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互联互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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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互联互通制度

电信法作业-论互联互通制度

论互联互通制度

摘要:我国电信市场频发互联互通恶性案件,严重影响了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究其根源在于当前电信监管体制的弊端。本文从阐述互联互通的概念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提出应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解决我国互联互通的问题。

关键词:互联互通;恶性竞争;立法;司法

一、互联互通的概述

电信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以来,互联互通问题备受关注,众多国家将其视为规范规制,建设一个公平竞争电信市场的切入点。能否与主导电信运营商之间进行有效的互联互通不仅关系到新兴运营商的“生死存亡”,而且关系到电信市场开放政策的成败。随着中国电信业多家运营商竞争格局的形成,各电信运营商纷纷签订互联互通协议,但是真正实现互联互通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目前仍然存“求而不联,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畅而不久”的现象。

(一)互联互通问题的产生

互联互通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电信业务市场引入竞争机制之后,作为各自拥有不同网络覆盖范围的电信网络运营公司,为了使自己的用户能与其它网络运营商的任何一个用户实现通信,从而引发了不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随着一些电信发达国家逐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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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信业务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新加入竞争的运营公司进入电信市场与原来占垄断地位的主导电信运营公司进行竞争,不同网络间的互联互通也就成为广为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新加入的电信运营公司为了帮助自己迅速开展业务,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从而吸引用户,必须与主导电信运营公司实现互联互通,并且互联互通制度使新加入的电信运营公司拥有了与主导电信运营公司相同的网络覆盖,能够提供各类相同的服务,为了阻止新加入的电信运营公司争夺自己的市场,主导电信运营公司往往会在互联互通上设置障碍。因此,各国电信市场管制机构都把提供互联互通视为各国电信公司的义务。因为只有通过互联互通把这些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网络连接起来才能更好的为用户提供通信服务。从我国电信市场上来看,由于没有合适的网间价格结算标准,结算费率较低,不满足主导运营商激励相容的条件。中国运营商之间的结算标准是以业务资费为基础,本着扶持新兴运营商而制定的,其价格十分低廉。使其新加入的电信运营商利用价格优势进行恶性竞争,所以互联互通的障碍主要表现在电信运营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存在“求而不联,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畅而不久”的现象1。

(二)互联互通的定义

国际上对互联互通没有统一的定义,对其定义都有着不同之处但更大程度上是相类似的。

1.国际上对互联互通的定义

1曾剑秋、李苑、张鹏:‘电信法与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当代通信》,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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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信联盟对网间互联互通的定义是:电信业务经营者把他们的设备、网络和业务连接起来,使用户能够呼叫其他电信经营者的用户,使用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的业务。

世界贸易组织对网间互联互通的定义是: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公用电信传输网络或业务的连接,目的是允许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能与另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通信和享用另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业务。

联合国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对网间互联互通的定义是:这是不同网络之间的连接方式,允许在各个网络之间进行信息传输,包括与某种代表其他载体或服务提供商的载体网络之间的信息传输。

亚太经合组织对网间互联互通的定义是:网络之间有效的通信连接,以使某一运营商的用户与另一运营商的用户进行通信或使用另一运营商提供的服务。

欧盟对网间互联互通的定义是:这是与各种提供电信网络和电信服务的组织的通信设施之间的物理和逻辑连接,目的是使各种组织的用户之间能够进行通信联系,或访问其他组织所提供的服务2。

2.我国对互联互通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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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的网络联结起来。

根据以上定义,可以得出互联互通具有两个性质的特点,那就是首先在网络上进行物理连接,其次是在业务上进行有效的沟通。

二、互联互通的法律关系

为了更好地揭示互联互通问题的实质,应首先从分析互联互通中的各类法律关系入手,才能便于找到相应的适用规范和解决对策。其包含了电信运营商与电信主管机关之间,各电信运营商之间,各电信运营商与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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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扶持弱小的原则,制定了对新兴企业优惠的结算办法和结算价格。但是部分业务不结算和结算价格过低助长了电信企业的恶性价格竞争行为,同时对经营本地电话业务的企业来说,结算价格弥补不了接续成本,使网间互联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所以调整网间结算的办法和结算标准可以从源头上处理好互联双方合理的经济利益,促进互联互通的顺利实施。

其次在立法上提出制订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指标和测试方法,并实施对网间通信质量管理,实行日常检测和监督抽测制度。这样可以在有关部门在进行监督时,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出现争议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

最后应加大惩罚力度,追究法律责任到个人。电信条例中罚则里,对其只规定了行政处罚责任,包括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罚款等。由于处罚金额偏低、处罚手段单一,特别是目前国内电信运营商都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罚款不足以对肇事者形成震慑力,从而使电信条例丧失了权威性,恶性竞争现象屡纠不改。而日本、韩国分别在2001年、2002年修改了电信法,修改后的电信法加重了对运营商的行政处罚力度,而且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并且实行了对法人与自然人的两罚制,目前看来取得了一定效果4。

