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可用)

第一篇：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可用)

现阶段我国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摘要：我国现阶段的社区矫正已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不管是在社会公众认识上，还是在在矫正队伍建设上都有了较好的起步，但同时，我们深知自己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本文是笔者在社区矫正起源、社区矫正机构、人员定位、社区矫正立法、社区矫正监督方面的浅析思考。社区矫正定义

在法治化进程中，非监禁刑将会更广泛的运用到罪犯的刑罚当中已经成为了必然的趋势，作为非监禁刑的实施主要替代措施，社区矫正已然作为一种高标准的矫治制度延伸到刑罚执行当中。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中明确指出“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的一种行刑方式，是指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的心里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刑罚执行方式”更为社区矫正的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法律的依据。

一、社区矫正溯源 社区矫正起源于英美法系，由于英美法系的国家中存在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定义和具体的实施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美国的社区矫正

在美国，其所辖各个州的立法是不同的，因此，对于社区矫正的的定义也是不同。从其发展特点，是指预防犯罪而设定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它旨在允许犯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至再危害社会。在具体实施中建设了如中途住所、日报告中心、半归家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在日常的工作项目种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治疗，暴怒处理和冲突的解决等等一系列刑法实施的全过程之中的综合活动。

英国的社区矫正

英国的社区矫正相对于其他英美法系国家来说，还是比较完善的，不管是在法律实施上，还是在具体操作上都相对富有个性和特色，特别是在人道性、经济性、个别化和前瞻性四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英国，把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具体的行刑方式，并且是一种中等刑罚程度的刑种，具体实施包括：社区令（宵禁令、缓刑令、社区服务令、结合令、行动计划令、毒品治疗和测试令、管护中心令、监督令、行动计划令），社区刑判决，是指由一个或多个社区令组成，或其中包括一个或多个社区令的判决。

日本的社区矫正

日本是典型的“更生保护”。即在一般社区矫正制以外，同时也同样注重其在社区罪犯的保护救济措施的完善。20世纪的日本矫正制度的发展，是以罪犯社区处遇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具体包括：一是受保护观察处分者。二是刑事判决缓刑者，三是假释、保释出狱或者保外就医，四是刑满释放或者出狱的，五是其他应当更生保护的。在日本由于其假释缓刑的适用率极高，所以其“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配套制度，其作用不言而喻的！

澳大利亚的社区矫正

澳大利亚的社区矫正，基本来源于法院的判决，法院判决后，被矫正人员会到矫正办公室报到，矫正办公室会根据个体的特点，分配到不同的矫正组，由于社区矫正在澳大利亚已经有50多年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监禁刑替代措施。

二、社区矫正机构、人员的定位

我国在开始实施社区矫正时，对于其社会性的体现可以根据其社会参与人员来看的出其状况的好坏。社区矫正现阶段作为一种操作性较强的技术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由专业的矫正工作者作为主要实施人员来进行工作实施。但专业性不强，人员不足，相应的经费不到位等原因已是现阶段制约工作发展所不争的事实。

（1）在现阶段，社区矫正属于国家整体行刑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当由国家机关来具体负责执行。根据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有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社区矫正的日常承担者及工作主体，在基层司法所这一块，现阶段真正拥有相应社区矫正相应知识的人很有限，很大一部份都是地方司法局组织的短时间的业务知识了解，并不是对社区矫正进行相对系统的了解和学习。这样一来在实际操作中便不可避免的会缺少了这份工作所应当具有的专门性，技能性的特点，工作的效果可想而知。反观西方发达国家，经过长时间的时间积定，已经形成了相对系统完善的矫正体系，在美国，各州都有自身的社区矫正局，负责各州的社区矫正管理，在加拿大，联邦矫正局专门负责罪犯的假释和矫正管理。因此，建立一支专门矫正工作者队伍，类似于将已经判决的罪犯交给监狱一样，将适合社区矫正的罪犯交给社区矫正机构管理，是我们国家现阶段的任务。

（2）其次人员数量也是现阶段工作中所存在的不足，以某省基层司法所为例，工作开展的好的，大约5~6人。其他一般的都保持在2~3人左右。这样的一个人员数量，对于现阶段的司法所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基层司法所在现阶段的现实工作中，工作的内容不仅仅是社区矫正这一块，还有基层法律宣传，基层人民调解等工作。这样一细分，社区矫正工作相信不是能不能保证其“质”的问题，更多的应当是考虑其“量”的保证。在工作量增加的情况下，人员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势必导致其质量的下降。在西方，社区矫正工作者已经经过了专门的细化，如专门的假释官和缓刑官，在假释官、缓刑官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细化，分为对财产型、淫欲型、涉毒型等等。

（3）最后便是在经费这块所带来的工作制约。我国的监狱经费的财政拨款，已经将干警工资、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以及专项经费全部纳入，基本实现全额保障。根据发达国家社区矫正的经验，虽然社区矫正与监狱经费相比较，其实施成本大幅下降，但因为社区矫正属于起步阶段，对社区矫正各地认识的差异，导致划拨社区矫正的筹建和运作经费，在当前还是有实际困难的。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经费划分成大的两个方面来解决：一是相对于工作者而言的基本经费，包括：基本设施运作费；矫正工作者工资；社工工资；志愿者培训费等。二是相对于实施对象的特殊经费，包括一些对于改造于利的治疗考虑到其无力支付的情况下给予的帮助。并采取多级共同分担基本经费，特殊经费单一专项拨款的措施。

三、社区矫正立法方面 一种行为的对与错，其最低的标准就是“法律”。社区矫正也同样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社区矫正开始运行的时候，要求立法的呼声随着发展一浪高过一浪。一方面是考虑其合法可行性，另一方面是考虑到具体实施的保障。我国现行法律中虽然也有关于社区矫正的若干规定，但是粗疏、笼统，缺乏量化标准的可操作性。从条文的内容类来看，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改革、完善和扩大社区矫正需要。在现阶段工作中有要求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义务劳动的规定，但在法律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其合法性也还需斟酌。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其次，我国的立法习惯是以统一的成文法来规定权利和义务，但现阶段的社区矫正所依据的大多是各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各个地区是存在很多不一样的。有些内容在A区被规定了进去，在B区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样极大的差异一是不符合我国的立法习惯，二是不利于社区矫正的正确发展。只会把一项本该严肃的工作做的不伦不类。所以笔者认为：未来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加强管理，确保工作成效，实现矫正目的，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但考虑到其系统性和复杂性，并涉及到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相关的法律修改。因此，在国家不能马出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规的前提下，应当制定相应的或者地方性的社区矫正暂行条例，其内容应当统一包括其目的和基本任务，社区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及奖惩措施，在何种情况下对违规人员予以收监的情形和程序，社区服务（劳动）的时间等，使社区矫正的实施有法可依。这一点江苏地区做的较为完善和科学。

