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思考[小编推荐]

第一篇：对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思考[小编推荐]

对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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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分析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法院；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管理模式

我国目前正大力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设置存在很多问题，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应当由公安机关负责对五种非监禁的刑罚措施的执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的管理体制基本确立了“两个主体”的试点方针，即根据现行法律，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由司法行政部门担当日常“工作主体”。这种所谓的“两个主体”的运作模式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效率，本文试从法院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角度，借鉴国外已有的经验，分析国内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探讨在我国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并提出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以供讨论。

一、国外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一般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法院系统执行，如德国、法国等，一种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如英国、日本等，有的国家同时存在两种方式，如美国。对于社区矫正的最主要形式——缓刑来说，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在刑法中规定由法院系统来负责监督执行，负责缓刑考察工作的法院多数是原审法院，有的国家规定也可以是被告人居住地初审法院。[1]

1、德国。德国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是缓刑和假释。德国的缓刑、假释由缓刑官、假释官负责监督执行。缓刑假释官的主要任务包括：（1）为被缓刑假释人的就业、救济、与公共机构打交道等提供咨询、照顾和帮助；（2）对被缓刑假释人进行监督；（3）促使被缓刑假释人重新社会化；（4）完成司法部委托的相关工作；（5）向法院汇报被缓刑假释人的各方面状况等。缓刑假释官发现被缓刑假释人未遵守缓刑、假释条件的，可进行训诫，训诫无效的应向法院报告，由法官视违规程度决定延长缓刑假释期限或者重新收监执行。约有35％左右的被缓刑假释人重新入狱服刑。缓刑假释官是由法院聘任，接受法院的指示，向法院负责，属于司法部的公务人员。[2]笔者不认同德国的社区矫正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结论观点。[3]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德国的国家机构设置与我国不同，德国的法院和检察院都是司法部的下设机构，而在我国，法院与司法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准确的说，德国的缓刑和假释是由司法部下设的法院通过聘任缓刑、假释官来具体负责缓刑假释人员的监督、救济，而不能笼统的说德国的缓刑假释是由司法部管理，因此我们不能盲目的照搬、模仿德国的做法。

2、法国。法国的社区矫正主要有缓刑、假释、公益劳动、剥夺权利等方式，法国各类社区矫正形式都是由被判决人惯常居住地区的刑罚执行法官负责执行。每一个大审法院应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裁判的执行。负责判决执行的执行法官是在征求了最高司法会议的意见之后，以法令形式指定的，任期三年。缓刑考验期内，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殊要求以及有罪判决本身的要求可在任何时候由刑罚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刑罚执行法官在缓刑考验期内邢文杰发布时间： 2007-01-10 17:24:42

也可以随时作出决定变更或取消被缓刑人应履行的特定义务。如果被缓刑人不履行特定义务，刑罚执行法官可以作出附具理由的裁定，将被缓刑人立即关押至最近的监禁场所。[4]由于假释人员应遵守的义务大部分与缓刑人员所规定的义务相类似，假释也是由执行法官负责监督执行。[5]

3、美国。美国的社区矫正形式主要有缓刑、假释、中间制裁等。由于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美国没有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各州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措施。对于缓刑，从目前来看，成人缓刑大致有四种模式：有三十多个州由政府的矫正局管理，6个州由州法院系统管理，6个州是由当地市县法院管理，4个州由市县政府部门管理。青少年缓刑多数是由法院系统管理。赞成法院管理的人认为，法院对缓刑有更多的责任，在缓刑的全过程中，法院能对缓刑工作者进行指导并随时采取及时的行动，法院往往更相信自己工作人员的情况汇报。[6] 但是法院对假释人员没有执行权，因为在美国，假释都是司法部下设的假释委员会的管理下运作，由假释委员会负责假释的决定和监督，没有法院的参与，因此法院也就不介入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

二、国内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探索

在我国，根据刑法和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社区中的服刑人员的监督和管理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承担。其实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制建设还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在当时的司法实务界曾出现过对于缓刑——这一最重要的社区矫正形式，究竟是由法院负责执行还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的选择问题。最高法院在与公安部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对于一般缓刑犯由当地公安部门负责监督执行。[7]建国初期，管制的适用和制度也都比较混乱，人民法院可以将其作为刑罚方式适用，公安机关可以将其作为行政处罚适用，有的地方，区乡人民政府也承担执行管制的任务。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管制一律由人民法院判决的决定》公布之后，管制也正式开始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8]