(二)从司法层面入手

由于电信管理体制缺陷导致行政诉讼形同虚设,行政权没有受到有效的司法监督。我国目前的电信管理体制缺陷,互联双方即使对监 4曾剑秋、李苑、张鹏:‘电信法与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当代通信》,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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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机构的处理决定不服,也不会冲撞监管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且监管机构在“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的情形下,也不会对那些破坏互联互通的“不听话的坏孩子”痛下杀手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公正处理,只会像家长那样进行压制或和稀泥,避免将“家丑”外扬5。此外,与行政机关扩大行政权力趋势相反的是,法院有意缩小司法管辖权的范围,以避免对某些不熟悉领域的审批累赘和误判风险。

为了解决上述出现的问题,首先,设立独立的司法审查机构是互联互通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当然,有些互联互通争议涉及一般性行业规则的解释,行政监管机关比法官更具经验去解释这些规则,法官仅仅审查程序的正当性,故应先有行政复议、后有司法审查。其次,建立和健全互联互通争议的民事诉讼解决机制,如通过民事审判或者仲裁予以最终解决。若涉及技术性问题,可由相应的技术法庭负责解决,或者可听取专家意见或请有关专家担任陪审员,以便准确公正地依法裁决。最后,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理机制,提高行政处理效率。因为在网络规模差异较大和反垄断机构缺乏的条件下,仍需要专业化的行政监管。

5这点似乎在海南联通诉海南电信案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2000年,原告就开始向海南省电信管理局申请通过行政手段解决提起本诉的互联互通争议。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海南省电信管理局多次下发了相当于<电信网闻互联争议处理办法》

第二篇:论土地储备制度

土地储备制度分析

土地储备主要是指政府部门或公共机构依照有关程序预先取得土地,进行开发整理并予以储存,并在适当时机将储存的土地投放到市场,以实现城市有序发展,保障公共目标的实现以及合理调控土地市场等目的。

下面就其理论基础、欧洲土地银行的启示、功能定位及城市开发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城市土地储备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地租理论、土地供求理论、区位理论、资源配置与市场失灵理论、政府管理理论与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等。

欧洲土地银行对我国土地管理有莫大的启示,并对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欧洲土地银行方法的分析和我国土地制度管理方面的分析,简述了我国土地储备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欧洲土地银行的运行过程由土地的征购集中、土地的储备和土地的出让三个环节连接而成。目前我国土地收购储备模式主要有“上海模式”和“杭州模式”。

土地储备机制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创新,是土地管理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土地储备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1土地储备机制的法律不完善 2资金筹措方式单一

3土地储备制度的利益分配机制不规范 4政府各部门衔接不顺 完善土地储备机制的对策

1理顺法律关系,建立法规保障 2实行多元筹资,保证资金供应

3建立和完善土地储备机制的组织机构,保证机制顺利运行 4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储备 5建立合理的监督机制

6科学界定土地价格,合理分配土地收益

如何定位土地储备制度,是这项制度规范、完善、发展的大问题。从1996年上海成立第一家土地储备机构,到2004年全国成立了1700多家土地储备机构,土地储备制度发展的深度,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已非昔日可比,制度的作用也基本如数显现。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撑,严重制约了这项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有必要对这项制度运行9年来的绩效进行深刻的考量,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我认为土地储备制度应定位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政府供应土地的首要环节。我国的土地制度决定了政府是最大、最主要的土地供应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能够进行的首要前提是产权明晰,也就是说,你所交易的东西必须是你的权利,否则交易就难以进行,或者即使能够进行,也必然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和法律上的纠纷。政府供应土地也应如此,供应的土地必须是政府的产权,这是政府供应土地的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政府要有空余的土地。

