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名死于任上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优秀范文5篇]

第一篇：19名死于任上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19名死于任上的中共政治局委员

1949年之后，从第七届至第十六届，每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至少有一名委员在任上去世，他们或自杀、或突发疾病、或长期患病、或坠机身亡。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湖南湘阴人。曾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27日因脑出血逝世，享年46岁。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陕西横山人。曾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4年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享年49岁。中共第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湖南临澧人。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60年5月29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5岁。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罗荣桓。湖南衡山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3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1岁。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安徽歙县人。曾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1965年4月9日在成都病逝，享年63岁。中共第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林彪。湖北黄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出逃，失事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享年64岁。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叶群。福建闽侯人，林彪夫人。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曾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林彪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71年9月13日随林彪乘飞机出逃，失事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享年54岁。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富治。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部队第一政治委员、中共北京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72年3月26日因患胃癌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湖北红安人。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共中央监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中共第六、七、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山东诸城人。原名张叔平。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中共第五、六、七、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浙江绍兴人，生于江苏淮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1976年1月8日因癌症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中共第六、七、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四川仪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中共第六、七、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湖南韶山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政协主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中共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振华。湖南平江人。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海军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79年2月7日因心脏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廖承志。广东惠阳人，生于日本东京，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曾任全国青联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华侨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3年6月10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75岁。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湖南浏阳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心肌梗塞，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谭绍文。四川新津人。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93年2月3日在天津逝世，享年63岁。中共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谢非。广东陆丰人。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99年10月27日在广州病逝，享年67岁。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黄菊。浙江嘉善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2007年6月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9岁。

第二篇：何任名老中医经验集

何 任-中医瑰宝苑-中医经典，中医名著，中医古籍，中医珍本，医案、医论、医话，脉法、脉诀，针灸，经方、偏方、秘方，民间中医中医瑰宝苑名老中医经验集卷一

何

任名老中医经验集目录

研究《金匮要略》半个世纪的何任

何若苹整理

编者按何任教授是研究《金匮》的名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本文总结了他半个世纪来研究《金匮》和《伤寒论》的方法、经验和主要成就，很有启迪作用。他推崇“读经读注，经注并参”和主张“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研究方法和宗旨，所以他不但理论上有高深造诣，在临床上也有丰富的医疗经验。

文中介绍了他研究《金匮》的１１部著作和８篇专论，从纵横两个方面给读者指出了学习和研究《金匮》（包括《伤寒论》）的门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何任临床擅长于内科杂病和妇科疾患，临证善用“经方”，本文介绍了他应用“经方”的方法要点和医疗经验。他临证治病力求辨证精当，处方用药主张“少而精”，如用四逆散治疗脑萎缩，用甘麦大枣汤、桂枝龙牡汤治疗癫痫等，具有鲜明特色。对妇科疾病，认为须通晓奇经之理，要重视“调经”、“和气”。对肿瘤，他认为是因虚致病，病后又加重虚损，主张扶正祛邪的治疗原则。但“虚”是在脾肾两脏，故扶正以培补脾肾为主，但也不忽视祛邪的重要作用。文中对各部分的观点和论点，都举有病例介绍他的临证经验，加以证实，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心怀祖国意常惬，腹有经书气自华。

———吕炳奎题赠何任教授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荀子《劝学》

何任，字祈令，别署湛园，浙江杭州市人，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１日生，１９４０年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解放初担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任委员，１９５５年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１９５９年负责筹建浙江中医学院。１９７８年被授予首批中医教授职称，１９７９年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数十年来，何任教授潜心于中医教育事业，坚持中医医疗和科研工作。他知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对中医经典，特别是《金匮要略》有较精深的研究，是国内研究《金匮》的著名专家。他临床经验丰富，屡起沉疴，远近闻名。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医学术，勤于著述，共出版著作十几种，发表学术论文１００多篇，在海内享有盛名，在海外也有一定影响。他先后担任过浙江省人大常委，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中医学会会长，第一卷１８０浙江省教授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主任医师评审委员会副主任，浙江中医学院顾问，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医报》社社长，中国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卫生部全国中医理论整理研究会常委，卫生部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何任出生在一个世医家庭，父亲何公旦，从儒而医，在杭州颇负盛名。公旦先生常说：“做一个医生，要有一颗赤心，道德品行要高，学识要渊博。”在这样的庭训下，何任不但从小就孕育着学医的志趣，并且付诸行动。上学以后，他除了学文化以外，开始诵读《药性赋》、《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中医药书籍，而对有关医学德性的文章，如《千金方》之“论大医习业”、“论大医精诚”等更是拳拳服膺。张仲景在《伤寒论·序》中“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从而鞭策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父亲的教诲和历代名医高尚的医德，为他走向献身于中医事业的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３７年７月，他考上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插班生，他规定自己除上课之外，每天要自学一定的时间，不是读自备的参考书，便是潜身于图书馆的医书之中。他一面学习中医基础及临床各科理论和一部分西医知识，一面到中医诊所跟名老中医抄方，实习中医内、妇、儿科。

为了掌握一些传染病的知识，他也去西医名医旁侍诊。在老师的言传身教、循循善诱下，使他对学医的兴趣更加浓厚。他厌恶当时的十里洋场，却潜心于中医药理论和临床的学习，为今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毕业以后不久，父亲公旦先生就逝世了。当时抗日战争尚处于艰苦阶段，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传染病随处可见，这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中医既是一个严峻考验，又是一个摸索诊治温病规律的难得机会。好在他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跟师（父）侍诊时有过接触，也还能沉着应诊，并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医生涯。但是，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他想为中医事业作些努力，但步履十分艰难。

在为中医事业而奋斗过程中，何任非常重视中医教育，注意培养后继人才。早在１９４７年，他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自己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著作，作为“遥从”学生的教材，开创了浙江函授教育的先声。解放以后，他先主持了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工作，以后又负责筹建浙江中医学院。３０多年来，他亲手为国家培养了进修生、函授生、本科生、研究生、“西学中”学生数千人。中医教学历来是以师带徒的方式进行的，开办高等中医学校教育，古今中外没有完整的先例和经验，何任从制定教学计划、大纲、编写教材乃至于授课方法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并身先士卒，亲自授课，批改作业和带学生实习，他讲过的课程先后共有１０门之多。他认为中医教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有其共性，但又有自己的个性，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由于中医古籍汗牛充栋，理论独特，学派众多，而说理又是取类比象，许多问题难以口授，所以他主张学生应该早临床、多临床，汲取传统师带徒的教学特点，以弥补课堂讲授的不足，因此他先后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文章，同时组织全院教师编写《中医学院教学经验和教案》一书，对于中医教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教学过程中，何任十分注意传授学习方法。他提出治学应“五宜三忌”：一宜坚实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三宜熟读背诵，四宜兼及他学，五宜珍惜寸阴；一忌道听途说，二忌浅尝辄止，三忌贪多务得，这些对青年学生都很有帮助。他认为“百年树人”的大事业不能局限于课堂，要发挥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要鼓励他们钻研业务，奋发向上，于是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撰写第一卷１８１了《谈治学》一文，在全院师生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许多学生毕业多年以后，还写信提到这篇文章和从中得到的收益。现在，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已成为浙江各地的中医骨干，有的还成为厅局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他为辛勤的汗水换来满园春色，桃李成荫而感到无限欣慰。

“南阳经术蔚人师，今得先生实继之。字字切磋心若发，条条剂释义如丝。岂难到证多成例，且复穷奶直指疵。能溯渊源归一辙，医林长养盛师资”。这首七律条幅是进修学员为何任教授题的，也是对他长期从事中医教学研究工作的中肯评价。

何任学验俱丰，临床以内、妇科为主潜心研究，务求效高治捷。他临证时遇重症大病，常以经方取效；遇杂病、疑难症，则经方、金元医家方选而用之；对肿瘤以扶正祛邪法；对时病急症则经方、江南温热病方兼而取之；对妇科经带胎产，尤其是崩漏及疑难病症治效显著。他热忱的服务态度，良好的医疗作风，深得群众的信赖和爱戴。

他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医疗设备的情况下，用玉枢丹为主，单纯用中药治愈。对内科杂病常用经方，尤其是善用《金匮》方取效。

如治一脑萎缩的中年妇女，神情呆滞，步履困难，投四逆散加味１４剂后，步履自主，言语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对妇科病既继承家学，又多采傅青主“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等，均能运用得当。以脾虚带下为例用完带汤，对该方中主药山药、白术均遵原方本意各用３０克，而柴胡、荆芥、陈皮用量较轻。但他也采用历代女科之长，如治崩漏，根据“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而久崩不愈者则采用补奇经汤以益冲任。他治闭经极少用攻血破血峻猛之品，而是先辨虚实，多以养血活血，行气化郁取效。

他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尤其强调益脾肾，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犯，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如对一些要用培本治法的病（某种白血病、糖尿病、癌肿等），首先分析其发病机理，正邪情况，虚在何处？认为有些病是因虚而致病，而不是因病而致虚。而虚常先是肾虚；次是脾虚，或先是脾虚，再是肾虚。例如他治一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的患者，历经很多医院治疗无效，他据“久疸不愈当补脾”，用培本法很快予以治愈。

他选方用药，主张以法统方，用药宜少而精灵，反对药杂量重。他认为治病关键在于对证。药若对证，“四两也能拔千斤”。若滥投重剂，不但无效，反能坏事，故临床处方常是九味、十一味而已。对一些慢性疾患一经辨证明确，施治取效，就不轻易更方，略事加减而已，体现了“验不变法，效不更方，随证加减”的治则。他用方存根存据，从不草率凑方。认为患病愈病都有个过程，既已诊断明确，投方见效，就不应轻率改法变方。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等引起的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

何任虽然已是名家，但他不以名医自居，不拘一家之言，他活到老学到老，经常汲取报刊书籍中的经验和信息来更新知识，充实自己。如他善于选用单方、草药治疗疑难重症，如用半枝莲、白花蛇舌草、猫人参、鼠妇、守宫等治疗癌肿，已积累了不少成功的案例。

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勤于著述。正是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在中医学术上获得了较高深的造诣，为中医学的继承和发扬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从１９４７年中国医学函授社出版第一卷１８２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实用中医学》起，几十年来他在教学、医疗和行政事务之余，不断地钻研中医学术问题，特别是对《金匮要略》有较精深的研究。他“夜卧人静后，晨起鸟啼先”，到１９８８年出版《湛园医话》时止，前后共出版了１０种著作，不少著作一版再版，深受读者欢迎。同时还在国内外中医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１９８４年在他６４岁高龄时，还应邀为《浙江中医学院学报》、《上海中医药杂志》的“金匮摭记”等栏目撰写文稿，他自己勤于钻研，也鼓励教师著书立说，１９７８年组织老中医编写《老中医医案选》，组织各科教师编写《中医学习参考资料》等。

多年来他兼任《浙江中医学院学报》编委主任，负责终审工作，他悉心修改一丝不苟，使《学报》在中医界享有一定声誉，并向国外发行。１９８３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金匮要略》的整理研究和任《金匮要略》全国函授教材主编，历经数载，已分别于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通过鉴定完稿出版，１９９１年又出版了《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

何任不仅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在国外也有较大影响。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北京“中日《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他代表中方作了《伤寒论》的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的学术报告；１９８２年南阳“仲景学说讨论会”，又发表了《读经读注，经注并参》的学术论文，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赏和日本学者的高度评价。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赞扬他研究《金匮》的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此后他的这两篇论文都被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汉医临床》刊物上。１９８５年他应日本医师东洋医学研究会及日本东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东京讲学，１９８８年又出版了他《金匮要略新解》等著作的日文译本———《金匮要略解说》。由于他学识广博，重视实践，不尚空谈，《新加坡中医学报》黄万源的文章“杏林偶拾”高度评价何任的文章“踏实而有分量，耐得住人们反复阅读和研究”，新加坡、美国等一些刊物通过多种途径要求为其撰稿。

何任在科学面前是一名敢于进取的勇士，但对享受方面却总是止步不前。他身体不好，却长期坚持工作，甚至在他患病手术后第二天，就不顾疼痛，抱病处理研究生的工作。他为中医事业勤勤恳恳、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在教学、医疗、科研上的卓著成就，深得全院师生员工的爱戴和尊敬。他曾多次被评为基层和省级文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８日《浙江日报》以“献身于洁白神圣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１９８４年退居二线。他说：行政方面我退居二线，但在专业上我仍在一线工作，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他虽年已古稀，仍壮心不已，他刚开完全国中医学会会议，就向省委递交“关于开创浙江省中医工作新局面和办好中医学院的建议书”。１９９１年浙江省中医管理局对他５０年来研究《金匮要略》的成果召开鉴定会，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他的研究工作。“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何任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为后学者做出了榜样。

第一卷１８３

学术精华

一、研究《金匮》的基本成就《金匮要略》简称《金匮》，为东汉医学大师张机（仲景）所著，是中医最早研究杂病的专书，它不仅促进中医辨证论治诊疗体系的形成，而且对杂病的诊治，有典范作用。《金匮》是一部包括中医内科杂病，及外、妇等科的专门医籍，其中蕴藏着中医学术的指导思想和治疗法则，乃至具体疾病的辨证施治和理、法、方、药，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何任１９４１年毕业前后即潜心于《金匮》的研究，５０年来，不仅探索《金匮》的沿革、版本、注本、注家，而且对《金匮》的学术思想、治疗法则，立法、制方等各个方面作了研究探索，完成了研究《金匮》的著作１１种，《金匮》的论文数十篇。从普及读物、中级读物、高级读物，乃至《金匮》中２００余方的临床应用，都有不同角度的探索。现将他的研究成就简单介绍于后。

（一）研究专著简介

从４０年代以来，他累积研究《金匮》的理论和临床资料，经分析归纳，完成了“普及性”、“提要性”、“考证性”、“应用性”等适用于学习研究《金匮》的初、中、高、精等系列论著。

１．《金匮要略通俗讲话》（１９５８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以通俗语言，将《金匮》全书内容作扼要的讲解、分析，以表达原文的精神，并参以历代注家精义，贯彻古为今用之旨。又以临床实践为依归，使读者对于原著得到概括的认识和初步的体会。文字浅显，说理清楚，颇宜初学中医和西医学习中医者参考阅读。

２．《金匮要略归纳表》（１９６０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为了使学习《金匮》者易于认识和分析其内容、实质，将各篇中所述加以整理编次，分类归纳，列成表格形式的著作。又在经文之前冠以概括性标题，纲举目张，使读者一目了然。

以上两种著作，大体为普及性读物。

３．《金匮方临床应用选编》（１９７８年浙江中医学院编印）：这是何任５０年来临床应用《金匮》方的医案实录，其为后人应用《金匮》方作了示范，也是临床经验的积累，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４．《金匮要略新解》（１９８２年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按《金匮》各篇原文逐篇逐条注释，将原文及古涩难通之处，以语体文将其各条文之理论、法则、辨证切要、治疗法度、处方组成、用药要点等作了公允、切要的注释，特别在条文方药之后附以他的临证治验医案，使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金匮》的较佳读物。

以上两种，属于提要性著作，便于在短期中掌握《金匮》之内容。更可使广大中医临床工作者，随时查阅、分析、应用。

５．《金匮要略提要便读》（１９８３年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对原著各条文作简要夹注列于每篇之前，接着是“提要便读”，将该篇原文所载之病因、症状和治疗等方面加以归纳分第一卷１８４析，提纲挈领，分别主次，使读者易于领会和掌握原著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精神。本书最适宜于短期提高进修班或教学课时不多的学习进修之用。

６．《金匮要略讲义》（１９８６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卫生部下达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统一教材。该书历时三年编写完成，通过专家鉴定出版，现为全国高等中医院校函授通用教材之一，其特点是有利于自学，深受读者赞许，已多次再版。

７．《湛园医话·金匮燃犀录》（１９８８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这是将《金匮》正文及附篇作深入重点的探讨，究玄钩沉，为《金匮》研究的心得之作，可作为较深入研究《金匮》，探索《金匮》各家注释要义的参考，适合于中、高级中医人员的研读。

以上６、７两种著作，主要是对《金匮》的治病主导思想，诊病法则，应用方药作综合性的、古为今用的实际阐解。读者认为阅读此类著作后，对《金匮》方的应用感受至深。

８．《金匮要略校注》（１９９０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本书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所列的中医古籍整理的重点课题，历时四年完成，并经过部级鉴定后出版。本书以元代邓珍仿宋刻本为底本进行整理。全书二十五篇，每篇有“提要”、“校注”、“按语”，末有“校注后记”，文献丰富，考证详实。所论仲景学术思想与特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既保持了仲景宋本《金匮要略》原书原貌，又体现了近代学者研究《金匮要略》的新成就，为目前研究仲景学说的重要书籍。

９．《金匮要略语释》（１９９０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在《金匮要略校注》的基础上，用白话文语译的通俗读物，将《金匮》原文、方药等逐一语译，说理明白，文字晓畅，被称为历代《金匮》语译中的上乘之作。

