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对建立专职独立的社区矫正管理体系的思考
对建立专职独立的社区矫正管理体系的思考
溆浦县司法局
谢亚满
论文摘要: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符合世界刑罚轻缓化和社会化的发展潮流。社区矫正在我国本土化的试行过程中,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分离是导致的法律矛盾、操作混乱以及工作效率和效果低下的客观存在的主要因素。本文尝试从社区矫正的性质入手,结合刑事执行一体化理论,初步对建立专职独立的社区矫正管理体系进行探讨。
关键词:
社区矫正
专职独立
管理体系
一、现行社区矫正“双主体”管理模式存在的原因和弊端
(一)过渡性阶段社区矫正“双主体”管理模式存在的原因分析
1、法律和法规性文件矛盾冲突的结果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监禁刑(社区矫正)执行的组织管理权的归属是公安机关,与“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规定存在着对立与冲突。对于社区矫正对象中的管制、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主体,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且规定一致。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对于假释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缓刑考察机关的规定上略有区别。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两个刑事法律规定的区别性体现在:一个是“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另一个是“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但两者管理主体的最终归属仍然是公安机关。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虽然对管理的主体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对管理的内容规定是粗疏的,使得这种管理流于形式。
《通知》对管理主体的规定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公安机关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显然,《通知》规定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公安机
矫正的“执法主体”和“主导力量”的职责,而“刑事执法程序工作”和“具体的监督管理工作”的界限又不能绝然地分开,其结果是:一方面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内容的交叉重复,两个部门都要制定一套对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的程序和要求,如公安机关要将五类监外执行对象列入重点人口监管,承担对矫正对象限制性要求的监督执行;另一方面也会造成两个部门工作职责上的缺位和效率低下,因为具有执法职权的公安部门不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的具体任务,而承担监督管理和教育改造职责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执法权威。就好像两个小于1的小数相乘无论如何也不会大于1,主体分离的组织管理模式效率和效果肯定会小于一个独立主体的管理模式。笔者本身就是从事社区矫正实务的工作人员,不只一次听到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埋怨:这样“有责无权”的身份,执法没有底气,很难把教育矫正的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二是工作主体有“违法”执法嫌疑,衔接程序混乱。无论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中起什么作用,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到社区矫正中来,并无法律依据,两院两部用《通知》“造法”的方式来推动监外执行制度改革是目前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中国特色”。由于目前一方面主张,“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只能是刑罚执行活动,执行主体与执行对象不能改变。”另一方面又主张,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必须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1](P30)。因此在立法上致使社区矫正各参与机构之间的职责分工始终没有明确界定,造成了社区矫正理论研究和法律实务工作中的矛盾和混乱。既然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那么就应该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规中有关公安机关是对被判处管制、缓刑或予以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执行监督、考察等任务的主体的规定,而不应该主张“由国家司法行政系统的基层司法所及专业社区矫正人员承担与负责落实”社区矫正的“具体的执行工作与矫正内容”,因为在上述法规文件中,没有任何有关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参与对监狱之外服刑人员实施执法任务的授权规定。而如果要落实两院两部《通知》精神,由司法行政机关来承担和发挥社区矫正的“牵头组织”的角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功能,就不能过分强调“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因为,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实践活动,社区矫正的试点本身就意涵着对现有法律制度体系的突破与革新,一味强调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运行,明显地会限制新的法律制度和刑事政策的创建。
二、社区矫正组织模式难以明确的困境
历经近九年的试点、试行到全面铺开后,在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中,虽然规定了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
系,各地基本上都是由基层派出所“兼管”执行工作。在实际执行中,公安机关则将监外执行的罪犯和其他如吸毒等重点人口混同造册,监外执行罪犯仅仅局限在接收、登记上,日常监督管理完全交给了基层组织和单位,而基层组织和单位既没有没有执法的资格也没有执法的能力,实际上使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督管理处于真空状态。
再其次,不利于实现司法机关专业化分工和科学、合理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资源。同时,执行机关设置交叉,也不利于统一管理。刑事执行作为一门专门的刑事司法科学,具有很多其他刑事司法活动不具有的特殊性,因此,对刑事执行的专门化要求越来越高。这种专门化的要求包括立法的专门化和执行的专门化。因此,有必要实现刑事执行的一体化,“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健全的刑事执行体制,以实现对基本性质一致、价值取向相同的行刑司法活动统一规范、统一管理,刑事执行权由一个统一、专门的国家机关行使和负责,即实现行刑权的统一。现在,“墙内”的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而“墙外”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等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不利于统一管理、教育、改造和调查研究制定法规等工作”[2]。并且,“在现行的分散式行刑体制下,由于执行刑罚是某些机关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执行刑罚对其而言只能是一种附属性的活动,实践中也多处于一种“盲然”状态——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实际地或者想当然地存在着,行刑目的达成或者刑罚效益的实现对其而言可谓是一种“意外”收获,很难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和探讨解决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行刑基本原则难以体现和贯彻”[3]。
