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红乡绅论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1)要完成这一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有必要从历史的回顾和现状的分析中,认清我国农村新旧乡绅的历史作用、功过是非以及今天红乡绅的地位和实力,依靠先进文化力量推动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一、传统乡绅与民国新乡绅的历史功过
中国历史上的乡绅,由于具有官僚、地主、商人特质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性格,以及生员享有相当于九品官的免役特权,在地方行政中有一定的权限,曾经是与国家政权相辅相成,稳定与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在文化上传播儒教和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培育实施君主政治的官僚或隐士的沃土;在政治上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迎合以及对其过大压力的反弹,成为乡意代言人,改朝换代时或起兵勤王或反王保境,或加速或延缓新政权建立的民间武装力量的首领;在经济上则是进行土地兼并、高利贷、垄断市场,结交官府,追求私利,以及各种地方公益活动等的农村社会的上流阶层,并分化成“升官敛财型”和“经世济民型”的两种类型。前者因包纳钱粮、恃顽抗纳、包充职役、欺压农民的恶劣行为,享有“劣衿”、“刁劣之徒”、“土豪劣绅”的恶称。后者则以“官督绅办”的“乡董制”机构,在县府指导下,经办水利、养救院、普济堂、育婴堂、义仓,以官民共营形式出资兴建和管理乡集(清初曾是可以免税的“义集”)等,在明清时代控制了社会福祉事业,享有“百姓之望”、“民之师表”,“齐民之表率”、“百姓之观瞻”、“庶民之坊表”的美称。
为揭示中国国情和把握中国变化进程,日本学者半个世纪前就根据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阶级理论和社会史理论,从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及赋役制度、社会控制、地域社会等不同角度,考察了中国绅士的社会性格、社会特质、绅权的社会构造、绅士的角色功能等,最后把绅士界定为统治阶级或中间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了以研究土地、赋役问题为核心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以研究权力结构问题为核心的“乡绅统治论”两种意见。他们认为: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后四种人为乡绅。在经济上,绅士一般是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在政治上,与满洲贵族、汉族大商业家构成统治阶级,垄断国家政权;在文化上,则处于独占地位,是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承者。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由绅士组织领导的团练、乡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又显现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2)
中国学者则认为,近代中国乡绅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始终处在封建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其政治地位主要显现为:一,扮演朝廷、官府政令在乡村社会贯通并领头执行的角色。
二、充当乡村社会的政治首领或政治代言人。三,通过出租土地控制农民经济利益,通过领头集资修建水渠、道路,把持乡村经济生产要素,通过捐款救灾,稳定当地民心。四,作为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捍卫儒学,以此影响着周围人的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五,出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等。(3)
直至国民党统治的民国时期,旧乡绅退出历史舞台后,农村仍广泛存在着一个依附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群体,并在国民党政权与乡村宗族社会之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有学者认为,新乡绅不是简单的国家代言人,而是社会的文化体现者和传播者。杜赞奇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对此有过深刻的理论剖析。其“权力”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文化”则是指这些组织和个人、群体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诸如信仰、爱憎、亲仇等。网络主要包括宗族、市场和水利管理等方面的组织(如庙会、水会、商会等),以及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庇护和被庇护、传教士和信徒的关系等)。(4)正是新乡绅掌握的这一权力的文化网络,构成了上世纪初主导中国乡村社会及其政治、经济的风向标和活动范围。
然而,民国政权的转换虽改变了国家政权模式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却没有改变政治文化,这使得新乡绅的行为价值观念,对新国家的理解、对权力的运用方式、对乡民的管理观念,以及对乡村文化建设与资本运作的理解等都还是旧的,难以担当时代改革家的重任。根据布迪厄关于资本体系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理论,经济资本是直接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是一种信息资源,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与社会组织,象征资本则是一种一般性的资本,具有再生产性。致力于发“社会转型财”的新乡绅,于是合法利用象征资本积累他们自己的资源,但却偏离了正途。民国时期的阳村宗族和乡绅运用“象征资本再生产”的结果,之所以证实了民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新乡绅误解和曲解了
新的“国家”、“宗族”、“革命”等概念,使新文化、新制度、新国家在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中遭到“意义”生产的失败的结果。(5)这也说明民国时期掌握了新文化解释权的新乡绅,在权力文化网络里,力图运用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来决定国家命运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文化的两面性,那就是:“当政府权力直接施诸人民身上,绅士是保持中间姿态的;当政府权力施诸绅士身上,绅士是抗衡政府的;当他们自己将权力施诸或代政府将权力施诸人民时,绅士和人民是对立的;一旦民权强大时,他们是和政府皇权一致的”(6),这也是以往新乡绅利用权力文化网络进行象征再生产时,无法建立新制度来取代旧制度,无法建立新文化网络以取代旧文化网络的关键。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学者们有的强调近代乡绅是国家与乡村民间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有的认为乡绅应该与城绅相对应,乡绅就是乡居的士绅;有的指出,传统士绅的主体就是从国家获得特殊身份的地方知识精英,他们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可以说,在北伐战争以前,实际上是土豪劣绅及传统士绅这些旧乡绅控制了乡村社会。直至19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旧乡绅被打倒,依附于国民党政权的新乡绅才逐渐取代旧乡绅而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早在1929年,中共文献就指出与旧豪绅相区别的新豪绅,其实也就是以接受新式教育为特征的新乡绅,其主体正是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掌权者演化而来。(7)
新乡绅的兴起,与国民党强化基层政权,建立区乡镇政权机构,强化联保等准权力机构,造成国家权力在乡村基层社会的扩张有密切关系。与20世纪20-30年代乡村革命所打倒的,不具官僚身份,属于一种为官府所依靠的民间豪强势力的土豪劣绅不同,新乡绅担当了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县区乡镇长、联保主任等,大都接受过中等或高等的新式教育。在行为特征上,土豪劣绅行为往往不受国家权力约束,甚至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新乡绅则代表着国民党政权力量向乡村宗族社会扩张,与国民党政权保持着政治意识形态的一致,形成了民族为纲而家族为目的新理念。在宗族观念上,新乡绅保持了某种儒家的政治态度,但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相号召,强调国家与宗族的连贯,甚至设计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适应近代发展的潮流。如制订新家法,组织农业合作社,制订合作社章程,提倡新族学,担任新族学校董并使之成为新乡绅民间身份的主要标志等。这表明了在国民政府意识形态影响下,新乡绅作为乡村宗族社会改良的政治力量,以国家统一意识形态连贯国家政权与乡村宗族,以保持社会的大一统局面,实现国家对乡村宗族的有效控制的积极一面。(8)
比较而言,旧乡绅具有国家赋予的身份特权,新乡绅却多是基层政权的实际掌权者,与国家基层政权关系的亲密度远高于旧乡绅,基本上控制了乡村;旧乡绅是伦理道德的化身与代表,多有赡济宗族的行为,新乡绅则多热衷于钻营官场与敛积更多的个人财富,其乡村宗族的道义性权威低于旧乡绅。但因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新乡绅也多有着儒家家族情怀,并与国民党官方越来越浓厚的儒家色彩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痛诋新文化及其冲击下的社会变迁,主张以儒家文化重构国家家族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统制乡村宗族的内在道义权威。(9)
二、当代农村红乡绅的构成与重要作用
回顾历史,可见乡绅是古代以至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重要阶层。他们的权力、资本和社会地位,不仅仅是古代皇权默许甚至授予的,或近代国家基层政权授予的,同时也是他们对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文化的认同,在上层政权不容易支配到的乡村社会里,负起率民为善的教化责任,补充了地方行政的不足,从乡村的宗族、家族、民众那里打下较广泛民众基础的结果。探讨新旧乡绅的特点,研究近代国家政权力量与乡村宗族、文化传统与文化建设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解析乡绅现象,解决目前的三农困境。
