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的研究

第一篇：对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的研究

对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 社区矫正 问题 制约 解决路径

内容提要: 社区矫正实践中面临一些困惑与问题，如城乡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适用难、矫正力量社会化程度不足、矫正手段技术含量不高等。须寻求有效路径解决这些问题，以推进社区矫正的进一步发展。

社区矫正在我国试点五年多来，发展迅速，成效显著，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然而，社区矫正试点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惑与问题，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本文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略作探讨。

一、关于在农村地区推行社区矫正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在城市开展，总体看农村与城市在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如不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扶植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则会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刑事执行的统一性、公正性受到损害，而一旦社区矫正的公正基础受到动摇，其生命力就会走向枯竭。因此，如何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推行社区矫正，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较之城市而言，在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这必然影响到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例如，农村地区面积较大、居住人口较分散，而国家权力资源的配备不够充足，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相对薄弱。再如，成熟的社区矫正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如人格测评、心理矫正技术的引入等，但农村地 1

区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比较匮乏，很难像城市那样，吸收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的参与，从而影响到矫正手段的科学化程度。总之，同城市相比，农村在开展社区矫正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在农村地区发展社区矫正，应当采取一些政策性扶植措施，同时，必须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设计适合农村特点的社区矫正开展方案。而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的社区矫正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是应当注意的：

一是要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村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充分调动村委会、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社区矫正的必然要求。在此问题上，以创造“枫桥经验”而著称于世的浙江诸暨枫桥镇，做了有益的探索。枫桥镇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针对农村辖区面积大，矫正对象比较分散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对矫正对象实行“5+1”监管模式 [1]，即从镇司法所、协作站(社区)矫正小组、公安责任民警、村治调组织、矫正对象家属五方面来确定人员，分别落实监管职责。这一社区矫正的“枫桥模式”，对于促进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解决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枫桥式社区矫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村民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的整合功能，“5+1”的社区矫正监管模式正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模式值得其他农村地区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借鉴。不过，必须明确：社区矫正在本质上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应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运行，虽然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并可以成为对农村矫正对象进行监督和帮教的基础性力量，但这种参与不应涉足执法层面。

二是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为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的发

展意义重大。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央的关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6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要着力建设城市和农村社区“两个平台”，“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农村社区矫正的发展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三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及措施，提高农村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程度。对此，笔者考虑，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层司法所的队伍建设，在编制、经费、人员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社区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以提高其知识素养与业务能力，适应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城市的专业人士介入农村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如鼓励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形式，对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的志愿者实行适当的报酬制，等等。

二、关于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适用社区矫正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流动人口对促进流入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比较严重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流动人口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群体，有着较高的犯罪率，有着很多社会 3

原因，如面临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一定范围存在的社会歧视现象、权利易受侵犯而救济途径不畅等。对于此类弱势群体犯罪，有必要给予适当的宽容，对于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应当尽可能放到社会上改造。但目前不少地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却把这类群体排除在社区矫正体系之外。例如，根据北京市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限于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固定居住在试点区县的犯罪人。这种做法固然有其现实原因，因为对于在城市中没有户口或者固定居所的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措施，往往难以落实监管措施，而监管缺位则容易导致新的犯罪，从而增大法官的判决风险，使得法官在对这类群体适用社区矫正措施时持保守立场。笔者认为，无论如何，这种简单以户籍为界限，对常居城市的外来人口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做法，有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同时，这种事实上的法律适用不公，可能会加剧社会对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通过规范量刑、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保障外来人口犯罪人平等地获得社区矫正的处遇。对于那些被判社区矫正措施后，适宜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遣送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对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又居无定所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将其安置在特定的场所居住，在为其提供生活帮助的同时，便于对其进行监督和矫正。为此，可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谓中途之家，是指设置于社区的专门的出狱人(包括假释人员)保护机构。其作用在于运用社会资源协助刚出狱的刑释人员与社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使其逐渐适应自由的社会，成为健康而自信的成员。尤其对那些出狱后无家可归的人员，中途之家可以为其提供临时的食宿条件，避免其因生活无着而流落街头。中途之家在十九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即已被采用。1964年国际中途之家协会(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进了中途之家的蓬勃发展。以加拿大为例，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释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2]我国应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着手构建中国的中途之家，使其成为具有 4

教育、咨询、救济、辅导等多种功能的出狱人及特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救助机构，从而解决因难以监管而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问题。

三、关于推进矫正力量社会化的问题

社区矫正不是简单地把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而是以社区为主体的矫正。同传统行刑方式相比，“社区矫正需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的力量进行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了社区矫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 [3]社区矫正志愿者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体现。除了壮大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包括社区矫正官员和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外，应面向社会各界，广泛招募有志于社区矫正事业的社会志愿者，在经过培训后，使其担任义务矫正员。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来源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展，除了目前常见的离退休干部、居委会及村委会成员、高校学生等外，还可以考虑宗教人士的介入。在推进矫正力量的社会化方面，除了继续依靠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城市的居委会、农村的村委会等传统的基层自治组织外，还应注意吸收各类非政府组织的介入。非政府组织(NGO)，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是指在家庭、政府、市场之外的，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由自由结社形成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达是社会保持稳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尤其在现代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的自组织、自我协调不但对公共领域是非常重要，而且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化亦有好处。在社区矫正的开展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很大空间。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积极吸引非政府组织进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成立了专门的民间社团组织———“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运作模式参与社区矫正。北京市朝阳区则成立了“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该中心是从事社区矫正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属于公益性社团法人，采取协议形式，承担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委托的社区矫正社会服务职能。

