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锻造我国社区矫正“阶梯式”管理机构

第一篇：浅谈锻造我国社区矫正“阶梯式”管理机构

浅谈锻造我国社区矫正“阶梯式”管理机构

李沐阳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会资源教育和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非监禁式社会改造罪犯的总称。随着刑罚执行理念从简单的惩罚到教育的转变，随着个别预防理论和教育刑理论在刑罚执行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式、开放性的罪犯矫正方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作为“社区矫正”发源地的英美国家，他们的社区矫正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在矫正理念、矫正法律制度，矫正队伍结构等方面都相当完善。

美国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具有多样性：既有政府的管理机构，又有非政府的管理机构；既有垂直的管理机构，又有平行的管理机构；既有矫正部门下设的管理机构，又有法院系统下设的管理机构；既有成人的管理模式，又有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管理模式；在设置精简高效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同时，又设置了大量社区矫正的工作机构。目前，美国在社区矫正的运作中，仍然在进行最佳管理机构模式的探索与选择，以实现公正与效率最大化。

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2009年社区矫正试点在全国范围铺开，正式开启了探索中国特色社区矫正发展道路的里程碑，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美国，其社区矫正已有160多年的历史，目前已具有比较成熟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的模式，笔者认为，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中有必要结合国情，学习和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设置的模式。

俗话说：“事在人为”，中国社区矫正事业的深入前行和不断拓展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成熟的工作理念和科学的工作队伍。其中，工作队伍的组织结构是否完备，人员配备是否合理，业务素养是否过硬，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社区矫正事业迈上新台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我国社区矫正历经8年磨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指引下，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社区矫正工作方法，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也随着试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断完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高速发展，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设的滞后性逐步显现，如何更好的推进矫正三级队伍建设、锻造社区矫正“阶梯式”管理机构，是当前社区矫正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国外社区矫正队伍模式

目前，美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主要包括缓刑和假释工作者，2004年，在美国的社区矫正对象中，缓刑人员有415万，假释人员有76.5万，社区矫正对象占美国所有正在服刑人员的70％。虽然部分州缓刑和假释的管理是分别进行的，但是大多数地区，社区矫正工作者是兼管缓刑和假释人员的，缓刑和假释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属于政府或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般列入公务员序列。

为了避免在工作中的杂而不专，提高工作的效率和专业化的管理，美国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一般都有更为细化的分工，目的是能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更为有效地开展工作。除了以上提及的缓刑官和假释官之分外，在有的州，对缓刑官和假释官的工作按照工作性质和犯罪类别又作了进一步的分工，如有的工作人员侧重分管判决前的或假释前的报告，有的侧重对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和矫正服务；有的按照罪犯的类别，要求工作人员对财产型犯罪、滥用毒品和酒精的犯罪以及性犯罪者进行分别的管理。在康涅狄格州的缓刑办公室中，缓刑工作人员可分为判决前报告缓刑工作者、分类缓刑工作者、强化监督缓刑工作者、一般监督缓刑工作者、性罪犯缓刑工作者、毒品犯缓刑工作者、技术违规罪犯缓刑工作者等。工作人员实行对缓刑和假释人员管理中的专人负责制，并保持一定的工作量，美国的缓刑和假释工作者管理案件的数量根据管理的类别和管理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根据2001年的统计，每个缓刑工作者对一般缓刑管理的平均人数是133人，强化管理的是28人，电子监控的是15人；对一般假释管理的平均人数是73人，强化管理的是25人，电子监控的是21人。在对缓刑假释混和管理中，一般管理的平均数是94人，强化管理的平均数是25人，电子监控的平均数是33人。鉴于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性、法律性要求较高，因此，对社区矫正工作者的选拔和配备也具有较高的要求。

对缓刑假释工作者个人的素质要求主要可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①基本知识。缓刑假释工作者应该对刑事法律、警察工作、法院和矫正的体系、社会学、心理学知识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和领悟。在一些司法区，特别是联邦的缓刑，由于白领犯罪的数量有所增加，当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判决前的调查和监管时，要求工作人员具备一定的网络、安全、会计和银行业务的知识。②个人素质。缓刑假释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能力来应对各种罪犯，以及罪犯们的欺骗伎俩和敌意表露，能通过适当的方法来行使权力，与其他工作人员较好地配合，能够有条理地组织工作和准备文字报告。③承担责任。缓刑假释工作者必须勇于承担责任，这种责任是基于在处置罪犯时与其他部门打交道时产生的，并应该严格执行法律和遵守规则。④处理好外部关系。缓刑假释工作者必须能够有效地处理与不同机构和个人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可分为两

类：一类是刑事司法执法的范围（警察、检察官、法官和矫正工作者），另一类是社会服务的范围（处遇、福利、就业和教育）。不同的机构往往对罪犯会有不同的态度，工作者必须对此予以适当的处置。

二、我国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现状分析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定义是“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的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从《通知》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的社区矫正队伍包括社区矫正执法者、专业社会团体和社会志愿者三部分组成。

南京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于2005年正式开始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成立了由公、检、法、司、劳保、民政、财政等16个部门为成员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试点区县比照市级模式成立区级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两级社区矫正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市矫正办负责指导、监督社区矫正政策法规的实施，协调成员单位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检查、考核本地区社区矫正实施情况；司法所作

为社区矫正的具体执行机构，负责具体落实国家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法规，会同公安派出所做好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实施对矫正对象奖惩，组织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并开展法制、道德教育和就业指导，帮助矫正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在社区(村)设立社区矫正工作站，充分依托社区力量开展对矫正对象的监督、帮扶。根据四部委的统一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矫正环境，我们组建了三支队伍：一支是以司法行政干警、公安派出所民警为主体的社区矫正执法者队伍；一支是公开招考聘用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一支是由社区干事、高校师生和机关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组成的矫正志愿者队伍。

五年试点以来，我们始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社区矫正工作方法，不断探索新形势下矫治帮扶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措施，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建立了区级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多方吸纳驻区企业共同构建社区矫正技能培训基地、联系兄弟监所合力组建社区矫正警示教育基地等；在队伍建设方面，通过不断晚上社区矫正执法人员责任监督制度、建立健全矫正专职社工绩效考评机制、深入开展矫正队伍岗位“大练兵”、“大学习”活动，全面提升社区矫正专职队伍业务素养，试点至今，全市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率为，为维护社区安全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在长期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改革与发展相对滞后、甚至制约社区矫正深入推进的问题逐渐显现：

