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透析听证制度
透析听证制度
听证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各法治国家程序法的一项共同的、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制度。听证制度所要求的是通过公开、公正、合理的程序形式将国家机关的决定建立在合法适当的基础上,避免国家机关的决定给相对人带来不利或不公正的影响,从而实现公平、公正这一崇高的价值日标。然而,目前我国对听证制度的研究正是处于起步阶段,相关规定尚待完善,所以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完善我国的听证制度己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历史使命。本文中笔者试从听证制度的历史发展、听证制度的类型、当事人在听证中应享有的权利的角度来分析和探讨我国的听证制度。
一、听证制度的历史发展
听证制度发源于英国,早在1724年,英国法庭就曾在判决书中写道:“上帝从伊甸园驱逐亚当时,同时也给予他辩白之机会。” 而这种“给予他辩白之机会” 既是听证的原意,同时也是听证的最低要求。当然那时的听证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听证。现代意义的听证最早源于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这个法律的制定,在行政法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改变了传统行政法上以行政效率优先的行政原则,取而代之,确立了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权力的行使予以控制的行政法原则,使听证制度成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宗旨在行政程序法上的最集中的表现。同时,也成了行政程序法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后来,很多国家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都规定了听证制度(如1958年西班牙、1976年德国、1993年日本)。这些国家在进行行政裁决过程中,当可能会影响当事人的权利时,行政机关必须通知当事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会,使他们有机会陈述意见,反驳对自己不利的指控和证据。
二、听证制度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听证的类型进行不同的划分。根据听证中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的不同,分为正式的听证和非正式的听证。正式的听证是指当事人具有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所有权利的听证;非正式的听证是指当事人不具有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所有权利的听证。根据听证在国家职能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将听证分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和行政听证。立法听证是指立法机关用于收集信息,作为制定法律参考的听证;司法听证是正当法律程序的一种,是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依据司法程序所展开的听证,其规定严格,内容复杂,强调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行政听证是指行政机关进行调查的听证,在大多数情况下目的在于收集信息,其贵在效率,不能完全模仿司法听证。根据适用时间的不同行政机关的听证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事前听证、事后听证和结合听证。行政机关的决定立即使当事人陷入危难的情况时,必须举行事前听证,或虽然不使当事人立即陷入危难状态,然而可能给当事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时也必须举行事前的听证;关于金钱利益的决定,除数额较大的采取事前听证外,其余都采用事后听证。因为金钱利益事后补偿,对当事人不会产生任何损害,而事后听证可以方便行政机关迅速做出决定;行政机关有时对于某些决定,事前进行非正式听证,决定后当事人不服,进行正式听证,或者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时,先进行非正式的听证,不服非正式听证时再进行正式听证。
三、当事人在听证中应享有的权利
截至目前,世界各国对国家机关功能的定位存在“工具论”和“平衡论”两种不同的理论。总的来看“平衡论”既考虑到了国家机关的有效运转,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所以,逐渐为执政者所接受,成为治理国家的有效的理论。为了制约国家机关的权力,防止其被滥用和救济由其造成的不利后果,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授予当事人相应的权利尤为必要。具体到听证程序中,概括起来,当事人应当享有下列权利:
1、申请由无偏见的官员作为主持人的权利:
2、得到通知的权利,通知中必须适当地说明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问题;
3、提出证据(包括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证据形式)和进行辩护的权利:
4、通过互相质问及其他正当手段驳斥不利证据的权利;
5、聘请律师陪同出席的权利:
6、要求只能根据听证卷中所记载的证据作出裁决的权利;
7、取得全部案卷副本的权利。
四、对我国听证制度的探讨