作为一项国家开展的工作，其立法应当考虑到很多的特点

（1）社区矫正形式多样化

目前，我国法律规定的社区矫正的适用形式和措施包括缓刑、假释、管制、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区矫正形式除了主要运行缓刑和假释外，还广泛运用经济和非经济的制裁矫正形式和措施。如社区服务（公益劳动）、资格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家中监禁、中途训练所、保安处分、赔偿、罚款等。所以笔者认为在立法中应当既考虑到工作的发展，又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具体情况，要能在法律中体现形式的多样。

（2）社区矫正功能的多重性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对于现阶段的适用对象的主要任务是监督考察。国外的法律规范中不仅规定了监督考察，而且还规定了对犯罪当事人的教育、矫治和转化工作以及帮助服务。有的法律还注意了对犯罪受害人保护，即在正常工作中让犯罪被害者进行参与，还注意到当事人与被害人的矛盾平息和解除等很多方面，无不体现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理念。这些在部分地区的规范性文件中有所体现，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在现阶段的立法中注入更多的执行功能。

（3）社区矫正管理的差别性

由于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危险程度以及改造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因此，需要根据每个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严格程度的监管以及有针对的性的矫正工作。在对于各种对像具体工作，在法律中这块就把实施工作进行规定，这种规定，不仅有利于区别对待，而且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这一点在国外包括境外的法规中均有相应的规定。

（4）社区矫正措施的强制性。

虽然笔者不赞同过分的依赖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但对于现阶段的社区矫正的发展状况和民众的认知程度而言，保证社区矫正对象能够完成相应的工作是初期发展的重点。在具体工作中，对于社区矫正对象，不仅需要其遵守法律，而且要参加各项社区矫正的活动，社区矫正犯规均应当据情做出明确的带有强制性的规定，对违犯者有从增加严管力度到收监的制裁措施，表明现阶段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的活动需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四、社区矫正监督上

让罪犯回归社区，作为矫正对象，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为了防止矫正管理者在个人情感和利益中进行权刑交易，维护社区的现实稳定，保障罪犯在社区中应有的权益，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一是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人民检察院是重要的监督机关，强化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监督，将社区矫正的制度落实并予以进一步完善，是明确社区矫正法律地位的有效手段，首先，建立检察机关对法院适用非监禁刑的一体化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监禁刑变更为非监禁刑的同步检查制度，通过，事先介入，参加相关会议，日常巡查，与服刑人员谈话的等途径了解相关情况，切实防止不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放入社区，同时，对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应积极予以建议，保障非监禁刑罚的执行质量，其次，保障服刑人员正确的诉求、申诉、检举、揭发权，弥补公权力的不足，检察官定期予以接访，同时，公布热线电话，进一步强化监督效能。

二是社会大众对矫正工作进行监督。社区矫正与监禁刑的最大区别就是将社区服刑人员置于社区环境中，在社区中解决服刑人员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职业技能、心理咨询等诸多方面困难，获得有效的帮助。但是，要想达到预期的矫正效果，改变社区服刑人员的态度、行为方式，使其顺利回归社会，仅靠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的作用。首先，社会大众是社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矫正工作者还是矫正对象，其一言一行都在社区成员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次，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其结果关系到以后社区的和谐稳定，也符合社会大众的切身利益。

三是矫正对象自身对社区矫正监督。矫正对象作为社区矫正的接受者，他的一言一行都贯穿于整个社区矫正过程当中，对整个接受矫正的过程也非常熟悉，在其接受社区矫正时，可以以书面的方式告知其所享有的权利，及必需履行的义务，让服刑人员知道自己可以履行正当的权利，同时，可以通过讲座的方式，宣传引导服刑人员积极向上，切实提高矫正质量。

第二篇：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确立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通知》事实上确认了公安机关是“执法主体”，司法行政机关是“工作主体”。并希望通过一段时间的试点，逐步过渡到完全由司法行政机关(具体通过司法所)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

一、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冲突与弊端

(一)法律与《通知》规定的冲突

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非监禁刑(社区矫正)执行的组织管理的归属是公安机关，与“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通知)以及《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的规定存在着对立与冲突。

对于社区矫正对象中的管制、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执行主体，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且规定一致。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对于假释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刑事诉讼法》还规定，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缓刑考察机关的规定上略有区别。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而《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两个刑事法律规定的区别性体现在：一个是“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另一个是“间接管理”，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但两者管理主体的最终归属仍然是公安机关。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虽然对管理的主体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对管理的内容规定是粗疏的，使得这种管理流于形式。

《通知》对管理主体的规定是“司法行政机关要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公安机关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依法履行有关法律程序。对违反监督、考察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重新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及时依法处理”。显然，《通知》规定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司法行政机关为主导，公安机关由过去唯一的管理主体转为“配合”的辅助地位。由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则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州)和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设立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同级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指导、监督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实施，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检查、考核本地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乡镇、街道司法所具体负责实施社区矫正。”再次确认了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管理的主体地位。

一项法律制度能否成功施行，有赖于其本身规范的确定性和统一性。就确定性而言，各部门的管理职责必须明确完整；就统一性而言，体现为法律部门之间、上下位法律之间的协调一致，以确定性和统一性保证制度的施行。

(二)“双主体”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的弊端

目前试点中组织管理模式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会越来越成为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这些困难与问题主要体现在：司法所工作人员力量不足。司法所是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目前不少地方还存在一人所、两人所。司法所除承担社区矫正工作外，还承担着人民调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普法宣传等职能，人手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同时，一些司法所管理体制不顺，不少工作人员是事业编制，他们不仅身兼数职，而且有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流动性较大。这对于专业性、程序性、执法性较强的社区矫正而言，无疑有较大的影响。影响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社区矫正工作需要政法部门间的协作配合，但实际工作中，职能部门间的协作配合还存在以下问题：

(1)公安派出所与司法所配合不力。基层工作人员普遍反映，当司法所提出请派出所对屡次不服监管教育甚至对抗的社区服刑人员实行训诫、警告、行政拘留等惩罚措施时，有的派出所不够重视，常以工作忙、人手少等理由消极应付，或认为社区服刑人员已经交给司法所监管，与自己没有关系了，不再履行职责。由于司法所没有执法权限，致使一些监管措施、惩罚制度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了刑罚执行的强制性与严肃性。

