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的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模式比较

第一篇：罪犯的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模式比较

罪犯的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模式比较

——以上海市为例

孙辉

2012-9-21 14:48:52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7年4期第25～30页

【作者简介】孙辉，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200092

孙辉（1970—），男，上海杨浦区司法局工作人员，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 2002年以来，上海开始社区矫正工作的探索，与监狱矫正相比，社区矫正实现了工作主体和经费投入主体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在公共财政的投入大幅下降的同时，罪犯的改造效果得到有效提高，刑满后的重新违法犯罪率得到有效降低。由此可见，引进第三部门参与罪犯矫正这种公共性程度非常高的公共物品，既有理论上的可行，也有现实的必要。

【关 键 词】监狱矫正/社区矫正/公共物品

中图分类号：C916；DF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4—0025—06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物品，罪犯矫正具有公共物品的一般特点，如产权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外部效应、不可分性、共同消费性、难以衡量、不可选择性、规模经济[1] 等特点，因而获得了福利经济学理论充分地支持——罪犯矫正应由政府或国家垄断经营、独家提供。以上海市为例，自1949年5月解放以后，上海市的监狱建制先后经过了从法院、公安到司法行政机关的转变，但对于罪犯的矫正，一直由监狱警察来承担。政府出钱出物出力，将罪犯矫正这种公共物品的安排者和生产者集于一身。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将罪犯矫正这一公共物品的安排和生产集于一身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必要，在理论上符合公共物品的公益性特点，在现实中也与当时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相适应。但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以前那种公益物品和公共安全服务由政府“独家经营”的制度安排日益显露出其不适应性。针对传统监狱矫正模式的弊端，2002年8月，上海市开始了社区矫正罪犯改造模式的探索。社区矫正是相对于传统的监禁矫正而言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本文主要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对上海市两种不同的罪犯矫正模式进行比较。

一、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探索

上海市社区矫正的探索，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刑事司法领域行刑理念变革的要求，而从宏观层面看，则是顺应城市公共事务治理理念的转变，建立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回应政府独家经营公共物品时的低效率问题。

（一）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简要回顾

2002年8月，上海市开始了社区矫正试点探索工作，到目前为止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见表1）：

第一阶段，2002年8月至2002年底。主要以扩大罪犯假释面为突破口，市委政法委和公、检、法、司组成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由市监狱管理局组织推进，在徐汇区斜土路、普陀区曹杨新村和闸北区宝山路三个街道正式启动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社区服刑人员平均每月约100余人。

第二阶段，2003年1月至8月。由市委政法委直接领导和推动，试点范围由原先的三个街道扩展到徐汇、普陀、闸北三个区的所有31个街道（镇），社区服刑人员平均每月1100余人。

第三阶段，2003年8月至2004年5月。为了探索城乡结合部如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为全市的推开做好准备，2003年8月，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范围扩展到徐汇、普陀、闸北、卢湾和浦东新区五个区的所有59个街道（镇），社区服刑人员平均每月数量约1800人。这一阶段，上海组织成立了隶属于市司法局管理的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承担社区矫正协调推进的职能主体也由政法委整体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

第四阶段，2004年5月31日至今。上海市19个区（县）全面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根据2006年10月的统计数据，共有社区服刑人员4974人。

（二）上海市社区矫正：罪犯矫正模式的变革

2002年之前，上海市的罪犯矫正基本上是通过监狱来进行的，从工作主体上看，监狱警察既承担对罪犯的惩罚和监控（“管得住，跑不了”）职责，也承担着对罪犯的教育转化（“改造好”）工作。从经费投入上看，监狱的人民警察经费、犯罪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全部列入市财政预算。从公共物品供给的视角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模式。2002年8月以来，上海开始进行社区矫正这种新的罪犯矫正模式的探索。其本质不仅是将罪犯矫正的场所由监狱变成社区，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签定合同的形式，引入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这种社团组织的力量，与后者结成伙伴关系，对被裁定假释、被宣告缓刑、被单处剥权、被判处以及暂予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在社区进行矫正。具体设计是：对于罪犯的刑罚执行职能（作为罪犯矫正这种公共物品中的基础要素），仍然由政府集安排者与承担者为一身；而对于罪犯的帮教、服务（作为罪犯矫正这种公共物品中的附属要素），则由政府通过签定合同的形式，委托给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来承担（两种不同矫正模式下的政府职能变化见图1和图2）。

图1政府在传统监狱矫正中的职能定位

图2政府在社区矫正中的职能定位

从图1、2可以看出，监狱矫正模式中，无论是对罪犯的“管得住，跑不了”，还是“改造好”，都由政府统包统揽。而在社区矫正模式下，对罪犯矫正的基本要素（刑罚执行、管理、控制），政府是安排者，也是承担者；而对于罪犯矫正的附属要素（对罪犯的帮教、服务，如帮助解决矫正对象在就业、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政府只是安排者，新航社区服务总站这种第三部门是承担者。因为，对于罪犯的帮教、服务是无利可图的，对市场营利组织而言没有足够的激励，即便市场营利组织参与进来，也很容易利用自己和委托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帮教、服务的质量。作为一个第三部门，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所追求的是一种使命感而不是利润，所以会参与生产罪犯矫正这种对社会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同时，又由于第三部门具有不分配盈余的性质，即使政府因“信息不对称”而无法精确评价服务的质量或数量，受到降低服务质量的诱惑也比市场营利组织要小得多[2]27。

二、上海市社区矫正和监狱矫正模式的比较

（一）工作主体实现了一元到多元的转变

在传统监狱矫正模式下，监狱干警既承担对罪犯的惩罚、控制和管理的重任，也有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的要求。如在上海市监狱矫正工作中，无论是“管得住，跑不了”，还是“改造好”，都由监狱干警这一单一的工作主体承担。实际上，由于干警素质以及一元控制的社会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原因，相当数量的监狱干警只是一名称职的“看守”，只能完成“管得住、跑不了”的任务，难以胜任将罪犯“改造好”、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使命。而在社区矫正模式下，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专业社工以及社区志愿者组成多元化的工作主体。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承担刑罚的执行职能，对罪犯进行控制和管理，而专业司法社工则在社区志愿者的协助下，主要帮助解决矫正对象在就业、生活、心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他们顺利适应社会、重新做人（见图3）。

图3罪犯矫正工作主体的演变

（二）经费投入主体由一元到多元的发展

在传统的监狱矫正模式下，对罪犯矫正所有的费用（人民警察经费、犯罪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等），全部由上海市政府来承担；而在社区矫正模式下，罪犯矫正的经费来源则呈现多元化态势（见图4）。

