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区矫正的一点思考

第一篇：对社区矫正的一点思考

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一点思考

黄银秋韩文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项新事物，在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趋势的，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为社区矫正的更好开展扫除障碍。

关键词：社区矫正；原因；问题；对策；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

社区矫正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论的影响。今天，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二、开展社区矫正的好处

目前我们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

1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符合世界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都已经进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都比较多，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仅社区矫正适用的数量大并继续呈增长趋势，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社区矫正的种类也很多，社区矫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国青睐的主要原因。

（二）开展社区矫正能够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实施社区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狱内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与社会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会、仇视社会，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为罪犯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改造环境，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还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完整，减少社会对立面，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充分体现人道主义原则。

（三）开展社区矫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人口和国家对监

狱运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而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目前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对策

（一）现行试点工作中主管机关的角色与法律规定不协调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多数落在了二支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而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例如按照我区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在矫正期间将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报到，由司法所为其登记造册；此后矫正人员要根据个人情况定期向社区司法所电话汇报，定期到司法所当面谈话；司法所负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定期对其进行走访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却规定了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应该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考察应是法定的执行机关，而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责任配合的协助单位。

但我国公安机关目前任务繁杂、工作经常超负荷，很难再顾及社

区矫正的监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缓解了公安机关这一问题和困难。

因此，早日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为详细的《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和监管模式。笔者认为，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应该为司法局（所），而监管模式则应设置成以司法局（所）为主、社区为辅的模式。应该在司法部（厅、局、所）里设立社区矫正监管部门，由专人负责，行使权利。并由该部门对社区志愿人员进行组织和培训，以确保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素质。

（二）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响和担心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加之相关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监禁刑，而对于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例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在实际中适用量却很少。这个我区目前尚无一例管制类别的社区矫正对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考虑。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视，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适用的范围，同时要放宽这些刑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

其次，还要尽快完善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制度保障，让司法者能够放心适用非监禁刑罚。

（三）如何解决矫正对象的就业、生活等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很大，下岗人数较多，外地的流动人口源源进入城市，而农村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并不乐观，而没有正当生活收入，就会造成当事人情绪的不稳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

因此，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如我所就通过与民政部门联动，成功为数名社区矫正对象申请了社会救济，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者还应该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又如我所社区矫正对象吴仲阶是个有钱仔，由于年少贪玩，法律意识淡薄，与别人一起参与了抢劫，我们针对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交往复杂，观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容易被诱惑，可塑性强的特点，我们抓住焦点，结合其自身的“前车之鉴”、讲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强化法律意识，同时与其父母、社区等进行帮教联动，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铺帮忙，严禁夜归等，有效控制他再度与以前的损友交往。目前吴仲阶思想基本稳定，并即将成为我街第一个安全解除社区矫正的对象。

社区矫正是一项新课题，让我们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实践，大胆去创新，为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第二篇：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形势发展需要，在总结分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引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增多。因此，改造好犯罪分子、减少社会对立面显得十分重要。开展社区矫正，既能使一部分罪犯改正恶习，降低重新犯罪率，又能帮助他们增强重新适应社会的能力，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栾川创造有利条件

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严厉打击犯罪，既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又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长期战略。每一名罪犯身边都有亲属、邻里、朋友等密切人群，刑罚的宽严不仅影响罪犯本人，而且对这些人群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对那些罪行轻微或者已经弃恶从善的罪犯实施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化解他们的对抗情绪，有效

减少社会对立面，而且有利于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三、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刑罚制度的重大举措。社区矫正模式是刑罚不断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采用较为严厉的刑事惩罚手段，在有力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禁刑适用比例和行刑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因此，适时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进步要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既实现了我国罪犯改造工作基本原则和司法工作传统优势的法律化、制度化，又顺应了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更理智、更人道、更高效的现代刑罚理念，有利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增强刑罚效能的同时，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刑罚制度。

第三篇：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关爱的思考

对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关爱的思考

未成年人因各种原因一时失足，加入到“社区矫正”的行列，社会的包容、帮助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人生路。可是目前在“社区矫正”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难题。