(2)法院、监狱和看守所对“双主体”的衔接易产生疏漏。通过调研发现，法院、监狱、公安看守所送达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时，存在法律文书不齐全、送达不及时、漏送达等问题，甚至没仔细核对罪犯的真实姓名、经常居住地等基本情况而出现错送达。一些法院对未羁押的罪犯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或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时，一些监狱、公安看守所释放假释犯或暂予监外执行犯时，仅告知罪犯应按时到居住地的派出所报到，而没有明确告知还应到司法所报到及不按时报到的法律后果。有的看守所将法律文书只送达公安机关，不送达司法行政机关，导致司法行政机关很难掌握罪犯的情况，一旦出现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漏送达等情况时，极易发生脱管、漏管现象。另外，有的法院审判后没有采取适当方式通知罪犯执行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做好接收准备工作，实践表明，”双主体”的管理模式带来了执法机关地位不明、职责不清、衔接不畅、效率不高等问题。并导致了多头指挥、多头检查、多头交办任务、多头要数据材料的现象，给试点单位带来工作中的杂乱和不便。这种多元管理格局会导致宝贵的行刑资源浪费，不利于对刑罚执行工作的归口管理和法律监督，容易发生脱节现象。尽管“双主体”管理存在弊端，但是“双主体”的管理模式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因为在试点阶段，尚不能体现司法所等独立承担执法的任务。就现实而言，由于司法所编制所限和力量不足，不得不借助外力来开展社区矫正工作。2004年1月，上海成立了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社团组织)，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让社会工作者参与和协助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服刑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的教育转化、帮困解难、生活指导等辅助性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承担了社区矫正的大部分工作，诸如个别教育、集中教育、落实思想汇报、组织安排公益劳动和心理矫正等。但是社会工作者是以助人自助的理念开展工作，其本身没有也不应有执法管理的权限。①如果以社会工作者为主导开展社区矫正，势必将社区矫正引人重帮困解难，轻监管惩罚的路径。2007年上海市检察机关在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脱管漏管的监外执行罪犯823人；2009年，又检查发现脱管漏管的监外执行罪犯256人。虽然2009年比2007年有较大进步，但数字表明对社区矫正仍然有严格管理的必要性。

2009年，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针对“一是因为交付执行环节部门间工作不衔接，造成漏管；二是一些地方对监外执行罪犯的管理措施落实不到位，造成脱管；三是交付执行、监管管理等环节的一些问题在法律和制度上规定缺失或规定不明确，导致实践中责任不清，执行工作不到位”的问题②，特别强调和强化了公安机关在社区矫正管理中的职能。③该《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司法所管理不力的问题。

那么，司法所管理不力，是否可以考虑仍然由公安机关来管理呢?一些学者认可这样的观点，理由是：公安机关具有长期监管非监禁刑的经验，公安机关负责社区矫正可以避免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冲突；当前，社区警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警务改革的基本方向。其“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犯罪控制理念和“专群结合”的工作方针同社区矫正的追求不谋而合；公安机关管理更具法律的权威性。

笔者认为不妥。公安机关行使侦查逮捕权，同时又行使社区刑罚执行权，不符合刑罚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的原则。现在，社会各种矛盾丛生，犯罪率持续攀升，维护社会治安秩序，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的任务不堪重负⑤，但我国《刑法》将非监禁刑罚执行权赋予了公安机关，因此，公安机关不得不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打击现行犯罪的长期疲惫中，抽出少量的精力行使职责，使得管理流于形式。而且，在公安机关内部也一直没有设立专门负责缓刑、假释、管制的工作机制，监管人员不固定、工作缺乏连续性、岗位责任不明确，不利于社区矫正的健康发展。但是司法所在社区矫正试点中作为“工作主体”又无执法权，但凡涉及社区服刑人员的迁居、外出、收监执行、突发事件等均要向公安机关通报，由公安机关做决定。造成社区服刑人员对司法所作为管理、监督机构缺乏认同感，而作为“执法主体”的公安机关，却不负责具体工作。其结果是造成了工作的复杂化，职责交叉，衔接不力。

二、组织管理模式的局限与重构

(一)现有组织管理模式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两院两部”在《通知》中确立的“双主体”的组织管理模式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三点：

一是该模式属过渡性的模式，不适合长期使用。过去由公安机关派出所承担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由于公安派出所工作繁忙，实际上疏忽了对此项工作的认真管理。从权力制约原则出发，基层公安部门也不适合承担对社区矫正的管理。但试点模式仍然明确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并让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所承担具体管理工作，而司法所本身有多项繁重的工作，本身并不具有执法的性质。因此，两家管理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容易引起扯皮、推诿、衔接上的漏洞，责权不明，这种非专业化的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不符合现代的专业化管理的基本要求。试点的决策者也可能考虑先由两家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再转为一家管理。但实际上完全可以进行一步到位的试点。在确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工作人员后进行试点，在试点开始时可能制度不够健全，管理不一定到位，可由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进和完善，逐步形成独立的执法管理模式。令人遗憾的是，在2009年我国社区矫正的试行推向全国，仍然沿用这种2003年试点时的过渡性模式，许多在试点初期所产生的问题没能妥善解决又将带到面上。

二是这一模式是基于“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运作”的指导思想下确立的模式，与党中央提出的改革创新的理念不符。具体表现为，我国《刑法》规定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主体是公安机关，因此，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仍然保留公安机关作为执法主体，而司法行政机关是作为工作主体。似乎这样可避免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但问题在于随着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和推进，需要对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框架”进行突破和修正。

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存在着与“社区矫正”试点的理念存在不适应的问题。事实上，在“两院两部”的<通知》中让“司法行政部门参与社区矫正的管理”的规定已经突破了现行的法律框架。为了给这种突破有一个“不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解释，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公安机关是执行主体，司法所是“工作主体”的文字游戏。因为让街道、乡镇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本身就是“执法”。

笔者认为，既然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试点，就应该允许对现行法律包括组织管理的框架有所突破，否则，怎能体现出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因此，社区矫正的组织管理模式不应在现有的、已经过时的法律框架下运作，而应根据我国的国情，实事求是地开展具有突破性的试点。

如何突破现行法律框架的限制?这里需要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原则。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试点。具体说来，在全国确定试点模式前要进行充分的论证，并确定多种选择方案，目前“两院两部”确定的派出所和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模式可以作为一种选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第二种模式是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管理机关(不包括公安机关)，”’经过几年的社区矫正试点实践，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认为后一种模式有利于进行专业化管理、职责明确，也有利于提高效率。既然如此，也迫切需要对此进行试点。

三是试点模式的确立忽视了地方的差异。社区矫正的特点是需要利用社区的资源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监管和改造。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资源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经济发展和文化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设定一个单一的、过渡式的模式进行试点，难免会给一些地区造成削足适履的尴尬局面。因此，社区矫正试点应在确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各地有一定的自主选择的余地。允许出现略有不同的适合本地特点的组织管理模式。在经过若干年的试点之后，试点的组织管理部门需要对试点模式进行评估和可行性论证，分析利弊，逐步形成适合国情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同时也允许有一定的地区差异。

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局限性问题尚未解决的背景下，2009年两院两部又通过《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的行政命令，将不成熟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向全国推行。不难预见，我国第一批、第二批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组织管理体制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势必重复出现在新的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

(二)未来组织管理模式的重构

作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需要在试点实践的基础上进行优化选择。选择的前提是有利于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矫治和帮扶，有利于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有利于降低刑罚成本。通过研究和比较，笔者倾向于建立与现有模式不同的管理模式。即建立独立于公安机关和司法所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目前的管理模式无论是司法所还是派出所都属兼管性质，不利于社区矫正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的发展(专业化是指该机构专司社区矫正的管理而不负责其他工作，职业化是指未来的矫正官拥有与政法部门公务员一样的选拔要求和职业身份)。具体说来，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建立专门的与司法所分离的社区矫正机构和专职的社区矫正官队伍。

