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

第一篇：论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

论对未成年罪犯社区矫正工作

内容摘要: 在个体的人格发展过程中，14周岁至不满18周岁是个体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可是有部分未成年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走上了违反犯罪的道路。而且近几年来不断成上升趋势，已经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此相当重视，相关领导都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不断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品德，法律知识的教育。而社区矫正工作对其尤为重要，它是一种不使未成年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进行教育改造，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未成年罪犯，而本文通过对未成年犯所处环境及自身心理、行为特点进行分析，探讨如何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改造。从各个方面教育、挽救失足少年使他（她）们重新回归社会，健康成长。

关键词:未成年犯罪犯特点

原因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2001年“四五”普法启动时,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以了解社会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关注情况。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所列出的10个法律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从这项调查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日益突出，不仅在案件数量上急剧增加，而且犯罪成员在案件总数中所占比例也大幅度上升，虽然经过多年“严打”，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有了明显好转,各种犯罪率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但未成年犯罪问题依然十分严重，犯罪年龄相对提前，而且蔓延快，作案手段凶狠，危害严重，而且团伙作案突出，反复性强，重新犯罪率高，在社会上已造成严重危害，为此，社区矫正工作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对预防未成年犯罪脱管、漏管、重新犯罪加强防范和治理，使其认罪服法、悔过自新、人格重新社会化、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

一 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

(一)犯罪行为具有冲动性。未成年人易受外界环境和气氛的影响，在追求刺激、快乐或受同辈关系的影响，就可能因好奇、嫉妒、愤怒、惊恐或仇恨情绪达到极点而不加约束、不计后果地去实施犯罪。

（二)犯罪行为具有模仿性，并呈现成人化趋势。未成年人正处于思维活跃、学习能力最强的阶段，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的习得方式就是模仿。而如果模仿之人其行为不轨，使得模仿之少年，依照其不法行为实施犯罪，此可谓因模仿而生之必然结果。

(三)团伙犯罪特征明显。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未成年人因其心理、生理原因，在犯罪过程中往往为了寻求心理依靠，获得安全感和力量感结成团伙。因此犯罪带有很大的纠合性“少年需要团体生活，尤其希自己年龄相若之人共同生活，是以少年结队成群，原不足为奇„„虽如此，上实不乏妨害公共秩序之不良少年团体，于是每有此种团体械斗、仇杀强暴之事情发生。”

（四）文化程度偏低，法制观念淡薄。对某少管所184名未成年犯文化程度结构的调查中发现，文盲4名，小学未毕业的27名，初中未毕业的108名，初中毕业及其以上文化的有49名，其中包括高中。中专、技校在校生（这里所说的文化程度仅为表面显示，并非他们的实际文化水平）。

（五）家庭结构破裂的多。一些未成年犯父母离异、忙于经商无人管教等使其导致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性格和思想在不同程度上也有所扭曲。

二 改造对策

根据上述未成年犯服刑期间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特点,社区矫正工作对未成年年犯的教育、转化、改造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采取有效措施矫治其不良的心理和行为。在日常的教育改造过程中必须做到:

（一）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保护法》第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狱法》第78条也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的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因此，在贯彻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的过程中，要坚持以(犯)人为本，实行人道主义精神，做到“恨其罪，爱其人”，注意保护好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在行刑中给罪犯人道待遇，比如避免过差的伙食、超负荷的或毫无目的的劳动等，会使犯罪人充分感受到人间的温情和人性的力量，从而唤起其良知，促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改造过程中，应当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好改造中、甚至家庭中产生的困难和问题，如管教民警可通过亲情电话、亲情会餐、亲情团聚、亲情帮教等形式，为未成年犯与家中亲人沟通创造条件，起到稳定思想、提高改造积极性的作用。通过实行人本主义，管教民警以自己的真情与未成年犯沟通思想，以满腔热情去温暖那冷酷、麻木的心，让未成年犯亲身体验到管教民警的关心、爱护和理解，从而促使他们加速恢复良知。

