出庭制度。对诉讼中鉴定人出庭问题,法律应增加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鉴定人必须出庭接受质询的情况以及不出庭接受质询的法律后果。如对依法应当出庭而拒不出庭的鉴定人,法律应增加制裁措施和惩罚性规范,暂停或取消其执业资格等。应建立鉴定人出庭补偿制度和鉴定人保护制度,明确规定鉴定人因作证受到经济损失有获得补偿和得到报酬的权利,确保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

安全以及不受恐吓和报复等。

(三)完善“专家辅助人”(技术顾问)制度,制定有关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实施细则。在刑事诉讼中应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应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应赋予刑事诉讼被告人聘请“专家辅助人”参与鉴定结论质证的权利,使审判能够建立在更公正的基础上。当事人聘请专家作为技术顾问是对鉴定人提交的鉴定结论进行质证的必要手段,缺少了这些专家,当事人的质证活动就难以触及鉴定结论的实质,从而达不到质证的效果。

完善鉴定结论质证制度,能使鉴定结论质证有序、有效地运作,可以充分保护当事人诉讼法上的正当权利和实体法上的合法利益,可以使诉讼当事人明了司法鉴定结论形成的过程,使诉讼当事人双方信任司法鉴定结论。这有助于法官对事实的准确认定和公正裁判,对消除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累讼、上访等现象也具有积极作用。

第三篇:司法鉴定结论(意见)质证中的律师实务

司法鉴定结论(意见)质证中的律师实务

[转载]司法鉴定结论(意见)质证中的律师实务

原文地址:司法鉴定结论(意见)质证中的律师实务作者:(2012-07-18)朱美聪

内容提要:司法鉴定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日益广泛,许多类型案件的解决需要通过鉴定,鉴定结论对案件的处理具有决定性作用。罗马法的古老法彦“鉴定人是事实的法官”也说明了司法鉴定在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律师在代理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是否重视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能否熟练运用相关法律规定,充分行使代理人对鉴定结论的质证权往往决定了案件结果的成败。本文拟从律师的视觉对我国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的现状、成因、意义、及质证的方法进行论述,探讨如何在民事诉讼司法鉴定质证活动中为当事人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

关键词:司法鉴定结论

质证

程序正义

专家辅助人

一、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的现状及成因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虽然对鉴定人出庭及询问鉴定人等司法鉴定结论质证制度作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司法鉴定结论的质证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触及鉴定结论的实质,其结果就是使大量‘假冒的科学’、“假冒的科学家’堂而皇之进入法庭并作为证据采信。”【1】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司法鉴定工作的信任,并进而影响对相关诉讼过程和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上述现状,其原因主要有:

1、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鉴定人出庭”制度、“专家辅助人”等制度只有原则性规定,没有明确的实施细则,规定不完善且可操作性差。

2、未规定鉴定结论开示程序。许多法院在开庭前没有将鉴定结论送达当事人,到庭审时才出示或宣读鉴定结论,当事人显然难以当庭对鉴定结论发表充分和准确的质证意见。

3、相关人员(包括当事人和律师)对司法鉴定结论质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司法鉴定是由法院委托的鉴定人作出的,对鉴定结论盲目的“崇拜”,认为“鉴定都有结论了,当事人说什么都没有用”,不重视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和审查判断。[2]

二、对司法鉴定结论(意见)进行质证的意义

1、但鉴定结论也存在失真的可能性。鉴定活动受鉴定仪器设备先进程度、鉴定人鉴定水平经验高低、鉴定人职业道德水平参差不齐和鉴定科学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等众多因素影响,鉴定意见并非完全绝对正确无误。

2、鉴定结论不是当然的定案依据。对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申请鉴定是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活动,根据法律规定,鉴定结论也只是证据形式的一种,未经质证不能作为裁判的基础。

3、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程序正义理论认为,法律程序不仅是为寻求公正的结果而设计,也是为保障一些独立于判决结果的程序价值而设计的。”[3]鉴定结论只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质证,才能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的询问权、异议权等诉讼权利的实现,从而以程序正义来保障实体正义的实现。

三、律师如何对司法鉴定结论进行质证

(一)律师在庭审外对司法鉴定结论质证应采取的措施

1、提供送检材料并对对方提供的送检材料进行质证。向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送检材料,就对方当事人提供的送检材料是否真实、与鉴定的事实的关联性、是否应纳入鉴定材料范围等提出质证意见,以保证送检材料本身的真实性及其与案件事实联系的客观性。另外,当鉴定材料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时,申请人民法院予以调取。

法律依据:司法部《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3条规定:委托人应当向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真实、完整、充分的鉴定材料,并对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民事证据规定》)第17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却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2、及时向法院获取司法鉴定报告。在相关事项进人司法鉴定程序后,与法院负责司法鉴定工作的经办人员保持工作联系,在得知司法鉴定报告作出后,及时向人民法院获取鉴定报告,并将鉴定结论告知委托人,与委托人共同对鉴定报告内容进行审查并做好质证准备。

法律依据: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包括鉴定结论在内的证据应在开庭前送达给当事人,但《民事证据规定》第34条规定的举证时限、第37条规定了审前交换证据制度等均体现了当事人有在开庭前获取证据的权利。

3、提交鉴定人出庭申请。律师应当在收到鉴定报告后开庭前适时向法院提交要求鉴定人出庭的书面申请。司法实践中,由于鉴定机构都是有法院委托的,大部分法官对鉴定结论持高度信任状态,在当事人不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法官一般不会通知鉴定人出庭参与质证。而鉴定结论本身无法直接回答任何质证和疑问,鉴定人不出庭在实质上就剥夺了当事人和代理人的质证权,对鉴定结论存在的疑惑无法消除,因此,在对鉴定结论存在疑虑的情况下,律师应当提出书面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参与质证。

