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

第一篇：论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

论未成年犯社会调查制度报告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这已成为当今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未成年人犯罪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其本身罪大恶极，而是由于未成年人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尚未成熟，对是非的判断能力较差，同时冒险欲、模仿欲较强，感情易冲动，法制观念淡薄，通常一个小小的争吵就会导致未成年人头脑发热而犯罪，又或者他们是糊里糊涂地就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对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教育未成年人自我“觉醒”，知过悔罪，重新走上正确道路。

新刑诉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分析,并在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

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雏形

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未实现立法化之前有关的司法解释已涉及。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另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检察院和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借鉴域外经验，进行了审前调查制度探索和尝试，虽然还存在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审前调查制度的建立是完善我国少年司法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工作的一个方向，应在全面总结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条件成熟时以立法形式将该制度确立下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

二、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主要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通过走访家庭、学校、派出所等有关部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作案前的一贯表现、作案原因、家庭生活环境、重新犯罪几率、社会危害性预测等作一个全面了解。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成长经历和接受帮教的条件，而不是直接反映案件本身的事实。该制度体现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挽救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符合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客观规律。法庭教育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对于未成年被告人能否吸取教训，积极悔过有着积极影响。由于每个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存在差异，其接受法庭教育的自觉性及对教育内容的感悟能力亦不相同。因此，通过调查报告全面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特性和成长历程，有利于少年庭采取有效方法，既动之以情，又晓之以理，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庭教育，以消除和减少未成年被告人的抵触、对立情绪。综上所述，为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社会调查制度有肯定的实施必要性。

三、未成年犯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是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案发前表现情况的背景资料总和，有人也称为“品格证据”。社会调查报告无论由谁制作完成，最终都将与法官见面。法官可将其中的内容作为素材，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也可将其作为量刑时酌定情节的参考依据。根据我们的审判实践，社会调查报告中的相关内容也可作为教育的内容纳入到判决书中，关键是要作出合适的取舍。社会调查报告有诸多事项和信息，包括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情况、家庭情况、学习情况、交友情况、兴趣爱好、性格特征、社区环境等内容。法官要善于把其中对教育有关、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有用的信息提炼出来，汇人判决书教育的总体编排中，如被告人平时行为表现、引发犯罪的直接动机、周围人群的期盼等。法官在引用社会调查报告材料写入判决书时需注意：不能引用有争议的事实；不能引用未经核实的材料；不能引用带有家庭隐私或个人隐私的材料。

四、我国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

未成年人群体在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是建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根本原因。未成年犯罪人多处于学龄后期和青年初期，这是未成年人个体身体生长旺

盛、各种能力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未成年人的识别能力、判断能力和控制能力都要弱于成年人，同时又易受暗示，模仿性强，看问题容易片面化和表面化，情绪上的极端化色彩浓厚。从成长规律来看，未成年人的人格、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比成年违法犯罪者更具有可塑性。根据标签理论，如社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量刑不当，未成年人随后的反应可能更加不良，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通过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活动，查清未成年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导致其实施犯罪行为的直接诱因及影响其选择行为方式的条件因素，对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找准感化点，有的放矢地改造、管教未成年犯罪人，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篇：vl未成年被告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运行模式比较研究h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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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被告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运行模式比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开庭 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 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 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这就是我国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 家都实行了这一制度，但对于我国来说还是新生事物，《若干规定》对这一制度的规定也比较原则，缺乏一定的 可操作性，致使少年法庭在具体实施时存在不少困难。但是，各地的少年法庭，尤其是河南省兰考县人民法院青 少年刑事审判庭和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均依照该条的规定，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尝试，并获 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为进一步总结经验，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笔者 拟对上述两地法院少年法庭的做法分五个方面作一粗略地比较研究，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全国同行的关注，裨益 于司法实践。

