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预算听证制度

第一篇：论预算听证制度

论预算听证制度 「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外的预算听证制度，选取了焦作和重庆两个市率先在国内进行的预算听证案例，实施预算听证制度的意义作用，需要完善的问题：主要是修订预算法，规范听证程序，逐步扩大听证内容和范围。「关键词」预算；听证；制度「正文」

一、国外的预算听证制度 财政预算是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经济手段，是调控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主要杠杆。在国外，纳税人特别关心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编制情况，因为那是政府在花“纳税人”自己的血汗钱，预算多少，如何使用，都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实行听证是重要的公开形式。听证制度最初源于英美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申辩机会，其目的是保证司法公正。后来，这一原则推广应到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最初源于英美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其基本含义有两个：一是任何人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任何人在受到惩罚或其他不利处分前，应为之提供公正的申辩机会，其目的是保证司法公正。后来，这一原则推广应到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在国外，实行的是行政预算听证会。通常，机构将其预算提交给审查机关，由其详细对申请进行分析。审核机关，例如部门预算办公室，便着手寻找更多的信息。这一步往往通过要求部门就特别需求作正式书面回答来解决，有时也采用非正式的形式。审查者——预算检查员——准备一份对材料的分析并为听证会准备背景材料。不一定非要召开听证会，但它们能够使预算官员和行政部门更好地理解机构申请和支持申请的理由。各机构也要为听证会作准备。准备的深度各不相同，但认真准备对机构而言是明智的。可以估计审查者将提出的问题，并在机构的陈述中进行研究和答复。可以准备一份关于行动和策略的计划。听证会本身是半正式的，很少记录证词。主管部门的首脑应主持会议，提出问题并了解预算申请。主要的预算官员参加表现得相当活跃。为了有助于整个过程，为行政首脑准备一些问题。机构提交一份声明和相应的问题，或者审查完全通过提问和问题来进行。若不考虑采用的类型，机构应解释其项目，特别是任何项目变动。提问者应对模糊观点以及潜在的政治或管理问题进行详细探究。听证会的目的仅是为了获取信息，利用这类讨论会作出暂时性或最终决策是不恰当的，因为决策必须进行更多的思考。美国的法律《国会的预算与财政管理》对听证会和有关的报告作了具体规定：在为各个财政年度提出预算共同议案时，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应当举行听证会，并应听取国会议员、以及联邦政府部门和机构、公众人士和全国性组织的预算委员会认为适当的代表的证词。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至少有四个预算听证会。在正式开始听证之前，一般要进行听证会排演或模拟是一项标准操作。部门管理者承担着诸如拨款委员会主席这样的关键审查者的职责。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已对棘手的问题进行了预计并作了相应解答。模拟听证会能揭示缺乏说服力的理由，有处理问题时建立部门间的有效合作，并了解审查者观点。模拟听证会政治家助于预算官员决定在传统的公开声明中应讨论和强调什么主题。[!--empirenews.page--] 准备预算听证会的关键是充分的调查研究，以避免或使听证会上的意外情况减至最小。一个意外常使管理者看上去无知，并会使他们在回答其余问题时也显得很糟糕。对以往听证会和陈述的详细研究往往能显示出审查者认为是重要的方面。此外，在设想很难回答的问题时，对项目本身以及对项目的反应的审查是必不可少的。通常，预算官员和其他人（比如中心预算办公室中的人）的密切关系，能够成为智慧的重要来源。关于听证会的简明书籍是有帮助的。一般而言，它们仅包括预计到的很难作答的问题或标准问题以及答案。它们可能包括对每一审查者观点的简要讨论，但这些信息常常是一般性的知识。这些描述还可能产生误导，引发不必要的困惑。听证会的问题有许多来源，包括审查者（比如一位参议员）、职员、顾客、甚至部门本身。问题有时完全根据部门提供的问题清单来设置。有时设置的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样部门便能够以可能是最好的方式继续记录某一主题。机构和OMB的听证会很少设置问题，但当友好的立法者想援助一个项目时，在国会听证会上设置问题也司空见惯的。有时职员间关系相当融洽，其效果与设置问题相似。听证会上的表现往往会在审查者心目中勾勒出该部门的领导状况。听证会是部门塑造自我形象和营造对自身良好感情的一个机会。领导者将被披上公共安全卫士、科学家、政治家、环境保护者等外衣。在听证会上的出色表现有利于避免对部门费时的和非善意的审查。了解预算是在听证会上留下好印象的最佳方法。了解有关知识必不可少，而知识又往往伴随着好的有组织的表现。通常，为接下去更深入的问题提供机会的简短的回答和恰如其分的表现最为有效。关注使人感到重要的主题没有被忽视。管理者不了解某一细节是可以原谅的，此类数据在听证会后常常被补充进记录。但对管理者来说，不知道如何回答有关管理方向的问题，却是不可原谅的。问题——甚至在细节上——常能被预计和回答或在听证时被传达。这一活动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并能建立信心。听证会是一项有某些禁忌的游戏。部门官员意识到他们有两个管理者——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但部门官员不能对行政首脑的预算提出异议，尽管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支持。如果核心预算办公室或机构认为该部门不遵守已建立的行政部门政策，那么部门领导或其他政治雇员便会被解雇。但在一些情况下，核心预算办公室或机构从政治策略的考虑出发可能并不希望部门违背立法部门的愿望，将预算提高到行政部门规定的水平之上。每种情况必须被单独加以考虑。此外主管部门不应当同意向客户的压力让步。主管部门应当对的有的人负责；因此，向某一客户让步意味着偏袒。它也承认施加压力可能取得成功。与此相反，主管部门精心组织语言，表示他们希望听取民众的建议，并且会依照有价值的建议行事；主管部门的确接受好的建议，但只根据建议的内在价值决策。由于这项禁忌，压力没有什么影响，不会被公开接受。听证会结束后，预算分析人员仔细地复核他们的记录并重新考虑提案和其他材料。来自行政首脑的指导也被加以考虑。通常审查者会通过书面或电话形式询问一些附加问题。接下来部门预算办公室着手准备其最终的分析和建议。主管部门的首脑就预算作最后指示。指示的内容取决于行政首脑的管理模式。有的人将整个责任交与预算办公室，其他人仔细地审查申请。通常，行政管理面临的时间压力不允许其对申请作长时间的、详细的审查。一套指示信息通常包括：1.机构申请概要；2.预算办公室的建议；3.行政首脑上一年度有关预算意见的概要；4.预算办公室的附加建议；5.初步预算（州和地方政府必须平衡）；6.政策问题概要。[!--empirenews.page--]