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在开庭审理中,“当事人经法庭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发问”。《民事证据规定》第59条规定: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的质询,鉴定人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出庭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书面答复当事人的质询。

4、提交专家辅助人书面说明或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由于有些鉴定事项涉及到高深的科学理论或某些特定的专门知识,当事人和代理人无法对鉴定结论进行有效的质询。在此情况下,代理人应当借助聘请“专家辅助人”完成对鉴定结论的质证。专家辅助人可以对鉴定报告进行研究,并要求法官允许其询问接受鉴定的人及考查被鉴定的物品和地点等。(4)律师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向法院提交专家辅助人的书面说明,或者向法院申请准许专家辅助人出庭参加司法鉴定的质证活动。

法律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人民法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负担。”

5、提交书面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申请。代理人应提出书面补充鉴定申请的情况有:(1)原鉴定结论措辞有错误,或者表述不确切;(2)原鉴定书对鉴定要求的答复不完备;(3)原鉴定结论作出后,委托机关又获得了新的可能影响原鉴定结论的鉴定资料;(4)初次鉴定时提出的鉴定要求有疏漏(5)。代理人应提出书面重新鉴定申请的情况有:(1)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3)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4)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5)有证据足以反驳对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所作出的鉴定结论的。

法律依据:《民事证据规定》第27条规定: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一)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四)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不予重新鉴定。第2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二)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对司法鉴定结论进行质证的内容 《证据规定》第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因此,律师在庭上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的内容,也应围绕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展开。

1、对鉴定结论的合法性进行质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对鉴定主体是否合法进行质证,具体包括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人资格、是否有解决这些专门性问题所应具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否有对专门事项和特定事项进行鉴定的资格。

(2)对鉴定结论的形式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进行质证。如根据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某项鉴定活动,鉴定人必须达到一定人数,如若鉴定人未达到法定人数而作出的鉴定结论是不具有证据能力的。

(3)对鉴定程序是否合法进行质证,具体有鉴定委托、受理、实施等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鉴定人是否具有我国诉讼法上所规定的法定回避情形;如鉴定人是否为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是否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等。

2、对鉴定结论的客观性进行质证,应采用推定的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1)对送检材料的收集、保管、提供环节的操作情况进行质证。(2)对鉴定人的专业技术水平进行质证,如鉴定人的专业知识水平、学历、专业技术职称、专业职业资格;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解决实体问题的能力,包括工作业绩、专业技术职称、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工作的年限、专业资格;鉴定人从事该领域鉴定的经历;鉴定人处理类似个案的记录。(3)对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检验、试验的程序规范或者在检验方法上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定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进行质证。(4)对鉴定人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是否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计量认证、是否先进、完善可靠,其技术手段是否先进、有效和可靠,所使用的仪器设备灵敏度如何其所获结果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如何等进行质证。(5)对鉴定结论是否有科学根据,论据是否充分,推论是否合理,论据与结论之间是否有矛盾进行质证。

3、对鉴定结论的关联性进行质证。质证鉴定结论的关联性,也就是质疑鉴定结论是否充分地证明其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即鉴定结论的证明价值。在质证鉴定结论的证明价值时,要具体看鉴定结论针对的专门性问题与待证事实之间关联的形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关联的性质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如果鉴定结论与案件事实关联的形式是间接的,并且关联的性质是偶然的,那么鉴定结论的证明价值就比较小,律师可以申请法官拒绝采信此鉴定结论。反之亦然。

第四篇:论法医专家顾问和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

【摘要】根据证据学的观点提出法医鉴定结论是一种科学证据,指出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中,对其

进行质证对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法医鉴定结论的专业性,对其质证时,当事或控辩双方,以及法院

聘请法医专家顾问。协助对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证据质证;科学证据;法医鉴定结论;法医专家顾

【中图分类号】d918.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l007—9297(2007)03—0181—0

3discussion on forensic expert adviser and questioning of forensic conclusions. zhang yi-gu. wenz.hou medwd

college,wenz.hou 325000,ghejiang

【abstract】based on the science of evidenc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nclusion of forensic medicine is a

science evidence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studies of evidence and that its questioning is necessary and important

whether in civil action or in criminal tria1. due to the professional nature of forensic conclusion,it is important to both

sides of the charge and dispute as well as to the court retaining an expert adviser of forensic medicine who helps the

questioning of the forensic conclusion.

【key words】questioning of evidence,science evidence,forensic conclusion,forensic expert adviser

一、法医鉴定结论是一种科学证据。必须经过质证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

法对诉讼证据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

实,都是证据”,并把证据分为7种:①物证、书证;②

证人证言;③被害人陈述;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

述和辩解;⑤ 鉴定结论;⑥勘验、检验笔录;⑦视听资

料。鉴定结论由于是鉴定人运用专门的科学技术对

客观事物检验,并运用科学理论对检验结果加以分

· 182 ·

析判断后得出的结果,因此有人将其称为科学证据

(science evidence).以示与其他六种普通证据(com—

men evidence)一般为当事人或证人所直接感知(看

见或听见)的事实的区别。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犯

罪涉及的科学技术会越来越多,需要鉴定结论的科

学证据也会越来越多。它们在涉及科学技术犯罪的证据认定上的作用,也将越来越重要。

鉴定结论由于不是案件真实情况被人感知的直

接反应。而是鉴定人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结合的产物,因而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是相对的,不一定是客