何谓“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罚执行对应的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社区矫正对象，他们失过足、犯过罪，刑满后也难免受歧视、受冷漠。这时候，如果他们得到帮助和温暖，能获得新生；相反，如果受到歧视或抛弃，有可能重新犯罪，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社区矫正的出现，帮助迷失的心灵重新找到了方向，在家门口铺了一条“新生路”。

那么，未成年人的矫正之路有哪些难题？原因何在？如何突破？带着疑问，记者上周走访了市司法局、鄞州区司法局、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以及甬上不少社区，且听他们如何说。

困境

迷失的心灵如何起航

小夏今年17岁，一年前因为一起团伙抢劫案而被判缓刑，加入到社区矫正的队伍。可是对他的“回归”，让不少人犯了难。

“小夏陈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一直跟着爷爷过。读完初中后，小夏就开始迷恋网络，并结交了几个社会上的朋友，抱着好玩刺激的心态参与抢劫而被判缓刑。

“虽说按照法律规定，社区居委会在社区矫正中只是辅助作用，但是因为熟悉其家庭情况、距离近等原因，我们的辅助也很关键。不少矫正对象遇到困难，第一个寻求帮助的地方就是居委会。”这位社区书记说，小姜就是其中一位。

小姜是因为偷窃被纳入社会矫正的，这样的“污点”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很深的阴影，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想出门，不想见人。司法部门专职的社区矫正人员给孩子做过几次心理疏导，但毕竟不能随时跟踪，每次小姜表现反复的时候，他的家人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社区。

“可是我们社区没有这样的专业心理辅导人员，与孩子的沟通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于是我们就联系志愿者来帮忙，可是人家也有工作，无法做到随时倾听、疏导。”社区书记说，专业人员的缺乏使得社区在帮扶矫正对象时有心无力。

除此以外，还让社区书记尴尬的，是在小姜提出想找份工作时，对方招工条件中“无犯罪记录”的要求让人犯了难。“虽说最后我们还是帮小姜找到了工作，但是心里还是有些感慨。他们犯错时只是个孩子，只是因为一时的糊涂，希望社会能给予更多的包容。”

原因

四大因素不可忽略

对未成年人来说，社区矫正不仅仅是监管，教育和帮扶更为重要。面临这些困境，原因何在？

首先，家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未成年人的犯罪特点决定了家庭在其矫正中的重要作用。”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处处长赵小明说，从诱因上看，未成年人犯罪多是因为父母疏于监管，而他们又正处在生理上和社会化过程中的特殊时期，好奇心强烈，自我控制能力较低，社会经验较少，判断能力较弱，崇尚江湖义气，易于感情用事，最终导致犯罪。因此，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离不开家长的配合。

可现实中，有些家长不能从自身寻找原因，不配合社区矫正工作。甚至有个别家长觉得“丢人”，怕遭到别人异样的眼光，从而影响孩子重拾自信。

其次，组织机构的不完善导致专业人员缺乏。“社区矫正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长期、持续、深度、专业的介入和帮扶，但现实情况是专业人员严重缺乏，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去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确立了司法行政部门在社区矫正中的主体地位，但相应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还没有完善起来。

第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办法缺失。目前的社区矫正中，并未将未成年人单独列出，他们的矫正和成年人矫正办法类似，主要有公益劳动、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技能培训、心理矫正以及就业指导、生活指导等。虽说两者之间确有共性，但不加区分混同“操作”，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矫正。这样的监管、教育也缺乏足够的约束力，无所事事的时候如果多了，他们就很容易再次和社会上不良青少年混在一起。

第四，社会对社区矫正的认同度还有待提高。“在不少人看来，对犯罪的人进行社区矫正，会‘让人觉得不安全’，担心一旦管控失调，容易造成重新犯罪。有些人甚至表现出过度的忧虑、恐惧，尽量避免与社区矫正对象接触，这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姚孝娟说，这一方面需要提高大家的认同度，同时矫正对象也要做好自己的心理调适。