图4罪犯矫正费用投入主体的变化

图4左边表示传统监狱矫正模式下，罪犯改造经费全部由市级政府承担，而在社区矫正中，除了市级政府承担基础费用外，区级政府和街道乡镇也相应承担了部分社区矫正工作的费用，另外，还有一部分来自于社会的捐助。具体而言，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按照每位社工（按照50名矫正对象配备1名社工的比例确定社工的数量）4万元的标准，与新航社区服务总站签订合同。从监狱系统以及其他政法机关抽调的具有公务员身份的社工的工资费用由市级政府承担，而对于从社会上招聘的社工，其4万元的费用支出则由区级政府和街道乡镇各承担2万元。

（三）公共财政投入降低产出比提高①

一种新的公共物品的供给模式取代或补充旧的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旧模式在提供公共物品时的成本——效益分析。根据法经济学[3] 理论，一种较优的行刑方式，必须能够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达到最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目的。无论是国际上既有的统计数据，还是对上海市两种矫正方式投入进行粗略计算，都可以得出社区矫正比监狱矫正在提高公共财政投入产出比方面具有优势。

从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实证研究看，由于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社会资源，社区矫正的成本远较监狱矫正的成本为低（见表2）。

由于上海在最近几年才着手探索社区矫正工作，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占有更长时间内的数据，对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两种不同的罪犯矫正模式的成本进行比较，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对目前上海市4974名社区矫正对象采用不同的行刑方式的成本进行比较。

按照现有的条件，如果目前上海4974名社区矫正对象放在监狱中的话，需要建造一座可容纳4000名犯人的监狱，需要拨付经费1.5亿元，另外按照运营50年计算，年度折旧费用需要300万元；每年政府还要拨付犯罪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狱政设施经费及其他专项经费约3680万元；按照现有的监狱干警与监狱犯人的比例，需要800余名监狱干警，每年需要的人头经费为4800余万元，即便不考虑监狱周围土地价值的损失以及监狱周围居民心理和审美影响，每年也大约需要投入8780万元，平均到每个矫正对象身上为17651.79元。而社区矫正的费用大致分为社工的办公用房费用、政府购买服务费用、司法行政机关人员费用和社会捐赠，即便把志愿者的劳动也折合成金钱，总共4135.14万元，平均到每个矫正对象身上1655.43元。前者所需费用是后者的10.68倍（见表3）。

说明：2005年底，上海市有社工447名，他们的工作对象包括社区矫正对象和五年内的刑满释放的对象和解除劳教的人员。按照1∶50的配比，开展社区矫正的社工约有100人左右。

（四）提高了罪犯矫正的效果

刑罚的目的不仅在于惩罚犯罪，更要改造罪犯，使其重新回归社会。但就目前的监狱矫正对象而言，他们长期困于狭小的空间，人生发展受到制约，甚至还互相传染恶习，以致于在刑满释放之后，由于无法顺利融入社会而再次选择犯罪，成为“二进宫”、“三进宫”人员，如此循环往复，终其一生。相对于监狱矫正，将对象放在社区内，依靠包括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在内的多元化的社区矫正工作主体，形成与矫正对象“一对一”或“多对一”的帮教关系，不仅有助于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控制和管理，而且通过社工的专业化、个性化的教育、帮助、服务，有助于罪犯顺利回归社会。因为“非营利机构是改造人、点化人的组织，其产品是治好的病人、乐于进取的孩子、年轻男女成长为具有自尊的成人„„总之，一个改变了的新的生命力”[4]。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区矫正有助于改变矫正对象实施重新违法犯罪行为的预期效用③。具体言之，通过有效的控制和人性化的服务与帮助，（1）降低了矫正对象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成本；（2）提高了其再次违法犯罪被发现和追惩的概率。由于犯罪成本和通过正当途径生存发展成本的此消彼长，作为“理性人”的矫正对象而言，积极主动的认罪服法，自觉接受教育改造并顺利实现“再社会化”。最终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犯罪的总量。

有关统计数据也印证了德鲁克的论断和犯罪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根据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的统计，2004年，上海市社区矫正对象期满后一年内重新犯罪率为0.67％，2005年为0.70％；而根据上海市连续七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监狱矫正对象刑满释放后一年内的重犯率平均为3.2％（见表4）。

资料来源：监狱刑满释放对象一年内的重新犯罪率根据上海市监狱管理局1998—2005年的统计表计算所得；社区矫正对象期满宣告后一年内的重新犯罪率根据上海市矫正办公室2004年和2005年的统计报表计算所得。

是不是由于社区矫正对象本来刑期就短，犯罪的主观恶意程度不深的原因才导致两种不同的矫正对象在刑满之后的重新违法犯罪率的差异呢？事实并非如此，有关研究表明：在监狱中的短期刑犯人在刑满释放后的重新违法犯罪率要明显地高于刑期较长的罪犯。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监狱中刑期在3年以下的短刑犯，一般占整个在押犯人数的25％左右，但刑满释放后其在重新犯罪人员中却占70％以上。短期刑罪犯重新犯罪率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它也反映了监禁刑的严重缺陷，因为短期自由刑的执行如果固守短期监禁刑的模式，除了增加了犯罪感染的概率外，几乎无法得到其他东西[5]85。

三、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与局限

尽管在实践中，通过政府（司法行政机关）与第三部门（司法社工）之间的伙伴关系，社区矫正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行刑成本，提高了罪犯矫正的效果。但从调查所掌握的数据看，还存在一些制约社区矫正成效的因素，在社工组织、政府以及社会三个层面均有所体现。另外，作为一种新型的罪犯矫正模式，社区矫正也存在其本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在社工层面遇到的问题正如中国当前的其他诸多第三部门一样，主要是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的差距问题，如：有效激励不足、专业素质偏低、竞争缺失、经费来源单一以及工作方式机关化等。在政府层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在以下方面：一是“缺位”，将一些本来应该由自身承担的职能交由司法社工来承担；二是对社工管理的行政化，基层司法科往往把社工当作自己的工作人员来对待；三是还没有建立科学的对社工工作绩效评估标准和评估机制。在社会方面则存在扶助力量不足的问题。社会学家霍尔曾指出：“第三部门能否有效地开展工作，不仅取决于第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恰当的“社会支撑物”（social moorings）[6]。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好坏以及成效如何，既取决于社工的努力，同样也有赖于其他人的配合，需要来自于多学科、多专业、多部门的志愿者的帮助，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工作团队和工作系统。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现在社区矫正中的志愿者主要还是居委干部、社区民警等传统帮教者，真正具有志愿精神和奉献精神、把工作作为人生价值目标追求的专业化的志愿者还比较缺乏。