１０．《金匮要略解说》（日本版“昭和六十三年”１９８８年，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何任去日本讲学时所采用的教材《金匮要略新解》的日文翻译本，由日本汉医博士胜田正泰领衔及组织若干名日本汉医研究生翻译，现作为日本医界学习中医《金匮要略》的教材。

１１．《金匮要略百家医案评议》（１９９１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本书经１０余年时间收集了近２００家的《金匮》方医案，在同道和中青年医生协作下，精心选择，加以注释评议而成。

为集古今用《金匮》方的经验，对学习应用《金匮》方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

（二）研究专论简介何任研究《金匮要略》，不仅出版了系列著作，而且有专门的论文发表：１．“从学习《金匮》看如何学习古典医著”（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中医药学报）：本文是引导学生学习《金匮要略》的专文。推而广之，使学生了解学习其他中医古籍的方法。

２．“抚古瞻今话金匮”（１９８１年第２期浙江中医学院学报）：本文着重阐述《金匮》与《伤寒论》同为张仲景著作，《伤寒论》问世所重，而《金匮》则瞠乎其后的原因，以及自明赵以德氏《衍义》以后始有注释到解放后的发展。

３．“深入研究仲景学说”（１９８１年第５期浙江中医学院学报）：阐述如何深入研究《伤寒杂病论》，并阐述《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内在联系。

４．“《金匮》的辨证论治法则”（１９８３年第２期浙江中医杂志）：本文阐述《金匮》一书中的若干辨证论治的要点、方法，有利于掌握应用。

５．“读经读注，经注并参”（１９８３年第１期浙江中医学院学报）：本文谈学习《金匮》原文与读各家注释的关系，并阐述各家注本的内容特长与优缺点，有助于学习原文。

第一卷１８５６．“《金匮》的沿波讨源”（１９８４年第５期中医药学报）：本文阐述《金匮》的历代注家及各家医著中论及《金匮》的内容，从而上溯到对《金匮》原文的认识。

７．“《金匮》的古今及其注本”（１９９１年第５期中国中医药学报）。

８．“《金匮概述》”（１９８５年收集于《何任医论选》中）：本文概述了《金匮》的学术思想、主要内容，与《伤寒论》的关系及学习方法等。

（三）《金匮》方的临床应用

何任对《金匮》的研究，不但在理论上、学术思想上有深入的探索，而且在方药的临床应用上也有深入的研究。他临证善于应用《金匮》方，并且收集了不少典型的临床验案。如应用《金匮》方治疗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经前紧张症、脏躁以及其他内伤杂病，１９８３年发表了《金匮方临床医案》的临床报导，介绍了他应用《金匮》方的临证治验，并汇集于《何任医案》中出版。

应用《金匮》方于临床实践，是他研究《金匮》的特点之一，也是他毕生的追求。但他应用《金匮》方，不只是照搬使用，还通过认真研究病情，灵活地进行化裁，从而创制新方。如他根据《金匮》治疗脘腹痛的规律，创制“脘腹宁”，用于治疗脘腹疼痛，取得了显著的临床疗效，现已列入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的课题，正在进一步临床观察验证。又如用《金匮》方化裁治疗经前紧张症、脏躁等，已通过省级鉴定，并由厂家投入生产，临床应用疗效满意。

总之，何任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已逾半个世纪，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国内外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他虽然已逾古稀之年，但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目前正在投入更深入的研究。如在理论上以脏腑经络为基础，根据病因病机的病理变化，进行综合性研究，以期探索出治疗和预防疾病的最好办法；对《金匮》先天肾、后天脾的理论和方剂的研究（目前重点研究肾气丸），对《金匮》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理论实质的研究等。在临床上进行《金匮》诊断方法和特点的研究，以期提高诊断水平；对《金匮》特殊治则的研究（如对温凉并用，消补兼施剂的研究）；对《金匮》方药煮服法的研究和专药、专方的研究等等，是他正在探索中的课题。

二、精选《金匮校注》底本

《金匮要略校注》系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科研项目，校注中医古籍的目的在于保持和恢复原书原貌，因此选择底本和校本是搞好校注工作的关键，而选择底本又是关键的关键。

《金匮要略》汉代张仲景著成问世后，虽经北宋林亿等人校定，但原版已佚。目前国内所流行的版本主要有明代赵开美本和明代吴勉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等。何任主编《金匮要略校注》时，想方设法，从全国各地收集了多种《金匮要略》版本，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明代无名氏仿宋本、上海中医学院图书馆的明嘉靖年间的俞桥氏本等等。经过认真比较，最后确定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的国内孤本、珍本元仿宋本作为《金匮要略校注》的底本。其理由是：其

一、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元仿宋本是《金匮要略》最早的一种版本，与其它版本相比更接近张仲景原书原貌。

其二、元仿宋本不仅时间早，而且质量也比较高。清末杨守敬称该本为“稀有之籍”。例第一卷１８６如：《金匮·惊悸吐衄篇》中有“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的条文。“尺脉浮”三字，其它版本均作“夫脉浮”，从医理上讲以“尺脉浮”为妥。由此可见，元仿宋本比其它版本更为可信。

当然，校注《金匮要略》并非就是选择底本。底本再好，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通过认真的校勘、训诂来加以校正。例如《金匮·痰饮咳嗽病篇》木防己汤方下，石膏用量为“如鸡子大１２枚”，折合量约５００～１０００克，如此剂量，令人费解。在与《外台秘要》校对时发现石膏用量作“鸡子大三枚”与临床实际用量相近，当从无疑，这些问题均在校勘中说明。

总之，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一方面使国内《金匮要略》孤本、珍本得以保留下来，流传推广，让海内同仁共睹。另一方面，通过认真的校勘，析疑正误，吸收了其它版本的长处，校注成一本较高质量的《金匮要略》版本，对继承和发扬《金匮要略》是有作用的。

三、阐发《金匮》古今注本他在“《金匮》的沿波讨源”一文中引用《昭明文选·陆机文赋》“或因枝而振叶，或沿波而讨源”，对《金匮》之古今注本特点作了深入细致的阐发。

《伤寒论》经金代成无己第一个阐注，《金匮要略》经宋代王洙重新发现，明代赵以德第一个阐注。两书虽都系晋代王叔和整理编次，其间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合而再分，若即若离，绵延至今。但同中有异的是：两书发现的年代不同，发现后显晦的遭遇不同，因之在学术上被重视的程度，疏注的众寡、差殊更甚。《伤寒论》传世以后，有加例的，有阐注的，补亡的，订误的，删定的，还有为之证方合论的，分论的，以证类方的，以经分证的，编注之多，比“百家注杜”更有过之。而《金匮要略》编次后即默无所闻，由晋、唐到宋、元、明，疏注者仅赵氏一家。同是张仲景著作，同是王叔和编次，由于“伤寒”“杂病”之分，好像孪生兄弟之肥瘠太甚了。后人疏注《金匮》与疏注《伤寒论》的，在数量上，固不能比拟；在版行传世方面，《金匮》亦瞠乎其后。

新中国成立后，这两部书，方同列为古典医著，均为中医学院的必修课，《金匮》韬光匿采五百多年，至此始得与《伤寒论》并为世重。

就《伤寒论》与《金匮》注家比较来看，《伤寒论》系统作注，成无己为之首创。别撰《明理论》，论证５０篇，论方２０篇。其实宋代许叔微已有《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之作，阐要仲景奥义，早属不注之注，以后，朱肱的《伤寒百问》继之。金、元间，刘守真、张壁各有伤寒著述，其辨脉，辨证，辨方，皆补仲景未备；明代王肯堂的《伤寒准绳》，张卿子的《伤寒论注》，李士材的《伤寒括要》，许宏的《金镜内台方议》，陶华的《伤寒六书》中的《读明理论》等前后十家，都是发挥《伤寒论》原文或注或议之佼佼者。参照曹炳章氏《历代伤寒书目考》所提示，宋代计５７家，金２０家，元３０家，明９１家，共１９８家。至于《金匮》，仅明赵以德的《衍义》。回顾往昔，真为那时《金匮要略》的默默无闻而遗憾。

从文献中查得，《金匮》在被宋代王洙发现以前，仅有唐代孙思邈、王焘把有关方论采入于《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中，《脉经》、《肘后》、《三因》虽各有引述，但提张仲景者多，提《金匮》者少。书不题名，遑论注释。再以宋代王洙时代（约为１０６３年）迄明万历戊戌（１５９８年，即徐榕校梓《金匮》的一年）５３５年中，《金匮》的方论传布于当时医籍中的，有宋之朱肱、陈无择，金、元之刘守真、李东垣、张洁古、王海藏、朱丹溪；其中以丹溪对《金匮》方，推崇备至，称之为“万世第一卷１８７医门之规矩准绳”，“引例推类可谓无穷之应用”（见《局方发挥》）。以上七家，俱为宋、金、元间医学大师，著书立说，是以振古铄今，然而仅钦敬《金匮》为载道之书，却都没有奋笔为之注疏。

如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引易水张氏说：“仲景药（方）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如神，后之医者，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说明对《金匮》方论景仰的心情，意在言表。王海藏《此事难知》云：“余读医书几十载矣，所仰慕者，仲景一书为尤，然读之未易通达其趣，欲得一师指之，遍国中无能知者。”他所谓“仲景书”，后文特加以点明说“《金匮玉函要略》、《伤寒论》，皆张仲景祖神农、法伊尹、体箕子而作也。”综合以上二家之说，可知注《金匮》是有所思而未尝做的。

大概是由于《金匮要略》发现较晚了些，不像《伤寒论》在晋、唐时已有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编次引述，它直至北宋王洙才发现于馆阁，义列为官书，民间较少流传，一般都无法看到，更谈不到整理和注释。至明代赵以德承丹溪之学（赵为朱之弟子），始为之“衍义”，但仍未有刻本，见者亦不多。清康熙年间，周扬俊认为赵注“理明学博，意周虑审。本轩岐诸论，相为映照；合体用应变，互为参酌。”鉴于赵注尚未完成，周又采喻嘉言之说（周为喻之弟子），加以“补注”，融汇而成《金匮玉函经二注》。此后，《金匮》注本就逐渐地、从仅有到较多地问于世。

赵后周前的有卢之颐《金匮要略论疏》，书未见，据记载，谓其对《金匮》研究极深。在清代，除周扬俊为赵氏《衍义》作《补注》外，还有徐彬的《论注》，程林的《直解》，沈明宗的《编注》，魏荔彤的《本义》，尤怡的《心典》，黄元御的《悬解》，陈念祖的《浅注》，唐容川的《浅注补正》，还有清廷作为国家编审印行的《医宗金鉴·金匮论注》等。在清２６０余年中，《金匮》注本传世而为我们见到的仅此十家（有其书而未见者不计入）。其中分卷较多的为徐彬、沈明宗、黄元御三家（各２２～２４卷），较少的为程林、尤怡（各３卷）。就其注本的内容来说，这十家《金匮》注，俱系积学之士，对《金匮》毕生摩索，其造诣各有擅长。可以说，《金匮》的注家虽不多，然均精湛可诵。

除了这些《金匮》专著外，还有从杂证方书中因释症、释方而阐及《金匮》方论证治的，虽非专门注本，但对《金匮》的阐述，亦多卓而不凡。例如王晋三选古方而释及《金匮》，邹润庵以疏证本草而释及《金匮》，更有如喻嘉言、徐大椿、张路玉„„等阐述杂病而释及《金匮》者。

近５０年来，中医学者如恽铁樵、曹颖甫等付出了不少辛勤劳动，对《金匮》的研究探索成绩斐然。解放以后的著作则更多。传道、授业、解惑之书，遍及国内并推及海外。《金匮》方临床应用方面，各地医药杂志所报道更是十分丰富。抚古瞻今，对《金匮要略》的研究探索，发展提高，更是后来居上，越过前人。

在多家《金匮》专注中，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议论赅今古，出其心得，启迪后人，但我们亦宜有所抉择，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更不能像“广原搏兔”，致网罗多而弋获少。何任认为选读注本，宜从“两大”、“两小”入手。“两大”即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各２４卷，为大部注本；“两小”，即尤怡的《金匮心典》，魏荔彤的《金匮本义》，各３卷，为小部注本，各有特见，各有造诣，略述如下：徐彬的《论注》：其体例自谓：“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释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备于论。”注是解释原文，论是广泛阐述。他指出读《论注》法，须先将方论药味，逐字不遗熟读贯串，竭其知识；探讨既久，然后将《论注》验其得失，不可摘段取便，不可仿佛涉略，言简意赅。其《论注》所阐述的，从一字一句，到脉、因、证治，都作了详细的剖析。举例如“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为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条的注释。他首第一卷１８８先点明病因，“此证湿之夹风，而湿胜以致痹者。”接着分析病机：“风走空窍，故流关节；风气滞于中，故通心而烦；风为湿所搏，失其风之性，故脉沉而细„„气既为湿所痹，则气化不行而小便不利；大肠主滞，湿行反快而不艰———病风者多便秘，故以湿胜而快者为反耳。”这一解释，夹叙夹议，研极深细，后段分析治法，亦推勘入微。此类注释，徐氏《论注》中比比皆是，询不愧为喻氏高弟，深得乃师薪传，允推《金匮》的一个好注本。

沈明宗的《编注》：其书致力于“编”与“注”两个方面。他认为仲景书多编次失序处，以《金匮》来说，首篇最明显。沈氏指出：“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乃条目，而是编乃以治病问答冠于篇首，叙例大意仅次后章，且诸方论（指首篇中后八节）头绪参差不贯，使读者如入雾径，失其所之。”因此，他把《金匮》首篇的次章冠首，而为叙例，次以时令，问答阳病、阴病、五脏病、四诊、治法等相贯于后，为一卷；又至双卷，均以病带方，２３、２４两卷则存而不论。这一编次，既合实际，且有理致。关于注的方面，亦多明白晓畅，并能发人所未发，如“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条，诸家注释，多从证属虚寒，病在肝经，治以温养着笔。而沈氏强调冲脉，一经点明，使条文的病机、治法和方药更多一番新的悟境。他指出：“此连冲脉为疝„„肝木受邪，乘脾则腹中痛；本经之气不舒，故胁亦痛，连及冲脉则里急矣，治以当归补养冲任而散风寒„„”。此类别出心裁的解释，开辟奇经证治之路，扩而充之，颇多启发。

尤怡《心典》：其书卷帙不多，注解极简明扼要，以少胜多，堪称《金匮》注本中“少而精”的代表作。徐大椿称其“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江阴柳宝诒称其“于仲景书尤能钻研故训，独称心得。”这些都是对“尤注”的实际评价。《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多采取尤氏之说，足以概见其注疏之价值。值得称述的，尤氏对《金匮》的深入理解，不仅见之于注文，还见之于临床实践。他在《静香楼医案》中，以制肝益脾法治咯血胁痛便溏及中满肿胀；以葶苈大枣泻肺汤治浮肿咳喘；以理中合黄土汤治五年不愈的泻痢便血。特别以肾气丸加减治内饮，治肾虚肺实的咳喘，治阳虚不能化水的水肿，治冲气咳逆，治肾虚齿痛等等；都是得心应手。把《金匮》方用到机圆法活的境界。

魏荔彤《本义》：魏氏对仲景书研究极深，注释多透彻，说理详明。其释证、释方、释药，阐明经义，更觉精切。如释射干麻黄汤谓：“以射干为君，散胸中逆气，佐麻黄姜辛以散表邪，紫冬五味以润肺气，半夏开郁，大枣补中；一方兼解表润里，邪去而正气行，结开而津液复。”议药议方，一以贯之。释泽漆汤方证，更出以精心，首先分析证因，指出：“咳而脉沉，里热病也；必素日形寒饮冷，伤其肺脏，变热入里，耗其正津，瘀其痰血而欲成痈也。”继以释药，他说：“泽漆，大戟苗也，较大戟寒性虽减，而破瘀清热利水降气有同性，且性缓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半夏开之，黄芩泄之，白前、紫参闻之，生姜、桂枝升散之，参、草补益之；可谓预治肺痈稍从急治者矣。”层层分析药性药效，使泽漆汤方证无剩义。

上述四家注本，各有特长，各臻化境。他们对《金匮》的探索，从不同角度上深入，从不同方法上浅出，深入为了理由，浅出为了喻人。不论明理或喻人，其促使《金匮》更好地古为今用，是殊途同归的。上接仲景心源，可称瓣香一贯，值得研究取用。

虽然《金匮》注本不及《伤寒》十分之一，但由于它是古典医著中最早一部有论有方的杂病文献，涉及内、妇、伤、外科４４个病种，病因病机有风、寒、湿、、火毒、五脏六腑、气、血、痰、食、虫、水„„等多样，出方２２６个，选药１５８种。病证方药如此繁多，后世———特别是明清医家无第一卷１８９论在杂病方书或论药的著作中，都有一定的论述来阐发《金匮》的病证和方、药。这些论述，虽非《金匮》专注，然而碎金片玉，却是作者全神贯注所在，也即是各种方药著作中的结晶部分，金元之李（东垣）、罗（天益），明之王（肯堂）、李（士材）、张（介宾）、赵（献可），在其全集中各有关于《金匮》病证方论的阐述，清代诸家更在所多有。