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建立社区矫正机构的理由是：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的执行都要遵循统一的刑事法律制度开展，这种目标价值的一致性要求刑罚执行活动要由性质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职能机关在同一系统下负责执行，矫正机构与监狱管理机关同屑司法行政系统，能够做到监禁刑与非监禁刑执行活动的顺利衔接，从而有利于整合相关资源和提高工作效率。虽然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执行有所不同，但行刑的目的和在手段上的运用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对服刑人的风险评估、需要评估，对服刑人的分级管理、分类改造，积极创造条件有利于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等。从发展的趋势来看，今后将会有大量的监狱押犯通过假释的形式提前出狱。这就意味着监狱工作将要更大限度地向社区延伸，社区矫正也需要更多地向监狱延伸，如社区矫正工作者需要做假释前的报告，在服刑人入狱后不久就要帮助其做假释的计划和准备。另外，在社区矫正中重新犯罪的服刑人员和违反监管规定情节严重的，其非监禁刑将被撤销而收监。总之，社区矫正机构设在司法行政机关，有利于监狱管理和社区矫正相互衔接，有机结合，以便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社区矫正机构与司法所分离出来的理由是：目前司法所任务繁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安置帮教、司法信访、综合服务窗口，政府随时交办的保持社会稳定等非刑事执法任务)、工作人员素质与执法要求有距离、流动性大，难以保证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不太适合同时承担执法与非执法的任务。有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社区矫正立法或人大授权等形式赋予司法所执法地位及其工作人员刑罚执行的职能。这一观点也代表了试点省市司法行政机关的普遍要求。但问题在于：如果赋予司法所刑事执法机关的地位，那么，司法所的其他的非刑罚执行的多项任务由谁来承担?如果司法所同时承担刑罚执行和非刑罚执行的任务，始终面临着由服务者、教育者向管理者、监督者的频繁转换，势必造成管理任务在性质上的混淆，例如，作为刑事执法机关来从事大量的人民调解工作显然是不适当的，也无法在公众面前树立起统一的刑罚执行的角色。

在构建独立的矫正机构的同时，需要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官队伍。具体操作如下：第一，选调、吸纳现在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从全国来看，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管理者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监狱、劳教等政法系统的干警；二是司法所的干部；三是招聘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目前专业人员缺乏的情况下，可通过考核，将以上三类人员中的优秀者纳人社区矫正官队伍中来。

第二，设立社区矫正官的准人标准。将社区矫正官纳入国家公务员系列。对进入该系列的人员除了要有相应的学历、专业外，还要有其他的资格要求。今后的社区矫正官需要有一定的学历和专业背景，如刑事执法、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精神病学等，以较好完成监管、矫治和帮扶的任务。2001年修订的《法官法》、《检察官法》确定了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一起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才能获得从业的基本资格，为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的资格准入提供了思路。可对社区矫正官进行专门的认证资格考试，制定规范的准人标准，以提高矫正官队伍的整体素质。在目前社区矫正工作者急需的情况下，可以先从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中通过考试进行选拔，通过培训上岗。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发展，逐步提高进入队伍的门槛。

第三，认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目前从社会招聘的司法社工及相关工作人员与司法所公务员和从政法部门抽调的干警的收入差距悬殊。由于同工不同酬，使得一些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一旦有更高待遇的工作岗位随即跳槽，造成了矫正队伍的流动性大，影响了工作的效果。这些情况表明：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认真考虑和设定合理的工资标准。并注意将工作效果与学历结合起来考虑。如有的工作者学历不高，但经验丰富，工作投入，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有人虽然有较高学历，但缺乏工作经验。成效并不明显。因此，在分配时不能顾此失彼，在确定其待遇时，至少应考虑以下因素：(1)承担的工作量。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设定其待遇。(2)试点区域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平衡。相同的工作性质和相同的工作强度应获得大体相同的待遇。

第四，恰当利用社会力量和志愿人员。犯罪的预防、治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专门的社区矫正官是不够的，也难以完成监督改造的任务。因此，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鼓励社会力量和志愿者的加入。

参考文献：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340，[2]孔超，当前我省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民调解，2010，(4)：36，[3]上海市高级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社区矫正)工作调查报告[R]，2010-04-28。

[4]韩玉胜，贾学胜。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监狱学刊，2004，(5)：109—11，储槐植，汪永乐，论刑事执行主体的合理配置[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

第三篇：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在我国应用的思考

期末设计（论文）

社区治理

题目 ：社区矫正管理制度在我国应用的思考 姓 名 ：江昊 学 号 ：2303150226 指导老师：陈宇光

专 业 ： 公共事业管理 班 级 ： 公管1502

2017 年6 月

社区治理期末论文

区矫正管理制度在我国应用的思考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西方国家实行的社区矫正制度的优点及在我国推广应用时存在的问题。社区矫正制度在国内刚刚兴起，存在管理主体不明，矫正方式混乱，矫正效果差。这也导致了社区矫正在我国一直处于“老牛”拉“大车”的状况。政府和社会都缺乏相应的关注度。但我们目前又急需要对刑罚制度进行改革，提高刑法的实效性。所以，本文通过大量文献综述和具体案例来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并结果实际提出一些较高可行性的措施。

关键词：社区矫正司法所存在问题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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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摘要.....................................................................................................................................................1

一、相关概念解释.........................................................................................................................1

二、国内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现状.....................................................................................2(一)从时间上看.....................................................................................................................2

（二）从空间上看..................................................................................................................2

（三）从效果上看..................................................................................................................3

三、国内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4(一)缺少必要的法律基础作为制度保障.............................................................................4(二)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不到位.........................................................................4

（三）社区矫正的矫正方式存在问题..................................................................................5

（四）社区矫正的管理方式存在漏洞..................................................................................6(五)缺少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6

四、国外社区矫正的创新参考...........................................................................................7

（一）判决的明确性..............................................................................................................7

（二）分类矫正......................................................................................................................7(三)社区志愿者的免费服务...............................................................................................7

五、新形势下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措施......................................................8

（一）矫正制度......................................................................................................................8

（二）队伍建设......................................................................................................................9

（三）管理制度......................................................................................................................9

参考文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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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概念解释

(1)社区矫正

指给予那些被判为缓刑、管制、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四大类相对犯罪行为较轻的对象非监禁性矫正刑罚的刑罚方式。主要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类组织的帮助，通过社区劳动和服务使这些犯罪行为较轻的矫正对象能从心理和行为上改掉恶习，弥补过错，重新回到社会中的制度。(2)刑罚制度改革

指对现有的主刑和附加刑结合的刑事处罚方式进行完善和拓展，增加刑罚方式的种类，朝着轻刑化，人道化，合理化的方向发展。(3)社区

是指居住在同一地域内的人有着共同生存的需要与利益、共同的生活服务设施、共同的文化，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形成社会互动的地域性的社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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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现状

(一)从时间上看

2002年8月，司法部成立了社区矫正知道都研究小组，着手对西方国家的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报告》，这与当时我国的刑罚制度改革的推广相呼应。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公安部联合发布了相关试点通知，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也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的开端。2014年底，又相继出台了扩大试点的文件，进一步推动了社区矫正的发展。

2009年9月国家又发布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和相关规定，把社区矫正制度推广到了全国各地。