二、焦作市实施的部门预算听证 河南省焦作市财政局根据市政府提出的“公开透明理财、科学民主决策、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资金效益”的总体要求，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列为工作重点之一。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2004年3月23日下午召开了首次部门预算听证会，市水利局、卫生局、司法局和焦作大学四家即将提交市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部门预算举行了局内听证和社会听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以提高预算编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1.会议组织情况。会前焦作市财政局专门就举行听证会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研究，由于时间较为仓促，与规范的听证会程序相比，本次预算听证会未能提前30天向社会公众告知听证会的内容、时间、地点和程序，没有聘请相关专家，没有接受社会公众的参加申请。参会人中仅限于财政局副科级以上干部、预算单位代表，各会计站站长和财政局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单位、社区中聘请的10位社会财政监督员，因此办能称为准意义上的预算听证会，是一次益尝试 2.预算听证情况。听证会按照业务科室介绍、听众提问的程序进行，采取了投影仪显示的现场互动形式，台听众对四个部门的每一笔支出安排情况都一目了然，对有疑问的地方随时提问，农业科、社保科、行政政法科、教科文科的四位科长现场给予解答，对一些涉及四个部门具体业务的项目支出安排，由预算单位代表给予具体的补充说明。由于现场观众提问十分踊跃，并且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听证会一直持续了四个多小时。3.听证会取得的成效。通过财政预算社会听证，让纳税人和老百姓知道了政府财政的钱是怎样花的，准备为老百姓办哪些事情，增强了政府理财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让纳税人有了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体现了政府为民理财、科学民主、公开透明、权力制衡、主 动接受监督的亲民为民形象。但由于此项工作刚刚开始，各方面阻力也比较大。加上目前预算管理体制的先天性欠缺，财政局内部也仅仅是各个支出科室与预算科的相互讨价还价，导致预算编制的透明度不高，定额、标准等技术性问题也不尽完善，暴露出部门预算编制存在一些亟待规范的地方，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预算内外资金安排标准不统一，综合预算落实不到位。财政预算内资金基本上都能安排到项目，相对较为规范。但预算外收入安排一粗二宽，缺乏成本核算和定额标准，宽打窄用的问题比较突出。如焦作大学预算外收入3300多万元基本没有落实到项目，结防所200多万元预算外收入成本支出失真等，资金安排的科学性无法考察，反映出财政对预算外郊外的管理相对落后。二是预算安排的依据有待规范。主要是财政资金的供给范围不清导致一些项目安排不能叫人信服，如医院的定额补助和贷款贴息问题是个热点，许多听众提出财政对医院补助不能适应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建议能否将补助与项目结合起来，按照医院所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安排相应支出实行零基预算，不搞一刀切，同时也体现出财政支出与群众受益间的对应关系。三是预算编制的一些基础性工作仍有待加强。如基本支出预算不管是人员经费还是公用经费都有定额，但项目预算缺乏合理的定价机制，且经费与专项资金界限不清，实际工作中单位有虚报项目支出用作公用经费的对策，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不高与此有很大关系。四是财政内部各个业务科室在编制预算时存在水平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表现在预算编制质量差别较大，同类支出在不同单位间执行不同标准，如会议费支出、车辆燃修费、临时工工资等。五是预算编制缺乏绩效评价前提，预算单位在项目申报时追求预算最大化目标，往往是宽打窄用，最终表现为年终结余，但这并没有与单位申报下年度预算结合起来，结果是预算编制与预算执行结果相脱节，最终导致财政资金的浪费。[!--empirenews.page--]

三、重庆市财政局的预算追加实施听证 预算追加听证是指在年度部门预算执行中，有关部门或部门提出追加支出申请后，经财政部门联系处室初审并提出听证提议，由听证评议小组对预算追加项目进行审议、确定的过程。过去，单位或部门提出申请后，主要由联系该单位的处室审核意见，并按程序审批。这种方式在操作上缺乏公开和透明，决策上缺乏公开和透明，决策上缺乏民主和科学，容易产生分配上的不平衡。市财政局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可行性论证的基础上，2003年上半年，制定了《重庆市财政局预算追架听证会暂行制度》，用于规范追加预算指标的审议和确定程序，建立了从听证准备（单位申请、处室初审、建档入库、提请审议、列入议程）到听证审议（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听证确立（呈报局长办公会）和指标公示、追加预算等一整套程序。即：市级预算单位提出预算追加的申请后，由市财政局联系该单位的处室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听证提议，然后召开听证会，由局主要领导主持，办公室、条法处、监督处、监察室等不管资金或不联系预算单位的处室人员组成评议小组，听取处室汇报项目情况、资金需求和申请理由，由听证评议小组集体研究决定是否给予追加，然后报局长办公会审定。预算追加听证制度从2003年7月25日正式启动，第一次听证会议对市检察院申请办案经费等四个项目进行了听证。2003年11月27日，第二次预算追加听证会议对市级机关综合楼办公家具购置等四个项目进行了听证。两次听证会均取得成功。一起追加预算项目因实施理由不充分、条件不成熟未获通过，其他项目预算单位共申请追加预算5230万元，听证后确定为3900万元，核减25.4%.同时，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对原申请使用方向、结构等进行了调整。