呼吁

加强组织建构是关键

面临困境，如何突破？首要的是加强组织建构。

现行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前，司法行政机关主要负责社区矫正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与教育，执法环节由公安部门负责。《刑诉法》及《刑法八》修正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施行后，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加大，执法主体转移，如明确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特别做好社区矫正人员的适用前调查评估、接收、进入特定场所、外出、变更居住地审批，承担办理对社区矫正人员给予警告、提出治安管理处罚建议、提出撤销缓刑、假释、收监执行建议、提出减刑建议等重点执法事项；司法所要做好对社区矫正人员接受监督管理、教育学习和社区服务等情况的及时考核、指导社区矫正小组开展工作、做好期满解除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的衔接等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等。可是，现行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很难适应新的目标和要求。因此，加强组织建构势在必行。

第二个呼吁是对未成年人的帮扶工作应该前移。

一位社区书记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社区内有一个14岁的孩子，早年父母在一次意外中双双逝去，他便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孩子从小脾气就倔，不听奶奶的话，奶奶打骂多了，孩子就愈加叛逆。从读初中开始，孩子染上了小偷小摸的恶习，已经几次被学校警告。奶奶无奈，向社区求助，社区多次上门劝说，孩子也听不进去。

这位社区书记感慨：如果对未成年人的社区帮扶能够前移，提前到他们行为出现偏差，但是还没有达到犯罪的程度，那样帮助会更大，也更有意义，他们的人生就不会留下犯罪的痕迹。

第三，应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探索专门的矫正方式。如可以按照人身危险性大小，将其分类，实施不同强度的管理方式，也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个别化的矫正方案，有的放矢等。如可以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配备专业技能强的专职社区矫正协管员等方式，与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合作，对他们进行系统、专业、持续的矫正、疏导。

当然，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配合。社区内的居民要以宽容的心态来接纳他们，学校、相关单位也应该为其提供便利并保护其隐私。让我们共同为失足孩子的回归路，添一份力。

推动社区矫正

或许可以这样做

社区矫正面临的困境具体要如何突破，大家都在探索。上周，记者在鄞州区司法局采访时，社区矫正科科长余建明提出了几点自己的想法：

一、根据我国社区矫正的工作的特点，建立一支稳定的社区矫正司法警察队伍。目前至少按本辖区社区矫正人员50：1的比例配备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设立审前调查、报到登记、矫正执行、教育管理、内勤档案等工作岗位。各乡镇、街道司法所按社区矫正人员20：1的比例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执法，对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实行司法警察编制。

二、为整合现有资源，在县级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窗口。做到有专人值班，主要负责社区矫正人员的报到、谈话和法律文书的传递工作。并在中心内增设“集中教育室”和“心理咨询(辅导)室”，以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教育和心理疏导，进一步提高社区矫正效果。

三、对居住地须作出明确的解释，以防止社区矫正人员脱管或漏管现象的发生。按照各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习惯做法和部分地区有条件地开展流动人口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社区矫正人员的居住地一般应为其户籍所在地。如矫正人员长期在外务工或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将务工地或经常居住地作为社区矫正执行地的，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一)在务工地暂时居住或经常居住地居住时间必须一年以上，并具本人暂住证。(二)务工地暂住房或经常居住地的住房必须是自购房(包括其直系亲属的自购房)或是享受政府优扶的廉价租赁房。(三)必须有务工单位或居住地村(居)委会的担保人，以加强监管。(四)在社区矫正期限内不准擅自改变居住地。

四、提高专项经费标准，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工作的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施行，对推进社区矫正工作规范化建设，严格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各级司法行政部门的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特别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工作量不但大增，且执法力度得到提升。现有的每年按社区矫正人员总数人均2000元(2004年标准)的专项经费标准已无法满足社区矫正工作的日常开展，应至少提高到人均3000元标准，应根据实际监管要求逐年增加。