一、社会调查主体(社会调查员)的确定。据了解，两地法院对此都不约而同地先后进行过一些类似的尝试。最初是让控方即公诉人负责这项工作，但因最高人民检察院没有作相关规定和解释，公诉人往往认为该社会调查 制度不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必经程序，不是其工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且与其指控犯罪的职责也不相协调，徒增 加工作量，故不同意负责调查。即使同意调查，也不是很积极，致使社会调查流于形式，其撰写的社会调查报告 也空洞无物，没有实际意义。后来，法庭又尝试让辩护人担任社会调查员，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辩护 人倒是比较积极，配合也较好，但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 量刑有利的事实和情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对该未成年被告人不利的一面，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 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同时，实践表明，其他个别地方由主审法官本人担任调查员的做法也存在诸多弊端，不 仅与控辩式诉讼方式相悖，而且容易给外界留下“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审判不公”等不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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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河南省兰考县法院进行了在其青少年庭内，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之外，设立一名相对固 定的社会调查员的探索，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于 2000 年 6 月经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兰考县人民法院 青少年刑事案件审判庭社会调查工作规则(试行)》(以下简称《兰考规则》)。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未成年被告人 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的规范性文件。它在第四条规定：“青少年法庭设社会调查员，负责社会调查，制作社会 调查报告，参与法庭审理，跟踪帮教考察等工作。”

同时，上海市长宁区法院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和原因，却探索了一条与兰考县法院的做法截然不同的道路：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总结，长宁区法院认为，由法官之外的人承担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是 一种比较妥当的做法。于是经过多方协调，最后确定由长宁区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来负责这项工作。

二、社会调查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兰考县法院和长宁区法院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内都设有社会调查员的席 位。但不同的是，兰考县法院是将社会调查员设立在审判台与被告人席之间，与书记员并列的位置上(见《兰考 规则》第五条);而长宁区法院则是将社会调查员席与证人席相对应，在被告人席与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席之间单 独设立一个席位。同时，在长宁区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社会调查员是不被视为证人的，可是在出 庭方式以及在法庭上停留时间方面却又等同于证人： 在法庭调查即将结束之际，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其所撰写的 反映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宣读完毕后即退出法庭，并不得参与旁听。据该院未成年人刑事审 判庭庭长称，这是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缘故。然而，《兰 考规则》却规定“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在法庭上，社会调查员的地位和角色介于证人和法官之间。开庭 时，法庭调查的最后一项由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并征询控辩双方的意见。宣读

读完毕后并不退庭，仍然 参与庭审，直至宣判。

三、社会调查员的职责。长宁区法院的做法是：社会调查员负责庭前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并 制作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在法庭调查时出庭宣读该报告。从《兰考规则》的内容上看，兰考县法院的社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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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员的职责范围要比长宁区法院广泛。具体来说，兰考县法院的社会调查员除具备长宁区的社会调查员所具备的 上述职能外，还要在法庭教育阶段主持整个法庭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工作，并可以向合议庭提出对被告人如何 适用刑罚的建议。同时，少年法庭在宣判后对该未成年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回访帮教措施也都由其承担。兰考县 法院认为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其一，解决了审判人员”先入为主“的弊端，与”控辩式“诉讼方式相融合，使 得控、辩、审三方各司其责，保证了社会调查的客观公正。其二，社会调查员承担了判前延伸及判后延伸等各项 工作，使审判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审理好案件，实现了当前所提倡的”精审判“的工作重心，同时使少年法庭审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迈上了审判与矫治各自专业，专一化的轨道。”

四、社会调查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两地的做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 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由于社会调查内容多，涉及面广，加之案件审理期限的约 束，所以两地的社会调查员均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可以分 别采取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的时候可以各种方法配合交叉使用。对调查内容一般应当制 作成笔录，特殊情况下可以事后追记。为了确保调查工作的质量，《兰考规则》第十条还规定“在调查时，社会 调查员应由二人同往”。

五、社会调查报告。根据《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社会调查员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就未成年被告 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

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就此调查而形 成的向法庭提交的书面报告，即为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报告。在调查内容上，两地法院的认识是一致 的，即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同 时，两地法院均认为，该报告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和意义：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 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刑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少年法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 情况后，少年法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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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否则，无的放矢，没有意义。第三，该报告也为少年法庭在宣判后对该未成年人回访跟 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两地在法庭上宣读社会调查报告的时间是相同的，都是放在法庭调查即将结束之 时。但就该报告的性质而言，据长宁区法院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庭长介绍，他们通常并不把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认为是否是证据不要争论为好，如果将其纳入证据领域则会增加认识的分歧。因此，如果被告人当庭对报告提出 疑问时，社会调查员不要回答。当然，该法院同时认为，不对此进行质证，并不等于不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 发表意见，所以，在社会调查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退庭后，由审判长逐一询问诉讼参与人的意见。与此不同的是，兰考县法院是把社会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的，并允许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提问题并当庭回答，质 证。对社会调查报告，两地法院均要求其内容要客观翔实、全面完整、准确公正。在社会调查报告中充分注意保 护被告人的隐私等合法权益。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审查一下报告内容，即便是事实，隐私方面的内容也不允许 当庭宣读。