（一）、听证程序 具体分为听证准备（处室初审、建档入库、提请审议、列入议程、召开会议），听证会议（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听证确立（呈报局长办公会），指标公示，追加预算等程序。

1、听证准备包括：（1）。处室初审。由支出处室审核有关市级部门的追加预算申请，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确定项目是否确立。（2）。建档入库。按照局专项资金管理有关办法，对已确立的项目进行梳理、排序后，输入局专项项目库。（3）。提请审议。由相关支出处室整理项目内容，并向评议组办公室提出审议请求。（4）。列入议程。评议组办公室根据处室提交项目数量及项目轻重缓急，拟定会议议程，报局领导审定。（5）。召开会议。按照局领导的批示，由评议组办公室确定会议时间，通知相关部门。

2、听证会议。包括听取意见、研究讨论、初步确定等程序。（1）。听取意见 由会议主持人宣读听取议程、介绍参会人员、告知责任义务、宣布会议开始。提议者提供项目资料、陈述项目内容、发表初步意见。（原则上控制在20分钟内完成）。评议组成员询问项目事由、可行依据及经费需求。（2）。研究讨论。评议组成员阐述个人观点、进行会议讨论。（3）。初步确定。由会议主持人宣布提议者退场、综合各位意见、进行评议表决，宣读会议结果。[!--empirenews.page--]

3、听取确立。由评议组办公室整理会议内容，形成会议纪要，呈报局长办公会审定。如需动支预备费，要拟文报市领导审批。

4、指标公示和追加预算等程序。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同意确立的项目预算指标，要通过局网络和会议纪要等多种方式予以公示。同时通知项目单位，办理预算指标下达相关手续。

（二）、复议程序 具体分为提出复审申请、申述复议理由、研究复议内容、回复复议处室。采取会议集中研究或分别征求意见等方式进行。听证结果公示过程中，听证提议者如有异议，应在公示后3个工作日前向评议组办公室提出复议申请，由听证秘书听取复议理由申述，整理申述内容，向局领导及评议组成员处室通报有关情况或召开复议会商会议，形成复审决定，并及时将复审决定通知复议申请人。1.听证过程中，提议者有过激行为致使听证无法进行的，听证主持人有权宣布听证中止；

2、听证全部活动，应当由听证秘书整理形成听证笔录，经听证主持人审阅，并由听证主持人、听证评议组成员和听证秘书签名后，呈报局长办公会审议。

3、听证结束后，听证秘书应当依据听证情况及笔录，写出听证纪要，连同听证笔录报局长办公会审议。听证纪要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听证的时间、地点、议题、主持人、秘书和其他参加人；提议项目内容及其可行性、初步意见、经费额度，以及评议主要分歧和听证主持人的意见和建议。

4、听证会议内容、听证笔录、听证纪要在未经局长办公会研究及公示前均为机密资料，所有涉及人员要严格保密，不得泄露。

5、听证主持人、评议组人员、听证秘书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行使其权利，如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将取消其作为相应资格，并按有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任。

四、预算听证的意义作用和需要改进的意见 举行预算听证将对提高预算管理水平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政府财政接受社会监督，实践执政为民和政治民主也将产生重大推动。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把听证制度引入预算管理中是财政管理制度的创新，也是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强化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加强财政管理、规范财政资金分配的有效途径。作为财政支出改革的一种形式，预算追加听证制度首先规范的是财政自身的行为，有利于促进财政部门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促进财政支出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2、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提高财政资金分配公开、透明的主要形式。预算追加听证制度的建立，使财政资金分配在“阳光”下进行作业，对于杜绝“人情”预算、“个人”预算，防止资金分配中的暗箱操作和不正之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3、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实行预算追加听证，旨在通过规范的审核制度，严格的审核程序，从可行性、有效性等多方面加强对预算追加项目的审核，切实保证财政资金分配科学合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是财政部门科学理财、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的具体体现。实行预算追加听证制度，引入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免了一家之言，合理地确定预算额度，是财政部门实践“三个代表”，对纳税人、对广大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精神的具体体现。[!--empirenews.page--] 从两个地方开始的预算听证的情况看，我国的预算听证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是内部和少数部门的听证活动，内容和范围较少，公开性不够，因此作用甚微，但毕竟迈开了步子。为了进一步做好预算听证工作，需要完善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是完善预算法。在修订预算法时增加关于预算听证的内容。根据法律，再制定《财政部门预算听证实施办法》，推动预算听证制度的全面实施。应当逐步将预算听征的内容和范围扩大到整个预算。二是扩大预算听证的公开形式，逐步将预算听证由内容听证、部门听证扩大到报纸、电台、电视等公开媒体的听证。三是建立专门的预算听证机构，可以由财政机关预算、法规和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参考资料」

1、《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04年第11期黄春平《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听证》

2、《法制日报》2004年4月1日

3、《美国公共预算》托马斯D林奇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第二篇：论《行政许可听证》听证主持人制度