实际上,上述也正是1983年国家决定将劳改、劳教工作由公安机关转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的主要理由。可以说,也是在几乎完全相同的背景和理由下中国特色社区矫正作为新的刑罚执行方式得以出台,催生了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改革,公安机关将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监督管理,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区矫正。
(二)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
目前,按照现行法规性文件的规定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主体是司法所。例如2003年7月社区矫正在全国试点,当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如此表述:“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
不可否认,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狱机关本身就具有刑罚执行权,再加上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确有其优势,在社区矫正过渡性阶段由司法所承担工作主体无疑也是唯一的权宜之策。第一,司法所的工作范围主要在社
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其二,司法所管辖范围太小不能满足矫正对象最基本的流动要求,甚至对小范围内外出务工的矫正对象也无法实施连续的个别矫正方案。如果矫正对象由于就业、就学等原因在不同司法所辖区之间流动,以目前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能力,一般来说,就意味着司法所工作人员同该矫正对象已经建立的矫正关系就会中断。有的矫正对象并不在其户籍地居住,或者根本就没有固定居住地,如果以司法所为辖区来进行管理,矫正对象就很容易脱管、漏管,甚至完全失控。
其三,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其各项工作任务之间存在性质冲突。如前所述,司法所原已承担着八项工作任务,这八项工作任务的性质主要属于法律服务范畴,而社区矫正虽然也有服务内容,但其本质是刑罚执行,是一项不折不扣的执法工作。如果将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就意味着司法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执法权,但实际上,司法所大部分工作人员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与刑罚执行毫无关系。鉴于刑事执法的严肃性和专门性,应该也必须有一支专门的执法队伍,有一套独立完整的管理、培训和晋职体系。
综上所述,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有优势的一面。但也存在着很多目前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局限。笔者认为,司法所并不适合成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如果继续以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对矫正工作的长远发展,尤其对社区矫正的专业化建设,都会很不利。
三、社区矫正执法权的双重属性决定了有必要建立专职独立的组织管理体系。
(一)性质之一:非监禁性刑罚执行
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是目前国内有关社区矫正性质定位的最流行的论述。两院两部的《通知》是持此种观点的最权威的法规文件。《通知》中对社区矫正概念明确定位:“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除了法规性文件上述界定外,国内学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也持此种论述。例如,上海大学法学院刘强教授认为,对社区矫正的定位可以从三个层面上理解: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对特定罪犯的刑事执法活动;社区矫正是在社区中的刑事执法活动。[3](P112)最早开展社区矫正理论研究的郭建安教授虽然主张社区矫正是刑种、量刑和行刑制度的结合,但是在三者中,他仍然偏向社区矫正是刑罚执行的观点。例如,他与郑霞泽合著的《社区矫正通论》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两院两部
杂的教育矫正、福利服务等工作任务。两院两部《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双重性质定位有充分的体现。例如:
《通知》在阐释社区矫正的涵义和性质时,在明确社区矫正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属性之后,又指出:“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通知》在论述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意义时,特别强调社区矫正“有利于对那些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者继续监禁的罪犯有针对性地实施社会化的矫正,充分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提高教育改造质量,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并且把“坚持对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予以严厉惩罚,积极探索对罪行较轻的罪犯进行社区矫正”,当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目标。
《通知》把教育矫正、帮助解决困难和问题与监督管理放在一起,共同列为社区矫正的三大任务。在这里,接受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矫正不良心理和行为,成为守法公民;以及接受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帮助,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从而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更主要的是它们被看做是社区服刑人员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较之以前的偏重于监督管理的社区刑罚,社区矫正更注重对服刑人员的服务、帮助、干预、救助。充分保护犯罪人的人权是社区矫正追求的美好价值目标之一。社区矫正不仅仅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服刑人员的一种权利。[9] 综上可见,两院两部推进社区矫正的试点,其出发点不仅是为了节约行刑成本,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蕴含社会福利理念的新的刑罚制度。
四、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系的重构设想