四、关于提高矫正手段的科学化问题

矫正手段的科学化以矫正观念的现代化为前提。为此，首先应当更新观念，确立现代罪犯矫正观：

一是人本的矫正观。就是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应强调服刑人员的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其权利和其它正当利益，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以富有建设性的手段和途径，促进其健康、自由地发展，帮助其适应主流社会，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合作的矫正观。现代教育学将教育界定为一种“引导”活动。引导性的教育观强调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平等、沟通和互动，强调对被教育者人格的尊重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在充分考虑社区服刑人员的特定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引入矫正活动中，使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更有成效。基于引导性的教育观，应倡导在矫正活动中适度的宽容、协商、合作与对话，淡化压制、灌输色彩。

三是个性的矫正观。由于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各有不同，促进矫正方式的个别化势在必行。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有思想汇报、不定期的讨论交流、参加公益劳动等，不能满足矫正对象的个性需要。应尝试建立社会服刑人员的分类管理体系和个性化教育模式，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适用有针对性的管理和矫正手段，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矫正效果。

在确立现代矫正观念的基础上，应当引入和推行各种先进的矫正手段，如人格调查及分类技术、心理矫治技术、个案矫正技术等。当前尤其要大力发展个案矫正模式。个案矫正，是指在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异性的前提下，依据服刑人员产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问题，采用有针对性的治疗、调适、6

干预和教育等技术，达到特定矫正目的的专门活动。[4]个案矫正模式是教育改造专业化、科学化的具体体现，它在坚持因人施教原则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及计算机技术等知识和技术，使对罪犯的个别教育向更加合理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能顾及每个罪犯所具有的不同的认知水平、个性特点及心理需求等个体情况，因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人本的、科学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个案矫正模式，有利于提升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进而促进矫正质量的提高。

注释:

[1]其中“5”是指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驻村指导员、村责任人和矫正对象家属五个方面的人员;其中“1”是指矫正对象本人。

[2]西莉亚·布朗奇菲尔德：《刑罚的故事》，法律出版社，第 页。

[3]姚建龙：《论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载《2006刑事司法与犯罪控制的新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4]参见宋行主编：《服刑人员个案矫正技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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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对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思考

社区矫正在我国试点五年多来，发展迅速，成效显著，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然而，社区矫正试点实践中也面临一些困惑与问题，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本文对这些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略作探讨。

一、关于在农村地区推行社区矫正的问题

我国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主要在城市开展，总体看农村与城市在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如不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扶植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则会使这种差距进一步拉大，使刑事执行的统一性、公正性受到损害，而一旦社区矫正的公正基础受到动摇，其生命力就会走向枯竭。因此，如何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推行社区矫正，是我国社区矫正发展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较之城市而言，在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这必然影响到农村地区社区矫正的发展。例如，农村地区面积较大、居住人口较分散，而国家权力资源的配备不够充足，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整合能力相对薄弱。再如，成熟的社区矫正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如人格测评、心理矫正技术的引入等，但农村地区的智力资源、技术资源比较匮乏，很难像城市那样，吸收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士的参与，从而影响到矫正手段的科学化程度。总之，同城市相比，农村在开展社区矫正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在农村地区发展社区矫正，应当采取一些政策性扶植措施，同时，必须结合农村地区的特点，设计适合农村特点的社区矫正开展方案。而不能简单照搬城市的社区矫正模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是应当注意的：

一是要注重发挥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在农村地区，村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处在最基层，与人民群众联系最为密切，也最了解矫正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生产生活等情况，能够全面掌握矫正对象的教育改造、监督管理等具体现状，充分调动村委会、村组干部的积极性是做好农村社区矫正的必然要求。在此问题上，以创造“枫桥经验”而著称于世的浙江诸暨枫桥镇，做了有益的探索。枫桥镇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针对农村辖区面积大，矫正对象比较分散的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对矫正对象实行“5+1”监管模式[1]，即从镇司法所、协作站（社区）矫正小组、公安责任民警、村治调组织、矫正对象家属五方面来确定人员，分别落实监管职责。这一社区矫正的“枫桥模式”，对于促进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解决农村与城市发展失衡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枫桥式社区矫正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紧密结合村民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对农村的整合功能，“5+1”的社区矫正监管模式正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种模式值得其他农村地区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中借鉴。不过，必须明确：社区矫正在本质上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应在国家权力的主导下运行，虽然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应当得到重视和鼓励，并可以成为对农村矫正对象进行监督和帮教的基础性力量，但这种参与不应涉足执法层面。

二是要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为社区矫正在农村的发展营造良好的条件和氛围。社区矫正是一种立足社区、依靠社区的社会化行刑方式，成熟的社区环境是社区矫正赖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一个结构合理、功能良好的社区就不可能有效果显著的社区矫正，加强社区建设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意义重大。我国不少农村地区，因社会转型导致一些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传统的社会整合机制削弱，同时，现代意义的社区发育缓慢，社会自治机制很不健全，这使得一些社区矫正措施因社会支持不够而影响了实施效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一个紧

迫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中央的关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06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要着力建设城市和农村社区“两个平台”，“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这对于农村社区矫正的发展无疑具有推动作用。

三是要采取有效的政策及措施，提高农村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程度。对此，笔者考虑，一方面要加强农村基层司法所的队伍建设，在编制、经费、人员待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对农村社区现有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以提高其知识素养与业务能力，适应工作需要；另一方面，可以制定一些优惠政策，吸引城市的专业人士介入农村地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如鼓励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以志愿者的形式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形式，对到农村从事社区矫正的志愿者实行适当的报酬制，等等。