论《行政许可法》的听证主持人制度

丁雪华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江阴 214405

摘要：行政听证制度作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基本要素—听证主持人制度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为我国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提出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行政许可听证 听证主持人 完善

听证主持人是指负责听证活动的组织工作的调节和控制，使听证活动按法定程序合法完成，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员。听证能否顺利进行、程序是否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3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该条款明确规定行政许可听证主持人和行政许可审查决定人相分离，遵循了职能分离原则，体现了自然公正的程序规则。

听证主持人回避是控制其公正性的重要措施。回避在理论上分为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两种。有因回避又称附理由的回避，是指存在法定理由的情况下，听证主持人才回避；无因回避又称强制回避或不附理由的回避，是指无须任何理由，即可要求听证主持人回避。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48条第3款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可见，我国的行政许可听证只规定了有因回避一种情形。

一、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

《行政许可法》的有关条文规定了听证主持人制度中的职能分离原则、回避原则等内容，但对听证主持人的法律地位、任职资格、职权等方面却未作出规定。有部分规章和地方法规在《行政许可法》的基础上，对任职资格、职权等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有一定的突破，但诸多规定仍存在着很大差异和冲突。目前，听证主持人制度存在着以下方面的问题：

1．人数不统一

关于听证主持人的人数，《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明确，各规章和地方法规也呈现出多种规定：有的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明确规定由1名听证主持人组织听证，如《海关行政许可听证办法》第28条规定：“海关行政许可听证实施部门应当指定1名听证主持人负责组织听证活动。„„”；有的为了突出听证活动的准司法性，要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听证主持人的人数，如《湖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第7条规定：“听证主持人由1或者2至3人担任。由2人或者3人担任的，应当确定1人为首席听证主持人。”；但更多的是与《行政许可法》一样，没有明确的规定。2．任职资格

听证会是否有序进行以及是否有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听证主持人的能力素质。鉴于听证主持人地位的重要性，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的立法惯例都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了明确规定，如在美国要想成为行政法官，一般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律师资格且有一定行政工作经验；二是通过文官事务委员会的考试。而我国《行政许可法》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大多数规章和地方法规与《行政许可法》一样没有相关的规定，只有少部分规章和地方法规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出了规定：有的只是概括性的规定，如《湖南省实施行政许可听证规定》第7条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当具备必要的行政管理和法律专业知识。”；有的虽然对听证主持人应当符合的条件作出具体的列举，但实际上由于条文比较抽象而缺乏具体的管理规定，如《吉林省行政许可听证实施办法》第8条规定：“听证主持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属于听证组织机关工作人员；

（二）熟悉听证规定，具有一定组织能力，能够胜任听证主持人工作；

（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3．听证主持人缺乏独立性

学者们普遍认为，听证主持人在法律地位上应具有相对性，如其不能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势必难以客观公正地评判是非，整个听证将徒具公正的面纱而实为骗人的闹剧。

《行政许可法》及11部地方法规规定听证主持人由“行政机关指定”，9部部门规章规定了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但对主持人的任用程序皆未提及。实际操作中，听证代表及外界媒体对于听证组织机关如何选任听证主持人是一概不知，行政机关指定听证主持人一事就成了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宜。而且，规定“由非本案的调查人员担任”实质上指定的始终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担任主持人一[1]职，如“西上六电磁辐射听证会”的主持人是北京环保局法规处处长，而“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听证会”的主持人则是国家环保总局环评司司长，无论是利害关系人还是行政许可听证事项的申请人均对听证主持人的身份产生了不信任甚至抵触情绪。设想一位来自同一行政主体的法制机制，甚至是同属该行政主体内部同一职能（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工作人员担任听证会主持人，他们无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与审查行政许可申请人处于同一行政机关，不能避免单方面接触，而且与组织听证的行政机关是行政隶属关系，福利待遇受行政机关控制，职务升降由行政机关决定，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这些都难免使广大公众对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产生质疑。

要确保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地位，还必须赋予听证主持人明确的职权。依据是否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可以将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分为实体性权力和程序性权力。程序性权力是听证主持人享有的支配和控制听证程序的权力，实体性权力是指对当事人实体性的权利义务作出配置或产生影响的权力。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未具体列举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只有零星的规定，大部分规章和法规都明确了听证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而对实体性权力——建议权及其效力问题则未触及。

4．回避规定不完整

听证主持人的回避制度来源于司法审判，也是避免偏私的需要。我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主持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该规定比较笼统，在实践中常常会面临下列问题：

回避事由模糊。何为“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如何界定？部分规章和法规对回避事由做了列举，但呈多样化，各有特色。

回避程序不完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回避的时间，申请回避提出的方式等一系列程序问题也有待于统一规定，便于具体操作。

回避方式单一。回避的方式有自行回避和申请回避两种，而我国《行政许可法》只规定了申请回避的一种方式。

二、听证主持人制度的完善

1．规范听证主持人的人数

笔者认为，鉴于对公正性与效率的双重考虑，可以采取原则上1人担任听证主持人，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可以指定1-2名听证员协助听证主持人进行工作。听证员的回避事由与听证主持人完全相同。听证员在听证过程中的工作应当由听证主持人安排。

2．确立听证主持人的选任制度

建立一支相对独立、稳定、合格的听证主持人是保证听证有序进行的基础，因此听证主持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条件——任职资格。《行政许可法》未有此类规定，地方法规、规章的规定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鉴于听证主持人这一特殊岗位的要求，有必要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作统一规定，具体可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具体的规定：