二是参与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宏观调控经济的经典手段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国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措施,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有计划调控和土地政策。在四种调控措施中,前三种都有一套成熟的手法和明确的目标。货币政策中有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财政政策中有预算、税收、债券、转移支付等手段;计划调控有产业准入、产业政策等。在这些手段中,货币政策是对资金使用成本(利息),货币流通数量(公开市场业务)进行直接的干预,财政政策则直接对总需求(政府支出、厂商和居民)进行干预。这些手段不仅涉及政府资金的运用,而且涉及对厂商和居民使用资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使用资金的成本问题,也有机会成本问题,如银行加息,会有更多的人增加储蓄,减少投资,增加或减少税率会起到减少或促进消费与投资的作用。计划调控一方面有直接的行政手段,如制定市场准入规则。另一方面也有经济手段,但主要体现在计划的落实方面,如落实产业政策,政府要在投资、税收、资金方面给予一定的扶持或限制。从以上三种调控措施的内容可以看出,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否则很难对总供给与总需求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如何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呢?从经济学意义的角度讲,宏观调控是政府为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因此,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应该从调控土地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人手,由于我国的政府还是土地的直接供应者,在微观上还可以对土地供应的结构进行直接的干预,也可以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一种手段。但从过去的实践来看,我们原有的土地政策只能调控到土地的部分总供给,或者说土地供应的总量和结构。在这方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计划、供地政策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加强土地资产管理的必要手段。加强土地资产管理是国土资源部门的重要职责,国务院也专门下过《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但是多年以来,我们所针对的资产管理的目标,是出让和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过程中,政府应收土地收益的流失问题。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固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但只是土地资产管理的一个方面。土地资产管理应包括保值、增值两方面。保值的含义应该是资产价值不降低,收益不流失,增值的含义是通过有效管理,使资产的价值含量有所上升。所以,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仅有防止土地资产流失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但要落实土地资产管理的其他目标,单靠政府一个职能部门也是不够的。

首先,政府出让、作价出资(入股)、授权经营、划拨给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的国有土地,其土地资产保值、增值的职权分散给了不同的政府部门,甚至企业。虽然个别地方将土地作价出资(入股)的股权交给了土地储备机构,但从总体而言,这部分土地资产是由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业管理的。

其次,要分清土地资产管理和市场管理目标,这里涉及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的那部分土地的保值、增值的问题。就一个城市而言,我们不能说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全市国有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各种方式供应出去的土地,由于产权有了明确归属,国土部门不能向产权人要求对土地保值增值或者提供这种服务,而只能从市场管理的角度,保护产权人利益,维护市场秩序。至于全市国有土地价值的提升,更不是国土资源部门能够做到的,这里涉及产业集聚、人口集聚、自然人文环境等很多复杂的因素。所以,需要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的土地资产,除了土地出让、交易中政府权益的保障以外,更主要的是对切实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过去我们对这方面问题关注很少,原因是政府手中没有实物土地,供应土地的过程是一个简单的过手程序,只需收取政府纯收益,没有动力对土地进行加工,以提升土地的价值。当政府有了储备土地以后,如何对这些土地进行管理,实现土地使用价值和价值最大化,便成为政府必须要考虑的事情,真正意义上土地资产管理就开始了。但要保证政府手中有一定的储备土地,并将这些进行一定的加工,以便在供给土地时获得更大的收益,要求有一个专业机构,为政府完成储备土地、开发整理等供应前的一系列事务性的工作。

第三,政府储备土地从进入土地储备库,到供应出去,要有一个周期,在此期间,除了开发整理外,对于一些土地还有临时使用和经营的问题,如临时出租,这也是土地资产经营的重要内容,也需要一个专业机构来运作。

四是盘活土地资源的必要手段。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做的主要事情是市场做不了的事情。在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方面也是如此。事实上,从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以来,城市内部易于盘活的建设用地,已经被企业盘活了。主要是通过几种方式。一种企业自己盘活,将位于城市中心的原有土地改变用途,或者搞三产,或者搞房地产。一种联合开发,有土地的企业与有资金的企业共同开发。另外一种是房地产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有土地企业等方式,实施房地产开发。剩余的、需要盘活的建设用地,或者由于基础设施配套太差,或者由于同一地块使用者过多,或者由于周边环境不好等原因,都是企业不能承担,或者由于利润太少不愿意承担的。要盘活这些土地,只有靠政府的力量介入。

五是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必要手段。城市总体规划的落实,涉及到城市土地利用方向的重大调整,由此引起土地使用者利益的重大调整。所以,在落实城市规划的落实中,同样面临资金投入、土地收回、拆迁安置、开发整理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一个专业机构予以运作。过去,很多地方在旧城改造中,是通过房地产公司来操作的,政府在土地价格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或者用实物地租的方式让房地产开发公司搞旧城改造。但这种方式有一定的弊端,首先是这种方式往往省略了土地收回过程,政府在没有处理好与原使用者的经济关系之前,就将土地使用权交给了房地产开发企业。其次是政府收益流失,旧城改造经常是政府找开发商帮助运作的,所以,政府要给予一定的地价优惠,而且有的地方在旧城改造中,政府没有任何收益。再次,在对经营性房地产用地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以后,这种方式很难再进行下去。另外一方面,落实城市规划,有一些土地是用于公益事业的,对这些土地的收回、土地平整等工作,只能由政府负责。所以,城市总体规划的落实,和盘活存量土地一样,需要一个专业机构帮助政府来运作。

