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第一篇：中国儒学发展史简述

中国儒学发展史

1、先秦——孔孟儒学

先秦儒学即原始儒学，为诸子百家之一，战国时期与墨家并称“显学”。先秦儒学大体有两个流派：一支是孔孟儒学，强调礼制、仁政、德治、民本，在天命观上远鬼神；一支是荀子儒学，吸收法家、道家思想，主张礼法并施，且糅杂黄老学说。荀子儒学被时人视作对儒学的背叛，长期被排斥在儒学之外。

（1）孔子和早期儒学：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秦汉——董仲舒儒学

秦统一以后秉承其对东方文化一贯的开放态度，对以儒家为代表的礼乐文明也采取了积极吸收的态度。其间因为儒家文化与秦固有文化传统的冲突以及秦始皇个人的原因而有所反复，出现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是这种举动并没有对儒家的发展传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儒学在汉代的复兴正是在秦代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秦不绝儒学”。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正统，但同时吸收齐鲁儒家思想。因为“焚书坑儒”，长期以来认为“秦绝儒学”，直到宋代，郑樵才正式提出“秦不绝儒学”。秦朝儒学主要集中于博士官及其弟子，民间也有秘密讲学，儒学继续发展：（1）秦博士大量设立。秦朝廷接收了六国的儒生，立博士官，博士儒生都可参与政事讨论；（2）儒家经典论著的整理与发展。三家《诗》在秦末兴起，《六经》注解多在秦代初步完成，《吕氏春秋》吸收了大量儒家思想；（3）儒家的礼仪、道德伦理得到实行。秦始皇刻碑立传、巡游封禅，都有大批儒生随行，宣传妇德伦理等儒学教化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初黄老盛行，儒学有所衰落。到了汉武帝时期，汉代儒学吸收阴阳家、法家、谶纬等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重构了一个利于统治的思想体系。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倡导“大一统”思想；提出“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因此君主要顺应天意实行仁政，君主不仁则天降灾祸以警告；强调“三纲五常”，臣民要服从君主的统治；提出“三统”说，黑、白、赤三统循环，每

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和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这抛却了秦朝古板的“是古非今”理论，是对法家变法革新思想和阴阳家五德终始说的融合。汉代儒学的兴盛另一个体现在经学发展上，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对经典的解释融汇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任官授爵的标准。从汉武帝时起，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设，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为博士弟子，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完经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任官。太学的兴办，打破了以往由贵族官僚世代为官的陈规，也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地位。汉武帝还下令在全国各郡县设立学校，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3、魏晋至隋唐

汉朝中后期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冲击了儒学地位。魏晋崇尚玄学，唐代以道教为国教，社会思想出现尚“无”“空”的气象，而胡族血统政权的兴起，冲击了儒家的伦理纲常。

儒家衰末，唐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怎样复兴儒学的问题。魏晋以来三教合流现象，儒家也开始思考形而上的理论。

（5）三教合一：汉武帝以后，儒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吸收佛教、道教的精神，有了新发展；佛教吸收儒学精神，渐趋势中国本土化；道教受到儒学影响，主张“贵儒”又“尊道”。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又称“三教合一”，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唐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的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开始挑战儒不的正统地位，儒学大师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

5、宋元明清——宋明理学

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了宋明理学，把儒家思想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

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载、程颢、程颐）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到形而上的层面，概括为“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强调对人的自我约束与道德修养；为了理解“理”，就要“格物致知”，强调对事物本身的观察与研究。这是理学的一支，程朱理学。后来人们对外在求“理”的繁琐与约束感到不满，转而追求内心，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通过“内心自省”、“以致良知”，这是理学的另一支，阳明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王阳明。

总体说来，宋明理学对于中华传统道德的塑造发挥了很大作用，明清名士、朝鲜东林党的民族气节，即源于此。

（6）程朱理学：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

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不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备受推崇，成为南宋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依据的教科书。朱熹的学术思想还传及日本、朝鲜乃至欧洲；在日本和朝鲜，甚至形成“朱子学”学派。