2011年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其中明确规定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为判处管制、假释、宣告缓刑的违法人员。这部法律标志着社区矫正制度的诞生。

2016年12月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这表明《社区矫正法》的出台也指日可待了。

（二）从空间上看

2003年7月10日，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和公安部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山东、江苏六地开展第一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2005年开始在河北、内蒙古、黑龙江、重庆、安徽、广西、广东、湖北、湖南、海南、四川、贵州十二个省市进行第二批试点。

2012年7月底，全国各省（区、市）和98%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区、97%的县（市、区）、94%的乡镇（街道）全面开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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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效果上看

截止2005年底，首批试点的六个地区2147个街道共对34370人展开社区矫正。累计解除矫正人数为18231人，重新犯罪率为0.2%。

2009年至2011年全面试点期间，全国各街道累计矫正人员达40多万人，累计解除矫正20多万人，重犯罪率仅为0、18%。这是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极大鼓舞。①

①吴宗宪：《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思考》，《中国司法》（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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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必要的法律基础作为制度保障

1.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模糊不清，权责不明

至今没有一部法律文献明确给出社区矫正的主体是谁。各个省市的试点地区也是“各行其政”。在实际的矫正过程中主要以街道的司法所和街道的公安部门为主体。司法机关拥有相应的执法地位，具体负责日常社区矫正工作。公安机关则负责年月季的矫正效果的考核。对矫正对象拥有生杀大权。调查发现，大多数矫正对象都不把司法机关的考评放在心上，态度随意散漫。司法机关的义务与权力出现不匹配，无法正常进行矫正工作，甚至可能出现互相推诿，踢皮球来逃避责任的现象。②

2.在矫正实施过程中出现各类问题没有相关法律作为指导

在实际的社区矫正工作中，首先要确定实施社区矫正的社区有能力和条件接管社区矫正人员。但是当前社区筛选制度尚未出台。试点的地区的确定也是由国家统一划立，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能够贯彻执行。其次，社区矫正的程度，解除矫正的标准也没有正式统一的文件加以规范，这给各地司法所提供了职位上谋取私利的便利。此外，司法所、社区和监狱之间没有法律文献严格其职能划分，工作内容重复，责任重叠，不易统一管理。综合来看，《社区矫正法》的出台已是目前国家立法工作的重心。

(二)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队伍建设不到位

1.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有待于提高

第一，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主要是司法所的司法人员，对刑事处罚和监狱管理及教育缺少经验和专业知识，无法切实到位履行社区矫正的职责。第二，较多工作人员在心里认为社区矫正的工作量大，上升空间小并且存在一定危险性，在工作过程中态度消极、恣意妄为，甚至把对矫正对象的考核当作敛财的受贿的工具。③

②③刘永强, 何显兵：《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定位及其队伍建设》，河北法学, 2005年第23期，p76-79。

程海峰：《浅谈社区工作的队伍建设》，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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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员配置不到位

只依靠社区街道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来管理矫正对象显得捉襟见肘。社区司法所本身也有自己的工作职能。像，街道司法宣传、普法教育、街道和解、法律救助等，在如此繁重的工作之余还要增加一项社区矫正的职能。往往一个社矫科的2-5名司法人员需要面对几十个矫正对象，既要负责为其安排劳动服务工作，又要负责进行监督考核，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专业人员的配置不足。按照重庆市的实际矫正经验看，5名矫正对象就需要有2名工作人员负责监督和管理。

3.缺少强制力量作为基础

派出所的民警是街道社区的主要强制力量，同时也负责社区矫正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但是，派出所毕竟是负责日常的社区治安和安全教育的宣传工作，不能抽出大量时间来维护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当有矫正对象态度强硬，不服从司法人员安排时，偶尔借调警察进行管教尚且可行，但长此以往显然是不合规定。社区矫正需要有自己单独的合适的强制力量作为保障。

（三）社区矫正的矫正方式存在问题

1.矫正方式过于简单和陈旧

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方式主要通过思想汇报、劳动服务、谈话讲座、宣传引导等，形式单一，内容单调，政治性太强，缺少专业心理矫正辅导，实际效果很差。往往工作人员自己也只是把这些方式当作流程看待，浮于形式和应付。矫正对象自身也缺少重视度，虽然书面报告态度诚恳，但实际行为仍恶习不改，无法从根本上进行心理和行为的矫正。这样的人如果最终仍被解除矫正，那对社会还是一种潜在威胁。

2.矫正对象所伤害的群体认为矫正措施惩罚力度太低

这里举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说明问题。居住在西安市的80岁老人朱某每到固定时间都会有司法人员前来“探望’。以至于附近的邻居都认为老人在司法所有关系。其实，朱某曾因拐卖儿童罪被判无期徒刑，因符合社区矫正的标准，被允许在该社区进行矫正，平时做一些公益劳动。这几名工作人员就是其矫正的负责人。受害者家属得知朱某竟过着如此“逍遥”的生活，十分气愤，一纸诉状又将朱某告上法庭，起诉原因是质疑朱某未受到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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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裁，要求对其管制收押。诚然，按照法理让犯罪的人劳动改造回报社会是合理的，但从情理上讲，社区矫正的的方式显然是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需要矫正对象进行分类矫正。

3.考评制度不合理

由于缺少相关部门的配合，司法所在进行矫正对象的考评时没有参考依据，且最终考评权是属于公安机关，公关机关又不直接负责矫正管理，造成了工作和考评的脱节。这样得到的考评结果是不合理的。

（四）社区矫正的管理方式存在漏洞

1.衔接方式不合理

通常社区矫正的对象是自己拿着法院判决书到户籍居住地司法所报到进行矫正。而很多矫正对象不及时到司法所接受矫正，司法所又没能及时发现新增的矫正对象。在衔接阶段就出现了漏洞，矫正对象出现脱管状态。

2.异地交付难④

有很多矫正对象都是在外打工的务工人员，当地法院审判结束后对其是否返回原籍进行矫正无从知晓。矫正对象选择去外地打工，经商逃避矫正，原籍司法所只见到了法院文书，矫正对象却处于脱管，漏管。

(五)缺少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

社区矫正的主导者包括全国人民法院和检察院，这表明检察机关应认真履行其监督职责。而在实际中，由于社区矫正的与传统的组织形式存在差异，范围大，分布广，这对有效的检查监督提出了严格的挑战。在监督过程中，检查机关没能把握好自身权责范围，出现越位管理和“鸠占鹊巢”的行为。

④谢忠峰:《社区矫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我国某省为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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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外社区矫正的创新参考

（一）判决的明确性

在国内，地方法院由于缺少相关法律作为支撑，在判决书上只有实行大致的矫正时间和地点，对于矫正方式、矫正强度和具体的矫正时间都未作说明。矫正对象从事的矫正活动最后还是由司法所来规定和执行。而以美国为例，法院的判决书上都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甚至每天的休息时间都有说明。这就从制度上明确了矫正对象的行为，体现了社区矫正的权威性和强制性。否则，只由司法所来随意的安排工作和矫正内容，不仅是矫正对象包括工作人员都不能以认真、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社区矫正。