（二）引导未成年犯进行自我管理和教育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他们的被改造须要经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后来又指出“要让他们自觉改造”。未成年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发展和完善有赖于未成年犯管教所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们实现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和教育。未成年犯的自我管理和教育，既可表现为个体的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和自我的心理矫治，也可表现为未成年犯整体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和相互帮助。未成年犯管教所可以通过运用行刑权力，如通过组织未成年犯选举产生的“积委会”协助管教民警进行日常的组织，使未成年犯既具有自我管理和教育的知识和能力，又能激发未成年犯进行自我管理和教育的内在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要为未成年犯的自我管理和教育提供必要的时间、场所等外在条件，在民警的控制和引导下，确保未成年犯的自我管理和教育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使民警对未成年犯的改造要求和目标最终内化为发未成年犯自我改造的积极性未成年犯的素质。

（三）深化“三课”教育，不断调整教育内容

1、思想教育应紧贴未成年犯思想实际，多进行应时教育，选择未成年犯关心的、感兴趣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进行正面引导，力戒空洞的说教、口号式宣传、照本宣科等。山东省某未成年犯管教所在这方面做过有益的尝试，如对未成年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结合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神舟七号宇宙飞船发射成功等重大的时事事件，以放映抗战电影、请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讲抗战故事、电视直播飞船现场发射时况、活动之后由未成年犯自己写体会文章等方式进行教育和交流感受，充分体会。

2、文化教育主要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教育要求上应更加科学。作为在押犯的未成年人教育不同于成年人的教育，也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未成年人教育，因此，应根据未成年犯的实际需要和个人兴趣，体现科学务实精神，尊重未成年犯文化教育的规律。二是教育内容上应更加科学。要更新教材内容，降低教育要求，使教育更贴近未成年犯实际。对未成年犯应坚持以扫盲教育、小学教育为重点，适当发展初中、中专教育。三是教育形式上应更加灵活。为了吸引未成年犯参加文化学习，对完成学习任务，获得毕(结)业证书的，给以适当的有效考核分奖励。还要积极尝试利用社会资源，邀请社会学校教师定时来所讲课，以提高教育质量。

3、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在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中，职业技能培训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项目。美国学者诺明认为:“这种方法比其他方法更能取得成功，将会在美国社会中大量地减少未成年人违法行为”。对未成年犯的职业技能教育有两种途径:“一是根据未成年犯的生理特点，组织未成年犯参加适当的生产劳动，使其在劳动生产中掌握一定的生产技能:二是按照未成年犯出所后的择业条件和就业倾向分别开设适应其需要的各种职业技能教育”。②第一种途径是当前各未管所普遍采用的，从实践情况看，效果不佳。当前职业技能教育要重点做好面向未成年犯习艺生产和着眼未成年犯刑满就业需要的结合文章，加大实用技能培训力度。

（四）加强心理矫治工作

首先要建立心理矫治师资培训制度。要采取“送出去、请进来”、联合办学、多层次培训等方式对全所现职管教民警进行心理学专业知识普及轮训，使心理矫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使每一位管教民警都要充分认识到在未成年犯中开展心理矫治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以积极的心态投入到未成年犯心理矫治工作中去。其次，要健全心理矫治机构，配全、配好心理矫治人员。未成年犯管教所要设立单独的心理矫治室或未成年犯心理援助中心，配备懂教育学、心理学、医学、法学等专业知识的管教民警作为心理矫治室工作人员，这部分人员必须经过专门机构培训并考取全国统一的心理咨询师资格之后方能持证上岗。在管区一级还应设立一名专职的心理矫治工作人员，以便对未成年犯中产生的一些小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矫治，节省所级的心理矫治资源。此外，要配备足够的心理矫治设备，为心理矫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最后，要丰富心理矫治的形式，使未成年犯乐于接受心理矫治。