第三篇:论制度反腐

论制度反腐

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

一、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渊源及现状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过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在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十五大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陆续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规范性文件,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迈入了“有法可依”轨道,进一步拓宽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

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从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来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体制机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制度反腐倡廉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必须总体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创新,着眼改革,积极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径,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既立足解决眼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又要从长计议,有利于反腐败惩防体系的长远建设和发展。

1.制度反腐应注意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各个环节当中,在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长效的制度反腐机制。制度建设不能出现反腐败真空地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不断出现,腐败人员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设的空白点,钻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进行腐败行为。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涉及“权、钱、人”的关

键部门和重点领域,结合实际制定重点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行业作为反腐制度供给的重点,在教育、卫生、交通、电力等部门加大反腐败制度供给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执纪执法、组织人事部门也要用制度去规范,确保廉洁从政。

2.制度反腐应注意从源头上抓起,制度建设应突出合理、公平、公开和公平竞争的特点。在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的干部任用制度时,就应该突出公平、公开的用人特点,在经营性土地使用等指标拍卖挂牌办证制度时,就应突出公平竞争的特点,这就是反腐败抓源头,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具体制度。遵循阳光防腐、利益导向、源头治腐的总体思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反腐路径创新。按照公共政策、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要求,推进阳光政务建设,完善行政服务中心运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谨防腐败滋生蔓延。

从提高腐败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败经济制裁制度,建立公务员不良记录披露制度,加大腐败的打击力度,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促使公职人员消除腐败动机。推行机关福利收入统一制度,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探索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消除职务消费的腐败黑洞。

3.制度反腐要注重加强保护老百姓和群众的利益。要切实从制度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贵、行路难、办证难,解决纠纷难等问题。看起来小,但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从制度上来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题,要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公开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信息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让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建立法规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社会讨论、群众论证、民主听证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制度,充分保障群众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评议权。要完善信访投诉制度,切实加强投诉中心和举报中心建设,加快举报立法,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和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4、制度反腐要注重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贪婪是万恶之渊。贪婪加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戒贪婪、守清廉,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最近几年,中央查处的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都是在“贪婪”二字上栽跟头。反腐倡廉教育应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5.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重点环节和人财物等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努力探索和创新有效的监督机制。注重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切实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项报告、重大财务申报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权利运行的监督。注重探索建立领导者对工作分级管理的监督机制,继续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各项工作的监督。

当前影响我们党的最大问题还是腐败问题,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确保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反腐重点在于制度防腐,加强制度的约束力,制度反腐才是根本。

第四篇: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1级法本19班董勤生

摘要:正确认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认真总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成绩和经验,研究探讨今后如何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国家的这一根本政治制度,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从实践中探索、总结和选择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政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能体现真正的广泛的民主,最便于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我国,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13亿人民管理国家,不可能都进行直接管理,需要有一个适当的组织形式。这个组织形式就是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

2.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同时对于国家的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有明确的划分,使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能够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国家机构的这种合理分工,既可以避免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又可以使各项工作有效地进行。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的,他们的根本目标相同,只是分工不同、职责不同。

3.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能够及时决策,避免牵扯,兼取民主和效率两者之所长。民主、效率兼收,一直是人类社会长期争取而又难以达到的目标。我国人大运作的特点是集体讨论决定问题。有关国家的重大事项,由国家权力机关充分审议,按照法定程序,集体作出决定;而在具体执行上则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以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4.国家形态的民主集中制度,还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原则,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制度的内容。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拥有56个民族的大国。根据我国国情,我们不采取联邦制,更不采取邦联制,而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同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护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5.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特别是实现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是我国宪法确认的。我们党除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外,没有自己任何特殊利益。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来实施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同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

1、国家选举制度向民主化方向迈出重要步伐。1979年以来,通过对我国民主选举的伟大实践进行科学总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多次修改选举法和地

方组织法,使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迈出了四大步:一是规范了提名权。选举代表,按照新修改的选举法规定,不但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单独推荐代表候

选人,而且选民或代表十人以上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二是规范了代表名额。主要表现在:适当减少代表名额,特别是适时制止了地方人大代表名额膨胀的趋

势,对代表名额进行规范;对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作了照顾性规定,体现国家充分

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事务权利的精神;逐步缩小农村与城市每个代表

所代表人口的比例。三是适当扩大了直选范围。适应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新修改的选举法把选民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由乡、民族乡、镇扩大到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四是建立和实行差额选举

制度。1979年出台的选举法就规定了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应多于应选人的名

额。以后几次修改都坚持和完善了这一制度。

2、扩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更好

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特点是实行一院两层

制,即在人大设立常委会。为了便于经常开会、更充分地行使职权,1982年

宪法规定将很大一部分原来属于全国人大的职权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

3、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在县级以

上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是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组织法的一项重要