二、关于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适用社区矫正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象。流动人口对促进流入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比较严重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流动人口群体尤其是其中的农民工群体，有着较高的犯罪率，有着很多社会原因，如面临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一定范围存在的社会歧视现象、权利易受侵犯而救济途径不畅等。对于此类弱势群体犯罪，有必要给予适当的宽容，对于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应当尽可能放到社会上改造。但目前不少地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却把这类群体排除在社区矫正体系之外。例如，根据北京市的有关规定，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限于具有北京市正式户口，长期固定居住在试点区县的犯罪人。这种做法固然有其现实原因，因为对于在城市中没有户口或者固定居所的犯罪，适用社区矫正措施，往往难以落实监管措施，而监管缺位则容易导致新的犯罪，从而增大法官的判决风险，使得法官在对这类群体适用社区矫正措施时持保守立场。笔者认为，无论如何，这种简单以户籍为界限，对常居城市的外来人口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做法，有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同时，这种事实上的法律适用不公，可能会加剧社会对立，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通过规范量刑、健全配套制度等途径，保障外来人口犯罪人平等地获得社区矫正的处遇。对于那些被判社区矫正措施后，适宜回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的，可以遣送原户籍所在地或原居住地服刑；对于不便遣送原籍服刑，而在所在城市又居无定所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将其安置在特定的场所居住，在为其提供生活帮助的同时，便于对其进行监督和矫正。为此，可借鉴西方一些国家的“中途之家”的做法。所谓中途之家，是指设置于社区的专门的出狱人（包括假释人员）保护机构。其作用在于运用社会资源协助刚出狱的刑释人员与社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使其逐渐适应自由的社会，成为健康而自信的成员。尤其对那些出狱后无家可归的人员，中途之家可以为其提供临时的食宿条件，避免其因生活无着而流落街头。中途之家在十九世纪初的西方国家即已被采用。1964年国际中途之家协会(International Halfway Association)成立，促进了中途之家的蓬勃发展。以加拿大为例，1968年，加拿大矫正局在蒙特利尔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所中途之家，供假释犯人居住。到1984年，加拿大矫正局共建立了21所中途之家（也被称之为社区矫正中心），并且与163所私营的中途之家签订了合同。[2]我国应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着手构建中国的中途之家，使其成为具有教育、咨询、救济、辅导等

多种功能的出狱人及特定社区矫正对象的救助机构，从而解决因难以监管而对城市外来人口犯罪排除社区矫正适用的问题。

三、关于推进矫正力量社会化的问题

社区矫正不是简单地把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而是以社区为主体的矫正。同传统行刑方式相比，“社区矫正需要更多地依赖社会的力量进行运作。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支持系统的发育状况决定了社区矫正改革的广度和深度。”[3]社区矫正志愿者是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体现。除了壮大专职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包括社区矫正官员和专业社会工作人员）外，应面向社会各界，广泛招募有志于社区矫正事业的社会志愿者，在经过培训后，使其担任义务矫正员。社区矫正志愿者的来源范围可以进一步拓展，除了目前常见的离退休干部、居委会及村委会成员、高校学生等外，还可以考虑宗教人士的介入。在推进矫正力量的社会化方面，除了继续依靠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城市的居委会、农村的村委会等传统的基层自治组织外，还应注意吸收各类非政府组织的介入。非政府组织（NGO），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是指在家庭、政府、市场之外的，为了满足个人需要的，由自由结社形成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民间社会的发达是社会保持稳定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尤其在现代社会中，非政府组织的自组织、自我协调不但对公共领域是非常重要，而且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化亦有好处。在社区矫正的开展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有很大空间。如在上海、北京等地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积极吸引非政府组织进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上海成立了专门的民间社团组织———“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行，社会多方参与”的运作模式参与社区矫正。北京市朝阳区则成立了“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该中心是从事社区矫正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属于公益性社团法人，采取协议形式，承担北京市朝阳区政府委托的社区矫正社会服务职能。

四、关于提高矫正手段的科学化问题

矫正手段的科学化以矫正观念的现代化为前提。为此，首先应当更新观念，确立现代罪犯矫正观：

一是人本的矫正观。就是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应强调服刑人员的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其权利和其它正当利益，在坚持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以富有建设性的手段和途径，促进其健康、自由地发展，帮助其适应主流社会，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合作的矫正观。现代教育学将教育界定为一种“引导”活动。引导性的教育观强调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平等、沟通和互动，强调对被教育者人格的尊重和民主意识的培养。在充分考虑社区服刑人员的特定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可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引入矫正活动中，使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更有成效。基于引导性的教育观，应倡导在矫正活动中适度的宽容、协商、合作与对话，淡化压制、灌输色彩。

三是个性的矫正观。由于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程度及改造需要程度各有不同，促进矫正方式的个别化势在必行。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手段比较单一，主要有思想汇报、不定期的讨论交流、参加公益劳动等，不能满足矫正对象的个性需要。应尝试建立社会服刑人员的分类管理体系和个性化教育模式，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适用有针对性的管理和矫正手段，这样才能取得最佳的矫正效果。

在确立现代矫正观念的基础上，应当引入和推行各种先进的矫正手段，如人格调查及分类技术、心理矫治技术、个案矫正技术等。当前尤其要大力发展个案矫正模式。个案矫正，是指在承认和尊重人的差异性的前提下，依据服刑人员产生犯罪的不同犯因性问题，采用有针对性的治疗、调适、干预和教育等技术，达到特定矫正目的的专门活动。[4]个案矫正模式是教育改造专业化、科学化的具体体现，它在坚持因人施教原则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及计算机技术等知识和技术，使对罪犯的个别教育向更加合理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能顾及每个罪犯所具有的不同的认知水平、个性特点及心理需求等个体情况，因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人本的、科学的罪犯教育改造模式。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引入个案矫正模式，有利于提升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进而促进矫正质量的提高。