对未成年犯的改造，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提高未成年犯改造质量则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艰巨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除了未成年犯管教所的广大管教民警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和付出艰辛的努力外，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真正重视，以及社会各界力量的切实帮助解决未成年犯改造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到未成年犯改造理论研究中去，为提高未成年犯改造质量，使未成年犯能早日回归社会献计献策。

参考文献

1、陆志谦、胡家福主编:《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11月1日实施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

5、刘世恩:《二十一世纪我国未成年犯改造工作发展的探索》，载《青少年 犯罪问题》2002年第2期。

第二篇：社区矫正：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社区矫正：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因而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它对未成年罪犯的顺利改造与回归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已初步建立，但还存在立法滞后、观念陈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关键词：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选择再社会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的明天就是祖国的明天。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研究是全社会的责任，并非一人或一些人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各个公民及部门的共同努力。本文就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论述。

一、社区矫正的涵义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矫治，英文翻译为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目前，我国学者对社区矫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中将法院参与社区矫正解释为，“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非监禁刑案件中，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适当运用刑罚，并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活动。”2003年3月的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对社区矫正做了这样的阐释：“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小组和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广泛采用，但在一些国家这是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制度，有的国家非监禁刑的比例还很大。”还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犯罪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

社区矫正，在国外更多的称之为社区处遇或社会处遇，所谓社区处遇是指社区为基础的矫正、治疗罪犯的措施，包括缓刑、假释及各种重返社会的制度。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指设置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利用专业方法，运用社区资源，在与社会不隔离的社区环境中对犯罪人员的矫正或改造活动。

二、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积极意义

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鉴于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们对未成年罪犯判处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它为探索未成年犯的改造与回归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因为它既具备应有的矫正效果，又能很好的实现使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的功能。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人罪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可以有效地保护未成年罪犯。未成年罪犯往往是由于个人思想的不够成熟，加之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目标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能够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引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养成适当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最终达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目标。

2、能够避免过早贴上标签。标签理论认为，违规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变化，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规”甚至会被行为人“合理化”而演变成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如果过早将罪犯投进监狱，尤其是未成年罪犯，无疑是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他们会给自己贴上“罪犯”的标签，势必会影响他们幼小的心灵，他们会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当中，容易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有可能再次犯罪。代之以社区矫正这种有效的教育与挽救措施，对于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3、避免交叉感染。未成年犯大多是初犯，其主观恶性并不深，但是与外界隔绝的集中关押，致使他们的交流对象局限于其他罪犯，交流内容往往也是社会的消极方面，不可避免的会对他们带来许多消极影响，这对辨别能力不成熟的未成年犯来说，刑满释放后很有可能再次犯罪。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刑，是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服刑，无需收监，从而克服了集中关押导致的交叉感染问题，更有利于他们的改造，4、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重塑人格的过程，对罪犯的人格改造是

人道价值的主要体现。由于未成年犯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一般较为短暂，所以，其再社会化的过程就更为重要。而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的行刑方式，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它能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努力促进未成年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未成年犯身上的“罪犯色彩”也明显淡化，为其再社会化提供了保障，从而达到再

社会化的目的。

5、体现刑罚社会化原则。刑罚社会化是开展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上人们主张“恶有恶报”，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刑罚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在刑罚中越来越强调教育观念、改造观念。我们对未成年犯判处刑罚，根本上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让他们通过刑罚执行活动，转变成合法公民，从而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正是体现了这一刑罚原则。

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完全建立，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了不少问题：

1、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提出了我国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路、任务和工作方法，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表明我国顺应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真正重视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但是这个文件只是提出社区矫正的法理依据，还缺乏更具体的法律规范和配套制度的支撑。而社区矫正是一个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而我国现行法律与社区矫正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