1、执法支撑不足，职权依据不充分。当前，司法行政部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是依据“两院、两部”《通知》和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而现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警察法》等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的刑罚执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造成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相分离，执法主体并不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工作主体没有执法权的两难局面。由此可见，制定《社区矫正法》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从根本制度上确定法律依据，明确分工职能已然迫在眉睫。

2、专职社工队伍流动性大，履职身份有待明确。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作为一项新兴职业，在我国发展仍显缓慢。我市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队伍组建于2009年，现有在岗人员157名，矫正对象与专职社工比例达到15:1,专职社工通过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确保了初选人员较高的个人素养，上岗后，司法局定期与不定期的开展业务培训，全力保证专职社工队伍的先进性，我市专职社工也在日常工作中获得了高度评价。但是，就全省的专职社工队伍而言，由于没有编制、工资待遇较低等原因，个别地方一些高学历、高能力的矫正专

职社工已经选择跳槽，造成了矫正队伍的不稳定和人才流失，严重影响矫正工作的效果；另外，在当今依法行政的大环境中，矫正专职社工身份在实际工作中未免尴尬，社会对专职社工的身份依然存在较大疑问，虽然《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已明确规定：“经政府公开招聘，专门协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疏导、生活救助等日常性事务管理的专职人员，称为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然而，专职社工履行职责时不时出现的“被身份疑虑”正日趋成为专职社工开展工作的绊脚石，社区矫正专职社工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

3、志愿者队伍整体素质不高，参与度较低。目前，我区登记在册的社区矫正志愿者总人数达202名，矫正志愿者与矫正对象比例为1.5:1。社区矫正队伍构成中，社会力量参与度较低。

从现行的社区矫正实践可以看出，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结构还是相当单薄，从我区社区矫正工作实践来看除去个人的一些主动申请成为社区矫正志愿者外，社会团体参与志愿者队伍的只有由老干部、老党员等关心下一代委员会组成的“五老志愿者”，其他社会力量包括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不多。

三、从社区矫正立法中夯实矫正法律支撑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的刑罚执行活动，需要调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必须要有相应的法律作保障。现行法律中尚无“社区矫正”的明确表述，其相关规定散见于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等法律和有关法规中，并且只涉及这项工作的适用对象、执法主体，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等缺乏相关规定。法律规范的不完备和滞后性严重制约着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已成为社区矫正发展的最大障碍。

加快社区矫正立法，正式确立社区矫正法律制度，是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意见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笔者认为，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确认和保障。当前一方面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综合性的《社区矫正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社区矫正法要全面规定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人员组成、执行对象、矫正形式、工作任务、执法程序、考核方法等内容。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法来确定社区矫正的基本法律制度，明确社区矫正的判决、决定、诉讼、执行和监督的法律依据，并与社区矫正法相配套，以实现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证社区矫正乃至整个刑罚执行活动得以有效运行。

三、锻造我国社区矫正“阶梯式”管理机构

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和社会性很强的工作，应配备专门的刑事执法人员，也应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协助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2008年1月9日颁布实施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已经明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包括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志愿者。

1、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机构改革为契机，在司法局内设社区矫正管理局（二级局），成立社区矫正警察队伍。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因此，有必要在司法局内设“社区矫正执行局”，专职负责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组织、监督和管理。另外，从我国《刑法》、《人民警察法》等现行法律来看，与罪犯有关的执法活动都设有警察编制，训诫、治安处罚和收监等强制措施必须由警察才能行使。区县司法局由具备警察身份的人员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可以给犯罪分子以必要的震慑力，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社区矫正对象的在刑服刑意识，在体现人性化的同时，保障执法的严肃性。目前，天津、湖北武汉、广西钦州分别于2005年、2009年和2010年正式组建了社区矫正警察队伍，迈出社区矫正改革的重要一步。根据我市五年社区矫正试点的总体情况分析，笔者认为，社区矫正警察队伍的组建应当形成一套完备的录用体系，参照目前社区矫正专职社工与矫正对象普遍达到15:1的比例，社区矫正警察编制人数可按与矫正对象30：1的比例配备，采取面向社会（可附社区矫正工作经验 的要求）公开招考，并参考目前我国政法干警录用体制改革的新思路，既可采用直接考任，也可以考试录用后先送入政法院校深造，毕业后再行任职的模式进行，这样既有助于从现有社区矫正专职工作队伍中选拔优秀人才，也能将社会上愿意投身社区矫正事业，且具备发展潜能的各类精英汇聚到社区矫正建设大军中。

2、不断发展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事业、大力提升专职工作者职业化水平。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的主要职责是在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组织、领导或指导下，根据工作职能的划分，对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疏导、生活救助等日常事务性管理，笔者认为，专职社工的工作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应当属于行政辅助，是矫正执法者身边的“重要帮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矫正执法人员的工作压力，因此，有必要将矫正专职社工与普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者加以区分，可以考虑参照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授予专职工作者公益性事业身份。此处基于两点考虑：首先，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身为行政辅助人员，是社区矫正事业深入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工作内容横跨行政管理与社会公益两大领域，符合我国设立事业机构的根本宗旨，依据现有事业编制的类别（公益类事业编制与行政管理类事业编制），可以在适当时候对专职社工通过目标考核的方式下发公益类事业编制，由各区县司法局负责监督、管理和指导。其次，将专职社工列入事业编

制管理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专职社工目标考核责任制，有利于实现更为科学、规范的管理，有利于保持专职社工队伍的稳定性，可以更好地实现专职社工的自我价值，保证社区矫正一线队伍的实战能力。

3、设立社区矫正志愿者之家，优化志愿者队伍。社区矫正志愿者是专业力量的必要补充，是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的重要角色。在区一级，可设立社区矫正志愿者之家，为组织志愿者培训、开展志愿者学习交流活动提供平台。同时，建立社区矫正志愿者人才储备库，为社区矫正工作不断供应新鲜血液，对那些不适宜继续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志愿者要及时进行调整、更换，将资源优势整合为发展优势。此外，要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促使社区矫正的刑罚理念深入人心，吸引更多的社会团体进入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加强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要探索出一条高效的社区矫正志愿者选拔机制，将有能力、有素质的人员和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选拔到志愿者队伍中，完善评估机制，确保优胜劣汰，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建立强效激励机制，以此激发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内在工作动力。强化培训，提高志愿者工作能力。在今后的立法中，应该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队伍应该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应该明确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及用人单位的社区矫正协助义务（如社区矫正对象的帮教安置问题），法律应该明确半职业的非专业团体居委会、村委会 的权利和义务，同样也应该社区矫正志愿者的相关权利和义务。