不仅如此，对罪犯改造来说，社区矫正这种罪犯矫正模式也存在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对社区矫正的作用和期望也不能无限拔高。与封闭式监狱相比，社区矫正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但他无法完全替代监狱矫正。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而我国目前的刑罚有5中主刑，即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这其中有三类罪犯是在监狱服刑，包括：（1）部分有期徒刑；（2）无期徒刑；（3）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罪犯不经过若干年的监狱矫正和多次减刑，没有可能进入社区矫正。有期徒刑中有暴力倾向以及拒绝改造和难以改造者，也都没有进入社区矫正的可能，只有有期徒刑中无暴力倾向、改造较好、余刑较短、无社会恶劣影响的罪犯，才有可能进入社区矫正[7]22。另外，从国际刑事政策发展的走向来看，“整体趋轻、轻轻重重”（即“矫正可矫正者，不可矫正者使其不再为罪”）是发展趋势。而在我国，目前的刑罚制度对重型犯罪的惩罚相对较轻，对轻型犯罪的惩罚相对较重。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看，重型犯要判的比现在重一些，使那些“不可矫正者”失去危害社会的机会，轻型犯要判的比现在轻一些，以有利其重新实现“再社会化”。对上述两类对象，监狱矫正主要解决其中的“重重”的问题，社区矫正主要解决“轻轻”的问题。监狱将变成主要对重型犯、暴力犯和长期犯的控制和管理；社区矫正将主要对轻型犯、非暴力犯和经监狱多年改造后表现较好的长期犯的矫正和管理。鉴于此，从长远发展看，社区矫正只能是和监狱矫正并存的一种罪犯矫正模式，两种矫正方式分工明确，但又互相促进、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完成刑罚执行的任务。

四、简短的结论

中国社会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变，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已经渐次展现在我们面前，社会成员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数量更多、质量更高。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时都存在失灵的问题。在资源有限尤其是在“企业型政府”[8] 已经成为人们对政府绩效的重要期许时，罪犯矫正也应该讲究经济性、节俭性。即便在经济上允许建造更多的监狱，录用更多的监狱警察；进一步改善监狱的软硬件装备，但也面临政治上的压力，同时也不符合政府管理的理念。陈兴良教授指出：“刑罚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其作用是有限的，不可能将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完全指望刑法完成„„刑事控制模式应以犯罪的相对性与刑罚的经济性为基本观念，建立一个实现刑法资源的最佳配置并能取得遏制犯罪的最佳效果的刑事控制模式，这应当是我们的理性选择。”[9]56 为了实现行刑效率的最大化，一方面可以优化监狱的内部运行机制，在既定甚至在降低公共财政投入的情况下，提高监狱矫正的效率；另一方面，可以根据不同的罪犯，选择不同的矫正方式，提高非监禁刑的适用比例。因为非监禁刑适用比例的增加，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监狱的拥挤问题，提高监禁刑的质量。上海市的实践也证明，社区矫正这种刑罚执行方式的效率比监狱矫正的效率要高得多：（1）社区矫正可以节约单个罪犯需要政府投入的公共财政；（2）在矫正对象身上所体现的效果要好，有利于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也符合行刑的目的。因此，按照惩办与宽大（也即“重重轻轻”）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应该形成有效的补充。由此形成所谓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共同参与的刑事政策，在这种新的犯罪控制模式中，两种矫正方式应实现有效互动。在监狱矫正模式下，主要依靠公共的强制权力，着眼于对犯罪行为的规约与惩罚；而在社区矫正模式下，能更好地利用市民社会的力量，侧重于对犯罪人的说服与治疗，由此形成一种公私共处的混合的罪犯矫正模式，有效地预防和减少犯罪。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5EJB006）。

注释：

① 在此，要计算出纯粹的监狱矫正和社区矫正的投入和产出总量，以及二者之间的比率，并通过建立复杂的数学模型，精确地计算出何种矫正方式更“经济”，具体又“经济”多少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是监狱矫正还是社区矫正，其实际的收益和成本都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直接的或间接的。直接的收益和成本是指那些与主要项目的目标紧密联系的收益和成本。间接的收益和成本也被称为外部效应或溢出效应，更多地是以一种副产品的面目出现。上述二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很模糊。“有形”一词用于可以用金钱衡量的收益和成本；那些不能用此来衡量的——如监狱周围土地价值的损失、监狱周围居民心理和审美影响、第三部门和志愿者的参与对于全社会公民意识的培养、对象的家庭因不必要与对象分离所产生的心理喜悦等，都被称为“无形”。在现实的场景中，这些因素很难以货币化的形式，被算进成本或收益中去。

②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名副其实参与社区矫正的志愿者数量为900名左右，每人每年从事社区矫正志愿者活动约为10小时。根据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上海职工月平均工资为2235元，按照每月工作165小时计算，上海职工小时平均工资为13.5元。这里姑且按照这一标准折算志愿者的报酬。

③ 违法的预期效用定义为EU[,j]＝p[,j]U[,j]（Y[,j]－f[,j]）＋（1－p[,j]）U[,j]（Y[,j]），这里Y[,j]表示违法者j从违法行为中获得的货币及心理方面的收益；U[,j]表示其效用函数，f[,j]可以理解为j受到惩罚的货币等价物，于是＝U[,j]（Y[,j]－f[,j]）－U[,j]（Y[,j]）＜0和＝－p[,j]U[,j']（Y[,j]－f[,j]）＜0。只要收入的边际效用为正，通过纳入末某些因素的成本与可能性，便可以将分析予以扩展。

【参考文献】

[1] Samuelson,P.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36,No.4,1954.[2] Weisbrod,Burton,Toward a Theory of the Voluntary Nonprofit Sector in Three-Sector Economy[J].In E.Phelps.eds.Altruism Mor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New York:Russel Sage,1974.[3] 里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 Druker,Peter F,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Practices and Principles[M].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 Ltd,1990.[5] 王利荣．行刑法律机能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6] Hall,P.D.,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Private Nonprofit Sector[M].New He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7] 王公义．由社区矫正而引发的刑罚执行及其相关问题[J].中国司法．2006(10).[8] 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公共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和东方编译所，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9] 陈兴良．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NU1

第二篇：浅析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

浅析社区矫正与检察监督

[论文摘要]“社区矫正”要义是行为指导和生活扶助，落实行为人责任且有效保护被害人。社区矫正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是扩大适用缓刑的前提、扩大假释方面能够盘活刑罚的机制。它以完善法律为条件，使监外执行拥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平衡适用社区矫正旨在体现法律平等。

[论文关键词]社区矫正 同步监督 监督机构整合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及意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矫正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罚制度发展趋势。