综上,听证是一种集中听取意见的制度,可以区分为司法听证和立法听证、行政听证等形式。司法听证如刑事、民事审判等已为人所共知,立法听证、行政听证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舶来于西方的制度。1982年制定的宪法以及此后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的发展,为听证制度的移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听取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是原则的、笼统的,在―定条件下可以也应该表现为具体的法定形式,听证就是被国外的实践证明了的有益、有效的法定形式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是中国移植国外听证制度的首次尝试,也是中国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重要突破。在该法中,“听证”一词在中国法律中首次出现并成为与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并列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它不仅界定了听证程序的定义,而且还明确了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听证的告知通知制度、公开听证制度、主持人及其回避制度、对抗辩论制度和听证笔录制度等。
如果说《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是在行政领域关于行政处罚、价格、立法听证方面的尝试,那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的“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重大行政决策在决策过程中要进行合法性论证。”,则为全面推行听证制度提供指针。《黑龙江省规范行政执法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行政执法层级监督可以通过调阅审查有关案卷、文件或者资料,向行政执法单位和行政执法人员考核了解有关情况,向社会各界和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调查,就有关重点问题组织调查、收集证据、制作笔录等形式开展调查,为以“听证”形式开展行政执法层级监督提供了依据。
虽然听证制度已在中国建立,但目前还只限于少数几个法律,适用范围很窄,程序也很不规范具体;在操作的层面看,行政听证制度确立后,各地和各政府部门对听证制度的实行做了许多努力,但在众多受到处罚有权要求听证的案件中真正举行听证的却寥寥无几。这表明听证制度还没有真正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上述存在的问题看,要完善中国的听证制度,应重点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提高国家机关依程序执法的意识,树立程序法治观念
立法听证和司法听证比较复杂,可以先以行政听证为突破口。行政关系是一种倾斜的、不平等的关系。行政权力有易扩张性和侵犯性,如不加以制约和控制,就极易产生对相对人权益的损害和侵犯。而避免发生行政违法和侵权的方法之一就是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的程序义务,而相对人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利,从而保持行政关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平衡,促使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达到公开、公正和民主、高效。所以,自20世纪以来行政法治已从注重行政行为的结果发展到不仅注重行为结果而且强调行政程序,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了一股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潮流,听证制度也就是在此情况下获得重视与发展的。
由于中国长期的集权体制和受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影响,程序一直被谈视。在立法中,往往实体规定多,程序规定少或根本没有;在执法中,往往只追求行政权的实现,而忽视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程序的合法性;在思想观念上,往往认为程序繁琐、麻烦,影响效率,甚至多余,不能理解程序对实现实体正义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意义。所以,听证制度在中国的完善,首要任务是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程序,了解程序的意义和作用。
第二,逐步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国外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范围较广,一般不加太多限制;二是主要适用于对相对人不利的处理;三是在有些国家,听证不仅是用于具体处理行为,而且还广泛适用于制定法规等抽象行为。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听证程序主要还只限于行政处罚,而且还不是全部的处罚。当一种程序和制度还尚未被立法所广泛采用时,其影响力和效力肯定是有限的,所以当前我国应尽快扩大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尽量在对相对人实施不利处理时适用该程序,今后再逐渐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领域。
第三,要尽快完善听证制度的程序规定
《行政处罚法》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大突破是对行政处罚的程序(其中包括听证程序)作了较为详细具体的规定。但对于一项鲜为人知的全新制度而言,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仍是简单而粗疏的,无法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因此,听证制度的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程序上的完善,它要求对听证中的主体,听证的当事人和参加人,听证的原则、步骤、方式和具体程序作出详尽的规定,使听证制度达到规范化、法制化,具有操作性,便于执行。