（二）分类矫正

英国由于未成年犯罪现象尤为严重，所以社区矫正形式与其他几个西方国家的社区矫正都有区别，包括社区令、补偿令、缓刑和假释构成。其中“社区令”又分为宵禁令、社区服务令、毒品治疗令、管护中心令、监督令等。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社区矫正方式和时间上都有进行了细致区别划分，实行分类矫正的模式。按规定未满14周岁，矫正时间12小时以下。未满16周岁，24小时以下。未满18周岁，36小时以下。这种富有人道化和针对化的制度创新是我们目前所欠缺的。⑤

(三)社区志愿者的免费服务⑥

西方国家的社区管理另一大特色是社区志愿者的高度参与。这些志愿者大都来自于一些非营利组织和在校大学生，整体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高，有心理指导和社区管理的知识，极大减轻了政府部门的工作压力。像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的一个“人民联盟”的社会组织就通过与政府联合管理参与到社区矫正工作中。他们对矫正对象中的蓝领工人进行技能培训和提供就业指导询问，为这些矫正对象的重新进入社会搭建了桥梁。⑦

⑤⑥李素琴，谭恩惠：《美国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期。

王曦瓴，杨晓萍：《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代表性模式探析》法制与社会, 2016年36期。⑦胡承浩：《中国社区矫正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外社区矫正实证考察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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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形势下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措施

（一）矫正制度

1.推陈出新，分类矫正

改变传统落后的矫正方式，丰富矫正方式的种类，对不同年龄、性别和犯罪程度的对象实行分类矫正。

由于传统的矫正方式像思想汇报、讲座教育和社区劳动都具有政治性和效果的隐蔽性，矫正人员自身也对此类方式产生了免疫，效果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可以结合分类矫正对犯罪情节较轻的且无固定工作的对象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这于培训讲师则可以通过完善社区矫正队伍，选拔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进行授课和指导。对于情节轻无危害性的对象，在得到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联合认定后，可以凭借认定书用罚金进行折算来减少矫正时间，罚金则可以用来维护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对犯罪情节较重、监外假释的对象，可以运用新技术“电子镣铐”的方式加大控制力度，然后增加劳动强度或是进行深度心理指导。为了彻底从心里剔除恶习，甚至可以把军队的禁闭制度应用到社区矫正。在对待青少年和老年人这一类矫正对象时，要严格把控矫正力度，细致划分不同年龄所对应的矫正时间和方式。

2.建立多方联动、事权结合的考核评价制度

社区矫正综合性强，涉及检察院、法院、公安部门、街道办事处、监狱管理处，以及街道、乡镇司法所等相关部门，需要相关部门之间支持、合作。利用大数据系统实现矫正对象信息的部门间共享，为司法所的考核和解除评估提供参考依据。

针对司法所的事权不一，公安机关掌握实际的“生杀大权”问题，政府更应按照管理主体和考核主体一致的原则分配权力。不能让司法所空有其表，实无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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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队伍建设

1.鼓励社工专业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参与

社工学生和社会组织是一股强有力的支持力量，既能提高矫正的质量，也能减轻司法所的工作内容。前文提到了社区矫正的主体不明、人员配置不齐，造成了司法所的工作压力繁重，迫切需要更多高素质、高水平的专业人才的加入。大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对矫正对象进行技能培训和分担工作人员实时监察控制的工作。司法所对进行了社区矫正的大学生志愿者颁发服务证书，作为其成绩的参考和依据，实现两者资源互补。

社会组织既可以派人直接参与管理和服务也可以提供有偿劳动机会。矫正对象的劳动报酬绝大部分部交给司法所作为一大进项，节约管理成本。

2.考核上岗，提高待遇

实行“一人一证，带证上岗”的制度。为了解决司法所工作人员专业水平差和态度消极的问题，定期由市司法局或省司法厅针对不同工作进行考核，对于合格者颁发相应工作证并划分等级，不合格者注销工作证或降级。工作证又是升职加薪的依据。

（三）管理制度

1.建立社区矫正流动管理制度⑧

针对异地交付难问题，要建立一个流动管理制度，完善各项外出审批机制。农村或外地人员外出打工或经商需经过公安机关和司法所双从认定。然后按照对应制度将事权和资料移交给异地司法所和公安机关。完全交由异地矫正服务中心进行矫正和解除矫正。这就杜绝了脱管、漏管现象。

2.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模式加强监控

结合新形势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我们可以对社区矫正进行技术创新和改造，利用互联网的数据实现矫正对象的实时定位和即时活动监控。开发类似“矫正通”、“矫正服务”或在社区app中增设矫正服务平台。利用智能手环绑定矫正对象，这样工作人员就可以对其活动和位置了如指掌。而且，此功能设定时间后就能自动关闭保护矫正对象日常生活隐私，十分便捷。

⑧许少朋：《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制度的本土化构建研究》，法制与社会, 200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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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吴宗宪：《关于社区矫正若干问题思考》，《中国司法》（2007年）。[2]冯卫国.：《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

[3]刘永强, 何显兵：《关于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定位及其队伍建设》，河北法学, 2005年第23期，p76-79。[4].吴亚肖：《青海省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中国市场》（2011年）。[5]李晋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现状及完善建议》，《法制与社会：旬刊》（2015年）。[6]程海峰：《浅谈社区工作的队伍建设》，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2012年）。[7]崔建：《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8]李素琴，谭恩惠：《美国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期。

[9]谢忠峰:《社区矫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以我国某省为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10]胡承浩：《中国社区矫正发展的路径选择--基于中外社区矫正实证考察视角》，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11]许少朋：《社区矫正分类管理制度的本土化构建研究》，法制与社会, 2007年第11期。[12]王曦瓴，杨晓萍：《国外社区矫正制度代表性模式探析》法制与社会, 2016年36期。.

第四篇：关于现阶段我国粮食问题的思考

关于现阶段我国粮食问题的思考

我讲粮食安全问题,也许有人认为我这是杞人忧天,庸人自扰,其实不然粮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物质基础,是一个国家稳定和安全的重要的战备资源,所以我认为我应该要关注,重视粮食安全问题.鄙人认为,粮食安全问题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粮食作为一种食品,它的质量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安全;另一方面,粮食作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备资源,它的储备生产供应是否满足在意外情况下发生的需求.先来讲一下粮食质量方面的安全问题,我是一名学药的学生,我们以前一直都把药品的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而现在随着人们意识的提高,自我防范意识的增强,对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关注,国家现在已经把食品安全问题看得和药品安全一样重要,粮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粮食质量的安全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加上现在人们对农药化肥的滥用,而人们又对绿色安全食品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加大对农业农产品的支持力高,使生产会更多更好更安全的绿色食品来满足人们对绿色粮食的需求.讲完了粮食质量安全,我再谈一些我对粮食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备资源的安全问题,自古就有“战事未起，粮草先行”的说法,两军对垒,如果哪一方面的粮草先断绝,那这支军队必然军心不稳最终失败.现在也是一样,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吃饭就是一个大问题,在上个世纪的多少个年代,我国的人民都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日子,直到袁隆平发明了杂交水稻,现在才算是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我国的粮食基本达到了自给,而现在随着中国加入WTO,粮食又出现了各个国家相互交流的局面,这对我国农业来说有着巨大的冲击力,因为世界上的一些产粮大国,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他们科技发达,农业技术也相对发达,所以他们产粮多,价格低廉,品质优良,我国的粮食在跟其在市场上竞争时自然处于劣势,我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为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指挥棒,农民在市场价格的驱使下,必然会有很多放弃种粮改行,道理很简单,粮农收益降低,没有了经济利益,如果在出外打两个月的工就足够买全家人两年的粮食那算一算谁还会来种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导致我国耕地面积减少,这些方面都使得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存在 潜在的危机,因为如果我们长期靠进口粮维持生计的话,那么一旦战争来了,外国停止向我国代供粮,那么我们至少会几个月出现紧张的局面,它会牵连到很多的方面,我想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粮食上做到自己给自足,要控制粮食进口的比例的同时更要有足够的储备.药学系073贵药班

