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制度尚需完善
对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制度的浅见
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因其顺应了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同时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和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客观规律，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遵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司法被认为是当下司法改革的先驱，其中社会调查制度也一直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不仅“两高”在司法解释中对上述制度作了规定，许多地方的法院、检察院也纷纷出台了有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然而，如果认真反思此项制度，发现仍然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有待探讨。
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困境：
1.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定位
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下称社会调查制度)，又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或人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环境、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从制度设计来看，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在于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正和救治的态度，同时体现刑罚个别化理念。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原则上应当针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展开。然而，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该项制度的操作出现了异化。一方面，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制度的启动往往只是针对轻型刑事案件，这种案件选择性适用使该项制度的初衷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实践运用过程中，该项制度往往客观上变成在“教育、感化、挽救”名义下迁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
2.社会调查阶段不明确、调查主体不明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应当在哪个阶段展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程序实行的是纵向诉讼构造，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由不同的机关主导诉讼的进行。同时，我国奉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审判结构，定罪和量刑并未截然分离。因此，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可以并存于立案、侦查、审查起诉以及审判、执行各个阶段。
事实上，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的出台，在实践中法院和检察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制度。公安部也早在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中对此有所规定。实践中，昆明市盘龙区的“合适成年人”模式也将社会调查提前到立案侦查阶段。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分为四类，即公诉人、辩护人、法院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的人员或其他社会工作者以及少年法庭的法官。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四类主体均有存在，且具体做法也各有不同。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检察院是由检察官自行开展调查，同时引入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调查;北京市一中院和二中院在实践中都是委托被告户籍地司法局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则由法官自行调查;有些基层法院则委托陪审员进行调查。
上述做法对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实践路径，有其合理性，但客观分析，却又各有弊端:由于各自身份及思维习惯的不同，律师的调查可能更关注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收集，而忽略对其不利的因素;公诉人的调查则可能偏重于收集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材料，而忽略对其有利的因素;法官自行调查虽然比较中立、全面，但法官人数有限，且自查自判有违中立的地位，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
3.社会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论证充分性欠缺
目前，各地在具体制度设计中希望通过规范社会调查的内容和设置社会调查报告的格式，使社会调查报告能够具有相对的规范性和统一性。然而，从具体的调查报告来看，普遍
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调查报告过于程式化，同时报告对被告人的描述过于简略，具体分析不够，调查结论和调查依据之间欠缺逻辑论证。
对完善社会调查制度的个人构想：
1.明确社会调查的功能定位。
既然未成年人司法社会调查的制度设计在于充分考虑未成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实现刑罚个别化理念，那么就应当扩大社会调查制度的范围，将其适用于一切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又要防止将该项制度异化为对未成年人盲目轻刑化的工具，要审慎考察社会调查报告，中立对待社会调查报告的结论。
2.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主体，充分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
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社会调查的主体多元，实践中存在调查主体欠缺中立性、专业性的问题，同时调查主体的经费支出困境又限制了调查的深入开展。尤其是针对目前未成年人异地犯罪的案件，社会调查出现执行难的情况。另一个问题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在不同诉讼阶段都有可能进行社会调查，因此一方面调查报告难以深入，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浪费。建议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前服务机构，安排专门的社会调查员，负责有关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调查工作，撰写社会调查报告。
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和发挥法律诊所教育的作用。目前中国法学会诊所教育委员会的会员单位超过100家，全国各大法律院校都成立了法律诊所，在校的法学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作为未来的法律人，具有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天然优势，同时也是其社会实践的最直接和最无制度障碍的司法实践方式。因此，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和法律诊所教育体制有机结合，是解决社会调查主体人员不足、经费短缺的一个有效模式。事实上，已有学者提出建立未成年人司法调查协作网的呼吁和建议。
3.社会调查的程序应当提前展开。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很显然，如此短的时限也导致社会调查难以深入细致，调查结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难以保障。因此，有必要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同时调查主体不由司法职能部门而由专业机构完成，这样不仅能为调查的质量提供时间上的保障，而且能为侦查机关是否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提供客观、准确的依据。
第二篇：浅析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论文摘要 社会调查制度通过调查未成年人的个性特征、一贯表现、成长经历等现实情况，分析其走向犯罪道路的各种因素，考察其人身危险性，并进而寻求对未成年罪犯的最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的处理方式。在我国健全与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减少刑事司法程序对未成人的负面影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刑事案件
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能否在违法犯罪后获得有效矫正，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荣辱，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兴旺发达。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不健全，更易被不良环境和社会习气所影响，从而引发违法犯罪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由于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其心智也更具有可塑性，便于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改造、教育、保护更应该细致、完善，在法治发展历程中，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制度）由于在维护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权益、对其进行科学改造过程中的突出作用，逐渐获得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认可，社会调查已成为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在法治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广泛应用。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概念