在报告的用语方面，力求避免歧视性、侮辱性词语，多用不带感情色彩的中性词。

六、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两地法院均认为，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的案件，非经社会调查，并提出社会调查报告，不得宣告刑罚。另外，作为全国惟一的一家青少年刑事 审判庭，兰考县法院青少年庭还规定已满 18 周岁不满 25 周岁的青年犯罪案件，是否适用该制度，由主审法官确 定。(见《兰考规则》第六条)

通过以上比较，笔者认为：两地法院的具体做法，在笔者看来都是难能可贵的，但其中个别地方也有值得商 榷之处。具体来讲：

1、在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上，二者的做法都符合《若干规定》，都是合法的，但各有利弊。兰考县法院由 合议庭之外的法官担任，适合经济尚不甚发达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县城，因为这样做充分考虑到了我国的现实，即 我国绝大多数地方尚不存在长宁区所拥有的青少年保护办公室那样的社会团体，即使有也只是形式上的，起不到 应有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长宁区法院由司法机关之外的社会团体-青少年保护办公室承担社会调查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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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是该制度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各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组织和团体会越来越 多，而且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笔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少年法庭效仿长宁区 法院的科学做法。但就目前我国的现实而言，值得在全国绝大多数地方推广的，还应是兰考县法院的做法。

2、关于社会调查员在法庭中的地位及其职责，笔者认为，兰考县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与书记员并列的做法值 得研究。他们的做法容易引起其他人的误解，误认为社会调查员是合议庭成员之一，从而对判决是否公正产生不 必要地怀疑。而长宁区法院将社会调查员的席位置于被告人与辩护人、法定代理人之间的做法则比较妥当，因为 社会调查员既不是合议庭成员，也不完全等同于证人，放在此处比较合适。但是，该

法院让社会调查员出庭宣读 社会调查报告后即退庭的做法不妥。首先，当合议庭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报告提出疑问时，无法得到 回答和解释。其次，由于社会调查员进行了社会调查，因而就整个法庭而言，他是最了解和熟悉被告人的成长轨 迹的人，由他参与针对被告人进行的法庭教育，恐怕效果应该是最理想的。不让其参与法庭教育，实在可惜。最 后，让社会调查员参与法庭审理和法庭教育，并不会违反有关规定和不公开审理的原则。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隐 私权，是相对而言的。只要社会调查员参与了法庭审理过程，他就是诉讼参与人之一，他也就因此被赋予了保护 未成年被告人合法权益和隐私的义务。

3、关于社会调查报告，笔者认为应当视为证据。该报告既然是社会调查员在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存在 不准确、不公正、不客观、不全面的嫌疑。所以，应当允许合议庭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提出质疑，进行质证。该报告一旦被采纳，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如果不视为证据，不当庭质证，很难让被 告人和社会信服。当然，社会调查报告的用词一定要注意客观公正、真实准确，切忌偏见和歧视，要注意尊重被 告人，注意保护其隐私。

总之，笔者认为，未成年被告人个体情况社会调查制度的建立是健全和完善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举 措。兰考县法院和长宁区法院对该制度的可贵探索，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史上必定会重重地被写上一笔。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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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借鉴了外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先进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对于规范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制 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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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

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诉前考察制度的构建

内容摘要

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相对不起诉的运用过于谨慎，诉前考察制度是对不诉权内涵的有益探索，同时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崭新司法理念。它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和实践依据，并具有范围设定科学化、考察对象自愿化、考察内容多样化、考察队伍正规化等特点。

关键词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社工组织　不起诉　诉前考察

一、诉前考察制度概述

（一）诉前考察制度的含义

诉前考察制度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以前，委托专业社工组织对其进行考察，如确有认罪、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则可在考察期满后作出不起诉决定，否则检察机关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社工组织的意见在检察机关的最终处置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诉前考察制度的主要内容

1、诉前考察的主体

诉前考察制度的主体是检察机关。社工组织系受委托提供专业考察服务，其本身并非考察主体。

2、诉前考察的对象

一是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二是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不适合进行诉前考察的对象包括：重新犯罪的；复杂共同犯罪案件，由人民法院一并审理更为适宜的；民事赔偿问题在检察环节尚未解决的。