观察当今,农村是否存在着既近似于又有别于以往乡绅阶层的新兴乡绅——“红乡绅”?这只要深入了解农村现状就可以清楚。“绅士”的本意原是指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的人。(10)如果我们综合考察新旧乡绅的历史功过,承认其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乡里的历史贡献,重视其主导乡间舆论与阐释国家政策的桥梁作用和正负后果,不受历史上对“乡绅”定义的贬义或褒义影响,只是把“乡绅”作为一种拥有经济资本、政治影响、文化水平、社会资源的优势,在当今农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具有基层的政治权力,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以及具有乡村的国家主流文化的解释权,需要予以关注、培育和引导的重要阶层的代名词,那么,红乡绅阶层的存在与作用,就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社会主义农村的红乡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组成。
一、乡镇党政部门与村委会里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干部,及其亲属;有功勋荣誉、海外关系、上层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的乡村退休官员、复退军人、知名人士、乡镇村民及其家属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人物;受过专业训练立志回乡发展,有文化资本、独到眼光和较高技能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乡村首先富裕起来的有经济资本的乡镇民营企业家,外出经商、创业、务工致富的返乡农民等。其共同的特征是,有中等或高等文化程度和较丰富的社会经验;有较高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有一定的基层组织的权力或支配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有代表民意肯定或批评地方决策的乡间舆论话语权;有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较为一致的官方或准官方的立场。
由此可见,红乡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其所起的乡村发展的中坚作用已不容忽视。目前,我党的历史任务随时代的发展,人民的需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以往依靠无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贫困农民,奋起推翻旧政权,分配土地,解放生产力,变成了今天依靠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有益人民的中坚阶层,改革优化新政权,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以实现中华民族振兴,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伟大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培育好主导农村的新兴力量——红乡绅阶层。这首先需要发挥他们文化程度较高,社会经验较丰富,接受新事物能力较强和文化视野较宽广的优势,借助现代大众传媒的强势手段,引导他们学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国情和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理解和认同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将以人为本,科学执政的科学发展观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其次要发挥他们掌握了乡间话语权的优势,消除其内部对党和国家深化改革,改变农村基层腐败现象与落后观念的疑虑,坚定不移地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其三要发挥他们拥有基层组织的权力与左右这些权力的社会影响力、较强的经济实力、较多的致富门道与社会资源的优势,引导并支持他们由发家致富转向共同富裕,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的骨干力量和中坚阶层。
总而言之,只有从“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出发,根据中国国情需要,积极培育凝聚了时代先进文化力量的红乡绅阶层,才能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11),使其带头完成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物质文明的新农村,建设以人为本、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组织健全、政治文明的新农村等重要的时代任务;才能培养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才能完成优化农业生产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农业标准化,健全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动植物病虫害防控体系;才能完成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任务,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才能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才能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包括农村文化教育事业,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清洁能源投入,建立符合国情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开辟增收新途径(12)。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新网,2005-10-19日。
(2)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2004-12-12,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3)沈葵:《近代中国乡绅阶层及其社会地位》,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3日。
(4)(8)(9)林济:《新乡绅与近代宗族》,《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11月号,总第8期,2002年11月30日。
(5)张小军:《象征资本的再生产——从阳村宗族论民国基层社会》,《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6)史靖:《神权的本质》,载《皇权与绅权》,学风出版社1948年版。
(7)《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载《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10)《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07页。
(11)《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新华网2005年10月11日。
(12)温家宝,《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2005年10月8日。
第二篇: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
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8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历史背景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就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时,我国农村社会生产力低,广大农民的温饱还难以保障,发展农业生产主要是解决农民的穿衣吃饭和粮食需求问题,建设新农村就是要维持农村和全社会的安定。正当几亿农民所关心的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生产力获得了空前解放,农村各项事业都获得了飞速进步,农民一直盼望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都成了现实。这个时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两个文明一齐抓。这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适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提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又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其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五中全会所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
一是基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从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举步维艰、农民收入增长困难重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任务艰巨,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如果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根治、不解决,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就很难赢得主动、就容易出现波折。
二是基于我国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2.6万亿元,这对于建设新农村非常有利,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支持力度。否则,尽快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会落空。