综上所述,目前社区矫正“双主体”管理模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弊端,加上由于社区矫正的非监禁性刑罚执行和社会福利性双重性质决定了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公安机关和司法所的职责和现状都不适宜或者说难以胜任独立承担社区矫正的执法权的现实,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组织管理体系的建设问题。
从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一方面,无论是社区矫正制度发展较早的美国或者欧洲国家,还是随后发展起来的亚洲和太平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尽管对于社区矫正以及矫正执行机关的称谓各不相同,但是负责执行社区矫正措施的都是一些专门机构。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性质相同,只是执行场所不同。例如英国政
有的国家和地区执行社区矫正的专业人员主要是假释官,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社区矫正则由缓刑官和假释放官共同执行。[10]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社区矫正兼具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两种属性,完整的矫正工作者队伍应由两部分组成,统一由社区矫正管理局管理和调配:一部分是专职的社区矫正警察,相当于国外的缓刑官或假释官;另一部分是致力于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力量,包括专职的矫正社工和兼职的社会志愿者。前者,即社区矫正警察,是具公务员身份、有刑罚执行权的专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这部分人员属于社区矫正的专业工作力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起主导作用;后者,即专职的矫正社工和兼职的社会志愿者,属于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辅助力量,在社区矫正警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是社区矫正引进社会力量的具体形式,在矫正工作中起辅助作用,两支队伍分别作为社区矫正的中坚力量和外围支持,正好体现了我国“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一贯政策,任何一方都不可或缺。
首批的社区矫正警察配备,可以先从司法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中择优录用,或者从有经验的在职警察、监狱警察、劳教警察中调配,以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力量。如果有的地区这部分人员数量不足,可以采取公开招考的形式加以补充。对于在试点期间就起用专职矫正社工从事矫正工作的城市,可以鼓励矫正社工积极报考,对从事矫正工作达到一定期限并取得相关专业资格的社工予以优先录取。此外,建议为每位矫正警察选配3到4名矫正社工,然后再招募一些当地的社会志愿者,尽可能使每位矫正对象周围至少有1名志愿者,这样一来,矫正警察、矫正社工、矫正志愿者就组成了一个有机的矫正组织,矫正警察的工作不但可以有效分散出去,而且得到更为细致的贯彻。
综上所述,本文关于社区矫正执行机构的基本观点是,司法所不适合继续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应在每个县级司法行政部门建立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即社区矫正管理局,全面承担全县(县级市、区)范围的社区矫正执行工作。此外,应在司法部和省、地、县级司法部门分别建立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管理机构的人员编制不必太多,尤其是省级和地级要绝对精简;管理机构的任务是进行业务指导、部门协调和组织必要的培训,因此,进入管理机构的人员一定要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内行,又要具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参考文献】
[1]王顺安.中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与立法呼唤[D].对轻刑犯的非监禁矫正措施中英研讨会交流材料汇编,2004.[2]吴玉华.社区矫正工作初探[J].法学杂志,2003(5).[3]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4]刘强.社区矫正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J].法治论丛,2003(3).1
第二篇:对社区矫正的一点思考
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一点思考
黄银秋韩文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项新事物,在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趋势的,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为社区矫正的更好开展扫除障碍。
关键词:社区矫正;原因;问题;对策;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
社区矫正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论的影响。今天,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二、开展社区矫正的好处
目前我们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
1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符合世界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都已经进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都比较多,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仅社区矫正适用的数量大并继续呈增长趋势,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社区矫正的种类也很多,社区矫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国青睐的主要原因。
(二)开展社区矫正能够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实施社区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狱内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与社会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会、仇视社会,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为罪犯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改造环境,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还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完整,减少社会对立面,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充分体现人道主义原则。
(三)开展社区矫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人口和国家对监
狱运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而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目前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对策
