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正熙总统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一篇：朴正熙总统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朴正熙总统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吴昊201500600081

我们都知道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片资源贫乏、基础落后的狭窄半岛之上逆风起飞，迅速成长为经济上的巨人，跨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创造了“汉江奇迹”，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而韩国如今的经济成就，自然是与朴正熙政权创造的“汉江奇迹”是密不可分的。朴正熙政权上台面临的经济困难

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张勉政权建立“权威统治”。这时韩国正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第一，示威游行不断，社会缺乏基本秩序。第二，政府改组频繁，无力料理国事。第三，民生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比如，人口迅速增长，失业加剧，饥饿和贫穷，消费品与住房短缺等等问题的解决成为韩国迫在眉睫的问题。

朴喜范是内涵型经济开发论的倡导者，他主张的内涵工业化战略的重点放在为钢铁厂、火车、造船、机床以及基础化学工业等打基础。朴正熙政权在民族主义思想的驱使下，选择了内涵型经济发展路线，试图通过动员国内资本为发展提供基础资源。1962年6月，朴正熙政权曾试图通过“紧急货币措施”来为投资计划融资。为内资动员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以高利率增加储蓄，但此计划因恶性通货膨胀而遭到失败。接着为了动员民间资本，朴正熙政权控制了保险公司并开启了证券市场，但却因此爆发了所谓的“证券波动”，很多中、小股主蒙受欺骗和破产。此外，朴正熙政权还实行了货币改革，采取了一种以通货膨胀为其投资计划融资的办法，由于遭到美国的反对和对客观经济状况的不了解，结果，动员内资政策失败。货币改革失败与外资引进的低迷、通货膨胀、外汇紧缺等问题使政策转换在所难免。以货币改革的失败为转折点，朴正熙政权走上了转换发展模式的道路。从出口替代政策到出口导向政策的转型

1961年8月，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工商部长丁来赫和副部长朴忠勋竭力主张实施出口导向政策，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朴正熙确定了以出口导向政策为经济开发计划的基本方向。为了扩大出口，朴正熙政权制定了各种支援政策。比如1964年的汇率、出口税率的调整、1965年开始的青瓦台出口振兴会议、1967年实施的增加进口品目的政策等。朴正熙政权时期，出口实现了每年40%以上的增长率。1970年年底，出口量达到了10.8亿美元。出口的迅速增长为韩国人对出口政策树立了信心。引导国营企业

朴正熙政府贯彻“指导的资本主义”建国方略。控制和引导企业行为的又一重要手段是由政府出资，主办一批涉及国计民生的骨干工程。朴正熙政府以很大的精力和财力，向各主要产业部门投资，建立起一批国营的国民经济骨干企业。这些由政府主办的现代化大型企业，既起了启动带头作用，又起了示范作用。大力发展重化学工业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韩国工资水平的提高和国际上对劳力密集型轻工产品的保护主义日渐抬头，出口导向轻工业的边际效益下滑，韩国经济转入不景气局面。朴正熙政权还继续推行外向型工业化战略，重化学工业政策几乎就是唯一的政策选择。于是，70年代韩国产业政策中心转变为重化学工业化。

1973年1月，朴正熙发表“重化学工业化宣言”，正式大力推进重化学工业化。朴正熙政权选择六个部门集中扶持，即综合机器(昌原)、造船、(巨济岛)、电子(龟尾)、第二钢铁(光阳)、有色金属(温山)、石油化工(丽川)等。在重化学工业建设期间，对被选上的部门实施投资风险社会化、分散个别企业家的风险等都是促使企业家参与项目的方法。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的结果是，70年代的经济发展速度比60年代还要快。朴正熙在70年代推行的重化学工业发展计划，不仅当时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且也为80年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造船业的迅猛发展

造船业对韩国有特殊的吸引力，朴正熙政府十分注重造船业的发展。70年代初，政府提出韩国要成为“造船王国”的方针。在朴正熙的授意下，政府半强迫性地要求现代财团董事长郑周永开办造船厂。以现代造船业起步的韩国商船制造，所用时间仅为欧洲厂家相应时间的一半，而价格却比欧洲轮船的最低价格还要低1000，这正是现代集团赖以发展壮大的竞争力所在。新村运动