第二篇：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设置必要性及具体模式探讨

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设置必要性及具体模式探讨

但未丽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在我国设置的必要性及具体模式,建议在司法部和省(直辖市)级、地(地级市)级、县(县级市、区)级司法部门分别建立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进行各级社区矫正的业务指导、部门协调和组织必要培训,主张除司法部外,社区矫正的管理机构设为三级,即:1)在司法部设立刑罚执行总局,下设监狱管理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局:2)在省(直辖市、自治区)则设立刑罚执行局,下设监狱管理分局和社区矫正管理分局;3)在地(地级市、自治州)和县(县级市、区)级则分别设立社区矫正处和社区矫正科。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关键词】： 社区矫正 管理机构 设置模式

【分类号】：D926.8

【正文快照】：

我国要在刑罚执行领域推行社区矫正制度,机构建设是继法律依据之后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据1997年的统计,美国社区的矫正机构共有2931个,其中缓刑办公室有812个,占2

7.7%;假释办公室有486个,占16.6%;缓刑和假释合署办公的机构共1633个,占55.7%,[1](321页)而我国的社区矫正制

第三篇：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题目：

学生姓名:

入学时间：

指导教师：

试点单位：

毕

业

论

文

我国社区矫正法律问题研究 马 睿 学号：1***3 2011秋 专业：法律专业

郭 松

彭 水 县 司 法 局 重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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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

电

视

大

学

2013年10月21日

摘要

社区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非监禁刑,我国于2003年开始此项工作的试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全面确立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专门化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还处于初步建立的阶段,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比如,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规定社区矫正官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等等。因此,我国要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首先要明确此制度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必须在建立相应的社区构建与完善矫正战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建立相应的社区矫正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顺利开展。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社区矫正制度,刑罚改革,完善路径,刑罚完善,立法,执行主体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4(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4(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5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5 2.我国社区矫正的主体和对象.......................................................5 3.我国社区矫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5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6(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6(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6(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7(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7(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7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7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8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9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9(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9(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9(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10(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11(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11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11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11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12

一、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社区矫正的概念和特征

对于社区矫正的定义,目前国内外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的立法议案提案人陈旭认为: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或狱内服刑表现较好的罪犯,在执行一定的刑期后,运用社会力量在社区环境继续执行刑罚的一种开放型改造方式。2003年,《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它的定义是: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一概念注意到了社区矫正中充分利用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对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的重要性,更具有现实合理性,因此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社区矫正制度总体上呈现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社区矫正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不同于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工作,与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更有着本质上的巨大差别。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社区矫正中包含了对罪犯的惩罚功能。尽管社区矫正的惩罚严厉性与其他刑罚活动相比较低,但是它的惩罚性和威慑性还是存在的。社区矫正的对象必须服从矫正机构的管理和监督,社区矫正对象的人身自由和行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区矫正对象的某些权利被剥夺,社区矫正对象必须履行一定的法律义务。第二,社区参与性。与其他刑罚不同,监狱不再是专门的行刑机关,而是由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帮教、监督。我国目前由街道、镇司法所具体从事社区矫正的日常工作。社区参与性既体现在矫正对象的矫正活动在社区中完成,接受社区矫机构的矫治、教育和监督,也体现在社区为矫_正工作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社区资源能够为矫正工作所充分利用。第三,非监禁性。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不脱离其原来所在社区和家庭,享有较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工作和日常生活也不会因为服刑而受到较大的干扰,始终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社区矫正与其他传统的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最本质的区别之一。使罪犯置身于普通的社会环境中,同时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对罪犯的关爱,帮助罪犯适应社会生活,更有利于保证改造效果、避免其重新犯罪,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最终目的。

(二)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现状

1.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发展进程

为了指导和规范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司法部于2004年5月9日印发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

行办法》,“两院两部”先后于2003年7月10日印发了《关于幵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2005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9年9月2日印发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指导文件,陆续出台了一批规章制度,保障了试点试行工作的进行。2011年5月1日幵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将“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我国的社区矫正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印发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刑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要求,结合工作实际依法规范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教育和帮扶,提高矫正质量,帮助其顺利融入社会。2012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该决定的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将《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八条,修改为:“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要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至此,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初步确立。

2.我国社区轿正的主体和对象

(1)社区矫正的主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指导管理、组织实施社区矫正工作。这是第一次在法律上确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有利于加快社区矫正工作的专业化建设步伐,并逐步建立专门、统一、健全的刑事执行、行刑司法体制。

(2)社区矫正的对象。根据中央批准的社区矫正试点意见,社区矫正的对象为: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的五种罪犯。在社区矫正试行工作中,司法行政机关针对五种不同的社区矫正对象,采取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矫正措施。为体现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要求,保持社区矫正试行工作的连续性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于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服刑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作出了特别规定,明确由司法行政机关配合公安机关,监督其遵守刑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并及时掌握有关信息。

3.我国社区娇正的矫正措施和法律监督(1)矫正措施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管制、缓刑、假释罪犯应当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遵守会客规定,外出、居住地变更应当报经监督机关批准。《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管制犯、缓刑犯可以适用禁止令。“两院两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对法律的原则规定进一步做出了细化。一是规定了对社区矫正人员的基本监管要求:如报告义务、外出需审批、进入特定场所需审批和变更居住地需审批等。二是规定了司法

行政机关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监督管理。三是规定了监管处罚、治安管理处罚及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明确列举了六种应当予以警告的情形、五种应当撤销缓刑和假释的情形和八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的情形。

(2)法律监督

我国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规定相对笼统。《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社区矫正执法活动违反法律和本办法规定的,可以区别情况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者检察建议书。交付执行机关和执行机关应当及时纠正、整改,并将有关情况告知人民检察院。第三十八条规定,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法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种规定非常抽象和模糊。最基本的法律监督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法律规定的不足,使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二、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不统一