观事物绝对真实的反应。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依赖于

鉴定人对客观事物发现、提取、检验方法是否正确,以及其分析论证和最后的结论是否符合科学。在很

大程度上,还同鉴定人的思想品德、职业操守密切相

关。

虽然,所有7种证据中除了极个别外,因为证人

本身可能存在的感知错误,以及由于这样那样的客

观原因。而不是或部分不是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反

应。所以,任何国家的法律,不论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还是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大陆法系

国家的法律,都有要对证据进行质证的明文规定。从

某种意义上讲,作为科学证据的鉴定结论,比较普通

证据来可能更能揭示事物的真实性。但是也包含有

更多鉴定人的主观成分,甚至无意或故意错误的成分。因此其不能自然地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法医鉴定结论的本质显然属于科学证据的一

种。它是法医鉴定人运用法医学技术对尸体、活体或

法医物证进行检验,并运用法医学和相关科学的理

论对检验结果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其做出的死

因,死亡方式,伤残等级,血痕、精

斑、毛发等法医物

证和毒物的检验结果等,常是民事和刑事人身伤害

案件中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和罪行轻重的关键

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左右着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和对证据的确认,而决定着最后的判决

结果。所以,法医鉴定结论和其他类型的科学证据一

样,更有必要进行质证来加以鉴别。

我国司

法鉴定体制不够完善和法医学司法鉴定

人员政治与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实,决定了法医

鉴定结论质量高低不

一、错误并不少见和不必要的重复鉴定多发的局面,也凸现了法医鉴定结论必须

质证的紧迫感。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有关证据法和证据规则等

法律,对证据质证的有关规定散布在刑事诉讼法、民

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中。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66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3期)

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

证”;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

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律师双方询

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证以后,才

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8条进一步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

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属实,否则不能作为

定案的根据”。明确规定了无论民事还是刑事诉讼,证据都必须质证。法医鉴定结论作为人身伤害案件的关键证据,显然必须经过法庭开庭质证,查证属实

后,才能作为认定人身伤害案件事实的根据。由于认

识上的原因,目前刑事诉讼时对证据的质证和认证,落后于民事诉讼,同中央以人为本,司法公正的要求

不相适应,应是今后司法改革,修订新的刑事诉讼法的课题之一

二、法医鉴定结论质证与法医专家顾问

证据的质证是其能否被法官确认和采信的关键

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以往对质证的有关程序、方式、规则以及质证权的行使、救济等未作出规定,影响了质证的可操作性和效果。其常被忽视,有的仅

走形式,甚至念一下鉴定结论就算作质证了。而且,仍普遍存在的职权主义诉讼的影响,使得在质证时

诉讼双方的平等地位不能体现。尤其是刑事诉讼,被

告方弱势的地位更为明显,是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

之一。近年来,随着司法改革的进步,法律界不少有

识之士已经对此提出了很多建议,上述弊端虽然已

经和正在出现改变,但距离全国范围的司法公正的目标仍有较大的距离。还应进一步提高对证据质证的立法和规范、完善证据质证的程序、规则等法规。

对鉴定结论的质证,鉴定人的出庭显然是必要的基础条件,应该加强对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立法力

度,同时完善必要的配套措施,保证鉴定人出庭的安

全、合理的劳务报酬和充分的准备时间。当前,医疗

伤害赔偿案件中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的出庭质证显得更为突出。既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在不少地方作为医疗伤害赔偿案件司法鉴定的一种形式,鉴定人就不能借vi《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中没有出庭质证的规定,而违背《民事诉讼法》及

其相关规定而拒绝出庭质证,使法庭对其的质证实

际无法进行。

作为最常见的科学证据之一的法医鉴定结论.

由于其涉及非常专业的医学和法医学的专业问题.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3期)

又关系着人的生命和健康,质证起来难度显得更大。

不要说目前许多鉴定人未被法庭要求出庭或者借故

不出庭参加质证。就是出庭了,诉讼当事人、律师和

法官对鉴定内容涉及的专业性问题都难以搞懂,如

何还能对鉴定结论提出有质量的质疑和质询?

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1 el颁布的《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

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由一至二名具有专

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

并且规定“经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各自申请的具有

专门知识的人员就有关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具

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第一次

在民事诉讼中引人欧美先进国家的专家证人、控辩

式诉讼和交叉询问等庭审方式。给我国司法改革和

诉讼实践带来了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局面。其实,从

坚持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这些也完全可以和应该

同样引进刑事诉讼活动,特别是证据的质证中。

有人把上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称做“诉讼

辅助人flaw adminicle)”。有的则把他当作欧美国家的“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近来又有人将其叫做

“技术顾问(technical adviser)”。他们不是鉴定人,也

不同于证人,是辅助被告或原告的诉讼当事人。我把

具有这种作用的法医专家。称做法医专家顾问(ex.

pert adviser of forensic medicine)。

技术顾问一词援用于意大利法典。指在诉讼中

由当事或控辩双方聘请为审判案件中的某些技术性

证据,指导或参与技术证据的法庭辩论活动的技术

专家。与我国上述“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的属性和

诉讼中的作用基本相同。所谓的技术证据。也就是上

述的科学证据。

就法医专家顾问而言.首先必须是法医专家而

不只是一般的技术人才。是在法医学的某个领域。如

法医病理学、临床法医学、法医物证学等具有深厚理

· 183 ·

论和丰富经验的专家。同时又被诉讼当事或控辩双

方聘请。鉴于法医职业道德的特殊要求,法医专家顾

问还应该不同于一般的技术顾问。他们在注意维护

聘请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要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其实,法院也可根据需要,聘请权威的法医专家顾问,以协助法官对法医鉴定