朴正熙出生于贫农家庭，对农村的凋敝状况了如指掌，认识到必须要找出治理农村问题的有效方法，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朴正熙在60年代末就开始准备发起新村运动。建设新农村的计划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欢迎，其效果远远超出了政府的预料。广大农民的积极响应使朴正熙政府信心倍增。群众参与新村运动的广泛程度在韩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全国上下都在为新村运动献一份力量，运动深入人心，到处都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对朴正熙权威政权与韩国经济现代化的评价

对朴正熙持赞扬论的韩国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和朴正熙的卓越领导力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朴正熙勾画出一幅现代化蓝图，并以此作为赢得国民支持和参与的“宗教信仰”，想一切方法实现了工业化。在他的领导下，韩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其成就不仅仅周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从整体上改变韩国社会落后面貌的大变革。朴正熙不顾一切反对和抵抗而冲锋陷阵，在此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虽然伴有巨大的牺牲，但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在极其短暂的时期内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不仅是韩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可以说朴正熙经济发展之功大于政治独裁之过。

第二篇：韩国新乡村运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提要：

韩国在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去了均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们基于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本文着重对韩国新乡村运动的发起、发展过程、发展趋势和社会效益进行了客观的介绍和分析。

一、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社会背景和科学依据

韩国山多，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最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见图）。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科技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水平，如勤勉、诚实、节俭、自助、协同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图：新乡村运动与韩国国民科技水平和生活伦理的关系（缺）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一）新乡村运动的发起过程 为解决这一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它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但由于有效利用资金投入的体制和机制尚不健全，加上农民立足家乡，改变家乡面貌的信心不足，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意识匮乏，导致资金投入效益并不明显。根据这种实际情况，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乡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以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发起新乡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的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第一年，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第二年，政府对这些成绩显著的村庄继续提供援助物质，平均每村增加到500袋水泥和1吨钢筋。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成绩最佳划为自立村，最差的划为基础村。政府的援助物质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1973年，全国农村中的约1/3被划成基础村，此后，基础村迅速减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二）新乡村运动的发展过程

韩国政府在组织实施新乡村运动的过程中，制定了阶段性目标，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1，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蓄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乡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乡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乡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引起了广大农民的共鸣，调动了他们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2，扩散阶段（1974－1976年）

在这一阶段，新乡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基础阶段的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了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3，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在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乡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在这一阶段，国内政治不断动荡，新乡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以后，新乡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4，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了有关新乡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了全国性新乡村运动的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来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支持和服务等手段，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当时，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准。5，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派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地区扩散，新乡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健康发展。新乡村运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乡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三）新乡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形式和社会效益 1，改善农村公路 2，改善住房条件 3，农村电气化

60年代末，在韩国的农村只有20％的农户按上了电灯，其余的农户还在传统的煤油灯下生活。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都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了电气化。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鼓励竞争，优先给积极参与的农村供电。随着新乡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农村电气化得到迅速发展，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期间，由政府补助一部分，农民借用低息贷款，加速实现了农村电气化。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家电得到了普及，农民为了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就要储蓄，这又促进了农村储蓄业的迅速发展。

4，农民用上自来水

自古以来，韩国农民饮用井水，而传统的井水既不卫生又不方便，需要花费很多劳动力和时间。当时，能喝上自来水，对农民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夙愿。新乡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动员起来，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因地势高，不宜引水的村庄，深挖井，再用水管接到每家厨房，用抽水泵取水。80年代，普及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的饮水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5，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乡村运动初期，政府开始推广“统一系”的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的发展阶段。1970－1977年，水稻的每公顷单产从3.5吨增加到4.9吨。农民们在水稻生产中，学到了共同合作的“集团栽培”方式。水土条件相近的10－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使得水稻高产品种在极短时间内推广到各地农户，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6，增加农民收入 7，农协组织的迅速发展 除了金融业外，在流通方面，农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农民在种植水稻高产新品种的过程中，施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农资、建材、家电等物质也都由农协来组织提供。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协的规模也迅速得到扩大。70年代，全国基层农协数为1500个，大致与邑为单位的行政区域数相近，一个基层农协对1000多户农民开展业务。一个基层农协的工作人员从1972年的6名增加到1980年的18名；一个基层农协受理的资金从1977年的4300万圆增加到1980年的23.4亿韩圆（330万美元），其中180万美元来自信用事业，100万美元来自经济活动，50万美元来自公共福利保险事业。由此可见，基层农协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8，兴建村民会馆