第四,提高行政执法水平,保证行政听证制度的实施和实现听证程序法制化无论是对行政机关还是对行政执法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行政执法人员摈弃优越感和专横的作风,增强民主和法治意识,树立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而要达到这一要求,除加强对行政执行人员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其执法水平外,还必须从制度建设的层面上加以保障,强化行政执法责任制度,对于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该听证不举行听证,或不认真实施听证的人员和行为,依照法律的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第二篇:听证制度
*******城乡规划管理局
听证会制度
为了迅速有效地处理已批准的建设工程引起的群众集体上访问题,促进社会稳定,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本制度。
一、召开听证会工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已经县规划管理部门批准;
(二)建设单位尚未开工建设或已按规划要求施工未发现违法行为;
(三)周围居民对已审批工程的合法性有可能产生异议引起集体上访或已经引起集体上访,虽经信访部门解释集体上访有升级趋势的。
二、确定听证会的程序
(一)对已批准建设尚未开工符合上述条件的工程由局办公室提出召开听证会建议,报主管局长批准后由局办公室会同业务股室落实有关事宜。
(二)来访接待部门对已有群众来访符合上述条件的工程认真核实后,填写集体上访问题处理意见单(或领导包案问题通知单),提出召开听证会的意见。
(三)将填好的处理单呈报主管领导批示,由办公室转包案领导签署意见后交承办业务股室落实。
(四)业务股室具体经办人与建设单位联系并落实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事宜。
三、听证会参加人员范围
(一)与该工程相关建筑居住的居民群众或群众代表;
(二)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信访局、派出所;
(三)局业务股室工程项目审批经办人、监察大队、局信访接待室。
四、听证会的召开
(一)按事先定好的时间,局信访接待室召集并组织我局参加听证会人员准时到会;
(二)听证会由信访接待室与工程所在地信访办主持;
(三)局工程审批股室就工程审批的依据和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报告和解答。
五、听证会后的延伸工作责任
(一)听证会后局信访接待室负责向上访群众出具正式书面处理意见书;
(二)负责整理听证会议召开情况,通报县相关部门;
(三)负责整理有关材料归档备查。
第三篇:听证制度比较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与国外听证制度比较
一、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比较
• 美国
• 1946年美国正式制定并颁布《联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使之成为行政决策程序的一个重要环节,由此成为世界各国建立听证制度的典范。
• 美国队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规定涉及两种情形:
•(1)行政机关裁决具体事项;
•(2)行政机关制定法规。
日本
• 为了提高行政决策的质量,日本广泛实行了听证制度,从国会委员会审查案到行政机关制定命令,行政听证制度均适用。日本行政机关做出的处分对当事人产生的不利影响程度较高时,应当使用听证制度。
• 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可由行政机关认为需要时使用,“属下列情形之一时,必须采取听证程序:
•(1)拟作出直接剥夺相对人的资格或地位的不利处分时;
•(2)拟作出撤销许可证等不利处分时;
•(3)相对人是法人时,拟作出命令解任董事,解任从业人员,或者命令除名其会员的不利处分时;
•(4)行政厅认为适当时,也可以实施听证。——这是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可以在法定范围之外举行听证。
德国
• 在听证范围上,德国既具有一般规定,又对具体事项做出了细致的规定,也就是说,德国在听证制度适用范围上受到了限制,不像美国和日本那么广泛。
• 1976年《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规定,其听证范围使用行为标准,也就是说,在作出对参与人的权利产生影响的行政决定之前,就应当给他提供陈述对为自己辩驳的机会。两德统一之后,德国于1992年制定并通过了新的《行政程序法》。
• 德国的听证分为两种:适用于一般程序的听证;适用于正式程序的听证。其中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8条分别对这两种听证做了明确规定,同时还规定了一些免除听证的例外情形。
二、听证主持人比较
• 美国
• 在美国,除非另有法律规定由其他人主持听证外,正常情况下都由行政法院来主持听证,即美国的听证主持人采用行政法官制。
• 行政法官主要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 第一,地位的相对独立性;
• 第二,在主持听证时,行政法官需遵循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
• 第三,在主持听证时,行政法官需遵循职能分离的原则;
• 第四,行政法官公正地主持听证。
日本
• 在日本,基本上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 • • •
• 德国