第三篇：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题目：

学生姓名: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试点单位：

毕

业

论

文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马 睿 学号：1***3 2011秋 专业：法律专业

郭 松

彭 水 县 司 法 局 重

庆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2013年10月21日

摘要

社区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非监禁刑,我国于2003年开始此项工作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全面确立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专门化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比如,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规定社区矫正官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等等。因此,我国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首先要明确此制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必须在建立相应的社区构建与完善矫正战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顺利开展。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社区矫正制度,刑罚改革,完善路径,刑罚完善,立法,执行主体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4(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4(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5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5 2.我国社区矫正的主体和对象.......................................................5 3.我国社区矫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5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6(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6(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6(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7(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7(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7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7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8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9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9(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9(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9(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10(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11(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11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11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11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12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议案提案人陈旭认为: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或狱内服刑表现较好的罪犯,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运用社会力量在社区环境继续执行刑罚的一种开放型改造方式。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它的定义是: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一概念注意到了社区矫正中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重要性,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因此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社区矫正制度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不同于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工作,与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更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差别。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社区矫正中包含了对罪犯的惩罚功能。尽管社区矫正的惩罚严厉性与其他刑罚活动相比较低,但是它的惩罚性和威慑性还是存在的。社区矫正的对象必须服从矫正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和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某些权利被剥夺,社区矫正对象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义务。第二,社区参与性。与其他刑罚不同,监狱不再是专门的行刑机关,而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帮教、监督。我国目前由街道、镇司法所具体从事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社区参与性既体现在矫正对象的矫正活动在社区中完成,接受社区矫机构的矫治、教育和监督,也体现在社区为矫_正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社区资源能够为矫正工作所充分利用。第三,非监禁性。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脱离其原来所在社区和家庭,享有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工作和日常生活也不会因为服刑而受到较大的干扰,始终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社区矫正与其他传统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使罪犯置身于普通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对罪犯的关爱,帮助罪犯适应社会生活,更有利于保证改造效果、避免其重新犯罪,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

为了指导和规范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司法部于2004年5月9日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

行办法》,“两院两部”先后于2003年7月10日印发了《关于幵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9月2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陆续出台了一批规章制度,保障了试点试行工作的进行。2011年5月1日幵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刑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依法规范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和帮扶,提高矫正质量,帮助其顺利融入社会。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的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要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至此,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初步确立。

2.我国社区轿正的主体和对象

(1)社区矫正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这是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有利于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建设步伐,并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健全的刑事执行、行刑司法体制。

(2)社区矫正的对象。根据中央批准的社区矫正试点意见,社区矫正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社区矫正试行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针对五种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矫正措施。为体现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保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连续性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于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作出了特别规定,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

3.我国社区娇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1)矫正措施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管制、缓刑、假释罪犯应当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外出、居住地变更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管制犯、缓刑犯可以适用禁止令。“两院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法律的原则规定进一步做出了细化。一是规定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监管要求:如报告义务、外出需审批、进入特定场所需审批和变更居住地需审批等。二是规定了司法

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监督管理。三是规定了监管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及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明确列举了六种应当予以警告的情形、五种应当撤销缓刑和假释的情形和八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的情形。

(2)法律监督

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规定相对笼统。《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种规定非常抽象和模糊。最基本的法律监督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法律规定的不足,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为以下五种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并且《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只明确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更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就导致了现有的工作实际和法律规定的脱节,各种规定和法律之间相冲突的情况。

(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

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矫正制度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遵循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原则”。2009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同时,在工作机制上,要求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

但是在基本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只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个基本法律都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使得实际承担社区矫正主要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权力资源匮乏,无法发挥行刑权的最佳效益。

(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

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比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仅在第十九条、二十条规定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旳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对保外就医旳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应当定期与其治疗医院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复查结果等情况。这些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且只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的具体项目内容;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总之,在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手段和措施还较为单一,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是一种帮教措施,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大多限于定时报告、填写表格等形式上的工作,而心理测试和心理矫正在我国也处于起步阶段,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社区矫正的发展。

(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

社区矫正运行过程中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的审前人格调查和社会调查程序、危险评估程序、日常教育与分类教育组织程序、心理矫治程序、个案矫正程序、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的异地委托程序、帮扶解困运行程序、考核奖惩程序、就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程序等,这些都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非常缺失和应尽早完善的程序,均需要在《社区矫正法》中确认并成为一项法律制度。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而实践中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运行,以至于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难题很多;各种规定也多为原则性、章程性的规定,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加之缺少必要的业务培训,矫正工作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矫正教育和监管。同时,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目前采取的走访、电话问询、请假报告等监管措施比较脆弱,容易脱管失控;公益劳动组织难,且效果不佳;真正的个案矫正和心理矫正幵展较少,使矫治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

社区矫正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普及。社区本身在我国就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的东部发达城市这几年社区建设发展很快,如上海、北京等地,社区的功能已相对完善,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区文化,再加上宣传力度较大,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含义和价值有一定的认识,能够认同社区矫正制度,有一定的参与热情。而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社区建设相对滞后,广大的农村甚至还没有形成社区,普通民众对社区矫正不理解。群众更关心的是“社区安全”,担心犯罪人在社区内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认为只有隔离措施才能保卫社会 公众安全,而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民众观念的保守和滞后制约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并且,在一般民众当中,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态复仇观念和机械的社会正义观仍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作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刑罚观念的落后,人们对于社区矫正的不理解,居民对服刑人员贴上犯罪的标签,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虽然社区矫正人员目前的重新违法犯罪率较低,但这是建立在社区矫正比率很低基础上的。如果大规模推广导致重新违法犯罪率出现波动,民众的质疑和指责将大大削弱社区矫正的民意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变民众观念的任务还很重。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和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矫正对象的数量将大量增加,这在实际工作中已初露端愧。而与此相比,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机构司法所,却普遍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首先,司法所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体制不顺、工作人员不足、队伍素质相对较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性、政策性及职业性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后,有的地方人手不够,只能从编外聘请部分人员参与部分工作,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所所长不是公务员,他们在乡镇不仅身兼数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中,且人员时常被更换,很不稳定;二是司法所辖区范围太小,不能满足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最基本的流动要求,不适合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司法所很难保证矫正工作者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并要执行大量的法律服务等工作,难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目前,司法所的工作职责在社区矫正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多项工作,通常由于某项工作的紧迫,一人被挪作他用或者身兼数职,或者因工作需要内部调整更换岗位,都是免的,这就很难保证矫正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职业性。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其各项工作任务之间存在性质冲突。司法所原已承担的工作任务的性质主要是法律服务工作,而社区矫正虽然也有服务的内容,但其本质是刑罚执行。如果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就意味着司法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执法权,但实际上,许多工作人员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与刑罚执行无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否也有执法权,如果没有,进行内部工作岗位调整时,是否只要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马上就能自动拥有执法权。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依然是以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为主导,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为辅助,这与国外相对成熟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各基层社区矫正部门和司法所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没有经费,社区矫正工作寸步难行。在对各类社区矫对象开展监督管理、学习教育、心理咨询、公益劳动等社区矫TH具体业务时,需要工作经费作支撑;聘用社会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经费作保障。社区矫.工作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各基层司法所实行社区矫正的经费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人头经费可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进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迅速增加,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虽然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但是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还没有出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依然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两院两部”虽然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其法律位阶不高,权威性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罚的执行。目前司法部正在起草《社区矫正法(草案)》,希望该草案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能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社区矫正的对象、主体、内容、程序、机构以及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责。结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社区矫正的对象应明确规定为包括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等所有适用非监禁刑的罪犯,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结合不同刑罚种类的特征,以及社区矫正的工作特点,合理地确定社区矫正的执行范围,将“人身自由限制性”明显的刑罚种类和制度纳入其中,而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排除在外。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要限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服刑人员在迁居方面是自由的,社区矫正工作限制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的自由流动于法无据;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来说只要消极不行使其政治权利即可,并无实行社区矫正之必要,将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之中,只会徒然浪费司法资源;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其理论依据是使服刑人员重新社会化,而剥夺政治权利是资格刑的具体刑种,其理论依据在于防卫社会,二者的理论依据也不相同,因而不可贸然通用。