特别要提的，为喻嘉言《医门法律》，喻氏继《尚论》伤寒之后，取《金匮》证方要旨，精思冥悟，成《医门法律》，论证论方，悉本《金匮》而有所阐发，是一部不名《金匮》的“金匮衍义”。次为徐大椿《兰台轨范》，其书对《金匮》方的串解和临床运用，虽各着墨不多，但都是传神之笔，其金针度人之处，不能以其廖廖数语而忽视也。与此同调，王晋山的《古方选注》，对《伤寒》、《金匮》方的注释，都能阐幽发微，不释则已，释则洞中窥要，既释方，又释证、释药，一释而“三关”俱通，各家之注，自是不凡。再次为邹润庵的《本经疏注》，其书原以释药为主，参证《伤寒》、《金匮》、《千金》、《外台》等方，说理精当，疏解详备，以药证方，据证论药；方与药相互印证，而经议愈明，颇可作为《金匮》方注读。

何任认为徐、沈、尤、魏四家之书，无妨看作清代注《金匮》最佳之本，并以喻、徐、王、邹书中解释《金匮》方证及方药部分，作为专注以外的散注，朝夕观摩，对读者的深造有得，一定是有所帮助的。

四、研究《金匮》的特点

（一）重视学习方法的研究《金匮要略》是一部最早论述杂病证治的专书，它的方法至今仍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但是，由于该书成书于汉代，年代湮远，文辞古奥，对今人来说，特别是广大青年中医较难理解。因此，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学好《金匮要略》的重要一环，有鉴于斯，他对怎样帮助中医药人员学好《金匮要略》作了较多的研究。他针对不同的对象撰著了不同的著作，以引导他们学习《金匮要略》。例如：《金匮要略通俗讲话》、《金匮要略新解》是为初学中医，古文基础较差者而编著的；《金匮要略归纳表》、《金匮要略提要便读》提纲挈领，为有一定基础的或西医学习中医人员，在短时期内要求掌握《金匮要略》基本内容而撰写的。除著作外，在论文中有不少是专门论述如何学习《金匮要略》的。如：《湛园医话》中“与初学中医的同志谈谈学习《金匮要略》”，“从《金匮》看如何学习古典医著”等等。强调学习《金匮要略》应该：①概括地了解《金匮要略》基本内容。②搞清《金匮要略》与《伤寒论》的关系。③理解《金匮要略》“治未病”的思想。④掌握《金匮要略》基本的治疗理论与法则。

此外，他还对《金匮要略》的沿革、版本及注本的源流、特点等问题也作了较为细致的归纳。

“读经读注，经注并参”和《金匮》的“沿波讨源”等论文就是介绍这一问题的。文中对历代《金匮要略》注本的特点以及《金匮要略》专注以外散注提出说明（喻昌《医门法律》、徐大椿《兰台轨范》、王晋山《古方选注》、邹润庵《本经疏证》），一方面反映了他研究《金匮要略》之深入，另一方面对中医药人员学习、研究《金匮要略》确有较大的指导价值。这些著作和论文对指导《金匮要略》的学习，继承和发扬《金匮要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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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视研究的实用性《金匮要略》是一部经典著作，怎样研究，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是值得探讨的。古往今来，有些研究古典医著者，脱离实际，以经解经，这对于学术的发展，临床实际并无多大益处。何任教授认为学习研究《金匮要略》，不应该就《金匮要略》论《金匮要略》，而应该把它同临床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把研究的结果更好地指导临床实际，因而他研究《金匮要略》具有实用性强的特点。

首先，在选择研究《金匮要略》的内容方面，他重视《金匮要略》中对临床有指导价值的部分。例如，他总结了《金匮要略》中有关论治的内容，撰写了“《金匮要略》辨证论治法则”一文，提出了《金匮要略》治疗疾病的六大法则。即：①掌握疾病的先后缓急，采取适宜的治疗步骤的原则。②早期诊断，及时治疗的原则。③确定病邪归聚部位，然后用药攻治的原则。④虚者治其虚，实者治其实，补不足损有余的原则。⑤祛邪安正与扶正祛邪的原则。⑥随证治疗的原则。对临床治疗疾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在临床上广泛地应用《金匮要略》方剂，以临床验证、研究《金匮要略》方剂的实用价值。他认为：“学习《金匮要略》还必须结合医疗实践，要在临床上应用《金匮要略》方剂，实践越多，对《金匮要略》的理论和方药体会越深。”这些内容分别反映在《金匮方临床应用选编》、《何任医案》等著作中。

第三，善于应用《金匮要略》方剂验案来说明《金匮要略》中学术问题。《金匮要略新解》、《湛园医话·金匮燃犀录》中均附有不少他使用《金匮要略》方剂的验案。

第四，研究《金匮要略》学术问题的落脚点也是在临床实际上。《金匮要略》与其它经典著作一样，也存在不少众说纷纭，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从不盲目信从，而是结合临床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然后作出判断。例如《腹满寒疝宿食病篇》“发则白汗出”一句，《古令医统心脉全书》本“白汗”作“白津”。历代医家对“白汗”、“白津”争论不休，解释也极为复杂。

他认为，临床上剧烈腹痛的病人常会冷汗直流，因而作“冷汗”解释符合临床实际。又如，《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中，有“„„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一段。对“绝之”二字，历代医家有不同的见解，有的作中止妊娠解，有的把“绝”作极端之“极”解。何任认为此“绝”字，当指停止错误医治，改用正确的方法救治解释。这样既符合医生的职业道德，符合临床实际，又能与这段经文的原意相吻合。再如，《金匮要略》治阴毒的升麻鳖甲汤，有的认为升麻鳖甲汤治阴毒无效，他根据自己青年时期用该方化裁治愈鼠疫，目前又用来治疗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体会，认为本方使用恰当并非无效。其评价是十分中肯的。

（三）注重研究的系统性

何任研究《金匮要略》５０年，先后出版了１１种著作，发表了专门的论文８篇，这是他５０年来孜孜不倦地围绕《金匮要略》辛勤劳动的结果。

他研究《金匮要略》，纵的方面，从《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开始，到《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为止，凡二十五篇，每一篇从文字校勘、注释、学术论点的阐述，药物与方剂的临床应用都作了系统的研究。横的方面，从《金匮要略》版本的沿革、历代注本与注家的特点、学习方法，到《金匮要略》基本的学术思想，辨证论治的基本规律和方法，都作过系统的整理，深入的阐第一卷１９１发。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根据自己的临床实践，用《金匮要略》方剂，治脘腹痛、妇女更年期综合征、子宫肌瘤等，都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并且从现代科学较高水平研究其机理。这些都说明他对《金匮要略》从理论到实践，从基础到临床都作过系统全面、又十分深入的研究。

五、《伤寒论》奥义探微

何任在研究《金匮要略》的同时，对《伤寒论》也颇多阐发。他引用南齐诸澄的一段话，将《伤寒论》概括为“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

（一）博涉知病

他指出“知病的前提在于博涉，博涉才能见病知源”。一般说来，《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典范，也有人说，“《伤寒论》六经是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相结合的”（见《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４期徐荣斋文„„等）。事实确实如此，全部《伤寒论》３９７条，有多数条文是教人辨证和知病的，论中的三阳病、三阴病及其合病、并病（还可以联系到《金匮》的“阳病

十八、阴病十八”），都昭示我们要辨识病证，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辨识病情的传变。这些，就是知病的实际内容。

１．辨识病证辨

识病证的大要，在于知六经病，知合病、并病，知伤寒、中风、湿病、温病和风温病，这一切，都是通过辨证以定病的。还有对霍乱病的辨识，对阴阳易差后劳复病的辨识。许叔微所摘出的“七十二证”，都是张仲景关于辨识病证之有名有实的。这一系列病和证，部分是继承《内》、《难》加以阐述，部分是根据临床经验把它们总结起来的。以仲景自己的话来说，即“勤求古训”再加上“多闻博识”。虽然“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但《伤寒论》中的六经见证，不囿于《素问·热论篇》，六经病传，不限于足经；论五种伤寒的脉证，《伤寒论》比《难经·五十八难》大有发挥。在研读《热论篇》感到所举病情日传一经等似多有局限，求之《伤寒论》就显得明朗真实。其关键在于仲景所见者真，所知者深，辨识病证，巨细毕现。小而至于辨燥屎可下的旁参证，也细致入微地从有关病情上多方推究。（下面所引《伤寒论》条文及号码，均据成都中医学院主编的《伤寒论讲义》，上海科技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如：（１）以腹满痛胀辨燥屎：“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２５６条）。“伤寒吐后，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２５１条）。“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３２２条）。

（２）以谵语、潮热辨燥屎：“阳明病，谵语，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２１９条）。

“„„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余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但发热谵语者，大承气汤主之”（２１７条）。“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气汤下之”（２２０条）。

（３）以懊、烦躁、喘满辨燥屎：“阳明病，下之，心中懊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２４０条）。“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２４１条）。“大下后，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２４３条）。“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冒不得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２４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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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以发热汗多辨燥屎：“阳明病，发热汗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２５５条）。“阳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小承气汤主之”（２１８条）。

２．辨识病因病机和病位

“见病知源”，是知病的重要一环，这就是识病因。在《伤寒论》中，我们经常读到的有：“病常自汗出者”之因于“卫气不和”（５３、５４条）；“发汗后，恶寒者”之因于“虚”，“不恶寒，但热者”之因于“实”（７０条）；茵陈蒿汤证、麻黄连翘赤小豆汤证之因于“瘀热在里”（２６３、２３８条）；甘草附子汤证之因于“风湿相搏”（１８０条）；“结胸”之因于“下之太早”（１３４条）及表未解医反下之（１３８条）；以及“病者手足厥冷„„小腹满，按之痛者”之因于“冷结在膀胱关元”（３４０条）。

这些审证求因的条文《伤寒论》中亦占不少比例。条文有明指，有暗示，但仔细研究则各具妙谛。另如“结胸”、“脏结”、“虫尤厥”、“热入血室”、“劳复”等特有病，为汉以前古典医籍所未载，或载而未详的，于《伤寒论》则详见之，并且从其所举病因中可以大体上见其脉、证和治法。这是值得珍视的。

关于病位的辨识，仲景知之审，析之细，六经、脏腑、气血、营卫，一以贯之。柯琴曾说：“仲景之六经，是分六区地面，所赅者广，虽以脉以经络，而不专在经络立说，凡风寒湿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有寒有热，或虚或实，无乎不包。”（《伤寒论翼·六经正义》）这是说，伤寒六经的病位有一定的界畔。石芾南阐发更明白，他说：“表里以六经分，明邪所从入之门，经行之径，病之所由起所由传也。上下以三焦分，以有形之痰、食、水饮、渣滓、瘀血，为邪所搏结，病之所由成也。”（《医源·论张仲景伤寒论》）对病位更有明确发挥。其实，《伤寒论》中早有“胸中”、“心中”、“心下”、“胸胁下”、“胃中”、“腹中”、“小腹”、“少腹”等受病部位的提出，界畔分明，概括上中下三焦，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之一。

３．辨识病的传变《素问·热论篇》有“一日太阳，二日阳明„„六日厥阴”的提出，仲景存用其意而不拘泥其说，且谓“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意味着阳明传三阴是极少数，事实上，三阴反借阳明为出路（即《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所谓“中阴溜府”）。太阳篇中有云“二三日者”，有云“八九日者”，甚至有云“过经十余日不解者”。可见伤寒的传经是活法，不是定例。周学海有这样的一段阐述：“伤寒传经，有此经之邪延及彼经者，有前经之邪移及后经者；合病、并病，皆邪气实至其经也。更有邪在此经而兼具彼经之证者，邪在阳经而兼见阴经之证者。„„”（见《读医随笔·读伤寒论杂记》）这段阐述比较明白地将张仲景引而不发之意，扼要揭示，颇足参考。据仲景所述，伤寒之传与不传，主要以正气之强弱、病邪之重轻与是否药误有关。论中最明显的条文是：“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４条）“太阳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２５０条）“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烦而悸。”（２６０条）“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４１条）“太阳病„„发热出汗，不恶寒而渴者，此转属阳明也。”（２４６条）第一卷１９３“„„服柴胡汤已，渴者，属阳明„„”（９９条）“本太阳病，医反下之，因而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２７９条）不仅如此，仲景的“知病”，除了辨识病证、病因病机和病的传变以外，还注意到患者的病史及其新病与久病。论中有“喘家”、“汗家”、“衄家”、“亡血家”、“风家”、“淋家”、“疮家”等等明示，可见其知病的深广，观察之细致而精微。

（二）多诊识脉

他谈到：《伤寒论》从篇目到条文，对“脉”的重视仅次于病，且其位置在证与治之上，如“辨某某病脉证并治”诸篇，就是明显例证。在条文中，脉证并列的，几占全书１／３。成无己注本卷一还列出“辨脉法”、“平脉法”各一篇，王履《医经溯洄集》虽谓此二篇是王叔和增益，其实晋代去汉未远，叔和的诊法，必多仲景遗意；何况“辨脉”、“平脉”篇内容精神，与“六经篇”所述脉证基本相符。许叔微曾撰《仲景脉法三十六图》，书虽未见，从其在《百证歌》、《发微论》中一再提到，想是辑录《伤寒》、《金匮》论脉的专书，对仲景脉学必有发挥。由此可知仲景对脉诊与脉法是有丰富的理论根据与实践体验的。

可以设想，仲景脉学指导着叔和著书立说，叔和《脉经》渊源于《内》、《难》、《伤寒》。所以《脉经》中多引仲景语，《伤寒论》论脉自然而然地会有叔和之说参入，因为叔和是《伤寒论》的整理者和编次者。《内》、《难》、《伤寒论》之论脉，是执简以驭繁，到《脉经》则愈分愈细而近于繁琐。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脉经论》曾有此说，足证仲景脉学之值得珍视。

仲景脉学之可法可传，由于它来自实践，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执要求因，识见是精切的，略举三点如下。

１．《内经》言三部九候，《伤寒论》则仅言三部，不是九候；所谓“三部”，即人迎、寸口、趺阳，较《内经》直截了当。而三部中又着重诊寸口和趺阳，诊寸口为《伤寒》平脉辨证之关键，贯穿于全部《伤寒论》，随处可见；诊趺阳仲景在《伤寒论·序》中作为一项要求提出，论中“脾约证”也提到诊趺阳脉（２４９条）。许叔微《伤寒脉证总歌》中有“趺阳胃脉定死生”之句，并说“仲景言趺阳脉者凡十有一”。可见仲景诊法确是临床经验的结晶。李士材治韩茂远伤寒，诊其趺阳大而有力，乃知腹有燥屎，与大承气汤而愈（《医宗必读·卷五》），即是明证。

２．仲景脉法主旨，在于“辨脉”、“平脉”两篇，叔和的整理符合仲景之意，有功于仲景。成注《伤寒论》首列此两篇，亦能传仲景诊法之真。综《伤寒论》脉诊之要，可为研究仲景脉法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中如：“凡脉浮、大、滑、动、数，此名阳也，沉、弱、涩、弦、微，此名阴也。阴病具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脉浮为在表，沉为在里，脉数为热，脉迟为寒。”“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沉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阳为和平，虽剧当愈。”“表有病者，脉当浮大；里有病者，脉当沉细。”“寸脉下不至关为阳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决死也„„”这些所谓叔和增益的“辨脉法”中某些内容，为我们所习见的，与《伤寒论》六经病的平脉辨证条文基本相符，其他不缕述。

第一卷１９４

３．平脉以辨证，是识脉的具体实际方法，贯穿于全部《伤寒论》中的极大部分，直接关系辨证论治。

仲景论脉，重在浮、沉、迟、数，而浮、大、动、数、滑、沉、涩、弱、弦、微，则以类相从。浮与数为阳脉，大、滑、动亦为阳；沉为阴脉，涩、弱、弦、微亦为阴。《伤寒论》对这些脉的辨识，是在《素》、《难》的基础上加以临证实践总结出来的。王冰赞《素问》各篇谓“嵇其言有征，验之事不忒”，我们对仲景的平脉辨证亦有同感。特别在微弱脉与洪大脉间同，别阴阳病机；从结代脉作出审因施治，为《伤寒论》所独到，《素》、《难》中是没有的。

在平脉辨证论治方面，仲景于太阳病用桂、麻的，因其脉之浮缓、浮紧，紧与缓皆阴脉，所以治以辛温；于太阳病用姜、附的，以其脉之微弱、沉微，微与弱皆阴脉，因而治以辛热。于阳明病用膏、黄的，以其脉之浮大、浮长，长与大皆阳脉，所以治用辛凉、苦寒。于三阴病之阴证用姜、附，以其脉之沉细；三阴病之阳证仍用膏、黄，以其脉之浮滑。此中病同脉异治异以及病异脉同治同之分，辨证是关键，识脉更是关键中的关键。