结论中的专业问题进行说明。向鉴定人质询。帮助法

官正确地实行好其自由裁量权。并且在当事或控辩

双方及其技术顾问在证据质证的对抗式交锋中,协

助法官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至于因无休止的辩论

和重复鉴定,而浪费鉴定资源和延长诉讼时间。

按照意大利的经验。不仅在鉴定完成后。而且一

旦决定要做鉴定时,当事或控辩双方就可选任自己的技术顾问,他们可以参与鉴定人的鉴定和调查活

动,考察鉴定的地点和被鉴定的物品。当鉴定完成后。自然能对鉴定结论加以研究和向鉴定人提出询

问。

法医专家顾问接受当事人、控辩双方或法院的聘请,参与法医鉴定结论的质证。必然会提高对各类

人身伤害案件的审判质量。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还

能促进法医学司法鉴定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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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2007一o8—03)

第五篇:论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的完善

论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的完善

发布时间:2015-02-10 13:56:17 【我要纠错】 【字体:大 默认 小】【打印】【关闭】

胡忠国(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吉林 长春 130062)

[摘要]本文就我国司法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现状,结合司法鉴定实际经验和审判实践,针对鉴定人出庭难的原因,从改革现行鉴定体制、不出庭的例外情形、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及制裁措施、出庭的启动程序和通知制度、出庭程序规则设置及切实解决经济补偿和安全保障等七个方面提出了完善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对策。

[关键词]司法鉴定制度;鉴定人;鉴定结论;出庭质证

鉴定结论,从实质意义上说,同证人证言一样,同属于言词证据。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既能够保障诉讼双方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是实现司法公正,确保鉴定结论准确的有效措施,又是鉴定结论产生证明效力的必要前提条件。对于鉴定人出庭质证,我国现行法律都有明确规定。然而,在目前审判实践中,鉴定人出庭难的现象仍较为普遍,已严重制约了法庭庭审功能的发挥和诉讼任务的实现。因此,完善鉴定人出庭质证制度已是当务之急。笔者针对鉴定人不出庭的复杂原因,就如何解决这一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七点对策,以求教于方家。

一、改革现行鉴定体制,设立全国统一管理的地位独立的多元化鉴定体系

实行专职鉴定机构,尤其是法医鉴定机构,与公、检、法、司、安全等机关分离,建立地位独立的以国家职业鉴定机构为主,兼职司法鉴定机构和民办职业鉴定机构为辅的多元化鉴定体系,并施行全国统一管理[1];弱化鉴定人的

“官方专家”色彩,实现鉴定人的“社会化”。逐步实行鉴定人独立实施鉴定的制度,取消单位或机构作为鉴定主体的资格,赋予个人鉴定权。通过统一管理、实行鉴定人严格准入制度、建立鉴定人诚信体系[2]、个人负责及错鉴追究制度,使鉴定人责任落到实处,提高工作效率及保证鉴定结果的质量,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科学统一。

二、明确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义务,规定鉴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及制裁措施

现行法律在强调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义务的同时,并没有明确鉴定人不出庭的条件,也没有就违反该项义务的法律责任和后果作出明确规定。这就为鉴定人

逃避出庭义务提供了方便,由此导致鉴定人出庭制度的实施情况不够理想。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关于鉴定人强制出庭制度的规定,明确鉴定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强化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法律意识,对于接到出庭通知的鉴定人或有证据表明鉴定人已接到出庭通知的,无正当理由仍不出庭或拒绝出庭的,或虽到庭但不如实进行质询者,可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并责令其到庭质证[3];经训诫后仍不到庭或仍不质证者,法庭可以采取传唤、拘传等措施[4],强制其出庭作证;对仍不质证的鉴定人或被拘传到庭的鉴定人仍拒不质证者,应视具体情节追究其行政责任(如罚款、拘留)[3、4、5],并建议取消其司法鉴定人资格或从司法鉴定人名册中删除[3];审判组织也可以因此不采纳该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或认定其鉴定结论无效,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6];鉴定人作虚假答询,或因严重过失或故意行为,给当事人造成了实际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3、6];对于经过法庭多次传唤仍不出庭参与质证的鉴定人,情节特别严重的,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3、7];对司法鉴定人故意损毁、更换或丢失鉴定材料,给鉴定及庭审质证过程带来严重后果的,除承担民事责任外,构成犯罪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3]。只有保证庭审质证的顺利进行,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三、明确规定鉴定人出庭例外的法定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7条规定:“当事人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询问的,鉴定人应当出庭。鉴定人因正当事由不能出庭的,经法庭准许,可以不出庭,由当事人对其书面鉴定结论进行质证。鉴定人不能出庭的正当事由,参照本规定第41条的规定。”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并经人民法院准许,鉴定人也应享有不出庭的权利。笔者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的出庭例外主要包括以下情形:(1)诉讼双方及法官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的;(2)经过庭审质证,诉讼双方对鉴定结论均无异议,但鉴定文书存在标点、错别字或语言不规范等方面的瑕疵[3];(3)年迈体弱、患有重病或行动极不方便且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恢复的[

3、7];(4)鉴定人已经死亡、失踪或者居所不明的;(5)因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无法出庭的;(6)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意外事件无法出庭的[

3、7];(7)经合议庭认可的其他特殊原因[7]。为了适应审判实践发展的需要,避免出现规范漏洞,故设(7)为此兜底条款,在适用过程中,应对“特殊原因”加以谨慎对待,严格掌握,不宜作出过于宽泛的裁量。