五、采用政府买服务的方式，大力发展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建立“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积极为社区矫人员提供心理矫正、技能培训、临时救助和法律服务；配备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利用自身优势，发挥专业教育矫治作用；组建“三老”(老党员、老干部、退休老教师)志愿者和大学生“村官”助理志愿者队伍，建立专群结合的工作机制。

六、建立全国联网的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平台，及早实行资源共享。目前，以地市或县区为界的社区矫正信息管理平台，对各自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和相关部门的衔接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施行标志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统一和规范，加上当前人口流动频繁，建立全国联网的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平台，实行各地社区矫正机构信息资源的共享势在必行。

第四篇：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立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通知》事实上确认了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是“工作主体”。并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试点，逐步过渡到完全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通过司法所)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

一、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冲突与弊端

(一)法律与《通知》规定的冲突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监禁刑(社区矫正)执行的组织管理的归属是公安机关，与“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通知)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规定存在着对立与冲突。

对于社区矫正对象中的管制、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主体，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且规定一致。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对于假释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缓刑考察机关的规定上略有区别。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两个刑事法律规定的区别性体现在：一个是“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另一个是“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但两者管理主体的最终归属仍然是公安机关。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虽然对管理的主体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对管理的内容规定是粗疏的，使得这种管理流于形式。

《通知》对管理主体的规定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公安机关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显然，《通知》规定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公安机关由过去唯一的管理主体转为“配合”的辅助地位。由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则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和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设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同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指导、监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检查、考核本地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乡镇、街道司法所具体负责实施社区矫正。”再次确认了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管理的主体地位。

一项法律制度能否成功施行，有赖于其本身规范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就确定性而言，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必须明确完整；就统一性而言，体现为法律部门之间、上下位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以确定性和统一性保证制度的施行。

(二)“双主体”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的弊端

目前试点中组织管理模式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会越来越成为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这些困难与问题主要体现在：司法所工作人员力量不足。司法所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目前不少地方还存在一人所、两人所。司法所除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外，还承担着人民调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普法宣传等职能，人手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一些司法所管理体制不顺，不少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他们不仅身兼数职，而且有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这对于专业性、程序性、执法性较强的社区矫正而言，无疑有较大的影响。影响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政法部门间的协作配合，但实际工作中，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还存在以下问题：

(1)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配合不力。基层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当司法所提出请派出所对屡次不服监管教育甚至对抗的社区服刑人员实行训诫、警告、行政拘留等惩罚措施时，有的派出所不够重视，常以工作忙、人手少等理由消极应付，或认为社区服刑人员已经交给司法所监管，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再履行职责。由于司法所没有执法权限，致使一些监管措施、惩罚制度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强制性与严肃性。

(2)法院、监狱和看守所对“双主体”的衔接易产生疏漏。通过调研发现，法院、监狱、公安看守所送达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时，存在法律文书不齐全、送达不及时、漏送达等问题，甚至没仔细核对罪犯的真实姓名、经常居住地等基本情况而出现错送达。一些法院对未羁押的罪犯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时，一些监狱、公安看守所释放假释犯或暂予监外执行犯时，仅告知罪犯应按时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报到，而没有明确告知还应到司法所报到及不按时报到的法律后果。有的看守所将法律文书只送达公安机关，不送达司法行政机关，导致司法行政机关很难掌握罪犯的情况，一旦出现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漏送达等情况时，极易发生脱管、漏管现象。另外，有的法院审判后没有采取适当方式通知罪犯执行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做好接收准备工作，实践表明，”双主体”的管理模式带来了执法机关地位不明、职责不清、衔接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并导致了多头指挥、多头检查、多头交办任务、多头要数据材料的现象，给试点单位带来工作中的杂乱和不便。这种多元管理格局会导致宝贵的行刑资源浪费，不利于对刑罚执行工作的归口管理和法律监督，容易发生脱节现象。尽管“双主体”管理存在弊端，但是“双主体”的管理模式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在试点阶段，尚不能体现司法所等独立承担执法的任务。就现实而言，由于司法所编制所限和力量不足，不得不借助外力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2004年1月，上海成立了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社团组织)，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工作者参与和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帮困解难、生活指导等辅助性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承担了社区矫正的大部分工作，诸如个别教育、集中教育、落实思想汇报、组织安排公益劳动和心理矫正等。但是社会工作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开展工作，其本身没有也不应有执法管理的权限。①如果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导开展社区矫正，势必将社区矫正引人重帮困解难，轻监管惩罚的路径。2007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在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脱管漏管的监外执行罪犯823人；2009年，又检查发现脱管漏管的监外执行罪犯256人。虽然2009年比2007年有较大进步，但数字表明对社区矫正仍然有严格管理的必要性。

