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案案例

第一篇：民间借贷案案例

民间借贷案案例：妻子欠的钱丈夫该不

该还？

2012年5月3日 08:11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施宇翔 通讯员 虞心欣 选稿:

李宏洋

妻子在外借了钱，当起了“老赖”，丈夫对这些却毫不知情。出借人认为，这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妻子不还，丈夫还。

这样的债务该不该由丈夫还？今天上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九堡法庭举行法庭公众开放日，对这起比较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了公开庭审。

2010年8月31日，被告周某称因生意需要向原告沈某借款10万元，周某和沈某约定了还款日期、借款利息等内容，并由担保人杨某进行担保。还款到期后，沈某屡次催讨，周某屡次推诿，至今分文未付。

万般无奈之下，沈某只好将周某和其丈夫蔡某一起告上法庭。沈某认为周某不肯还款，此债务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由蔡某偿还。

庭审过程中，被告蔡某称自己从不知道其妻子周某向沈某借款的事，其次周某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并没有经营生意。

蔡某还称，妻子周某具有赌博恶习，在外面欠下巨额赌债，而且自2011年5月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

法院调查后认为，原告沈某和被告周某借贷关系有周某出具的借条为证，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周某应当按期归还借款。原告沈某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

案涉借款虽发生于被告周某、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沈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蔡某有与周某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及该债务系被告蔡某、周某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被告周某并无固定职业，亦无证据证明其从事何种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

故应认定本案债务为被告周某个人债务，原告诉请被告蔡某共同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点评：婚姻存续间的债务不一定是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因个人挥霍而向外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范围的，其配偶对该借款不承担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原告是知道夫妻双方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或有理由相信是夫妻一方代表另一方借款或能够证明该借款实际用于家庭生活及经营需要。判出一条路来—— 一份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判决

【 判决要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对此，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就是直接按照上述解释进行推定，凡无解释所列两种例外情形者，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尽管有不少同志对上述观点表示异议，但因苦于司法解释的障碍，而无法逾越。即使有个别例外判决，也被斥之为违法。目前，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呼吁修改24条。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固然是一种途径，但其周期较长，“远水不解近渴”。最好的方法就是另劈溪经，从理论上寻找突破口，解决适用上述解释的障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相关法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将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作为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前提条件，有其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根据。这样，既可以逾越司法解释的障碍，又能避免适用法律上的“硬伤”，是解决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有效途径。据此，本人根据上述法理出了例外判决。本案判决理由详见北大法律网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判出一条路来——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障碍》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宜中民一终字第00152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祥玉，女，195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汽运公司宿舍。

委托代理人何昌林，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兰，女，197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念正，男，195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委托代理人田国进，湖北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阮真武，男，1957年5月20日出生，住枝江市问安镇安阳路36号。

上诉人彭祥玉为与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礼仁、胡远亮、朱晓玲组成合议庭，王礼仁担任审判长，并于2007年5 月 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祥玉的委托代理人何昌林，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的委托代理人田国进，以及原审被告阮真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原告张金兰之妹）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借款时被告阮真武知道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原告张金兰。2005年8月26日，被告阮真武以16600元的价格将鄂A28838客运车1/1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张金兰，经原告张金兰同意该转让协议由张金芳代签，并支付了转让价款，但原告张金兰并未实际参与鄂A28838客运车辆的经营。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一份，承认欠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含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入股款16600元）。2005年11月9日，被告阮真武及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其他合伙人将鄂A28838客运车辆及相关线路牌（经营权）全部转让，但未返还张金兰的入股款。现二原告多次催被告阮真武返还借款，但被告阮真武称无力返还。

另查明：原告张金兰与姚念正于2003年4月24日登记结婚，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于2005年11月16日登记离婚。

在原审质证过程中，被告彭祥玉提交了被告阮真武出具的“有关张金兰、姚念正借条的说明”一份，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被告彭祥玉认为，被告阮真武出具的“说明”证明借款用于“买码”（即地下“六合彩”），借款时自己不知情，故该借款是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应由阮真武个人偿还。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阮真武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法院不应采信，且借款是否用于“买码”不能作为被告不向原告返还借款的理由。同时认为，被告阮真武在与彭祥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二原告借款，借款时并未约定为个人债务，故该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共同偿还。