（7）陆王心学：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他的学说被称为“心学”。明朝中期以后，封建专制统治陷入危机。王阳明认为，社会**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但往往被私欲侵我蚀，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去掉人欲，恢复良知的本性。他的知行合一，是说知和行都产生于心，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

6、明清异端

宋明理学极大禁锢了思想，尚理论的做法与社会现实发展不符。明清商品经济异常活跃，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拜金、腐败的生活对宣扬理学的卫道士是极大讽刺。儒学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发展，整体上向先秦儒学思想上回归，反对君主专制、倡导经世致用，代表思想家李贽、顾炎武、黄宗羲。

（8）明清异端思想。政治上：提倡“趋时更新”，反对君主专制独裁，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农工商皆本”；思想上：批判继承宋明理学，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提倡“经世致用”的务实学风和行为。特点：明清儒学们既继承了宋明理学的许多思想观念，又对其中不少陈腐之处不满，力求有所更新。使得儒学思想更趋实事求是，与国计民生靠得更进，从而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李贽的离经叛道：明朝后期，中国社会内在矛盾空前尖锐。道学家（儒家中以正统自居的理学家，他们把儒家经典鼓吹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理论，一些貌似圣贤而实际品质恶劣的人以此为幌子）为抬高自己，把孔子奉为“扶天纲、立地纪”的神圣。李贽目睹了官场的污浊和道学家的伪善，形成离经叛道的不羁性格。他自称为异端，指出孔子不是天生圣人，儒家经典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理论。他反对以孔子的是非为标准，认为是非标准应依照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批判道学家的虚假说教，强调人正当的私欲，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人不

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仁义道德。李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抨击：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家。他从明亡的历史中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尖锐地揭露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著名思想家顾炎武也生活在明末清初。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他放弃科举，开始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途径。他重视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他主张到实践中求真知，力求解决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他经过实地考察写成了巨著《天国郡国利病书》，记述了山川形势、物产风欲、民生利弊，有很高的实用价值。顾炎武以他崇实致用的学风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开一代朴实学风的先河。

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与黄宗羲、顾炎武同时代的王夫之，继续和发展了前代思想家的唯物思想。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通过考察研究都是可以认识的。他还认为静止是相对的，运动的是绝对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的唯物思想，启示了近代人们的思维方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7、晚清民初——新儒学

（9）近代新儒学。晚清至民国初年，虽然儒学受到了西学的冲击，但更多的是吸收西方理论来解释儒家思想。尽管许多革命者自认为是新学之士，思想深层次方面还是儒学。

近现代“新儒学”，是伴随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新儒学，是指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

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没有对社会发展，尤其政治变革产生很大的影响。

8、新文化运动以后

新文化运动以后，儒学的根基发生根本性动摇。

随着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提出在中国实现“德先生”“赛先生”、“打倒孔家店” 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新文化运动后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

特点：前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继续，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文化反封建文化的一次重要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但是前期运动对东西方文化存在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片面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受到更为猛烈、更有组织的批判。“文革”时期，更是开展“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等闹剧，对儒学文化进 行全民规模的、彻底性地破坏，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