2009年，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针对“一是因为交付执行环节部门间工作不衔接，造成漏管；二是一些地方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脱管；三是交付执行、监管管理等环节的一些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规定缺失或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责任不清，执行工作不到位”的问题②，特别强调和强化了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管理中的职能。③该《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司法所管理不力的问题。

那么，司法所管理不力，是否可以考虑仍然由公安机关来管理呢?一些学者认可这样的观点，理由是：公安机关具有长期监管非监禁刑的经验，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当前，社区警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警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犯罪控制理念和“专群结合”的工作方针同社区矫正的追求不谋而合；公安机关管理更具法律的权威性。

笔者认为不妥。公安机关行使侦查逮捕权，同时又行使社区刑罚执行权，不符合刑罚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的原则。现在，社会各种矛盾丛生，犯罪率持续攀升，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的任务不堪重负⑤，但我国《刑法》将非监禁刑罚执行权赋予了公安机关，因此，公安机关不得不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打击现行犯罪的长期疲惫中，抽出少量的精力行使职责，使得管理流于形式。而且，在公安机关内部也一直没有设立专门负责缓刑、假释、管制的工作机制，监管人员不固定、工作缺乏连续性、岗位责任不明确，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但是司法所在社区矫正试点中作为“工作主体”又无执法权，但凡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的迁居、外出、收监执行、突发事件等均要向公安机关通报，由公安机关做决定。造成社区服刑人员对司法所作为管理、监督机构缺乏认同感，而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却不负责具体工作。其结果是造成了工作的复杂化，职责交叉，衔接不力。

二、组织管理模式的局限与重构

(一)现有组织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两院两部”在《通知》中确立的“双主体”的组织管理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是该模式属过渡性的模式，不适合长期使用。过去由公安机关派出所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由于公安派出所工作繁忙，实际上疏忽了对此项工作的认真管理。从权力制约原则出发，基层公安部门也不适合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但试点模式仍然明确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并让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所承担具体管理工作，而司法所本身有多项繁重的工作，本身并不具有执法的性质。因此，两家管理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容易引起扯皮、推诿、衔接上的漏洞，责权不明，这种非专业化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不符合现代的专业化管理的基本要求。试点的决策者也可能考虑先由两家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再转为一家管理。但实际上完全可以进行一步到位的试点。在确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后进行试点，在试点开始时可能制度不够健全，管理不一定到位，可由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和完善，逐步形成独立的执法管理模式。令人遗憾的是，在2009年我国社区矫正的试行推向全国，仍然沿用这种2003年试点时的过渡性模式，许多在试点初期所产生的问题没能妥善解决又将带到面上。

二是这一模式是基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运作”的指导思想下确立的模式，与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创新的理念不符。具体表现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主体是公安机关，因此，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仍然保留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而司法行政机关是作为工作主体。似乎这样可避免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但问题在于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和推进，需要对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框架”进行突破和修正。

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存在着与“社区矫正”试点的理念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事实上，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让“司法行政部门参与社区矫正的管理”的规定已经突破了现行的法律框架。为了给这种突破有一个“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解释，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司法所是“工作主体”的文字游戏。因为让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本身就是“执法”。

笔者认为，既然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试点，就应该允许对现行法律包括组织管理的框架有所突破，否则，怎能体现出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因此，社区矫正的组织管理模式不应在现有的、已经过时的法律框架下运作，而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开展具有突破性的试点。