一、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目前的做法是由“司法牵头、公安配合”，这虽然加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现行法律中虽对某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例如在当前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失控、脱管服刑人员法律制约不力的问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缓刑假释人员可作出撤消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加以适用。三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监管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矫正措施等。而且现行法律有关非监禁刑的规定是根据若干年前规定的，其规定也比较原始、粗放，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从而把社区矫正变成是原有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导致在执法中的任意性，造成社区的不稳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后果。

2、观念陈旧。由于我国刑法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法律始终是以冷酷的面孔出现，所以难以使人们将刑罚执行与人文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司法实践中，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崇尚重刑，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观念在我国仍有相当的市场，不少人怀疑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有的人在社区矫正的探索方面不热心，对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的适用，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

3、机构不健全。由于受到现行刑法的限制，我国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实行“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即由司法尽管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并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问题在于：会同公安机关监督考察，不仅容易造成工作中的脱节，而且造成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司法所管理社区工作也存在一定问题，一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人员不能完全到位；二是街道、乡镇司法所专职人员都身兼数职，导致不能集中精力投入到社区矫正中去，服刑人员的失管、漏管和脱管，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三是基层司法所尚未明确为执法机关，在工作中容易陷入被动。同时，由于居委会的职责较多，使其力量有限，不能很好的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

4、相关部门配合不力。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部门对未成年犯的监管实际上难以到位，使得在社区中的未成年罪犯大多处于脱管状态，法院对缓刑的宣告往往也是“一缓了之”。这样既影响了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让罪犯感觉参加社区矫正就是放任不管，从而导致任其恢复“自由”。

四、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罪犯真正取得实效，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此，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吸收实际工作中的成熟做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现有各级立法部门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对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以确定未成犯的处罚原则，规定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具体量刑标准，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条件。同时，在完善刑事法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在条件成熟时，加强特别法的建设，包括《未成年人事件处理规则》等，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专门的刑法制度，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并设立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有效执行，以受到最好的立法和司法效果。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规范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

2、更新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刑罚及其执行制度也产生许多新变化，一是刑罚体系整体趋轻；二是刑罚在国家管理系统中地位和作用下降。在这种刑罚变化的趋势下，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因为单靠严厉的刑罚难以受到威慑犯罪行为的功效。而且，即使按照“恶有恶报”观念将他们送进监狱，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仍然需要社会对他们宽容、接纳。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刑罚观念，从保护未成年和刑罚社会化、人道化的角度出发，将他们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将会受到更好的效果。

3、设置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职机构，配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人员。要将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就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此，笔者建议在司法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的执行也属于刑罚执行的范畴，因由国家公务员负责执行，但由于社区矫正是在社区内执行，必须得到社区内相关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对此，笔者建议，应配备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执行人员。专业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包括专业社会工作者、离退休人员、大学生等，这些人员应当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公益事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4、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由于未成年人罪犯在社区内执行刑罚，因此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应当以行政区域内的社会资源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自1999年我国民政部开展社区建设实验以来，我国大中城市的社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社区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客观上为矫正罪犯过程中利用社区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制定专门的教育改造措施：（1）开展法制教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在社区内，聘请法院少年审判庭的法官为社区的法制宣传员，把法制引入社区，让未成年人罪犯知法、用法、守法。（1）开展思想教育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培养他们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克服不良的道德品质。（2）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不健康的心理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如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3）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活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爱好，开展一系列劳动技能培训活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学会一定的职业技能，提高生存能力，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保证自己立足社会。

5、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对未成年罪犯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保护未成年人罪犯健康成长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责任感，齐抓共管，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网络。具体做法是实现四个结合，和家庭结合，家庭我未成年人罪犯最初和最重要的生活环境，未成年人罪犯的个性及世界观一般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因此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确保未成年人罪犯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其父母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罪犯及时进行教育和挽救；和学校教育，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都处在适学年龄，学习对他们今后的成长非常关键，因此，要帮助他们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和社区结合，让社区负责人想办法给他们以妥善的安置，以防止他们因无所事事流入社会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和法院相结合，法院做好延伸服务，为未成年人罪犯建立档案，实行专人专管、要求未成年罪犯在社区矫正阶段定期进行思想汇报，并走访、回访缓刑期间表现突出的人员，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模拟法庭”等教育宣传活动，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帮教与感化。使得社区矫正真正取得实效。法院可以加强与工、青、妇联、教育部门、街道、劳动人事、宣传等部门的联系配合，就安置、就业、上学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尽可能多地为未成年人罪犯创造一些就学、就业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学校乃至家庭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偏见、误解及不公平待遇。