3、诉前考察的目的给暂时不符合不起诉条件、一般应予起诉的未成年人创造不起诉的机会。

4、诉前考察的程序

首先，选择对象。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涉嫌犯罪，有不起诉之意向，但根据案情或犯罪嫌疑人目前悔罪表现尚不宜立即作出决定的。

其次，检察机关向犯罪嫌疑人发出《社工矫正建议书》。该文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向犯罪嫌疑人表明检察机关认为其行为涉嫌犯罪；建议其到某社工点接受一定期限的诉前考察；告知考察的主要内容。

第三，如犯罪嫌疑人表示自愿接受考察，并征得其法定代理人、辩护律师同意，检察机关即向团区委青少年事务署（系现阶段青少年社工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发出《社工矫正通知书》，请青少署安排考察事宜。同时，向法定代理人发出《家庭帮教建议书》，该文书的主要内容是向法定代理人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原因，对法定代理人提出有针对性的帮教建议，以共同做好考察工作。

第四，由检察机关、青少署、社工组织共同成立考察小组，并签订《社工服务协议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三至六个月的考察。社工组织每月作一次小结，期满后进行总结、鉴定，并将鉴定报告及相关材料移送检察机关。另外，根据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与浦东新区司法局的协议，辩护律师对检察院的处置意向无异议的，应当参与考察小组，并根据犯罪嫌疑人考察期间的表现，对是否适宜作相对不起诉发表意见。

第五，检察机关、青少署、社工组织、社区、学校、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被害人等各方召开诉前考察效果评估会，对犯罪嫌疑人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评估。

第六，检察机关以社工的评定意见为基础，并结合各方面意见，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

考察期间，如果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接受考察，或者无正当理由未按时接受考察，或者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以前有其它遗漏违法犯罪行为未主动交代清楚，考察自动终止。

5、诉前考察的内容

一是每周在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无偿公益劳动（已满14周岁未满16岁的不适用）；二是社工每周对其进行思想、心理辅导并与其家庭、学校进行沟通；三是每月向社工作书面思想汇报；四是参加社工安排的各项青少年活动；五是责令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六是服从家庭帮教、监管；七是不得进入各级政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如网吧、歌舞厅等）；八是不得有不良交往；九是不得在特定时间段外出。

6、诉前考察的法律后果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表现较好，则检察机关将依法对其不起诉，并在文书中对其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表述和肯定；宣布不起诉决定时，青少署、社工组织应在场。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因主观原因而表现较差，则检察机关将对其起诉。

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间被发现有新的违法犯罪行为或以前有其它遗漏违法犯罪行为未主动交代清楚的，则检察机关将对其起诉。

二、诉前考察制度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及实践依据

（一）从观念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体现未成年人非监禁化理念的制度

从刑罚的目的看，我国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尤其是对于未成年罪犯来说。如果非刑罚手段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如果非监禁的刑罚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必动用监禁的刑罚。对于那些暂时还不符合不起诉条件的未成年人，我们无需急着将他们送上法庭一判了之，而应当积极地为他们创造不起诉的可能性。

从青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特征及刑事政策的趋势看，对未成年罪犯实行轻缓政策已成为许多国家的选择，尽可能采取非监禁处置措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为人接受的司法理念，例如，2000年美国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为70.25%，加拿大为79.76%，澳大利亚为77.48%，韩国和俄罗斯分别为45.9%和44.48%。在德国，只有4%的少年犯被判处监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而我国刑法基本上仍属于重刑化的，只有20%的少年犯没有被判处监禁刑。在这一背景下，司法机关进一步探索轻刑化、非监禁化甚至非犯罪化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从未成年人自身特性看，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要小于成年人，人身危险性要小于成年人，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要小于成年人。

（二）从技术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国外经验及我国法律规定有机结合的制度

诉前考察制度借鉴了国外某些经验的合理内核。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a规定，检察院可以在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被告人：作出一定的给付以弥补行为造成的损害；向某公益设施或者国库交付一笔款额；作出其它公益给付；承担一定数额的赡养义务。