（三）屡用达药他认为“达，通也，通事理也”。达药，意思是通晓药的性味功效。方之取效，一半在于辨证精确，一半在于熟悉药性；能辨病证而用药不当，非但不效，且多贻害。所以孔子有“丘未达，不敢尝”之诫，说明遣药制剂确实是治病取效的重要一环。

《伤寒论》方，配伍谨严而灵活，一味药不止在这一类方使用，在另一类方通过配伍也可入选，甚至补药可用于泻剂，寒药可用于温剂。加减应用，尤见微妙，特别六经病大方的加药、减药。如治太阳病用桂枝汤，见项背强者则用桂枝加葛根汤；喘者，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下后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微恶寒者，去芍药加附子汤。此外，如小柴胡汤、小青龙汤、真武汤、通脉四逆汤等方，都各有极其妙的加药减药，从这些方中探索仲景的用药法，受到启迪是不少的。然而这仅仅以药为加减，另有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越婢一汤„„等，则是两个方一加一，二合一了。又如若发奔豚者，用桂枝汤加重桂枝用量为桂枝加桂汤；还有，桂枝汤倍用芍药而加饴糖，却不名桂枝加饴糖汤而为小建中汤，则是以主药之轻重为加减了。这些，都是方以病为转移，药随证为出入的例子。然而仲景“达药”的精义，还不至此，下面试取桂枝、人参、黄连三药略作探索。

桂枝：仲景于桂枝之用，可以说是“致广大而臻精微”，运用出神入化，药量亦变动灵活。就其药用而言，邹润庵《本经疏注》据仲景用桂枝方中，约有六端：一曰和营（实际是和营卫），举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等４３方；二曰通阳，举桂枝甘草汤、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等８方；三曰利水，举苓桂草枣汤、五苓散„„等１１方；四曰下气，举桂枝生姜枳实汤、桃仁承气汤„„等１２方；五曰行瘀，举桂枝茯苓丸、鳖甲煎丸„„等４方；六曰补中，举小建中汤、黄连汤„„等５方。并阐述仲景用桂枝于补中“寓义精妙，而功广博”，非参术芪草所补之虚，而是土为木困，因气弱而血滞，因血滞而气愈弱者之虚。把仲景对桂枝的妙用，发掘无遗。至于用量，从一、二、三分到一至六两（见日本吉益东洞《药证》），轻重之差，为其它方所未见，各具至理。

人参：仲景之用人参，不仅得参之性，实能扬其长而尽其用。人参功用第一在于补，仲景用以为补的，补脾如理中丸；补胃如大半夏汤、甘草泻心汤；补肺胃如竹叶石膏汤；补肝如乌梅丸、吴茱萸汤；补心侧重于脉，因脉生于营，营属心，如白虎加人参汤之用于暑病脉虚；四逆加人参第一卷１９５汤之用于脉微；通脉四逆汤之脉不出；炙甘草汤之脉结代，各有各的取用。其次在于和：一般都认作小柴胡汤为少阳和解之剂，其实柴芩专解邪，用参乃是和解而调停之。胸痹诸方不用参，而胁下逆抢心则用参；而且小柴胡汤中的加减法，于呕、渴、胁下痞硬不去参。从这些，可以悟得《伤寒》方对参的用法。

然而仲景用参之妙尚不止此，一般痞满忌参，但以参佐旋复姜夏，则参可用于散痞；腹胀忌参，但以参佐朴姜夏，则参可用于消胀；参能实表止汗，有表证者忌之，若汗出后烦渴不解，于甘寒药中尝用它；参能羁邪留饮，咳嗽证忌之，若肺虚而津已伤，于散邪蠲饮剂中也尝用它。这种把参用得如此指挥如意，只有在仲景书中才能见到学到。

黄连：黄连之用，东洞翁《药证》总结仲景方的主治为：“心中烦悸，旁治心下痞，吐下，腹中痛。”并谓“泻心汤证‘心气不足’应据《千金方》作‘心气不定’，不定者，烦悸之谓”，此说更能阐明黄连的主治，与仲景方义吻合，足证东洞翁的善读仲景书，能识仲景用药之妙。仲景用黄连于心、胃、肝、肠有关病证的，如黄连阿胶汤治心；五泻心汤、黄连汤、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治胃；乌梅丸治肝；白头翁汤、葛根黄芩黄连汤治肠。其配伍之法，或配阿胶鸡子黄之濡，或配以大黄、芍药之泄，或配以半夏、栝蒌实之宣，或配以干姜、附子之温，或配以人参、甘草之补。因证制宜，所以能收苦燥之益，而无苦燥之弊。“屡用达药”，于仲景方中最能体验，于此可见一斑。

张仲景《伤寒论》之成为医学巨著，之所以能“知病”、“识脉”、“达药”者，得力处还在于“博涉”、“多诊”和“屡用”。

临证特色

一、临证善用“经方”

（一）何谓“经方”何谓“经方”？具有代表性的说法有：其一，是《汉书·艺文志》医家类所指的经方十一家。

这是指汉代以前的临床著作，皆属经验方之类。其二，是指《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这几部中医经典著作中的方剂。其三，是专指东汉张仲景的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部临床治疗学中记载的方剂。

可是近代又说，“经方”一是指经验方（实即是《汉书·艺文志》所说者），二是指经论方，即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方。徐大椿所谓：“古圣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病书，真所谓经方之祖”，故称张仲景方为经论方。但近人陈无咎则云：“经方有二，一遵六经而制方，如《伤寒论》方是；一循经而制方，如《宣明论》方是。下此者，非经方也。”其所说之“循经制方”，实指按《内经》病证之意所制方药而言。

所以，一般所说的“经方”，多是指第三种说法。如曹颖甫著的《经方实验录》所说的“经方”，就是专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著作中的方剂。本文中所说的“经方”，也是指此类第一卷１９６方剂而言。

归纳言之，张仲景的经论方，至今仍为中医学界有识之士所乐道，何以故？何任认为是因为“经方”有其显著的特色和临床卓越的疗效所致。

首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古往今来，“经方”经２０００年许，为亿万人的无数次医疗实践证明具有很高的疗效。“经方”之所以成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喻嘉言《尚论篇·序》）者，因为“经方”配伍谨严，用药精炼，体现了“方以法立，法以方传”的特点。

其次，“经方”所用药之揆度、性能、升、降、浮、沉，性味亲和的选择，主辅安排恰当；佐使量材驱遣；分量多寡之裁定；煎法、服法之规矩，无不斟酌精当。这些特点，都是值得认真继承和开拓的。

（二）“经方”应用举例

由于“经方”配伍严谨，用药精简，针对性强等特点，因而何任在临床上遇见重症大病多用“经方”取效。现按《伤寒论》方和《金匮要略》方举例如下：

１．《伤寒论》方应用举例（１）桂枝汤案陆某某，男，４０岁，形寒畏风，行动感心悸，自汗出，胃纳欠展，二便尚可，苔白舌淡，脉浮缓。素体本弱，复感风寒，宜调营卫。桂枝９克、白芍９克、生甘草６克、生姜９克、红枣９枚。３剂。进２剂而痊愈。

本例辨证，素体本弱，动辄心悸，乃心阳不足。今忽感风寒，汗生恶风，乃表虚证。桂枝汤表里方类中之表方，故太阳表虚证而投之以调营卫。

（２）大承气汤案刘某某，男，３５岁。随车押运货物五六天，起居失节，饮食杂进，脘腹烦满，大便四日未下，小便黄而少，呼吸促急，苔黄，脉沉实。此里实之证，宜先去宿滞，生大黄９克、厚朴１２克、枳实９克、芒硝９克，１剂。药后下硬便，小便亦增多。痊愈。

本例辨证为里阳邪实滞。患者素体健壮，又腹满便结，脉证为腑实，故径投大承气汤。本汤为正阳阳明之品，热淫于内，治以咸寒。泄胃下结，故便通，积除、胀满解。

（３）理中汤案陈某某，女，５７岁。胃纳欠展，食入不舒，大便溏下，日三四次，腹部隐痛，脉濡弱，舌质淡，苔白。党参１２克、白术９克、干姜５克、炙甘草５克。５剂。复诊谓服药后，腹已不痛，便次减为日二行。原方加茯苓１２克，又服数剂而痊愈。

本例辨证为里寒证，即自利不渴之太阴病，故投以理中，对虚寒而致之便利、腹痛者，能健运中焦，补气健脾，故虚寒解而痛泄平。

（４）五苓散案岳某某，男，４２岁。感邪后，自服药发汗，热退未净，心烦口渴，夜不能寐，脉浮苔薄，宜解热利水。猪苓１２克、茯苓１２克、泽泻９克、白术９克、桂枝５克。３剂。药后热除，小便利，口渴解。

本例为太阴病发汗后，热未尽而口渴。邪犹在表，又入水府，热与水结之证，以五苓散化气行水，健脾解表。对水停下焦，津不上承之表证口渴，能得表里双解之功。

第一卷１９７

２．《金匮要略》方应用举例

（１）百合地黄汤《金匮要略》讲到伤寒热病以后，余邪未清，其症状是欲食不食，欲卧不卧，欲行不行，饮食或有美时，或不欲食闻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脉微数。得药反吐，身形如和。

并提到正治法以养阴清热为主，未经汗、吐、下的，用百合地黄汤（百合、地黄）。

据临床体会，百合地黄汤与甘麦大枣汤合用，对热病余邪伤阴固然有效，对更年期综合征、神经官能症属阴虚有热者效果亦很好。

例案：陈某某，女，４８岁，医生。初诊：烦躁，心悸，头痛，失眠，微热，长期不愈。服谷维素、五味子糖浆久未获效。口苦，咽干，唇燥，脉微数，处方：百合１２克、干地黄１５克、生甘草６克、淮小麦３０克、大枣９克、焦枣仁２克。

服４剂后头痛减，胃纳展，睡眠安，郁闷解，续服１４剂痊愈。

（２）肾气丸

《金匮要略》认为虚劳病属肾虚的，其症状是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用八味肾气丸（地黄、山药、山萸、泽泻、丹皮、茯苓、桂枝、附子）又治消渴、转胞等证。此外，对痰喘、水肿、久泻等有肾阳虚衰表现者均为适宜。

例案：余某某，女，３７岁，农民。初诊：喘促已７年余，服氨茶碱７年多。腰酸腿软弱，卧床不能起，形貌苍老，与年龄不相称。下肢浮肿，小便失禁，脉沉细，舌质淡。自诉久治医药罔效。

处方：六味地黄汤剂加附子５克、肉桂３克，分二次吞服。

三天后复诊，病人自己步行来，谓服药一剂后喘促较平，二剂后小便有知，已能起动。续以肾气丸加减巩固之。

（３）桂枝茯苓丸

《金匮要略》以本丸去瘀病，临床用以祛除小腹瘀血积滞。常于痛经、月经困难、子宫周围炎、子宫肌瘤等辨证有瘀血者均可应用。

例案：历某某，女，３０岁。初诊：婚后８年不孕，月经不调，脐腹部左侧有鸡蛋大块状压痛点，行经前后痛甚。妇科诊断为子宫附属器官炎。处方：桂枝茯苓丸，每日１８克，分二次吞（桂枝、茯苓、丹皮、桃仁、芍药），嘱连服３０天。同时间日服：当归１２克、制香附９克、川楝子９克、延胡９克、乌药６克、沉香９克、川芎４５克、地黄１２克。汤剂。服丸一月，汤药１５帖，腹痛减，半年后怀孕。

（４）下瘀血汤

《金匮要略》说：“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瘀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大黄、桃仁、虫）例案：蔡某某，女，３２岁。初诊：流产以后，未有瘀血排出，小腹胀满难忍，大便四日未下，身热３７８℃，近日阴道流血，色黯，口干目赤，素体健壮，以下瘀为先，处方以下瘀血汤加味：生大黄９克、桃仁９克、生甘草４５克、银花１２克、牛膝６克、丹皮６克、制香附９克、虫４５克炒微焦。（２剂）三日后复诊，谓药服１剂，大便下二次，身热平。续服１剂，大便又下极多，小腹胀满尽解，阴道出血少量。调治而愈。

第一卷１９８

（三）正确应用“经方”要旨

“经方”用之得当，功捷效响。临床如何正确应用“经方”，何任认为，对《伤寒论》方应掌握三个要领：第一，按八纲、六经掌握其主方，能执简驭繁。《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分主阴阳、寒热、表里、虚实，例如芍药甘草与桂枝甘草等为阴阳之主方；桂枝、麻黄、柴胡、越婢、承气、抵当、陷胸、泻心等为表里之主方；四逆、理中、真武、白虎等为寒热之主方；五苓、栀子等为虚实之主方。进而言之，则阴阳中又有寒热、表里、虚实；虚实中又有阴阳、表里、寒热，千变万化，均不离八纲。

如芍药甘草汤为阴虚养阴之方，桂枝甘草汤为阳虚扶阳之方，桂枝汤为调营卫之虚热；柴胡汤为和气血之实热；麻黄汤为表实散寒之方；越婢汤为表实清热之方；承气汤能破阳实；抵当汤乃破阴实„„等等。种种变化，均有按八纲分列之规矩准绳。六经各有主证，各又有主方。如太阳经，太阳居表，证在寒水，方亦以解寒水立论，如大青龙、真武、桂枝、麻黄等等。少阳居表里之间，治宜和解，柴胡之类适为所宜。阳明居里，燥为主证，治宜下达，白虎、承气均能治燥。太阴湿土之经，故腹满，脉缓，吐利证多见，以桂枝加芍药汤、桂枝加大黄汤以导其滞。少阴心肾，上火下水或泻火或壮水，如黄连阿胶汤、附子汤；水盛者，麻黄附子细辛汤；火气微者，通脉四逆汤等。厥阴为肝木心包，分用当归四逆、麻黄升麻、乌梅丸等。从六经主方主证为基础，以此详之，熟谙之，则运用时可执简驭繁。

第二，注意单味药方。各主方以外，又有各种单味药方，如甘草汤养阴润燥，只用一味甘草；文蛤散通阳取汗，仅有一味文蛤；瓜蒂散一物而清暑取吐；皂荚丸一味而取其化痰。余如诃黎勒散、鸡矢白散、红蓝花酒、蜜煎导、猪胆汁导等，用药虽单纯，其治却专一。

第三，明确方义、药性及其加减。如桂枝汤方义先明确其主治太阳中风有汗，再探讨其加减变化：如加重芍药，即变为治太阴腹痛下利；加桂则治奔豚气病；加芍药、饴糖则为补中之品；加芍加大黄则为攻腐导滞之方矣。又如四逆汤，加重姜附，则变为通脉；去甘草则为干姜附子汤。药味之增减，药量之变更，治效迥异。

对药物之认识、掌握，也是学用“经方”不可忽视的。方之取效，固在于辨证之精确，然亦在于对药性之熟谙。能辨病证而用药不当，非但不效，且多贻害。故通晓各药之性能功效，为处剂遣药之重要一环。如前述张仲景用人参，不仅得参之性，实能扬其长而尽其用，故要熟谙药性和《伤寒论》遣药之精义，这是后学者应当深研效法的。

何任说：对《伤寒》方从这三方面领悟其铺陈全貌，作熟谙了解，临诊时则诸方骋驰于腕底，易于选用。

对于《金匮要略》方剂的应用，既要注意与《伤寒论》相同之处，又要分析与《伤寒论》不同之处。何任认为《金匮要略》方的临床应用要点有三：第一，以辨证论治法则来理解《金匮要略》方剂。《金匮要略》全书按疾病分类分篇论述，但在方剂运用上，始终贯串着辨证论治的原则，故体现了“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的内容。如《金匮·痰饮病》篇：“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两方同可治饮病，但前者着眼于健脾，后者着眼于温肾。又如“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均属同病异治，而“异病同治”者，如肾气丸，《金匮》书中凡五见：一是治虚劳腰痛；二是治短气微饮；三是治男子消渴；四是治脚气上冲；五是治妇人转胞。虽然病种不同，但第一卷１９９病机皆属于肾阳衰微气化失权，故均用肾气丸治疗。又如《金匮》用大承气汤治痉病，治宿食，治下利，治产后发热。这四种病虽然各异，但病机皆由胃中实热所致，故均采用荡涤实热，急下存阴之大承气汤。

第二，以治疗八法来概括《金匮要略》方剂：

（１）汗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金匮·痉湿病》篇有：“湿家身烦痛，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麻黄汤本为伤寒表实无汗之方，针对湿邪在表，用麻黄加术微微发汗，以散在表之湿邪。

另越婢汤、越婢加术汤、桂枝汤，亦属汗法范畴。

（２）吐法：病邪在上，通过呕吐以排除病邪。《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是吐法的理论依据。《金匮·腹满寒疝宿食病》篇说：“宿食在上，当吐之，宜瓜蒂散。”这是病邪在上，因势利导的方法。但是吐法用之不当，易伤正气，故目前中医临床上用吐法的不多。