五、结语

总之，对未成年人罪犯实施社区矫正工作，是对我国刑罚直性制度的一大进步。对未成年罪犯实施社区矫正，体现了对未成年罪犯的尊重和保护，顺应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但未成年人罪犯社区矫正的实施需要形成一套规范化、科学化的制度和方法，因此，要实现惩罚他们的同时，完成对他们的帮教和矫正任务的目标。最关键是通过立法及时填补法律制度中的空白，让社区矫正逐渐成为改造未成年人罪犯的一剂良方，从而真正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第三篇：监外执行罪犯矫正工作

高发（2008）70号

关于成立高庄乡监外执行罪犯矫正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为更好地开展监外执行罪犯的矫正工作，加强监外执行的力度，完善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提高监外执行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确保我乡社会稳定，建设平安高庄。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高庄乡监外执行罪犯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乡监外执行罪犯的矫正工作。现将领导小组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李凤翔（纪委书记）副组长：朱海峰（工会主席）

员：李

刘 君（司法所所长）杨宝清（综治办副主任）王和平（综治办副主任）郭小平（派出所所长）李文军（法庭庭长）韩凤娟（妇联主席）杨志刚（团委书记）王业民（民政所所长）

杜贵凤（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

杰（司法所工作人员）

路俊梅（综治办工作人员）杨玉炜（综治办工作人员）戚卫东（工会副主席）

刘英利（劳动保障事务所工作人员）周丽霞（民政所工作人员）张立周（派出所干警）张金海（派出所干警）李 楠（派出所干警）成

李卫东（派出所干警）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司法所，刘君任办公室主任，李杰任办事员。

各村成立本村监外执行罪犯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本村的监外执行罪犯的矫正工作。

中共高庄乡委员会 2008年10月9日

第四篇：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关爱的思考

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关爱的思考

未成年人因各种原因一时失足，加入到“社区矫正”的行列，社会的包容、帮助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路。可是目前在“社区矫正”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难题。

何谓“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罚执行对应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对象，他们失过足、犯过罪，刑满后也难免受歧视、受冷漠。这时候，如果他们得到帮助和温暖，能获得新生；相反，如果受到歧视或抛弃，有可能重新犯罪，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社区矫正的出现，帮助迷失的心灵重新找到了方向，在家门口铺了一条“新生路”。

那么，未成年人的矫正之路有哪些难题？原因何在？如何突破？带着疑问，记者上周走访了市司法局、鄞州区司法局、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以及甬上不少社区，且听他们如何说。

困境

迷失的心灵如何起航

小夏今年17岁，一年前因为一起团伙抢劫案而被判缓刑，加入到社区矫正的队伍。可是对他的“回归”，让不少人犯了难。

“小夏陈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一直跟着爷爷过。读完初中后，小夏就开始迷恋网络，并结交了几个社会上的朋友，抱着好玩刺激的心态参与抢劫而被判缓刑。

“虽说按照法律规定，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矫正中只是辅助作用，但是因为熟悉其家庭情况、距离近等原因，我们的辅助也很关键。不少矫正对象遇到困难，第一个寻求帮助的地方就是居委会。”这位社区书记说，小姜就是其中一位。

小姜是因为偷窃被纳入社会矫正的，这样的“污点”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想出门，不想见人。司法部门专职的社区矫正人员给孩子做过几次心理疏导，但毕竟不能随时跟踪，每次小姜表现反复的时候，他的家人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社区。