新乡村运动一般在冬季农闲期间开展，但在当时很难找到村民能集中讨论活动的场所。所以，从开展新乡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为在农忙期间节省劳动力，提高劳动效率，在村民会馆中办起了公共食堂。妇女会在村民会馆中还举办了公共交易场，降低了产品的流通费用，节省了村民的购物时间。村民会馆收集了包括农业生产统计资料和农业收入统计资料在内的各种统计资料。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不是只通过书本，而是在各种实况展示和社会实践中亲身体会到了民主决策和管理的真谛，也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进而加快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实践能力。

三、新乡村运动遇到的问题与发展方向 新乡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遇到了种种难关，如新乡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在城镇开展此项活动并不理想；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乌拉圭回合以后开放农产品市场缺乏研究；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乡村运动组织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这些都无非是城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内容，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乡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参考文献： 2，王广忠、李水山著，《中韩农业教育与区域开发国际研讨会论文选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9 4，路明著，《农业教育5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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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儒家思想对韩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发展

【摘要】: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 ,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已有近4000 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 ,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 ,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就已影响深远 ,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中国儒家文化;古代朝鲜半岛;韩国现代化;韩国当今社会 【Key words】：China’ s Conf ucianism;ancient Korean Peninsular;Korea’ s modernization;Korea’ s modernsociety

中国与韩国是友好近邻 ,两国地缘相近,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关系密切。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已有近4000 年的文字可考的历史。韩国人则善于学习,总以开明的态度欢迎中国文化和现代的西方文化 ,吸收中西方文化的精华 ,创造了具有本国特色的优秀文化。虽然韩国现代社会采用欧美的经济模式 ,但是其主流文化仍然是儒教文化 ,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本文重点探讨儒家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及其对韩国现代化和当今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