但是，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由公安机关执行非监禁刑刑罚措施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服刑人员处于无人管的状态。在实践中，有的法院迫于无奈，为了不使非监禁刑服刑人员脱管，只能自己对服刑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如2004年无锡市开发区法院实行“新政”，首次对17名缓刑犯建档考察，缓刑判决生效后，法院在每月初向缓刑犯发送《思想汇报表》，缓刑犯必须作出书面的工作、生活汇报，由当地公安机关认可后在月底反馈到法院。法院还会定期向缓刑犯寄送法律学习资料，缓刑人员也要写出学习心得。有业内人士认为，法院注重和加大对非监禁刑人员的管理，有望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9]贵阳市中级法院在对一起假释案件的审理中，为确保服刑人员在假释后不再危害社会，法院特别对假释条件进行延伸，包括假释人员出监后有无生活来源等，还将征求服刑人员家庭成员及原所在社区的意见，查明其是否愿意接纳。在服刑人员获得假释后，法院将不定期对其回访，一旦发现有轻微违法行为或表现不佳，要立即取消假释。有人认为，法院这样加强假释人员的监督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监督假释罪犯是公安机关而非法院的职责和权能，[10]但是，设想如果公安机关真正切实做好了假释人员的监督管理工作，法院不会多此一举，这一做法虽然与现行法律规定相冲突，但是法院的初衷是好的，也是为了维护刑罚的完整性和权威性，切实保证刑罚的顺利实现，预防犯罪行为再次发生。

近几年，法院系统还出现了一些我们现行法律尚未规定的社区矫正形式，如社会服务令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这两种制度在国外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已经很具代表意义，在国内进行相关探索实践能够大力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与国际接轨。社会服务令，是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对已构成犯罪的未成年涉罪对象，责令其至某一场所，完成一定期限且为无偿社会服务劳动的非刑罚化的矫治措施。适用范围包括：试行暂缓判决的，判处管制的，单处罚金的，判处免刑的，宣告缓刑的。[11]这种社会服务令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长宁法院首次

试行之后，国内许多省市的基层法院相继在未成年刑事案件中尝试探索社会服务令，取得了较好的教育矫正效果。社会服务在法院指定或者法院同意的劳动场所内进行，劳动场所须有必要的帮教组织和反馈机制，及时向法院反映信息，因此社会服务令的全程运作都是由法院进行监督。同时，法院与劳动场所密切合作，可以开展多种有效的矫正项目和教育活动，积极促使涉罪未成年人改恶从善，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实践证明，由法院负责社会服务令——这一社区矫正形式的监督和矫正是可行的，也是成功的。通过以上实践表明，在我国，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的监督、管理和矫正任务。

三、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可行性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比较混乱，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社区矫正的刑罚措施是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而根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具体来说是由基层司法所负责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工作。现在国内学术界也是普遍倾向于由司法行政机关取代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执行。但是，基层司法所是否有能力胜任这项工作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由于当前基层司法所不具有刑事执法性，不适应对社区矫正进行专业化管理的要求，而且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基础设施薄弱、工作力量不足以及队伍素质相对较低的问题，因此，基层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12]既然公安机关和基层司法所都难以胜任社区矫正的工作，在我国应当如何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这是我国社区矫正进一步深入开展之前应当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构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既要参考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现有体制情况，不能因循守旧，更不能盲目照搬。历史证明公安机关已不适合作为非监禁刑的监管和矫治工作，基层司法所的现有体制和资源也难以胜任。国外很多国家是存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社区矫正的先例，但是在我国“两高两部”在确定社区矫正试点的管理体制时缺乏深入的调研和充分的论证。[13]我们应当看到，国外也存在不少由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经验，而国内司法实务界又自发出现了由基层法院负责监督管理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这也反映了我国实践中的发展方向和实践需要。任何真理都是从实践中来，我们有必要对法院的这些探索加以重视，并进一步研究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社区矫正的管理体制。

1、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专业性、法律性的基本要求。社区矫正是非监禁性刑罚的执行过程，刑罚的执行必定是一项专业性和法律性较强的工作，要求刑罚的执行主体必须具备刑事法律方面的相关知识和理论修养。同时，社区矫正更是对罪犯的矫正过程，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对针对服刑人员开展心理矫正，通过多种形式的矫正活动和矫正项目，通过集中学习和个别教育等方式，帮助其克服不良心理的影响，并及时帮助解决服刑人员的一些困难，对特殊需要加以引导，最终的目标是使其避免再次犯罪，成为守法公民。在这个矫正的过程中，要求执行主体队伍必须具备法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犯罪发生、犯罪心理方面的经验，培养了大量熟悉罪犯心理、了解罪犯处境的一线工作者，再加上可以聘任社会上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志愿者帮助开展社区矫正，因此，法院有能力胜任社区矫正这一专业性、法律性较强的工作。