三是基于巩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不仅是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而且是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挑战和参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继续通过改革找出路、通过创新促发展,积极建立起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又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体制机制,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四是基于缓解农村发展的资源、市场、体制三大制约,缩小日渐拉大的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一个基本事实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工业化、城镇化速度加快,土地、资金等要素大量向城市集中,耕地在过去7年中减少了1亿亩,人均下降到1.2亩,相当于世界平均值的1/3,而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多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57∶1扩大到3.23∶1;农村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已经向国民经济发出了强烈的预警信号。因此,中央审时度势的提出,要下决心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相互统一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与城市不同,应与农村建设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配套、功能齐全、环境优美、生态良好、文明进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坚持以发展为重、发展为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加快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农村社会由温饱到小康,由局部小康到全面小康的跨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村“三个文明”建设的可靠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要求,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既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形势下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改变我国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途径,是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综合性措施。
四、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十五”发展期间以来,我区在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取得显著成效。主要表现在:
(一)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农民收入逐步提高
近年来,中央和自治区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稳步增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4年,我区农业增加值由达到67.2亿元、粮食总产量达到290.5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320元。
(二)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生活环境不断优化
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区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项目,组织实施了农网改造、林业生态建设、人畜饮水改造、县乡道路建设、农村中小学校舍建设、小康住宅建设等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同时不断加大农田土地的改造力度,使一些中低产田得以改良,农村基础条件进一步改善,农业发展有了后劲,可持续发展有了保证。
(三)科技教育加快发展,农民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区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和科技的投入,中小学校舍建设、远程教育网络建设、电化教育设施投入成为各地农村投资的重点。与此同时,各地不断加大对农民科技培训,培养农村科技能人。广大农民积极学用新型科技,农用新科技在农村得到广泛普及。
(四)民主法制不断健全,文化生活进一步改善
在国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大环境下,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干部群众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普遍增强,以宪法为核心,农业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重点的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广泛普及;依法治村活动广泛开展,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工作格局逐步形成;普遍实行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农村基层民主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新的提高。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更加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文化、服务、娱乐等方面的支出不断增加。移动电话、计算机开始进入农户家庭,扩大了农户接受外界信息的能力和渠道,农村居民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虽然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可喜成绩,大多数乡村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变化,但是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和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还有下列因素制约着我区农村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
(一)人多地少,农民增收后劲不足
我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区,农民收入近80来自农业。近年来,虽然各地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推广力度,但农村土地有限,加之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因此仅靠现有土地和种养方式很难实现农民收入的突破。与此同时,我区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经济效益普遍偏低,对农民增收的支撑能力弱,农民从事二、三产业收入较少,农民增收后劲不足。
(二)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投入严重不足
近年来,尽管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大力推进,我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业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提高,但总体来看,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虽然我区一再加大农业基建投资,但农业基建投资占我区基建投资的比重并没有提高,与农业发展的需求已不相适应,严重制约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由于受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瓶颈制约,部分行政村灌溉和生活用水设施严重老化,导致水资源浪费。同时村上不存在进行科技服务活动的场所,没有文化设施,村民一般不进行集体文化生活,也没有生产和生活垃圾、污水等处理设施,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三)农产品粗放生产,加工能力低,产业化经营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
目前我区在农作物种植和畜产品养殖过程中,更多地追求数量的增长,不注重质量的提高,更忽视了品牌效应,盲目效仿和低水平重复时有发生,且多以零散种养为主,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大多停留在初级生产、加工上,精深加工很少,因而农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竞争力较弱。此外,农户与加工或营销企业没有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合同不规范,订单屡约率较低。
(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2000年以来,我区城乡居民收入呈逐步扩大趋势,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0年的2.85:1发展到2004年的3.2:1,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业保护政策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趋扩大,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从而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步发展。
(五)村镇建设杂乱无章,人居环境条件恶劣
我区部分地区乡镇基本没有进行科学的建设规划,农户住宅位置沿袭历史,随处而建,比较凌乱。农户住宅80是普通砖瓦房,20是年久的土坯房,安全系数不高。同时农户基本没有环保意识,随意堆放农作物副产品、肥料等。整个村巷卫生很差,秩序很乱,脏乱差问题十分突出。
(六)劳动力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