（1）学识条件：听证主持人应具备法律方面的素养和一般的行政管理专业知识，应具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学历；

（2）业务条件：听证主持人应具备一定的相关法制工作经验，一般要求从事法制工作达一定的年限；

（3）能力条件：鉴于听证主持人的重要地位，应具备较强的领导和管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综合判断能力，能对整个听证会有全局的把握和控制，对妨碍听证会正常进行的情况进行处理，必要时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从而使听证会高效有序地进行；

（4）品行条件：听证主持人要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并且还应具备认真、仔细、踏实、果断和理性的工作作风。

由于我国的听证制度发展时间比较短，统一设立专职的听证主持人，并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条件尚不成熟，因此，笔者认为，可分两步逐渐实现听证主持人的专职化：

第一步：可借鉴国外经验，改变当前多数机关中没有固定听证主持人，只是在具体案件中由行政机关临时指派非本案调查人员的其他工作人员主持听证的做法。具体操作是：在行政许可机关内部设专门机构，独立负责组织行政许可听证的主持工作，其地位和行使行政调查权的机构或人员平等，独立行使各自职权，互不隶属。由于我国大多数行政机关内部设有法制机构，机构内有专门人员负责本机关法制事务及其他事项，为了造成不必要的机构臃肿，可由法制机构来负责组织本机关行政许可听证的主持工作，通过采用资格化考试来录用符合以上四个条件的合格人员担任主持人。录用考试可参照公务员招录考试模式，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试和面试内容应针对上述四个方面来设计。而且，对于主持人的成员还要进行定期培训，不断提高这支队伍的素质。具体一场许可听证会的主持人不再由行政许可机关指定，而是由法制机构根据一定的程序进行随机抽取，将抽取过程和结果记录在案，并及时公告，若主持人符合回避条件，可再随机抽取。当然，应明确规定最多可抽取的次数，若无特殊情况，一般规定最多可抽取2次，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提高效率。

第二步：建立专职的听证主持人。各地区成立统一的听证主持人员管理机构，由听证机构对听证主持人直接管理，采用听证主持人资格全国统考制度和听证主持人的资格取得制度，听证机构对其任免、工资、晋级等管理都要相对独立于行政管辖和行政级别，听证主持人对听证机构直接负责，服从听证机构直接负责人的领导，并接受其监督。

3．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职权

赋予听证主持人明确的职权，是其相对独立地位的表现，也是其能否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

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各国的行政程序法都作了相似的规定，我国可参照国外规定并结合本国国情对听证主持人的程序性权力作出具体的规定，包括：决定听证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核实听证参加人的身份及其权限；主持听证，维持听证秩序；就听证事项询问听证参加人；听取听证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接收并审核有关证据，要求听证参加人提供或补充证据；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或终止等程序事项；法律、法规和规章赋予的其他职权。

对于听证主持人的实体性权力，各国的规定却存在着很大差异。一种是以德国为代表，听证主持人无决定权和建议权，只有主持听证的程序性权力，在听证笔录上签名，并对听证记录的真实性负责。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68、69条规定，听证主持人负责对听证秩序的维持，并在听证记录上签名，听证主持人没有建议权，行政机关作决定要综合全面反映行政程序的结果。一种是听证主持人有建议权，以日本为代表。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3项规定：“主持人于听证终结后，应尽速作成报告书，载明当事人等对不利益处分原因之事实所为之主张，有无理由之意见。并连同第1项之笔录，向行政机关提出。”第26条规定：“行政机关为不利益处分之决定时，应充分参酌记载于第24条第1项笔录内容及同条第3项报告书中主持人之意见。”可见，日本听证主持人有建议权且具有参考的效力。而最典型的是美国，它规定听证主持人有决定权或建议性决定权，并且依据正式程序裁决事项的不同性质，赋予听证主持人不同的权力。

各国对此问题的规定存在迥然不同，不难发现，凡是具有较强独立性地位的主持人，法律一般允许其作出行政决定，反之，行政决定由所属的行政机关作出。[2]因此，笔者认为，决定权应属于行政机关首长，这是由行政权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应赋予听证主持人决定建议权，因为主持人参与了听证的全过程，听取了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的所有质证及所有证人证言和相关证据，赋予其决定建议权，既可减少行政首长的工作量，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保障行政许可决定的科学性与公正性。鉴于我国目前听证主持人独立性不足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对于听证主持人是否有建议权及其效力问题也可分两步走：

第一步：由于未实行专职主持人制度，听证主持人的素质能力、独立性等方面均受到一定的约束，建议赋予听证主持人建议权，但该建议只是行政许可机关作出的一个参考，没有法律效力。

第二步：实行专职主持人制度后，可赋予听证主持人的建议权，并且有法律约束力。若行政机关不予采纳，必须说明理由，当事人认为理由不充分的可以据此提起诉讼。

4．明确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

禁止单方面接触不仅是法律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问题。[3]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是从具体程序上保障听证主持人独立性的法律制度。单方面接触是指一方当事人在他方不在场的情况下，和听证主持人或对案件有裁决权的人单方面讨论争论中的案件。单方面接触会极大地损害对方当事人的权益，破坏正当程序裁决的基本原则，这样作出的裁决将被法院撤消。

禁止单方面接触是保障听证主持人公正听证而作出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由于听证主持人和许可调查人员同在一个行政机关，难免有单独的接触，从而不可避免产生偏私，不利于听证的公正进行，所以我国非常有必要确立听证主持人的禁止单方面接触制度。明确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单方面接触制度，可以借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并参照我国《法官法》中禁止单方面接触的做法，明确规定“禁止单方面接触的期间从听证通知书发出之时起至听证决定做出前；禁止单方面接触的范围包括调查人员、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明确规定违反该制度的法律后果。