我国加入的一些国际法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要求：对犯罪的未成年人给予“有效、公平、合理、公德”的待遇，并尽量减少司法干预，“既保护青少年的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我国的国内法也充分体现了上述国际理念。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一个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值得检察机关在司法实务操作中予以细化。比如，对“犯罪情节轻微”的把握，不能仅仅关注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罪行本身，同时要考虑其有无法定从重或从宽情节、一贯表现、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态度、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评判。另外，《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不得超过6个月。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这些规定，使得检察机关在作出不起诉决定之前有了足够的时间而不致于违法。诉前考察制度就是借助于取保候审十二个月的期限，在此期限内进行考察。

（三）从实践层面看，诉前考察制度是不断完善、发展的制度

近年来，我国的基层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适用相对不起诉作了许多有益的实践探索。例如，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于2001年推出了《关于实施“社会服务令”暂行规定》，浙江杭州某基层检察院制订了《关于缓诉的实施办法（试行）》。这些做法虽然在技术上各有差异，但基本的制度框架是相似的，即：“检察机关在一定期限内保留提起公诉的可能性，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考察期内未再违法犯罪，则作出不起诉决定，反之，检察机关重新对未成年被告人提起公诉。

应该说，这些做法在总体上是值得肯定的，为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积累了鲜活的资料。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

一是某些设计于法无据。任何一个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实施首先必须考虑是否符合立法精神，是否有法律依据。“暂缓起诉”（也有称“暂缓不起诉”）是一种附条件的不起诉，而在《刑诉法》中，检察机关要么起诉、要么不起诉，即便不起诉也只有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这三种情形，何来“暂缓不起诉”？“暂缓起诉”（“暂缓不起诉”）这一名称不符合或明显突破了法律规定。

二是对象设定有欠合理。从河北等地的实际操作内容看，其适用的对象基本是犯罪情节轻微、（除主体身份外）尚有其它法定从宽情节、且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人。《刑诉法》的相对不起诉规定是包括成年人、未成年人在内的，即使是成年人，只要其符合法定条件，也可以相对不起诉，对未成年人更应当放宽，完全可以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直接作相对不起诉决定。添加一个“暂缓”或“社会服务”的程序，一方面将诉讼程序拉长，另一方面人为地将未成年人的相对不起诉条件在操作层面搞得比成年人更加苛刻。

三是考察队伍不够理想。从实际操作看，诉（不诉）前的考察工作除检察机关外，通常由学校、社区（居、村委会）、单位、志愿者等共同参与。这种考察模式的缺陷在于它既不专职、也不专业。参与考察的人员基本上都是有其它工作的，对犯罪嫌疑人的考察只是一种额外的义务，没有制度的保障。同时，对罪错未成年人的考察、教育工作本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缺乏相应的知识，也是难以取得实效的。

针对以上不足，我们认为，与以往的尝试相比，诉前考察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完善。

1、范围设定科学化

我们认为，设定对象掌握的原则应当是：把他们与那些完全可以直接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据此，我们将诉前考察的对象设定为：犯罪情节轻微，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但暂时尚无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涉嫌的罪行法定刑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但其宣告刑可能在有期徒刑三年以下刑罚，有认罪、悔罪表现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这些对象在传统的司法实务操作中，一般是要起诉的，这样的设定，更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非监禁化指导思想。浦东新区检察院近年来就对一些按照我们传统观念往往要予以起诉的对象通过诉前考察后予以相对不起诉。例如外来未成年人黄某某涉嫌抢劫一案，虽然抢劫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但鉴于其抢劫的客观行为一般，有较深刻的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表示宽谅，且其宣告刑完全可能是三年以下之刑罚，故予以诉前考察，经过检察机关与其所在社区的考察后予以相对不起诉。

2、考察对象自愿化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并无强制犯罪嫌疑人从事特定事务的权力。因此，这一制度将所有考察内容都采取建议的形式向犯罪嫌疑人提出，而不是强制其一定要接受。如果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和律师有一方表示不愿接受诉前考察，检察机关即自动终止，不会进入下一程序。只有当犯罪嫌疑人、法定代理人和律师都自愿接受建议并在《社工矫正建议书》上签字认可，检察机关才着手进行考察，这样既不会突破现有法律规定，也可以避免有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麻烦。

3、考察内容多样化

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充分采取了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些非刑罚处置手段，如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责令考察对象向被害人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另一方面结合国情，借鉴了国外的一些经验，如借鉴发轫于英国、现已被许多国家采用的“社会服务令”，检察机关建议已满16周岁的考察对象每周在社区提供力所能及的无偿公益劳动。又如借鉴英国实施的“宵禁令”、美国实施的“家中监禁”等措施，检察机关结合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有关限制性规定，责令考察对象不得进入各级政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如网吧、歌舞厅等）等。