（３）下法：病邪结在里之实证，宜用下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一般实热相结证，用寒下。如《金匮·腹满寒疝宿食病》篇说：“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此邪在肠胃之下法。然亦有停痰留饮，瘀血内蓄等证，须去旧生新，如《金匮》下瘀血汤、大黄虫丸之类属之。

（４）和法：邪在半表半里或证属寒热错杂，宜用和法。和法包含着和解与调和两种治法。

《金匮·呕吐哕下利病》篇说：“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此指邪在半表半里，症见寒热呕吐，虽是论杂病，却从少阳证角度，以疏解清热，和胃降逆。

（５）温法：寒证宜用温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治寒以热”，是用温法之依据。《金匮·痰饮咳嗽病》篇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痰饮为阴邪，易伤阳气，而阳能运化，寒饮自除，故用苓桂术甘汤、肾气丸之类。另如温法方，《金匮》大乌头煎、通脉四逆汤均是。

寒与虚常并存之，故温法亦多与补法配合，如当归生姜羊肉汤即是。

（６）清法：清法多用于热证。《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热者寒之”、“治热以寒”为用清法之理论依据。《金匮·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篇之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以及《金匮·痉湿病》篇治“太阳中热”之白虎加人参汤；治热利下重的白头翁汤均属清法。

（７）消法：消法多用于邪结在里而未尽实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坚者削之”，“结者散之”，是用消法的依据。《金匮·疟病》篇说“此结为症瘕，名曰疟疾，急治之，宜鳖甲煎丸”。

《水气病》篇的枳术汤亦是消法。凡气郁、血瘀、停痰、积食、症瘕、积聚多可采用消法。

（８）补法：虚证宜补，《素问·三部九候论》说：“虚则补之。”《金匮·血痹虚劳病》篇的黄芪建中汤、酸枣仁汤、肾气丸、当归生姜羊肉汤均属之。补法是对气血阴阳，脏腑虚损给予补益的方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的“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即是。

第三，注意《金匮要略》方剂的煎服法。

《金匮要略》的方剂，大多为汤剂，很注重煎法和服法。比如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的用防己黄芪汤，无论在生药的加工，煎法、服法，加减法，服药后的反应等都阐述得很详细。又如乌头煎的煎法也十分详细合理。加水，先煎取一升后，去掉药滓，加蜜二升，煎令水气尽，取用二升等。除了汤剂外，有鳖甲煎丸、薯蓣丸等丸剂；有当归散等散剂；有红蓝花酒等酒剂；有狼牙汤等洗剂；有雄黄熏剂；有蛇床子坐药等。

总之，何任强调：《金匮要略》方之运用，自以遵守各方原篇主证为依据，视临床情况，辨证论治用之。以古为今用之精神，往往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常可扩大方剂应用范围。然则方第一卷２００药之加减，自当不离乎《金匮要略》原意。

（四）正确认识“经方”首先，强调“经方”在临床上的应用价值，并不排除后世其它方剂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何任说：余以为临诊时并非专以经方统治一切病证，后世医家发展之经验诸方，亦宜兼而取之。

若治重病大证，“经方”甚为推崇。金元诸家方亦多见效，可取，如治脾胃病、郁证、官能症、内伤虚证等等。至于温病，既可用“经方”，亦适宜江南医派时方，足可师法。总之，后世诸家经验名方，均可丰富临诊取用范围。强调“经方”者，同时不排除其他方也。

其次，依然要重视“经方”的价值。何任指出：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医临床工作中，存在这样一些现象：有些医生开方忽视法度，方乱而杂，药多而重，缺乏精炼、纯正的要求。药味之多，用量之大往往超过常用范围，这当然不能不对中医学术水平和医疗质量的提高带来一定影响。

我想，如果要改变一下这种状况，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经方”的研究要加强，对“经方”的价值要重视。具体说：就是对“经方”的确切应用指征要掌握；对“经方”取效的道理要了解；对“经方”的组合法度要领会；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应用它。如果掌握了这几点，不但能按法用方，而且还有可能将“经方”的应用推而广之，真正产生古为今用的效益，就可掌握到“应用无穷”的境界了。

二、扶正祛邪治肿瘤肿瘤是临床常见疾病，恶性肿瘤更是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和生命。何任对历代中医著作中有关肿瘤的资料作过深入的研究，提出扶正祛邪的治法。

中医对疾病发生之认识，都是在“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基本理论上加以发挥的，而扶正祛邪的治法也是立足于这一基本观点的。所谓“扶正”，是扶助人体对“邪”的防御能力，使人体达到正常功能，即所谓培“本”。明代李士材根据《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提出“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后天之本在脾。”使“扶正”的具体措施落实在培补脾、肾上。“正”得到扶助，机体功能正常，就能防御病邪。“祛邪”，一方面可以从“扶正”中间接实现；而用药直接抗病制邪则是“祛邪”的另一方面，二者相辅相成。

何任对防治肿瘤，按其不同病情或以补脾为主，或以补肾为主，或脾肾双补。在扶正的同时，并配以祛邪制病（抗癌）之药，将扶正的补益药与抗邪（癌）药同用。

现举出以下几个医案以资说明：例一：王某某，女，２０岁，１９７８年１月２日初诊。患者于沐浴时感到腹部膨大异常。至妇女保健院检查，发现大量腹水，即入院（住院号：２０３４７）。于１９７８年９月５日手术，病理切片证实为右侧卵巢恶性细胞瘤。由于腹水多，另侧卵巢目视也远较正常为大。征得家属同意进行子宫及双侧附件全切。手术后作过５－ｆｕ等化疗并照射各一个疗程。出院时医院认为病人年轻及病的恶性程度较高，估计生命维持不能长久，约活半年。初诊时病人极度消瘦，精神差，胃纳差，失眠，头发脱落严重，腰酸，不能坐。白细胞低，血沉高，面色苍黄，口咽干燥，脉软苔薄舌红，乃以补气血益脾肾并抗癌为法。处方：太子参１２克、丹参１２克、茯神１２克、炙甘草９克、白术９克、黄芪１２克、干地黄１５克、鸡血藤１８克、天冬１２克、猫人参２４克、半枝莲１２克、薏第一卷２０１仁３０克、炒麦芽１８克。服药半个月以后，面色渐正，胃纳展，睡眠亦安，腰酸减轻，白细胞正常，仍以扶正祛邪为主。以党参易太子参，北沙参易天冬，酌加猪苓、平地木，并以杜仲、川断、六味地黄丸包煎代干地黄。以后复诊处方大致在此范围进出加减。一年后，检查血沉等均正常。病人恢复工作，服药至今，历时６年有余，健康如常。

例二：黄某某，男，５８岁，１９７８年５月８日初诊。１９７７年１２月因无痛性血尿，于浙医一院作膀胱镜检查为膀胱肿瘤。行膀胱部切手术，病理切片为膀胱移行上皮乳头状癌Ⅱ级。手术后曾服过当地（诸暨）中药。半年后于１９７８年５月５日膀胱镜检查为复发，又作电灼处理。脉濡微数，苔薄，以扶正祛邪为主。处方：太子参１２克、茯苓１２克、白术１２克、炙甘草９克、淡竹叶６克、白花蛇舌草９克、薏苡仁３０克、黄柏４５克、六味地黄丸（包煎）３０克。以上方为基础，适当作一些加减：在扶正方面增加或更用党参、沙参、黄芪、天冬、平地木、黄精、红枣、炙鳖甲等，在抗癌方面酌加猪苓、半枝莲等。治疗三个月后作膀胱镜检查，未见肿瘤复发。半年后又作检查，亦未见复发。

以后隔日服用上方，并每日煮食薏苡仁３０克不间断，已恢复全日工作。

上案均据扶正祛邪治则，以补脾肾益气血与抗癌药同用。何任介绍：补脾、益气药有四君子汤、红枣、黄芪、薏苡仁等；补血养阴药有当归、鸡血藤、丹参、天冬、麦冬、沙参等；补肾有地黄、杜仲、川断、六味地黄丸等，均视病情而选择。抗癌药中猫人参，为猕猴桃之根，多用治麻风及肿瘤。薏苡，药理实验对某种癌瘤有抑制作用及治扁平疣有效，并有健脾渗湿作用，每日煮食３０克，空腹代早餐，效用颇为理想，白花蛇舌草，药理实验对癌瘤、白血病有抑制作用，并能促进抗体形成，增加白细胞吞噬力；半枝莲，药理实验对癌瘤有抑制作用。

治疗肿瘤的资料和临床报道虽多，但总的看来，一是单纯用扶正的方法，如治子宫肌瘤用归脾汤而痊愈（见《汉方汉疗百活摘编》），但这样的例子极少；二是以攻邪的方法抑制肿瘤，这是比较常用的方法。如用活血化瘀、清利湿热、软坚散结、通络解毒等都属于这类。用方选药上如草药龙蛇羊泉汤治肿瘤是很有代表性的名方；三是扶正祛邪合并使用，如以红参配合抗肿瘤中草药的制剂及上面举的医案。

何任认为以上几种方法，用单纯扶正补益，如证实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将对减少肿瘤转移和减少复发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目前尚少例证。二是以攻邪为主的方法，一般是值得大力推广采用的，也是无数案例证实有效的果断治法。如果邪实明显，正气不衰，防止复发转移，攻坚散结宜急，药量可适当用重；若肿瘤手术、光疗、化疗以后，病邪趋于缓解，正气有恢复倾向，但气阴损伤还明显存在时，则攻邪之药宜适当减量并逐渐配合一些扶正、培本之品为妥。三是扶正祛邪同时合用，如果病例选择恰当，本法是可取的。但对邪正的矛盾，要做到“祛邪不伤正，扶正助祛邪”。至于扶正祛邪以何者为主，要视具体病情而定。虽然二者是有区别的，但也不能截然分割。机体情况差异很大，邪正力量对比亦各不相同，不能笼统说以何者为主。大体早中期，体力未衰，气血未损，可偏重攻邪。若晚期，气血衰败，应以扶正为主，但也不能疏忽攻邪。肿瘤病情比较复杂，病程又迂回曲折，要摸索出一个精确平稳有效的而又无疵的治疗方法，确实要细致体味和探索。“玉石俱焚”的做法并不可取，要力求做到既不伤正，又不助邪。

对于肿瘤病人用药，他认为要视病证而施，当用峻猛就用峻猛，如病人能承受，且有所见效，就得坚持守方，不可辍药。若是药后病人明显出现副作用，就应该调换措施。“粗工凶凶，以为可攻”的蛮干，是欠妥当的。而扶正祛邪同时进行的做法，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这种不足。遇到诊断明确而又适宜作手术的，尽量使之手术。力争做得早，做得好，手术切摘后，结合服中药治疗第一卷２０２比较妥当。有些病人畏惧手术，或不具备手术指征的，要求单独用中医中药治疗，则要慎重对待。他曾遇两例老年妇人患子宫癌（一例上海中医学院确诊，一例浙江妇女保健院确诊），由于畏惧手术而坚决要求服中药。采用扶正祛邪治疗多年，至今尚存活。但是癌毕竟是癌，在现代医学条件下，单纯一种治法能延缓多久，很难估计，需要加倍的注意，严密的观察，定期检查，果断处理，决不能掉以轻心。

扶正祛邪的另一侧面就是饮食要恰当。何任认为，有目的地摄取有扶正祛邪作用的食物，有助于复健。他曾遇一多发性肠息肉患者，经Ｘ摄片证实，但又不具备手术指征，乃嘱５日煮食薏米５０～１００克，代早餐，未服其他药物，连服半年以后，摄片复查肠息肉已不明显。他认为癌瘤患者，日服薏米、茯苓，对防止复发有益而无害。

三、治妇科病重视调经和气

（一）概述妇女疾病，因其经、带、胎、产数端而多于男子。由于妇女生理、病理与男子不尽相同，故其诊断、治疗、立法、遣药乃至预防均与男子的处理方法有差异。何任对中医妇科曾作过深入的探讨，对历代妇科著述，他推崇清代傅山之《傅青主女科》，认为其立论定方，均不落古人窠臼；用药纯和，无一峻品；辨证详明，易于了解。对妇科病的问诊，他认为《冷庐医话》卷二所附《问法要略》一篇，语约而意详，有助于临床诊断。关于切脉，尤注意尺脉。他说：尺脉滑，反映血气实，常见为经脉不利；微弱者，多为少血；微涩者多闭经；脉来弦劲，若问诊得知少腹痛，则月经多不利；若弦劲而偶有断续之势，则不仅少腹痛，且有痛引腰胁乳臆之症状。胎前脉候，经停二三月，脉形滑数，尺中按之不绝，多为妊娠。配合检尿，常能一致。产后之脉，大都以缓滑、沉、小为宜，尤以新产妇人多见，实、大、弦、急、坚、牢等均非产后正常脉象。带下脉候，若兼症少或无，脉虚而迟者，其证轻；数而实者，其证重。带下而经行量多如崩者，其脉多浮动。

对于妇科病的治疗，他强调应该按照“治病必求于本”的总则。在具体治法上除采用一般的调气血、和脾胃、补肝肾方法外，要重视调经、补奇经、和气三者。他说：一者治妇人诸证，总于诊断中注意月经情况，而于治疗中重视调经。宋代高宗时太医陈沂曾谓：“女子经血宜弱，一毫不可壅滞。既名月经，自应三旬一下。多则病，少则亦病；先期则病，后期则病；淋漓不止则病，瘀滞不通则病。故治妇人之病，总以调经为第一”，“凡治妇女之疾，先须调经。”（见《陈素庵妇科补解》）此说深合吾心。验诸实践，凡月经不调者，则症瘕痃癖，肿胀烦满，骨蒸劳瘵，诸症由此而生。但先调经，同时治疗诸疾，常能事半功倍。

二者诊治妇科病，必通晓奇经之理。奇经八脉为十二经脉以外之任、督、冲、带、阴跷、阳跷、阴维、阳维。奇经具有联系十二经、调节气血之作用。何任认为妇科之经、淋、带、崩漏、产后各证均与八脉有关。叶天士曾谓：“八脉隶于肝肾，一身纲维。八脉主束固之司，阴弱内热，阳微外寒矣。”按：正经犹沟渠，奇经犹湖泽，比如雨降沟盈，溢于湖泽。而正经病久，延及奇经。

妇科疑难之疾，常为病久入络，气血消耗，渠枯泽竭也。何任治经污如崩久不愈者，常用补奇经而收显效。此治妇科之不可不知者也。

三者为治妇科应重视和气。妇科诸疾与气血关系至密，而于气尤为重要。妇人多气者，情不第一卷２０３能舒，忧思忿怒，肝火时动。朱丹溪所谓：“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气郁血滞则经不调，胎孕不安，产后腹痛，神情抑郁诸证均现。盖七情失和之气，反为元气之害。和气则能使元气复而脏腑功能正常，故治妇科病，调气血中必重和气，而疏肝、理脾则参酌在其中也。

（二）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包括月经周期、月经量、经色、经质等之异常。所谓月经，正常而行，循平常道，以象月盈则亏。月经不调，反常而为病。

清代程钟龄谓：“方书以超前为热，退后为寒，其理近似，然亦不可拘也。假如脏腑空虚，经水淋漓不断，频频数见，岂可便断为热？又如内热血枯，经脉迟滞不来，岂可便断为寒？必须察其兼症，如果脉数内热，唇焦口燥，畏热喜冷，斯为有热；如果脉迟腹冷，唇淡，口和，喜热、畏寒，斯为有寒。阳脏，阴脏，于斯而别。再问其经来，血多色鲜者，血有余也。血少色淡者，血不足也。将行而腹痛拒按者，气滞血凝也。既行而腹痛，喜于按者，气虚血少也。”此节论述质朴无华，且亦合乎辨治大旨。治疗月经不调，基本方为四物汤而辨证加减之，方意在可和血，是有至理。无论为肝郁血热，血脉虚寒，气滞血瘀等诸种原因导致血脉不和，均可按方加减治愈。清代王之接注释四物汤谓：“四物汤，物，类也，四物相类，而仍各具一性，各建一功，并行不悖。

芎、归入少阳主升，芍、地入厥阴主降，芎郁者达之，当归虚者补之，芍药实者泻之，地黄急者缓之，能使肝旺血调，阴阳气畅，故为妇人专剂。”何任治月经不调，尝以四物汤为基本方，兼采益母胜金丹（大熟地、当归、白芍、川芎、丹参、茺蔚子、香附、白术八味以益母草、水、酒各半熬膏、蜜丸）视辨治需要而随证用之，逍遥散加减，亦为常用效方。但于经水先后无定期则往往先用定经汤（菟丝子、白芍、当归、大熟地、白茯苓、山药、芥穗、柴胡）以定经并舒肝肾之气，往往有明显之效果。傅青主论定经汤，谓“此方舒肝肾之气，非通经之药也；补肝肾之精，非利水之品也。肝肾之气舒而精通，肝肾之精旺而不利，不治之治，正妙于治也。”例案：李某某，女，３７岁，教师，初诊１９８０年１月７日。经行错乱，或提前或落后，一月一行或两月一行，量较多，时或腰酸胁胀，苔薄脉弦。宜舒肝肾。菟丝子１２克、白芍１２克、当归１２克、熟地９克、茯苓９克、山药９克、炒黑荆芥穗６克、柴胡６克。５剂。