四、完善鉴定人出庭的启动程序和通知制度

鉴定人出庭质证是鉴定人实施鉴定活动的最终环节,应严格建立鉴定人出庭

质证的启动程序和通知制度。有以下二个因素可以启动鉴定人出庭程序:一是控辩双方提出书面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法官应根据控辩双方提出的理由以及案件涉及具体专门性问题的复杂、疑难和争议程度等因素,提请合议庭审查同意后,通知鉴定人出庭[3]。二是控辩双方均无人申请,但法官在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时,发现了疑点或瑕疵;或对某个专门性问题存在多份鉴定结论,而鉴定人的意见又互相矛盾时,法官可以依职权提请鉴定人出庭质证,并经合议庭批准后,通知鉴定人出庭[3]。出庭通知应用书面形式,并注明开庭的时间、地点、行走路线及应注意的问题,最迟至开庭前3日送达到鉴定人手中,最好能在开庭前1周通知并送达到鉴定人,以保障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必要准备时间。逾期送达的,鉴定人可不参加庭审,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更改开庭日期[3]。

五、建立和完善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程序规则设置

我国法律法规对鉴定人出庭质证设置的程序规则比较缺乏而且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笔者认为,鉴定人出庭质证的规则设置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鉴定人应作好出庭质证的预备工作[8]。鉴定人在接受鉴定任务时就应考虑到将来出庭质证的可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科学公正和实事求是地进行鉴定活动,把鉴定所需的各种资料收集齐全,并及时归档。养成严谨求实的学风,熟练掌握医学、法医学及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平时就掌握一些辩论技巧及相关法律知识,提高综合素质。要与委托人、律师或法官及时沟通,多渠道了解控辩双方及律师要求质疑的内容,并对在法庭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作有针对性的准备,认真拟写答辩提纲,并准备好各种证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2)鉴定人必须准时到庭,遵守法庭纪律,如实回答各方的质询。(3)鉴定人资格认定审查程序。先核实鉴定人的身份,确认鉴定人是否具备相应的鉴定资格,是否具有解决本案所涉及某一专门问题的能力[9]。(4)核实鉴定人与当事人及案件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5)法庭必须履行告知义务的程序。法庭对鉴定人负有一定的告知义务:一是要告知鉴定人应当如实说明鉴定情况提供鉴定意见的义务;二是要告知有意作虚假鉴定、作虚假说明要负的法律责任。(6)鉴定人应当履行宣誓制度。鉴定人出庭质证时,应向法庭作忠实于法律的宣誓,并在应当如实说明鉴定结论的保证书上签名。以强化鉴定人的责任心和义务感。(7)质证应遵循发问的先后次序和讲究发问的方式。笔者认为,询问鉴定人应遵循以下规则:①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本案的鉴定相关。②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③不得威胁鉴定人,也不得损害鉴定人的人格尊严。④法官对于向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鉴定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⑤鉴定人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本鉴定无关或发问方式不当提出异议的,法官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者驳回。⑥发问的先后顺序应当遵循交叉询问规则[9]。即由先提出鉴定人出庭申请的一方对鉴定人进行主询问,然后由对方进行反询问,就其中有争议的问题向鉴定人提出质疑;再由申请方进行主询问,以恢复鉴定结论的证明力,然后再由对方进行反询问。如果鉴定人出庭是诉讼双方同时申请或法院依职权提出,询问的次序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决定,在不能决定时由审判长决定。当某个专门性问题存在多份鉴定,而鉴定结论或鉴定人的意见又互相矛盾时,法庭可以安排鉴定人之间的对质,由双方互相阐明自己作出的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在辩论中可以检验不同的鉴定人对该问题的研究水平,使鉴定结论的不合理之处得以暴露,为法官判断鉴定结论的证明力提供参考。(8)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结束后,审判长或法官应当告其退庭,不得旁听本案的审理。

六、建立和完善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鉴定人出庭质证是一种承担法律义务的行为,必然需要一定的权利为保障。鉴定人以自己的专业学识作出鉴定结论,其出庭质证的目的是为了法院能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裁判,以维护法律的公正与权威,而鉴定人出庭作证时要支付交通费、食宿费等,还要承担误工等其他损失。为保障鉴定人的合法权益,提高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积极性和社会地位,给予鉴定人适当的经济补偿是在情理之中,也是完全必要的。当前,我国法律对有关鉴定人因出庭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如何补偿问题,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5条有相应的规定外,尚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为了鼓励鉴定人出庭作证,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国情,尽快建立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经济补偿制度。

在建立经济补偿办法时应掌握两点:一是明确补偿范围;二是明确由谁支付补偿费用。并对补偿对象、条件及补偿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便于操作。鉴定人补偿的项目或范围应包括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补助费、误工费和其他经济损失。交通费、住宿费按照实际开支计算或参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出差费用支付办法,生活补助费按照当地的人均消费水平计算,误工费按照鉴定人的日工资或参照同行业的标准计算[

10、11]。对鉴定人本身或其近亲属因出庭质证而受到的人身伤害,致残或死亡的。也应列入补偿范围,可按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或由加害人赔偿[9]。

在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案件中,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补偿费用,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4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5条的规定,鉴定人同普通证人一样,由提供鉴定人或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的一方先行支付,最终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请鉴定人出庭质证的,有关费用先由法院支付,最终由败诉一方当事人负担[10]。为确保公正性,提供鉴定人的一方当事人或申请鉴定人出庭质证的一方当事人,应将先行支付的合理费用交给法院,不能由当事人直接交给鉴定人;鉴定人出庭的费用应当限定在合理的范围,是否合理,由法官根据案件情况自由裁量。

在刑事诉讼案中(主要指公诉案件)鉴定人被要求出庭作证存在三种情况:一是由公诉机关提出,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5];二是由法院依职权提请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由于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代表的都是国家利益,故上述二种情况均由国家财政支付费用。三是由刑事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申请要求鉴定人出庭质证的;鉴于鉴定人可否出庭作证由法院决定,故鉴定人的出庭补偿费由国家支付较为宜,这也符合控、辩双方权利相等的原则。国家应当设立刑事诉讼案件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基金,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由法院统一负责管理[