（一）含义
社会调查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通过走访，深入了解未成年罪犯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诱使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在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心理矫治对未成年罪犯进行心理引导和心理测试，以期对未成年罪犯的品格和成长、改造环境做出科学的分析，使公、检、法机关能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犯罪未成年人选择恰当的处理方式。
（二）社会调查的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并非越完备越好，限于社会调查员的精力和调查的必要性，社会调查并非要对未成年人的一切成长环节都做非常详细调查，社会调查的重点，应当是：对未成年罪犯犯罪产生重大影响的各种因素；未成年罪犯的个性特点及矫治现实可能性；未成年再社会化的条件，包括：（1）身心状况。如健康状态、心理发育、智力程度等。案发前的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如是否为学生，有无辍学、流浪等情况。（2）性格及不良习性。包括个人性格、兴趣爱好、社会交往等情况。特别要考察有无小偷小摸、迷恋网络游戏、酗酒、打架、欺压他人等不良嗜好，阅读不良读物、浏览不健康网站等。（3）学校表现或工作表现。包括在校学习、表现情况，学校教育管理是否得体，学校周边环境。如已参加工作，则重点考察其工作期间工作表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工厂附近环境秩序等。（4）家庭成员构成，父母是否健在，家庭关系和睦与否，家庭是否完整。（5）居住地社会环境及邻里关系，如邻里关系正常与否、邻里评价等。
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经试行多年，各地司法机关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摸索工作，新刑事诉讼法 中也第一次对这一制度予以明确规定，在随后出
台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其给予了进一步细化。但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仍有不完善之处。制度制定如何，直接影响其司法实践的效果，制度的缺失之处必然影响其规范社会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调查制度进行探讨，明细问题所在，提出完善建议。
二、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缺陷
在我国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简单，社会调查制度并不完备，其中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一）社会调查制度设置不合理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可选择程序规定，这极有可能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各地司法机关不愿花费人力物力进行社会调查，有多少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会进行社会调查是一大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前各地进行的试点中，调查模式各不相同，调查员的选定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的质量难以实现调查制度设计的初衷。
（二）异地调查缺失
进行社会调查的试点地区，针对的对象都是具有本地户籍的未成年人被告人，而在户籍不在犯罪地的未成年被告人，鲜有开展相关调查。例如北京市法院每年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外地户籍的未成年人已经占到未成年被告人总数的75%左右，但对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的调查工作除海淀区人民法院以外，基本未开展。公平正义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由于社会调查报告可能成为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的重要辅助资料，因而这一现状将会间接产生对本地户籍和外地户籍未成年罪犯在逮捕、量刑方面的不平衡。在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日益引起民众广泛关注的情况下，异地调查制度的缺失难免引起民众对未成年司法公正的正确认识。
（三）调查员业余化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可以进行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和团体，调查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在各地的社会调查试点中，各地进行试点的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不同的摸索，调查主体比较混乱，如律师、学生志愿者、教师、公益机构、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专职的社会调查员在各地的社会调查中都发挥着作用。除专设社会调查员外，其他社会组织的成员自身法律素养如何难以保证，调查能力也因人而异，且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法全身心投入到社会调查中。社会调查工作内容多、条件辛苦，这要求调查员应具有较高的自身修养，除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具备一定的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经验、掌握统计调查所需的基本能力。现阶段，我国社会调查主体还难以达到这样的要求。亟需建立高素质的调查员队伍，实现调查主体的职业化、专业化。
三、我国社会调查制度的完善
（一）明确社会调查为必经程序
现阶段，将社会调查规定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但与顺利改造犯罪未成年人相比，这样的代价是
值得的，现有人力物力财力能够承受这样的“额外负担”。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否启动社会调查由案件承办人或承办机关决定，这不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平等保护。而许多国家将社会调查作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必经性前置程序，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未成年罪犯的人身危险性和帮教条件。因此，建议将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以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保护程序，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二）社会调查主体专业化
在我国社会调查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这样规定虽有利于社会调查的开展，但是缺陷亦很明显：一方面，控辩双方基于各自诉讼职能，各自进行的调查难免有失偏颇，难以保证客观和全面；另一方面，委托其他社会团体调查，虽可避免上述立场问题，但社会团体成员本身有自己的工作职责，社会调查只能是在不影响其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进行，难以全身心投入调查工作，势必影响调查工作的全面开展，且调查人员的法律素养、调查能力、调查积极性都无法得到可靠保证。调查工作难以做到专业、精准，调查报告难以保证客观性。基于此，可借鉴国外社会调查员专职化的经验，在法院内部，独立于审判法官，设立专职社会调查员。社会调查员实行和法官一样的选拨、任免制度，并且定期进行专业技能提升培训，不断提高调查员的社会调查能力。
（三）规范社会调查程序
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参考，让不必进入刑事审判程序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处理，如撤销案件、不起诉、暂缓起诉。为了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这一功能，应将社会调查的启动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应通知法院指派调查员进行调查，社会调查和侦查同步进行，各有侧重。调查员将调查报告及时提交侦查机关，以便及时准确判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是否起诉、是否暂缓起诉、量刑时参考等。
社会调查员接到调查任务后，应当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如果通过实地调查难以判断犯罪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或人格特性的，可以采用心理测试、精神鉴定等方法进行测试，并结合实地调查资料，制作出严谨的社会调查报告。此外，在建立外地户籍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可采用委托犯罪未成年人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法院来进行异地调查工作的方式，既节约调查成本又可提高调查质量。
日本《少年法》规定，在调查、审判的全过程，法官要与调查官保持充分的联络，借此监督调查活动的不当之处，保障法律正当程序的要求。为了保证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节约调查力量，调查员的调查活动应接受检察院的监督，如果调查员存在失职、渎职等行为时，检察机关应及时给予指导、纠正，构成违法犯罪的应及时给予相应的纪律或刑事处分。对调查员，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实行回避制度，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四）规范社会调查报告的使用