二、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

目前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根据：司发〔2003〕1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和司发通〔2009〕169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赋予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的法律监督地位。可见，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检察监督的法律地位，既符合宪法和法律的精神，也符合社区矫正工作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检察机关开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

三、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于开展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存在的困难

（一）立法不规范

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虽然将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明确规定下来，但并没有对社区矫正的程序、具体工作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他的两高两部等文件对社区矫正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但缺乏权威性。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权利义务、如何开展法律监督等问题上都没有具体明确规定。因此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法律依据问题，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法律监督的权利与义务这项立法活动迫在眉睫。

（二）定位不准确，检察监督力度不够

当前，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往往重配合轻制约，即社区矫正中，检察机关的身份往往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参与者、司法行政机关的帮手，而不是独立的监督者。

在检察机关机构设置方面，只有在辖区内有监狱或看守所的检察机关内部才设有刑罚执行监督部门。对于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没有设刑罚执行监督部门的基层检察机关，都是由的监所检察部门行使，监所检察部门人员配备不强，其行使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权也远远超过了现有监所检察部门行使职权的范围，直接影响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力度。

（三）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不统一，检察监督对象模糊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及其他机关。基层组织或者罪犯所在单位仅仅配合和协助公安机关进行帮教考察，但公安机关常常因为事务繁杂，没有过多的时间和足够的人力、物力投入到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工作中，而真正承担日常社区矫正任务的却是司法行政机关。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检察院究竟应以执法主体公安机关为监督对象，还是以工作主体司法行政部门为监督对象，或者，同时将两者作为监督对象，这造成了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性。

（四）社区矫正对象的手续等材料不齐全，检察监督难度加大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对象的法律文书不齐全，有的只有一张释放证明。尤其没有实行矫正试点的省市，相应的材料更加欠缺，这就给执法机关为每一名矫正对象制定矫正计划、矫正方案造成了现实困难，影响了矫正质量，同时造成检察机关监督难度的加大。

四、检察机关加强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对策

（一）完善立法，赋予检察监督强执行力

首先，需要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针对社区矫正的法律性质、适用范围、监督管理措施、保障体系、工作程序以及社区矫正机构和人员的设置、职责、权利和义务、执法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特别要明确承担日常社区矫正任务的执行机关，明确社区矫正人员的公益劳动、日常奖惩等矫正措施的法律性质，解决业已存在的法律依据不足、监督客体模糊等问题，为社区矫正健康顺利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制基础。其次，需要完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明确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地位，并完善监督的程序保障，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法律监督的行为，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执行力。

（二）强化社区矫正罪犯监管责任 基层司法所应参照“两高两部”《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等规定，加强对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执行地司法所要统筹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掌握本辖区内社区矫正罪犯的基本情况，建立社区矫正罪犯考察档案和统计台账，要求法律文书、帮教组织、帮教措施、责任人、保证书齐全，要有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再者，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督促执行机关规范对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检察机关要加强对社区矫正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尤其要着重查办牵涉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另外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社区矫正罪犯重新犯罪进行打击，及时审查批捕，依法提起公诉，加大对社区矫正罪犯执行的监督考察力度，促使执行机关严格执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

（三）强化监督，确保检察监督取得实效

1.建立检察机关内部一体化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各职能部门应当整合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职能，改变矫正工作之前各职能部门各自作战、沟通联系不紧密的状况，形成检察监督部门之间在非监禁刑适用中的监督合力，建立起以监所检察部门为主体的检察监督适用非监禁刑的一体化内部监督机制。一体化监督机制的监督重点应放在不应适用非监禁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不恰当地判处非监禁刑，监督应从侦查监督部门在审查批准逮捕时就开始，将不捕信息上网流转，公诉部门则在出庭公诉和裁判审查时开展审判监督，积极利用抗诉等手段进行纠正不当量刑并上网流转，监所检察部门则在监外执行检察时结合罪犯的基本情况和社区帮教信息综合判别其非监禁刑的适当性，进行跟踪性监督。一体化监督的实现形式是现有检察机关办案系统，通过该系统充分利用实现相关监督信息和意见的流转和处理，必要时监所检察部门协同公诉部门做好审前监督工作，切实防止借社区矫正之名，行滥用权利之实。

2.建立同步监督制度。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更多的是事后监督，这种监督方式并不利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而且也影响了检察机关监督效能的发挥。为此，检察机关有必要前移监督关口，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进而增强监督的效果。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活动中应对以下工作实施同步监督：一是在公诉中，积极开展量刑建议，促使审判机关合理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二是及时审查刑事判决，重点把好量刑监督关，保证审判机关裁决非监禁刑的正当性；三是提前介入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活动的监督，认真审查执行机关提请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材料，发现问题及时提出纠正，防止违法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情况的发生。

3.积极探索社区矫正的监督方式，提高社区矫正监督的实效性。在监所检察部门内设立监外罪犯执行信息网络中心，该中心连通公安机关和社区矫正机构的相关信息网络，为监外刑罚执行实施动态化监督。该信息中心可以便捷地浏览所在区域所有社区矫正对象的资料，包括犯罪分子个人的基本情况，犯罪的性质、罪名，所判的刑罚种类，刑期或罚金数额，审判机关，前科，主要社会关系等，以及社区矫正部门对其开展社区矫正过程中形成的情况（这部分资料是动态的，随着执行的发展不断得到增加和充实）。另外，建立相应的责任制，促使社区矫正机构和公安机关及时录入社区矫正信息和有关变更执行信息，监所检察部门采用现场察看与上网查阅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监督。

第三篇：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孙静琴/张培忠

【内容提要】 自2003年以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我国广泛开展，初步形成了社区矫正制度。很多省市采纳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助推社区矫正，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如何厘清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社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的方式和效果。本文通过分析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对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定位进行了探讨。【关 键 词】社区矫正/社会工作/关系

作为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社区矫正兼具维护公共安全和帮助罪犯复归社会重新做人的使命。社区矫正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方面，社区矫正是一项刑罚执行活动，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和惩罚的震慑性；需要对罪犯的罪行做出司法处置，维护公共安全和人民基本权益。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是一项借助社会力量帮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教育改造运动，具有社会帮扶的性质。动员社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是其本身的内在要求。