7、9]。用于对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在刑事自诉案件中,鉴定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可参照民事诉讼案件及行政诉讼案件中鉴定人出庭质证费用补偿的规定处理。在重大的严重危害社会的刑事案件中,当鉴定结论在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罪行方面起到重要影响的时候,鉴定人出庭作证给本人或其近亲属带来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的危险性就比较大。对此,笔者认为,法院在给鉴定人送达出庭通知书时,应给鉴定人及其近亲属附办“人身意外保险”或“家庭财产保险”,费用由国家财政支付,以示对科学、对知识的尊重,体现司法的人文关怀,进一步促进和保护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积极性。

七、健全与完善鉴定人出庭的司法保护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作证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甚至波及到他们的近亲属。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否得到保障,直接影响到鉴定人是否出庭作证、是否愿接受质证的积极性,同时,还会影响到其他鉴定人出庭作证或接受询问。所以,从法理上来说,鉴定人出庭的义务与受到保护的权利是相辅相成的。有鉴于此,许多国家或通过专门的立法规定鉴定人权益保护制度,或在诉讼法典中设专章规定,并把对鉴定人的保护视为诉讼法制度健全与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行政诉讼法》第49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0条都对鉴定人的司法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不易实际操作,而且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外,都缺乏对鉴定人近亲属的法律保护,《刑事诉讼法》第49条也只规定了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而无鉴定人保护方面的规定。上述条款无法完全地免除鉴定人出庭作证的后顾之忧,而且问题还在于有些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中对鉴定人保护意识不强,执行不力,致使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在作证后受到侵犯而投诉无门。为此,笔者认为,立法上一方面应进一步完善对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法律保护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追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鉴定人及近亲属方面的渎职行为,以强化其保护鉴定人的司法意识。

在制定鉴定人出庭质证的的司法保护制度时,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保护工作:(1)在保护对象上,不仅要保护鉴定人本人,而且,还要保护鉴

定人的近亲属,如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等。(2)在保护范围上,不仅要保护鉴定人的身体权及其财产权不受侵犯,而且还要保护鉴定人的名誉权、荣誉权及人格尊严权不受侵犯。(3)对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住址和联系方式应予以保密,对于有可能受到严重威胁的鉴定人,还应当进行重点保护,如事先保护(预防性保护)、事后的全面保护、24小时保护、姓名更改制、居所乔迁制及购买保险等措施[

3、5]。(4)明确实施保护的司法机关,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负责保护;在起诉阶段由检察机关负责保护;在审判阶段由法院负责保护;终审后,若需要继续保护,由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所在辖区的公安机关负责保护[3]。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上,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如妨碍作证罪、打击报复证人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鉴定人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辞规则的体现,是裁判活动的必备程序。随着我国加入WTO的需要及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使得鉴定人的诉讼地位向“专家证人”演变,鉴定人出庭成为必然。鉴定结论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证据,对法官认定事实的作用一向甚大,虽然并不必然决定法官的心证,但往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法官心证的形成。甚至有的鉴定结论往往决定了整个案件的胜败,因此,“打官司”常常变成了“打鉴定”。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率很低,这严重损害了司法鉴定的权威,给司法公正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削弱了鉴定人出庭制度在诉讼中的作用,而且与目前的庭审方式改革相悖,造成了一定的负效应。

司法鉴定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鉴定人是司法鉴定的具体实施者,也是现代诉讼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应与审判方式改革相适应。本文针对鉴定人出庭难的复杂原因,结合笔者20年的司法鉴定实际经验和审判实践,从上述七个方面提出了完善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具体措施。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对症下药的务实性对策,若能采纳并实施这些对策,将有助于逐步解决鉴定人出庭难的问题。(本文编辑:包建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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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6作者: 未知来源: 法律快车分享到: 0

[摘 要]近年来,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了刑事诉讼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介绍“隐蔽作证”制度,探讨“隐蔽作证”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及其保障措施提出构想,进而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关键词] 证人;隐蔽作证;保护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witness being not appearant in the court has become the focus to the scholars who study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By introducing the system of [WTBX]testifying by concealment[WTBZ] and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the system in our country, the thesis puts forward some tentative ideas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 measures of this system so as to improve the system that the criminal witness’s appearance in court.Key words: witness;testifying by concealment;protection

一、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实践表明,新的庭审制度在推行中最突出、最难解决的矛盾是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从普遍情况看,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证人没有出庭。自1997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深圳中院出庭率一直在2%-5%之间徘徊,烟台中院审理的案件证人出庭率低于1%。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占起诉总数的4.3%;1999年该区起诉刑事案件197件270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上海市黄浦区法院统计表明,近年来该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只有5%[1]。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庭审改革的力度和成效。

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是十分落后的,证人的出庭率低,随意性大,远远达不到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比较多,既有法律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如刑事诉讼证人的地位低,证人的权利不被公正对待,儒家文化倡导的“礼之用,和为贵”的观念影响,使人们形成了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以涉讼为耻。也有社会环境的因素,如以家族为单位的社会形态使人们无法摆脱人情世故的干扰;我国法律所体现的浓厚的自然经济情感,也反映了普通人对熟人社会的依恋;公民隐私的自我保护需求,使一般人对出庭作证有所顾忌;加上国家本位主义严重,诉讼不民主,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普遍不高。这些消极因素无法简单地用某一个具体制度或者在一个短时期内消除,证人出庭环境的改善必须经过长期循序渐进的治理才能完成。