调查报告的目的在于充分了解未成年人的性格习性，因此，应在不泄露未成年人个人隐私和相关信息的前提下，提供相应的查阅、复制服务，方便律师、监护人采取有效的手段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便于社区矫正机构、监狱全面了解未成年人习性，以实施有针对性的改造。如披露的信息不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则不应予以披露。
调查报告制作者出庭接受质询。调查员出庭时间可确定在法庭调查之后、法庭辩论之前，在这个阶段调查报告的内容不会影响法庭调查的正常进行，同时也方便后面的法庭辩论中控辩双引用调查报告内容支持己方观点。在庭审中，调查员出庭宣读报告时的身份我国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在庭审中应当将社会调查员看作是独立的、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以其独立的地位参与诉讼，行使自己的权利。在我国，应为调查员出席庭审设置相应席位，该席位可参考兰考县法院做法，将其置于证人席旁。此外，对调查报告的采用，应当在刑事判决书中写明，在判决书中写明调查报告的相关内容不会对未成年人产生不利影响，反而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改造，有利于使未成年人感受到社会的关爱，有利于社会公众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可以参考青岛市法院的做法，在判决文书中，在审理查明的指控事实之后，单独一段书写通过社会调查查明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人情况，重点分析被告人人格情况和走向犯罪道路的原因。
第三篇：刑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浅析我国刑诉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中南法学*
摘要：我国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添加了大量的未成年人刑事制度，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的一种,有着自己显著的特征，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一个重大进步。本文将对新刑诉中268条进行解读，并论述其中的立法背景、立法理由，以及立法漏洞，并相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 社会调查 立法理由
一、未成人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新《刑事诉讼法》第 268 条规定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法条正式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得社会调查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由专门机构或人员通过走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就读学校、同学、社区居民等单位，对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及其生活、对社会环境的依存关系进行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制度。1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对于保护未成年人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该制度不仅为未成年违法行为提供评判标准，而且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行刑有着重大影响。
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的，未成年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定型，具有良好的可塑性。为了更好地落实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就必须要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经历和所处环境，了解犯罪的成因和条件，选择恰当的处理方案，达到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
二、新刑诉286条之解读
1杨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J]．法律出版社．2003.1 新《刑事诉讼法》第 268 条是新增条款。该条款规定了我国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具体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做出处理前，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做出处理决定和教育参考依据的制度。首先，社会调查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换言之，公安司法机关有权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同时，也可以委托其他机构或者组织进行调查。《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形式案件配套工作体系额若干意见》规定：“社会调查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户籍所在地火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部门负责。司法行政组织协助调查。”其次，社会调查的内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监护”是指未成年人一直以来的监护情况，特别是当前的监护情况。是否有有效监护是公检法办案机关决定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以及对案件作出适当处理的重要依据。“教育”是指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情况。“等”是指社会调查的内容主要是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和监护教育三方面，但不应限于这三方面，可以结合案件和未成年人具体情况调查其他与案件如何处理相关的内容。
三、立法背景及理由
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却严重缺失。不同的犯罪人，由于其主观恶性不同，其人身危险性也不相同，这直接影响到对其适用何种量度的刑罚才足以实现个别预防的效能。法治发达国家的司法经验表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不仅符合法治发展的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的趋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从更大范围、更长远角度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的态势，因此，2012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便应运而生。
新刑诉法设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有诸多的理由，主要包括有三方面： 首先，这是未成年人案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尽管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在于家庭、学校、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家庭、学校和社会中的不良因素都可能阻碍、影响未成年人得社会过程，导致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全面调查其家庭情况、学校情况、社会交往、个人经历等方面，寻找诱发其犯罪的主客观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条件，用最佳的处理手段让其回归社会。而且，在整个刑事诉讼中贯彻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办案原则，必须依靠广泛的社会调查。因为，仅有司法机关的所查明的未成年的犯罪事实，无法为教育和矫治罪错未成年人提供完整的依据，只有全面的社会调查报告才能让这种2 教育和矫治有的放矢。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社会调查对案件处理方案的合理选择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审前不羁押、非罪化处理和非刑罚化处理等更是具有特殊意义。
其次，这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的准则的要求和国际立法通例。《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归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该少年应当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果。”
最后，这是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1997年，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就开展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工作，各地公安司法机关已经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2006年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第4款规定：“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也系统地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2
四、立法漏洞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该条款确立了未成年人人社会调查制度成为基本法律的地位，成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该条文的规定与以往的司法解释、部门规 2汪贻飞．论社会调查报告对我国量刑程序改革的借鉴[J]．当代法学．2010． 3 章一样，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仍旧无法满足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该项制度存在诸多问题：
（一）调查主体不明确