我国的社区矫正实践，是在我们独特的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下进行的。无论社区矫正的立法、监管、执行，还是社会力量的参与形式，都由我国国情所规定。当前的突出问题是，作为刑罚执行的社区矫正，在惩罚的同时，如何借助社区和社会力量，实现服刑人员的犯罪预防与人性复归，成为司法实践和社会工作的重要课题。厘清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关系，对于社区矫正的司法实践和社会工作的积极介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犯罪性质比较轻微和社会危害性较小)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作为一个“舶来”概念，社区矫正源起于西方，目前已被联合国有关规则、宣言所认同。联合国的许多刑事司法规则，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监禁替代措施》、《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东京规则”)等，都倡导尽可能避免监禁，将监禁作为最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从而大大促进了国际社会刑罚制度中对非监禁刑的适用。如今，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自2003年7月始，我国逐步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截至2007年底，社区矫正试点遍及全国25个省(区、市)，初步建立了社区矫正制度。目前，司法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的方案，同时起草《社区矫正执行办法》，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执行程序，争取2009年在全国全面推开社区矫正工作。[1] 作为我国社区矫正首批试点地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山东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完善的工作制度和部门联系制度。山东省在2004年8月，适时启动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确立了“以点带面，逐步推开，依法规范，积极稳妥”的试点原则。截至2006年5月底，全省在济南、青岛、枣庄的28个县(市、区)、281个乡镇(街道)开展了试点工作，先后共接受矫正对象2697人，已解除矫正520人。在矫正期间，矫正对象无一人重新违法犯罪。到2007年，社区矫正扩大到全省17个市，将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全部纳入社区矫正范围。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全省许多地方正在继续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工作方法。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全新的行刑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世界各国广泛接纳和采用，不是偶然的，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观念转变。现代刑法价值观认为，刑法不仅具有刑罚功能，还具有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行使和人权保障功能。在刑罚执行上，应当把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统一起来，实现报应与预防的辩证统一。因此，刑事处罚政策有两方面的内容：刑罚政策与非刑罚政策(包括保安处分)，前者通过刑罚手段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后者通过非刑罚手段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刑罚种类轻缓化，处罚轻刑化，刑罚教育改造的社会化，使适应现代司法理念的社区矫正应运而生。[2]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中，通过社会力量的介入，使服刑人员不与社区和家庭产生隔离，为日后回归社会、融入社区提供了条件；国家还可以减少资金投入，节约社会成本。

有关研究指出，[3](p27)社区矫正的关键，不是将惩罚放在首位，而是将矫正作为最终价值。社区矫正不仅是一种落实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刑法执行工作，更是一种对犯罪人犯罪心理及行为恶习进行矫正的社会工作，即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与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只是前者为主后者为从。“法必须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这是法的人文关怀的实质蕴含”，刑罚的主要目的是帮助犯罪人员恢复社会功能，真正回归社会，重新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实现人性复归，成为善良的社会一员。[4]传统的犯罪理论认为，犯罪人员的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是构成犯罪行为的基本原因。而现在的调查研究显示，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不是构成犯罪的根本，而是其背后深刻的原因，尤其是与社会联结的偏离、失衡和中断，致使他们的社会功能丧失或缺损才是根本所在。因此必须把监狱和犯罪者放在社会环境中考虑，他们是社会的一部分，应帮助他们扫清复归社会道路上的障碍，这是社会的责任之所在。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区矫正如何有效实现惩罚和矫正的双重职能。也就是说，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如何既有效实行了刑罚又有效实行了帮助，从各地实践来看，完全做到这一点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当前突出的问题是社区矫正模式有待突破。目前的社区矫正模式基本上是在社区矫正小组领导下，由司法局或下属的司法所具体执行。这一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司法执行。虽然能够保证对服刑人员的监管，也规定了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的参与，规定了释犯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时间要求，但是司法机构与社区缺乏横向联系，社会力量参与明显不足。由于社区发挥作用的有限性，在具体执行中，社区矫正往往成为单纯的司法活动，与惩罚和矫正兼具的社区矫正目标产生了不小的距离，在这一模式下，社区矫正实质上成为司法矫正，[5]其应有的帮助教育功能难以真正实施，直接影响到矫正对象刑满释放后重新回归社会的归属感和生存能力的培养及提升。要突破这一模式，除了通过立法确定社区矫正的性质和权限，关键问题在于要实现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有效联结。

如何实现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有效联结。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执行机构中工作人员的多样化，以及他们与社区保持的密切联系，有助于实现有效联结。资料显示，[6](p103-122)在大多数国家，并没有以“社区矫正”命名的、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人员。执行社区矫正的人员包括专业人员、准专业人员、志愿人员。专业人员是指受雇于社区矫正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指缓刑官或假释官。准专业人员是指接受过一定的正规训练、领取薪水、承担正规义务和责任，并在一定时间内开展矫正工作的人员。他们一般来自当地社区，具有与犯罪人相同的社区和文化背景、生活方式、语言、道德观念、兴趣爱好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中有的人就是刑释人员。志愿人员指无偿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服务的社区居民。聘请志愿人员是国外社区矫正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们一般是居住在社区中的居民，包括退休人员、学生、社会团体人员、宗教人士等。志愿人员参与自己社区的矫正工作，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三类人员在社区矫正中的定位和作用各有侧重。专业人员具有法律资格，主要承担执法负责。其他人员来自当地社区，在帮扶上发挥主要作用。从中可以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多样化有助于明确的职能分工。

我国开展社区矫正的时间不长，加上中西方政治体制、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社会力量的联结方面正在进行探索。已有的实践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很多地方成立社区矫正工作中心，组建了以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为主体的社区矫正队伍，社会工作者成为矫正队伍中的一员。采用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针对不同的矫正对象开展“一对一”帮扶，成为探索时期的特色。从长远来看，发展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助推社区矫正实践，是建立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有效联结，是突破目前的矫正模式，实现我们自身特色的有益探索。

社区矫正的成效如何，一个关键的指标是矫正对象的重犯率。“什么有助于减少罪犯的重新犯罪行为”，是当前社区矫正实践中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社区矫正首先是刑罚执行，惩罚性和威慑性自不待言；同时，社区矫正必须发挥矫正帮扶的作用。只有实现了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正和社会资源联结，才能使社区矫正目标落到实处。如何使社区矫正惩罚和预防兼具、改造和帮助兼容，而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介入，为其提供了一条积极的探索途径。

二

社会工作是在专业价值观指导下、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开展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作为专业的助人活动，它可以为工作对象提供物质帮助、给予心理支持、促进能力发展、维护其合法权益。服务、平等而不是利己、控制，是社会工作的基本要求。社会工作的这一特质，对改变服务对象的不利情况非常重要。因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身处困难境地，属于弱势和边缘群体，没有来自社会的平等对待和人本服务，其自身的潜能难以唤醒、社会功能难以修复，“赋权增能”和“助人自助”的目标就无法落到实处。目前，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广泛运用到学校、司法、医护等工作领域，服务对象众多，其中包括了服刑人员。服刑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在公众视野中一直是一个“异类”。其自身的特殊标签和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把他们隔离在社会之外，也加剧了他们与社会的对立。以往的监狱等设施内处遇，尽管也有帮助教育的职能，但由于服刑人员与社会隔绝，其职能的发挥没有基础。缺少社会认同与社会资源的刑释人员，在面对困境或诱惑的时候，很可能重新犯罪。社区矫正的施行，是打破社会隔离的尝试。在开放的社区环境下，服刑人员与社会和家庭保持联结，形成了改造和教育同时进行的基点，这样的情形势必要求社会工作发挥独特的作用。