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社区矫正对象为以下五种服刑人员: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并且《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是这样规定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只明确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更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这就导致了现有的工作实际和法律规定的脱节,各种规定和法律之间相冲突的情况。

(二)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不明确

社区矫正的主体是社区矫正制度中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2004年5月9日司法部印发的《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遵循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机关具体实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原则”。2009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管理”。同时,在工作机制上,要求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

但是在基本法律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只规定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只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由公安机关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这两个基本法律都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使得实际承担社区矫正主要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权力资源匮乏,无法发挥行刑权的最佳效益。

(三)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不健全

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是十分复杂的领域,其内容不仅要有行刑,同时还要有教育和帮助服务。然而我国社区矫正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规定不够完善比如,《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仅在第十九条、二十条规定司法所应当根据社区矫正人员个人生活、工作及所处社区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实地检查、通讯联络、信息化核查等措施及时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当定期到社区矫正人员的家庭、所在单位、就读学校和居住旳社区了解、核实社区矫正人员的思想动态和现实表现等情况。对保外就医旳社区矫正人员,司法所应当定期与其治疗医院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其身体状况及疾病治疗、复查结果等情况。这些监督考察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可操作性差,且只注意了执法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监督考察有关程序的规定,缺乏社区矫正所需要的教育矫正与帮助服务的具体项目内容;明显忽视了对社区服刑人员应有权利保护方面的规定。总之,在实践中,社区矫正的手段和措施还较为单一,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是一种帮教措施,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大多限于定时报告、填写表格等形式上的工作,而心理测试和心理矫正在我国也处于起步阶段,等等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社区矫正的发展。

(四)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不完善

社区矫正运行过程中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包括社区矫正对象的审前人格调查和社会调查程序、危险评估程序、日常教育与分类教育组织程序、心理矫治程序、个案矫正程序、居住地与户籍地分离的异地委托程序、帮扶解困运行程序、考核奖惩程序、就业培训与就业指导程序等,这些都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非常缺失和应尽早完善的程序,均需要在《社区矫正法》中确认并成为一项法律制度。社区矫正由于没有专门的立法,许多矫正规定尚以规定、细则、办法的形式出现,而实践中又强调必须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体系内运行,以至于基层单位在实际操作中难题很多;各种规定也多为原则性、章程性的规定,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加之缺少必要的业务培训,矫正工作易流于形式,无法实现矫正教育和监管。同时,由于场地、经费、人力资源严重缺乏,目前采取的走访、电话问询、请假报告等监管措施比较脆弱,容易脱管失控;公益劳动组织难,且效果不佳;真正的个案矫正和心理矫正幵展较少,使矫治效果难以得到保证。

(五)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存在诸多问题 1.社区矫正在公众的思想认识领域仍存在误区

社区矫正的观念并没有得到普及。社区本身在我国就是一个新生事物,我国的东部发达城市这几年社区建设发展很快,如上海、北京等地,社区的功能已相对完善,已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社区文化,再加上宣传力度较大,社区民众对社区矫正的含义和价值有一定的认识,能够认同社区矫正制度,有一定的参与热情。而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社区建设相对滞后,广大的农村甚至还没有形成社区,普通民众对社区矫正不理解。群众更关心的是“社区安全”,担心犯罪人在社区内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认为只有隔离措施才能保卫社会 公众安全,而非监禁刑的惩罚性、严厉性都太轻,都不足以达到威慑犯罪人和降低犯罪的目的。民众观念的保守和滞后制约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并且,在一般民众当中,传统的重刑主义思想、同态复仇观念和机械的社会正义观仍然拥有很强的影响力。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决策者、立法者还是具体的办案人员,都会把重刑、监禁刑当作对付犯罪的最主要手段,而忽略或者根本不愿意考虑和使用非监禁刑处理刑事案件。刑罚观念的落后,人们对于社区矫正的不理解,居民对服刑人员贴上犯罪的标签,严重制约了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虽然社区矫正人员目前的重新违法犯罪率较低,但这是建立在社区矫正比率很低基础上的。如果大规模推广导致重新违法犯罪率出现波动,民众的质疑和指责将大大削弱社区矫正的民意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转变民众观念的任务还很重。

2.社区矫正工作机构有待进一步健全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和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矫正对象的数量将大量增加,这在实际工作中已初露端愧。而与此相比,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机构司法所,却普遍存在力不从心的情况。首先,司法所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体制不顺、工作人员不足、队伍素质相对较低,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性、政策性及职业性要求。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始后,有的地方人手不够,只能从编外聘请部分人员参与部分工作,有的司法所工作人员特别是司法所所长不是公务员,他们在乡镇不仅身兼数职,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基层党委、政府安排的其他工作中,且人员时常被更换,很不稳定;二是司法所辖区范围太小,不能满足社区矫正服刑人员最基本的流动要求,不适合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三是司法所很难保证矫正工作者队伍的稳定性和专业化,并要执行大量的法律服务等工作,难以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质量。目前,司法所的工作职责在社区矫正前已有人民调解、法律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多项工作,通常由于某项工作的紧迫,一人被挪作他用或者身兼数职,或者因工作需要内部调整更换岗位,都是免的,这就很难保证矫正工作队伍的稳定性与职业性。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其各项工作任务之间存在性质冲突。司法所原已承担的工作任务的性质主要是法律服务工作,而社区矫正虽然也有服务的内容,但其本质是刑罚执行。如果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就意味着司法所所有工作人员都有了执法权,但实际上,许多工作人员从事的法律服务工作与刑罚执行无关。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不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是否也有执法权,如果没有,进行内部工作岗位调整时,是否只要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马上就能自动拥有执法权。