根据新刑诉268条规定，社会调查主体原则上限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但对此，《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与各地通行做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不尽相同。因为，各地司法实践中，通常允许辩护人进行社会调查。此外，在具体的案件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是否应当以哪个机关为主？没有主要负责的调查主体必然会导致社会调查工作的混乱。这不仅会导致调查主体间重复调查，浪费司法资源，还会导致几个司法机关相互推诿，使得调查工作流于形式。
（二）调查报告的效力问题
社会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作为何种证据使用，在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在新刑诉中亦没有明确规定。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作为证据应当庭出示，该报告必须要接受社会调查员应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庭审程序中如缺少对社会调查报告质询，全面调查原则便无法在庭审程序中实现。，但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其在与案件的关联性方面受到许多学者质疑，社会调查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并不完全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自由裁量权过大
本条规定“根据情况可以”对成年人案件进行社会调查。“可以”一词赋予了司法机关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人总是会有“惰根性”，面对一件事，总喜欢寻找最轻松，简便的方法去完成。因此，负责未成人刑事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为了“省事”，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略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长此以往，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制度便只剩下一具空壳，而丧失了立法原意。
3五、立法建议
针对上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缺憾，笔者认为有如下建议值得进一步探讨
（一）针对在我国司法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主体问题。
在实践中为保证社会调查的有效进行，原则上应当由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即开始社会调查。因为刑事诉讼始于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尽早进行调查不仅为侦查阶段案件的处理提供参考，也为后面的审查起诉、法院审判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在调查时间和调查能力上，公安机关也占据优势。而且从司法公正的角度 3李璞荣, 司明灯.我国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制度运行模式的比较分析[M].青少年犯罪问题, 2003.4 考虑，检察院与法院并不适合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由检察院进行调查，检察院作为控方，控辩双方是天然对抗的，检察院很难在审查调查工作中保持中立性，难以保证调查结论的全面性和公正性。由法院亲自进行调查也是不合理的。现代法治要求诉讼中法官必须中立，避免法官预断。法官参与调查，不可避免地会掺杂着个人的主观色彩和先入为主，很难保证中立。因此，社会调查的主体以公安机关为主最为合适。
（二）针对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效力的问题。
笔者认为调查报告应当具有证据效力，因为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条明确规定将社会调查报告并须在法庭上宣读和接受质证。新《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其效力，但参考这一规定可以认为其具有证据的效力。同时立法应当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应当等同于鉴定人的地位，调查报告的内容和意见应当中立，不偏向控辩任何一方，不带有倾向性。
（三）针对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问题。
尽管本条规定“根据情况可以”对成年人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但在实践中，原则上都应当进行调查，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贯彻教育、感化、挽救地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在少年司法中有着根本的价值作用，必须贯穿于整个少年司法的过程，才能体现出少年司法保护少年的理念。另外未成年犯罪的特殊性，就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必须普遍适用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未成年人司法保护。4
六、小结
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他们并不具备完全的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容易受不良环境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在办理未成年案件时，应通过社会调查全面了解其个人情况，以期用最佳的处理手段让其回归正途，因此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于案件处理手段的合理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教育和惩治未成年犯罪人提供依据，使教育和矫治做到有的放矢。这不仅是刑罚个别化的一种体现，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最优化制度安排。由此，笔者希望我国立法机关能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促使未成年刑事诉讼制度的优化。
4曾康．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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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析美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浅析美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张鸿巍
【内容提要】为实现美国少年司法对问题少年安置的个别化处分，社会调查及其由此而来的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法官作出适当安置决定至关重要。通常来说，缓刑官会承担社会调查的重任并据此向法官提交书面报告，而法官则大体倾向于采纳这份报告提出的安置建议。然而，随着对问题少年归责性的日益强调，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涉及内容愈加全面，在关注问题少年特殊利益之余，亦加大了对被害人影响陈述及防卫社会的关注。
【关键词】美国少年司法 社会调查 社会调查报告 功能及价值 检视与反思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及社会调查报告
美国少年司法语境下的“社会调查”及“社会调查报告”是对英文“social investigation”及“social investigation report”的直译，大体相当于刑事（成人）司法量刑中听审阶段的刑前报告（pre—sentence report）。社会调查报告于少年司法及刑事（成人）司法中既有类似点，亦因各自根基的理念、程序及对象等差异而有不同解读。依《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刑前报告通常系指由缓刑官应法庭要求，就已被判定有罪之被告人的教育、犯罪、家庭及社会背景所提交的详尽报告，以协助法庭量刑⑴。这一定义大体上仍可适用于少年司法，只是具体到少年司法时“社会调查报告”依不同州亦有不同称呼，如“社会研究报告”（social study report）、“社会背景报告”（social background report）、“社会查询报告”（social inquire report）、“社会历史报告”（social history report）、“安置前报告”（predisposition report）及“缓刑报告”（probation report）等等，尤以“安置前报告”最为常见。为行文方便，以下本文一并使用“社会调查”及“社会调查报告”这一汉语语境下较常适用的术语。
少年法院在一定条件可将特定未成年人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因而被移送的少年在刑事法院将面对“刑前报告”。刑事（成人）诉讼中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因而刑前报告是可以作为量刑证据的。对于轻罪案件，量刑通常于定罪后即可作出，因而刑前报告很少被用于轻罪案件。对于这类案件的量刑，法官一般依据警方提供的被告人犯罪史及犯罪情节作出⑵。而对于重罪案特别是可能要判处较重刑罚的案件时，量刑通常会被推迟，以便法院进行刑前调查。在联邦及许多州，当刑事被告人是首犯或低于特定年龄时，法院可要求获得刑前报告以参酌⑶。目前，刑前调查在许多州仅仅被用来确认减轻情节与加重情节。而在有些州，刑前调查甚至根本不再作为法定要求，取而代之的是依成文法或行政规章要求而完成的量刑计算表⑷。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功能及价值
未成年人犯罪愈严重或其违法犯罪时间愈长，便愈有可能需要为其准备一份正式的社会调查报告⑸。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通常具有这样一些目的：一是帮助法官决定何种安置方式对涉案少年最为有利；二是协助缓刑官研拟适合涉案少年谘商或社区监管所需的方案；三是帮助法院研拟在处分涉案少年时能协助他人与之应对的整套知识⑹。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个别化司法（individualized justice）理念，而这亦为少年法院之主要功能所在⑺。社会调查如此之重要，以至于超过九成的调查报告都会被法官所采纳⑻。若少年法院未进行社会调查报告而对涉案少年处以机构化安置，一些上诉法院甚至会将原判决予以撤销⑼。因而调查官竭尽所能，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家庭状况、学业成绩、社会交往等资料逐一收集，以期作出较全面的评判，并附上具体处分建议，供法官参酌。该报告还对辩诉交易具有较大影响。社会调查报告还可协助社区矫正及机构矫正人员对未成年人进行分类矫正。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内容及其保密性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