如何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限制?这里需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试点。具体说来，在全国确定试点模式前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并确定多种选择方案，目前“两院两部”确定的派出所和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模式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第二种模式是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管理机关(不包括公安机关)，”’经过几年的社区矫正试点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认为后一种模式有利于进行专业化管理、职责明确，也有利于提高效率。既然如此，也迫切需要对此进行试点。

三是试点模式的确立忽视了地方的差异。社区矫正的特点是需要利用社区的资源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改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资源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文化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设定一个单一的、过渡式的模式进行试点，难免会给一些地区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局面。因此，社区矫正试点应在确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各地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余地。允许出现略有不同的适合本地特点的组织管理模式。在经过若干年的试点之后，试点的组织管理部门需要对试点模式进行评估和可行性论证，分析利弊，逐步形成适合国情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同时也允许有一定的地区差异。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局限性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2009年两院两部又通过《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行政命令，将不成熟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向全国推行。不难预见，我国第一批、第二批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组织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势必重复出现在新的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未来组织管理模式的重构

作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需要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选择。选择的前提是有利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矫治和帮扶，有利于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有利于降低刑罚成本。通过研究和比较，笔者倾向于建立与现有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建立独立于公安机关和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目前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司法所还是派出所都属兼管性质，不利于社区矫正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的发展(专业化是指该机构专司社区矫正的管理而不负责其他工作，职业化是指未来的矫正官拥有与政法部门公务员一样的选拔要求和职业身份)。具体说来，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建立专门的与司法所分离的社区矫正机构和专职的社区矫正官队伍。

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建立社区矫正机构的理由是：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执行都要遵循统一的刑事法律制度开展，这种目标价值的一致性要求刑罚执行活动要由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职能机关在同一系统下负责执行，矫正机构与监狱管理机关同屑司法行政系统，能够做到监禁刑与非监禁刑执行活动的顺利衔接，从而有利于整合相关资源和提高工作效率。虽然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执行有所不同，但行刑的目的和在手段上的运用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对服刑人的风险评估、需要评估，对服刑人的分级管理、分类改造，积极创造条件有利于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等。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今后将会有大量的监狱押犯通过假释的形式提前出狱。这就意味着监狱工作将要更大限度地向社区延伸，社区矫正也需要更多地向监狱延伸，如社区矫正工作者需要做假释前的报告，在服刑人入狱后不久就要帮助其做假释的计划和准备。另外，在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的服刑人员和违反监管规定情节严重的，其非监禁刑将被撤销而收监。总之，社区矫正机构设在司法行政机关，有利于监狱管理和社区矫正相互衔接，有机结合，以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社区矫正机构与司法所分离出来的理由是：目前司法所任务繁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安置帮教、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政府随时交办的保持社会稳定等非刑事执法任务)、工作人员素质与执法要求有距离、流动性大，难以保证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不太适合同时承担执法与非执法的任务。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社区矫正立法或人大授权等形式赋予司法所执法地位及其工作人员刑罚执行的职能。这一观点也代表了试点省市司法行政机关的普遍要求。但问题在于：如果赋予司法所刑事执法机关的地位，那么，司法所的其他的非刑罚执行的多项任务由谁来承担?如果司法所同时承担刑罚执行和非刑罚执行的任务，始终面临着由服务者、教育者向管理者、监督者的频繁转换，势必造成管理任务在性质上的混淆，例如，作为刑事执法机关来从事大量的人民调解工作显然是不适当的，也无法在公众面前树立起统一的刑罚执行的角色。

在构建独立的矫正机构的同时，需要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官队伍。具体操作如下：第一，选调、吸纳现在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从全国来看，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管理者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监狱、劳教等政法系统的干警；二是司法所的干部；三是招聘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目前专业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可通过考核，将以上三类人员中的优秀者纳人社区矫正官队伍中来。