复诊：上方服后腰酸胁胀减轻，再续服上方５剂，次月经行正常，连续两月月经均如期而至，未见超落。

（三）痛经

月经期少腹痛，或痛在经前，或痛在经后，或痛引腰骶，甚者昏厥、呕吐、腹泻、肢冷等，其主要病机为气血通行不畅所致。原因有气滞血瘀、寒湿凝滞、气血虚弱、肝肾亏损等。

宋代陈素庵谓：“妇人经欲来而腹痛者，气滞也，法当行气和血，宜调气饮。„„妇人经正来而腹痛者，血滞也，法当行血和气，宜服大玄胡索散。„„妇人经行后腹痛者，是气血两虚也，法当大补气血，以固脾胃为主，或余血未尽，加行滞药一、二味，可服三才大补丸。”清代林羲桐论经痛谓：“有经前身痛拘急者，散其风；有经前腹痛畏冷者，温其寒；气滞者，行其滞；血瘀者，逐其瘀；气血疠结者，理其络；症瘕痞胀者，调其气血；虚寒急痛者，温其里；痛在经后者，补其虚；一切心腹攻筑，胁肋刺痛，月水失调者，和其肝；经滞脐腹痛不可忍者，导其壅。”第一卷２０４何任治痛经，不主张分型太繁。认为辨清虚、实、寒、热即可。就临床体会言之：虚证痛经大多属于功能性者为常见，中药之治愈率较高。实证痛经多有器质性改变为常见，如子宫过于前屈或后倾，子宫颈管狭窄等，中药治疗之显著有效率相对较低。治痛经基本方为《金匮》当归芍药散加减，以当归、白芍、延胡、制香附为主，视其寒、热、虚、实适当加味：虚者加黄芪、川断，实者加木香、川楝子、川芎，寒者加木香、小茴、苏梗，热者加丹皮，白芍易赤芍，血瘀者加蒲黄、五灵脂。血瘀明显而喜热者则少腹逐瘀汤（小茴、干姜、延胡、没药、当归、川芎、桂心、赤芍、生蒲黄、五灵脂）为主，多能收到明显之温经、止痛、逐瘀的效果。较轻之痛经，或因学习工作服煎剂不方便者，冲服益母膏亦能调达气血而止痛。

例案：王某某，女，成人，初诊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３０日。经行腹痛，腰酸，畏寒尤以背部为甚，苔光脉弦，以祛瘀止痛为治。蒲黄６克、五灵脂６克、干姜３克、当归９克、小茴香１５克、白芍９克、川芎４５克、制香附９克、没药３克、延胡９克、桂枝４５克。５剂。

此案以少腹逐瘀汤加制香附，５剂而寒散，瘀去，痛止。虽苔光而未投滋阴生津之品，瘀去而气机条达，血行畅通，津液上承，苔渐复生。

（四）崩漏

妇女非行经期而阴道大量出血，或持续淋漓不止者，称“崩漏”。崩则来势急，出血量多；漏则来势较缓，淋漓不净，两者常可互相转化。崩漏之主要机理为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冲任失固所致。治疗崩漏应按照“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根据病程新久、证型虚实等分别采取塞流、澄源、复旧三法。

宋代陈素庵论血崩谓：“妇人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宜服黑蒲黄散。”论经水淋漓不止谓：“妇人经行，多则六七日，少则四五日，血海自净，若迟至半月或一月，尚淋漓不止，非冲任内虚，气不摄血，即风冷外感，使血滞经络，故点滴不已，久则成经漏，为虚劳，血淋等症。”清代傅青主论血崩分为七种，认为：“血崩昏暗以必须于补阴之中，行止崩之法，方用固本止崩汤”，“年老血崩„„方用加减当归补血汤”，“少妇血崩„„治法自当以补气为主，而少佐以补血之品斯为得之，方用固气汤”，“交感血出„„用引精止血汤”，“郁结血崩„„用平肝开郁止血汤”，“闪跌血崩„„用逐瘀止血汤”，“血海太热血崩„„用清海丸。”何任治崩漏，按塞流、澄源、复旧三法循序而进，但重点在塞流之必期显效。盖崩证措施不力，出血多则易致虚脱。至于澄源复旧，则血止以后之审证求因与调理善后而已，与其他病证之处理原则近似。治崩之基本方常以黑蒲黄散（炒黑蒲黄、炒阿胶、当归、川芎、炒白芍、炒生地、丹皮、炒黑荆芥、炒黑地榆、醋炒香附、棕榈炭、血余炭）为主塞流，再辨证寒、热、虚、实酌情加减，效果明显。徐灵胎所谓：“崩漏必用补血大剂，而兼黑色之药，大概轻剂不能中病。”此说很有见地，验之临床，实属可信。何任治崩漏愈后复作或经人工流产后月经量多，其势如崩或淋漓不已者，常用补益奇经为法，每有显著之防治效果。月经过多，经期过长，淋漓不断，其病虽不尽同于崩漏，然其治方则多可通用。清代吴瑭之通补奇经丸（当归、鹿茸、潼蒺藜、小茴、党参、杜仲、茯苓、鹿角胶、龟板、紫石英、杞子、补骨脂），平时据证情辨证加减，颇有效用，此亦为止血以后之澄源复旧措施。

例案：刘某某，女，３５岁，初诊１９８４年４月９日，月经过期未行，昨日突然排红，量多色鲜，第一卷２０５心悸倦乏，脉软苔白薄，宜先止崩。

炒黑蒲黄１２克、炒黑当归６克、丹皮６克、棕榈炭１２克、炒黑荆芥穗６克、生地１５克、炒阿胶珠１２克、血余炭９克、炒黑地榆１２克、制香附９克、炒白芍１２克。５剂。

上方服２剂以后，崩中已止，服完５剂则体力渐复而愈。按黑蒲黄散中当归、川芎如未见腹痛有瘀者，当减用或不用，免再动血。

（五）带下

带下绵绵不断，量多而超过正常，有异常之色泽或气味，并有全身症状，统称带下，此为妇女常见之多发症。历代医家有“五色带”之叙述，临床以白带、黄带为常见。若有赤白带、多色杂下的带病，极应警惕恶性病变，不可就带论带。带下之病机，与脾有关，脾失健运为内在原因，其治多以健脾、升阳、除湿为主，结合证情则可配以疏肝、固肾、清热、解毒。若带下清冷如水，则当温补肾元，并重固涩。

清代傅青主论白带谓：“虽无疼痛之苦，而有暗耗之害„„加以脾气之虚，肝气之郁，湿气之侵，热气之逼，安得不成带下之病哉。故妇人有终年累月，下流白物，如涕如唾，不能禁止，甚则臭秽者，所谓白带也。夫白带乃湿盛而火衰，肝郁而气弱„„治法宜大补脾之气，稍佐以舒肝之品，使风木不闭塞于地中„„方用完带汤。”清代林羲桐论带下谓：“带下，系湿热浊气，流注于带脉，连绵而下，故名带下，妇女多有之。赤带属热，因血虚而多火；白带属湿，因气虚而多痰；亦五色带下者，多六淫、七情所伤，滑泄不止，则腰痛膝酸，宜调脾肾，或用升提，或以摄固„„。”何任治带下，宗傅青主以健脾胃稍佐舒肝为常法。盖初病多由脾虚湿盛，积久则湿郁化热，其兼痰者亦多为湿化。如单纯白带，或兼便溏足软者，均以完带汤（白术、山药、人参、白芍、车前子、苍术、甘草、陈皮、黑芥穗、柴胡）为主加减之。如湿热偏甚，带下色黄，兼有秽气则宜泻其湿热，易黄汤（山药、芡实、黄柏、车前子、白果）为基本方。据临床所见，确如傅青主所说：“本方不独治黄带也，凡有带病者均可治之。”何任见带下量多，如脓状有秽臭，并有下腹胀堕、腰骶酸痛等类盆腔炎症状者，则常以清肝经湿热之龙胆泻肝汤获功。带下日久者，宜酌投固涩。若过用清热燥湿之品，易伤阴液，亦不可过用滋腻之药，以防滞湿。素有症瘕而带下频仍者，必须消散其症瘕，以正本清源，方能根治。

例案：陈某某，女，３０岁，初诊１９７８年８月４日。

白带较多，大便溏，足跗浮肿，苔白脉濡。宜健脾除湿。党参１２克、炙甘草６克、柴胡６克、白芍１２克、车前子９克、白术３０克、山药３０克、炒黑荆芥穗４克、陈皮６克、苍术６克。６剂。

服汤药后带下明显减少，大便成形，服完６剂足肿亦消。本案白术、山药之用量均按傅青主原方意，各用一两，故见效颇捷。

（六）妊娠恶阻

怀孕之初，出现嗜酸厌食，倦乏思卧，进食即吐，轻者为早孕常有现象，无需治疗。倘若呕吐频作，甚则不能进食，则宜及时治疗，否则将影响孕妇健康与胎儿发育。妊娠恶阻之病机乃冲脉上逆犯胃，胃失和降所致，故治恶阻，应本着胃气以和降为顺，胎元以和降为安之义，宜以调气和中，和胃降逆，止呕安胎为主。夹痰者，则豁痰降逆；夹热者，则清热止呕。

第一卷２０６隋代巢元方论妊娠恶阻谓：“恶阻病者，心中愦闷，头眩四肢烦痛，懈惰不欲执作，恶闻食气，欲敢咸酸果实。多睡少起。世云恶食，又云恶字是也。乃至三四月日以上，大剧者，不能自胜举也。此由妇人元本虚，血气不足，肾气又弱，兼当风饮冷太过，心下有痰水夹之而有娠也。

经血既闭，水渍于脏，脏气不宣通，故心烦，愦闷，气逆而呕吐也。血脉不通，经络痞涩，则四肢沉重。夹风则头目眩。„„”傅青主则谓：“不知妊娠恶阻，其逆不甚，且逆是因虚而逆，非因邪而逆也。因邪而逆者，助其气则逆增。因虚而逆者，补其气则逆转。况补气于补血之中，则阴足以制阳，又何虑其增逆乎。宜用顺肝益气汤。”何任认为，妊娠病，治疗之原则，应着重养胎。妊娠期诸种疾病，其治均需一面治疗，一面养胎、安胎。而恶阻重剧者，尤须注意及此，顺肝益气汤（人参、当归、苏子、白术、茯苓、熟地、白芍、麦冬、陈皮、砂仁、神曲）为常用方。惟妊娠恶阻多见有形寒，故用苏梗易苏子，以黄芩易归、地，去茯苓酌加姜竹茹、姜半夏、生姜。此兼采《金匮》橘皮汤、橘皮竹茹汤意，效果尤著。

例案：沈某某，女，２６岁，初诊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

停经三月余，脉滑，纳滞，尿意频，时有呕泛形寒，以安养和中为治：党参１２克、砂仁壳２４克、白术９克、石决明１２克、苏梗６克、黄芩６克、淡竹茹９克、姜半夏６克、陈皮４５克。３剂。

本例恶阻为中虚胃逆，以和胃、降逆、止呕、安胎，进３剂后瘥痊。

（七）妊娠胎漏

妊娠以后，阴道下血，量不甚多，名为胎漏，亦称“漏胎”。胎漏一般无腹痛，倘有腹痛腰酸而阴道下血则为“胎动不安”，如不及时治疗，则有演进为堕胎、小产之虞。胎漏之病机主要为冲任不固，不能摄血养胎。导致冲任不固之原因有肾虚、气血虚弱、血热、虚寒、症瘕等。胎漏下血之治疗原则，以止血安胎为主。亦有连续堕胎、小产数次或多次者，称为“滑胎”，即习惯性流产之谓。其病机为脾肾两亏，冲任损伤，胎元不固。亦有因气血两虚，不能摄血养胎，或血热扰动胎元所致。

张仲景论妇人妊娠病谓：“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后因续下血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胶艾汤主之。”用以温摄冲任。傅青主论胎漏谓：“妊妇有胎不动，腹不痛，而小便中时常有血流出者，人以为血虚胎漏也。谁知气虚不能摄血乎。„„治法宜补其气之不足，而泄其火之有余。则血不必止而自无不止矣。方用助气补漏汤。”何任认为，胎漏或胎动不安应着重护胎气。不论胎漏之有腹痛腰坠，无腹痛腰坠，均以陈念祖所以载丸（白术、杜仲、桑寄生、人参、茯苓、大枣）为主以益气助肝肾，合张景岳泰山磐石散（人参、黄芪、当归、川断、黄芩、熟地、川芎、白芍、白术、炙甘草、砂仁、糯米）加减应用。见红多者则去川芎，当归加陈棕炭摄止。至于滑胎，则常选用傅青主安奠二天汤（人参、熟地、白术、山药、炙甘草、杜仲、枸杞、山萸、扁豆）。傅青主认为：“脾肾亏则带脉急，胞胎所以有下坠之状„„脾为后天，肾为先天，„„补先后二天之脾与肾，正所以固胞胎之气与血，脾肾可不均补乎？”例案：孔某某，女，２５岁，初诊：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６日，末次月经３月１７日，检尿妊娠试验阳性，漏红已第四天，腰不酸，腹不痛，排出物中有块状物。初形寒呕恶，脉右滑，左不显，以安益为治。党参１２克、生甘草４５克、白术１５克、川断９克、黄芪９克、黄芩１５克、桑寄生１２克、砂仁壳１５克、熟地１２克、白芍１２克、苎麻根６０克、陈棕炭１２克、糯米１匙。５剂。

复诊：因方未能续服，红未净止。腹不痛，脉濡苔薄，疲倦，仍以安益为续。党参１２克、补第一卷２０７骨脂１５克、黄芪９克、山萸肉９克、炒阿胶１２克、生侧柏９克、陈棕炭９克、白术１２克、黄芩６克、旱莲草９克、十灰丸１５克（包煎）。７剂。

此例胎漏，服药不及时，漏红已久，气虚冲任不固，有堕胎之虞。复诊服药后，血止胎安矣。

（八）症瘕

妇女小腹部扪之有块，或自感胀满疼痛或无疼痛，谓之“症瘕”。其块坚结不散，推之不移，有形可征，痛有定处者，为“症”，多属血病。若聚散无常，推之可移，痛无定处者，为“瘕”，多属气病。本病为脏腑失调，气血不和，或经行、或新产伤于风冷，或情志失调所致。其治法首应分清气病血病，脏腑阴阳虚实，随证施治。

陈素庵论症瘕积聚谓：“血滞经闭，不必琐屑分七症八瘕，五积六聚之名，但诊其脉浮、沉、迟、数、滑、涩、虚、实，病属阴属阳，属脏属腑，瘀血成块，其块或硬或软，痛与不痛，或暂时作痛，或痛之不止。审其病在何处：胸、膈、腰、胁、大小腹及脐之上下，左右，可随证用药。”此说虽为血滞经闭之论，但切合实际，简洁明白，可为症瘕辨证之参考。程钟龄论积聚谓：“积者，推之不移，成于五脏，多属血病；聚者，推之则移，成于六腑，多属气病。治积聚者，当按初、中、末三法焉。邪气初客，积聚未坚，宜直消之，而后和之。若积聚日久，邪盛正虚，法从中治，须以补泻相兼为用。若块消及半，便从末治，即住攻击之药，但和中养胃，导达经脉，俾荣卫流通，而块自消矣。更有虚人患积者，必先补其虚，理其脾，增其饮食，然后用药攻其积，斯为善治，此先补后攻之法也。”此治积聚之法，轻重缓急，步骤井然，有制之师也。

何任治症瘕，先于诊断中分其抑症？抑瘕？是血积？是气聚？然后视病人正气与病邪之胜负强弱，确定攻伐之方药与程序。妇科症病最多见者为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常以活血散结，攻瘀消症为治，以《金匮要略》桂枝茯苓丸为主加减。正虚邪实者，与扶正药同用。瘕病则多以行气导滞，见效较速。

例案：毛某某，女，２７岁，职工，初诊：１９８２年８月４日。少腹部于俯腰时感牵掣痛，妇科检查左侧卵巢部位有鸽蛋大小块状物，经Ｂ超检查为左侧卵巢囊肿。月经不调，苔薄脉涩，饮食正常，宜散结为先：川桂枝９克、茯苓１２克、丹皮６克、桃仁１２克、白芍１２克、冬瓜仁１８克、川楝子９克、延胡９克、蒲公英１５克。７剂。

上方服用７剂后，无何感觉，又陆续服原方达４０余剂。妇科检查卵巢部位块状物扪不明显。

此例为症病，以桂枝茯苓丸加味作汤剂连续服用而结散块消。

（九）脏躁妇女情志不宁，变幻不定，无故悲伤哭泣，或喜笑无常，不能自制，频作呵欠，谓之“脏躁”。

发生于妊娠期者，则称“孕悲”；发生于产后者，则名“产后脏躁”，其证大致相同。其病机主要为阴血亏耗，五脏失于濡养，五志之火内动，尤以心肝火旺为主。心肝之阴不足，则神不守也。其因多为情志内伤引发。