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内容洋洋洒洒，通常包括该未成年人罪错事实及原因以及家庭背景、社会环境和未成年人身心状况、教育程度及其他必要事项。正是因为社会调查报告对未成年人安置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少年司法学家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fin）及帕特丽夏·托柏特（Patricia Torbet）主张安置建议应当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涉案少年带给社区怎样的危险？涉案少年对被害人及案件态度如何？哪些因素或情形促发案件发生？涉案少年需要获得何种技能？涉案少年（及其家庭）对干预措施的力量、资源及接受能力如何⑽？一般情况下，社会调查大都包括下述内容，即法庭纪律复审、在校记录复审、警方记录复审、约谈应诉人、约谈教师与校方主管、约谈与本案有关联的人员、约谈原告、约谈警员与证人、进行心理与精神测试以及据此所提交的具体处分建议⑾。这份报告涵盖的信息通常包括涉案少年的家庭历史及父母管教质量、同龄人关系、在校出勤、成绩及表现、参与学校及社区活动以及法院或警方先前介入等情形⑿。其中，对未成年人本身的调查包括身心状况与品格特征调查。换言之，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以品格调查为限。除了表明这些罪错境况外，社会调查通常还会调查涉案少年是否遭遇家庭虐待、遗弃或照管不良以及是否有酗酒或毒品滥用等行为。
具体来说，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应该涵盖性别、种族、首次出庭年龄、首次被转介至少年法院的渠道、转介缘由、正式法庭安置、被法院判处的首次安置、其他法庭令及相应条件、所聘律师类型、初始答辩、既往罪错数量、首次罪错的年龄及时间、初次听审后的罪错数、罪错总数、初犯罪错同案犯人数、拘留次数、与被害人之非接触建议及家外安置次数等⒀。各州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州情而对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内容有所增删。如《新泽西州少年司法法典》（New Jersey，Code of Juvenile Justice）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涵盖这样一些内容：实施罪错行为的情境分析、罪错给社区带来的影响、犯罪人的既往犯罪史、犯罪人家庭境况、犯罪人的经济来源、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的经济来源、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罪错的监管情况、未成年人被指控卖淫或从事人口贩运的相关信息⒁。
在社会调查报告最后一节，缓刑官会向主审法官提出安置建议，这部分内容是社会调查报告的关键部分。通常来说，可供法官选择的未成年人安置选项较多。依这些调查报告，法官通常可判处未成年人缓刑或送到寄养家庭、释放未成年人回到父母身边、强令未成年人接受机构矫正、判令儿童由法院监护或接受分流措施。此外，对那些犯侑较重罪错的未成年人，少年法院还可基于社会调查报告之建议，强令其人精神病院、教养院、监狱及卫读学校接受机构矫正⒂。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保密性
因社会调查报告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相关信息通常作为未成年法庭档案予以妥善保存，一般不得向公众开放⒃。如在北卡罗来纳州，法律明文禁止不相干人等获取社会调查报告中的有关信息⒄。依《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Louisiana Children’s Code）第891条规定，法院可下令对社会调查报告予以编辑，以保护涉案信息来源的保密性；法院亦可警告地区检察官或未成年人辩护律师，不得揭露社会调查报告中可能会损及未成年人的任何信息⒅。据修订后的阿拉斯加州《儿童援助规则》（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第16（c）条，若发现透露报告中全部或部分内容可能会危及未成年人心理，法院可下令予以禁止；在做出披露限制前，法官可先不公开审查，而这种限制并不禁止未成年人辩护律师或其法定监护人获取相关信息。不过，法官可以禁止未成年人辩护律师或其法定监护人透露这些信息给未成年人⒆。《爱荷华州法典》（Iowa Code）第232．48（4）条规定，若法院认为信息披露可能会严重危及对未成年人的处分及矫正，其可下令禁止向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予以披露社会调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⒇。然而，一旦涉案少年并未聘请律师，一些州则允可法院酌情告知前者社会调查报告部分内容。如据《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1条，若未成年人没有律师协助，法院则可向其公布社会调查报告中的事实部分(21)。
一般来说，涉案少年及其父母或监护人、辩护律师或其他适格人员可查阅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这给予被告人一定机会来反驳调查报告中不实或不公正的内容。如依《田纳西州少年诉讼规则》（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s）第33（e）条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只有涉案少年及其律师、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其他有关当事人才能检视并获取社会调查报告及所有医疗、心理和其他报告副本；法院可酌情拒绝许可律师以外的人等查阅或复制全部或部分可能不利于涉案少年的敏感内容(22)。又如《爱荷华州法典》第232．48（4）条规定，法院应允可未成年人辩护律师在法院做出安置决定前检视社会调查报告(23)。
三、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实施主体及适用程序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实施主体及调查对象
美国各州对担任未成年人案件调查官的人员并不完全一致。为了、确定适当的安置处分，少年法院通常需要通盘考虑来自多方面的建议，包括缓刑部门的建议、社会福利机构的建议以及精神病理评估或心理测试等等(24)。但通常来说，安置建议一般由缓刑部门通过社会调查向少年法院提交。缓刑官通常由所在郡少年司法委员会提名，并由少年法院法官任命，而后者可在任何时候以“正当理由”（good cause）免去缓刑官所任职务(25)。
尽管缓刑官通常是担任社会调查官的不二人选，但这并不排斥其他人员亦可协助甚至单独实施对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报告。如依《得克萨斯州家事法典》（Texas Family Code）第54．04（b）条，除了证人证言外，少年法院可要求缓刑官、法院专业人员或专业顾问提交书面报告(26)。依《田纳西州少年诉讼规则》第33（a）条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由青少年事务官、缓刑官或其他法庭指定人员完成(27)。而据阿拉斯加州《儿童援助规则》第16（a）（2）条，除非各方弃权且法官允可，否则法定监护人亦可从其角度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涉及法定监护权、未成年人处置、探视、儿童个案计划等等(28)。该规则第16（a）（5）条还同时许可其他当事人提交有助于未成年人安置的社会调查报告(29)。若有必要，缓刑官还可邀请精神病理专家或心理专家诊断情绪问题或进行智商测试(30)，以协助确认适当矫正计划(31)。此外，尽管专任调查官因兼修多门学科而对问题少年调查更具有专业优势，有时候法官亦会越俎代庖，自行调查。当然，法官并不总是怀疑调查官报告的真实性与实用性。但是法官有时仍会事必躬亲，这往往是出于经济考虑，这在人口稀少且预算有限的地区并不为奇。
从调查对象来说，社会调查通常需要对未成年人本人、未成年人所在家庭尤其是父母或监护人、未成年人所在学校或职场、未成年人所在社区及未成年人罪错案件被害人等不同群体进行全面调查。如据《怀俄明州少年司法法》（Wyoming Juvenile Justice Act）第14—6—227（c）条规定，社会调查对象包括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未成年人所在学区代表；缓刑部门代表；精神病理医生、心理医生或心理卫生专业人士；地区检察官或其代表、未成年人辩护律师或法庭指定之临时监护人、志愿者以及养父母(32)。第14—6—227（d）条继而补充规定，调查对象还可涵盖未成年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医疗卫生部门代表以及其他具有专业知识或技能的人士(33)。
为有案可循，一些州还特别要求在调查过程中应逐一如实记录调查对象个人基本信息及其与涉案少年的关系。如依《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0（B）条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将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人员姓名及其与未成年人关系登记在册(34)。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步骤及适用程序
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少年法院的听审阶段分为裁判听审（sdjudicatory hearing）及安置听审（disposition hearing）两阶段。问题少年到庭接受聆讯的首要程序便是裁判听审，大体相当于刑事（成人）司法中的审理阶段，以判断未成年人是否犯有罪错。一旦涉案少年对指控供认不讳或裁判听审确认相关指控成立，对其安置听审随即安排。安置听审大体相当于刑事（成人）司法中的量刑阶段，以确定何种安置方式对未成年人矫正与发展最为有效。正是安置听审，使得“国家亲权”原则在少年司法中的作用与指导意义得以最淋漓畅快地体现。在裁判听审之后、安置听审之前，法庭官员（通常为缓刑官）会为法官在安置听审阶段采取适当措施而对涉案少年进行调查。一旦缓刑官完成对涉案少年的社会调查并提交社会调查报告，法官便会及时安排安置听审。如在北卡罗来纳州，在获取足量有关涉案少年社会、医疗、精神病理、心理及教育信息后，法院即可进行安置听审(35)。
在法官于裁判听审阶段确认涉案少年有罪错事由存在后，社会调查报告通常便会随即开展。一般而言，法官不会在未成年人罪错行为被确认之前审阅社会调查报告。但这仍有例外情形，即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或辩护律师同意前提下，法官可提前审阅相关调查报告。如依《佛罗里达州法典》（Florida Code）第985．43（3）条，除非获得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同意，否则法官不得于未成年人罪错确认之前得以审阅社会调查报告(36)。类似的，《北卡罗来纳州法典》（Noa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第7B—2413条规定，只有在获得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父母或监护人、或辩护律师同意前提下，才可以准备社会调查报告及危险与需求报告；若无法形成共识，则社会调查必须在裁判听审完结后方可进行，除非法院以书面形式认为该报告对安置听审毫无必要(37)。