当前,绝大多数农民的素质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农民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差距甚远。在思想素质方面,由于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心理,缺乏干大事创大业的开拓进取精神;同时缺乏诚信意识,常常有造假行骗不守诚信行为出现。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2004年我区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0以上,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7年,仅刚达到小学毕业水平。由于农民科技知识低下,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在技能素养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比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在道德素质方面,赡养父母、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有滑坡趋势,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逐步淡化,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有抬头的趋势。农民素质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着和谐社会发展的进程。
第三篇: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广大农村的具体实践,它对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广大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需要我们做到以下几点:
一,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没有8亿农民的知识化,就不可能实现广大农村的现代化。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提高亿万农民的整体素质,既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又是新农村建设的结果。
广大农民群众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角,也是最终受益者。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对广大农民进行培训,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采取各种宣传手段,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教育农民,创建学习型家庭,培育知识型农民,使大部分的适龄农民成为具有较高科学文化素质和较强生产能力的新型农民或产业工人。
新农村建设的宏大计划,正在呼唤亿万新型农民的参与。实践表明,人越是全面发展,创造的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因此,新型农民形成的过程,也必然是伴随着新农村建设而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成果,它将是我国广袤的农村发生深刻变化的不竭动力,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新农村建设将使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整体素质得到一次空前的提高,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二,提高农村的消费能力
我国最大的消费人群在农村,潜藏的最大社会购买力也在农村。如果农村不发展,农业不进步,将直接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如何化不利因素为积极因素,变被动局面为主动局面,让广大的农村更有活力,从而产生旺盛的消费
愿望和需求,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我国未来发展蓝图中,成为新的战略基点,这是需要我们思考并努力解决的重要问题。
要把广大农村潜在的巨大的消费需求变成现实的消费能力,就必须着眼于大力发展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让广大的农村市场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希望在绿色的田野上,当前改革向纵深发展,我们的希望仍在绿色的田野上。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支持力度的财政支付能力。加快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按照“工农商建运服协调发展,山水林田路屯综合治理”的要求,使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一次根本性的改观,从而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样,必将带动农村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产业发展,逐步实现炊事沼气化、热水太阳能化、饮水自来水化、电视有线化、网络宽带化、道路柏油化、出行公交化、垃圾日清化、排污专管化、环境生态化,使农村面貌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这也是农民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而希望的一个更高、更方便、更快捷、更舒适的,和现代城市生活模式没有太大区别的美好远景。新农村建设就为实现这种美好远景提供了历史机遇。
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前提和基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通过农业和非农业的产能提升,增加效益,让农民富起来,让农村漂亮起来,从而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更多资金。这样,新农村建设和富民工程就会形成良性互动,循环发展,相得益彰。
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新农村建设就绝不会是仅仅建几间房,修几条路,通几条渠那样简单的事,而是一项提高农业生产综合能力的系统工程。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对外贸易中,投资和外贸对GDP的增长起的作用相对大一些,而国内需求的作用相对较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大多数人生活居住的广大农村地区,其市场所占份额相对较低,而原因正是农民的收入水平低。因此,只有让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尽快富裕起来,有足够的购买力,中国的市场才能真正打开,扩大内需的方针才能真正落到实处。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打开这个市场的一把钥匙。
为此,我们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协调各方面的因素,形成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强烈氛围,建立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长效机制,以极大的热情,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让农民尽快富起来上下硬功夫,打持久战,这既是新农村建设的战略基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归结点。
三,提高农民素质
新农村之新,当然要有新环境、新房舍、新道路、新设施、新制度、新风貌等,但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新,还是新农民。没有这一新,其它的新就失去了根本。怎样的农民才算新农民?那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只有具备这样的综合素质,才称得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农民。
造就新型农民的关键,是在农村实现高质量九年义务教育的同时,狠抓农民培训。要以提高农民整体素质为目标,切实加强组织领导,逐步增加培训投入,不断改进培训方式;要尊重农民意愿,依据当地实际,调整培训内容,注重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要广辟培训渠道,动员和支持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和有培训能力的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民培训,形成良好的培训氛围;要提倡市场竞争,强化培训机制,加强培训监管,有效提高培训质量;要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和农村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与农民培训紧密结合起来,以不断创新的方式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遵纪守法意识;积极鼓励广大农民刻苦自学。只要调动起广大农民的学习积极性,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新型农民的涌现必将势不可挡。
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收问题。如果农民收入不能持续增长,农民生活得不到大的改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如果城乡差距继续扩大,也必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关键。
农产品开发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途径。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快农业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建设优质农副产品基地,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创建农产品加工品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积极发展品质优良、特色明显、附加值高的优势农产品,通过农产品深加工实现农业资源增值。
我们要始终坚持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采取更加直接、更加有力的措施,把劲用在实处,逐步建立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局面。