“可是我们社区没有这样的专业心理辅导人员，与孩子的沟通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于是我们就联系志愿者来帮忙，可是人家也有工作，无法做到随时倾听、疏导。”社区书记说，专业人员的缺乏使得社区在帮扶矫正对象时有心无力。

除此以外，还让社区书记尴尬的，是在小姜提出想找份工作时，对方招工条件中“无犯罪记录”的要求让人犯了难。“虽说最后我们还是帮小姜找到了工作，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感慨。他们犯错时只是个孩子，只是因为一时的糊涂，希望社会能给予更多的包容。”

原因

四大因素不可忽略

对未成年人来说，社区矫正不仅仅是监管，教育和帮扶更为重要。面临这些困境，原因何在？

首先，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决定了家庭在其矫正中的重要作用。”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处处长赵小明说，从诱因上看，未成年人犯罪多是因为父母疏于监管，而他们又正处在生理上和社会化过程中的特殊时期，好奇心强烈，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社会经验较少，判断能力较弱，崇尚江湖义气，易于感情用事，最终导致犯罪。因此，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离不开家长的配合。

可现实中，有些家长不能从自身寻找原因，不配合社区矫正工作。甚至有个别家长觉得“丢人”，怕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从而影响孩子重拾自信。

其次，组织机构的不完善导致专业人员缺乏。“社区矫正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持续、深度、专业的介入和帮扶，但现实情况是专业人员严重缺乏，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去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确立了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中的主体地位，但相应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还没有完善起来。

第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办法缺失。目前的社区矫正中，并未将未成年人单独列出，他们的矫正和成年人矫正办法类似，主要有公益劳动、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技能培训、心理矫正以及就业指导、生活指导等。虽说两者之间确有共性，但不加区分混同“操作”，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矫正。这样的监管、教育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无所事事的时候如果多了，他们就很容易再次和社会上不良青少年混在一起。

第四，社会对社区矫正的认同度还有待提高。“在不少人看来，对犯罪的人进行社区矫正，会‘让人觉得不安全’，担心一旦管控失调，容易造成重新犯罪。有些人甚至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恐惧，尽量避免与社区矫正对象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姚孝娟说，这一方面需要提高大家的认同度，同时矫正对象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调适。

呼吁

加强组织建构是关键

面临困境，如何突破？首要的是加强组织建构。

现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前，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负责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与教育，执法环节由公安部门负责。《刑诉法》及《刑法八》修正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加大，执法主体转移，如明确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特别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适用前调查评估、接收、进入特定场所、外出、变更居住地审批，承担办理对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警告、提出治安管理处罚建议、提出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建议、提出减刑建议等重点执法事项；司法所要做好对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监督管理、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的及时考核、指导社区矫正小组开展工作、做好期满解除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的衔接等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等。可是，现行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很难适应新的目标和要求。因此，加强组织建构势在必行。

第二个呼吁是对未成年人的帮扶工作应该前移。

一位社区书记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社区内有一个14岁的孩子，早年父母在一次意外中双双逝去，他便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孩子从小脾气就倔，不听奶奶的话，奶奶打骂多了，孩子就愈加叛逆。从读初中开始，孩子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已经几次被学校警告。奶奶无奈，向社区求助，社区多次上门劝说，孩子也听不进去。

这位社区书记感慨：如果对未成年人的社区帮扶能够前移，提前到他们行为出现偏差，但是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那样帮助会更大，也更有意义，他们的人生就不会留下犯罪的痕迹。

第三，应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探索专门的矫正方式。如可以按照人身危险性大小，将其分类，实施不同强度的管理方式，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个别化的矫正方案，有的放矢等。如可以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配备专业技能强的专职社区矫正协管员等方式，与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合作，对他们进行系统、专业、持续的矫正、疏导。