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并非一蹴而就，承担社会调查的缓刑官或其他法院指定人员大体上需要经过这样的流程：首先是查寻与涉案少年及家庭有关的所有现存信息，紧接着对这些信息去伪存真，之后整合相关数据及资料，最后在此基础上形成客观性分析报告并提交至法院(38)。待新鲜出炉后，社会调查报告相关信息可由法官、检察官、公设辩护律师共享之，以期尽可能实现量刑的公正性。如依阿拉斯加州《儿童援助规则》第16（c）条，除非另有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及补充资料必须服务于所有当事人(39)。收集相关资料、约谈及作出相应建议时，缓刑官之观点务必要有事实证据佐证，且不得带有个人主观判断。在资料搜寻过程中，各州均强调收集第一手资料。如田纳西州青少年事务局主张，信息应当通过与涉案少年及其父母或监护人的个人约谈来收集。他们还特别强调，必须通过家访来亲眼目睹这些未成年人的生活状况及邻里周边境况(40)。
进行安置听审时，法官需仔细翻阅社会调查报告及缓刑官安置建议书等文书资料，之后法官将依据不同问题少年个体差别作出适当安置处分决定(41)。如《佛罗里达州法典》第985．43（2）条规定，在出台案件安置最终决定之前，法官应检视对涉案少年的所有评估及社会调查报告(42)。在决断时，法官通常都会考虑如下因素，诸如该问题少年的既往违法史，对判处家庭照管、强制入学以及其他特殊举措所能利用的社会资源。首先法官须判定问题少年系初犯还是累犯。通常情形下，法官对初犯较为怜悯，惩戒较轻；而对于那些经常出入少年法院、屡教不改的问题少年，法官不会手下留情，惩戒则较重。其次，法官还会通盘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有关减轻情节与加重情节等因素，努力做到客观、公正与高效。在这一阶段，法官还可能会根据听审进程及案件证据适用而要求提供更多信息。如《田纳西州少年诉讼规则》第33（c）条规定，法官得在任何时候要求补充相关社会调查信息(43)。《佛罗里达州法典》第985．43（2）条亦规定，法官可通过法庭令，要求缓刑部门、郡学校系统或社会、心理及精神病理机构作出额外评估及研究。此外，法官还可依据相关法律要求将教育需求评估纳入社会调查报告之中(44)。
与裁判听审阶段的剑拔弩张有所不同的是，安置听审阶段适用证据规则时不会如前者那样严格，所有与涉案少年有关的证据都可被准入而被予以审视(45)。在这一阶段，传闻证据与邻里评价都可被引作判断对未成年人具体处理措施的依据。原则上来说，社会调查报告可视为传闻证据，无法回避涉案少年对其中部分或全部内容不客观及不公正的疑虑，因而仍须在安置听审阶段进行必要质证。特别是对于那些可能会判处未成年人机构处分的较严重案件，各方均不会掉以轻心，安置听审将就缓刑官及调查报告中所列有关人员的证词，进行交叉质证。在此情形下，涉案少年亦不会坐以待毙，其可通过辩护律师对调查报告所列举的有关事实及信息提出异议(46)。
在安置听审前，通常都要至少提早几天甚至更长时间将社会调查报告交至诉讼参与各方，以便后者有时间对相关内容进行检视(47)。如《佛罗里达州法典》第985．43（3）条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完结之时即应与所有其他相关报告及评估提交给未成年人及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未成年人辩护律师及检察官检视，但不得迟于安置听审前48小时(48)。依《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1条规定，除非基于正当理由，否则社会调查报告附件应不迟于安置听审前3天提交至地区检察官及未成年人辩护律师处(49)。相比之下，阿拉斯加州的时间要求可能较为苛刻。据其《儿童援助规则》第16（a）（3）条，除非法院另有要求，否则缓刑部门应当在安置听审15天前提交社会调查报告，而法定监护人亦应在安置听审前10天提交相应社会调查报告(50)。待收到社会调查报告后，法官与律师便会对该报告进行检视与修改。在此过程中，缓刑官仍需与律师通力合作，共同研拟或可为双方所接受的安置方案，以供法官参酌之用(51)。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调查报告对于未成年人案件并非一概适用，并非所有的少年法院都会要求提交该报告。如在北卡罗来纳州，一旦法院以书面形式确认社会调查报告毫无必要，其可在无社会调查报告提交情形下进行安置听审(52)。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完成这些报告需要花费较多时间来准备，加之相关诊断信息通常又因经费问题而带有相当局限性(53)。一些州通过立法强制实施社会调查报告，而在其他州仅仅在涉案少年可能会被处以机构化处分时才会要求使用社会调查报告(54)。此外，对于那些仍将裁判听审与安置听审合二为一的个别州，少年法院在确认涉案少年偏差行为或身份过错成立后会立即做出安置决定(55)。如此，社会调查便几无从进行。
四、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的检察介入
伴随少年法院对刑事（成人）司法正当程序的适当引入，检察官在美国少年司法特别是听审中的地位与作用亦与日俱增。肩负打击犯罪与防卫社区的重任，检察官在安置听审中更关注案件事实、暴力程度、损害程度及被告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56)。如《全美检察准则》（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简称NPS）第三版第4—11．10条建议，检察官应积极参与未成年人安置听审；在审查由缓刑部门及其他部门所准备的社会调查报告后，检察官可向法庭提出建议；在建议时，检察官应考虑这些安置建议是否最大限度满足了未成年犯的利益及需求，不过前提是这应与社区安全及福利相一致(57)。该准则第4—11．11条还要求，在未成年人安置听审阶段，检察官应促请法庭认识到涉案未成年人之行为给被害人及社区所带来的影响(58)。《路易斯安那州儿童法典》第890（D）（4）条规定，除了社会调查报告中应含“被害人影响陈述”《victim—impact statement）外，检察官亦可向少年法院提交被害人影响陈述，内容包括被害人或其家庭因未成年人罪错所受遭遇、经济损失、医疗开支及肢体损伤等等(59)。
一些检察行业性规范亦明确敦促检察官肩负起对刑事（成人）司法中刑前报告的监督职责，而这同样适用于由少年法院移送而来的未成年被告人。如《合众国检察官手册》（United States Attorneys’Manuel，简称USAM）第9—27．750条要求，“在量刑听审之前，检察官应向辩护律师展示其拟提请法院注意的真实资料，而这些资料未在刑前报告中有所反映”(60)。不但如此，鉴于此类职权往往牵涉信息公开，《美国律师协会刑事司法准则》（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之《检察职能》（Prosecution Function）第3—6．2条建议：检察官应当协助法庭置其判决立足于完整、准确的刑前报告之上，检察官应当就刑期向法院公开其掌握之任何信息。若检察官注意到刑前报告有所疏漏或不尽准确，应采取措施来向法庭及辩护律师呈现完整且正确之资料(61)。《全美检察准则》（第三版）第7—2．1条亦建议，检察官在撰写及提交刑前报告中应发挥积极作用：在撰写刑前报告时，检察院应就被告人背景资料作为缓刑部门之信息来源；检察院应在刑前报告提交法庭之前审查该报告；在注意到刑前报告有关内容与检察官知悉内容有冲突之处时，检察官有责任就该内容告知有关方面(62)。
五、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质疑与反思
（一）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面临的质疑与挑战
尽管社会调查对未成年人案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使用社会调查报告并非一劳永逸而没有任何风险。美国少年司法学家马丁·A·弗雷（Martin A．Frey）与尔斯·P·布本尼（Charles P．Bubany）提醒，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一些信息尽管与涉案少年有关，但有可能失真或不可靠。社会调查所涉及的内容不一定都会经过法庭质证，而这会造成涉案少年诸如获悉指控等相关权利的缺失，继而影响追求事实真相的听审目的(63)。在许多州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并不一定包含被害人影响陈述。相比之下，在刑事（成人）案件中，被害人影响陈述于刑前报告中的出现频率远较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为多(64)。
而出于对种族差异（racial disparity）的厚此薄彼，亦可能会在社会调查报告之中。基于对200份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报告的深度分析，美国研究人员发现缓刑官更趋向于记录黑人的负面人格；与此同时，缓刑官却更趋向于记录白人的不堪成长环境。不但如此，缓刑官在评估未成年人再犯可能性时，亦多认为黑人再犯率较白人为高(65)。
（二）未成年人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检讨与修正
与刑事（成人）司法倡导的对抗式诉讼不同的是，理论上来说少年司法的所有参与方都应站在未成年人一边，其行为举止在诉讼过程中都被期待以“儿童最佳利益”（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原则为准绳(66)。然而，这并不是铁板钉钉的。正如美国刑事司法学家劳瑞·J·西格尔（Larry J．Siegel）及布兰登·C·威尔士（Brandon C．Welsh）所指出的，安置应当符合“儿童利益最佳”原则：在对解决或满足未成年人个人需要而提供必要帮助的同时，还应满足防卫社会的需要(67)。随着更加强调未成年人的归责性，在安置听审阶段，法官需要在如何防卫社区、如何修复损害及“儿童利益最佳原则”之间寻求平衡点(68)。如田纳西州青少年事务局在2010年出台的《安置前调查及其报告手册》（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中强调，除了涵盖未成年人品格、人际交往、成长环境、家庭状况、精神病理及心理状况外，社会调查还应包括对未成年人是否对其自身、他人及社区造成危害的评估。该手册特别提醒道，“所有这些因素，都对法院做出真正合乎儿童、家庭及社区最佳利益的适当安置至关重要”(69)。愈来愈多的州在进行社会调查和制作社会调查报告时，越来越强调对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及归责性的评估。在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之前，绝大多数州都要求缓刑官进行必要的风险评估与需求评估，确保相应建议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因大多数罪错少年犯行情节比较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故此美国少年司法尤为强调未成年人的顺利回归社区。未雨绸缪，对未成年人所在社区相关资源可得性及未成年人复归社区可能性的现实分析，特别是邻里周边对未成年人的接纳度及维护成年人对邻里周边的接纳度，都日益成为社会调查的重要内容。