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延续至今 ,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儒家文化起源于我国的春秋末期 ,是由鲁国人孔子在公元前 500 年创立的。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 ,这一思想经治国安邦长期锤炼成为系统而又精纯的思想和博大而严谨的理论。儒学的历史沿革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重大演变过程:(一)先秦儒学。春秋战国时期 ,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孔子去世后,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 ,后来形成了儒学基本范式 ,先秦儒学奠定了中国儒学的发展基础 ,影响并规范着后世儒学。(二)秦汉儒学。汉代初期 ,前几代统治者在思想上奉行 “黄老之术”(即道家创始人黄帝和老子的学派),直到汉武帝继位后 ,在推举 “贤良对策” 时 ,采用了董仲舒的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的主张 ,儒家思想便成为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三)魏晋儒学。这个时期的哲学家大都把儒家的 《周易》 和道家的 《老子》、《庄子》 作为基本思想资料(合称之 “三玄”),以老庄思想揭示儒家经典 ,后世称之为 “玄学”。(四)隋唐儒学。在魏晋南北朝的几百年间 ,儒家思想一直处于衰微的状态 ,但伴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 ,儒家学术呈现出统一趋势 ,儒家的地位得到提升。到了唐代科举制度盛行时 ,儒学再度官学化 ,儒家经典已占支配地位。(五)宋明儒学。在宋、元、明时期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 ,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 ,对儒家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这个复兴魏晋儒学或玄学的运动 ,发先声于隋唐之际 ,由唐代中期后续 ,又至两宋时期 ,程颐、朱熹重新译释 ,并对儒学作了较大改造 ,形成程朱理学。[1 ]明朝期间 ,又有王守仁阳明心学 ,究其哲学思想 ,渊源是先秦时期孟子的 “尽心、知性、知天” 及 “良知”,近源则是宋朝陆象山的 “心学”,它是在对先秦至宋明期间各种类型的 “知行说” 进行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2 ]儒家文化持续到元、明、清三朝。即使在元蒙、· 2 6 ·满清政权时期 ,儒家文化都未曾废断过 ,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并一直影响到当代。儒学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 ,不仅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而且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也有深远影响 ,尤其在朝鲜半岛和日本 ,儒学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3 ]据文献记载 ,在远古时代 ,中国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就不断移居朝鲜 ,互相来往。《史记》 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 ,称其为“古朝鲜”。[ 4 ]韩国学者张志渊认为 ,韩国的儒教始于中国殷朝的箕子。[5 ]儒学产生后 ,很早就传入东方诸国 ,其中最先传入儒学的国家是古代朝鲜。因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韩国人称之为 “韩半岛”)北端 ,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 ,西南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隔海相望 ,地理位置非常接近。据学者研究 ,公元前7 世纪左右 ,古朝鲜就与我国春秋时期的齐国有了贸易往来 ,随后与燕、西汉之间也有较多贸易往来。古朝鲜人通过贸易往来接触汉字 ,汉字的传入带动了儒学的传入。中国秦末汉初 ,燕地人卫满率领移民到达朝鲜半岛西北部 ,并于公元前 194 年推翻古朝鲜政权 ,建立卫氏政权。汉人的生产技术、物质文明及文化道德再次在朝鲜半岛传播。公元前 108年 ,汉武帝发兵远征朝鲜半岛 ,灭卫氏政权 ,在半岛北部建立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每郡又有若干县 ,乐浪郡为中心地带。中朝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正式拉开了儒家文化道德大量传入朝鲜半岛的历史帷幕。公元 1 世纪前后 ,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 “三国鼎立”。儒家文化道德首先传入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国 ,尔后传入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和东南部的新罗国。据 《三国史记》 记录 ,公元前 19 — 公元前18 年 ,高句丽国的琉璃明王二子解明、好童的孝行故事 ,与透出儒家色彩的 “孝行” 故事内容相一致。据朝鲜古籍记载 ,高句丽 372 年(小兽林王 2 年),中央设立以培养官吏为目的的 “太学” , “太学” 教授儒学 ,于是儒学在高句丽国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百济与高句丽一样 ,到了公元 3 世纪 ,就有了儒学教育机关 ,并设立五经博士制度。据 《旧唐书》 中 《东夷传 ·百济》 载: “其籍有五经子史 ,又表疏并依中华执法”。南北朝时期的梁朝陆诩还专门去百济国讲学 ,传授 儒学。[6 ]新罗国接受儒学虽晚于高句丽、百济 ,但在公元 7 世纪中叶(676 年),新罗国第一次统一朝鲜半岛后 ,儒学发展得很快。新罗王在统一前就选派了留学生到唐朝首都长安学习儒学。《三国史记》载:640 年(新罗善德女王 9 年)夏 5 月 “往遣子弟于唐 ,请入国学”。统一后 ,在选派的留学生中有不少人还参加了唐朝的科考 ,如崔致远考取进士后留在唐朝担任了侍御史、内供奉官等职。据 《东文选叙》说 ,崔致远以下共有 50 多人 ,这些儒家文化的饱学之士 ,在朝鲜半岛传播儒家文化道德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公元 10 世纪 ,高丽王朝代替了新罗王朝。高丽国虽然宠信佛教 ,以佛教为国教 ,但在政治、文学方面却依赖儒教选拔官吏。光宗 9 年(958 年)高丽以唐制开设科举 ,睿宗 14 年(1119 年)设养贤库 ,从此教育和取士皆以儒学为基础。高丽初期 ,名儒崔冲(984 — 1068)致士后开私塾 ,以儒家经典育人才。尔后许多学者效仿 ,风靡全国。至此 ,儒学一时大盛 ,正统得以树立。1392 年李氏王朝代替高丽王朝 ,改国号为朝鲜 ,到 1876 年 “江华岛条约” 签订的 400 多年间 ,是儒家文化在朝鲜本国化最为彻底的时期 ,朝鲜半岛都以儒家文化道德为立国教民之本。这前期大约是中国儒学在明朝的阳明心学与朱子理学交相辉映的阶段。后期到了清朝 ,尽管清王朝是 “夷狄” 所建立的政权 ,但中国社会的儒家化达到了最高峰 ,在将自己表现为儒家君主的典范方面超过了明朝。这一点为当时朝鲜的有识之士所认同 ,如 18 世纪李朝学者朴趾源在他的 《热河日记》 中反驳了 “夷狄” 论 ,提出“师清” 论 ,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的传播扫清了障碍。[7 ]