第二，设立社区矫正官的准人标准。将社区矫正官纳入国家公务员系列。对进入该系列的人员除了要有相应的学历、专业外，还要有其他的资格要求。今后的社区矫正官需要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如刑事执法、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精神病学等，以较好完成监管、矫治和帮扶的任务。2001年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确定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一起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才能获得从业的基本资格，为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的资格准入提供了思路。可对社区矫正官进行专门的认证资格考试，制定规范的准人标准，以提高矫正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者急需的情况下，可以先从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中通过考试进行选拔，通过培训上岗。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逐步提高进入队伍的门槛。

第三，认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目前从社会招聘的司法社工及相关工作人员与司法所公务员和从政法部门抽调的干警的收入差距悬殊。由于同工不同酬，使得一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一旦有更高待遇的工作岗位随即跳槽，造成了矫正队伍的流动性大，影响了工作的效果。这些情况表明：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认真考虑和设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并注意将工作效果与学历结合起来考虑。如有的工作者学历不高，但经验丰富，工作投入，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有人虽然有较高学历，但缺乏工作经验。成效并不明显。因此，在分配时不能顾此失彼，在确定其待遇时，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1)承担的工作量。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设定其待遇。(2)试点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相同的工作性质和相同的工作强度应获得大体相同的待遇。

第四，恰当利用社会力量和志愿人员。犯罪的预防、治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专门的社区矫正官是不够的，也难以完成监督改造的任务。因此，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和志愿者的加入。

参考文献：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40，[2]孔超，当前我省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民调解，2010，(4)：36，[3]上海市高级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调查报告[R]，2010-04-28。

[4]韩玉胜，贾学胜。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监狱学刊，2004，(5)：109—11，储槐植，汪永乐，论刑事执行主体的合理配置[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

第五篇：对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对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韦凤珍

【内容摘要】社区矫正是我国自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社区矫正对促进被判处缓刑、管制的轻型罪犯及被裁定暂予监外执行、假释等罪犯的改造和回归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成长和回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社区建设相对不够完善，社区工作人员紧缺，社区矫正经验不足等原因，在部分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方面仍然存在监管不到位、矫正方式简单化、矫正效果不理想等问题。本文立足于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现状，提出强化部门联动、改进矫正方式、构建行为矫正平台等建议，以强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让失足未成年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奉献社会。

引子

2012年以来，防城港市因犯罪被判处缓刑、管制在各个社区执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共有31名。为挽救失足犯罪的未成年人，帮助执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成长、成才，早日回归社会，防城港市检察机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办公室的检察官们经常通过电话回访、当面谈话或与社区、司法人员联系等方式，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执行进行监督和帮  作者为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一、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

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臵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刑事判决、裁定或决定的服刑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一规定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特别是非监禁刑的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适用范围主要包括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对于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这些规定明确了未

程序是否合法，适用对象是否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同时还要对社区矫正的方式和过程进行监督。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实施后，为贯彻执行其中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各地检察机关均设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办公室，并开拓实行捕、诉、监、防一体化工作机制，与监所检察部门共同参与监督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工作，帮助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人民法院裁定执行社区矫正的未成年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悔罪态度良好、社会危险性较小，成为检察机关参与教育和挽救的重点对象。

三、防城港市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存在的主要问题 防城港市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是一座总人口不足100万的边境小城市。由于地处边陲，经济发展、教育培训、社会综合管理水平与大城市相比还有差距，对社区矫正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有限，导致未成年犯社区矫正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矫正人员的缺乏导致监督管理不到位

防城港市共有两个城区、一个县级市和一个县，下辖24个乡镇和2个街道办事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的设臵是四个司法局，26个司法所。《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该26个司

教育的方向和目的，导致部分未成年犯既不能在社区矫正过程中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反省自己的行为，也不能得到有效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训，甚至使部分未成年人产生犯罪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只不过在家老实呆上一段时间就又可以恢复原样，不会有什么对自己不利后果的错误观念，达不到改造的目的。