基于防卫社会目的，许多州对社会调查报告保密性亦有所松动。如在路易斯安那州，法院可在收到社会调查报告30天内，下令向未成年人所就读学校透露如下信息：在读9至12年级之未成年人（相当于我国在读高中生）此次被捕、先前定罪或安置的任何信息；触犯重罪或分发、携带毒品等轻罪之未成年人逮捕、指控及裁判听审所有信息(70)。而依《爱荷华州法典》第232．48（4）条，如果社会调查报告显示未成年人行为危他人安危，或者其暴力行为已致使他人身体伤害，或为性虐待的施暴者或被害人时，除非法院另有命令，否则未成年人父母、监护人养父母或其他肩负监护责任的人都可获取社会调查报告中的有关信息(71)。
随着对被害人保护力度的加大，联邦及一些州近年来明确要求社会调查报告应当涵盖“被害人影响陈述”(72)。其目的在于了解被害人因未成年人罪错所遭遇的身体与精神损伤及经济损害，调查内容包括被害人对该罪错的回溯、被害人损失、被害人所获补偿等等。在涉及到一些严重未成年人案件中，缓刑官通常需要从被害人或其父母等监护人处获取被害人影响陈述，并将其写入报告之中。而若被害人为未成年人时，则访问对象亦涵盖其父母或监护人。此外，若被害人死亡，则其近亲属会被缓刑官询问之。上述被害人影响陈述将作为社会调查报告组成部分一并提交至法官处(73)。比如在新泽西州，新修订的《少年司法法典》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包含被害人影响陈述或被害人近亲属影响陈述；陈述内容涵盖遭遇的人身、心理或情感伤害及创伤，所遭受的包括收入及工作能力损失在内的任何损失等等(74)。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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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Cox，Steven N，Jennifer M．Allen，Robert D．Hanser and John J．Cornrad．（2008）．Juvenile Justice：A Guide to Theory，Policy，and Practice（6th edition）．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60．
⑻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⑼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50．
⑽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
⑾Abadinsky，Howard．（2006）．Probation and Parole：Theory and Practice（9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rice Hall，p．36．
⑿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2010）．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⒀Champion，De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p．293—296．
⒁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2012）．New Law Advisory．Trenton，NJ：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f New Jersey，p．3．
⒂同注释⑽。
⒃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2010）．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⒄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808（c）（1）．
⒅同注释⒇。
⒆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c）．
⒇同注释(22)。
(21)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22)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e）．
(23)Iowa Code，§232．48（4）．
(24)Kupchik，Aaron．（2010）．Juvenile Crime（revised edition）．New York，NY：Facts on File，pp．88—89．
(25)Dorne，Clifford．（2008）．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Upper Saddle Ro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159．
(26)Texas Family Code，§54．04（b）．
(27)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a）．
(28)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2）．
(29)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5）．
(30)Whitehead，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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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even P．Lab．（2013）．Jurenile Justice：An Introduction（7th edition）．Walham，MA：Anderson Publishing，pp．291—292．
(31)Dorne，Clifford．（2008）．Restorative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Upper Saddle Ro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160．
(32)Wyoming Juvenile Justice Ac，§14—6—227（c）．
(33)Wyoming Jurenile Justice Ac，§14—6—227（d）．
(34)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0（B）．
(35)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808（a）．
(36)Florida Code，985．§43（3）．
(37)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2413．
(38)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2010）．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Nashville，TN：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p．3．
(39)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c）．
(40)同注释(38)。
(41)Mays，Larry，and Thomas Winfree．（2003）．Juvenile Justice（2nd edition）．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p．152．
(42)Florida Code，985．§43（2）．
(43)Tennessee Rules of Juvenile Procedure，§33（c）．
(44)同注释(42)。
(45)Roberson，Cliff．（2000）．Exploring Juvenile Justice．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176．
(46)Lawrence，Richard and Mario Hesse．（2010）．Juvenile Justice：The Essentials．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p．190．
(47)Malion，Gerald P．，and Peg McCant Hess（Eds．）．（2005）．Child Child Welfa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Handbook of Practices，Policies，and Program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p．698．
(48)Florida Code，985．§43（3）．
(49)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50)Child in Need of Aid Rule，§16（a）（3）．
(51)Mallon，Gerald P．，and Peg McCant Hess（Eds．）．（2005）．Child Child Welfar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 Handbook of Practices，Policies，and Programs．New York，NY：Columbia University，p．699．
(52)North Carolina General Statutes and Codes，§7B一808（a）．
(53)Champion，Dc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299．
(54)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50．
(55)Gardner，Martin，（2003）．Understanding Juvenile Law．Newark，NJ：Lexis Nexis Press，pp．278—279．
(56)Marsh，Toni．（2007）．Juvenile Law．Clifton Park，NY：West Legal Studies，p．91．
(57)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4—11．10．
(58)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4—11．11．
(59)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0（D）．（4）．
(60)United States Attorneys’Manuel，§9—27．750．
(61)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Standards for Criminal Justice—Prosecution Function（3rd edition），§3—6．2．
(62)National Prosecution Standards（3rd edition），§7—2．15．
(63)Frey，Martin A．，and Charles P．Bubany．（1973）．Pre—Adjudication Review of the Social Record in Juvenile Court：A Low—Visibility Obstacle to a Fair Process．Journal of Family Law，12，p．393．