4、考察队伍正规化

根据浦东新区检察院与浦东新区团委的协议，诉前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委托社工组织进行，彻底改变了以往依靠松散型力量进行考察的弊病。自2003年7月以来，上海市正式启动“构建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的试点工作，根据市委政法委的统一安排，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主要包括禁毒、社区矫正、社区青少年管理等三大方面，从事各项工作的主体力量就是专业社工组织。浦东新区检察院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的思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将检察工作与社工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由于这支队伍具有专职化、专业化的优势，其工作力度和深度绝非松散型帮教队伍所能比拟的。浦东新区检察院已经尝试委托社工组织对一起涉嫌共同抢劫案的周某某等四人进行诉前考察，这也是我国大陆地区社工首次介入司法活动。具体负责该项工作的三名社工精心设计了方案，在三个月的考察期内对考察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开展心理辅导，定期接受其书面思想汇报，安排公益劳动等，使周某等人提高了思想认识和法律意识，深刻自我反省，积极争取重回正轨。考察期满后，社工组织向浦东新区检察院出具了《诉前考察鉴定表》，对四人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并建议检察机关从宽处置。在此基础上,浦东新区检察院主持召开了由青少署、社工组织、家长及四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共同参与的考察效果评估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根据本案的犯罪情节、考察表现及其他综合因素，宣布对上述四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三、诉前考察制度的诉讼价值

诉前考察制度除了具备非监禁化措施的一般价值，如有利于未成年人免受“监狱亚文化”的消极影响，有利于帮助未成年人树立自信心，融入正常社会，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等，还具备了以下特有的重要价值：

（一）使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相对不起诉权的内涵得到深化

我国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样，共用同样的实体法、程序法。从实体看，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比照成年人从轻、减轻处罚，表明未成年人的行为与成年人行为仅是数量上的不同，并没有作为本质上的不同来区别对待和处理。从程序看，也没有独立的审理少年违法、犯罪的法律。诉前考察制度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至少在两方面深化了不起诉制度。第一，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认定，不仅仅限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本身，还包括其有无法定从宽情节、一贯表现、性格特点、认罪悔罪表现、被害人态度、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从而进一步挖掘了相对不起诉的内涵，使更多的未成年人能够获得轻缓的处置。第二，在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之前设置了一定的“缓冲期”，使不起诉决定不仅体现宽容的一面，也体现了教育、警示的一面，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等待处置的客体，同时他能够在最终处置前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对于那些如予起诉则失之过重、而立即予以不起诉的又失之过轻的未成年人，这段“缓冲期”无疑更有利于检察机关作出合适的决定。

（二）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体现了社区矫正的崭新司法理念

从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及有关规定来看，对适用非监禁处置措施的罪错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公安机关起主导作用，人民法院、基层组织、家庭、学校、社会和有关单位起协助作用，人民检察院起监督作用。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如，将公安机关设定为考察、帮教的主体不尽合理且其主导性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起协助作用的单位部分职责的弹性太大，缺少强制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不力，等等。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国家多年来采取的“社区矫正”的方法确实值得借鉴、应用。罪错未成年人在社区中与人正常交往，及时得到社工的帮助，接受社会的信息，在社区中矫正自己，他们的回归与社区的支持密不可分。社工具有非官方的身份，可以在最大限度减少罪错未成年人与国家机器的对立关系，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改邪归正。诉前考察制度在操作中，委托社工组织进行为考察对象提供帮助，事实也证明，他们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避免了以往对罪错未成年人多头管理而实际上又无人管理的局面。

第四篇：最高检检察机关可对未成年嫌犯进行社会调查

最高检检察机关可对未成年嫌犯进行社会调查

最高检日前发布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明确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针、原则，以及社会调查等制度。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长担心在社会调查过程中泄露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针对这一问题，规定要求，开展社会调查应当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名誉，避免向不知情人员泄露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涉罪信息。