针对目前我国刑事证人出庭率低的现状,不少学者在分析证人不出庭作证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相应制度规范,主要有: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补偿制度、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等。但是,这些旨在保障或激励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设想,其良好的初衷虽不容置疑,但这些具体制度在实践中却难以有效实现其价值。证人不愿出庭的原因包括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安全因素等。但根本点在于对证人缺乏有效的保护,特别是在暴力犯罪以及“涉黑”犯罪中证人作证的风险过大。证人一旦出庭作证,就存在被打击报复的风险。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对证人作证的保护措施,但这种措施更侧重于事后救济,不能真正缓解证人出庭的风险。

国外的司法实践部门对此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其中“隐蔽作证”制度为证人保护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一制度要求保守证人及其家庭情况等秘密,不让被告人知悉证人的真实身份,使打击报复无从下手,以最大程度保护证人的利益。“隐蔽作证”是保护证人出庭作证的新探索,也是证人出庭的新方式。我国有必要借鉴这一制度,从而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促进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实现。

二、“隐蔽作证”制度介绍

(一)“隐蔽作证”的概念

所谓“隐蔽作证”,或称隐名作证、秘密作证等,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护特定证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在不暴露证人身份信息、面貌特征甚至声音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法庭隐蔽设备,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现场闭路电视、电脑多媒体等,使证人接受控、辩、审三方的询问、质证,履行作证义务[2]。

(二)关于“隐蔽作证”制度的国外立法

“隐蔽作证”制度是随着证人保护制度的产生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有体现。“隐蔽作证”在国外立法中并没有统一的称谓,一般规定在证人保护法和刑事程序法以及有关的文件和判例中。1990年,第八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准则》第11条规定:“保护证人免遭暴力和恐吓的办法在刑事侦查和审讯过程中,及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执法工作中越来越重要。此办法包括为掩护证人身份以免被告及其律师获悉的方法,提供受保护证人的人身和住所保护,转移住所和提供资金援助。”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二)如果告诉住所则有证人、其他人员将受危险之虞的,可以许可证人不回答住所问题,而是告诉他的就业、公务地点或者其他一个可以传唤的地址。在前句的前提条件下,在审判中审判长可以许可证人不回答他的住所问题。(三)如果公开了证人的身份、住所或者居所则对证人或者其他人员的生命、身份或者自由造成危险之虞的,可以许可证人不对个人情况问题作出回答或者只是告诉以前的身份。„„可以确定证人身份的文件要存放在检察院保管。只有当危险消除时,才能将其纳入案件档案。”[3]

(三)“隐蔽作证”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我国目前证人保护的现状来看,法律规定对证人打击报复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反差,侵害证人、打击报复证人的现象时有发生。“隐蔽作证”制度的设立是对现行证人保护手段和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这种制度改变了目前我国对证人保护侧重于事后救济的传统路径。我国目前还没有主动事先保护证人的规定,对证人的权利救济都在证人受到一定程度的威胁或侵害后。从表象上来看这种威胁证人的行为往往都有相当的隐蔽性和界定上的困难性。从效果来说,这种事后保护不仅对证人人身安全意义不大,而且还会使其他证人产生更大的恐惧。这种被动的事后追究是我国目前证人出庭作证安全方面最大的困境所在。而“隐蔽作证”制度却与此完全相反,它从侦查阶段一直到审判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身份保密,对证人采取隔离或特殊保护等,做到从事前、事中到事后的全方位保护。“隐蔽作证”是国家采取的积极主动的保护措施,完全摆脱了目前证人保护所处的最大困境,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发展。

“隐蔽作证”制度是证人出庭作证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实现对证人保护的一项重要措施。“隐蔽作证”制度的设立,将有助于消除证人出庭作证时的恐惧心理,促使和激励证人在法庭上作证,同时接受询问和质证,帮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从而彻底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推动控辩式庭审方式改革的最终实现。“隐蔽作证”制度实质上是将出庭作证与证人保护制度两者加以综合,实现最佳结合点的方式。这一制度将最大程度地实现程序公正和证人权利保护的平衡。

三、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及其保障措施

(一)“隐蔽作证”的适用对象

1.有组织犯罪案件。众所周知,有组织犯罪一般实施的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严重暴力犯罪,组织严密,内部分工明确,等级森严,恐吓证人是其犯罪的一大特征,对证人人身安全威胁非常大。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屡屡可见。由于有组织犯罪在扰乱社会秩序的同时,也给民众的心理造成极大的恐慌,许多被害人往往都不敢报案,更不用说让证人出庭作证。对于此类案件,适用“隐蔽作证”方式促使证人提供证言并出庭作证是保护证人安全的有效方式。

2.与犯罪人处于同一生活范围或熟识的证人可适用“隐蔽作证”。从人际交往的角度看,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一个与犯罪人同处于一个生活圈或熟识的证人,是不会轻易去指控熟人犯罪的,否则他将很难在群体中生活下去。对于这类证人,也可以适用“隐蔽作证”,从而化解其心理矛盾,也减少因作证而对其正常生活造成的影响。

3.其他由证人提出申请的,经法官确认理由充足的案件。除了上述的两类案件之外,法律还应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其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采用“隐蔽作证”措施。在特殊情况下,当证人或与其有密切利害关系之人因证人出庭作证可能有生命、身体、自由或财产受侵害的危险时,法官和检察官可以随时决定对证人适用“隐蔽作证”,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证人的安全。

(二)“隐蔽作证”的具体方式

“隐蔽作证”是证人作证的一种特殊形式,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进程,不同阶段的表现方式和采取的手段各不相同。