• 《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职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当会做出与利害关系人有不利影响的处分时,若听证主持人认为必要,则可以要求利害关系人参加听证;
(2)当听证主持人认为必要时,拥有允许当事人或参加人与助理人共同参加听证会的权利;
(3)当听证主持人根据听证结果认为有必要继续进行听证时,可以制定新的听证日期,或者在当事人不出席听证的情况下终结听证以及制作记载,听证审理经过的听证调查书或制作记载关于当事人及参加人的主张是否合理的报告书;
(4)同时还规定了不能主持听证的人员类别。
德国的听证主持人一般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者指定人员担任,且听证主持人并没有被赋予决定的权力,只享有组织听证的权力。听证程序的结果仅作为决策的参考,最终的决定权还在于官署。
• 由于行政机关是程序的主人,而听证主持人仅是代表行政机关主持听证,故听证主持人的选任是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 德国《行政程序法》第68条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职权为:
•(1)决定是否允许其他相关人员参与听证(在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
•(2)制作听证笔录;
•(3)对听证秩序负责。
三、听证代表比较
• 美国
• 由于美国利益表达的多元化以及听证制度比较宽松,其听证代表的范围正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 1962年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一个判决中明确提出:只要不影响行政决定的顺利进行,任何利害关系人都拥有要求参加听证的权力。也就是说,从直接利害关系人到间接利害关系人都可以成为听证代表。
日本
• 日本的听证代表所代表的利益相当广泛,不仅包括所有的利益相关人,而且对专家学者非常重视。
德国
• 德国的听证代表范围相对而言也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直接的利益相关人,还包括权力或利益受到间接影响的相关人。
第四篇:听证制度
由来: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听证会模拟司法审判,由意见相反的双方互相辩论,其结果通常对最后的处理有拘束力。在中国,除了行政程序中有听证制度外,立法中也有听证制度,已经有多个地方的人大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进行了听证。
听证会是一个新生事物,因此有必要明确它的含义。听证会有几层意思:第一,立法听证是由谁来听?示范稿规定是由立法机关的主体来听证,不是工作人员来听证。
第二,听证会听什么?既包括对与立法有关的客观事实的描述和反映,又包括听证陈述人从自身出发提出的包含个人价值取向的主观意见;
第三,听证会与其他听取意见的方式,如座谈会、论证会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公开性,听证陈述人是从报名的公众中产生的,而不是由会议的举办者在小范围内邀请的,会议的举行也是公开的,允许公众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
第四,强调听证会的作用,听证会中获取的信息和公众意见,应当作为立法的重要依据。对听证会中公众反映强烈的、重要的意见,法案没有采纳的应当作出说明。
听证是掌握权力的决策者听取公众意见的一种方式,也是公众参与立法和公共决策的一种途径。然而,这样一套有利于科学与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在实际操作中却几乎陷入可有可无的境地。
从早期的圆明园湖底防渗膜事件、厦门PX项目和六里屯垃圾反焚烧事件,再到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环境事件,如果在项目建设前期,真正做到听取民意,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事态恶化,使项目去留决策过程更科学、更民主。
启动听证程序谁说了算?
目前召开的各类听证会,鲜有公民个人提议召开的。在重大环境决策中,公众因为不知道自己拥有可以提起听证的权力,往往在项目上马后才提出反对意见,丧失了参与决策的主动权。
我们越来越不会开会了?
听证会上,跑题、超时、攻击、被打断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公众在参加对某个项目的听证会时,还会把所有对社会的不满都讲出来,偏离了听证的目标。
程序公正才是真正的公正?
利害关系人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充分表达意见,听证陈述人无法最大限度地代表不同的民意,政府部门有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之嫌。
听证制度之所以出现如此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严谨的程序制约和制度性保障。“只有按照预设的程序,经过充分的表达后,立法或决策才能被认为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
谁有资格出席听证会?
在近年来召开的听证会上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听证代表并不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代表数量并没有根据不同的利益群体进行严格限定,无法最大限度地反映不同声音。
“如果听证会的场地和时间允许,应当尽量满足利害关系人出席环境行政许可听证会的要求,而不应不区分实际情况就死板地规定听证会最多有几人出席,超过几人申请时就应该推举代表。必须在尽量满足利害关系人的出席请求、更充分地听取多方意见的听证宗旨的指导下,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确定听证会座席数量。”
公众的意见能被采纳多少?
作为听证会参加人,公众很想知道,大家提出的意见都是怎么被处理的?方案的确定是不是采纳了听证会意见?如果不是,为什么?