四,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要做的工作很多,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注重解决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这就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的实际问题入手,突出抓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要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加快实施“两免一补”步伐,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要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还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搞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任务,需要大量的投入,国家和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把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盘子”中统筹谋划、积极安排。同时要进一步整合支农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城市要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发展,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同时要引导广大农民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自己的家园。
有全党全社会的关心支持,我们坚信,农村公共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一定能够得到明显改观,我国城市和农村一定能够实现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广大农民群众是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农村改革的主体。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农民群众改革和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量,推动农村改革不断深入,促进新农村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第四篇:论社会主义新农村道德建设范文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道德建设
摘要:生态道德建设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诉求,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和培养21世纪新型农民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平等、和谐、公正、适度、统筹兼顾的原则,加强生态道德的宣传与教育,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培养道德情感,建立农村生态道德建设监督机制,规范道德行为,并最终建立生态道德评价机制,巩固道德建设成果。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生态文明;科学发展。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具体标准,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明确了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大任务,并把新农村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起来,提出了保护自然环境,创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党的十七大又将生态文明这一崭新亮点写进党的报告中,文明生态村已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综合创建载体。因此,无论从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农民来说,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态道德建设尤为重要。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1.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诉求。
生态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的产生、繁衍与进化都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历程中逐渐完成的。第二,人类应该尊重和善待自然。劳动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手段,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和善待自然,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进化,注重可持续发展。第三,人类应在尊重客观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马克思认为,随着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以及自然界的恩赐的同时,彼此的矛盾和不协调因素会逐渐显现。人只有遵循客观生态规律,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凭借人类的聪明才智来逐步消除这些矛盾。第四,应坚持制度、科技进步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原则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马克思认为,从表象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与自然出现异化现象,但从本质来看,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异化的反应,要解决这个困扰全人类的难题,唯有解放人类,消除人与社会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核。科学发展观强调人是自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要充分尊重自然、珍爱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人类在追求经济增长,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要充分考虑子孙后代的代际利益,把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人与自然系统的协调发展,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共存共荣,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有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是与马克思自然观一脉相承的,是社会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思想精髓。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伦理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2.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道德意识是衡量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文明的综合体。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也逐步经历了从表象到本质,从感性到理性的回归过程。其中,如何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国家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按照人的需求理论,人类生存首先要解决饮食男女等物质生活的需求,当这些条件满足后,人们必然有更高层的物质和精神追求,例如,环境优美的宜居环境,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喜闻乐见的生态文化,等等。其中,环境质量的优劣不仅会影响居民的物质生活,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生活质量、身心健康以及幸福指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生态道德体系,必将极大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具体来说,生态道德的主要内容包括生态公德意识、生态道德规范和生态美学观念等三个方面。所谓生态公德意识就是要求公民积极树立起保护环境的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生态保护要摆脱狭隘的自我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要着眼于人类整体和子孙后代的利益。生态道德规范即是指建立起从生态道德认识、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行为等三位一体的道德约束、监管与奖惩机制,以规范环境个人行为、环境集体行为、环境职业行为、环境决策行为等。生态美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民的审美欣赏、审美表现和审美创造能力,形成正确的审美视角,感受生态美的愉悦性,从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观,坚持“三同步”(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原则和“三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发展原则,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3.农村可持续发展与新型农民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战略构想,是人类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思维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核心思想强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断优化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最佳组合与可持续发展。在农村,某些地方急功近利,竭泽而渔,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忽略代际效益,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农村生态道德建设,有助于加强农民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唤醒农民的危机意识,树立起生态意识,从而有效制止破坏生态道德的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村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对农民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是加强农民道德建设的内容之一。生态道德教育从塑造理性生态农民的方面来展开,把农民培养成具备生态道德修养的劳动者,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就可持续发展人才。从根本上说,就是造就具有优良的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品质和行为的新型农民,使他们具有保护环境的强烈责任心,热爱自然、与自然为友,具有把开发、利用自然与保护自然相结合的意识,具有为维护生态平衡而献身的精神。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主要原则。