3.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情况来看,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依然是以国家及其专门的职能机关和工作人员为主导,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志愿者为辅助,这与国外相对成熟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各基层社区矫正部门和司法所缺少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根本,没有经费,社区矫正工作寸步难行。在对各类社区矫对象开展监督管理、学习教育、心理咨询、公益劳动等社区矫TH具体业务时,需要工作经费作支撑;聘用社会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也需要经费作保障。社区矫.工作经费没有列入财政预算,各基层司法所实行社区矫正的经费没有任何保障,也没有人头经费可言,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全面推进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迅速增加,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着许多问题和困难。虽然社区矫正写入了《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但是专门的《社区矫正法》还没有出台,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依然面临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两院两部”虽然出台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但其法律位阶不高,权威性不足,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罚的执行。目前司法部正在起草《社区矫正法(草案)》,希望该草案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能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社区矫正的对象、主体、内容、程序、机构以及各部门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权责。结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情况,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统一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社区矫正的对象应明确规定为包括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等所有适用非监禁刑的罪犯,并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结合不同刑罚种类的特征,以及社区矫正的工作特点,合理地确定社区矫正的执行范围,将“人身自由限制性”明显的刑罚种类和制度纳入其中,而将“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排除在外。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要限制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监外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服刑人员在迁居方面是自由的,社区矫正工作限制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的自由流动于法无据;对于剥夺政治权利的服刑人员来说只要消极不行使其政治权利即可,并无实行社区矫正之必要,将剥夺政治权利服刑人员也纳入社区矫正之中,只会徒然浪费司法资源;社区矫正作为行刑社会化的主要措施之一,其理论依据是使服刑人员重新社会化,而剥夺政治权利是资格刑的具体刑种,其理论依据在于防卫社会,二者的理论依据也不相同,因而不可贸然通用。

(二)明确社区矫正的法律主体

加快社区矫正立法,统一、完善法律机制,对公检法司各单位的职责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加强分工协

作,提高社区矫正的运作效率。赋予司法行政机关以执法主体资格既能保证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化,推进刑事执行一体化进程,又能突出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提高工作效率,并发挥检察监督职能确保公正执法,也使公安机关退出社区矫.工作后的执法主体得到落实。《刑法》修正案(八)只明确了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不再由公安机关行使,管制、缓刑、假释不再由公安机关负责监管,而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仅规定了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些较为笼统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社区矫正机构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应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社区刑罚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做出明确的规定。目前,根据刑罚执行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国外的经验,将社区刑罚与社区矫正的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行使,在理论界已达成了共识。只有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部门加以明确,才能促进社区矫正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健全社区矫正的法律内容

1.尽快制定颁布《社区矫正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立法层级。对社区矫正的内容、措施、机构设置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以解决目前困扰司法行政机关和各基层司法所在执行政策、装备保障以及人员编制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需根据《社区矫正法》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并由各司法厅印发与实施细则配套的社区矫正执法文书格式,规范文书适用。

2.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立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实际,在现有试点工作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明确社区矫正工作是为了保护公共安全而对罪犯和被告人进行惩罚和服务,并使他们在社区继续生活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同时,合理序地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借鉴例如美国的家中监禁、中途之家、间歇监禁等制度,为社区刑罚发挥功能创造条件。我国的《社区矫正法》应将入住中途之家作为假释、缓刑的一种附加条件,由中途之家对假释、缓刑人员实施过渡性矫正、监管等措施。国外实践证明,这一功能极大的提高了假释、缓刑制度的科学性和矫正效果。

3.保障社区矫正人员权利。从充分尊重犯罪人的价值和关心帮助犯罪人的理念出发,既要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必要的观察保护和管束保护措施,促使其改善不良心理,改掉行为恶习;又要形成民政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和教育部门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机制,帮助社区矫正人员再次融入社会,为他们矫正期满后能够迅速回归主流社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社区矫正的价值——尊重和维护被矫正者的权利真正得以实现。

4.完善适用社区矫正前的调查评估制度。“判决前调查制度”或“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是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罪犯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针对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或假释裁定机关)在量刑时参考。审前调查制度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也是罪犯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应明确要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需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进行调查评估,评估其对所居住社区产生的影响并以此来作为是否可以进行社区矫正的依据。

(四)完善社区矫正的工作程序

1.对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专职社会工作者、社会志愿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应予以确认。以便其参与刑事诉讼,协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工作,保证刑罚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以及社会安全、社会和谐等问题的妥善解决。

2.进一步完善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保证制度。对暂予监外执行程序中的保证人条件、保证人义务、保证人责任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以加大对保证人的制约力度,敦促保证人加强对被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束和教育。同时,将缴纳保证金明确为监外执行的保证方式之一,以加强对罪犯的控制力。

3.明确规定由公安机关负责执行对脱逃社区矫正人员的抓捕工作。即规定“社区矫正人员矫正期限内脱逃的,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应及时查找,规定期限内仍査找不到的,社区矫之日执行机关应当立即通知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负责追捕,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密切配合”。

(五)落实社区矫正的各项制度

1.改变思想认识领域的误区加强宣传教育和引导,更新完善刑罚观念。对社区矫正的专业工作人员来讲,应该加强其刑罚观念的培训,转变重刑主义倾向,使他们认可“矫正可以矫正者,不可以矫正者不使为害”的工作目标;对普通民众来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宣传社区矫正工作从开展以来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民众认识到社区矫正不是“无罪释放”,而是对恶性较小的犯罪人的另一种刑罚处罚方式。要让全社会接受“囚犯的待遇不应侧重于把他们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应注重他们继续成为组成社会的成员”的理念,让社区居民认识到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需要,更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

2.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构

(1)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领导和办事机构,充实工作力量,完善工作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制、编制。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设置在司法行政部门内,由于司法行政机关编制有限,机构人员编制只能从内部调剂解决,工作力量明显不足,与所承担的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的繁重任务极不相适应。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在司法部下设立与监狱管理局平行的社区矫正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设立隶属于司法厅的社区矫正分支机构,统筹管理辖区内的社区矫正工作,在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吸纳非政府管理机构、民间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在现阶段,要大力充实司法所工作力量,配备专业人员、拨付专项经费,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迅速发展的迫切需要。采用此种模式有利于提高矫正工作效率,而且各自的任务和责任较为清晰,不至于出现多头指挥、多头

检查、衔接脱节和相互推诿的现象。

(2)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协作配合,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工作能够环坏相扣,不留死角。创新矫TH方法,探索建立分类管理和分阶段教育工作模式,建立社区矫.人员信息交换平台和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3)完善监督机构。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更是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机关。为防土司法腐败,维护社区服刑人员、被害人和社区公民权益,保障社区矫正健康发展,应在检察机关内部的监所检察机构的原职权基础上,升格为统一的刑罚执行检察机构,负责对包括社区矫在内的全部刑罚执行工作进行监督。检察方式在借鉴目的监所检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监督方式,可在社区矫机构和司法所派驻检察员,以加强对社区矫.工作的法律监督。