当然，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配合。社区内的居民要以宽容的心态来接纳他们，学校、相关单位也应该为其提供便利并保护其隐私。让我们共同为失足孩子的回归路，添一份力。

推动社区矫正

或许可以这样做

社区矫正面临的困境具体要如何突破，大家都在探索。上周，记者在鄞州区司法局采访时，社区矫正科科长余建明提出了几点自己的想法：

一、根据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的特点，建立一支稳定的社区矫正司法警察队伍。目前至少按本辖区社区矫正人员50：1的比例配备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设立审前调查、报到登记、矫正执行、教育管理、内勤档案等工作岗位。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按社区矫正人员20：1的比例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对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实行司法警察编制。

二、为整合现有资源，在县级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窗口。做到有专人值班，主要负责社区矫正人员的报到、谈话和法律文书的传递工作。并在中心内增设“集中教育室”和“心理咨询(辅导)室”，以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和心理疏导，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效果。

三、对居住地须作出明确的解释，以防止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或漏管现象的发生。按照各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习惯做法和部分地区有条件地开展流动人口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社区矫正人员的居住地一般应为其户籍所在地。如矫正人员长期在外务工或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将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作为社区矫正执行地的，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在务工地暂时居住或经常居住地居住时间必须一年以上，并具本人暂住证。(二)务工地暂住房或经常居住地的住房必须是自购房(包括其直系亲属的自购房)或是享受政府优扶的廉价租赁房。(三)必须有务工单位或居住地村(居)委会的担保人，以加强监管。(四)在社区矫正期限内不准擅自改变居住地。

四、提高专项经费标准，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施行，对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建设，严格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特别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工作量不但大增，且执法力度得到提升。现有的每年按社区矫正人员总数人均2000元(2004年标准)的专项经费标准已无法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日常开展，应至少提高到人均3000元标准，应根据实际监管要求逐年增加。

五、采用政府买服务的方式，大力发展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建立“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积极为社区矫人员提供心理矫正、技能培训、临时救助和法律服务；配备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专业教育矫治作用；组建“三老”(老党员、老干部、退休老教师)志愿者和大学生“村官”助理志愿者队伍，建立专群结合的工作机制。

六、建立全国联网的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平台，及早实行资源共享。目前，以地市或县区为界的社区矫正信息管理平台，对各自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和相关部门的衔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施行标志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统一和规范，加上当前人口流动频繁，建立全国联网的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平台，实行各地社区矫正机构信息资源的共享势在必行。

第五篇：对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对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韦凤珍

【内容摘要】社区矫正是我国自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社区矫正对促进被判处缓刑、管制的轻型罪犯及被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罪犯的改造和回归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成长和回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建设相对不够完善，社区工作人员紧缺，社区矫正经验不足等原因，在部分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方面仍然存在监管不到位、矫正方式简单化、矫正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本文立足于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现状，提出强化部门联动、改进矫正方式、构建行为矫正平台等建议，以强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让失足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奉献社会。

引子

2012年以来，防城港市因犯罪被判处缓刑、管制在各个社区执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共有31名。为挽救失足犯罪的未成年人，帮助执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成长、成才，早日回归社会，防城港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办公室的检察官们经常通过电话回访、当面谈话或与社区、司法人员联系等方式，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执行进行监督和帮  作者为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一、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刑事判决、裁定或决定的服刑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特别是非监禁刑的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适用范围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这些规定明确了未

程序是否合法，适用对象是否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同时还要对社区矫正的方式和过程进行监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实施后，为贯彻执行其中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各地检察机关均设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办公室，并开拓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与监所检察部门共同参与监督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工作，帮助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人民法院裁定执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良好、社会危险性较小，成为检察机关参与教育和挽救的重点对象。

三、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防城港市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是一座总人口不足100万的边境小城市。由于地处边陲，经济发展、教育培训、社会综合管理水平与大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对社区矫正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有限，导致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矫正人员的缺乏导致监督管理不到位