规定,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全

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相继建立常委会。1982年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还赋予

省级和较大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20多年来,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近万件,与此同时,还在实践中创造出许多行之有

效的监督方式,在地方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建立和健全人大工作制度,使人大工作逐步走向程序化、规范化、制

度化。人大工作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先后制定了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两个议事规则,制定了立法法,制定了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

监督、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三个法律性决定,制定了代表法,逐步建立健全了人大会议制度、立法制度、监督制度、代表制度

等制度。

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切实发挥这一制度的优越性。

1.要从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高度,认识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

实践已经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我国人民、同共和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能不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真正发挥它的伟大功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党和国家的决策是否正确,经济和社会事业能否健康发展,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把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

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抓紧抓实抓好,才能更好地保障和促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

2.既要重视民主的内容和实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又要重

视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完善各项具体制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就内容而言,民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但民主的形式,比如多数原则、讲究程序、制约权力等却具有共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得到重视,民主制度化、程序化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在具体制度和程序方面还存在不少不足。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原则,那就是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核心内容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制度和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织原则、运作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度,也包括国家选举制度、人大工作制度中符合人民根本利益和现阶段实际需要的原则和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具体制度和程序则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完善。

3.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是国家整个政权体系的基础。人大应当在党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民主法制建设为根本任务,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认真行使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等各项职权,为保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的权利服务,为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

4.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政治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也是我国政治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党的领导则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建立到不断发展完善,改革开放以来人大工作的巨大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都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是人大工作保持正确方向的关键所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总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中完善人民代表制度,为民主、平等贡献自己的力量!

第五篇: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争权组织形式,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表面上看,人大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符合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实际上却还远远没在民主层面和实际意义上实现其应有的作用。换言之,我国的人大制度虽是“民主”的,但我国的民主程度还远远不够。国人常常呼吁要改革创新,但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人大制度却没得到良好的改善,其他改革就无从谈起。现代各民主国家实施的制度大部分是代议制,代议制政府已经成为民主的代名词。我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不妨朝建立代议制政府这个方向努力。然而,人大制度在我国有着一定的历史渊源,想要完全废除不太现实,但仍可能在完善人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民主。

关键词:民主、代议制、人大制度、㈠代议制与民主

何为民主?如何实现民主?这是困扰了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数千年的问题。从黑格尔的权力概念、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和“天赋人权说”到洛克、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民主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在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恐怕再没有比‘民主’更能让人执着地向往和追求了。当商品经济经过古典的萌,关系开战时,‘民主、自由、平等’者些实实在在叫人激动的字眼也随之迅速传播开来”。①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形式只能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人民认识的偏差、传统的沉重,使无产阶级国家在民主制度、民主形式建设中尚欠理想,而这又反过来给广大劳动者阶级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形成障碍”。于是,近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实践不断昭示着人们,民主形式在人类民主发展中居举足轻重的低位。②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重民主形式轻民主实质,还是无产阶级不完善的、作用不明显的民主形式,都向人们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民主的实质与民主的形式都很不容忽视。在不断的实践中,民主得到不断发展,纵观世界现代各国,大部分民主国家都是采取代议制政府的形式。

代议,顾名思义就是“代表商议”、“代表议事”,是指由某一个人代表某一特定的群体,同另一些代表其他群体的人,就彼此共同面临的问题或事务进行商议、讨论,必要时共同做出决定,以便他们所代表的群体,能采取相互一致的行动。“代议制度”作为一个特定的术语,是指代议在国家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具体运用后形成的一种国家政治制度。③所有想要成为好政府的政府,就是一个为了管理集体事务而组成的、拥有存在于社会单个成员中的某些良好特质的组织。代议制政体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它把存在于社会中的智慧和现实,以及个人才智和社会成员的美德的一般标准,更加直接地施加给政府,并使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要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中都大。④

从理论上说,代议制度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为了给抽象的权力拥有者找到具体实现其权力的方式而产生的。因此,代议制度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以代议制形式参与对国国家权力的分配。⑤具体说来,主要包括:

一、议决功能。议决功能是代议制度运行过程中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行使议决职能,可以有效运行使其他各种机关组织的地位和权限合法化,并妥善解决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所谓议决,一分为二,就是“议”、“决”。“议”就是讨论、协商,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而“决”就是决策、决断。有议才有决,有议必有决。没有讨论的决断是专制,是一言堂;而有讨论无决断,那就是清谈了。所以,代议制的功能就是借助一个代表人民的机构,集思广益,做出有利于国家、社会、人民的决策,正如约翰.密尔认为的那样,“它(议会)既是 的诉苦委员会,又是民众表达诉求的大会。它是这样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不仅民众的一般诉求,而且每个部分民众的诉求,以及尽可能地使民众中每个伟大个人的诉求,都能得以充分表达并要求讨论。”代议制使得人民的心声和诉求得到提出并重视,并通过人民代表的讨论,为社会及人民自己带来福音。议决功能使代议制度对世界各代议制政府实现民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决定基本社会政策的权力存在于社会政策的权力存在于一个代表机构中,这个代表机构是由选民定期选举,并绝对向选民负责的。这个代表机构远远不是一个纯粹的咨询机构。它是一个有权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而不简单地使一个社会各阶层代表组成的,由行政部门向其解释自己的行动并探察公共意向的论坛。