9、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儒学新生

（10）当代新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重新焕发活力。尤其是近些年党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导的国学热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思想解放”运动，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儒学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在吸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的改革开放所促成的学术活跃，使”新儒学“得以恢复并获得较快速传播。”新儒学“的鼓吹者，将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和腾飞，归结于”儒学尤其是”新儒学“的复兴、发展的传播，因而受到相关国家政要的支持。任何一种学术文化一旦得到权力杠杆的支持，便必然会得到迅速发展。游走于亚洲”四小龙“国度和地区的以”新儒家“自居的人，正是趁此机会大肆炮制、兜售其”新儒学“思想和观点，以至使其出现了一度的繁荣，而他们也被誉为新儒学的”第三代“、”第四代“代表人物。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得主导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宣扬天命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宣传忠孝，严格等级次序；政治上主张“大一统”，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些都是一切剥削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共同需要的思想武器，在根本上都是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的人世说，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的改变面目。特别是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并与阴阳五行说相结合。另外，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吸取它们当中对自己有用的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既是“三教合流”的产物，同时它又保持自身的根本特质和立场。儒学的现代价值：儒家的大一统意识，对维护社会的安定统一和祖国统一大业有极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民为贵思想对于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维护和谐的社会有重要作用；民本思想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道德规范意识是现代社会公德意识培养、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培养的一个重要渠道；和谐意识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保护生态环境都不无裨益。

第二篇：简述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略论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从中国儒学发展的有五大阶段

1.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2.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3.魏晋隋唐儒、道、佛斗争与交融时代 4.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5.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时代。

中国儒学向以内容宽广、典籍浩繁而著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学派相互交织相互牵引，或斗争或交融或显或隐此伏彼起，从而共同形成了浩瀚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总是有它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事实所验证了的客观真理。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社会制度。它虽然也有一定的行政手段但主要是宣教道德与伦理。

因此中国儒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也基本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其衰落、灭亡而相适应的，作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在政治与道德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它确有与封建社发展阶段或封建王朝之更替相重合之处，因为它的理论学说的基本内容必然要制约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不然也就不可能成其为中国儒学，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又必然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必然要受到同时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制约相互撞击 从而表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前进的特有规律。

一

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韩非曾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显学者 显赫之学也即盛极于一时的思想学说。春秋、战国之世儒家与墨家都曾经盛极一时。儒家之学孔子即为最高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之经济、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实质就是在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而这一社会变革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百家争鸣即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为适应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分别立足于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提出的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学说。此期各个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又都为本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如儒家前有孔子后有孟轲、荀卿道家前有老聃后有庄周、杨朱法家前有李悝、商鞅后有韩非、李斯等。由于各家之思想学说都欲干人君以用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思想学说来改造社会。

道家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干预社会人生因而其间的理论斗争亦十分激烈。由于激烈的论争相互辩难亦相互吸取从而又促使各家之思想学说均趋向成熟。学术界常言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代之最大成就就在于各个学术流派都为自身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儒学的奠基虽以孔子为主体实亦包容了先秦儒家之群体。尧、舜、文、武被奉之为儒家道术的鼻祖，而周公制订《周礼》、《仪礼》成了名副其实的儒学先驱。至孔子之时既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又删订六经为儒学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使儒学思想广为传播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

二

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儒学思想理论的确立、成熟并非一定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春秋、战国诸侯争强图霸纷纷以富国强兵为事何暇顾及于仁义、道德孔子周游列国然莫能用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孟轲亦曾到处求仕 当是之时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对于孟轲所述唐、虞、三代之德则视之为迂，儒家之思想学说虽然美妙动听然不切实用只能在野说说而已。

秦统一中国以强兵、苛法为事既以武力征战而吞灭六国，以严刑峻法而理政治民，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于咸阳，欲以强力而成其万世之业。李斯建议大焚篇籍，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又以侯生、卢生之事将术士四百六十人坑杀于咸阳。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儒家学派遭此劫难实已陷入来绝之境地。

然而历史似乎故意捉弄世人。秦始皇以如是之精心所谋划的万世基业竟落得个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王朝。汉初儒生贾谊《过秦论》中言秦欲焚书坑儒以愚黔首，而结果却正以其仁义不施而身死国亡。秦之灭亡所给予汉王朝的统治者以重要启示儒学、仁义不能抛弃。