防城港市共有两个城区、一个县级市和一个县，下辖24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设臵是四个司法局，26个司法所。《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该26个司

教育的方向和目的，导致部分未成年犯既不能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甚至使部分未成年人产生犯罪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在家老实呆上一段时间就又可以恢复原样，不会有什么对自己不利后果的错误观念，达不到改造的目的。

（三）过度偏向“教育”忽略“惩罚”导致未成年人对罪责刑的认识有偏差

一直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执行的刑事政策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由于各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相继出台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成长、权益保护呼声愈高，导致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上，更多地偏向了教育而忽略了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在对未成年人执行社区矫正的时候，矫正工作人员往往只重视在思想予以劝解和教导，在行动上只要不违反规定即不再详细过问。这种重思想教育轻行为改造让未成年犯对既往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实施犯罪的缘由不能深刻反思，更无法认识到劳动对于改造自身、服务社会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犯罪中以抢劫、盗窃等侵财性犯罪居多，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源于单亲家庭、家庭暴力、辍学、迷恋网络、父母无暇照顾等一种或多种因素，为了满足其上网、交友或生存的需要，便通过这种不劳而获的手段一步步走向犯罪。如果社

成熟，知识、技能、阅历等相对于成人来说较为欠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均缺乏理性的定位。由于心理、家庭、环境等因素走上犯罪道路，经过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程序，他们大多数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具有良好的悔过之心，但也有一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罪责刑，容易走极端。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不能大而化之，简单设臵流水作业式的矫正方法对特殊个体效果难免差强人意。而全面考虑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环境差异、个体需求等因素，构建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区、学校等相关部门共同帮扶矫正的联动工作机制，才能促使未成年犯有效回归社会。

（一）加强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建设，充实社区矫正力量 基层司法机行政关是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的直接责任者，要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一方面需加强司法行政机关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完善心理治疗、阅读、交际沟通等矫正措施的设臵和空间、硬件的配备。另一方面，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同时招募有相关心理疏导、亲情弥补、公关交际等专门知识的志愿者充实到社区矫正的人员当中。这些人员可以跨区域志愿服务，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时能够得到有效的心理辅导，弥补残缺家庭对未成年人造成的缺憾，培养其融入社会、相互沟通交流的技能，帮助他们正确看待既往及规划人生目标。

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①

在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时推行社会服务令，一是有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的服务社会意识，培养劳动技能，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自律意识，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二是有利于实现管制、缓刑等刑罚制度的惩罚性，促使未成年人反思自己的犯罪行为，对今后的人生起到警示作用；三是有利于纠正当前重视教育忽略惩罚的矫正局面，促使未成年人自觉纠正违法无代价的错误意识；四是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利用社区公益机构对未成年人执行社会服务令，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感化，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降低矫正的成本，促进未成年人更好地认识社会、服务社会。

（四）积极创建行为矫正平台，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知识、技能保障

如前所述，未成年犯的安臵是社区矫正的一大难题，思想上的教育、疏导相对抽象，结合行为上的矫正和学习、工作上的引导才能真正促进未成年人身心的回归。司法行政机关和社区、学校、社会经济组织可以联合创建未成年人学习、技能和工作平台，让未成年人在一个轻松的监管状态下实现 ① 陈馨：《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

1幸福、所处社区和学校的正常秩序，乃至于一国长远的发展和繁荣，小家不安则大家易乱，“少年强则国强”。当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软硬件设施的配备，联合矫正平台的搭建，离不开政府、团委和各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团体的支持。因此，举社会之合力，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消除未成年违法犯罪引起反向蝴蝶效应，安定、繁荣、和谐的社会秩序才能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 葛炳瑶:《社区矫正导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2] 秦平:《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指导原则》,《法制日报》[N]，2004-9-16。

[3] 王伟、闫鹏:《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研究》.《行政与法》[J]，2011年04期。

[4] 陈馨：《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