(64)Champion，Dean（2010）．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Delinquency，Processing，and Law（6th edition）．Upper Saddle River，NJ：Pearson Prentice Hall，p．300．
(65)Whitehead，John
T
．
and
Steven P．Lab．（2013）．Juvenile Justice：An Introduction（7th edition）．Walham，MA：Anderson Publishing，p．292．
(66)Mays，Larry，and Thomas Winfree．（2003）．Juvenile Justice（2nd edition）．Long Grove，IL：Waveland Press，p．151．
(67)Siegel，Larry J．and Brandon C．Welsh．（2011）．Juvenile Delinquency：the Core（4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 Thomson，p．348．
(68)Hess，Karen M．（2011）．Juvenile Justice（5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320．
(69)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2010）．Predisposition Investigation and Report Manual．Nashville，TN：Tennessee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p．2．
(70)Louisiana Children’s Code，§891．
(71)Iowa Code，§232．48（4）．
(72)Alarid，Leanne F．and Rolando V．del Carmen．（2011）．Community—Based Corrections（8th edition）．Belmont，CA：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pp．52—53．
(73)Roberson，Cliff．（2010）．Juvenile Justice：Theory and Practice．Boca Raton，FL：CRC Press，pp．176—177．
(74)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2012）．New Law Advisory．Trenton，NJ：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Courts of New Jersey，p．3．
【作者简介】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学博士，日本龙谷大学犯罪矫正博士后，研究方向：刑事法学、少年法学及比较检察学 【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14年第5期
第五篇：未成年人司法管辖制度比较
未成年人司法管辖制度比较
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建立区别于成年人的罪错少年处理制度已成通例。但是，在这看似统一的制度之下，实践做法却各有不同，价值理念异彩纷呈。
按照解决罪错少年问题的主体，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法庭模式”，主张一般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法庭按照一定程序进行审理，代表国家有美国、日本和德国。因其处理方式的严肃性，又称“蓝色模式”。二是“福利治疗模式”，或称“委员会模式”，主张一般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由行政性福利机构来处理，只有少量严重的刑事案件由刑事法庭来审理，即使审理，适用刑罚的可能性也很小，处罚程度很轻微，代表国家主要是北欧各国，如瑞典、芬兰、挪威、丹麦。因其处理方式的缓和性，又称“红色模式”。三是“社区参与模式”，强调社区和公众积极参与案件的处理，而国家机构的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新西兰，通过运用集体会议制度以及司法协调制度，将大部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从司法程序中转处出来，运用社区资源进行解决。因其处理方式的新颖性和草根性，又称“绿色模式”。
“蓝色模式”强调司法干预，侧重保护性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建立，“红色模式”侧重于保障性的儿童和家庭福利制度的建立，“绿色模式”侧重于家庭、家族和社区等自治力量的动员，公权力的减少介入，倡导自然环境下的问题解决机制的建立。
目前，国际社会以“蓝色模式”为主导，“红色模式”局限在北欧地区，“绿色模式”新近诞生于澳洲，正在对国际少年司法制度及观念形成冲击。
一、美国司法的广泛管辖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创建少年司法体制的国家。19世纪的美国，传统的社会模式解体，家庭的形态及其功能都发生变化，对未成年人的教育责任也逐步由家庭剥离出一部分给社会。特别是美国内战结束后，大量的未成年人浪荡街头，未成年人犯罪异常猖獗，但传统的刑事审判体制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儿童救护者们掀起了司法改革的浪潮。在此影响下，以“国家监护权”以及“儿童宜教不宜罚”为基本原则，1899年，芝加哥法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庭。
少年司法管辖的案件不仅限于少年刑事犯罪，而且泛化到整个少年罪错行为，诸如逃学、离家出走、违反宵禁令、持有酒精饮料、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有一些难以纠正的不良习惯等，都构成身份犯罪，受到司法管辖。
二、德国司法的严格管辖
19世纪下半叶，德国开始探索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合理模式。它最初试图规定以少年福利委员会的形式来处理少年案件，但通过行政体制解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在法理上说不通，引起了广泛争议。19世纪末期，美国掀起的“拯救儿童运动”和“少年法庭运动”波及到德国，德国最终选择了少年法庭模式，放弃了少年福利委员会的模式，于1908年建立了第一个少年法庭，并先后制定了《青少年福利法》和《青少年刑法》。
区别于美国的是，德国未成年人的各种违法犯罪案件主要由行政、司法机构相互协作来处理，实行少年法庭受理刑事案件的体例。
14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以及其他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等行政性案件集结于少年署统一处理，辅之以监护法院；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以及18岁至21岁的犯罪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受理，行政与司法两部分权重相当。
三、日本司法的折中管辖
日本少年司法体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的影响。战后，美国控制下的日本在政治、司法等领域进行了巨大改革。设置了家庭裁判所，少年刑事案件由家庭裁判所与普通裁判所分别按照保护处分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而家庭裁判所对少年刑事案件行使先议权。1947年制定的《日本儿童福利法》以及此后的《日本少年法》、《日本少年审判规则》将这一体制正式确立下来，一直沿用至今。
日本在家庭裁判所中设有少年法庭，受理案件的范围有少年犯罪案件、少年触法案件、虞犯少年案件。其他情况的未成年人都、道、府、县知事或儿童商谈所所长按照《儿童福利法》规定采取福利性保护措施。由此可见，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处于英美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之间。
四、瑞典福利行政机构的广泛管辖
北欧国家是高福利国家，也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比较重视行政权力的运用。德国曾最早设想由少年署解决所有未成年人事件，后来受英美影响，改变思路设立了少年法庭，但其构想在北欧发展起来，典型化表现即在瑞典。瑞典国内设有儿童福利局，管理有关儿童的一切福利事务。不满20岁的少年，有犯罪行为、不良行为，缺乏自制力，乱用兴奋剂与饮酒等都可以由儿童福利局处理，采取各种帮助措施。具体处理情况如下：15岁以下的儿童，不负刑事责任，即使犯罪也由福利局处理，福利局视其需要程度，可以在儿童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对其个人、家庭进行精神上、经济上的帮助；15岁以上的儿童可以承担刑事责任；15岁至18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不予起诉，以福利局处理为主，征求其本人意见采取各种帮助、教育措施，司法机关追究为辅；18岁至20岁之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一般予以起诉，但可以申请由福利局收容。其司法管辖权相对于英美、德法国家而言大为缩减，相反，儿童福利局的权力空前膨胀。各种处理方式都以福利色彩浓厚为特色，相对其他国家轻缓得多。
五、澳大利亚自治力量的动员
近些年来，澳大利亚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全面贯彻家庭社区参与、司法分流、非监禁刑等理念，形成了令世界各国瞩目的独特模式。
在澳大利亚，犯罪按其性质和严重程度划分为简易审判罪和可予起诉罪。其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处理理念是尽量少采取司法干预措施，尽可能通过家庭和社区来教育和矫正。对于实施或被指控实施简易审判罪以及可以经简易程序处理的可予起诉罪的未成年人，他们通过警方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具体措施包括警告、训诫和青少年司法会议。青少年司法会议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项制度设计，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青少年，如果其犯罪情节较轻且已经认罪，并有悔过改好的意愿，可以送交青少年司法会议。具体工作由青少年司法局的会议召集人负责。青少年司法会议在召开会议之前必须进行资料准备。一般由青少年司法会议出资雇佣资料调查官进行资料收集并写成报告。调查官由社区内有威望、并有专业知识的人士担任。青少年司法会议由犯罪的青少年、其法定代理人、其家庭和家族成员、受害人本人或受害人的代理人、青少年司法局的官员、社区里有威望的人、警察等参加。司法会议的结果是制定处理方案。
犯罪情节严重或尽管犯罪情节不严重但当事人不认罪的必须提交法院。儿童法院受理案件后，按照特殊的少年刑事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并作出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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