5．完善回避制度

当出现与听证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存在个人偏见时，听证主持人应回避。回避制度和职能分离制度一样，都是来源于自然公正原则。职能分离制度是解决主持人偏私问题的基础性的和宏观、抽象的制度；回避制度则是在职能分离基础上，进一步避免在具体案件中出现偏私主持人的微观、具体的措施。[4]这里的利害关系主要指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还包括感情利益和精神利益，这种利害关系不限于听证主持人本身的切身利益，还包括其配偶或者直系血亲的利益。借鉴各国关于听证主持人的回避规则，我国听证主持人的回避制度可规定如下：

主持人回避的事由：（1）是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人员或其亲属；（2）是行政许可的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或其亲属；（3）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员；(4)与该行政许可事项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听证的人员。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回避的时间：从法律权利的角度看，只要在听证程序结束前，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发现听证主持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都有权提出回避的要求。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回避的方式：规章和地方法规中，有的规定申请回避应采用书面形式，有的则规定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采用口头或书面形式申请回避。笔者认为，为避免实践中做法的不统一，法律应明确规定申请回避的方式为书面形式。理由有二：一是要规范申请回避的行为；二是书面申请也是与听证案件有关的一项书面凭证。

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决定主体，应是选任者。若选任者驳回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并记录在案。

另外，还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除了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主持人回避外，主持人也可以自行要求回避。

参考文献：

[1] 杨海坤、刘泽林：《关于行政听证制度的讨论》，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2期。

[2] 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3] [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页。[4] 丁保河：《论我国的听证主持人制度》，载《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者简介

姓名：丁雪华

出生日期：1976.11 工作单位：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学位：法学硕士

职称：讲师

研究方向：行政法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管理系（214400）

丁雪华 手机：*** 邮址：sirui0703@126.com

第三篇：听证制度

*******城乡规划管理局

听证会制度

为了迅速有效地处理已批准的建设工程引起的群众集体上访问题，促进社会稳定，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本制度。

一、召开听证会工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已经县规划管理部门批准；

（二）建设单位尚未开工建设或已按规划要求施工未发现违法行为；

（三）周围居民对已审批工程的合法性有可能产生异议引起集体上访或已经引起集体上访，虽经信访部门解释集体上访有升级趋势的。

二、确定听证会的程序

（一）对已批准建设尚未开工符合上述条件的工程由局办公室提出召开听证会建议，报主管局长批准后由局办公室会同业务股室落实有关事宜。

（二）来访接待部门对已有群众来访符合上述条件的工程认真核实后，填写集体上访问题处理意见单（或领导包案问题通知单），提出召开听证会的意见。

（三）将填好的处理单呈报主管领导批示，由办公室转包案领导签署意见后交承办业务股室落实。

（四）业务股室具体经办人与建设单位联系并落实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事宜。

三、听证会参加人员范围

（一）与该工程相关建筑居住的居民群众或群众代表；

（二）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信访局、派出所；

（三）局业务股室工程项目审批经办人、监察大队、局信访接待室。

四、听证会的召开

（一）按事先定好的时间，局信访接待室召集并组织我局参加听证会人员准时到会；

（二）听证会由信访接待室与工程所在地信访办主持；

（三）局工程审批股室就工程审批的依据和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报告和解答。

五、听证会后的延伸工作责任

（一）听证会后局信访接待室负责向上访群众出具正式书面处理意见书；

（二）负责整理听证会议召开情况，通报县相关部门；

（三）负责整理有关材料归档备查。

第四篇：听证制度比较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与国外听证制度比较

一、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比较

• 美国

• 1946年美国正式制定并颁布《联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使之成为行政决策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听证制度的典范。

• 美国队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规定涉及两种情形：

•（1）行政机关裁决具体事项；

•（2）行政机关制定法规。

日本

• 为了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日本广泛实行了听证制度，从国会委员会审查案到行政机关制定命令，行政听证制度均适用。日本行政机关做出的处分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影响程度较高时，应当使用听证制度。

• 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可由行政机关认为需要时使用，“属下列情形之一时，必须采取听证程序：

•（1）拟作出直接剥夺相对人的资格或地位的不利处分时；

•（2）拟作出撤销许可证等不利处分时；

•（3）相对人是法人时，拟作出命令解任董事，解任从业人员，或者命令除名其会员的不利处分时；

•（4）行政厅认为适当时，也可以实施听证。——这是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可以在法定范围之外举行听证。

德国

• 在听证范围上，德国既具有一般规定，又对具体事项做出了细致的规定，也就是说，德国在听证制度适用范围上受到了限制，不像美国和日本那么广泛。

• 1976年《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其听证范围使用行为标准，也就是说，在作出对参与人的权利产生影响的行政决定之前，就应当给他提供陈述对为自己辩驳的机会。两德统一之后，德国于1992年制定并通过了新的《行政程序法》。

• 德国的听证分为两种：适用于一般程序的听证；适用于正式程序的听证。其中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8条分别对这两种听证做了明确规定，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免除听证的例外情形。

二、听证主持人比较

• 美国

• 在美国，除非另有法律规定由其他人主持听证外，正常情况下都由行政法院来主持听证，即美国的听证主持人采用行政法官制。

• 行政法官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 第一，地位的相对独立性；

• 第二，在主持听证时，行政法官需遵循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

• 第三，在主持听证时，行政法官需遵循职能分离的原则；

• 第四，行政法官公正地主持听证。

日本

• 在日本，基本上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 • • •

• 德国

• 《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职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当会做出与利害关系人有不利影响的处分时，若听证主持人认为必要，则可以要求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