二、调和功能。国家是各种势力相互妥协的产物,各种势力之间存在着重重矛盾。这些矛盾实质上是权力与权利的矛盾。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权力分配不平衡、利益差别及其普遍,使得权力与权利的矛盾尖锐而复杂,具体表现为:一是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二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三是被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集团的矛盾。代议制度使得各阶层、各利益团体的代表能够在议会中把自己代表的诉求与意志,通过讨论、协商,使己方的意志通过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样,既能使人民参与到国家的决策中,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着有很大可能实现的努力,又能使各方代表在法律的硬性规定;下不至于就自己的某项利益翻来覆去的争论不休,甚至推翻已协商出来的结果。利普塞特曾在《政治人》中提出,民主制度理论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社会在什么条件下既能足够的参与以保持民主制度而不致形成削弱内聚力的冲突的根源。”而代议制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监督功能。代议制议会的职能不是管理(这是完全不适合的),而是制衡和控制政府;把政府的行为透明化,促使其对公众认为存在问题的一切行为作出完整的解释和辩护;对那些应受指责的行为进行谴责,此外,如果组成政府的成员滥用职权,或者履行职责的做法与这个国家经过认真思考的理性相抵触,就把他们免职,并明确地或事实上委任其继任者。⑥只有实行代议制,在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中,政府的行为才能得到控制。实际上,在现代世界的各个代议制国家中,代议制度起到的不只有监督作用,代议制度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它的制衡作用。监督是外在的,而制衡是内在的;监督是被动的,而制衡是主动的;监督是间断性的,而制衡是持续性的。因而,代议制度在民主政治中,不仅能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还能在行政、司法、立法三种权力之间起到制衡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代议制度在实现政治民主、维护人民主权、平衡各方利益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实践也证明,采取代议制度的国家在政治上虽不能说一定清明公道,但在民主方面,的确取得重大的成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其民主程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受到认可的。笔者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代议制度,并不是说我国一定要废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实行代议制,只是希望对西方的代议制度做出一些借鉴,对我国的民主制度的发展也未尝不是一种考虑的方向和启发。事实上,关于我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体制何去何从,学界也是众说纷纭。究竟是对原来的人大制度修修补补、不断完善,还是干脆废除人大制度建立代议制度,这是一个困扰了无数国人的问题。因为一旦真的做出选择,将会对中国以后的发展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㈡代议制与人民代表制的比较

无论是资本主义议会制,还是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组织结构都是最基本的。因为组织结构是政治体制最基本的物化形式,是其基本功能的载体。所以要比较二者,就必须从组织结构出发,来论述二者的异同点。本文旨在通过对西方代议制度的论述、代议制与人民代表制度的比较来为我国的人大制度的完善作出一些思考,因而在此就不在说明二者的相同点,即只比较二者的差异,这样才能发现二者在某些方面的优劣。

一、选举方式的不同。虽说西方代议制和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的议员或代表的产生,都有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两种方式。但是在这两种方式的运用上,二者各有侧重:资本主义议会制大多在选择议员时以直接选择方式为主,而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在代表选举过程中则以间接选举为主。

二、宏观体制的不同。在资本主义议会制下的代议制国家,一般都是实行两院制,而实行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的国家则只设一院。两院制在制度设计之初的初衷是以院制约另一院,达到制衡、牵制的效果,理论上源于分权思想。另一方面,两院的职权范围也有所侧重,资本主义国家的下院职权比上院要大,这是代议制议会民主的重要体现——两院制的下院由选举产生,而上院则通过任命、选举辅以任命、选举、制定或当然担任产生。⑦

三、内部组织结构上的不同。代议制政府和人民代表制国家的委员会和工作机构在组织中的作用各有不同,资本主义代议制下的委员会一般比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制下的委员会数量多很多,这意味着代议制政府的议会中有更多的机构和工作人员为实现议会的职能服务,有更多的专职人员在处理与人民利益、国家大事息息相关的事务,有更多的分工与合作、更多的制衡与监督、更多的工作时间与工作效率。另外,代议制议会的委员会职权一般大于人民代表制下的委员会。如美国国会的委员会不仅有立法提案权,还有法案搁置权、法案修正权、否决权等权力。而中国全国人大委员会的职能虽多,但是真正起到监督制约并实现对法案优胜劣汰的作用的职能却不多,除了职能与机构的独立性不够(虽然人大常委会号称独立性为其主要特点),还有人员不够专业、权柄过大且集中、自我监督等缘由。