汉兴刘邦为解决群臣之酗酒争功就不得不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为恢复农业弥合战乱之疮痍先选取了黄老之道，为无事以与人民休养生息。此时亦开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要以儒术来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至孝武之世乃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就是名著史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秦皇之灭绝儒学到汉武之儒术独尊，儒学可谓从十八层地狱上到了九重青天。由是乃开始了儒家经学的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汉代的经学独尊既促使儒学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赋予了儒学以无尚的光荣与权力。治经可以免赋税，治经可以给官禄，以《易》至两千石者不乏其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两汉经学可谓盛极一时。

盛极而衰似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东汉之末 一方面由外戚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使东汉王朝中央政权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而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黄巾大起义的突然爆发又大大加剧了已经无法维系的社会危机。这一历史条件本身已决定了儒家经学无法以其固有的地位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经学发展之自身也已形成了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是烦琐注经所形成的沉重枷锁已使经学无法继续发展，思想信仰亦严重跌落，以儒学沽名钓誉者比比皆是，何能再度唤起人们对于儒学的尊崇，迫使儒学不得不进入为自身的存在而艰苦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三魏晋隋唐儒、道、佛的斗争与交融

此期儒学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在危机中求出路在斗争中求发展。由于这一阶段斗争较为复杂故又可以分三个方面加以叙说。

其一是儒、道之斗争东汉后期 儒家经学虽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但其余威尚在 孔子的圣人地位尚无人敢公开否定。因此解救危机的方式尚不敢公然抛弃儒学更不便公开打倒儒家经学。人们为脱开烦琐注经的危机，避开混乱污浊的社会现实，便从清淡议世入手，逐步形成了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清谈无益于治国，贵无者亦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玄不可代儒乃是现实社会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二是儒、佛的斗争佛教之传入中国始闻于西汉之末东汉则有人奉信并开始译经。由于佛与道在世界观上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故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佛教的传入与兴起实有迎就之作用。至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乃大为盛兴。佛、儒之不能相容乃其思想学说之本质使然，一个要积极入世治政，一个要出家避世修入天堂 此乃冰炭之不能同炉也。韩愈由于其激烈的反佛斗争不但丢官并且几乎丢掉了生命。儒家之思想学说正是在斗争中磨炼着自己。加之魏晋隋唐之数百年间儒学貌似停滞实在奋争。由于这一期间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抗争、吸取、积累才使它有可能进入新的飞跃并能重新崛起。

其三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理学

理学亦称道学又称新儒学。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或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就在于它既以儒学为根基深深地、牢牢地植根于其中，又在理论形态、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新的特点。

首先理学亦以承继儒家之道统而自居。其次宋儒所奉典籍亦皆儒学之经典。至于理学之所以为新，又在于它表现了与汉唐经学的不同特点，概其大要：可分三条。

一理学以性与天道为中心问题。这在先秦是孔门弟子所不可得而闻的问题，而在汉、唐又是为浩繁的经学所湮没了的问题。

其二 理学以对儒家经典之义理的阐述为其治学的基本形式与方法，它与以传注训诂为基本方法的汉代经学表现了迥然不同的特点。而这也正是汉学与宋学的根本分歧之一。

其三 理学在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历程中表现了最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先秦、汉、唐儒学大致均以社会政治人伦为基本问题，对于宇宙、天道很少论及几乎为道家所独占。大约是经历了数百年与佛、道之学的斗争，儒学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弥补自己的缺欠。吸取道、佛也好 改造佛、道也好 总之要使自身的思想学说形成为完整的理论形态。

四 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大约又是一个物极必反。宋明理学为矫汉儒烦锁注经之失 便努力以思想学说的阐释为己任。抛开经传而空说义理，久而久之，必然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而矫虚之弊又在务实。明末清初,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虚崇实挽回风气 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

时至近代鸦片战争时外国的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封闭的封建中国的大门，而武昌起义之一举成功又宣告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终结。中国儒学之服务对象的主体封建政权已一朝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此，作为中国儒学之思想学说的发展，亦丧失了其基本的条件。清末儒康有为、廖平之陷入极端之畸形，实乃势数之必然。中国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事实上也进入了终结的阶段。