在听证会结束后,公众该如何监督政府的决策过程呢?很多国家采取的方式是将公众的评议或评议的摘要、解释,公布在登记通报中。李楯在其《关于制定听证规则,以制度保障公众参与立法决策的建议》中提出,听证会结束后,听证会举办者应制作如实、全面反映听
证会情况及尚须搞清问题的听证会报告书,面向社会公布;听证会允许公众旁听和传媒报道;听证会的全程记录、听证会报告书、书面证言、证据及其他材料,及与听证相关的工程规划、环境评估等资料,全部存档,并允许公众查阅、复制。同时,听证机关还对公民采纳和不采纳的理由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就是相当于将听证会放在一个开放透明的环境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出现利益寻租、贪污腐败行为。”
信息公开是基础,找好定位是关键。程序正义第一位
听证会是法治社会的一种游戏规则,中国目前还缺少充分发挥听证制度的基础和土壤。法治社会由法制和国民的法律意识所构成。法制是由立法、司法整个系统所建造起来的一种法律制度,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立法是做得比较好的,与美国相比都不逊色。美国的宪法才不到5000字,而中国的宪法远不止这个字数;我国法律基本上没有大的空白,美国有的法,中国基本上都有。但是,较之于法治传统悠久的国家,我们的法制特点是偏重于实体法
被动应付不可取,事先告知有必要。
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践
北京《法制建设》2007年第2期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李富莹
听证,通常是指决策机构在做出直接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时,听取利害关系人、社会各方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意见,以实现良好治理的一种必要的规范性程序设计。近年来,随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广泛应用,社会关注度较高,质疑其公正性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本文拟结合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尝试从法律制度层面提出完善听证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听证制度的由来
听证制度源于西方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其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自然法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即:非经听取意见,不得作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它要求任何权力必须公正行使,无论法官判案还是行政裁决,只要对当事人作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看,西方的听证制度最初仅适用于司法领域,后来由于其在维护民主、践行法治、保障人权等方面的独特作用,逐渐被运用到行政程序和立法程序中,成为约束国家机关活动的普遍性程序规则。1946年美国公布的《联邦行政程序法》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行政听证程序,这部法典对后来其他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立法听证同样出现在美国,二战后开始在亚太地区及其他一些殖民地地区逐渐流行开来。
二、听证制度引入我国的发展进程
(一)制度层面
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最早将听证制度引入我国的是1996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第42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
之后,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价格法将价格听证引入我国。价格法第23条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
2000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立法法将立法听证引入我国。立法法第34条和第58条都规定,立法过程中的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又将听证制度引入行政许可领域。
(二)政策层面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广泛建立听证制度:“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防止决策的随意性。”
2004年、2005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强调,要建立健全社会听证制度,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要求:社会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决策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布,或者通过举行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意见。
三、听证制度的目的与功能
关于听证制度的目的与功能,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可以使社会中相关利益群体或者个人在决策过程中能有机会平等地表达意见,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而让最终的决策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二是,可以让普通公众通过听证形式有机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到关系其切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改变决策仅由官员单方面主导的局面,实现政府与公众的直接沟通、互动和信任,实现公众对社会事务管理的参与。三是,通过听证形式增加那些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不会因公开影响社会秩序的决策的透明度,改变暗箱操作,为公众有效参与和监督决策提供前提条件。四是,通过听证形式在决策过程中听取包括有关团体、专家学者等各方面意见,特别是与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意见,尽最大可能实现决策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把决策变成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过程。五是,通过完善的听证程序规范,保证有关决策严格依据有关法律和程序进行,避免决策由少数人或者少数部门主观臆断或者任意作为,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和规范化程度。