3.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

一是建立队伍。为适应工作开展需要,应当争取编制、人事、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健全工作机构,建立一支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执法人员),社会工作者协助、社会志愿者配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要将社区矫正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现财政配套全额拨付制度和动态增长机制;要配齐社区矫正工作所需的办公设备和交通工具,建立装备保障机制。二是加强培训。应建立一整套的培训和教育机制,加强对各类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素质培训,切实提高他们在法律知识、矫正监管、谈话教育、心理疏导、组织协调、危机管理、突发事件预防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使社区矫正工作者在专业知识、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与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齐驱并进,保证社区矫正工作实现预期目标。三是明确执法身份。社区矫正是一项法律性、专业性很强的刑罚执行工作,必须有一支专业化的执法队伍。此次《刑法》修正案(八)对管制、缓刑罪犯规定了 “禁止令”。“禁止令”的执行,体现了刑罚的强制性、惩罚性,由于执法环境涉及的活动、场所、人员情况较为复杂,需要执法人员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执法身份,以确保执法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和《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颁布和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但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各种困难和不足,尤其在基层工作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公众认同度低、社区参与不够、人才匮乏、经费短缺、基层工作人员积极性不强、司法所力量薄弱、立法滞后等问题都给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阻碍。本文主要从加强社区矫正立法,夯实基层基础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一些设想。由于学术水平有限,只能对上述内容做粗浅的论述,存在诸多不足与不尽合理之处,只代表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郭建安、郑霞泽:《社区矫正通论》,法律出版社,2004.10;[2]荣容、肖君拥:《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制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3;[3]周国强主编:《社区矫正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2;[4]刘强:《美国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6;[5](美)大卫.E.杜菲:《美国矫正政策与实践》,巾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5;[6]但未丽:社区矫正:《立论基础与制度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4;[7]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姜祖桢:《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10.2;[9]刘强:《各国地区社区矫正法规选编及评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5;[10]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2;[11]丁寰翔、余建明、陈立峰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13]刘志伟等:《社区矫正专题整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8;[14]刘强:《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2。(二)论文类

[1]赵丽宏:《构建社会工作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学术交流,2009

(5);

3;[2]王志强:《论社区矫正在我国的构建与完善》,法制与社会,2007,(9);[3]唐德才:《论社区矫正的法治价值》,传承,2007

(6);[4]张桂霞:《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5]周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实践与思考》,辽宁警专学报,2006,(7);[6]龚卫东:《论和谐社会发展视野中的社区矫正制度》,探索,2007,(1);[7]刘知音:《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及作用》,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7,(5);[8]王顺安:《论社区矫正的利与弊》,法学杂志,2005(4);[9]翟中东:《中国社区矫正立法模式的选择》,河北法学,2012(4);[10]尹婕:《我国社区矫正之障碍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2

(5)[11]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2003(5);[12]范燕宁:《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青少年犯罪理论研究,2004(11);[13]刘强:《社区矫正的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法治论丛,2003(2);

[14]李康泰、韩玉胜:《刑事执行一体化初探》,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10);[15]夏进泰:《浅析社区矫正的基本理论》,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16]朱德宏:《论社区矫正制度的权利保障及其改进》,兰州学刊,2010(12);[17]胡印富:《美国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商业文化,2011(9);[18]刘强:《对美国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和人员配备借鉴与思考》,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8(1);[19]余晋:《社区矫正制度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群文天地,2011(10)。

第四篇：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发展

袁凯丽

摘 要：近年来我区正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还属于一个新事物。如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汲取试点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反思试点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挫折。本文从实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入手，综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在开展社区纠正工作和我区监外罪犯专项检查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区国的社区矫正提出一些设想。

关键词：社区矫正 非监禁刑 行刑社会化

社区矫正也被称为社区处遇，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刑而言的一种新型的刑罚处罚机制。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是那些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轻的罪犯，说明其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较小，再犯的可能性较小。按照两高两部的《通知》要求，社区矫正的对象主要是被人民法院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或由人民法院和监狱管理机关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以及被单处剥夺政治权利或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且正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通过实践证明，社区矫正不仅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良性循环，而且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的行刑成本。它是刑罚理念由监禁化向非监禁化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对罪犯人权的保护，是一种人道的处罚机制。

一、社区矫正的施行，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施行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

（一）刑法谦抑思想和刑罚经济原则。刑罚作为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应当是正义之罚、文明之罚。{1}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刑罚制度经历了重刑主义到轻刑主义的演化进程。古代的刑罚制度中，肉刑，死刑的适用占据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执行方式也充满着残酷和血腥。近代刑罚制度中，监禁刑成为普遍适用的刑罚，死刑的执行方式也采取了文明的方式。发展到现在，刑罚体系又从以监禁刑为中心，转变为普遍适用非监禁刑。建立以社区矫正为中心的刑罚体系，所体现的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对于罪犯给予人道主义的处遇。这种价值取向所体现的人道主义的刑罚观念，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刑罚具有惩罚性，但是刑罚的目的不是宣泄仇恨，刑罚的目的是改造罪犯、预防犯罪。轻刑主义比之重刑主义更为人道，也更为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从根本上有利于维护社区安全。以社区处遇替代监禁手段改造罪犯，更容易达到促使罪犯悔改向上、重新融于社会的目标，同时减轻了国家在刑罚运作上的投入和负担，更符合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原则。

（二）犯罪学上的标签理论。“标签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并迅速成为犯罪学领域的主流理论之一。{2}该理论运用互动观点来解释犯罪行为之形成过程。根据此理论，违法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现象，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法”甚至会被“合理化”而演变为行为人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将罪犯判刑入狱无疑是最深刻的 “标签化”过程，代之以社区矫正措施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作用。

（三）行刑社会化思想。行刑社会化是指尽可能对罪犯适用社会化的刑罚，对于必须监禁的罪犯也要尽可能多的让其接触社会，而社区矫正就解决了行刑社会化而去寻找过度性处置、半社会性处置方式的困难。社区矫正可以使不需要、不适宜监禁的罪犯在社会上服刑，而使监禁的罪犯或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犯得以施展行刑社会化的平台。社区矫正可以使罪犯尽可能多的接触社会，使罪犯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有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