第三篇：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得说

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

以儒治世

“

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

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第四篇：中国银行业发展史

中国银行业发展史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宣布成立，并首次发行第一批人民币

--1949年5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收兑旧币通令

--1949年，中国银行成为国家指定外汇外贸专业银行

--1954-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部，财政部协商，统一清理了国营工业间，以及国营工业与其他国营企业间的贷款，贷款与资金往来一律通过中国银行办理，到一五计划末，一切信用统一于国家银行的目的已经实现。

--1962年3月10日，做出“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

--196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与财政部合署办公

--1979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恢复，打破了大一统的传统金融体制格局

--1979年3月，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独立，迈出了专业银行体系的建设步伐

--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1984年1月，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专业银行体系得到初步发展

--198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发布

--1986年7月，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行组建

--1987年，中信实业银行组建

--1987年4月8日，招商银行正式成立

--1987年12月28日，深圳发展银行正式宣告成立

--1988年8月，兴业银行成立

--1988年9月，广东发展银行成立

--1992年8月18日，中国光大银行成立

--1992年8月28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设立

--1992年10月14日，华夏银行成立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成立

--1994年4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

--1994年11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

--1996年1月12日，中国民生银行成立，这是我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1997年11月，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随后陆续出台措施包括：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专门用于补充四家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

--2000年5月，中国银行业协会成立

--2003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

--2003年9月，国务院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周小川担任办公室主任

--2003年12月，中央汇金公司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

--2004年8月26日，中行股份公司成立

--2004年9月21日，建行股份公司成立

--2005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工行改制方案

--2005年4月21日，汇金公司向工行注资150亿美元

--2005年6月，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

--2005年6月23日，交通银行H股上市

--2005年8月，中国银行与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签署战略性投资与合作协议，引入首家战略投资者

--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2005年10月28日，工行股份公司成立

--2006年1月27日，工行宣布引进高盛集团、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三家战略投资者

--2006年6月1日，中行H股上市

--2006年7月5日，中行A股上市

--2006年9月22日，招行H股上市

--2006年10月27日，工行在沪港两地同时挂牌上市

--2007年1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确定农行改革“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十六字方针

--2007年3月6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成立

--2007年5月15日，交行A股上市

--2007年7月19日，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分别在上证所和深交所挂牌上市，拉开城商行上市序幕

--2008年2月02日，全国规模最大村镇银行长丰科源村镇银行开业

--2008年2月03日，工行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权获银监会批准

--2008年2月25日，农行成立我国首个农民工养老金管理中心

--2008年2月26日，三峡银行正式挂牌，注册资本金为20.1179亿元，共有36个股东，重庆国投为第一大股东，持股34.79%

--2008年2月27日，首家台资背景银行——华一银行落户深圳，该行将以深圳为中心，业务面向华南地区，为台资和整个珠三角客户提供服务

--2008年10月27日，招商银行斥资363亿港元共收购永隆银行2.27亿股股份，约占永隆银行全部已发行股份的97.82%

--2008年12月16日，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第五篇：中国轻武器发展史

中国轻武器发展史

步入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迎来她五十岁的华诞。中国--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度，正成为世界注目的地方。

五十年的辉煌成就，写下了一首气势恢宏的交响史诗。国防现代化建设，则是这首交响史诗中一个重要的乐章。在这一乐章中，有人们所熟悉的轻武器，她是人民军队武器装备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轻武器事业经几代人的努力与追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引进与仿制到自行设计与研制，从借鉴国外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断进取，不断飞跃，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轻武器发展道路。今天，让我们翻开新中国轻武器发展史册，聚焦各个年代，展示五十年的光辉业绩。