原审认为：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原告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是显名的间接代理，因被告阮真武知道张金芳、王敏丰是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后，将张金兰的钱借给他，依法该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张金兰与被告阮真武，被告阮真武应直接向原告张金兰返还借款。2005年8月28日，被告阮真武向原告张金兰转让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并收取转让款16600元，诉讼中被告阮真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该1/10的股份办理了退伙，即被告阮真武收取了原告张金兰的转让款，但其名下的1/10股份并未退伙，原告张金兰实际未取得鄂A28838客运车辆合伙人的地位，故被告阮真武应返还原告张金兰的入股款。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承认欠二原告借款66600元（含入股款16600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应在二原告催告其返还借款的合理期限内还款。因借款时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彭祥玉辩称该借款系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并出具被告阮真武自书的“说明” 予以证明，原告对此持异议，其异议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彭祥玉应对该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另外，原告张金兰及姚念正系合法夫妻，原告张金兰在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债权无特别约定为共同债权，张金兰、姚念正可作为共同原告进行诉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遂判决：

一、被告阮真武、彭祥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张金兰、姚念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被告阮真武、彭祥玉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彭祥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和理由是：

1、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该债务是阮真武在“买码”输钱后，向其姘妇张金芳借贷的债务，并不是向张金兰、姚念正借的，后将该债务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债务属于阮真武个人债务。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是错误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连带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答辩如下：

1、原审判决事实清楚；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阮真武没有提出书面答辩，当庭辩称：自己因“买码” 输钱后直接向张金芳借的款，当时并不知道是张金兰的钱。2006年4月，应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向其出具了欠条，并已偿还10000元。

在二审诉讼中，上列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张金芳在与阮真武姘居期间，于2004年4月19日以王敏丰（张金芳二姐夫）的名义出借5万元现金给阮真武。2005年8月28日，张金芳又以张金兰名义与阮真武签定一份“转让协议”，将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转让张金兰，张金芳给付阮真武转让款16600元。之后，应张金芳、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阮真武将上述借款和股权转让款向张金兰、姚念正出具了66600元的欠条，落款日期为2005年10月18日。

本院认为：

1、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妻共同债务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即夫妻一方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才具备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但“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当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否则，另一方可以对抗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巨大，显然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而第三人张金兰、姚念正既不是债务直接经手人，又没有证明其借款为阮真武、彭祥玉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而，该债务对彭祥玉没有约束力。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利益”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夫妻一方的恶意举债、非法债务、或者与第三人串通虚构的“债务”，都会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

4、虽然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应当由举债人举证证明。举债人不能举证或者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共同利益时，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而，举债人或第三人首先应当证明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也就是说，只要举债人或第三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那么，在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举债人没有证实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第三人亦未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而举债。综上所述，阮真武与张金兰、姚念正均不能证明上述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从债务的基本性质上看，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存在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前提条件。同时，该债务数额巨大，超出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张金兰、姚念正也没有证明该债务系经彭祥玉同意的债务。因而，阮真武所欠张金兰、姚念正的债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考察和判断，都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彭祥玉的上诉理由成立。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全部债务都是在阮真武与张金芳姘居期间，阮真武向张金芳所借，几经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问题。因本院认为彭祥玉不承担责任，该债务是否虚假，只涉及到阮真武的责任问题，而阮真武并未上诉，故本院对债务是否虚假问题不作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维持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变更为：阮真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阮真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张金兰、姚念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礼 仁

审 判 员 朱 晓 玲

审 判 员 胡 远 亮

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袁 昌 芹

第二篇：民间借贷案答辩状

民间借贷案答辩状

答辩人：常海，男，汉族，50岁，现住新城区艺术厅北街9号院23号楼5单元14号

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与理由答辩如下：

一、本案客观事实是答辩人因工程施工需要资金，工地领导（另一被告王凯亮）当时说，他能帮其借到钱。在2011年7月6日，被告王凯亮说帮其借到他舅舅（原告高宝）的钱啦，在王凯亮将7万元现金交到答辩人时，被告王凯亮让出具借条，并写明借到原告高宝现金7万元，但自始至终答辩人都未见过原告，都是由被告王凯亮所说。

在借款到期后，被告王凯亮从答辩人工程款中直接扣除，同时出具收条一份。并于2012年11月8日出具一份具体的扣款过程和情况说明。

综合，答辩人虽然以原告的名义出具了借条，但答辩人从未和原告有过具体的借贷情节，答辩人所有的借贷行为都与被告王凯亮发生，答辩人将借款偿还被告王凯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被告王凯亮所述与事实不符。

在本案上次开庭时，被告王凯亮讲答辩人出具的欠条在巴彦淖尔市顺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并未兑现，根据休庭后答辩人调取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法院审理的劳动关系确认案件中，巴彦淖尔市顺达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曾向磴口县、巴彦淖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答辩状中明确谈到，该借条已兑现。也就是所被告王凯亮已拿