二、从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取得的成绩来看，施行社区矫正制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犯罪人更好的改造和回归社会的需要

1、社区矫正可以祛除在监狱中执行刑罚的弊端，有利于提高罪犯改造质量，符合刑罚教育功能

（1）社区矫正可以防止罪犯的交叉感染。

执行监禁刑的罪犯在监狱里会相互影响，通过对犯罪技术的交流，有可能在犯罪技术上互补，所以历史上有人称“监狱是犯罪的学校 ”，而把罪犯放在社区来服刑即可避免罪犯之间长时间的交流，避免交叉感染。

（2）社区矫正可以削弱罪犯在监狱服刑所产生的孤独感，增强罪犯的社会责任感。

采用社区矫正的方式，罪犯与社会没有脱离，仍能进行正常的人际，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使罪犯能实际的感受到来自亲属、朋友的关怀和照顾，消除孤独感。同时在社区中服刑，他既是服刑改造，又为社会劳动，既受执行机关的管理，又受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监督和管理，这有利于增强罪犯的社会责任感，促进其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2、社区矫正可以使刑罚对罪犯进行“因材施教”，体现对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结合。

社区矫正的出现使不需要、不适宜监禁或继续监禁的罪犯有了更有利的执行场所，而使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监狱内能够充分的利用刑罚资源。社区矫正和监禁刑的并行使特殊的罪犯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教育和改造，这样能更有针对性的实现罪犯的教育改造，体现了刑罚的特殊预防。监狱对广大群众来说就是高强、电网，罪犯在监狱内服刑的具体情况一切都是陌生的，最多也只是从电视、电影等媒体中知道一些表面现象。然而社区矫正使社会上的群众能够清楚的看到罪犯服刑的全过程或具体经过，这对群众特别是对潜在犯罪人来说就是一座警钟，体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

（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解决监狱拥挤，节省国家资源的需要

据统计，至2002年底，我国监狱押犯总数已高达154万余人，超过我国实际关押能力28万人，超押率为22.22%.另外，通过对山东、江苏、浙江、河北、河南和宁夏6个省（自治区）的24个监狱进行调查，罪犯人均居住面积占5平方米以上的仅占13.1%.而《犯人生活卫生管理办法》中规定，对在押犯应保证其人均生活设施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所以我国监狱人满为患，并且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而过度的增长使监狱爆满，监狱的物质、文化等方面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罪犯的心理受到不利影响，从而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从1982年到2002年监狱在押犯人从62万增加到151万，增长率为150%，而同期人口增长比率为20%，国家对监狱系统的财政拨款从1992年14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08亿元。而社区矫正可以大大减少监狱人口，缓解监狱压力，提高罪犯改造质量，另外监狱人口的减少使财政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从而节省国家资源，这是符合刑罚经济思想的。国外有资料证实社区矫正是最经济的刑罚方法，加拿大联邦矫正系统1992-1993的统计，可以看出社区矫正的费用大大低于执行监禁刑的费用。下面是犯罪人每人每年费用：妇女矫正机构为91753加元，最高警戒监狱为70236加元，中等警戒监狱为42155加元，最低警戒监狱为36227加元，平均值为47760加元，社区矫正中心为28269加元。（平均值为每名犯罪人的平均费用仅仅包括与矫正机构的运行有关的费用，而不包括与假释有关的费用、矫正工作人员的训练费用、矫正管理机构的费用和加拿大矫正公司运行费用。社区矫正中心主要关押执行日间假释的罪犯，它是按照最低警戒度监狱的标准设计、建造和管理的。）{3}

（三）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完善我国刑罚执行体系，落实非监禁刑的需要

从刑法典的内容来看，我国非监禁刑的种类比较齐全，机构合理，但基本上都是以公安机关作为主要的执行机关，实际中由于公安机关将打击犯罪作为工作重点且警力有限，对非监禁刑的执行很多的时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结合此次专项监外罪犯专项检查情况来看，监外罪犯脱漏管情况严重；同时公安机关在执行非监禁刑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帮教措施，监外罪犯再犯罪的比率较高。可见现行的非监刑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与刑法确立非监禁刑的目的相违背。而社区矫正是由公、检、法、司、社区工作人员和社会志愿者等共同执行，这就能使非监禁刑落到实处。

（四）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建设更好的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法及有效预防未成年犯罪的需要

实施社区矫正制度更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的矫正，在教育和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方法上增加了社会实践这一课或直接在社会上服刑，把单纯的说教拓展为多种方式综合运用，使他们增强了自我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为未成年的心理素质和理性认识能力较差，但可塑性较强，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所以让未成年罪犯在社区中服刑，从事公共事业，让其在健康的社会环境里开展正常的人际交往，接受积极的教育感化，对其心理的成长无疑是积极的，有利于他们树立自尊、自重的心态，让他们彻底悔过自新，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是吸收社会各种力量来参与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活动，形成政法机关、社会机构、家庭、受害人多位一体，齐抓共管的合力，强化特殊预防功能。实施社区矫正让未成年罪犯在社区中接受教育，可以使其他未成年看到未成年罪犯服刑的具体情况，这活生生的现实就是一条警戒线，强化了一般预防的功能。

（五）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发展受害人、社区、刑事司法系统与罪犯之间的建设性关系的需要，适用恢复性司法的需要

1、社区矫正为罪犯弥补受害人的损失提供经济来源、精神安慰

罪犯可以利用社区服务或社区服务以外的时间劳动获得报酬，从而实现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即使无力赔偿罪犯也可以在社区中形成一定的公共基金，可以用于国家赔偿，缓解国家一定的财政压力。

2、社区矫正可以为刑事司法系统节省资源，改变刑事司法系统的自身形象

社区矫正的行刑成本严重低于监禁刑行刑成本，并且社区矫正在刑事审判时较普通刑事案件省去了好多环节，节省了刑事司法系统在刑事执行时所耗的费用。社区矫正的执行活动有助于改变受害人、罪犯、社区公众对刑事司法系统的态度和观念。

总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还需要一个过程，寄希望于有关的法律法规尽早出台，为社区矫正提供充分的依据。对于各地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应尽快予以推广。

参考文献：

[1]樊凤林：《刑罚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2}刘知音 《如何借鉴国外社区矫正经验，做好我国社区矫正工作》