50年代引进与仿制 轻武器发展迈开历史步伐

新中国成立伊始，年轻的共和国面对的是战争废墟，百业待兴。饱经风霜的中国人民，满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开始了建设宏伟的共和国大厦的新长征。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是极其陈旧落后的，基本上是缴获而来，还有很多是战争年代土法上马制造的。当时人民解放军拥有各种枪械200余万支（挺），还有数量不详的手榴弹及掷弹筒。其中步枪、冲锋枪、手枪约占94％。品种繁杂，破旧不堪，缺少配件，仅步枪口径从6.5mm到11.43mm多达13种，各种枪械的型号更是多达几十种，产于20多个国家，真可谓是“万国牌”。新中国的轻武器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起步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几乎没有像样的兵器工业，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又使中国不可能从西方国家购买急需的武器装备。枪弹也十分匮乏，有时一支枪只能配发几发枪弹。在抗美援朝初期，中央军委曾通令全军搜集、翻修枪弹，全力予以保障，但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仅为头两年作战实际耗弹量的70％，其余仍然依靠战场上缴获予以补充。为了摆脱困境，中央决定：一是从苏联进口部分枪械和弹药；二是仿制苏式枪械。

从1950年到1955年，中国从苏联共进口和接受枪械89万余支（挺），弹药也基本有了保证。在进口的同时，我国开始着手仿制苏式枪械。1950年10月26日，兵工战线在简陋的工业生产条件下，成功地仿制了苏7.62mmППШ－41式冲锋枪，命名为50式7.62mm冲锋枪(见图1)。随后开始了批量生产，共有3.6万支冲锋枪出厂，并装备部队投入使用。此外，还仿制生产了7.62mm手枪弹720万发，虽然数量不是很大，但为支援抗美援朝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也标志着新中国的轻武器发展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53年开始正式转入仿制苏式武器装备。首先，从苏联引进了第一批枪械产品技术资料，到1954年底，中国兵工战线仿制的苏式枪械有：54式手枪（仿苏ТТ30/33式托卡列夫手枪），53式步骑枪（仿苏44式步骑枪），53式轻机枪（仿苏ДПМ式轻机枪），53式重机枪（仿苏СГ－43式重机枪-见图2），54式冲锋枪（仿苏ППС－43式冲锋枪），54式高射机枪（仿苏ДШКМ式高射机枪）。仿制的枪弹有：51式手枪弹（仿苏托卡列夫手枪弹），53式步机枪弹（仿苏1908式步机枪弹），54式大口径机枪弹（仿苏12.7mm机枪弹）。仿制取得成功之后，即开始投入批量生产，并陆续装备部队。到1955年底，各种旧杂式枪械退出历史舞台，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第一次实现换装，全军枪械系列得以统一，整个轻武器装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955年1月11日中苏两国政府换文，中国又从苏联引进了7.62mm半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和14.5mm二联、四联高射机枪的图纸、技术资料及样枪。这是一次全面的技术引进，也是对新中国轻武器生产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一批新枪于1956年相继定型并投入生产。这些产品包括：56式冲锋枪（仿苏АК47式突击步枪），56式半自动步枪（仿苏СКС半自动步枪），56式班用轻机枪（仿苏РПД班用机枪）。这三种枪均发射56式7.62mm步枪弹（仿苏M43式中间型枪弹），其作战使用性能有了较大的提高，明显优于53式、54式枪械。步枪的质量减轻了14％，战斗射速提高了3倍。

冲锋枪的有效射程增加1倍，初速提高了42％；轻机枪的质量减轻了17％，容弹量增加了1倍多，战斗射速提高了88％。从而使步兵班用武器不仅轻便灵活，而且威力及火力大大增强。这些枪械列装部队后，很快换下了53式步骑枪、54式冲锋枪和53式轻机枪，步兵班的枪械型号统一，枪弹也改为一种，大大地方便了后勤补给和战场作战。这是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在建国后的第二次换装，同时实现了步兵单兵武器和班用武器的弹药通用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防空主要靠步枪、轻重机枪。全军仅有杂式高射机枪600余挺。随着兵器工业的发展，人民解放军步兵的防空火力不断得到加强。到50年代中期，12.7mm高射机枪的拥有量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加了10倍。1956年、1958年，中国又先后仿制生产了56式14.5mm四联高射机枪(见图3)和58式14.5mm二联高射机枪。其性能与12.7mm高射机枪相比，弹头质量增加33％，初速提高21％，有效射程增大25％，战斗射速分别提高4倍和2倍，因此增大了杀伤威力，扩大了有效作战空域。一个步兵师在1958年所配备的高射机枪的数量是新中国成立时的8.4倍。