(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

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统一、完善法律机制,对公检法司各单位的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加强分工协

作,提高社区矫正的运作效率。赋予司法行政机关以执法主体资格既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化,推进刑事执行一体化进程,又能突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提高工作效率,并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确保公正执法,也使公安机关退出社区矫.工作后的执法主体得到落实。《刑法》修正案(八)只明确了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不再由公安机关行使,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而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仅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些较为笼统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机构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根据刑罚执行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国外的经验,将社区刑罚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只有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部门加以明确,才能促进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

1.尽快制定颁布《社区矫正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立法层级。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措施、机构设置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以解决目前困扰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基层司法所在执行政策、装备保障以及人员编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需根据《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并由各司法厅印发与实施细则配套的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规范文书适用。

2.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立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在现有试点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工作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而对罪犯和被告人进行惩罚和服务,并使他们在社区继续生活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同时,合理序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借鉴例如美国的家中监禁、中途之家、间歇监禁等制度,为社区刑罚发挥功能创造条件。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应将入住中途之家作为假释、缓刑的一种附加条件,由中途之家对假释、缓刑人员实施过渡性矫正、监管等措施。国外实践证明,这一功能极大的提高了假释、缓刑制度的科学性和矫正效果。

3.保障社区矫正人员权利。从充分尊重犯罪人的价值和关心帮助犯罪人的理念出发,既要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必要的观察保护和管束保护措施,促使其改善不良心理,改掉行为恶习;又要形成民政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机制,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再次融入社会,为他们矫正期满后能够迅速回归主流社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社区矫正的价值——尊重和维护被矫正者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4.完善适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或“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罪犯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或假释裁定机关)在量刑时参考。审前调查制度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也是罪犯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应明确要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需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进行调查评估,评估其对所居住社区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作为是否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的依据。

(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

1.对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专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应予以确认。以便其参与刑事诉讼,协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工作,保证刑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以及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等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保证制度。对暂予监外执行程序中的保证人条件、保证人义务、保证人责任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加大对保证人的制约力度,敦促保证人加强对被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束和教育。同时,将缴纳保证金明确为监外执行的保证方式之一,以加强对罪犯的控制力。

3.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对脱逃社区矫正人员的抓捕工作。即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限内脱逃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应及时查找,规定期限内仍査找不到的,社区矫之日执行机关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密切配合”。

(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更新完善刑罚观念。对社区矫正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讲,应该加强其刑罚观念的培训,转变重刑主义倾向,使他们认可“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以矫正者不使为害”的工作目标;对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宣传社区矫正工作从开展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民众认识到社区矫正不是“无罪释放”,而是对恶性较小的犯罪人的另一种刑罚处罚方式。要让全社会接受“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的理念,让社区居民认识到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充实工作力量,完善工作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制、编制。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设置在司法行政部门内,由于司法行政机关编制有限,机构人员编制只能从内部调剂解决,工作力量明显不足,与所承担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繁重任务极不相适应。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司法部下设立与监狱管理局平行的社区矫正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隶属于司法厅的社区矫正分支机构,统筹管理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吸纳非政府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在现阶段,要大力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配备专业人员、拨付专项经费,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采用此种模式有利于提高矫正工作效率,而且各自的任务和责任较为清晰,不至于出现多头指挥、多头

检查、衔接脱节和相互推诿的现象。

(2)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协作配合,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能够环坏相扣,不留死角。创新矫TH方法,探索建立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工作模式,建立社区矫.人员信息交换平台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完善监督机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是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关。为防土司法腐败,维护社区服刑人员、被害人和社区公民权益,保障社区矫正健康发展,应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监所检察机构的原职权基础上,升格为统一的刑罚执行检察机构,负责对包括社区矫在内的全部刑罚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检察方式在借鉴目的监所检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监督方式,可在社区矫机构和司法所派驻检察员,以加强对社区矫.工作的法律监督。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队伍。为适应工作开展需要,应当争取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健全工作机构,建立一支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协助、社会志愿者配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要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现财政配套全额拨付制度和动态增长机制;要配齐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建立装备保障机制。二是加强培训。应建立一整套的培训和教育机制,加强对各类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切实提高他们在法律知识、矫正监管、谈话教育、心理疏导、组织协调、危机管理、突发事件预防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使社区矫正工作者在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齐驱并进,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实现预期目标。三是明确执法身份。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刑罚执行工作,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缓刑罪犯规定了 “禁止令”。“禁止令”的执行,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惩罚性,由于执法环境涉及的活动、场所、人员情况较为复杂,需要执法人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执法身份,以确保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各种困难和不足,尤其在基层工作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公众认同度低、社区参与不够、人才匮乏、经费短缺、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司法所力量薄弱、立法滞后等问题都给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本文主要从加强社区矫正立法,夯实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些设想。由于学术水平有限,只能对上述内容做粗浅的论述,存在诸多不足与不尽合理之处,只代表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10;[2]荣容、肖君拥:《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3;[3]周国强主编:《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2;[4]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6;[5](美)大卫.E.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巾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5;[6]但未丽:社区矫正:《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4;[7]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姜祖桢:《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10.2;[9]刘强:《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5;[10]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1]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13]刘志伟等:《社区矫正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8;[14]刘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二)论文类