杨胜钤

2009-3-24

第五篇：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题目：

学生姓名: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试点单位：

毕

业

论

文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马 睿 学号：1***3 2011秋 专业：法律专业

郭 松

彭 水 县 司 法 局 重

庆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2013年10月21日

摘要

社区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非监禁刑,我国于2003年开始此项工作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全面确立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专门化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比如,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规定社区矫正官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等等。因此,我国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首先要明确此制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必须在建立相应的社区构建与完善矫正战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顺利开展。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社区矫正制度,刑罚改革,完善路径,刑罚完善,立法,执行主体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4(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4(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5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5 2.我国社区矫正的主体和对象.......................................................5 3.我国社区矫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5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6(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6(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6(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7(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7(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7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7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8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9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9(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9(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9(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10(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11(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11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11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11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12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议案提案人陈旭认为: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或狱内服刑表现较好的罪犯,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运用社会力量在社区环境继续执行刑罚的一种开放型改造方式。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它的定义是: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一概念注意到了社区矫正中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重要性,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因此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社区矫正制度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不同于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工作,与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更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差别。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社区矫正中包含了对罪犯的惩罚功能。尽管社区矫正的惩罚严厉性与其他刑罚活动相比较低,但是它的惩罚性和威慑性还是存在的。社区矫正的对象必须服从矫正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和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某些权利被剥夺,社区矫正对象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义务。第二,社区参与性。与其他刑罚不同,监狱不再是专门的行刑机关,而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帮教、监督。我国目前由街道、镇司法所具体从事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社区参与性既体现在矫正对象的矫正活动在社区中完成,接受社区矫机构的矫治、教育和监督,也体现在社区为矫_正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社区资源能够为矫正工作所充分利用。第三,非监禁性。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脱离其原来所在社区和家庭,享有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工作和日常生活也不会因为服刑而受到较大的干扰,始终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社区矫正与其他传统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使罪犯置身于普通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对罪犯的关爱,帮助罪犯适应社会生活,更有利于保证改造效果、避免其重新犯罪,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

为了指导和规范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司法部于2004年5月9日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

行办法》,“两院两部”先后于2003年7月10日印发了《关于幵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9月2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陆续出台了一批规章制度,保障了试点试行工作的进行。2011年5月1日幵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刑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依法规范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和帮扶,提高矫正质量,帮助其顺利融入社会。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的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要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至此,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初步确立。

2.我国社区轿正的主体和对象

(1)社区矫正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这是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有利于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建设步伐,并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健全的刑事执行、行刑司法体制。

(2)社区矫正的对象。根据中央批准的社区矫正试点意见,社区矫正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社区矫正试行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针对五种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矫正措施。为体现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保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连续性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于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作出了特别规定,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

3.我国社区娇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1)矫正措施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管制、缓刑、假释罪犯应当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外出、居住地变更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管制犯、缓刑犯可以适用禁止令。“两院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法律的原则规定进一步做出了细化。一是规定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监管要求:如报告义务、外出需审批、进入特定场所需审批和变更居住地需审批等。二是规定了司法

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监督管理。三是规定了监管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及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明确列举了六种应当予以警告的情形、五种应当撤销缓刑和假释的情形和八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的情形。

(2)法律监督

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规定相对笼统。《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种规定非常抽象和模糊。最基本的法律监督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法律规定的不足,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为以下五种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并且《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只明确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更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就导致了现有的工作实际和法律规定的脱节,各种规定和法律之间相冲突的情况。

(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

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矫正制度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遵循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原则”。2009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同时,在工作机制上,要求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

但是在基本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只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个基本法律都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使得实际承担社区矫正主要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权力资源匮乏,无法发挥行刑权的最佳效益。

(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

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比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仅在第十九条、二十条规定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旳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对保外就医旳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应当定期与其治疗医院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复查结果等情况。这些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且只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的具体项目内容;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总之,在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手段和措施还较为单一,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是一种帮教措施,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大多限于定时报告、填写表格等形式上的工作,而心理测试和心理矫正在我国也处于起步阶段,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社区矫正的发展。

(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

社区矫正运行过程中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的审前人格调查和社会调查程序、危险评估程序、日常教育与分类教育组织程序、心理矫治程序、个案矫正程序、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的异地委托程序、帮扶解困运行程序、考核奖惩程序、就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程序等,这些都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非常缺失和应尽早完善的程序,均需要在《社区矫正法》中确认并成为一项法律制度。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而实践中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运行,以至于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难题很多;各种规定也多为原则性、章程性的规定,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加之缺少必要的业务培训,矫正工作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矫正教育和监管。同时,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目前采取的走访、电话问询、请假报告等监管措施比较脆弱,容易脱管失控;公益劳动组织难,且效果不佳;真正的个案矫正和心理矫正幵展较少,使矫治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