社会工作对社区矫正的介入，属于矫正社会工作的范畴。矫正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实施到矫正体系之中，由专业人员或志愿人士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技术，为罪犯或具有犯罪危险性的违法人员，在审判、服刑、缓刑、刑释或其他社区处遇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理辅导、行为纠正、生活照顾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7]显然，社区矫正是一种社区内处遇，运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之一。而如何运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推动社区矫正，则是司法实践的尝试，也是社会工作的探索。从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来，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日益彰显。因为在实践中遇到了以下问题：(一)社区矫正作为司法活动，社会工作人士在其中如何定位，其职责和权限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二)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如何与社区矫正的司法性质相结合。(三)社区矫正过程中司法人员、社会工作人员的关系格局如何建构。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的实践和社会工作的开展。

以上问题从实践中产生，也通过实践尝试解决。根据专门的研究，[8](p165-166)目前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已经把社会工作者或司法社工广泛运用到社区矫正实践当中。北京在18个区县成立了非营利性社团组织——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并按照1︰20的比例为每个司法所配备社会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咨询、帮困解难等辅助性的矫正工作。上海成立民办非企业性质独立运作的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并在19个区县设立服务分站、招聘了450名社会工作者，下派到司法所从事社区矫正工作。市司法局和各区县司法局对总站和分站进行指导、考核和监督。江苏省司法厅直接面向社会招聘了1000多名社会工作者。上海、江苏、浙江还广泛发展了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上海组建了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广泛发展了一支500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江苏省司法厅与团省委、省志愿者协会联合在全省开展社区矫正志愿者招募活动，现已招募志愿者近4万名，与服刑人员基本形成1：1的比例。目前，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人员包括两大部分：(1)社区矫正执法人员。也可以称为“社区矫正官员”或者“社区矫正官”。(2)社区矫正辅助人员。也可以称为“社会人员”。他们是辅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具体可以分为下列3种类型：①社会工作者，即根据一定条件选择并经培训后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开展相关社会工作的全日制专业人员。②合同制矫正工作者，即通过订立合同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兼职专业人员。③社区矫正志愿者，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自愿无偿地提供帮助和服务的社区居民。第一部分人员在社区矫正中承担执法职能；第二部分人员不具有执法者身份和公务员地位。

从中可以发现，社会工作作为专业化力量，在社区矫正实践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发挥专业优势，开展帮扶解困的辅助性矫正工作，其专业理念和方法的恰当运用，为服刑人员改恶从善、恢复社会功能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积极的探索，以执法人员为主体、社会工作者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积极辅助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逐渐运用到矫正对象的个案矫正、心理辅导、社会帮扶等环节中。这种发展动向非同寻常。长期以来，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没有法律要求，公安机关一般履行对罪犯的必要监督，而未能承担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职责，这样不利于罪犯改过从新，更好地适应社会或重新与社会结合。社会工作专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可以有效填补我国刑法对社区执行规定中的不足。如何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教育和改造，上海市有先进的经验。[9]社区矫正工作者通过承包矫治对象的形式来适应个别改造的需要。在监狱中，干警对罪犯的个别谈话主要着眼于遵守监规纪律、提高生产效率以及罪犯思想不稳定或其个人与家庭问题，社区矫正工作者对犯罪当事人的个别谈话主要围绕着如何避免重新犯罪等相关问题。罪犯在社区，已经取消了将他们与社会隔离的屏障，因此，避免他们重新犯罪的重要途径就是社区矫正工作者有针对性的工作。“社区矫正”的提法本身，正是凸显了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改造和矫治的重要性。

但是，社会工作力量在现实中发展不平衡，介入社区矫正的深度和广度存在地区差异。作为一种先进的理念和方法，如何契合司法实践的要求，又能够发挥帮助人恢复社会功能的作用，成为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共同面对的问题。

三

通过上述分析，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关系，可以初步进行如下界定：

第一，从二者的定位来看。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社会工作是一项助人的事业。二者有明确的区别。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它包含了对罪犯的惩罚功能，这与对刑满释放人员和违法青少年的安置帮教工作、人民调解工作以及社区的社会工作有本质的不同。社会工作从宏观上来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其职能是帮助弱者和有困难的人群，缓解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因社会变迁和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从社会工作实践的角度来说，社会工作者的工作以服务对象为本。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不但提供救助和帮助，而且关注服务对象能力的发展即所谓“赋权增能”，力图通过增强受助者的能力使其更有效地面对困难。[10]因此，社区矫正首先具有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严格性，承担惩戒的功能。它要求执法主体具有严格的执法资格，刑罚执行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而社会工作贯穿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承担帮助、教育的功能。它要求工作者具备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通过帮助和服务实现工作目标。第二，从二者的功能来看。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存在互补和交叉。社区矫正除了履行刑事执法活动中的惩罚和改造功能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对罪犯的帮助和服务。这项功能需要社会力量尤其是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力量介入才能完成。社会工作特有的助人理念和专业方法，实现了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教育帮助功能上的互补和交叉。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运用专业资源在社区为罪犯提供特别的帮助和服务，包括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注意保持自己的工作，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同时，尽可能使犯罪人和犯罪受害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重新塑造社区的安定环境。根据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资料，[11]北京市海淀区众多大专院校积极参与社区矫正，海淀区矫正办以“结对子”的形式安排大学生志愿者走入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家中，开展帮教工作；组建了由北大法学院、社会学教授、心理学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及志愿者队伍，深入社区对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进行辅导；聘请青年政治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等院校的专家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辅导教育。

社区矫正的执法活动是在社区而不是在监狱，要避免罪犯在社区中的重新犯罪，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使罪犯在社区中能够正常地生活，并融入社区的生活之中。因此，社区矫正工作者需要充分发挥帮助教育的作用。

第三，从二者的工作主体来看。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是司法人员，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的工作主体是社会工作者(司法社工)。二者在理念、资格、工作方法、工作程序上存在差异。司法人员具有执法资格，根据法律规定完成刑罚执行过程，在惩治的同时进行思想教育、法制教育、预防犯罪教育等等。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没有执法资格，根据专业理念和方法为犯罪人员提供物质帮助、心理帮助和社会帮助，助推他们与社会的联结。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关系直接影响到社区矫正的工作效果。而界定二者的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总之，随着社区矫正的推进，社区矫正和社会工作的关系越来越需要加以确定。尽早在观念上进行厘定分析，有助于实践的深入进行。