二、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现代化的影响

在古代 ,中国传统文化在朝鲜半岛传播中影响深远 ,在韩国现代化(韩国人称之为 “近代化”)进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也在韩国文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 ,虽然有些地方与西方现代性相冲突 ,但是也有具备与现代性相通的成分 ,并具备向现代性发展的潜质。这一点 ,不仅体现在韩国现代化发轫期 ,即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奠定了韩文化基础 ,而且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优越性)也越来越彰显出来 ,乃至影响韩国现代社会。朝鲜近代史 ,是以 1876 年朝鲜先被迫与日本订立江华条约 ,后与美、英、德、俄订立与此相类似的条约 ,朝鲜门户被打开为界。1897 年 ,李氏王朝国王改国名为 “大韩” ,[ 8 ]1910 年被日本吞并 ,此后逐步· 3 6 ·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此期间 ,1884 年欧美传教士开始进入朝鲜半岛传播新教 ,但此时的李氏王朝是一个高度汉化了的国度 ,儒家经典主导着这个国家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统治阶层以精通汉籍、娴于汉文汉语为荣;在教育体制上 ,只有教汉文的学校 ,没有交本土语言的学校 ,更没有洋学。本土语言是从家庭父母那里学的。本土语言的学习不被认为是教育,只有懂汉文的人才 ,才被视为是学者。无奈的传教士们只能采用 “谚文”(谚文是 15 世纪朝鲜人运用中国音韵学知识研究出来的拼音文字)翻译 《圣经》 和撰写传教书籍 ,并探索着 “谚文” 的 “罗马化” ,即引进西方的注音原则来注音 “谚文”。这表明 ,当时所推行的韩文 ,其实就是汉字与谚文相结合的一种书写方式。因而 ,一些明智的传教士们主张或支持使用汉谚混合文。再者,当时朝鲜李氏王朝已经与西方立约开放 ,虽然开始意识到学习西方文明 ,并开办西学学校以培养人才,但是这些学校仍然是按汉学规则 ,通过科举考试录用官职人员。因此 ,出现了某些外国教师因不满这种旧式管理而相继辞职的现象。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日本大力推进 “皇民教化运动”,要求所有朝鲜人尊崇天皇 ,供奉天照大神 ,学习日语 ,改姓更名。朝鲜志士则拿起儒家思想武器 — — —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号召国人奋起反抗。所有如此种种情况都表明 , “大韩”近代文化发轫也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朝鲜半岛现代史 ,以 1919 年爆发的朝鲜 “三 ·一” 运动为界,朝鲜进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新时期。在此期间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948 年朝鲜半岛分裂 ,8 月朝鲜南半岛成立了大韩民国 ,9 月 9 日朝鲜北半岛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半岛的现代史,就是朝鲜半岛民众在儒家思想的鼓舞下抗击日本殖民者的反抗史。“三 · 一”独立运动拉开了朝鲜半岛现代史的序幕 ,整个运动充分显现了儒家思想的爱国精神在朝鲜半岛民众中的凝聚力。这次独立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 ,但儒家文化道德已经深植于朝鲜半岛民众思想之中 ,无法抹去。在朝鲜半岛民众看来 ,儒家文化道德是本国的传统文化 ,而日本的 “皇民殖民文化道德” 是外来文化,结果是 ,儒家文化道德胜出了。1945 年以后 ,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 ,带来了欧美文化道德。从那以后直至现在 ,欧美文化道德以西方影视、书刊、音像、传媒互联网为载体 ,大肆登陆韩国 ,但是韩国人又以孔子 “和而不同” 的思想加以反对。孔子的“和而不同” 思想 ,即是要承认 “不同”,在 “不同” 的基础上 ,使不同的事物形成 “和平”(“和谐” 或 “融合”)相处发展。韩国前外交部长潘基文认为 ,对于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要兼收并蓄 ,这样才能成就大的事业。韩国人也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 ,在大力引进西方市场经济、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同时 ,清醒地看到了欧美文化中 “金钱万能”、“个人至上” 和 “人情淡薄” 等弊端 ,并尽力避免之 ,坚持以儒家文化道德治国安民 ,使韩国儒家文化道德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至今没被欧美文化道德所同化。进入 20 世纪后半叶后 ,作为东北亚地区国家之一的韩国 ,其现代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了。韩国发挥密集型技术人才的优势 ,抓住机遇 ,紧追日本 ,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韩国经济起飞为何如此之快 ? 固然有经济一体化以及美国大力扶植等因素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良好的竞争氛围和发展机遇 ,但这些只是外在条件。韩国经济发展神速 ,还有其内在原因。韩国经济起飞的运作在人 ,人才密集和人口素质的提高确属内在原因之一 ,然而人口因素最终又离不开文化的养育 ,这还需要从韩国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去探究。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古代 ,朝鲜半岛人民就大量学习中原汉文化。到了近代 ,韩国在经济上又全面学习日本 ,并全套学习日本的科学管理技术。到了现代 ,韩国又全方位向欧洲开放 ,特别是虚心学习美国。他们一方面提倡世界化(实际是向美国看齐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做得甚至比中国还好 ,韩国在保护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功。从小到集体的人与人之间 ,大到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柱 ,每一步都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传统素质。以儒家精华为基础的韩国人精神及其思维模式 ,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关系 , “群体内的和谐” 与“群体外的竞争” 密切结合 ,使得韩国国内稳定不乱 ,又能在国际经济发展中大显身手 ,促使其综合国力名列前茅。[9 ]韩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起飞开始 ,总统朴正熙就运用儒家 “忠” 的思想指导经济。从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不难发现儒家思想与经济生活密切结合的几个特征:一是中央集权的政治观 ,二是忠孝一致的伦理观 ,三是重农抑商的经济观。中央集权的政治更便于后进国家动员全国力量(包括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完成经济起飞的任务 ,忠孝观念培养了团队和集体忠诚奉献精神。只是儒家思想指导下的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观念似乎与韩国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甚至与韩国人表现出来的商品意识· 4 6 ·水火不相容 ,但是韩国人有意识地寻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创造性地吸收传统的有用之处并在韩国近代化的民族主义伦理下 ,由政府主导经济增长 ,实践证明是成功的。这就是 “东亚发展模式” 的典型 ,即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的韩国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模式也可被称为 “儒家资本主义”。[10 ]所以说 ,在儒家文化奠定国内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基础上 ,结合鼓励个人竞争的西方文化的积极成分 ,带来了在国家经济建设中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最终成就了韩国的现代化。韩国学者金日坤认为 ,韩国经济现代化的成功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的儒家文化,是当今的韩国保持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和秩序。韩国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 ,所参照的系统是欧美的经济模式 ,但其背后一直是儒家文化作为潜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深深地影响着韩国人的意识和行为。儒家文化已经成为朝鲜半岛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三、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对韩国当今社会的影响