1.平等和谐原则。
生态环境具有自身发展的规律,自然环境的价值并非是无限的,人类作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就要遵循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只有顺应了这种规律,人类在自然环境中才能不断进步。生态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道德的形成,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人关系的协调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都是直接在生态环境中进行的,所以更应尊重和顺应生态环境的内在规律,树立与生态环境平等和谐的观念。这种与生态环境平等和谐的观念,并非是农民对其所处的环境毫无干涉,而是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认识农村生态环境的内在规律,并按照这种规律去生产和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状况,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公正原则。
新农村生态伦理建设中要特别注重实行利益公正,具体而言,生态道德范畴的“利益公正”原则主要涉及人与天地自然间的关系,人与人在共同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过程中权益与义务关系以及基于长远利益考虑的当代与后代的关系。首先是人地公正,即人类和自然应保持一种公正关系,人类要理性地对待自然,合理节制自身欲望,有效利用资源,防止环境污染,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次是代内公正,即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要做到权限明晰、机会均等、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其目的是强调社会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之间要公平享有和保护自然资源,要公平拥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更要求先进富裕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上要承担比落后贫穷地区更多的责任与义务。最后是代际公正,主要是指地球上有限资源在不同代与代之间的合理分配和补偿。
3.适度原则。
适度发展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建设过程中必须坚持的理性原则。第一,适度发展。要彻底扭转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重增长不重结构的粗放式农村经营模式,适度发展传统农村产业,积极发展生态型和环保型农业,将生态环境作为潜在物质财富和潜在生产力保护起来。第二,适度消费。要积极倡导消费文明化、消费生态化和消费适量化。消费品的设计、生产、包装、流通、消费都要环保化,要在全社会树立消费的生态良心;同时要积极调整消费结构,消费方式要有利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决不能搞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浪费资源的高消费。第三,生育节制。从农村生态伦理建设的角度分析,控制人口是重中之重。农村人口的增加会加剧代内矛盾冲突,势必影响代与代之间的利益平等,这就要求树立自觉节制生育的道德观念,控制农村人口总量,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将人类自身的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结合起来,与社会文明进步结合起来,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4.统筹兼顾原则。
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统筹兼顾,多管齐下。要坚持德治和法制相结合,教育和管理相结合的原则。首先,生态道德是发展生态文明的精神依托和道德基础,培养具有生态道德意识的公众,把道德关怀引入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树立起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感,进而培养广大农民的生态道德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保护问题。其次,应加大环保法规的宣传和执行力度,包括加大执法频次和处罚力度,使农民感受到国家和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形成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有利舆论氛围。最后,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公众环境意识,要通过农村素质教育培养农民环境意识、环境知识和环境技能,提高其有效地参与环境保护实践的能力。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道德建设的路径。
1.加强宣传与教育,提高生态道德认知。
生态道德教育能否取得实效,取决于广大农民是否能够受到全面系统的生态知识教育,形成清晰的生态道德认知。首先,我们要积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的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以及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使生态道德观念成为广大农民深层次的道德认识,并使这种道德意识渗入到农村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次,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要将生态道德教育纳入环保长远教育规划,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依靠县农干校、党校、职业培训学校、村委会等农村教育平台,以农村领导干部、中小学学生和农村居民为受众重点,以环保常识、环保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开展不同层次的生态教育。最后,要特别注重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生态道德意识的培养,完善干部考级制度,将环保工作列入考核范围,使他们正确处理环保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改变粗放式的资源开发模式。政府部门要加大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村建设的信息系统建设的支持力度,新闻工作者要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增加对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报道频次,树立典型,推广经验。环保部门要经常性深入基层,开展宣传活动,帮助农民排忧解难,要大力普及环保知识,利用图片、乡土教材、乡村短剧、村头板报、科普报告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知识性与趣味性,在潜移默化中,促使广大农民自觉养成环保理念,树立起良好的生态价值观念。农村生态道德建设必须建立在农民具备环保能力的基础上,因此,有关部门还应加大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生态技术的宣传与培训的力度,如沼气使用技术、合理施肥和施药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珍稀动植物的繁殖和保护技术以及防污、排污、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等。
2.发展生态农业,培养生态道德情感。
生态道德教育不仅要有理念的树立,还要有情感的培养。生态情感的萌生主要根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们在审美过程中会油然而生对自然的敬重和爱惜之情;二是因为自然界是满足人生存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原始基础,对此有深刻认识的人们会对自然产生出一种认同、依恋、感恩和爱护之情。因此,我们要重视从审美需要和生存需要的角度去培育农民的生态情感,培育农民热爱自然、与自然为友的生态情感,唤起人们的生态良知。生态道德教育要融入到农村经济发展中去,发展新产业。当前,重点要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发展生态农业、生态
工业、生态旅游业等产业层面。生态道德教育要与增加农民收入结合起来,给农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利益,才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才能激发农民学习生态知识、运用生态知识的积极性。同时,生态道德教育还要与改变农民生存环境相结合。当前,生态道德教育重点要与改变农村脏、乱、差的生态环境结合起来,鼓励农民参与到新农村的规划中来,建设新人居,使“三清”(清洁田园、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3.强化管理,规范生态道德行为。