[1]赵丽宏:《构建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学术交流,2009

(5);

3;[2]王志强:《论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法制与社会,2007,(9);[3]唐德才:《论社区矫正的法治价值》,传承,2007

(6);[4]张桂霞:《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周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与思考》,辽宁警专学报,2006,(7);[6]龚卫东:《论和谐社会发展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探索,2007,(1);[7]刘知音:《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及作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5);[8]王顺安:《论社区矫正的利与弊》,法学杂志,2005(4);[9]翟中东:《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河北法学,2012(4);[10]尹婕:《我国社区矫正之障碍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

(5)[11]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5);[12]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青少年犯罪理论研究,2004(11);[13]刘强:《社区矫正的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法治论丛,2003(2);

[14]李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一体化初探》,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15]夏进泰:《浅析社区矫正的基本理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朱德宏:《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权利保障及其改进》,兰州学刊,2010(12);[17]胡印富:《美国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商业文化,2011(9);[18]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借鉴与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1);[19]余晋:《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群文天地,2011(10)。

第四篇：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立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通知》事实上确认了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是“工作主体”。并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试点，逐步过渡到完全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通过司法所)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

一、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冲突与弊端

(一)法律与《通知》规定的冲突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监禁刑(社区矫正)执行的组织管理的归属是公安机关，与“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通知)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规定存在着对立与冲突。

对于社区矫正对象中的管制、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主体，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且规定一致。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对于假释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缓刑考察机关的规定上略有区别。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两个刑事法律规定的区别性体现在：一个是“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另一个是“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但两者管理主体的最终归属仍然是公安机关。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虽然对管理的主体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对管理的内容规定是粗疏的，使得这种管理流于形式。

《通知》对管理主体的规定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公安机关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显然，《通知》规定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公安机关由过去唯一的管理主体转为“配合”的辅助地位。由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则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和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设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同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指导、监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检查、考核本地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乡镇、街道司法所具体负责实施社区矫正。”再次确认了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管理的主体地位。

一项法律制度能否成功施行，有赖于其本身规范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就确定性而言，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必须明确完整；就统一性而言，体现为法律部门之间、上下位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以确定性和统一性保证制度的施行。

(二)“双主体”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的弊端

目前试点中组织管理模式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会越来越成为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这些困难与问题主要体现在：司法所工作人员力量不足。司法所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目前不少地方还存在一人所、两人所。司法所除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外，还承担着人民调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普法宣传等职能，人手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一些司法所管理体制不顺，不少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他们不仅身兼数职，而且有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这对于专业性、程序性、执法性较强的社区矫正而言，无疑有较大的影响。影响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政法部门间的协作配合，但实际工作中，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还存在以下问题：

(1)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配合不力。基层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当司法所提出请派出所对屡次不服监管教育甚至对抗的社区服刑人员实行训诫、警告、行政拘留等惩罚措施时，有的派出所不够重视，常以工作忙、人手少等理由消极应付，或认为社区服刑人员已经交给司法所监管，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再履行职责。由于司法所没有执法权限，致使一些监管措施、惩罚制度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强制性与严肃性。

(2)法院、监狱和看守所对“双主体”的衔接易产生疏漏。通过调研发现，法院、监狱、公安看守所送达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时，存在法律文书不齐全、送达不及时、漏送达等问题，甚至没仔细核对罪犯的真实姓名、经常居住地等基本情况而出现错送达。一些法院对未羁押的罪犯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时，一些监狱、公安看守所释放假释犯或暂予监外执行犯时，仅告知罪犯应按时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报到，而没有明确告知还应到司法所报到及不按时报到的法律后果。有的看守所将法律文书只送达公安机关，不送达司法行政机关，导致司法行政机关很难掌握罪犯的情况，一旦出现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漏送达等情况时，极易发生脱管、漏管现象。另外，有的法院审判后没有采取适当方式通知罪犯执行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做好接收准备工作，实践表明，”双主体”的管理模式带来了执法机关地位不明、职责不清、衔接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并导致了多头指挥、多头检查、多头交办任务、多头要数据材料的现象，给试点单位带来工作中的杂乱和不便。这种多元管理格局会导致宝贵的行刑资源浪费，不利于对刑罚执行工作的归口管理和法律监督，容易发生脱节现象。尽管“双主体”管理存在弊端，但是“双主体”的管理模式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在试点阶段，尚不能体现司法所等独立承担执法的任务。就现实而言，由于司法所编制所限和力量不足，不得不借助外力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2004年1月，上海成立了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社团组织)，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工作者参与和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帮困解难、生活指导等辅助性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承担了社区矫正的大部分工作，诸如个别教育、集中教育、落实思想汇报、组织安排公益劳动和心理矫正等。但是社会工作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开展工作，其本身没有也不应有执法管理的权限。①如果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导开展社区矫正，势必将社区矫正引人重帮困解难，轻监管惩罚的路径。2007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在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脱管漏管的监外执行罪犯823人；2009年，又检查发现脱管漏管的监外执行罪犯256人。虽然2009年比2007年有较大进步，但数字表明对社区矫正仍然有严格管理的必要性。