韩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儒家文化(韩国人称之为“儒教文化”)为根基的国家 ,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其文化资源被充分发掘和利用造福于人民 ,至今仍然对韩国当今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行政、执法、敬祖、宗族、乡校及学生中 ,仍然可以感受到儒家传统文化的底蕴。韩国在接受中国文化之后 ,又将其逐渐发展成为符合本国特点和具有独创性的文化和传统。当今韩国现实社会受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显现出来:(一)在思想教育层面上 ,儒教文化得到重视和

传承。韩国儒教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由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学的基本特征在个儒教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没有改变 ,其原来的特征和本质在韩国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和强化。以近100 年韩国儒学研究为例 ,早在日本帝国殖民时期开始就有以张志渊为首的儒教研究;1925 年后 ,各大学相继开设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印度哲学和清代哲学课 ,开始这方面的研究;解放后 ,还有研究道家、佛家、阳明学的著述问世。然而 ,据韩国哲学研究会的调查统计 ,在 1945 — 1992 年间 ,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 ,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 240 ∶70 ∶4 ,论文数量为1 100 ∶385 ∶17。这个事实足以说明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已在韩国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传承儒教文化方面 ,教育界也有所反映。韩国从 1960 年起 ,就把儒家文化道德列入大、中、小学的教育科目 ,旨在使儒家文化道德代代相传。在初中设立的 “道德课” 上 ,要求学生在家 “敬老孝亲”;在学校 “尊敬师长”,同学之间要 “互敬互爱、团结协作”;在社会上要注意 “人际关系及各种礼节” 等。韩国对大学生的 “国民伦理课”,其主讲的 “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教育学生继承传统的儒家文化道德和“思想开化” 的内容 ,也是在继承儒家文化道德的基础上 ,再开化 “自主自立思想” , “固本强国”。