(一)现行试点工作中主管机关的角色与法律规定不协调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多数落在了二支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而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例如按照我区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在矫正期间将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报到,由司法所为其登记造册;此后矫正人员要根据个人情况定期向社区司法所电话汇报,定期到司法所当面谈话;司法所负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定期对其进行走访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却规定了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应该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考察应是法定的执行机关,而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责任配合的协助单位。
但我国公安机关目前任务繁杂、工作经常超负荷,很难再顾及社
区矫正的监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缓解了公安机关这一问题和困难。
因此,早日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为详细的《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和监管模式。笔者认为,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应该为司法局(所),而监管模式则应设置成以司法局(所)为主、社区为辅的模式。应该在司法部(厅、局、所)里设立社区矫正监管部门,由专人负责,行使权利。并由该部门对社区志愿人员进行组织和培训,以确保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素质。
(二)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响和担心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加之相关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监禁刑,而对于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例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在实际中适用量却很少。这个我区目前尚无一例管制类别的社区矫正对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考虑。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视,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适用的范围,同时要放宽这些刑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
其次,还要尽快完善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制度保障,让司法者能够放心适用非监禁刑罚。
(三)如何解决矫正对象的就业、生活等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很大,下岗人数较多,外地的流动人口源源进入城市,而农村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并不乐观,而没有正当生活收入,就会造成当事人情绪的不稳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
因此,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如我所就通过与民政部门联动,成功为数名社区矫正对象申请了社会救济,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者还应该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又如我所社区矫正对象吴仲阶是个有钱仔,由于年少贪玩,法律意识淡薄,与别人一起参与了抢劫,我们针对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交往复杂,观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容易被诱惑,可塑性强的特点,我们抓住焦点,结合其自身的“前车之鉴”、讲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强化法律意识,同时与其父母、社区等进行帮教联动,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铺帮忙,严禁夜归等,有效控制他再度与以前的损友交往。目前吴仲阶思想基本稳定,并即将成为我街第一个安全解除社区矫正的对象。
社区矫正是一项新课题,让我们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实践,大胆去创新,为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第三篇: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管理制度
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管理制度
为了规范对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专职社工)的管理,根据我县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需要,和《福州市社区矫正专职社会工作者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岗位责任制度
1、工作职责
协助司法所开展工作;协助落实社区矫正对象档案的建立与管理;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接收、报到;制定社区矫正个案;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管理与培训;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公益性劳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治等。
2、工作制度
登记制度:社区服刑人员报到时应当办理登记手续,告知其权利、义务和社区矫正监督管理的相关规定;社区服刑人员每周向司法所报告一次上周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时应当记录,并作好汇报日期和来电号码的登记。
统计制度:每月上报一次社区服刑人员基本情况和社区服刑人员外出人员就业基本情况;每季上报一次社区服刑人员分类管理情况。
分析制度:每月对社区服刑人员基本情况、社区矫正工作情况、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情况和有关情况进行分析上报。
二、考勤制度
1、专职社工应参加司法所的考勤签到。
2、按时上下班,上下班时间与司法所工作人员同步,上班时应坚守工作岗位。
3、有以下情况之一为旷工:未经批准不上班的;迟到和早退时间超过2小时以上未请假的;上班签到后无故离开未办理手续的,旷工的最小时间单位为半天。
专职社工在试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聘用。
连续旷工3天以上或累计旷工5天以上的;连续请假5天以上或累计请假10天以上的。
专职社工在聘用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解除聘用。
1、连续旷工7天以上或一年内累计旷工15天以上的;
2、连续请假20天以上或一年内累计请假30天以上的;
3、一年内非因工负伤住院60天以上的;