（来源：新华网）

第五篇：浅议西周社会调查制度

采风——西周社会调查制度摘要：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统治者以殷为鉴，认为天意在于民情，确立轻鬼神、重人神的治国观念。透过采风实现“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的目的。统治者凭借采风获得的资料，了解民之疾苦，改革国之邦法，安抚天之民愿。可以说，西周的采风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其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很重要的影响。关键词：采风观政 行人 社会调查 茫茫历史长河，不断上演着一个个民族湮灭与崛起的痕迹。在商王朝广袤的领土上，周部族原是一个地处边远、地域狭小、人口稀疏的小国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邦，一举成为后来征服商朝的“勇士”。这个小国家崛起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一、周的崛起及采风的孕育 周之所以可以攻破商朝而入主中原，绝大部分就是因为其统治者与殷纣王的坚信天命、暴虐无道、反其道而行之，敬德修民、发展生产、友睦邻邦最终成就其一代伟业。在征服战争中周统治者看到了人心的向背对国家兴亡的重要影响，感受到人民群众力量的强大。认识到作为一个小邦而君临大国，要想站住脚跟、立国久远，必须了解民意顺应民心。西周统治者一反商王朝诸事皆问天意，大政决于神鬼的做法，转而重人治，轻鬼神。《礼记•表记》中有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周初的重臣周公也曾说：“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西周统治者们把他们原在西岐时就已有之的派专人深入民间，调查民意，听取民愿的做法加以沿用和扩大，因此创立了西周的采风和社会调查制度。“采风制度”是西周王室立国之初形成的一套较为严密的社会调查制度。所谓采风，就是官员去民间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通过采风，统治者可以观政之清明，官之勤廉。采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活动。

二、采风观政及其人员 采风是一种观政之制。周初欲使江山“永支百世”，就必须敬得保民，秉德明恤。《尚书•大诰》曰：“天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在民情中。西周统治者凭借采风获得的民俗的、语言的、文学的资料，透过其内容和情调便可了解政之好坏，民之疾苦，吏之贪婪，并据此来赏功罚罪，安邦治国。正如《诗经•关雎》小序所言“治国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周王朝在王室设立主管全国调查采风之事的太师。政府专设采诗之官，他们“从十月起正月止，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采诗”。既政府聘选年龄较大、社会经验丰富的男女无子者，供给衣食，使他们到民间广泛采诗。除此之外，还有“孟春三月，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行人是西周朝廷的正式秘书官员，负有传达王命、传递公文的责任，其所采之诗及采诗中了解的民情民意，大都能直接上达于周王朝统治机构，甚至直接上达于周天子。在周朝礼仪中有“公卿至于烈士献诗”的要求，公卿烈士所献之诗有相当一部分也来自于民间的采集，实际上也是周天子督促王公大臣诸侯卿士深入民间，了解民情的一种做法。在古籍中还有“国史采诗”的记载，说明充任各级政府秘书的史官，不仅有记录言行、出宣王命的职责，同时也负有深入民间、调查研究，向周天子及各级政府提供社会实际状况的责任。社会调查在西周是经常性的，调查结果的上报也有一定的程序和途径。为了使调查工作更能反映实际情况，周天子也要于每隔五年的春二月亲自到民间采风调查。

三、采风目的、意义及影响 采风始自西周，目的之一是观俗。“礼俗以驭其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为周王室提供“驭民”政策的信息和依据。其二是观政。由商之灭，周统治者感悟到“天命靡常”，民心向背决定天命所归。前者是考察生民的民情、风俗、习惯，后者则是通过民情来观察统治者的德行。其是指到乡村城镇搜集包括民间叙事、民歌、谣谚、戏曲、音乐、舞蹈、美术、民间习俗等一切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活动。在民间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工作的所谓田野作业也称为采风。西周的采风之制，从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来看，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一个创举。采风的主要责任官员“行人”就是古代的调查员，采风所得的材料就是古代的调查材料，从这个意义上说，采风也是我国古代秘书工作中的一个创举。西周采风制度影响深远，采风之制不仅为东周所承，形成“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的盛况，而且对两汉时期也颇有影响。西周采风和调查由政府出面组织，并由太师史官、行人等专门的秘书人员从事该项工作，已不单是为了将民间的诗歌、风俗采集起来以供欣赏，其目的还是要从采诗中了解四方诸侯及广大领土上的民情风俗，从具体的歌谣中反映各地政治的善恶，人心的向背，百姓的好恶，以及各级官员吏治的清浊，政绩的优劣。周天子及西周中央政府可以从中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因此，西周所创立的这种采风和调查之法，可以看作是今天秘书工作中调查研究工作的起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