四、在组织和活动原则上不同。西方代议制国家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分权和制衡,其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官僚体制下的民主,其集中体制也是官僚体制下的集中,尤其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在这种集中制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是一种少数人的民主。笔者并不是推崇这种少数人的民主,也并非作何批判,西方发达国家的官僚制其实一直为很多人所误解——认为官僚制就是贪污腐败、官官相护的代名词,但实际上无论何种体制都存在着贪污腐败,只是有没有相应的权力和制度去制约。中国的官制实际上还远远不是官僚制,也比不上官僚制,倒有点像古代的恩荫授官、买官卖官。没错,在美国,选举是金钱的游戏,但是美国人民起码可以用手中的那张小小的选票来决定自己未来的福利、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以及演讲台上那些政治人物的政治命运,至于所谓的“金钱”大部分也是用来宣传、组织,起码是用在明面上。我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广大 群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并有权监督罢免各级人民代表机关中不称职的代表。理论上很民主,但民主的程度很低,至少在实践中很低,具体原因后文会加以陈述。

通过比较,我们似乎发现代议制比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优越,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

景造就了不同的制度。我们无需指责制度设计者们为何设计出这样那样难孚众望的制度,就算我们实行了三权分立,实行了代议制,也不见得就能完全实现民主。制度缺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但实行制度的人、制度植根的文化土壤、国民的意识都是达到制度目的之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很多人一边在指责制度,一边又在破坏制度,然后又把这个制度的无效归咎于其缺陷,每个人都在抱怨着这个制度,又在寄望于别人去拯救这个制度,那么到最后只能是在无尽的抱怨中用另一个制度来代替这个制度,接着又开始重复这一过程。有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所以,积极投入进去,才能真正为制度的改革创新献上一份力量。

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我国的人大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结构上的问题,也有执行上的问题,主要体现着:

一、人大独立性不足,没有实际权威。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起领导核心作用,加强党的政治、组织和思想领导,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党的领导”在中国无处不在,即使是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其实质上的领导也是党。这就相当于我国的最高领导实行了“双轨制”,表面上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领导,实质上党领导一起,人大实质上成为了党的附属机构或者政府的咨询机构。人大制度本身已经存在缺陷,再加上党的压力,在实际行使职能时往往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人大监督行政机构,但行政机构又听从党的领导,所谓监督就无从谈起。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是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如今在人大的独立性地位不足的情况下,使得人大制度难以树立权威地位,其职能也就难以奏效,更不用说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主权在民了。

同时,人大独立性不足也体现在结构上。全国人大会议上只能听取极少数官员和代表人的发言,而且会议讨论主要以地区为单位。既然是全国大会,那就是讨论全国的问题,而不是把全国的问题集中到一个地方再分组讨论,那样违背了全国大会的意义,也助长地方主义,还不如直接各省市直接把讨论结果呈递中央更方便。而且在地区讨论时一般都是领导主导的讨论,各官员积极性难以发挥,集思广益的目的达不到,人大的决议功能实际上只有决,没有议,有也是雷人提案,比如2012年人大会议上提出的“关闭社会网吧”、“允许政府向刁民开枪”、“树立和谐女神像”等等让人可气又可笑的提案,这些提案是人大制度的悲哀,也是国人的悲哀。

此外,下级官员或单位工作人员担任上级人大代表,监督上级政府的工作,虽然宪法规定人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享有“言论免责权”,但是代表在散会后又会回到原工作单位,成为政府管理的对象。正因为人大代表出自政府,所以所谓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权形同虚设,试想,谁会监督自己或者自己的顶头上司呢?而且,人大的领导都是由退职的党政官员担任,这些退职老干部在面对一个相对陌生的职业领域,需要一定的适应时间,然而等其适应过来,任期也已经过去大半了。这些老干部跟以前的下属官员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实在让人怀疑人大监督的客观性。

二、人大代表的选举存在问题。其一,姑且不论人大代表的选举程序及标准有何问题,光是在人数上就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我国的人大代表多达三千人,如此众多的人数,在会议组织和讨论上都十分困难,三千人在一个会议室里讨论,其实跟闹市没差别。既然不能把会场弄成闹市,那就只能由大部分人沉默,小部