2、法院管理符合社区矫正的刚柔并济的工作要求。在社区矫正中，既要在监督管理上有刚性的一面，因为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过程，须进行轻微强制性的管束，必须体现一定的惩罚性；又要在教育矫治上有柔性的一面，因为刑罚的适用要以罪犯的心理康复为最终目标，心理矫治需要在对罪犯心理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项目，强调对罪犯心理和情绪障碍的引导和疏通。我国法院拥有一定的国家强制力量，有自己的司法警察队伍，可以保证社区矫正的顺利执行。另外，我国从1984年建立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现已在全国

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都由少年法庭审理的制度。多年来少年法庭的运作，积累了丰富了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柔性审判和管理的宝贵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实践经验进一步巩固和发扬，并运用到社区矫正的实际工作中去。此外，还可以通过聘任志愿者的形式，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心理矫治和生活援助等。因此，法院的工作方式符合社区矫正刚柔并济的要求。

3、法院管理有利于提高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国家里，法院一般也是社区矫正刑罚措施的决定机关。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对罪犯各方面情况已经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法院可以针对罪犯的具体情况开展个性化的矫正项目，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社区矫正的工作效率。

（2）罪犯在被矫正期间应当遵守的义务都是由法院规定的，因此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这些义务要求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更全面的把握。

（3）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反应。法院可以及时作出刑罚执行过程中奖惩的处理结果。罪犯在服刑过程中表现较好的，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及时作出减刑的决定。对于服刑人员违反监管义务的，法院也可以及时作出惩罚措施，严重的可以将违规者带回法庭，并及时根据情节轻重和恶性大小，酌情作出刑罚执行方式的变更。如果由其他如行政机关管理社区矫正，出现以上情况时，要经过复杂的审批程序，最终的减刑或者其他刑罚执行方式变更的决定仍要由法院作出。因此，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不同机关之间不必要的繁琐交接程序，节约行刑资源，提高行刑效率。

四、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设想

借鉴国外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刑罚的经验，总结国内法院监督管理社区矫正对象的探索，试对我国法院系统管理社区矫正的模式作如下设想：

1、关于机构设置。建议在基层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该部门可以叫作“社区矫正局”，与原有的“执行局”并列。社区矫正局内部可以设置管制庭、缓刑庭、假释庭等分支机构，具体管理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不同类别的矫正对象有其不同的特点，对其也应当展开有针对性的矫治方案，因此应当设置不同的庭，根据罪犯的类别分类矫正。这样，在刑事审判庭判决生效之后，相关司法文书立即转交社区矫正局，避免了不同机关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力的弊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的案件也按照就近的原则交由基层法院负责执行。

2、关于执行人员的配备。社区矫正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一支专职队伍来负责执行，因此要在部门内部配备充足的专职人员，而不能由审判法官或者其他人员兼任。建议可以由具有审判经验的刑事审判法官调任社区矫正局，负责社区矫正的监督、执行。因为他们通过多年的审判实践，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刑法学、犯罪学方面的知识，而且对犯罪心理、犯罪动机的形成，以及对罪犯的需求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可以在对罪犯充分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矫治活动。这样，通过法院内部调任的方式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不改变工作者的原有人事关系，因此在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也可以通过向社会招聘的方式，聘任社区矫正工作者。无论哪种方式，要成为正式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

3、关于志愿者队伍建设。法院专职人员的数量和能力毕竟还是有限的，需要广泛发动群众力量，吸收一定数量的志愿者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他们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开展对服刑人员的矫正活动。志愿者可以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心理医生或者高校学生，也可以是表现较好的刑满释放人员，因为他们更了解被矫正对象的心理，与被矫正对象也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一部分刑满释放人员也有服务社会的热情和愿望，他们可以在帮助矫正的过程中，与被矫正对象一起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4、关于奖惩的处理。建议赋予法院社区矫正局充分的奖惩决定权，即社区矫正局有权