2009年，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针对“一是因为交付执行环节部门间工作不衔接，造成漏管；二是一些地方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脱管；三是交付执行、监管管理等环节的一些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规定缺失或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责任不清，执行工作不到位”的问题②，特别强调和强化了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管理中的职能。③该《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司法所管理不力的问题。

那么，司法所管理不力，是否可以考虑仍然由公安机关来管理呢?一些学者认可这样的观点，理由是：公安机关具有长期监管非监禁刑的经验，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当前，社区警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警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犯罪控制理念和“专群结合”的工作方针同社区矫正的追求不谋而合；公安机关管理更具法律的权威性。

笔者认为不妥。公安机关行使侦查逮捕权，同时又行使社区刑罚执行权，不符合刑罚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的原则。现在，社会各种矛盾丛生，犯罪率持续攀升，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的任务不堪重负⑤，但我国《刑法》将非监禁刑罚执行权赋予了公安机关，因此，公安机关不得不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打击现行犯罪的长期疲惫中，抽出少量的精力行使职责，使得管理流于形式。而且，在公安机关内部也一直没有设立专门负责缓刑、假释、管制的工作机制，监管人员不固定、工作缺乏连续性、岗位责任不明确，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但是司法所在社区矫正试点中作为“工作主体”又无执法权，但凡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的迁居、外出、收监执行、突发事件等均要向公安机关通报，由公安机关做决定。造成社区服刑人员对司法所作为管理、监督机构缺乏认同感，而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却不负责具体工作。其结果是造成了工作的复杂化，职责交叉，衔接不力。

二、组织管理模式的局限与重构

(一)现有组织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两院两部”在《通知》中确立的“双主体”的组织管理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是该模式属过渡性的模式，不适合长期使用。过去由公安机关派出所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由于公安派出所工作繁忙，实际上疏忽了对此项工作的认真管理。从权力制约原则出发，基层公安部门也不适合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但试点模式仍然明确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并让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所承担具体管理工作，而司法所本身有多项繁重的工作，本身并不具有执法的性质。因此，两家管理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容易引起扯皮、推诿、衔接上的漏洞，责权不明，这种非专业化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不符合现代的专业化管理的基本要求。试点的决策者也可能考虑先由两家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再转为一家管理。但实际上完全可以进行一步到位的试点。在确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后进行试点，在试点开始时可能制度不够健全，管理不一定到位，可由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和完善，逐步形成独立的执法管理模式。令人遗憾的是，在2009年我国社区矫正的试行推向全国，仍然沿用这种2003年试点时的过渡性模式，许多在试点初期所产生的问题没能妥善解决又将带到面上。

二是这一模式是基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运作”的指导思想下确立的模式，与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创新的理念不符。具体表现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主体是公安机关，因此，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仍然保留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而司法行政机关是作为工作主体。似乎这样可避免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但问题在于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和推进，需要对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框架”进行突破和修正。

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存在着与“社区矫正”试点的理念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事实上，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让“司法行政部门参与社区矫正的管理”的规定已经突破了现行的法律框架。为了给这种突破有一个“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解释，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司法所是“工作主体”的文字游戏。因为让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本身就是“执法”。

笔者认为，既然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试点，就应该允许对现行法律包括组织管理的框架有所突破，否则，怎能体现出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因此，社区矫正的组织管理模式不应在现有的、已经过时的法律框架下运作，而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开展具有突破性的试点。

如何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限制?这里需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试点。具体说来，在全国确定试点模式前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并确定多种选择方案，目前“两院两部”确定的派出所和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模式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第二种模式是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管理机关(不包括公安机关)，”’经过几年的社区矫正试点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认为后一种模式有利于进行专业化管理、职责明确，也有利于提高效率。既然如此，也迫切需要对此进行试点。

三是试点模式的确立忽视了地方的差异。社区矫正的特点是需要利用社区的资源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改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资源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文化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设定一个单一的、过渡式的模式进行试点，难免会给一些地区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局面。因此，社区矫正试点应在确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各地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余地。允许出现略有不同的适合本地特点的组织管理模式。在经过若干年的试点之后，试点的组织管理部门需要对试点模式进行评估和可行性论证，分析利弊，逐步形成适合国情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同时也允许有一定的地区差异。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局限性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2009年两院两部又通过《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行政命令，将不成熟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向全国推行。不难预见，我国第一批、第二批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组织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势必重复出现在新的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未来组织管理模式的重构

作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需要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选择。选择的前提是有利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矫治和帮扶，有利于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有利于降低刑罚成本。通过研究和比较，笔者倾向于建立与现有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建立独立于公安机关和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目前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司法所还是派出所都属兼管性质，不利于社区矫正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的发展(专业化是指该机构专司社区矫正的管理而不负责其他工作，职业化是指未来的矫正官拥有与政法部门公务员一样的选拔要求和职业身份)。具体说来，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建立专门的与司法所分离的社区矫正机构和专职的社区矫正官队伍。