张仲景首论本病，谓：“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像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张氏立方系据《灵枢·本神第八》所谓：“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主脉，脉舍神，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第一卷２０８何任治妇女脏躁，案例甚多，自青年至老妇几均有之。认为主要系原本血虚，复受七情所伤者最多。４０～５５岁妇女，值更年期时亦多有脏躁之征象，均可结合而治。沈金鳌论妇女发病谓：“妇女之病，难治于男子数倍也。„„妇女之病，多由伤血„„系恋爱憎，入之深著之固，情不自抑，不知解脱。由阴凝之气，郁结专滞，一时不得离散„„故其为病根深也。”虽然如此，但脏躁之治，还是可以得心应手的。主方当为甘麦大枣汤（甘草、小麦、大枣），偏于郁滞、阳证厥逆者，配合四逆散（柴胡、芍药、甘草、枳实）；偏于热郁，或阴虚有热者，配合百合地黄汤（百合、地黄）。虽然药物简单，药性和平，但收效颇为理想。

例案：沈某某，女，４０岁，初诊于１９７４年３月３１日。

脏躁烦恚，郁闷失眠，缘于焦急，带下频仍，纳滞。拟补益心脾，调肝缓急为治。

炙甘草６克、淮小麦３０克、白术１５克、怀山药３０克、枳实６克、白芍９克、柴胡４５克、焦枣仁１２克、大枣１５克。７剂。

二诊：服上方７帖后，郁闷已解，睡眠安好，自感舒适，以完带法为续。

党参９克、甘草４５克、柴胡４５克、炒白芍９克、车前子９克、苍术６克、炒荆芥４５克、怀山药３０克、陈皮６克、焦枣仁１２克、白术３０克。６剂。

本案为脏躁兼脾虚带下。初诊先治脏躁，以甘麦大枣汤，养心气、安脏气，甘缓之品以润脏躁，治血虚内火；以四逆散解郁结、调肝气，缓和急迫。服药以后，诸症明显缓解，自感舒适，故改为完带法续治脾虚带下。

名案评析

一、癫痫

方某某，男，３３岁，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２日初诊。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日突然发作抽搐，继则神志不清，口吐白沫，五六天后始苏醒，醒后不知身在何处。伴心悸头昏，夜有盗汗，不寐，肝区作痛，胃纳一般。苔根黑垢，脉濡涩。予宁心为治（某医院诊断为癫痫）：丹参１２克、茯神１２克、炙甘草９克、淮小麦３０克、石菖蒲４５克、桂枝４．５克、煅龙骨９克、煅牡蛎９克、陈胆星４５克、生铁落６０克、大枣７枚，５剂。

４月３日复诊：上药连服１０帖后，盗汗解，能入寐，神志亦平稳，至今未发作，纳展便调，惟感脘腹胀，苔根黑转灰。原方加减：丹参１２克、炙甘草９克、淮小麦３０克、降香３克、神曲１２克、鸡内金９克、茯神１２克、石菖蒲４５克、玫瑰花４５克、大枣３枚，７剂。

４月１７日三诊：上方又服１４帖，眠已安，神志平静，腹胀已解，灰苔亦除。原方去玫瑰花，加北沙参９克，续服７剂。

［评析］患者从起病到就诊，为时虽仅一个半月，但痫厥之作五六日始苏，可见其病程虽短而病情实凶，可谓危重之证。据脉症所现，属虚实夹杂之候。心悸失眠，头昏盗汗，乃心血不足，血不养心所致；血虚肝失所养，肝失疏泄，故肝区作痛；血虚化风，气郁夹痰，上蒙清窍，故抽搐神昏，口吐白沫。初诊以甘麦大枣汤、桂枝龙牡汤加生铁落以滋养镇摄，加胆星、菖蒲、丹参、第一卷２０９茯神以涤痰宁心。此方治虚不碍实，去实不妨虚，寓疏化于镇摄滋养之中。１０剂而痫证控制，余证亦有好转。续方去桂枝、龙、牡之镇摄，加神曲、鸡内金之疏化，降香之芳香降浊，以解其腹胀。用药与病机相合，故见效甚速。

二、重症颅脑外伤后遗症

黄某，男，２４岁，１９８６年２月４日就诊。患者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１日被自行车撞倒昏迷，送某医院急救，出现脑疝，行开颅探查发现硬膜下血肿，因筛状窦破裂，手术止血。术后２４天神志清醒，但右侧肢体偏瘫，常有发烧（Ｔ３８℃左右）。曾用各种抗生素、抗癫痫药及神经营养剂。此后又曾多次去上海、苏州及杭州等地医院检查治疗，作脑电图多次均为异常，作颅骨成形术和修补术，虽未发癫痫，但偏瘫始终没有改善已近４年。１９８６年２月４日病人父亲邀何任诊治，何任认为：此脑外伤术后，元气大伤，半身不遂，语謇便闭，自当补养元气，活血通络为治。拟方药：生黄芪６０克、归尾９克、赤芍９克、地龙１２克、川芎９克、桃仁１５克、红花１２克，１０剂。

１９８６年３月１日复诊：言语欠清、对答迟钝，不能自主活动，略见气促，舌淡苔白，脉缓无力。处方：生黄芪４０克、当归１５克、川芎１５克、桃仁１５克、赤芍１５克、红花９克、地龙１８克、炒天虫１２克、桑寄生１２克、枳实９克、麻仁９克，３０剂。

１９８６年５月２７日再诊：肢体活动较好，惟右大拇指单独屈伸尚有困难，复查脑电图已属正常。仍循原方意：生黄芪４０克、当归１２克、川芎１２克、桃仁１５克、赤芍１５克、红花９克、桑寄生１２克、地龙１８克、炒天虫１２克、钩藤９克、枳实９克、桑枝９克、麻仁９克，２０剂。此后仍以本方续服。

自初诊起共服药９９剂，历时半年余，右侧偏瘫基本消除，功能恢复已近正常，复查脑电图亦属正常范围，已恢复上班工作，并去北京旅游，一切情况良好。

［评析］本例为颅脑外伤后遗症，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已近４年，确系疑难重症。何任认为：本例患者，一者颅脑外伤，二者行修补术后，既元气大伤，又留瘀阻络，此为本例的病理所在。据此，初诊按王清任元气分布周身，左右各得其半之理，给以补阳还五汤原方投治。按原方加减云：“初得半身不遂，依本方加防风一钱，服四、五剂后去之。”但本例病史已近４年之久，故不用防风。整个疗程历时半年有余，共服药９９剂，总不离该方为主，只是略事加减而已。综观治疗全程，可从中获得两点启示。其一，慢性疾患，首当分清虚实，明确虚实所在，对证投治。

故本例以补益气血，疏通经络，调畅营卫为法。其二，病程已久之慢性疾患，难以速效，既已辨证明确，就应守方。若已初见疗效，更应守方不变，所谓“验不变法，效不更方，略事加减”而已。

本例虽属重症，但辨治得当，４年之病，半年就基本治愈，可谓效显愈捷。

何任认为，用本方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和颜面神经麻痹，亦有同样疗效。

第一卷２１０医论医话

一、血证说意

（一）治血探微治血大要，诸家论述颇多，余认为探讨治血之关键是：治血证首须辨患者本身之气血盛衰。即辨其阴、阳、寒、热、虚、实。并辨各脏腑功能，其失常者则引起出血。须辨各脏腑之特点。

血证是以见血为主证，而血之颜色关系证候之新、久、虚、实。如阳证血色多鲜红，阴证血色多紫黯，均应分析清楚。

治血之法，宜参照以寒治热，以热治寒，调和气血之法则，而在具体掌握运用上，当灵活而不偏执。就调气和血而治，和法是治血证一大良法，无论用补用泻，均须使气血调和，恢复其正常功能。所谓调气者：气逆则降逆，气不逆则血亦得治！气实则泻实，泻实则火不上炎，血亦靖矣。此法用于吐血、咯血、咳血尤为适用。若气虚不能统摄之血证，则以补气为主，可以补虚，可以升陷，对于下窍出血，尤为适宜。治血之法，既宜参各家之长，又不偏执一家之言。如明代缪希雍《治吐血三要法》说“宜行血，不宜止血”，“宜补肝，不宜伐肝”，“宜降气，不宜降火”自属经验之谈。此说常为医家论血证所引证，但亦不可拘执其说。行血、止血、降气、降火等均当视证情而具体处理。

清代唐宗海治血之“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大法，久为医者治血所宗。亦属有益之经验措施。而四大法亦各有寓蕴，并不机械分段，一般血证有虚、实、寒、热、阴、阳等区分，当视辨证而定治疗步骤。血止以后，必然留有其他见证，或咳、或热、或寒、或痛、或虚、或衰等各种病情，必须治其主要者，故不可偏执。

《金匮·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说：“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目旬，不得眠。”血汗同源，汗泄而血更虚，血少不濡而额上陷，目系血不养而脉拘急，直视而不眠。可见凡血证或失血之人，治后血止，尚须注意禁用耗阴动血之品，以防复作或变证。

（二）方药点滴

凡血液不循常道，上溢于口鼻诸窍，下出于二阴，或渗出于肌肤统归血证，故其范围广泛，自当按证辨治。究其致病根源，或缘于脏气之伤，或缘于腑气之乖，皆能致此，所谓“阳络脉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脉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而阳络阴络之辨，乃指上下部位而言。并非血从上溢者，一概属阳属腑，下溢者一概属阴属脏。

大体言之：凡治血证，开始自当先辨阴阳。阳证吐衄，血色鲜红；阴证血色紫黯如猪肝色。

阳证脉洪滑、口渴、面红、喘烦、尿赤，多为火载血升，宜清降凉剂；阴证脉虚数，口干颊赤，烦躁第一卷２１１足冷，多为真阴失守，无根之火上炎，宜引火归元，切忌寒凉降火。

清人林佩琴认为：治血证及前后调理，须按三经用药，宜归脾汤。盖心主血，肝藏血，脾统血，此方则三经主治，总使血归于脾。而于郁怒伤肝、思虑伤脾之血证尤为相宜。若是火旺血证，可增黑山栀、丹皮。火衰血证则加桂心，若先天根本所致，则再增八味地黄丸，则治得其要。

此以归脾为血证基本方，其论颇有巨识，为血证治法之要言。一般较缓之血证，余试用之屡效。

治血证有一基本方固亦可取之法，但总得视血证之性质、缓急、轻重、上下分别治之。如急证大出血，面色苍白，心将衰，神将竭的情况下，用人参是必要的。余亦于急证崩中重用黄芪，功在益气升固。参芪虽非直接敛止之品，用为补气，以达到“气举血止”之功。此是用补法止血，虽为医生皆知之常法，但其治效价值，不可忽视。

对于积热积瘀出血，常以攻法止血。如上消化道出血用三黄汤，已为中西医治血证中常用之品。余则用生大黄以解热毒，破瘀滞，单用或配合他药用治胃出血、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肠炎等甚有效验。然则大黄究属悍厉之品，若见元气不足，胃寒血虚，病在气分之血证，终不宜用，不可不辨。余治急证出血，除用参、芪之补，用大黄之攻而外，亦常采清和之品淡竹茹。陈修园谓：“出血证用新刮青竹茹一捻，随宜佐以寒、热、补、泻之品一服即效。”按竹茹为和胃止呕、清热化痰之药，余试用于吐、衄、咯、下、崩漏，配入各方中，颇具卓效。

余治外伤出血及劳瘵咯血，于相应方中必加平地木，于治崩漏出血则必加蒲黄。《本草》多谓蒲黄生用性滑，主行血消瘀，炒黑性涩止血。然则余于临诊中体验生蒲黄止血作用确凿，不亚于黑蒲黄。遇妇科崩漏明显属气虚下陷者，则余常以参、芪、术、草、升麻等举之，并不参用他药以止血也。

总之，药不执方，相宜而用。温、凉、补、攻，需得当耳。

二、医事忆当年

“四载鸡鸣今别离，十年方悔作人师，元元疾苦谁能药，处处炎凉若个知。长觉后生皆可畏，徒追先师未为奇，入乡问俗应需记，傲骨由来不合时。”这是４０多年前，辛巳之夏，医学院某老师赠别毕业同学的七律。

时序流光，沧桑屡易，回忆往昔，感慨系之。乃思幼承庭训，长得师传，虽犹闭门为车，然能出而合辙，均赖先辈严师诲教之德。其初入医林之艰难、考验之严峻、教育之深重，回顾一一，何不可言，亦何可不言也。

（一）喉痧

庚辰之秋，余于上海辽阳路施诊所施诊。所谓施诊所者，不收诊金，就诊者多为当地患病之贫民，医生亦多尽义务。某日，遇一喉痧病人，身热形寒，肤红肌热，遍体隐隐有斑，咽喉严重腐烂，悬壅垂亦肿腐不堪，咽嗌几不可辨，然舌鲜红如洒朱，不能进食，全赖灌咽米汤，全身极度衰虚，由家属扶持以行。余就病情而论，为疫毒上攻，为处内服清热解毒药方，并嘱喉部吹敷局方珠黄散以化毒去腐。但病家贫苦，无力购买珠黄散，持方踌躇竟去。余视其不能药治，如此重症若再耽误，势必偾事。乃询其居处。午间诊事结束，即赴其居将所购冰硼散一包及普济消毒饮数服赠予。冰硼散价廉而效逊于珠黄散，余一芥寒医，费银角数毫，只能及此，奈何；后遂第一卷２１２不知音讯。

按咽喉腐烂，身热而周肤斑疹隐隐，为烂喉丹痧之症，属疫疠，长幼均能传染。外从口鼻而入，内从肺胃而发。其始起则恶寒头痛，肤红肌热，咽喉腐肿，周身斑疹隐隐。其时即宜疏表，如牛蒡解肌汤之类。喉内用珠黄散吹之。三四日温邪化火，热盛痧透者，解肌汤内加犀角、羚羊、石斛、花粉之类；至五六日热甚神昏，火盛上逆，内逼心包，用犀角地黄汤，或玉女煎内加石菖蒲，或紫雪丹。再数日痧斑焦黯，脱皮而瘳。此证即猩红热，为溶血性链珠菌所致之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自青霉素问世以来，此病死亡率已显著下降。然在５０年前，治疗上多赖我中医急治，其用药代价较高。若见身红赤，而痧不外透，神昏语乱，气逆喘急等疫毒内闭险证，必须以犀角磨汁冲和鲜生地黄汁送化紫雪丹，外用珠黄散，方可冀其侥幸于万一。而贫病者，往往力不能及而不得全生。似此类贫病交困之情景，旧社会比比皆是。瞻今忆昔，益感目下人民生活于幸福之中往往尚不自知耳。

（二）痞满

戊寅年，余寓沪新闸路房东之妻王某，四十岁，患胃脘部胀满已久，不知饥，食少，食后胃脘不舒。素体瘦弱。房东认为“中气虚”，购补中益气丸二斤，嘱每日服之。愈服愈剧。乃至南京路某医生处治疗，诊为积聚之症，方用枳实、续随子、鳖甲、槟榔、鸡内金等，服亦无效。再至某西医医院检查，诊断为胃炎、胃神经官能症云云，配药水、药粉若干，服半个月仍无效果。病人虽勉强起床料理家务，但面黄肌瘦，整日感脘腹胀满，偶有呕泛，情绪郁结。房东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来要我“想想办法，弄个方子吃吃”。余当时为一青年医学生，既非名家，亦非高手。见委治此疑难宿疾，颇觉不安。但又不能推却房东一番嘱托。乃思《内经》有太阴所至为痞满之说。

诊其脉，略见濡软，观其苔薄黄而根部略腻。其病缘于脾不能行其气于肺胃，结而不散成痞。

拟用泻心汤法。乃处姜半夏四钱，炙甘草二钱，川连一钱，黄芩三钱，潞党参三钱，干姜二钱，大枣五枚。试投一剂后，病人自感呕恶已平，脘胀亦松动。于是在方中增川朴二钱，续服以后，日见轻舒。竟由此而瘳其痼疾。

按所处半夏泻心汤，平淡而无奇。原为仲景治痞方。然《伤寒论》所指之痞，从外至内，即小柴胡汤证因误下伤中而成之证。盖伤寒邪在少阳，当宜和解，误用攻下，伤其中气，邪犯肠胃，心下遂痞也。此病人虽非少阳误下，而是其他误治所致。如初进补中益气，再以消导攻积，继而中西药杂进。此久病中虚，胃气不和，寒温失调；痞结而满，杂病痞证也。以半夏泻心汤和胃降逆，开结除痞，果然见效。