1.侦查、起诉阶段的隐蔽方式。侦查、起诉阶段是发现证人、鼓励证人作证的阶段。“隐蔽作证”突出的是对证人的预防性保护,做好侦查、起诉阶段的隐蔽工作,对于缓解证人恐惧心理,鼓励证人出庭作证,实现证人作证后的安全都有重要意义。在这一阶段,我们应该确立法庭对“隐蔽证人”身份的专属确认权,即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无论是公安司法机关主动还是证人自己申请隐蔽作证,都应该由法院经令状书或其他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的形式加以确认。与此相对应的,隐蔽作证资格的取消也应通过相同程序进行。首先要确定适用“隐蔽作证”的对象,在此基础上将证人的有关信息纳入专门的秘密文档,由专门机构负责;对证人的询问要注意地点和时间保密,证人证言笔录不记录与证人身份相关的信息,可以通过按手印等方式进行确认。我们也应该禁止相关证人的身份等消息在无关的侦查人员中间传递。

2.审判阶段证人“隐蔽作证”的方式。“隐蔽作证”的最根本目的是在保护证人安全的基础上,促使证人出庭作证。因此,如何在法庭上保障证人的隐蔽性是这一制度实现的关键。

“隐蔽作证”不仅要对证人采取物理遮蔽和声音改变的措施来保护证人,在法庭布局上也应该考虑到便于对证人采取隐蔽措施。比如,可以构建专门的证人通道,证人通过这个通道可以抵达证人休息室并通过位于证人席后面的入口进入法庭。这使得证人一直可以处于隐蔽状态。此外,针对一些证人既需要“隐蔽作证”又同时因不可抗力不能到场作证的,在特殊案件中经法庭许可可以通过实时网线作证的方式,即证人通过电视网线或其他装置,不在法庭上直接露面,而在其他地方同时作证并接受同步质证。

证人“隐蔽作证”后,履行了法律规定作证的义务,完成了其作为证人的使命。但证人并不因此而可以公开露面,因为“隐蔽作证”另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证人的安全。庭审后,进一步保证证人的隐蔽性是“隐蔽作证”制度的内在要求。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对证人的身份继续予以保密,在必要时,为证人的利益可以改变证人的身份。

(三)“隐蔽作证”制度实施的程序

“隐蔽作证”是一项程序性很强的工作,其涉及证人的权利义务、司法机关的责任等,法律应当对这一制度的运行明确加以规定。首先,应当明确“隐蔽作证”的启动程序。一般而言,特殊案件的证人在向有关司法人员作证之前,可以提出要求“隐蔽作证”的申请,由相关机构作出决定,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次,“隐蔽作证”程序开始后,对证人的权利义务应加以明确。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有权要求司法机关对其身份加以保密,并得到国家机关的安全保障;最后,应当规定司法人员泄露证人有关信息的法律责任,建立健全相关责任机制。

(四)“隐蔽作证”制度的保障措施

1.建立司法人员的保密责任机制。“隐蔽作证”制度的关键在于保密,证人隐蔽性丧失,这一制度就毫无意义可言。能够了解证人真实身份情况的主要是司法工作人员,建立司法工作人员保密责任机制是这一制度存在的前提。司法人员的保密责任机制主要涉及了解证人情况的侦查、起诉、审判人员。首先,应该尽量缩小能够接触证人的司法人员的范围。其次,应该明确司法人员或其他通过职务便利能够接触到证人的人的保密义务。此外,应该对相关人员加强保密教育,强化其在使用这些资料时的保密意识。并且,应当令其签署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得以任何形式披露隐蔽证人的任何信息。最后,对有关证人的各种材料进行专门管理。对隐蔽作证的证人的材料,应该指定专门的人员在固定的场所进行专门的管理,并严格制定程序控制对这些材料的接触,防止司法人员利用职权接触这些材料导致证人的身份暴露。具体来讲,应对资料的放置场所有明确规定,不得放置于非处理本案的司法人员能够接触到的地方,也尽量避免和其他无关的资料混合放置。对于司法人员因失职而造成的泄密行为,应当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故意泄露证人身份而给证人安全造成严重影响的,应当受到刑事追究。

2.改革法庭对证人的调查程序。“隐蔽作证”要求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对证人的身份进行保密。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与当事人及本案的关系„„证人作证前,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该规定与“隐蔽作证”的要求完全相反,因此有必要对这一规定进行修改,对证人的身份和住址信息采取保密措施。法庭对于“隐蔽作证”的证人,可以事先核实其身份,而不是当庭对其身份进行调查,或以相应代号表示。在保证书上的签名也可以用手印等方式替代,避免暴露真实姓名。

3.建立证人身份暴露后的补救机制。虽然大部分制度在设计时都经过细致考量,但是理想的设计并不能保证实施中的尽如人意。“隐蔽作证”制度亦不例外。对此,我们应该建立证人身份泄漏后的补救制度,依据证人身份的暴露程度,遭受的危险的大小等等因素综合衡量对其进行补救性保护。具体来讲,首先,我们应该建立证人身份泄漏后的危险评级制度,通过对证人在案件中具体暴露的程度、案件的危险程度以及证人受到威胁的程度来确定应该对证人采取的相应的保护措施。比如,英国学者梅纳德将证人受到的恐吓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生命受到的威胁;其次是经常受到非生命威胁;最后是那些可能的威胁或者骚扰[4]。

针对个案中“隐蔽作证”一旦失效后证人面临的具体危险程度对证人采取相应的保护,这些措施至少应该包括:为证人建立新的身份文件;为证人提供住房;负责将证人的家庭财产转移到证人的新住所;为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帮助证人获得工作;为帮助证人自立提供其他必要条件[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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