强化管理是农村生态伦理建设机制运行的保障。要综合运用法律、新闻舆论、经济奖惩、技术检测、行政处罚等多种手段,加大生态环境的监控力度,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方针,明确责任。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第一,彻底转变资源部门管理体制。目前,我国资源部门担负着资源保护执法监督、生态建设、资源经营和开发等多重角色,政企不分,严重制约了其生态保护的主要职能的发挥,因此,实行资源管理政企分开,明确各自责任,已迫在眉睫。第二,建立并逐步完善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加强对重点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开展生态系统脆弱区和敏感区的监测,建立生态监测和预警网络,提高生态系统监测能力,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优先建立国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状况监控系统,建立重大生态破坏事故应急处理系统。第三,制定有关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土壤污染等方面的法律,制定生态环境质量评价、矿山生态恢复、生态脆弱区评估、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生态旅游管理等法规和标准。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纳入国家法制化管理体系之中,加大对重点区域和流域的重大生态破坏案件的查处力度。第四,建立生态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损失纳入政府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引导社会经济发展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到注重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上来,建立生态保护经济政策体系。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下游对上游、开发区域对保护区域、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受益人群对受损人群以及自然保护区内外的利益补偿,积极探索建立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共享机制。
4.监督反馈,科学设计生态道德评价体系。
设计具有明确的导向性,操作性强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信息反馈系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有力推动和强大约束。评价指标体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提供了途径,反映出绩效。所谓提供了途径,就是明确而具体地告诉人们,寻求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着力抓好的重点和关键,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及其他各项社会事务管理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相互作用及影响。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应立足践行科学发展观,设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环境友好和运行效率五个方面并兼顾其他因素,能体现经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能否协调发展,人民群众是否分享了发展的成果,人民群众是否满意的评价指标。评价体系不仅要体现经济增长,更体现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对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作用。所谓反映出绩效,就是通过评价指标体系的评判,体现出各地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存在的差距及出现的问题。通过社会评判和公众监督,形成强大的约束力,督促各级地方政府不断纠正偏差,使公共决策和执政行为更符
合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评价指标体系决定着制度设计、政绩考核,影响着公众评判和舆论导向,唯有科学设计、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才能更好地促进各级政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对其建设生态文明的成果做出全面准确的评判。
参考文献:
[1]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2]李培超。自然与人文的和解:生态伦理学的新视野[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3](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第五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论文
长期以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和农业的积累与支持,就不可能有国家的自立和工业的发展;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全面进步,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社会安;农民富,则国家昌。只有近8亿农民全员加入现代化进程,才能盘活国民经济全局,实现可持续发展;只有广大农村的落后面貌明显改变,才能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小康。为此,中央审时度势,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今后我国农村勾画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蓝图。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一定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前提。要通过高产高效、优质特色、规模经营等产业化手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二是建设村镇、改善环境。包括住房改造、垃圾处理、安全用水、道路整治、村屯绿化等内容。三是扩大公益、促进和谐。要办好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入学并受到基本教育;要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农民享受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要加强农村养老和贫困户的社会保障;要统筹城乡就业,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四是培育农民、提高素质。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的社会风尚;要发展农村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要加强村级自治组织建设,引导农民主动有序参与乡村
建设事业。
具体而言,所谓“新农村”包括5个方面,即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新农民、新风尚。这五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范畴。即要因地制宜地建设各具民族和地域风情的居住房,而且房屋建设要符合“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电、广播、通讯、电信等配套设施要俱全,让现代农村共享信息文明;生态环境良好、生活环境优美。尤其是在环境卫生的处理能力上要体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农民具备现代化素质,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四有农民”;要移风易俗,提倡科学、文明、法治的生活观,加强农村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如何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要大力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培育主导产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选准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对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进行全面的优化升级。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遵循广开思路、广辟渠道、多种经营、突出特色、搞活经济、提高效益的原则,按照调高、调优、调出质量和效益的方向,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通过区域布局调整,优化资源配量,发挥资源优势,尽快形成优势产区和产业带;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产品由产量型向质量型、专用型和高附加值型、高回报率型发展;通过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城市转移,广泛合理地利用农业资源,促进农业内部结构的合理化和产业化的良性循环。
其次,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尤其是乡镇企业中的农产品加工业。在经济发达国家,农产品的深加工品已经占到原产品的70%以上,增值部分一般都是原值的3—5倍,而我国只有0.5—0.8倍,差距明显。因此,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农业发展的一大优势和潜力所在。今后,我们应该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积极发展民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按照多层次、多样化的原则,适应市场的不同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和档次。既要面向城市市场,又要注意满足农民要求;既要发展大规模的加工业,又要发展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产品的小企业,使农产品加工业真正成为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产业之一。
第三,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优势农产品的区域化、规模化发展。我区由于独特的气候、地理环境、传统生产和现代技术支撑等,许多农畜产品如优质大米、清真牛羊肉、长红枣、枸杞等生产在全国极具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把优势农产品做大做强,尽快形成区域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集中力量培植宁夏农业的名优品牌,以增强我区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多渠道转移,扩大农民就业和增收空间