（2）当听证主持人认为必要时，拥有允许当事人或参加人与助理人共同参加听证会的权利；

（3）当听证主持人根据听证结果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时，可以制定新的听证日期，或者在当事人不出席听证的情况下终结听证以及制作记载，听证审理经过的听证调查书或制作记载关于当事人及参加人的主张是否合理的报告书；

（4）同时还规定了不能主持听证的人员类别。

德国的听证主持人一般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者指定人员担任，且听证主持人并没有被赋予决定的权力，只享有组织听证的权力。听证程序的结果仅作为决策的参考，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于官署。

• 由于行政机关是程序的主人，而听证主持人仅是代表行政机关主持听证，故听证主持人的选任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68条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职权为：

•（1）决定是否允许其他相关人员参与听证（在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2）制作听证笔录；

•（3）对听证秩序负责。

三、听证代表比较

• 美国

• 由于美国利益表达的多元化以及听证制度比较宽松，其听证代表的范围正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 1962年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一个判决中明确提出：只要不影响行政决定的顺利进行，任何利害关系人都拥有要求参加听证的权力。也就是说，从直接利害关系人到间接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成为听证代表。

日本

• 日本的听证代表所代表的利益相当广泛，不仅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人，而且对专家学者非常重视。

德国

• 德国的听证代表范围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直接的利益相关人，还包括权力或利益受到间接影响的相关人。

第五篇：听证制度

由来：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听证会模拟司法审判，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在中国，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已经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进行了听证。

听证会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有必要明确它的含义。听证会有几层意思：第一，立法听证是由谁来听？示范稿规定是由立法机关的主体来听证，不是工作人员来听证。

第二，听证会听什么？既包括对与立法有关的客观事实的描述和反映，又包括听证陈述人从自身出发提出的包含个人价值取向的主观意见；

第三，听证会与其他听取意见的方式，如座谈会、论证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公开性，听证陈述人是从报名的公众中产生的，而不是由会议的举办者在小范围内邀请的，会议的举行也是公开的，允许公众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

第四，强调听证会的作用，听证会中获取的信息和公众意见，应当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对听证会中公众反映强烈的、重要的意见，法案没有采纳的应当作出说明。

听证是掌握权力的决策者听取公众意见的一种方式，也是公众参与立法和公共决策的一种途径。然而，这样一套有利于科学与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却几乎陷入可有可无的境地。

从早期的圆明园湖底防渗膜事件、厦门PX项目和六里屯垃圾反焚烧事件，再到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环境事件，如果在项目建设前期，真正做到听取民意，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事态恶化，使项目去留决策过程更科学、更民主。

启动听证程序谁说了算？

目前召开的各类听证会，鲜有公民个人提议召开的。在重大环境决策中，公众因为不知道自己拥有可以提起听证的权力，往往在项目上马后才提出反对意见，丧失了参与决策的主动权。

我们越来越不会开会了？

听证会上，跑题、超时、攻击、被打断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公众在参加对某个项目的听证会时，还会把所有对社会的不满都讲出来，偏离了听证的目标。

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

利害关系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充分表达意见，听证陈述人无法最大限度地代表不同的民意，政府部门有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之嫌。

听证制度之所以出现如此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严谨的程序制约和制度性保障。“只有按照预设的程序，经过充分的表达后，立法或决策才能被认为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谁有资格出席听证会？

在近年来召开的听证会上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听证代表并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代表数量并没有根据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严格限定，无法最大限度地反映不同声音。

“如果听证会的场地和时间允许，应当尽量满足利害关系人出席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会的要求，而不应不区分实际情况就死板地规定听证会最多有几人出席，超过几人申请时就应该推举代表。必须在尽量满足利害关系人的出席请求、更充分地听取多方意见的听证宗旨的指导下，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确定听证会座席数量。”

公众的意见能被采纳多少？

作为听证会参加人，公众很想知道，大家提出的意见都是怎么被处理的？方案的确定是不是采纳了听证会意见？如果不是，为什么？

在听证会结束后，公众该如何监督政府的决策过程呢？很多国家采取的方式是将公众的评议或评议的摘要、解释，公布在登记通报中。李楯在其《关于制定听证规则，以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立法决策的建议》中提出，听证会结束后，听证会举办者应制作如实、全面反映听

证会情况及尚须搞清问题的听证会报告书，面向社会公布；听证会允许公众旁听和传媒报道；听证会的全程记录、听证会报告书、书面证言、证据及其他材料，及与听证相关的工程规划、环境评估等资料，全部存档，并允许公众查阅、复制。同时，听证机关还对公民采纳和不采纳的理由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就是相当于将听证会放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环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利益寻租、贪污腐败行为。”

信息公开是基础，找好定位是关键。程序正义第一位

听证会是法治社会的一种游戏规则，中国目前还缺少充分发挥听证制度的基础和土壤。法治社会由法制和国民的法律意识所构成。法制是由立法、司法整个系统所建造起来的一种法律制度，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立法是做得比较好的，与美国相比都不逊色。美国的宪法才不到5000字，而中国的宪法远不止这个字数；我国法律基本上没有大的空白，美国有的法，中国基本上都有。但是，较之于法治传统悠久的国家，我们的法制特点是偏重于实体法

被动应付不可取，事先告知有必要。

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践

北京《法制建设》2007年第2期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李富莹

听证，通常是指决策机构在做出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时，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必要的规范性程序设计。近年来，随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广泛应用，社会关注度较高，质疑其公正性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本文拟结合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尝试从法律制度层面提出完善听证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听证制度的由来