简单地说,听证制度的核心目的与功能在于,在一个严格设定的法律秩序框架中,听取并充分考虑与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各种利益诉求,从而使决策获得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支持,进而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四、听证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考察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实践,应当说,听证在不同程度地实现前述目的与功能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公共决策领域,在其他领域社会反响似乎没有那么强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涉及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往往是个别人或者是比较有限的社会群体,除此以外的其他人一般不太关注,社会反应和报道自然就少一些;立法听证的事项虽然涉及面较广,但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普通民众往往也不太关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公众对立法以外的公共决策关注度非常高,尤其是价格听证,因为价格问题关系每一名社会成员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其任何变动都会牵动公众的神经,而且价格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都能从各自的角度谈出其不同的看法、认识和感受。
从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公共决策领域的听证实践看,反映出的主要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哪些公共决策事项在决策作出前,应当采取听证方式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带有一定的随意性。除价格法外,现行法律法规对适用听证的公共决策事项范围没有明确、具体和硬性的规定,已有政策文件的规定在措词上往往比较抽象、原则和笼统,比如,在实际工作中,哪些属于“重大事项”,哪些属于“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似乎没有固定和一致的理解和说法,这在客观上造成社会公众认识上的部分偏差,认为公共决策是否听证完全为决策者所左右和操纵。
第二,由于缺乏统一的程序规则,实践中,听证程序五花八门,不规范。这主要表
现为:
1、听证代表的产生方式主要由听证组织者确定,即所谓的“官定”模式,常被批评为更多地体现着官方的自主性;
2、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受到质疑,有些代表甚至被批评为是“决策者的代言人”;
3、听证过程中,听证代表特别是弱势一方的知情权、质证权、辩论权等参与权,没能获得应有的保证。
第三,听证与最终的公共决策之间的相关性缺乏制度保障。这主要表现为:
1、听证后形成的听证报告未对听证中反映的意见特别是反对意见作出负责任的、积极的回应,或者给予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2、听证后作出的决策与听证中反映的意见形成“两张皮”的现象,听证会更像一种公众发泄不满情绪的合法场所。因此,社会公众暴露出对听证的一种“审美疲劳”,有的听证甚至被认为基本上是“做秀”、“走过场”,听证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受到极大质疑。
五、几点建议
近年,公共决策领域听证实践中反映出的诸多问题已引起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据了解,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按照国务院领导的指示要求一直在抓紧起草有关规范听证制度的政策文件,2007年有望出台。在该文件正式出台前,建议地方的听证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尝试:
一是为更好地发挥公众在确定听证决策事项上的主动性、主导性,可以参照市政府向社会征集为市民应当办哪些实事的做法,就地方权限范围内哪些具体公共决策事项在决策前应当举行听证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在征集意见的基础上,将那些事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的事项,影响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民生事项,以及各方利益群体意见分歧比较大的事项确定为听证决策的议题。
二是在听证代表的选取上,应当确保将受政策调整影响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相关利益群体获得足够、充分的代表名额,在此基础上,在各利益群体内部,尽可能采用相对客观、不易被人为因素控制的随机抽样方法具体确定各方的听证代表。
三是在举行听证前,应当要求提出政策建议的一方充分披露信息,避免其利用强势地位垄断信息而导致利益受影响方在听证的起点上就处于不利地位;听证进行中,应当保证各方听证代表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对利益受影响一方的听证代表应当给予特别的关照。
四是凡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的决策事项的听证,应当邀请媒体公开、全程进行现场报道,让公众了解听证的具体情况和会上的主要意见,既便于社会监督,也有利于赢得公众的信任。同时,应当允许公众自由旁听。
五是听证后形成的听证记录要全面、准确和客观,并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免费查阅。
六是听证后作出的决策应当向社会公布,并附有详细的决策报告。决策报告应当对听证中反映的各种意见作出积极回应,对意见采纳情况作出解释和说明,特别是对不同意见要给予认真、审慎的考虑,避免“选择性听取”,应当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向社会表明,听证上反映的所有意见都得到了决策者的认真对待,即使有些诉求并没有在决策中全部得到满足。
第五篇:听证制度
学易解析09年公考申论热点系列:听证制度
一、听证制度的类型
立法听证(包括国家法律和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听证)、行政决策听证(包括行政法规、规章、规划和其他抽象行政行为、政策的听证)、具体行政行为听证(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等行政处理决定的听证)。
二、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缺陷
1.具体行政行为听证的适用范围过窄,抽象行政行为的听证范围不全面;
2.听证主持人员的资格规定不明,素质不高,相对独立的地位没有确立;
3.听证代表筛选程序空白,参与人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对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保护不足;
5.行政听证程序中举证责任不明确,听证笔录的效力未作规定,听证程序与行政决定权力的抗衡机制无法保障;
6.法律对听证主持人是否应当写出听证报告以及听证报告的效力未作规定,致使听证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7.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行政听证配套制度存在条块矛盾;
8.听证会结果不公开,缺乏有效监督。
三、原因分析
1.重实体、轻程序的落后法制观念;
2.程序对权利的保障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
3.非法而却有效的途径选择使得合法的法律救济途径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4.公民的法律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薄弱的法制现状。
四、对策
1.建立公正、公开的听证代表筛选程序;
2.做好听证程序化和规范化工作;
3.公开听证结果。
五、听证制度的意义
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行政程序的重要的支柱性制度,对于保障公民参与国家管理,保障国家管理的民主性、科学性、合法性和合理性,保护公民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有着极为重要和不可为其他制度所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