到了答辩人常海偿还高宝以及刘金翠借款的全部本金及利息。且被告王凯亮出具证明，上述两笔借款与答辩人无关，那么原告借款应由被告王凯亮连本带息全额偿还。

三、关于利息问题。

答辩人虽然已经足额支付借款期间内约定的利息并归还全部本金。但双方对借款期间的利息明确约定为月利4分，明显过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即约定的利息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息的4倍。适用于本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7月7日公布执行的贷款基准利率：贷款6个月以内的年利率为6.10%（即月息为0.5083%），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本借条利息约定，明显超出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超出部分应当属于无效的约定。那么本案答辩人已按约定实际支付了超出部分的利息，答辩人保留追回的权利。

综上所述，答辩人就本案争议的借款已实际偿还，原告的诉求已无实际意义，请法庭依法予以驳回。

此

致

新城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常海

2013年9月27日

第三篇：民间借贷民事案答辩状

民 事 答 辩 状

答辩人：A 被答辩人：B 答辩人就B诉A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提出答辩意见如下：

一、C借款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债务应由D承担

C与答辩人为D名下“新村园”项目筹集资金向被答辩人借款(被答辩人在诉状中已阐明)，双方形成借款关系的原因、合同目的是为了“新村园”项目筹集建设款，其行为系履行职务行为，后果应由公司承担。

二、本案存在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主体、标的额、支付方式、履行时间等约定的变更情形，因此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借款合同约定，由被答辩人B5月3日向C交付300万元现金，用于C与A名下的“新村园”项目建设。但实际履行情况为：2013年5月24日，B向郭国杰转款270万元，郭国杰扣留此笔借款，未向C及答辩人转交，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郭国杰由保证人实质变更为债务人。

三、因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变更，债务转让，未经连带保证人胡香兰书面同意，答辩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根据《担保法》第23条规定：保证期间，债权人许可债务人转让债务的，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由于债务转让于郭国杰，未经答辩人书面同意，答辩人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被答辩人诉求存在高利借贷情形，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利息，不应予以保护

被答辩人诉求三被告支付借款利息99万元，双方借款合同中约定借款月利为5%，计算利息期限为2013年5月8日至2014年6月30日，共计418天。但借款合同实际完全履行于2013年5月24日，截止原告起诉日期2014年6月20日共计402天，本金为270万元，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6.15%的4倍计算为731529.86元，远远少于99万元，超出部分法院不应予以保护。

五、借款合同中既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又约定了延迟履行利息条款，被答辩人不可同时主张

迟延履行违约金属于当事人预定的对违约产生损失的赔偿额，在性质上属于补偿性违约金；逾期付款利息属于违约方违约所产生的法定孳息损失，是违约造成损失的一部分。两者均具备惩罚性质，不可同时主张。

综上，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是没有根据的，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予以驳回，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

此致 X人民法院

答辩人：

2014年7月9日

第四篇：民间借贷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民间借贷）

一、案例背景

2009年6月17日，因被告皮某缺少资金，便向原告罗某借款515000元，双方约定按月利率3%计息，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原告罗某如约向被告皮某提供借款后，被告皮某当即向原告罗某出具了借据。2010年6月16日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罗某多次催收，被告皮某一直以各种理由不予偿还。为此，原告罗某将被告皮某告上了法院。

二、案件分析

第一、本案中原告罗某向被告皮某提供借款，被告皮某向原告罗某出具借据，双方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同时，原、被告约定明确借款期限，被告皮某在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罗某催收仍未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当偿还原告罗某的本金及利息。

第二、根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原、被告之间虽就借款利息做出了约定，但是该约定违反了上述规定，因此，超出部分不应得到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皮某偿还原告罗某借款本金515000元，并按银行年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至还款日止，对超出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

第五篇：民间借贷案例解

1、借款仅凭借条是否成立？

本案争执的焦点是陈某与吴某之间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被告吴某向原告陈某出具借条，但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不仅要有合同双方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要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在该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条的，一般可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本案中，陈某主张的借款金额为52万元，属于大额借款，陈某主张是现金交付，但在诉讼中陈某除提供借条外，未能提供借款来源依据及给付吴某52万元的其他证据，仅凭借条并不能证明其交付钱款的事实。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于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对借条的审查不仅要形式审理更主要进行实质审查，特别是对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金额，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据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需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当事人的主张能否成立，单凭一张借据是难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综上，陈某要求吴某归还借款52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陈某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2、受胁迫的民事行为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志杰不应当給付张晓萍欠款伍万元，因为欠款并未实际发生，并且欠款是在胁迫情形下所写，违背朱志杰的真实意思表示。