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建立社区矫正机构的理由是：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执行都要遵循统一的刑事法律制度开展，这种目标价值的一致性要求刑罚执行活动要由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职能机关在同一系统下负责执行，矫正机构与监狱管理机关同屑司法行政系统，能够做到监禁刑与非监禁刑执行活动的顺利衔接，从而有利于整合相关资源和提高工作效率。虽然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执行有所不同，但行刑的目的和在手段上的运用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对服刑人的风险评估、需要评估，对服刑人的分级管理、分类改造，积极创造条件有利于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等。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今后将会有大量的监狱押犯通过假释的形式提前出狱。这就意味着监狱工作将要更大限度地向社区延伸，社区矫正也需要更多地向监狱延伸，如社区矫正工作者需要做假释前的报告，在服刑人入狱后不久就要帮助其做假释的计划和准备。另外，在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的服刑人员和违反监管规定情节严重的，其非监禁刑将被撤销而收监。总之，社区矫正机构设在司法行政机关，有利于监狱管理和社区矫正相互衔接，有机结合，以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社区矫正机构与司法所分离出来的理由是：目前司法所任务繁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安置帮教、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政府随时交办的保持社会稳定等非刑事执法任务)、工作人员素质与执法要求有距离、流动性大，难以保证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不太适合同时承担执法与非执法的任务。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社区矫正立法或人大授权等形式赋予司法所执法地位及其工作人员刑罚执行的职能。这一观点也代表了试点省市司法行政机关的普遍要求。但问题在于：如果赋予司法所刑事执法机关的地位，那么，司法所的其他的非刑罚执行的多项任务由谁来承担?如果司法所同时承担刑罚执行和非刑罚执行的任务，始终面临着由服务者、教育者向管理者、监督者的频繁转换，势必造成管理任务在性质上的混淆，例如，作为刑事执法机关来从事大量的人民调解工作显然是不适当的，也无法在公众面前树立起统一的刑罚执行的角色。

在构建独立的矫正机构的同时，需要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官队伍。具体操作如下：第一，选调、吸纳现在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从全国来看，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管理者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监狱、劳教等政法系统的干警；二是司法所的干部；三是招聘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目前专业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可通过考核，将以上三类人员中的优秀者纳人社区矫正官队伍中来。

第二，设立社区矫正官的准人标准。将社区矫正官纳入国家公务员系列。对进入该系列的人员除了要有相应的学历、专业外，还要有其他的资格要求。今后的社区矫正官需要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如刑事执法、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精神病学等，以较好完成监管、矫治和帮扶的任务。2001年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确定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一起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才能获得从业的基本资格，为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的资格准入提供了思路。可对社区矫正官进行专门的认证资格考试，制定规范的准人标准，以提高矫正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者急需的情况下，可以先从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中通过考试进行选拔，通过培训上岗。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逐步提高进入队伍的门槛。

第三，认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目前从社会招聘的司法社工及相关工作人员与司法所公务员和从政法部门抽调的干警的收入差距悬殊。由于同工不同酬，使得一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一旦有更高待遇的工作岗位随即跳槽，造成了矫正队伍的流动性大，影响了工作的效果。这些情况表明：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认真考虑和设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并注意将工作效果与学历结合起来考虑。如有的工作者学历不高，但经验丰富，工作投入，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有人虽然有较高学历，但缺乏工作经验。成效并不明显。因此，在分配时不能顾此失彼，在确定其待遇时，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1)承担的工作量。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设定其待遇。(2)试点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相同的工作性质和相同的工作强度应获得大体相同的待遇。

第四，恰当利用社会力量和志愿人员。犯罪的预防、治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专门的社区矫正官是不够的，也难以完成监督改造的任务。因此，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和志愿者的加入。

参考文献：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40，[2]孔超，当前我省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民调解，2010，(4)：36，[3]上海市高级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调查报告[R]，2010-04-28。

[4]韩玉胜，贾学胜。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监狱学刊，2004，(5)：109—11，储槐植，汪永乐，论刑事执行主体的合理配置[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

第五篇：对社区矫正的一点思考

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一点思考

黄银秋韩文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项新事物，在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趋势的，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为社区矫正的更好开展扫除障碍。

关键词：社区矫正；原因；问题；对策；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

社区矫正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论的影响。今天，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二、开展社区矫正的好处

目前我们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

1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符合世界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都已经进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都比较多，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仅社区矫正适用的数量大并继续呈增长趋势，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社区矫正的种类也很多，社区矫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国青睐的主要原因。

（二）开展社区矫正能够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实施社区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狱内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与社会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会、仇视社会，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为罪犯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改造环境，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还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完整，减少社会对立面，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充分体现人道主义原则。

（三）开展社区矫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人口和国家对监

狱运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而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目前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对策

（一）现行试点工作中主管机关的角色与法律规定不协调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多数落在了二支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而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例如按照我区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在矫正期间将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报到，由司法所为其登记造册；此后矫正人员要根据个人情况定期向社区司法所电话汇报，定期到司法所当面谈话；司法所负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定期对其进行走访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却规定了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应该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考察应是法定的执行机关，而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责任配合的协助单位。

但我国公安机关目前任务繁杂、工作经常超负荷，很难再顾及社

区矫正的监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缓解了公安机关这一问题和困难。

因此，早日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为详细的《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和监管模式。笔者认为，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应该为司法局（所），而监管模式则应设置成以司法局（所）为主、社区为辅的模式。应该在司法部（厅、局、所）里设立社区矫正监管部门，由专人负责，行使权利。并由该部门对社区志愿人员进行组织和培训，以确保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素质。

（二）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响和担心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加之相关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监禁刑，而对于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例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在实际中适用量却很少。这个我区目前尚无一例管制类别的社区矫正对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考虑。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视，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适用的范围，同时要放宽这些刑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

其次，还要尽快完善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制度保障，让司法者能够放心适用非监禁刑罚。

（三）如何解决矫正对象的就业、生活等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很大，下岗人数较多，外地的流动人口源源进入城市，而农村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并不乐观，而没有正当生活收入，就会造成当事人情绪的不稳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

因此，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如我所就通过与民政部门联动，成功为数名社区矫正对象申请了社会救济，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者还应该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又如我所社区矫正对象吴仲阶是个有钱仔，由于年少贪玩，法律意识淡薄，与别人一起参与了抢劫，我们针对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交往复杂，观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容易被诱惑，可塑性强的特点，我们抓住焦点，结合其自身的“前车之鉴”、讲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强化法律意识，同时与其父母、社区等进行帮教联动，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铺帮忙，严禁夜归等，有效控制他再度与以前的损友交往。目前吴仲阶思想基本稳定，并即将成为我街第一个安全解除社区矫正的对象。

社区矫正是一项新课题，让我们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实践，大胆去创新，为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