(二)在伦理道德的层面上 ,儒家文化是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

儒家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价值的体系。它是影响韩国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文化因素。当今韩国 ,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在国民精神中还保持着支配地位。韩国高丽大学在编写的 《韩国民俗大观》 序言中说: “至今 ,儒教在韩国社会中还占有绝对的比重 „„事实上 ,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 ,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化。所以 ,在当今现代化、西洋化的风潮中 ,韩国在东洋三个国家中仍然是一个父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韩国所具有的纯韩国人式的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皆以此为准绳。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社会的基底。” 在韩国当今社会所通行的伦理道德原则中基本上以儒家文化为价值标准 ,如今联合国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尊孔子为精神导师 ,他说: “在我的一生中 ,我一直在受到孔子和孟子思想的影响。目前 ,孔子的很多教诲仍在为我指引方向”。他一直在努力从 《论语》 等中华文化经典中汲取智慧、经验和为人处事的原则 ,无论是履行公务 ,还是处理个人私事都是如此。[11 ]韩国人至今仍然尊奉孔子为 “万师之宗”、“万世之表”。韩国每年都举行祭祀孔子的 “释典大祭”。这不仅是教育界的意识 ,也是韩国民众的意识。据韩国权威人士估计 ,现在韩国近80 %的人信奉儒教或受过儒教思想的熏陶。孔子不仅是中国的 ,也是世界的。2005 年 7 月 ,中国 “孔子学院” 在韩国挂牌。2006 年 6 月 ,延边大学在韩国设立忠北大学孔子学院 ,韩国人对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情不减。韩国人的儒教伦理道德还表现在家庭内。这方面 ,韩国的家庭孝道堪称一绝。韩国把孔子的 “礼”和 “孝” 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落实到家庭民俗上 ,使家· 5 6 ·强烈冲击韩国 ,但只有家庭是攻不破的堡垒 ,并在东方文化的伦理体系中自我发展和完善 ,是韩国东方优秀传统道德的一道风景线。韩国仍然保留着如前所述的父家长制 ,即使因就业的需要 ,时有年青小家庭分居,但周末团圆、遇事全家商讨、逢节全家祭祀的民俗习惯还保持着。父慈子孝、尊兄爱弟、夫妻和睦、妯娌互助至今蔚然成风。这些传统儒家文化倡导的行为规范 ,是家庭和睦、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保证。韩国还把孟子的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的关系推而广之于亲友、邻里、社会 ,使整个国家在 20 世纪先后遇到的战争、金融等危机面前有条不紊。

(三)在国家决策层面上 ,儒教文化又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和对外贸易的准则。

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着极其丰富的营养 ,其中先秦诸子百家、道教以及外来佛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都是对韩文化的补充 ,但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的精髓是 “和谐”、“和平”。《尚书》 讲的 “惟德动天 ,无远弗届” ,孔子讲的 “和为贵”,孟子讲的 “大同” 等都是 “和平” 精神的体现。韩国人深得儒家文化之精髓 ,以儒家 “和为贵” 和 “仁者爱人” 的思想 ,凝聚民族精神 ,促进国家兴旺发达 ,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力避极端。前些年,每当美、日在朝核问题上动不动就要制裁朝鲜 ,甚至以武力相威胁时 ,韩国都坚决反对 ,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实现民族和解。这是用儒家思想培育出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总而言之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 ,虽然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过冲击 ,但其合理的内核至今仍大放异彩。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剔其糟粕 ,吸取精华 ,借鉴韩国经验 ,使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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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哲学引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3.10083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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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源华 ,胡礼忠.东亚汉文化圈与中国关系[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 ,2005.22107-08(7).

第四篇：经济发展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趋势是经济全球化。正确认识和妥善应对全球化，不仅有利于我国促进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与和平发展，而且有利于促进国际体系转型、和谐世界建设与人类文明进步。目前，经济全球化已远远超出经济领域，正在对国际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而对我国外交的影响，一是对外交日益增多；二是外交政策更加复杂；三是需要付出的援助也不断增多。

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这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掌握这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的现代信息技术，主导着世界市场的发展，左右着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发展更加不平衡，两级分化更加严重。一边是发达国家财富的不断积累，一边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不断加剧。

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重新审视自己的外交政策，置身全球化浪潮，要增强机遇意识、创新意识和全球战略意识。

经济全球化使得中国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当中。经济的一体化造成政治的大小三角，相互牵制的，一超多强的局面——经济决定政治。

所谓弱国无外交，只有经济和综合国力足够强大，才能在国际舞台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中国的经济利益即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的大部分。

目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先后提出睦邻友好政策，倡导建立和谐的国际社会关系等，此举都是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平是经济发展的沃土。世界经济全球化将会促使中国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迈进，将会强化中国政治大国的地位。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应再局限于周边，而是世界，要作为一个世界强国走向世界。