社区矫正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普及。社区本身在我国就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的东部发达城市这几年社区建设发展很快,如上海、北京等地,社区的功能已相对完善,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区文化,再加上宣传力度较大,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含义和价值有一定的认识,能够认同社区矫正制度,有一定的参与热情。而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社区建设相对滞后,广大的农村甚至还没有形成社区,普通民众对社区矫正不理解。群众更关心的是“社区安全”,担心犯罪人在社区内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认为只有隔离措施才能保卫社会 公众安全,而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民众观念的保守和滞后制约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并且,在一般民众当中,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态复仇观念和机械的社会正义观仍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作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刑罚观念的落后,人们对于社区矫正的不理解,居民对服刑人员贴上犯罪的标签,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虽然社区矫正人员目前的重新违法犯罪率较低,但这是建立在社区矫正比率很低基础上的。如果大规模推广导致重新违法犯罪率出现波动,民众的质疑和指责将大大削弱社区矫正的民意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变民众观念的任务还很重。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和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矫正对象的数量将大量增加,这在实际工作中已初露端愧。而与此相比,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机构司法所,却普遍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首先,司法所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体制不顺、工作人员不足、队伍素质相对较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性、政策性及职业性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后,有的地方人手不够,只能从编外聘请部分人员参与部分工作,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所所长不是公务员,他们在乡镇不仅身兼数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中,且人员时常被更换,很不稳定;二是司法所辖区范围太小,不能满足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最基本的流动要求,不适合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司法所很难保证矫正工作者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并要执行大量的法律服务等工作,难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目前,司法所的工作职责在社区矫正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多项工作,通常由于某项工作的紧迫,一人被挪作他用或者身兼数职,或者因工作需要内部调整更换岗位,都是免的,这就很难保证矫正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职业性。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其各项工作任务之间存在性质冲突。司法所原已承担的工作任务的性质主要是法律服务工作,而社区矫正虽然也有服务的内容,但其本质是刑罚执行。如果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就意味着司法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执法权,但实际上,许多工作人员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与刑罚执行无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否也有执法权,如果没有,进行内部工作岗位调整时,是否只要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马上就能自动拥有执法权。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依然是以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为主导,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为辅助,这与国外相对成熟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各基层社区矫正部门和司法所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没有经费,社区矫正工作寸步难行。在对各类社区矫对象开展监督管理、学习教育、心理咨询、公益劳动等社区矫TH具体业务时,需要工作经费作支撑;聘用社会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经费作保障。社区矫.工作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各基层司法所实行社区矫正的经费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人头经费可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进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迅速增加,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虽然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但是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还没有出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依然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两院两部”虽然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其法律位阶不高,权威性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罚的执行。目前司法部正在起草《社区矫正法(草案)》,希望该草案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能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社区矫正的对象、主体、内容、程序、机构以及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责。结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社区矫正的对象应明确规定为包括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等所有适用非监禁刑的罪犯,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结合不同刑罚种类的特征,以及社区矫正的工作特点,合理地确定社区矫正的执行范围,将“人身自由限制性”明显的刑罚种类和制度纳入其中,而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排除在外。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要限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服刑人员在迁居方面是自由的,社区矫正工作限制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的自由流动于法无据;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来说只要消极不行使其政治权利即可,并无实行社区矫正之必要,将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之中,只会徒然浪费司法资源;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其理论依据是使服刑人员重新社会化,而剥夺政治权利是资格刑的具体刑种,其理论依据在于防卫社会,二者的理论依据也不相同,因而不可贸然通用。

(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

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统一、完善法律机制,对公检法司各单位的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加强分工协

作,提高社区矫正的运作效率。赋予司法行政机关以执法主体资格既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化,推进刑事执行一体化进程,又能突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提高工作效率,并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确保公正执法,也使公安机关退出社区矫.工作后的执法主体得到落实。《刑法》修正案(八)只明确了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不再由公安机关行使,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而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仅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些较为笼统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机构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根据刑罚执行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国外的经验,将社区刑罚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只有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部门加以明确,才能促进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

1.尽快制定颁布《社区矫正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立法层级。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措施、机构设置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以解决目前困扰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基层司法所在执行政策、装备保障以及人员编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需根据《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并由各司法厅印发与实施细则配套的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规范文书适用。

2.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立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在现有试点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工作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而对罪犯和被告人进行惩罚和服务,并使他们在社区继续生活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同时,合理序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借鉴例如美国的家中监禁、中途之家、间歇监禁等制度,为社区刑罚发挥功能创造条件。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应将入住中途之家作为假释、缓刑的一种附加条件,由中途之家对假释、缓刑人员实施过渡性矫正、监管等措施。国外实践证明,这一功能极大的提高了假释、缓刑制度的科学性和矫正效果。

3.保障社区矫正人员权利。从充分尊重犯罪人的价值和关心帮助犯罪人的理念出发,既要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必要的观察保护和管束保护措施,促使其改善不良心理,改掉行为恶习;又要形成民政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机制,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再次融入社会,为他们矫正期满后能够迅速回归主流社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社区矫正的价值——尊重和维护被矫正者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4.完善适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或“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罪犯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或假释裁定机关)在量刑时参考。审前调查制度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也是罪犯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应明确要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需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进行调查评估,评估其对所居住社区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作为是否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的依据。

(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

1.对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专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应予以确认。以便其参与刑事诉讼,协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工作,保证刑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以及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等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保证制度。对暂予监外执行程序中的保证人条件、保证人义务、保证人责任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加大对保证人的制约力度,敦促保证人加强对被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束和教育。同时,将缴纳保证金明确为监外执行的保证方式之一,以加强对罪犯的控制力。

3.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对脱逃社区矫正人员的抓捕工作。即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限内脱逃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应及时查找,规定期限内仍査找不到的,社区矫之日执行机关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密切配合”。

(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更新完善刑罚观念。对社区矫正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讲,应该加强其刑罚观念的培训,转变重刑主义倾向,使他们认可“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以矫正者不使为害”的工作目标;对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宣传社区矫正工作从开展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民众认识到社区矫正不是“无罪释放”,而是对恶性较小的犯罪人的另一种刑罚处罚方式。要让全社会接受“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的理念,让社区居民认识到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充实工作力量,完善工作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制、编制。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设置在司法行政部门内,由于司法行政机关编制有限,机构人员编制只能从内部调剂解决,工作力量明显不足,与所承担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繁重任务极不相适应。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司法部下设立与监狱管理局平行的社区矫正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隶属于司法厅的社区矫正分支机构,统筹管理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吸纳非政府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在现阶段,要大力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配备专业人员、拨付专项经费,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采用此种模式有利于提高矫正工作效率,而且各自的任务和责任较为清晰,不至于出现多头指挥、多头

检查、衔接脱节和相互推诿的现象。

(2)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协作配合,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能够环坏相扣,不留死角。创新矫TH方法,探索建立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工作模式,建立社区矫.人员信息交换平台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完善监督机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是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关。为防土司法腐败,维护社区服刑人员、被害人和社区公民权益,保障社区矫正健康发展,应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监所检察机构的原职权基础上,升格为统一的刑罚执行检察机构,负责对包括社区矫在内的全部刑罚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检察方式在借鉴目的监所检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监督方式,可在社区矫机构和司法所派驻检察员,以加强对社区矫.工作的法律监督。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队伍。为适应工作开展需要,应当争取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健全工作机构,建立一支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协助、社会志愿者配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要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现财政配套全额拨付制度和动态增长机制;要配齐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建立装备保障机制。二是加强培训。应建立一整套的培训和教育机制,加强对各类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切实提高他们在法律知识、矫正监管、谈话教育、心理疏导、组织协调、危机管理、突发事件预防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使社区矫正工作者在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齐驱并进,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实现预期目标。三是明确执法身份。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刑罚执行工作,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缓刑罪犯规定了 “禁止令”。“禁止令”的执行,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惩罚性,由于执法环境涉及的活动、场所、人员情况较为复杂,需要执法人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执法身份,以确保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各种困难和不足,尤其在基层工作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公众认同度低、社区参与不够、人才匮乏、经费短缺、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司法所力量薄弱、立法滞后等问题都给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本文主要从加强社区矫正立法,夯实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些设想。由于学术水平有限,只能对上述内容做粗浅的论述,存在诸多不足与不尽合理之处,只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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