【参考文献】

[1]李愈，袁定波，张侃理.司法部正起草社区矫正执行办法[DB/OL].新民网，2009-04-04.[2]屈耀伦.关于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若干思考[J].法学，2006，(10).[3]但未丽.社区矫正：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4]张凤军.日本社区处遇概况简评[EB/OL].http://www.xiexiebang.com.2007.10.26.[5]周湘斌.社会工作充权视角下的释犯社区矫正政策分析[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6]郭建安等.社区矫正通论[M].法律出版社，2004.[7]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中方主编)王珏，王平.(加方主编)杨诚.中加社区矫正概览[M].法律出版社，2008.[9]刘强.社区矫正的定位及社区矫正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要求[J].法制论丛，2003，(3).[10]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新取向[J].学习与实践，2007，(3).[11]北京市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帮教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多角度多层次的教育方法[J].人民调解2008，(11).^

转自《行政与法》(长春)2009年8期第21～24页

第四篇：2011年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总结

2011年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总结

2011年，青莲安置帮教工作和社区矫正工作在区司法局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目标。截止目前，青莲现在册社区矫正对象1名，其中缓刑1人，今年接收矫正对象1名，安置帮教在册3人，今年接收3人。安置帮教率100%。为维护街道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将全年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总结如下：

一、社区矫正工作

（一）构建组织体系，建立工作队伍

为了切实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上级司法部门的文件精神，及时成立了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工委副书记总负责，司法所有关人员落实日常具体工作，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格局、组织体系和职责分工，使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得以有序开展。

（二）形成工作机制，制定制度体系

根据社区矫正工作方案，结合实际，制定社区矫正工作流程，积极创建社区矫正工作制度体系，在管理机制上，充分发挥街、居两级管理网络的作用，明确各自的工作地位和工作任务。建立了接收、管理、教育制度、考核及奖惩制度，对矫正对象开展集中教育和公益劳动，开展矫正组织的例会制度、矫正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规范日常管理、档案和台帐工作，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运作。通过这些规范化建设，对目前所有在册的矫正对象实现“一人一档”的规范化管理。

（三）落实社区矫正工作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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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位社区矫正对象，制定矫正方案，督促每位社区矫正对象每月交纳一份思想汇报，每月举行集中教育和公益劳动等活动。加强了对矫正对象的动态考察和管理，定期找矫正对象谈话教育，了解掌握其思想动态，对长期在外务工、学习的矫正对象，在严格履行请销假手续的同时，定期进行联系，并委托其去所在地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对其进行了跟踪考察。我们司法所、检察院、公安派出所开展了社会矫正对象集中教育与公益劳动，使矫正对象接受再教育，深刻反省。

&

认真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奖惩的有关规定，实行了矫正对象计分考核，对违反规定、不履行义务的矫正对象，通过提出不同层次的司法建议，给予必要的惩处；对严格遵守规定、有立功表现的矫正对象，则准备通过提出司法建议予以适当的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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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社区矫正对象考察期的规定，及时充实完善社区矫正对象的档案资料，按时办理了矫正手续和转为安置帮教对象的后续帮教工作。

（四）以人为本分类管理，确保改造效果。

在实践中，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实行制度化管理、人性化矫正，体现“以人为本、矫正为本”理念。一年来，我们严格按照上级文件要求，一方面加大宣传力度，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另一方面认真结合个案特征，踏踏实实做好矫正工作。

根据每位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性质、工作生活与社会表现，制定矫正方案，并由司法工作人员、社区民警、社区居委会负责人组成的矫正工作小组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教育、管理和监督，确保矫正出实效，积极预防和减少了脱管、重新犯罪的发生。

在实施社区矫正过程中，以提高矫正质量为中心，坚持人性化管理、个性化教育的原则，充分调动矫正对象自身积极性，努力探索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一方面因“人”施“矫”，有针对性地教育引导矫正对象。在认真走访的基础上，根据矫正对象不同犯罪原因、性格类型、家庭情况、就业情况制订出具有针对性的矫正个案，并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重点的教育管理和行为引导。另一方面以人为本，用真情感化矫正对象。对矫正对象每月进行走访，及时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和近期思想表现，做到思想教育从严，生活关心到位。如对认罪态度较好，主观恶性不大，易于矫正的矫正对象，对他们则实行人性化帮教措施，给他们更多的信任和鼓励，增强他们生活和工作的信心；对主观恶性较深的矫正对象，除各项监管措施要严格落实外，还必须注重从思想深处进行教育和感化，列为教育矫正重点。

二、安置帮教工作

（一）围绕中心工作，层层落实安置帮教工作责任。

紧紧围绕街道“保稳定、抓经济、促发展”的工作重心，把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预防和减少他们重新违法犯罪，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从加强领导入手，通过“两个落实”，形成有序的安置帮教工作机制，一是组织机构健全，街道成立了安置帮教工作站，由街道主任总负责，司法所有关人员落实日常具体工作，并在街道10个社区居委会也相应成立了安置帮教领导小组，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帮教网络。二是落实责任。把安置帮教工作列入考核内容，签订责任书，明确具体责任、目标。

（二）把好“三道关口”，确保安置帮教工作步步推进。

1、把好衔接关。为做好回归人员的接待工作，防止其处于失控状态，街道安置帮教工作力把衔接关，重点做到“四个及时”：一是及时造册建档。收到监所寄发的通知书和区司法局通知后，我们随即着手做好帮教准备工作。对辖区内帮教人员进行登记造册，再将通知分发到各社区，防止人员脱管、漏管。各社区接到通知后要进行详细的登记，为以后开展安置帮教工作提供资料、打基础；二是及时确定安置帮教责任。帮教人员对帮教对象定措施、定方法、定制度，使帮教对象不失控；三是及时家访。帮教人员回社区后，帮教小组随即指派帮教人员到其家中进行家访，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并动员其家人共同做好思想转化工作；四是及时进行法制教育。定期对帮教对象进行访谈，给其宣传讲解国家法律法规，开展法制教育，促使他们遵纪守法。

2、把好安置关。为了使帮教人员“安其身”，根据实际情况，对回家后无依无靠、无生活条件的人员，在政策范围内，我们将其划入低保救济的范围，2010年，共有11名安置帮教对象在领低保救济，对60名帮教对象进行了就业指导，对36名对象进行了就业技能培训。