50年代后期，先后新建和扩建了几个规模较大的轻武器生产厂；仿制生产了几种枪械。58式7.62mm连用机枪（仿苏рП－46式连用机枪），于1958年定型并开始装备步兵连。该枪采用弹盘、弹链两种供弹方式，配有可更换的加重枪管，射速高于53式重机枪，但其后坐能量不足，质量较大，影响了武器的灵活性。57式重机枪，系53式重机枪的改进型，主要是将53式重机枪的轮式架改为框式轮架，威力保持不变，全枪质量却由44.5kg减轻到38kg。此外，为适应其他军兵种对轻武器的需求，还先后试制了车、舰、机载枪械。

主要产品有：55式7.62mm坦克机枪（仿苏ДТМ坦克机枪），59式7.62mm坦克机枪（仿苏СГМТ坦克机枪），59式12.7mm坦克机枪（仿苏ДШК高射机枪枪身），56式14.5mm二联艇用机枪，59－1式14.5mm二联舰用机枪，59式12.7mm航空机枪（仿苏А12.7mm航空机枪）。供特种需要的59式9mm手枪（仿苏ПМ9mm马卡洛夫手枪）和57式26mm信号枪（仿苏26式信号枪）。此外，还试制了5.6mm小口径运动枪和比赛枪，7.62mm大口径运动枪等。

在近战武器方面，仿制或改进设计的产品主要有：

541型进攻手榴弹（仿苏RGD－5型进攻手榴弹），542型防御手榴弹（仿苏F1型杀伤手榴弹），59式木柄手榴弹，59式防御手榴弹。56式40mm反坦克火箭筒(仿苏РПГ－2型火箭筒)也于1957年定型。

在这期间，不仅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的落后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而且兵器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为进入60年代促使中国轻武器装备发展有新的飞跃打下了良好而又坚实的基础。

60年代独立自主 轻武器发展实现国产化

如果说50年代中国的轻武器发展主要是依靠引进和仿制，那么，60年代则是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行设计、自行研制的发展道路，开创了中国轻武器的国产化。

在枪械方面63式7.62mm自动步枪，这是我国第一支自行研制定型的军用枪械，采用了步冲合一的设计思想，用以取代56式半自动步枪，具有单、连发功能，火力增强，但由于生产质量问题于1978年撤装。56－1式7.62mm冲锋枪（仿苏47式АКС突击步枪），采用折叠式枪托，属56式冲锋枪的变型枪；64式7.62mm手枪，结构紧凑，质量比54式手枪减轻了29％，能联动击发，使用安全可靠；64式7.62mm微声冲锋枪和67式7.62mm微声手枪，用以满足特种部队作战使用需要，具有良好的“三微”性能（微声、微光、微烟）；67式7.62mm轻重两用机枪(见图4)，将轻机枪与重机枪合二为一，取代53式、57式重机枪和58式连用轻机枪，质量比53式重机枪减轻40％，机动性较好；69式14.5mm二联舰、艇两用机枪，使舰用和艇用机枪实现统一，达到了通用性的要求。此外，还研制了几种新型枪弹，如64式7.62mm手枪弹、64式7.62mm微声冲锋枪弹、67式7.62mm微声手枪弹等。在近战武器方面，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木柄手榴弹--63式木柄手榴弹于1963年正式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67式木柄手榴弹是63式的改进型，主要解决了63式存在的使用不安全、易受潮瞎火等问题。67式70mm反坦克枪榴弹，是针对60年代初装甲目标的迅猛发展、步兵近程反坦克武器贫乏状况而研制的，这也是我国首次开始反坦克枪榴弹的研制工作，于1965年开始研制，1967年设计定型。69式40mm火箭发射器是中国60年代末设计定型的又一种轻型反坦克武器，是在苏РПГ－7型火箭筒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主要装备步兵连，以增强步兵分队反坦克火力。此外，还有几种过渡性产品，如62－