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如果继续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拴在土地上,农民就根本无法富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减少农民,要繁荣农村必须推进城镇化。因此,必须尽快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加快城镇化步伐,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城市转移,逐步减少农民,增加农民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以县城和具有发展潜力的中心建制镇为重点,健全小城镇的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增强小城镇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正确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集聚、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流动和到城镇就业,注重发挥小城镇带动经济发展的功能;二是以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等农村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实现农民就地转移;三要组织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利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如防止拖欠工资,改善劳动环境,保障农工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取消所有歧视性和限制政策。在长
期内,要竭尽全力搞好农村教育事业,一则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使更多的农民子弟尽快通过高考升学实现高层次的转移;二则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社会急需的合格的技工型人才,为实现农村劳动力第二层次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3、实现由“剥夺农业”向“扶持农业”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产业政策,80年代每年从农业部门净转出资金平均达1400亿元,比同期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支出多10倍。面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应尽快由“剥夺农业”向“扶持农业”宏观经济政策转变,采取必要的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调动和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农业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社会化农业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实现对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稳定农业生产。同时,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对我国农业适度保护,应大力实施属于间接转化为农民收入的“绿箱”政策,包括政府的公共性服务、作物保护与收入安全计划、环境保护、贫困地区援助、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大江大河治理、防护林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快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农技推广、检疫防疫、质量检测、市场信息等产前中产后服务;健全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增加农业科研投资,加速农业科技进步。国家投资逐步集中于农业基础研究和公益性项目,尤其是动植物品种资源和转基因工程研究,以保证充足的农业技术储备。
4、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实现全国农产品信息联网
目前,许多地区的农民和地方政府都已认识到:调整农业结构,种植或养殖养市场上畅销的农畜产品,是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但具体到某个地区、某个农户、每个地块,到底应该种什么、养什么,群众往往束手无策。其根本原因是人们缺乏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及农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消费心理等信息的发展变化方面的了解,缺乏有关方面的数据和资料及其分
析和判断。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快农村通讯及信息设施建设,特别是互联网的建设,通过互联网搜集现代农业科技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供求、价格变动趋势的信息,建立相应的预测预报系统,定期向农民发布相关的信息,真正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与国内外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使农产品的生产更好地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消费需要。
5、保护环境,协调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策。要切实搞好退耕还林工作,加大林业综合开发力度,促进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和谐。要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进一步降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加强对资源的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坚持资源合理开发与节约并重,增强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加快生态示范县建设,积极推广沼气、节柴灶、太阳能,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坚持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并重,狠抓污染源治理,严格控制排污总量,加强执法监督,巩固达标成果,为广大农村长远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和条件。
6、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
一是尽快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法规。这是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关键,功能就是稳定农村社会和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缓和农村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能依法有序地进行,为农村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二是多渠道筹措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采取国家出大头、地方拨一点、农民自己出一点方式,将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带入实质性运行轨道,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生存状况,使城乡更加协调发展。三是对农村统筹基金及养老基金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及使用。
7、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二是狠抓农村普法教育,不断提高农民法律素质,培育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充分利用骨干培训、新闻媒体、法律工作者以案说法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广泛宣传,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增强依法办事和参与村务管理和监督的能力。三是实行村民自治,规范建章立制。按照“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让群众自我教育,干部自我约束。以村务大事民主决策制度为突破口,解决农村热点、难点问题,从而提高农民参与村务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行使法律法规赋予的民主权利,制定出切合实际、操作性强的工作规范。四是加强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稳定。要加大对农村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打击力度。要齐抓共管,共创共建,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搞好农村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稳定。五是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强化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把阶段性集中整治与日常性管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村规民约,开展各项积极向上的群众评比活动,激励先进,鞭策后进,促进新农村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8、加强培训教育工作,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提高农民素质。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工作的资金投入,对农民进行多方面的培训,一是面对市场为农民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够掌握新技术,了解新信息,增强致富发展的本领;二是法律知识培训,通过学习法律知识,真正达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