直接对被矫正对象的奖惩作出处理，而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约宝贵时间，既可以提高被矫正人员的接受矫正的积极性，也能够对违反监管规定的人员及时作出处理，提高工作效率。社区矫正局也应当享受减刑决定权，对表现较好，符合条件的被矫正对象依法进行减刑，使社区矫正保持在一个高效、动态的运作过程中。使那些表现较好、已经没有矫正必要的人员及早脱离被监管的状态，对恶性较大的对象加强或延长矫正，充分体现个别化的原则。对于违反监管规定的对象，社区矫正局可以直接作出惩罚的决定，对于重新犯罪的，应当立即撤销社区矫正，转交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进行侦察、起诉。

参考文献：

[1]张文学编著《中国缓刑制度理论与实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144-145页。

[2]陈泽宪《德国、法国非监禁刑罚及替代措施》，http:///shownews.asp?id=2762。

[3]司法部赴德国社区矫正培训团《德国社区矫正概览》，《中国司法》2005年11期。

[4]刘强主编《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35-436页。

[5] [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 罗结珍译：《法国刑罚总论精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643页。

[6]刘强编著《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4、65页。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处缓刑的一般刑事犯由公安部门监督执行的复函》，1953年3月27日，法办字第1657号。

[8]吴宗宪等著《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61-462页。

[9]《开发区法院为缓刑犯建档，法官和犯人间的沟通更紧密——监外管理导入“社区矫正”》，《无锡日报》2004年03月10日。

[10]《这样假释不妥》，《法制日报》2004年1月6日。

[11]《上海长宁法院试行社会服务令一周年专题》，《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年3期。

[12][13]刘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的管理体制弊大于利》，《法学》，2005年9期。

第二篇：对社区矫正的一点思考

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一点思考

黄银秋韩文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项新事物，在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趋势的，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为社区矫正的更好开展扫除障碍。

关键词：社区矫正；原因；问题；对策；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

社区矫正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论的影响。今天，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二、开展社区矫正的好处

目前我们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

1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符合世界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都已经进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都比较多，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仅社区矫正适用的数量大并继续呈增长趋势，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社区矫正的种类也很多，社区矫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国青睐的主要原因。

（二）开展社区矫正能够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实施社区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狱内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与社会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会、仇视社会，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为罪犯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改造环境，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还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完整，减少社会对立面，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充分体现人道主义原则。

（三）开展社区矫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人口和国家对监

狱运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而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目前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对策

（一）现行试点工作中主管机关的角色与法律规定不协调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多数落在了二支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而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例如按照我区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在矫正期间将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报到，由司法所为其登记造册；此后矫正人员要根据个人情况定期向社区司法所电话汇报，定期到司法所当面谈话；司法所负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定期对其进行走访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却规定了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应该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考察应是法定的执行机关，而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责任配合的协助单位。

但我国公安机关目前任务繁杂、工作经常超负荷，很难再顾及社

区矫正的监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缓解了公安机关这一问题和困难。

因此，早日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为详细的《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和监管模式。笔者认为，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应该为司法局（所），而监管模式则应设置成以司法局（所）为主、社区为辅的模式。应该在司法部（厅、局、所）里设立社区矫正监管部门，由专人负责，行使权利。并由该部门对社区志愿人员进行组织和培训，以确保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素质。

（二）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响和担心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加之相关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监禁刑，而对于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例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在实际中适用量却很少。这个我区目前尚无一例管制类别的社区矫正对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考虑。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视，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适用的范围，同时要放宽这些刑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

其次，还要尽快完善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制度保障，让司法者能够放心适用非监禁刑罚。

（三）如何解决矫正对象的就业、生活等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很大，下岗人数较多，外地的流动人口源源进入城市，而农村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并不乐观，而没有正当生活收入，就会造成当事人情绪的不稳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

因此，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如我所就通过与民政部门联动，成功为数名社区矫正对象申请了社会救济，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者还应该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又如我所社区矫正对象吴仲阶是个有钱仔，由于年少贪玩，法律意识淡薄，与别人一起参与了抢劫，我们针对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交往复杂，观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容易被诱惑，可塑性强的特点，我们抓住焦点，结合其自身的“前车之鉴”、讲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强化法律意识，同时与其父母、社区等进行帮教联动，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铺帮忙，严禁夜归等，有效控制他再度与以前的损友交往。目前吴仲阶思想基本稳定，并即将成为我街第一个安全解除社区矫正的对象。

社区矫正是一项新课题，让我们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实践，大胆去创新，为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第三篇：2010法院社区矫正总结