1、62－1A式木柄手榴弹，65式针刺、加重木柄手榴弹、67式加重木柄手榴弹，反－3式反坦克手榴弹等。

在研制新型轻武器的同时，国家有关部门也十分重视对现有武器的改进工作，如对56式半自动步枪的刺刀及枪机结构的改进；56式冲锋枪刺刀和机匣的改进；对56式班用轻机枪的改进，则有了56－1式班用轻机枪；此外，对57式重机枪、54式、56式高射机枪等在结构上均作了一定的改进，使其性能有所改善，质量得到减轻。改进后的这些武器在这一时期，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冲压结构和精密铸造工艺的应用，加工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具硬质合金化水平的提高，热处理、焊接等新技术的应用都有所加强。

70年代整顿与提高 轻武器发展步入正规化

70年代，中国的轻武器事业努力排除干扰，不断向前发展。特别是从1977年开始，中国的轻武器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并开始步入正规化的发展轨道。

一批新型的、具有一定水平的轻武器产品相继通过设计定型，有的被列装部队投入使用。枪械方面有：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第一代大口径机枪--77式12.7mm高射机枪(见图5)。该枪设计新颖，结构紧凑，性能良好，特别是质量大幅度减轻，比54式高射机枪的质量减轻了近40％。它的研制成功，使大口径机枪装备到营成为现实，有效地增强了步兵的火力。79式7.62mm轻型冲锋枪是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第一代轻型特种兵单兵战斗/自卫武器，具有轻便灵活、火力较强等特点。该枪发射51式手枪弹，适合装备侦察兵、空降兵等特种部队。77式7.62mm手枪是我国继64式手枪之后研制成功的又一支国产手枪，该枪小巧、美观、轻便，质量比54式手枪减轻36％，特别是单手装填功能，使其独具特色。对现有枪械的技术改造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63式自动步枪通过数年攻关，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性能达到了原设计要求。对67式轻重两用机枪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并于1978年通过设计定型，被重新命名为67－1式重机枪，突出了重机枪的战术用途。此外，还开发研制了74式7.62mm轻机枪，75式、75－1式14.5mm单管高射机枪（两枪分别于1981年、1983年通过设计定型）。仿制的产品有79式7.62mm狙击步枪（仿苏СВД狙击步枪）和仿苏РПК7.62mm班用轻机枪。

另外，运动枪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在近战武器方面，1977年12月，77式5个型号的木柄手榴弹设计定型，开始了从长柄到短柄和无柄、从非预制破片到预制破片、从大破片到高速小破片的转化。1979年，77－1式木柄手榴弹在实战试用时，受到部队的好评。1970年以来，还先后有71式燃烧手榴弹、73式小钢珠手榴弹、79式火箭手榴弹和碰炸式手榴弹研制成功，使传统的近战武器--手榴弹向着品种齐全、用途广泛、质量减轻的方向发展。70－1式62mm反坦克火箭发射器和70mm手持反坦克火箭（简称手持火箭）也相继研制成功，并通过设计定型，列装部队试用。

这些新产品的问世，得益于整顿与提高，是正规化发展的硕果。它不仅使中国的轻武器保持了一定的发展势头，也促进了人民解放军轻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中后期，我国及时开展了小口径步兵武器的论证与研究工作。

总之，70年代，中国轻武器事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开始走向了正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