（三）过度偏向“教育”忽略“惩罚”导致未成年人对罪责刑的认识有偏差

一直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执行的刑事政策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由于各种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相继出台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成长、权益保护呼声愈高，导致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上，更多地偏向了教育而忽略了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在对未成年人执行社区矫正的时候，矫正工作人员往往只重视在思想予以劝解和教导，在行动上只要不违反规定即不再详细过问。这种重思想教育轻行为改造让未成年犯对既往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实施犯罪的缘由不能深刻反思，更无法认识到劳动对于改造自身、服务社会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犯罪中以抢劫、盗窃等侵财性犯罪居多，多数未成年人走向犯罪的源于单亲家庭、家庭暴力、辍学、迷恋网络、父母无暇照顾等一种或多种因素，为了满足其上网、交友或生存的需要，便通过这种不劳而获的手段一步步走向犯罪。如果社

成熟，知识、技能、阅历等相对于成人来说较为欠缺，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均缺乏理性的定位。由于心理、家庭、环境等因素走上犯罪道路，经过侦查、起诉、审判等司法程序，他们大多数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具有良好的悔过之心，但也有一部分未成年人不能正确看待自己的罪责刑，容易走极端。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改造，不能大而化之，简单设臵流水作业式的矫正方法对特殊个体效果难免差强人意。而全面考虑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环境差异、个体需求等因素，构建司法行政机关、检察机关、社区、学校等相关部门共同帮扶矫正的联动工作机制，才能促使未成年犯有效回归社会。

（一）加强基层司法行政机关建设，充实社区矫正力量 基层司法机行政关是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的直接责任者，要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一方面需加强司法行政机关的软硬件设施建设，完善心理治疗、阅读、交际沟通等矫正措施的设臵和空间、硬件的配备。另一方面，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同时招募有相关心理疏导、亲情弥补、公关交际等专门知识的志愿者充实到社区矫正的人员当中。这些人员可以跨区域志愿服务，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让未成年人在社区矫正时能够得到有效的心理辅导，弥补残缺家庭对未成年人造成的缺憾，培养其融入社会、相互沟通交流的技能，帮助他们正确看待既往及规划人生目标。

下达“社会服务令”，推荐到社会公益性机构，由检察机关聘用的辅导员对其进行思想感化教育，并在规定时间内从事有益的无薪工作，对社会作出一定补偿，使其重拾自尊，早日回归社会。①

在未成年犯执行社区矫正时推行社会服务令，一是有利于增强未成年人的服务社会意识，培养劳动技能，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念和自律意识，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二是有利于实现管制、缓刑等刑罚制度的惩罚性，促使未成年人反思自己的犯罪行为，对今后的人生起到警示作用；三是有利于纠正当前重视教育忽略惩罚的矫正局面，促使未成年人自觉纠正违法无代价的错误意识；四是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利用社区公益机构对未成年人执行社会服务令，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和感化，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降低矫正的成本，促进未成年人更好地认识社会、服务社会。

（四）积极创建行为矫正平台，为未成年人的成长提供知识、技能保障

如前所述，未成年犯的安臵是社区矫正的一大难题，思想上的教育、疏导相对抽象，结合行为上的矫正和学习、工作上的引导才能真正促进未成年人身心的回归。司法行政机关和社区、学校、社会经济组织可以联合创建未成年人学习、技能和工作平台，让未成年人在一个轻松的监管状态下实现 ① 陈馨：《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

1幸福、所处社区和学校的正常秩序，乃至于一国长远的发展和繁荣，小家不安则大家易乱，“少年强则国强”。当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软硬件设施的配备，联合矫正平台的搭建，离不开政府、团委和各维护未成年人权益团体的支持。因此，举社会之合力，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消除未成年违法犯罪引起反向蝴蝶效应，安定、繁荣、和谐的社会秩序才能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 葛炳瑶:《社区矫正导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

[2] 秦平:《保护：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指导原则》,《法制日报》[N]，2004-9-16。

[3] 王伟、闫鹏:《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研究》.《行政与法》[J]，2011年04期。

[4] 陈馨：《对未成年人犯罪引入“社会服务令制度”的思考》，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年1月第3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