二0一0年汝城县人民法院

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总结

汝城县人民法院坚持把判处缓刑、管制、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的五类人员统一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从三个方面不断强化矫正力度，今来矫正总人数共计4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确保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院党组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专门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并结合法院的实际，制定了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意见》。结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街道的具体情况，准确定位，积极协助辖区按照省、市、区有关社区矫正的文件和规定，规范社区矫正衔接、执行、监督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同时加强对专职社区矫正工作者与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培训，使他们熟悉社区矫正有关规定、工作流程等。尤其是对社区矫正相关业务开展以及国家有关部门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要求和省、市有关社区矫正工作文件的学习，深化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切实将思想统一到上级社区矫正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正确把握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性与独创性的统一，坚持“制度化”和“人性化”并重，积极拓展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

1安综合治理途径，积极稳妥、不断创新、扎实有序地推进社矫工作的开展。

二、明确适用范围完善工作制度，不断将社区矫正工作推向深入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我院在对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与公、检、司会签，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恢复性司法工作中。

一是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必须是经人民法院判处并移送社区矫正的、在区域固定居住一年以上的以下对象：被判处管制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宣告缓刑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监外服刑的。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作为重点对象，尽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移送社区矫正。

二是严格掌握法律标准和适用条件。规定对累犯、再犯、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对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依法不适用假释；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严重经济犯罪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罪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犯罪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假释；对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犯罪等腐败案件及经济犯罪案件中赃款大部分未追回、财产刑大部分未执行的罪犯，在适用非监禁刑或假释时

从严掌握。

三是严格规范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程序。法院与其他部门配合做好矫正衔接、矫正执行等工作，防止漏送、错送而造成漏管、失管。

四是严格落实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负责制和部门责任制。法院成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小组，并指派专人担任联络员，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网络。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中的工作例会制度、联席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法和有效途径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加强改革创新，不断寻找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一是实施矫正前置。我院与辖区各社区达成协议，由法院拟判处管制、缓刑的罪犯，提前向矫正机构征询是否具有适用管制、缓刑的条件，让矫正机构提前介入了解情况，并要求社区做好必要的矫前教育。在矫前教育中，主要开展：相关社区矫正知识的宣讲，使其明白社区矫正工作的严肃性，树立正确的身份意识，预留相关联系方式，便于乡镇社区矫正办公室能及时通知其宣告以及相关活动的开展；填写《社区矫正对象登记表》，了解相关罪错，关键是加深其社会服刑意识，能在社区矫正期间切实约束言行，真正做到认罪，制定体现个性的社区矫正方案（根据矫正

对象的个人实际情况而定），并为每个矫正对象建立专档，专人管理。

二是实施分类管理。将矫正对象按年龄、性别、犯罪类型、有无工作单位、生活有无保障等方面进行分类梳理，管理方式因人而异、因类而异。我院根据矫正对象的犯罪原因，罪错大小等情况，指导社区矫正机构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制度化管理、人性化矫正，体现“以人为本、矫正为本”理念。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特点，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培训，使其掌握一门专业技能，切实提高其自食其力的能力。对生活上有困难的矫正对象，通过落实相关帮扶措施的方法，做到了只要被矫正对象愿意劳动，就有服务处所，刑释解教人员，在本辖区得到了妥善安置，实现了帮教率达百分之百。

三是调动各界资源。我院充分调动各界资源积极探索矫正的社会化：一是家庭的参与，对适用社区矫正的人员，要求其家属作为矫正对象的监督人。二是志愿者参与。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岗成员及青年文明号成员的积极性并担任志愿者参与帮教工作，对实行社区矫正的对象定期采用集中回访制度，督促他们尊纪守法，使被帮教对象思想上警钟长鸣。三是领导参与。分管院长与刑庭负责人亲自参加集中帮教，对不服从管教的有轻微违法苗头的个别对象进行重点帮教，及时防止可能重新犯罪而重新危害社会。四是单位的参与。各社区矫正办分别到辖区多家单位，与单位分别签订了监管帮扶矫正对象的协议。

四是坚持公益劳动与公益活动相结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区，严格按照规定，对矫正对象每月安排不少于12小时的公益劳动，注意形式多样化。有的社区安排矫正对象参加社区治安巡逻，有的安排他们为社区出宣传板报，有的安排在社区抄写材料，有的帮助发宣传材料等。同时，坚持教育管理和帮助服务相结合。在对矫正对象加强教育管理的同时，对其提出的实际困难尽可能帮助解决。