3、把好帮教关。帮教对象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更需要来自社会的关怀，街道帮教工作坚持以人为本，营造良好的帮教氛围。首先是结对帮教，即一名帮教干部对一名回归人员进行帮教；其次是重点帮教，积极向回归人员宣讲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开展谈心活动，特别是做好重点回归人员帮教工作，减少他们对社会的抵触情绪；再次是亲情帮教，在帮教过程坚持用爱心去感化他们，用真情去打动他们，用道理去说服他们，用实际行动去取信他们，鼓励他们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

(三)落实“三条措施”，提高刑释解教人员的生存能力

1、更新观念。充分理解和尊重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作为一名普通公民的劳动就业权利，做到不歧视、不嫌弃、不纠缠旧罪过，本着接纳的原则，关心帮教对象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提高刑释解教人员立足社会自我发展的能力。另外，重视全社会对刑释解教人员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大宣传，让回归人员同正常社会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做到政治上一样对待，经济上一样支持，工作上一样信任，生活上一样关心。不但转变了社会各界对刑释人员的看法，还使回归人员重拾生活工作的信心与勇气。

2、信息畅通。针对刑释解教人员长期在监所改造、教育，对国家、地区的有关就业政策、市场信息等了解掌握仍停留在进监所前的状况，我们联合各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为回归人员的就业安置和经商渠道提供政策和信息支持，确保他们找对路、找准路。

3、技术扶持。对有需要的刑释人员，我们积极提供信息，介绍其到相应的单位、组织去学习实用技术和相关知识,使有条件的刑释解教人员能掌握1门实用技术。

(四)强化“四项管理”，减少刑释解教人员再犯罪

回归人员的心态一般都存在一定缺陷，容易与社会产生抵触情绪，对自己生活也存在得过且过的思想，不能真正融入社会，为杜绝他们思想行为上的重复犯罪现象，我们在加强思想教育、化解消极心态和安置落实工作的基础上，重视对这一部分人员的跟踪监督管理工作。

1、实施规范管理。明确有关工作机构的职责、制度和要求，要求各社区有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小组、人员基本信息登记表、安置帮教工作回访记录等，形成严格的动态管理机制。并且把刑释解教回归人员的安置帮教的程序、职责、任务及帮教措施打印上墙，并明确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具体负责人，纳入工作目标考核。

2、落实排查专项管理。我们组织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以掌握了解基本情况为主的摸排管理工作。全面掌握辖区内回归人员的情况。

3、突出重点管理。对吸毒、抢劫、未成年等重点管理对象，结合节日突出性、阶段性的综治工作，做到每次必查，每查必摸清底细，不使这部分人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4、抓好回访管理。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回访排查专项活动，要求对辖区内刑释解教人员全部排查、回访，搞清每个刑释解教人员近年来就业、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家庭情况和存在问题。今年，为确保上海世博的顺利进行，根据上级司法部门的文件精神，积极配合工作，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回访工作。

安置帮教工作和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要求，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司法所在春节、两节两会、国庆等特殊期间都开展排查，并与部分人员进行了个别谈话，了解其遵纪守规情况、思想心理情况和道德行为表现情况，询问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和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及今年的工作打算。通过教育及谈话，及时掌握这部分人员思想动态和外出情况，为辖区的稳定工作打下基础。我们将在街道政府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做好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使刑释解教人员和社区服刑人员真正回归社会，重新扬起生活之帆。

卸甲甸司法所

二O一O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2014年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工作计划

2014年上半年张浦镇司法所社区矫正工作

总结和下半年工作计划

2014年以来，我镇社区矫正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市司法局的正确指导下，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江苏省社区服刑人员监督管理办法》，按照省厅、苏州和昆山市局的工作思路步骤，扎实有效开展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构建“新江南城市”发挥了积极作用。

截至目前，我镇从06年1月开始至今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206名，累计解除矫正人员149名；2014年上半年我所新增矫正人员18名，解除矫正12名，表扬社区矫正人员16人次；目前在册社区矫正人员56名，其中缓刑52名，假释4名；严格管理14名，普通管理41名，宽松管理1名；现有在册刑释解教人员60名，其中重点帮教对象1名。

回顾2014年上半年，我所在硬件方面设立了社区矫正宣告室，利用宣告室对新进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宣告、谈话。

软件方面，严格按要求每月组织一次开展集中教育学习、公益活动及社区公益劳动、邀请3名相关专业老师集中授课，让全镇矫正人员集中学习社区矫正相关法律知识，并定期走访社区矫正人员本人、家庭及村社区。严格要求各矫正人员每月上报思想汇报和每周电话汇报，及时掌握每一个矫正人员的思想状况。同时利用移动管理平台，实时定位监管社区矫正人员，根据矫正对象的现实表现，由镇司法所、所在村（社区）以及所在工作单位共同对矫正人员进行评议考核，对表现较好的矫正人员进行奖励，对表现差的矫正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全面掌握他们近期学习工作、生活、状态，有针对性的通过村、社区专职人员及志愿者对其进行教育帮扶工作，为刑释、解矫人员确保不发生重新犯罪打好坚实的基础。

2014年上半年我镇司法所在社区矫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离上级和市局主管部门规范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今后我们将继续积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及时了解掌握全镇在矫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和动态，加强监督管理，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帮教措施；认真解决社区矫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新路子新方法，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作出最大的努力。下半年将着重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继续加强矫正对象教育，严格执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下半年我所将继续做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学习，定期走访社区矫正对象，及时掌握每一个矫正对象的思想状况。坚持每月一次社区矫正对象集中教育、一次公益劳动、一次书面思想汇报，每周一次电话汇报，做好一人一档工作。继续做好移动管理平台工作，实时定位监管社区矫正人员。开展形式多样宣传教育活动，下半年7-8月份我所要举办“张浦镇法律知识竞赛”，将全体矫正人员集中观摩晋级赛、决赛活动，让其增进法律知识、弘扬正气，让他们以竞赛为契机，全面提升他们学法、知法、守法的行为。

2、继续完善工作体系，扎实开展监管教育和帮扶工作 加大对社区矫正人员的衔接管控体系建设，完善解除矫正与落实安置帮教相衔接等工作机制，根据省、市有关矫正对象教育管理工作规定，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将与全镇村、社区负责成员积极配合、通力合作，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对象的管教帮扶工作。

3、深入拓展社区矫正工作管理，矫正帮教人员衔接同步 建立同一人矫正、同一人帮教的工作机制，实行社区矫正教育管理与安置帮教责任包办制度，利用村、社区参与帮扶工作，降低帮扶成本，提高帮扶效果，做到管控教育与帮扶救济同步，预防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为“平安张浦”作出应有的努力。

张浦镇司法所

2014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