分人发言,失去了会议讨论的意义。代表人数的多少,并不意味着代表性的强弱。所谓“代表”,是代而议之,关键是议,而不是代表。如果代而不议,那只是走过场的形式主义。真正应该扩大的是常务委员会的人数,而不是代表的人数。盲目追求代表的广泛性和数量,起到的只能是稀释作用,甚至是和稀泥、充人数。其二,我国人大代表多由间接选举产生,直接选举产生的较少。当今世界各国的议会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直接选举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议会选举的普遍原则。而我国人大代表多由间接选举产生,这样人民对于官员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就被大大的降低了。因为真正跟民众的生活、各行各业利益息息相关的官员与代表,如果不是由人民决定,那么,选举制度就失去了其意义。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各州的议员经常为了民众的利益奔走忙碌——因为他(她)的政治生命掌握在当地人的手中,而我们经常听到的却是某某官员公费吃喝、买官卖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曾多次论述过,无产阶级要实行比资产阶级更广泛更民主的直接选举。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可是连任命谁为人民服务的权力都无法掌握在人民手中,那谈何当家作主?其三,人大代表的选举,没有专门的选举机构和公正的制度保障,往往选举都是操纵在各党政机关中,而且选区不是按地区划分,而是按工作单位划分,所谓的间接选举往往就变成变相制度。这样既架空了选举制度,又不能保证人大代表的质量。差额选举制和选举联名推选代表人的制度往往只能是存在于象牙塔中,无法真正为人民造福。其四,人大代表的非专业性。人大代表一般都是兼职。这些兼职的人大代表,没有足够的实践和精力去管理地方乃至全国的事务,而人大代表的职能往往需要人大代表持续性地积极认真地去投入工作。更重要的是,兼职意味着非专业,很多人大代表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应付代表工作中的问题,制度再好,执行的人无法胜任也是无济于事。而人大代表的非专业化和人大权力的内部集中性也是众多人大代表提出雷人提案的原因,既然提什么建议都没用,干脆就随便应付了事。

三、选举的宣传与互动不够。虽说我国人大代表以间接选举为主,但是直接选举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民众在每次人大的换届选举中往往都不了解情况,既不了解候选人的才能功绩,也不了解候选人的性格德行,甚至于连候选人是谁、选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多年来,许多学者已经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只是略加总结而已。人大制度的诸多缺陷表面,该制度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一、精简人大代表,增加常设机构及人员。既然是人民代表大会,就需要“会而议之”,而要实现讨论协商,就必须减少到会的代表人数。同时,增加常设机构及工作人员,既能对人大职能进行分工细化,又能增加职能部门之间的制衡作用,最重要的是能为地方及全国事务的管理投入持续性的努力。此外,能减少“两会”期间代表赴京的资源损耗以及对民主生活带来的不便。

二、增加直接选举的基数和级数。将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造成以直接选举为主的制度,甚至全部直接选举,才能真正的实现人民民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只有把代表的任免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代表们才会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才会去亲近民众,而不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许多反对我国实行大部分代表直接选举制度的人认为,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实行直接选举不具备可行性。其实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只是一些利益既得者的借口罢了。论幅员辽阔,前苏联比我国幅员辽阔多了,但是苏联在1936年就实行了最高苏维埃的直接选举。此外,美国、加拿大等幅员跟我国相差无几的国家也都是直接选举。而人口众多,则可以通过扩大选举区域、缩小选举比例的方法解决。另外有些人说我国经济文化落

后,国民群众意识、民主意识薄弱,无法直接选举。这样的理由当初康有为就说过了,但历史的结果说明他错了。首先,世界各国议会几乎都是直接选举,中国不可能比所有议会制国家都落后。第二,西方议会制国家两百年前就开始实行直接选举,难道中国连两百年前的西方国家都比不上吗?难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民众还在止步不前吗?明显不是。

四、提高代表的专业素质,丰富强化议员的专业技能,实现人大代表专业化。由于代表的泛化、人数的众多,许多代表并不具备担任人大代表工作的能力与技能,甚至于许多代表把“两会”当作度假,递交提案也只是走过场。人大代表专业化,才能使人民交予国家的权柄更好地运用。

五、党政分离。要实现人大制度的职能,根本上要实现人大的独立性,只有独立并建立实际上的权威,才能发挥各职能的作用,否则也只是一个执行机构,而不是人民的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

无论是抛弃“议行合一”的幻想实行代议制,或者建设具有真正独立权威的人民代议机关,还是让代议机关继续成为党政机关的附属机构并继续对其修修补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并投射到现实的选择。中国在进步,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我们需坚信,我国是可以实现民主的,而且是高层次的民主,这需要所有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

① ②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第1~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③ 田穗生,高秉雄,吴卫生,苏祖勤:《中外代议制度比较研究》第1~4页,商务出版社

④ 约翰.穆勒:《代议制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⑤ 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第1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⑥ 约翰.穆勒:《代议制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⑦ 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第31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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