专职社工在聘用期内考核合格的可参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岗工作人员的年休假标准: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
三、请销假制度
1、病假、事假等,所有请假均须填写《请假审批表》,批准后方可离开。
2、请假1天的由所长批准,3天以内由所长签注意见后报局分管领导批准,3天以上5天以内的由所长、分管领导签注意见后报局长批准。
3、请病假、丧假、事假,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提前申请的,可以在休假发生的当天以口头(或电话)形式请假,事后一周内补办请假手续。
4、病假在一个工作日以内的,无需开病假证明,一个工作日以上的,应有医院的病假证明。
请假结束后应及时办理销假手续。
四、政治业务学习制度
1、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2、专职社工应参加司法所组织的政治学习和阶段性的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3、对社区矫正工作要有政治敏感性和高度的责任感。
4、要积极参加法律知识的学习和培训,特别是要加强文书制作能力的学习和提高。
五、请示报告制度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请示:
1、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出现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市社区矫正规范性文件及其配套制度现行规定有所冲突的;
2、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对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市社区矫正规范性文件及其配套制度规定的问题理解不清、把握不准的;
3、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出现与法律、行政法规和省、市社区矫正规范性文件及其配套制度尚未明确规定的;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报告:
1、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正在实施犯罪或有明显违法犯罪苗头的;
2、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非正常死亡的;
3、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参与上访、游行、示威活动的;
4、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5、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被行政拘留的;
6、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擅自离开居住地监管范围导致脱管、漏管或下落不明的;
7、监管的社区服刑人员严重违反监督管理规定,已经或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
六、考核奖惩制度
考评考核制度分为日常考评和考核两种,日常考评由司法所负责,考核由县级司法局负责。
日常考评每季度一次,在季末进行,对下列事项作出书面评价:
1、履行岗位职责情况;
2、文书制作质量;
3、遵纪守法情况。县局对日常考评工作实施检查监督。
考核每年一次,在年末进行(考核办法另行规定)。县局综合日常考评结果、民主测评情况、司法所长意见,按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评定,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考核为不合格的予以辞退。
专职社工在聘用期内有突出表现或重大贡献的予以表彰奖励。奖励分为:嘉奖、评定先进工作者等。嘉奖由司法所批准,先进工作者由县司法局或市司法局批准。
第四篇: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思考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党中央、国务院着眼形势发展需要,在总结分析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推进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完善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举措。
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许多深层次问题逐渐显现,形成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引发违法犯罪的消极因素增多。因此,改造好犯罪分子、减少社会对立面显得十分重要。开展社区矫正,既能使一部分罪犯改正恶习,降低重新犯罪率,又能帮助他们增强重新适应社会的能力,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构建和谐栾川创造有利条件
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严厉打击犯罪,既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手段,又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长期战略。每一名罪犯身边都有亲属、邻里、朋友等密切人群,刑罚的宽严不仅影响罪犯本人,而且对这些人群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对那些罪行轻微或者已经弃恶从善的罪犯实施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化解他们的对抗情绪,有效
减少社会对立面,而且有利于争取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增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三、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探索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刑罚制度的重大举措。社区矫正模式是刑罚不断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采用较为严厉的刑事惩罚手段,在有力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禁刑适用比例和行刑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因此,适时改革和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进步要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既实现了我国罪犯改造工作基本原则和司法工作传统优势的法律化、制度化,又顺应了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更理智、更人道、更高效的现代刑罚理念,有利于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增强刑罚效能的同时,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刑罚制度。
第五篇: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工作职责
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工作职责
一、在司法所长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二、负责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服务等具体工作。
三、协助司法所长对社区矫正对象实施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奖惩考核等工作。
四、协助司法所长做好归正人员的安置帮助工作。
五、完成司法所长交办的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