二0一0年十月十一日

第四篇：2010法院社区矫正总结

二0一0年法院

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总结

**人民法院坚持把判处缓刑、管制、暂予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的五类人员统一纳入社区矫正范围，从三个方面不断强化矫正力度，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

一、加强领导健全组织，确保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院党组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成立了专门的社区矫正办公室，设于刑事庭，并由专人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结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街道的具体情况，准确定位，积极协助辖区按照省、市有关社区矫正的文件和规定，规范社区矫正衔接、执行、监督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方面的工作程序。深化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认识和理解，切实将思想统一到上级社区矫正的决策和部署上来，正确把握社区矫正工作的原则性与独创性的统一，坚持“制度化”和“人性化”并重，积极拓展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途径，积极稳妥、不断创新、扎实有序地推进社矫工作的开展。

二、明确适用范围完善工作制度，不断将社区矫正工作推向深入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

深入开展，在对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与公、检、司协调，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恢复性司法工作中。

一是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必须是经人民法院判处并移送社区矫正的、在区域固定居住一年以上的以下对象：被判处管制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宣告缓刑的；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并在 1

监外服刑的。对于罪行较轻、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弱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作为重点对象，尽可能适用非监禁刑，移送社区矫正。

二是严格掌握法律标准和适用条件。规定对累犯、再犯、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犯罪，对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依法不适用假释；对黑恶势力罪犯、严重经济犯罪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罪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犯罪的罪犯，一般不适用假释；对国家工作人员经济犯罪等腐败案件及经济犯罪案件中赃款大部分未追回、财产刑大部分未执行的罪犯，在适用非监禁刑或假释时从严掌握。

三是严格规范执行社区矫正工作程序。法院与其他部门配合做好矫正衔接、矫正执行等工作，防止漏送、错送而造成漏管、失管。

四是严格落实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负责制和部门责任制。成立了专门的社区矫正办公室，指派专人担任联络员，健全组织机构和工作网络

三、加强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法和有效途径。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积极探索实践，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加强改革创新，不断寻找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一是实施矫正前置。与辖区各社区达成协议，由法院拟判处管制、缓刑的罪犯，提前向相关部门征询是否具有适用管制、缓刑的条件，并要求相关部门和社区做好必要的矫前教育

二是实施分类管理。根据矫正对象的犯罪原因，罪错轻重等

情况，指导社区矫正机构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制度化管理、人性化矫正，体现“以人为本、矫正为本”理念。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特点，积极配合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培

训，切实提高其自食其力的能力。对生活上有困难的矫正对象，通过落实相关帮扶措施的方法，做到了只要被矫正对象愿意劳动，就有服务处所，刑释解教人员，在本辖区得到了妥善安置，实现了帮教率达百分之百。

三是调动各界资源。充分调动各界资源积极探索矫正的社会化：一是家庭的参与，对适用社区矫正的人员，要求其家属作为矫正对象的监督人。二是志愿者参与。充分发挥青少年维权岗成员及青年文明号成员的积极性并担任志愿者参与帮教工作，对实行社区矫正的对象定期采用集中回访制度，督促他们尊纪守法，使被帮教对象思想上警钟长鸣。三是领导参与。分管院长与刑庭负责人亲自参加集中帮教，对不服从管教的有轻微违法苗头的个别对象进行重点帮教，及时防止可能重新犯罪而危害社会。

二0一0年十月十一日

第五篇：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形势发展需要，在总结分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引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增多。因此，改造好犯罪分子、减少社会对立面显得十分重要。开展社区矫正，既能使一部分罪犯改正恶习，降低重新犯罪率，又能帮助他们增强重新适应社会的能力，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栾川创造有利条件

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严厉打击犯罪，既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又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长期战略。每一名罪犯身边都有亲属、邻里、朋友等密切人群，刑罚的宽严不仅影响罪犯本人，而且对这些人群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对那些罪行轻微或者已经弃恶从善的罪犯实施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化解他们的对抗情绪，有效

减少社会对立面，而且有利于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三、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刑罚制度的重大举措。社区矫正模式是刑罚不断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采用较为严厉的刑事惩罚手段，在有力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禁刑适用比例和行刑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因此，适时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进步要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既实现了我国罪犯改造工作基本原则和司法工作传统优势的法律化、制度化，又顺应了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更理智、更人道、更高效的现代刑罚理念，有利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增强刑罚效能的同时，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刑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