陈剑峰律师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张与朱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 2006年3月，双方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离婚，调解书中明确规定，“双方财产已分清，无其他争执。”由此可见，朱与张在2001年3月离婚时，双方之间财产已经分清，朱不欠张任何债务。2007年7月10日，朱給张打下一张5万元的欠条，其实，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实际发生过借贷关系，在本案开庭时，张也向法庭陈述了朱没有向张实际借过5万元的事实。

二、朱向张打下5万元欠条是在受张威胁、胁迫的情况下所为，违背了朱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欠条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2007年7月9日晚，张无理取闹，竟然跑到朱工作单位闹，并威胁朱说，“我跟你没完”，“我明天到你单位脱光衣服寒碜你”以及“我要自杀”，在这种情况之下，朱无奈只好被迫写下5万元的欠条。朱是在张威胁、胁迫的情况下，是在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之下，完全按原告之意写下5万元的欠条这一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三、人格损失费并无法律依据

公民的人格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以外的人身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权利，它属于一种精神利益。朱打下5万元欠条上说明“人格损失费”是按张的意思所写的，然而，在法律上并没有“人格损失费”这一法律概念，在事实上张也没有人格损失。朱既无侮辱、诽谤过张，也没有公然丑化张人格，更没有宣扬过张的个人隐私，所以张的人格在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朱的任何侵害，所谓“人格损失费”完全是张威胁朱写下5万元欠条的巧立名目，借以披上所谓合法化的外衣以达到其讹诈被告的财产罢了。

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向朱追讨5万元欠条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优势证明规则的运用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根据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当事人不需要对案件待证事实达到百分之百的证明程度，本案中，依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原告需要对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负证明责任，根据优势证明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根据庭审陈述，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更大。原告提供的证据虽然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明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但根据优势证明标准，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制度，可以得出该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盖然性更大。

从证据的证明力上讲，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当事人的陈述。因此，被告辩称的理由不成立；第三，在借款时，虽然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告欲证明借贷关系事实的证据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根据民法理论的盖然性原则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之证明力来判断，应认定借贷关系存在这一法律事实，更令人信服。综上分析，可推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的法律事实

4、利息能否重复计算？ 原文作者认为，被告因房地产经营缺乏资金于2008年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并出具借条，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其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原、被告在借款时并未约定具体还款时间，只是约定利息半年支付一次，在原告主张还款而被告无力还款时，原告在原有本金基础上复算利息作为第二年本金，虽然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借条，但实际原、被告只是履行了一个领款、借款条据手续，并没有实际的还款、借款事实行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法律规定，且被告对将利息计入本金的计算方法存有异议，故对原告主张本金184960元不予支持。依据《www.xiexiebang.com银行利率网案例分析。原告既然以特定的“借款”作为事实的基础，尤其是在被告关于“空打”欠条的辩称下作了重大事实陈述的变更，且解释得那么详细，由原告负担为此举证的义务自然应当。欠条在此成了待证的证据，是待证的对象，而非已认证的事实。本案在原告不能举证说明，无法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法庭应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的法律关系和事实存在，原、被告之间欠款的债权债务关系难以认定”等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应由原告来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6、高利贷不予保护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高利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发〔1991〕21号）（以下简称为《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精神，可以界定出民间借贷的合法利息范围与高利率之间的分别，即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利息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数）以内，视为合法利息，应受法律的保护；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视为高利率，超出四倍限度以上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我国《合同法》第211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这一规定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公民之间借款问题司法解释在立法上的确认。在《合同法》颁布施行之前，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民间借贷纠纷时，基本上是按照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合法利息均予保护，而对于约定过高的利息是不予保护的。这点，在我国司法界大家几乎是认同的。《合同法》生效施行后，乃至当前，我国法律或行政法规尚无关于限制民间借贷利率新的具体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尚未废止，因此，在审理此类纠纷案件时，仍应当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予以认定与处理。本案中，按照当年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58%计算，原告褚某最高放款年利率不得超过22.32%，但是依据双方约定，褚某实际放款年利率达到60%，超出37.68%，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受法律保护。

7、违约金过高能否得到保护？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按此规定，法院对违约金数额的调整是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的，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法院能否主动介入呢？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法院对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违反民法公平原则或者有放高利贷规避法律嫌疑的，可以主动进行审查。在具体方式上，法官可以充分利用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对违约金数额的高低享有合法的请求变更权，由其来决定利益的取舍。这样可以很好的平衡意思自治与公平公正原则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