听证制度源于西方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其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自然法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即：非经听取意见，不得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它要求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无论法官判案还是行政裁决，只要对当事人作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西方的听证制度最初仅适用于司法领域，后来由于其在维护民主、践行法治、保障人权等方面的独特作用，逐渐被运用到行政程序和立法程序中，成为约束国家机关活动的普遍性程序规则。1946年美国公布的《联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这部法典对后来其他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听证同样出现在美国，二战后开始在亚太地区及其他一些殖民地地区逐渐流行开来。

二、听证制度引入我国的发展进程

（一）制度层面

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最早将听证制度引入我国的是199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第42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之后，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法将价格听证引入我国。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200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立法法将立法听证引入我国。立法法第34条和第58条都规定，立法过程中的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又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许可领域。

（二）政策层面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广泛建立听证制度：“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2004年、200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听证制度，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要求：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

三、听证制度的目的与功能

关于听证制度的目的与功能，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可以使社会中相关利益群体或者个人在决策过程中能有机会平等地表达意见，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让最终的决策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二是，可以让普通公众通过听证形式有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关系其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改变决策仅由官员单方面主导的局面，实现政府与公众的直接沟通、互动和信任，实现公众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三是，通过听证形式增加那些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不会因公开影响社会秩序的决策的透明度，改变暗箱操作，为公众有效参与和监督决策提供前提条件。四是，通过听证形式在决策过程中听取包括有关团体、专家学者等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与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意见，尽最大可能实现决策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把决策变成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过程。五是，通过完善的听证程序规范，保证有关决策严格依据有关法律和程序进行，避免决策由少数人或者少数部门主观臆断或者任意作为，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和规范化程度。

简单地说，听证制度的核心目的与功能在于，在一个严格设定的法律秩序框架中，听取并充分考虑与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利益诉求，从而使决策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支持，进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四、听证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考察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应当说，听证在不同程度地实现前述目的与功能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公共决策领域，在其他领域社会反响似乎没有那么强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涉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往往是个别人或者是比较有限的社会群体，除此以外的其他人一般不太关注，社会反应和报道自然就少一些；立法听证的事项虽然涉及面较广，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普通民众往往也不太关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公众对立法以外的公共决策关注度非常高，尤其是价格听证，因为价格问题关系每一名社会成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其任何变动都会牵动公众的神经，而且价格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都能从各自的角度谈出其不同的看法、认识和感受。

从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公共决策领域的听证实践看，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哪些公共决策事项在决策作出前，应当采取听证方式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除价格法外，现行法律法规对适用听证的公共决策事项范围没有明确、具体和硬性的规定，已有政策文件的规定在措词上往往比较抽象、原则和笼统，比如，在实际工作中，哪些属于“重大事项”，哪些属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似乎没有固定和一致的理解和说法，这在客观上造成社会公众认识上的部分偏差，认为公共决策是否听证完全为决策者所左右和操纵。

第二，由于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则，实践中，听证程序五花八门，不规范。这主要表

现为：

1、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主要由听证组织者确定，即所谓的“官定”模式，常被批评为更多地体现着官方的自主性；

2、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受到质疑，有些代表甚至被批评为是“决策者的代言人”；

3、听证过程中，听证代表特别是弱势一方的知情权、质证权、辩论权等参与权，没能获得应有的保证。

第三，听证与最终的公共决策之间的相关性缺乏制度保障。这主要表现为：

1、听证后形成的听证报告未对听证中反映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作出负责任的、积极的回应，或者给予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2、听证后作出的决策与听证中反映的意见形成“两张皮”的现象，听证会更像一种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场所。因此，社会公众暴露出对听证的一种“审美疲劳”，有的听证甚至被认为基本上是“做秀”、“走过场”，听证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受到极大质疑。

五、几点建议

近年，公共决策领域听证实践中反映出的诸多问题已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据了解，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要求一直在抓紧起草有关规范听证制度的政策文件，2007年有望出台。在该文件正式出台前，建议地方的听证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尝试：

一是为更好地发挥公众在确定听证决策事项上的主动性、主导性，可以参照市政府向社会征集为市民应当办哪些实事的做法，就地方权限范围内哪些具体公共决策事项在决策前应当举行听证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在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将那些事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事项，影响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事项，以及各方利益群体意见分歧比较大的事项确定为听证决策的议题。

二是在听证代表的选取上，应当确保将受政策调整影响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相关利益群体获得足够、充分的代表名额，在此基础上，在各利益群体内部，尽可能采用相对客观、不易被人为因素控制的随机抽样方法具体确定各方的听证代表。

三是在举行听证前，应当要求提出政策建议的一方充分披露信息，避免其利用强势地位垄断信息而导致利益受影响方在听证的起点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听证进行中，应当保证各方听证代表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对利益受影响一方的听证代表应当给予特别的关照。

四是凡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决策事项的听证，应当邀请媒体公开、全程进行现场报道，让公众了解听证的具体情况和会上的主要意见，既便于社会监督，也有利于赢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应当允许公众自由旁听。

五是听证后形成的听证记录要全面、准确和客观，并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免费查阅。

六是听证后作出的决策应当向社会公布，并附有详细的决策报告。决策报告应当对听证中反映的各种意见作出积极回应，对意见采纳情况作出解释和说明，特别是对不同意见要给予认真、审慎的考虑，避免“选择性听取”，应当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向社会表明，听证上反映的所有意见都得到了决策者的认真对待，即使有些诉求并没有在决策中全部得到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