{3}狄小华 《罪犯心理矫治导论》北京 群众出版社

{4}康树华《社区矫正的历史现状与重大理论价值》法学杂志

{5}徐小平《社区矫正在我国推广的可行性分析》重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第五篇：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试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完善

一、我国社区矫正现状

2002 年 8 月，司法部成立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开始对社区矫正制度进行研究，并形成《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研究报告》，对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与此同时，上海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闸北区宝山路街道以及北京密云县率先在全国开展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探索。

2003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是我国在制度上、法律上确立社区矫正的正式起点。2005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社区矫正试点范围的通知》，200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的要求，表达了中共中央对社区矫正这项刑罚制度改革的认可和支持。

2011 年 2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八）》，其中明确规定了，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的犯罪分子实行社区矫正，这为社区矫正制度确立了正式的法律依据。

二、我国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

（一）具体实施细则的制定和规范

《刑法修正案

（八）》的出台，解决了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保障问题。但无论是之前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还是《刑法修正案

（八）》，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内容、程序的规定都过于笼统，对于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矫正对象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参与矫正的工作人员的选拔和培训等等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中涉及到的问题均没有具体的规范。此外，还存在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相冲突的情况。比如，按照法律规定，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为公安机关，根据相关规定，社区矫正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成立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个在规定上和实践中执行主体的冲突进而造成了检察机关监督权行使对象上的问题，究竟以公安机关为监督对象，还是以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而监督对象的模糊可能进一步造成互相推诿责任，权力行使落空等情况。

（二）社区矫正中法律监督的实施

首先相关法律不完善，社区矫正是相对于监禁刑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各种刑罚执行活动负有监督的责任。2009 年 10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其中对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交付执行环节、落实监督和教育措施环节、执行变更环节、执行终止环节的职责作出了简单的说明，但没有就检察机关社区矫正工作如何开展的细节问题作规定。当前，检察机关开展社区矫正中的法律监督工作主要依据 2008 年 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所以，社区矫正中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亟需出台细则性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其次检察机关缺乏强制力《办法》规定，发现轻微违法情况，可以当场提出口头纠正意见，发现严重违法情况，可以报检察长批准，及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如果被监督单位未纠正或回复意见的，应及时向上一级检察院报告。这样，问题只是在检察机关中一级一级上移，并没有对被监督单位实质的强制执行权力，从而影响了监督的有效性。

再次知情权无法保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无法介入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申报和审批过程，由于执行机关不移送相关的案件材料，检察机关事后审查的依据仅仅是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书等。这些文书的传递主要通过法院送判决或者是外地监所部门邮寄，这种传递方式本身也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所以，检察机关无论是从实质上还是时间上，都无法保障对案件的审查。

（三）社区功能不足以及社区矫正专业人员的缺乏

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单位制”，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都是依靠单位实现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单位制”模式已经逐步向“社区型”社会转化，社区已经承担了部分的社会管理职能，但社区的完善和成熟程度仍然不够，距离社会学上社区的定义还有一段距离，更加没有实现理想的“社区自治”。我国当前的社区行政管理的色彩比较浓厚，完全承担社区矫正的责任还有点力所不能及。

此外，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缺乏明确具体的操作细则，更加没有对工作人员的培训制度，这就造成了社区矫正专业人员的缺乏，给矫正工作的进行造成了不利影响。

三、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议

（一）对矫正对象建立评估体系、实行分类矫正制度

分类在社区矫正中可以发挥多种作用。第一是它有助于治疗和康复；第二是分类有助于预测重复犯罪及社会面临的其他危险。Clements(1996)“:为了达到矫正的目的，‘所有罪犯都一样’和‘每个罪犯都是独特的’两个极端的中间存在着一个分类系统，这个分类对于实现矫正的目标是有价值的。分类系统将罪犯归到不同的子群体中，同一子群体的罪犯有着共同的症状、病因、行为特征和其他相关的特征”。

早起的分类系统中表现较好的是爱德华提出的，犯人被分到十个类型中的一类，每一类都有具体的行为表现和适应性特征。这个基于人格特质的分类框架有其局限性，比如应用到其他矫正机构的适应性以及跨时间的稳定性等方面的问题。近年来，加拿大研究者已经编制出具有较高信度、效度用以评估的量表。在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可以引进国外成熟的评估量表或者自行编制量表来对矫正对象进行评估和分类。

（二）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

1．对专职人员的培训

专职人员是社区矫正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工作人员。专职人员可以从有矫正工作经验的社区工作人员或者在职警察中选任，也可以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具有相关工作潜质的人。对专职人员的培训可以从法律、教育学、心理学多个角度进行，通过和实践相结合，生成系统的社区矫正专职人员培训课程，并设置考核标准或者开展资格准入考试，达到标准或通过考试的学员才能上岗。经过考核的工作人员除了从事社区矫正的工作外，同时要负责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培训。

2．招募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

社会工作者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有固定时间从事矫正工作，但非专职人员。所以，社工选拔时可以选择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如法律、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且具备一定学历的（比如本科以上毕业生）人员。社工信息可由司法行政部门直接掌握，将这些信息进行再分配给社区。

从各个地区实行社区矫正的情况来看，专业人员不足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招募志愿者是缓解人员不足的有效手段，由于志愿者人群的流动性比较大，为了维持相对的稳定，在招募之初要收集志愿者的基本信息，比如有无固定时间、参加意愿是长期、短期或者临时等等，然后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将志愿者分类，再分配不同的工作。

（三）加强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监督作用

1．完善社区矫正的立法

制定有关社区矫正的专门的法律，包括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矫正程序、法律监督体系、实施主体的人员设置、资格准入要求以及矫正对象的评价标准等等细则性内容，法律要具有可操作性。

完善社区矫正相关的诉讼法，明确检察机关在矫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及职责，要确权也要限权。对对抗法律监督的行为，规定相应的责任追究程序，给予检察机关对监督工作的强制力和处置权。

2．保障检察机关的知情权和随时介入权

明确规定案件送检察机关审查要一同移送案件材料，以及社区矫正执行机关要定期向检察机关通报执行情况；此外，法律也要明确检察机关的随时介入权，矫正主体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工作要予以配合，同时，要对权力行使的程序和细则予以明确，防止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