第五篇：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在现代社会，科技已经渗透到国民经济乃至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经济发展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推动作用。在目前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下，经济唯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我国国情分析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研究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作用；举例说明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总结科技进步对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国民经济 可持续发展 科技进步

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能源、水资源等重要资源占有量不足，生态环境脆弱。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迫在眉睫。

因此，早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1995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就提出把科技进步提高战略高度来认识。1996年3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李鹏总理就谈到“面向经济建设，加快科技进步”这个话题时，说道“在当代条件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充分估量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的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看出，科学技术是目前我们发展经济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我国经济社会走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无论是提高技术含量和经济效益，还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都必须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新型工业化道路决定了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环境长期高强度开发和利用基础上的传统工业化，已经使我国的资源与环境状况不堪重负。我国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我国必须走技术创新的发展道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使技术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全社会的普遍行为，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科技发展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进步速度加快，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展开。随着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地发展，以信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据统计，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总产值，1995年达到8000亿美元。1996年增为1万亿美元，目前已远远超过钢铁、石油等传统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美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科技大国，科技进步在促进美国经济增长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以信息技术为例，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时还降低了通货膨胀，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主要动力；长期以来，日本重视人才、科技进步和经营管理，重视应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是经济取得飞速发展。关于科技进步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作用，1990年日本经济白皮书中分析，1970——1989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4.8%，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为1.5%，仅次于资本所作的贡献；1980——1989年经济增长率为4.5%，技术进步的贡献为1.7%。总的来看，发达国家科技进步贡献率较高，一般在6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功能贡献率较低，不足50%。这说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科技进步推动的，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靠资本和劳动投入推动的。

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巨大，其涵义在1999年8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因此，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科技进步是推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和重要力量。在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和主导性的要素。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决定着先进生产力的性质、方向、结构和水平。

经济增长是一个明确的可度量的指标，它被定义为本期的国民总产出相对与上期的总产出所增加的百分比。决定一定时期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人力资源、可利用的物质资源、管理效能、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制度等。研究经济增长，就是要在分析各经济变量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求出各变量的均衡增长路径，进一步研究稳态增长问题。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西方经济学家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亚当斯密把劳动力看做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他认为，人均产出的增加主要取决与投入生产中的劳动力劳动数量和质量，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土地的使用。他强调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同时也注意到，技术进步对经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技术创新理论中，熊彼特是技术创新理论的创立者，他从技术创新的角度来解释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经济从一个均衡状态向另一个均衡状态的移动过程。经济的均衡状态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来打破的。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把一种从未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建立起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格哈德.门茨继承和发展了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经济长期波动的主要动力。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罗伯特.索罗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遗漏了两个重要的因素：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生产要素本身就是一个生产投入要素，而不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问为的只是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只能其部分的辅助作用。5.新经济的发展模式表现为新的制度与新的记述的密切结合。新经济的主要动力来自创新思想和技术，而其运行机制则体现出了风险、不确定和持续变革等基本特征。

技术差距理论认为在技术成为公共产品且可迅速扩散、劳动力可完全流动的前提下，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会是一个相似的稳定状态即为增长的趋同。

在现代社会科技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方面，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为科技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可带来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应先法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有科技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投入三个要素，其中科技进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人类用大自然的恩赐来发展经济的空间是有限的，但科技可以用人类的创造发明来获得新的资源，创造新的物品以丰富我们的生活。因此，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是无限的。据估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20世纪上半叶为45%，80年代达到80%。20世纪初，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5%—20%靠采用新技术取得，80年代以后。有60%—80%要靠采用新技术取得。

其次，科技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科技创新不仅可以大大提高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而且可以使用传统产业获得新的生命力。例如，电子技术用于炉窑技术改造，节约了能源，降低了消耗，使水泥、化肥等行业获得显著进步；我国印刷业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改变了铅字，进入电子时代。

再次，科技创新将导致新的经济体出现。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与经济的日益密切结合，引发了新的产业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经济形式——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的出现不仅受现代科技革命，而且还受信息化、数字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其变革的力度、速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场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包括电子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等。信息技术革命加速了现代电子通讯产业的发展，改变了贸易模式、生产销售模式和就业模式，是人类的经济生活更加便捷和丰富多彩。

结论：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前，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全都是凭票供应，作为大多数人来讲，能住上普通的房子、粮食够吃，家里能买得起收音机、电视机几乎是奢望。现在住楼房，水、电、气、暖，各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因此，我们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的成果，更要学习掌握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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