（三）卒中

永康汪北石之老母，六十五高龄，体丰腴，素嗜肥甘，辰午之春，突然昏迷，不能言语，口闭拳握，呼吸粗壮，鼾声如曳锯，二便不通。诊脉弦滑，舌苔白腻。询未病前情况，家属谓近不时呼头胀头晕，日前连续玩骨牌数晚疲劳有关云云。诊为卒中闭证。乃嘱先以鲜竹沥调冲大苏合香丸壹颗灌服。惟当地药铺无鲜竹沥出售，于是先开水调化大苏合香丸灌服，下午再灌服壹颗。并指导病家自制鲜竹沥，其法为：购取新鲜淡竹若干枝，去其枝叶及竹根，锯成一尺半左右之竹段，每段两头去节，对劈成两片，劈面朝上，用砖块架于竹片之下，露出竹段二头，下各置较大磁盘或碗。于竹片下两砖间烧燃竹叶木柴，以熏逼竹片，竹段两端即滴出液汁入磁碗中，即第一卷２１３为鲜竹沥。至沥将滴尽时，竹段即自行燃烧，其时即可将竹段丢于砖间火中，另换新竹段再熏逼取沥。集取之竹沥置干净杯中，略滴二滴生姜为使。给病人饮用（灌服）。次日，昏迷虽未全醒而口已能开合，鼾声亦低。再以羚羊角、钩藤、胆南星、白芍、天虫、贝母等处剂续服。昏迷醒后，二便亦通，惟言语不清，动作艰难而已。

按中风之证，《金匮要略》有专文论其中经、中络、中脏、中腑各证。《千金要方》卷八有卒中条。此老人属中脏腑，中脏腑者亦当先分其为闭证、脱证。一般说来，凡属闭证者多为突然昏倒，不省人事，两手握固，牙关紧闭，面赤气粗，痰声如锯，二便闭阻或痰涎壅塞，四肢不温等，脉弦滑或沉滑，舌苔黄腻或白腻。一般宜先开窍，再以清肝、潜阳、熄风、豁痰等治之。属脱证者，猝然昏仆，不省人事，眼合口开，呼吸微弱，鼻鼾，肢冷，手撒、遗尿，或大汗，或油汗，舌淡白，脉细弱。一般先宜益气回阳，或益肝肾、潜阳为治。汪母属卒中闭证，先以局方苏合香丸开窍。

并不断灌饲鲜竹沥以豁痰，再以清、潜、熄、豁等法处剂投治而得机转。

（四）稚儿不食余近戚中某稚儿，五、六岁，患时病以后，恢复缓慢，面黄而羸瘦。所居乡间医生以白术、炙甘草、泡姜等处方，煎服多剂，渐至不思进食，喂食亦不肯进，亦无其他异嗜。大便初燥结，继则数日及十数日不解。彼医又曾予服大黄、番泻叶、青宁丸等均无效，虽起床走动，但神情呆滞。

余至其地，乃思此孩于时病以后，未能合理调治。其苔白，其脉细，不饥不食，大便不下。似属脾胃阴虚不运不通。复忆在沪习医时，曾闻苏地某老医以烹煮野味菜肴，加茴香等调料于病室，使其香气入室，引起病人食欲一法颇可一试。于是嘱购优质上蒋火腿一方，隔水蒸煮，使病儿闻其香醇之味，继以火腿汤（去油）数匙调入软饭中喂食。病儿竟食一小碗，并进火腿数片。

次日思大便而未解。再明日解大便甚多。而胃纳渐开，饮食亦渐常矣，竟未服药。

按古人有“饮以养阳，食以养阴”之说，脾胃乃生之本，胃气以下行为顺，脾气以健运为能。胃强脾弱，则消谷而便溏；脾强胃弱则知饥而纳少。此稚儿于病后调治不得其法，便闭而不饥不食，苔白脉细，脾胃阴虚也，若是成人，则必诉口淡无味矣。故宜饮食清润以养之。前服白术、炙草、干姜后及不能进食，盖“守补则壅”也。倘以消导法，则亦耗气劫液矣。

回忆当年初入医林之种种艰难，诸般险阻，实为业医者不可或缺之际遇，有见功效者，有不见功效者，均可为以后深涉医林经受考验奠定基础。明代朱元璋谕徐达曰：“更涉世故则智明，久历患难则虑周。”吾从事医道者，何独不然！且应以救己、救亲之心，推及救人，所谓现身说法，诚千古不磨之论。

经验方

一、润肺平喘汤组成：北沙参９克、麦冬９克、五味子４５克、薤白９克、全瓜蒌９克（杵）、姜半夏９克、陈蒲壳１２克、冬瓜皮１２克、川贝母１５克。

第一卷２１４适应证：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结核等所致的喘证，属于阴虚气逆者。

二、润肠通便汤组成：北沙参９克、玄参９克、生地１２克、番泻叶１

５克、麦冬９克、白蜜１匙（冲入药内）。

适应证：老年阴亏肠燥便秘者。

三、补益冲任汤组成：小茴香３克、炒当归９克、鹿角霜６克、女贞子１２克、沙苑子９克、党参１５克、淡苁蓉９克、补骨脂１２克、淡竹茹１５克、紫石英１２克、枸杞９克、旱莲草９克。

适应证：功能性子宫出血、人工流产后出血量多、子宫内膜异位所致的崩漏，属于冲任肝肾亏虚者。

（龙瑞敏编）第一卷２１５

第三篇：李刚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推荐）

李刚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

省委提名李仲彬为省司法厅厅长人选

3月9日下午，巴中市领导干部大会在市委党校召开。会议宣布了省委关于巴中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

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柯尊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李仲彬、李刚在会上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喜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沈晓玲宣布了省委关于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李刚同志任中共巴中市委委员、常委、书记，李仲彬同志不再担任中共巴中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柯尊平在讲话中说，我们这次到巴中来的主要任务是受省委的委派，宣布巴中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省委关于李仲彬、李刚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这是省委从全省工作大局和领导班子全局需要出发，结合地方领导班子换届要求和巴中建设发展的实际，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是工作的需要，也是正常的干部交流调整。会前，我们分别与喜安、耀学、光林、延荣等领导同志谈了话，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一定全力支持李刚同志的工作。我们相信，省委关于巴中市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也一定会得到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拥护，共同维护和发展好全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柯尊平说，仲彬同志是2005年从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交流到巴中工作的。在巴中工作期间，仲彬同志和大家一道投身于巴中 的发展大业，经历了巴中大地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于仲彬同志的工作，省委是充分肯定的。仲彬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党性观念强，领导经验丰富，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熟悉政法维稳工作，有较高的政策理论水平，思想解放，思路清晰，开拓创新意识强，善于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管好全局、统揽全局的能力强，工作有激情、有魄力，敢抓敢管，处理复杂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强，亲民爱民，作风朴实，善于体察民情，真情关心群众，对老区人民充满深厚感情。担任市委书记期间，紧紧抓住党中央、国务院重视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发展的重大机遇，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巴中老区人民击鼓奋进、攻坚克难，不仅克服了特大旱灾、洪灾、雨雪冰冻和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开启了巴中跨越发展的新征程。提出的“实施四大战略，推进五个突破，打好老区建设发展翻身仗”的发展战略和“一年有新进展、三年上新水平、五年实现大变样”的阶段发展目标，有力推动了巴中经济社会较快发展。扶贫开发卓有成效，城乡面貌发生可喜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巴中在基础薄弱、条件艰苦的情况下，紧跟全省加快发展的步伐，认真落实省委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重大部署，各项重大工作扎实向前推进。广巴高速公路建成，巴南、巴达、巴陕等多条高速公路、铁路提前开工建设。短短几年，巴中从全省唯一不通铁路、高速公路的市，一跃成为全省在建高速公路密度较高的市。巴中偏远闭塞的状况正在改变，各项事业正欣欣向荣。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是 2005年的6.6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是2005年的3.1倍，共偿还政府性债务24.2亿元。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市委、市政府结合实际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的结果，是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的结果，这其中凝聚了仲彬同志的心血和汗水。仲彬同志倾情投入，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巴中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仲彬同志近几年的六个春节都是在巴中市度过的，他与巴中的广大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这次，省委决定提名仲彬同志担任省司法厅厅长，既体现了省委对巴中工作的肯定，也体现了省委对仲彬同志的肯定、信任和重托。相信仲彬同志一定不会辜负省委的期望，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巴中的工作。

柯尊平说，省委决定，仲彬同志调离以后，由李刚同志接任巴中市委书记。李刚同志1965年7月出生，四川大邑人，中央党校研究生，1986年入党，1982年参加工作，曾在企业、乡镇和县级组织、地税等部门工作，2001年9月任温江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3月任成都市温江区委书记、区长，2004年4月任区委书记，2008年9月任省招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是现任省里正厅级干部中比较年轻的干部之一。李刚同志政治立场坚定，大局意识强，经验丰富，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善于抓班子带队伍，组织协调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强，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有较强的开拓创新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工作勤奋敬业，作风朴实深入，事 业心、责任感强，作风民主，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为人正派，处事低调，要求自己严格。在任温江区委书记期间，带领全区干部群众，大力实施产业发展战略，全面提升温江基础承载、产业配套和企业服务能力。提出以组团发展优化空间布局、以转型升级提升产业形态、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田园都市的发展目标，有力地推动了温江较快发展。担任省招商局局长以后，团结和带领全局干部职工围绕全省“两个加快”，攻坚克难，奋力拼搏，确立的“携手园区、联合部门、局办一体、登门促进”的工作思路，以及招大引强、集群升级和狠抓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大项目、重要集群投资促进的“四重”工作方针，有力推动了全省的招商引资工作，招商引资以每年1000亿资金到位的速度递增。2010年新引进10亿元以上并预约的重大项目达62个，富士康、戴尔、联想、一汽大众、中国重汽、吉利沃尔沃等一批重大项目成功签约，美国亚马逊、德国大众、德国邮政等世界500强企业先后入住四川，招商引资工作为全省的灾后恢复重建和全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省委认为，李刚同志担任巴中市委书记是合适的。巴中经济社会发展正步入一个新阶段，相信李刚同志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市委一班人，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级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紧紧依靠全市干部群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高位求进，加快发展，使巴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柯尊平就这次交接和如何做好巴中下一步的工作讲了三点意 见。

柯尊平要求，要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省委的决定上来，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市委主要领导工作的顺利交接。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定上来，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全力支持市委的工作，支持李刚同志的工作，实现市委主要领导的顺利交接和工作的平稳过渡，形成以李刚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核心，并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更好地巩固和发展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把巴中的事情办得更好，让省委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

柯尊平要求，要以换届为契机，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今年是全省市、县、乡集中换届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省委要求巴中市委要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大力提高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能力。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鲜明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人品正、干实事、真爬坡、敢破难的干部，大力选拔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要让吃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不让老实人吃亏、钻营者得利，切实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要紧紧围绕全省工作总体取向，注意选配开拓进取、跳起摸高的班子，注意选配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班子，注意选配关注民生、促进和谐的班子，要把选好配强县、乡党委书记作为重点，着力选拔政治 上强、具有领导科学发展能力、能够驾驭全局、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民主作风好、清正廉洁的干部担任县、乡党委书记；要根据跨越发展的需要，着力优化领导班子结构，要切实强化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继续大力倡导特别讲大局、特别讲付出、特别讲实干、特别讲纪律，使各级干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开拓奋进、苦干实干的优良作风；要严肃换届纪律、匡正换届风气，做到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要以铁的纪律狠刹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要积极主动做好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干部服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工作上；要早准备、早谋划，精心安排、严密组织、规范操作，把换届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工作做深、做细、做实；要通过换届，真正把导向树好、干部选准、班子配强、风气匡正，确保换届换出干劲、换出活力，换出巴中市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可喜局面。

柯尊平要求，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在新的起点上谋划和推进巴中发展新跨越。巴中作为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基础薄弱，条件艰苦，老区人民求发展、盼富裕的愿望十分迫切，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重道远。当前，巴中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期，省委对巴中的工作非常关注，对巴中的未来充满期望。奇葆书记在西博会视察巴中展区时指出，巴中发展大有潜力。去年全省秦巴山区扶贫开发工作座谈会在巴中召开，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巴中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视和支持，这既是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加快发展的一个机遇。希望巴中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解放思想，切实增强开拓进取、攻坚破难的意识，抓住西部大开发向纵深推进的战略机遇、抓住扩大内需的长期机遇、抓住灾后重建和发展振兴带来的独特机遇、抓住国家正在制定秦巴山区集中连片扶贫规划的大好机遇，找准老区地方资源优势，抓住工作关键环节，扩大有效需求，积极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沟通对接，争取各方支持，形成推动老区发展的强大合力。要继续坚持把“投资拉动、产业支撑”作为重点，在巩固中较快增长、做大规模，在增长中调整结构、提升质量，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巩固发展上，放在关注民生上，放在促进和谐上，稳住良好势头，谋求新的发展，带领全市人民爬坡上台阶、蓄劲求突破，打一场老区翻身总体战和攻坚战，力争成为秦巴山区经济发展先行者、革命老区面貌改变的排头兵，不断取得扶贫攻坚新胜利，不断开创跨越发展新局面，为落实省委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重大部署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柯尊平强调，省委对巴中市领导班子寄予厚望，对巴中市的工作寄予厚望。大家一定要在以李刚同志为班长的市委统一领导下，以只争朝夕的责任意识、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攻坚克难、扎实工作，把巴中的工作做得更好，让省委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

李仲彬饱含深情地说，刚才柯部长一席话，我深知，是对我的鼓励，是对我的鞭策；我更深知我的工作离组织的要求、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许多许多的差距，特别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好，当然我把柯部长对我的鼓励、鞭策作为我今后工作的动力。我是2005年秋天来的巴中，今年是春天离开巴中，7个年头，深受这块土地的培养、养育，这块土地教育了我、感动了我。同时，让我丰富了自己的人生经历，特别让我知道了朴实、吃苦、感恩的巴中人的特质，让我知道了红军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排难创新、不胜不休伟大的红军精神，让我感受到我们历届党委、政府为了告别贫穷、告别落后、告别边缘化进行了长期卓越的工作。这几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省委、省政府的关怀下，在历届党委、政府打下的基础上，我们做了些工作，但是远远不够。说实话，这次两代会委员对我的民主评议，我作的检讨当时已经挂到网上去了，昨天我把成绩单和检讨书给两代表一委员已经邮出去了，明后天就可以收到了。让我现在感到最内疚、最惭愧的就是，我们一些边远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在这方面，我没有做好。还有对我们的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批评太多、沟通太少，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请巴中的各位领导、各位干部、巴中的父老乡亲放心，这块土地培养了我，这块土地养育了我，我会发扬红军精神，发扬我们大巴山人的这种敢于正视困难、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精神；也请我们巴中各位领导、巴中父老乡亲放心，我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以后，依然会支持关心这一方土地，只要下雨打雷的话，我都要往东北方向看一看，因为我们年年都有灾害。请组织放心，请领导和同志们放心，我到新的工作岗位后，按照省委的要求，努力学习、加 倍工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依然是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好，回报省委，回报领导。李刚同志是年富力强的优秀领导干部，我相信，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在以李刚同志为班长的中共巴中市委领导下，巴中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巴中一定会打胜打赢扶贫攻坚战和发展翻身仗！我衷心地感谢各位老领导、各位同志对我在巴中工作期间的关心，特别是对我的包容和理解表示衷心的感谢！

李刚表示，我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柯部长的讲话充分体现了省委对巴中的高度关注和亲切关怀，对巴中近年来各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仲彬同志所作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巴中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和明确要求。我们全市上下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实贯彻，进一步统一全市广大干部的思想，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发展思路，进一步鼓起更大干劲，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建设一个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的新巴中。巴中是一个洒满先烈鲜血、承载着党和国家殷切期望的革命老区，尤其是建地设市10多年来，在历届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全市人民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巴中建设发展成效明显、日新月异。这些成绩靠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靠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奋斗，靠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一班人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尤其是近年来，以李仲彬同志为班长的市委一班人，按照“构建大交通、培育大产业、争取大政策、促进大和谐”的发展思路，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巴中各项事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巴中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刚才仲彬同志饱含深情的讲话，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深受启发。在此，我提议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仲彬同志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我们真诚希望仲彬同志到省上工作以后，继续关心巴中、支持巴中，并衷心祝愿仲彬同志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李刚说，当前，巴中正处在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蕴含无限的发展潜力。这次省委决定让我主持巴中市委工作，接过振兴巴中的“接力棒”，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神圣。一方面，巴中还是个欠发达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加快发展、富民强市的愿望一直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巴中也是革命老区，各方都非常关注，寄予厚望，把巴中建设好、发展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坦率地讲，两个方面的原因，让我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尽心尽责，不辜负组织的重托，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倍加珍惜为巴中人民服务的机会，一切以巴中人民的福祉为重，从今天开始，就彻彻底底地做一名新巴中人，也踏踏实实地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兴巴中的事，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市委集体智慧、市四大班子的密切配合，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大力支持，全体共产党员、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努力，继往开来，团结一致，为实现巴中经济社会新跨越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第一，始终坚持更好更快发展，切实打好巴中发展的翻身仗。始终坚持以民生为本，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上下真功夫，用科学发展的理念和办法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加快发展。牢固树立更加强烈的加快发展意识，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主线，联动推进三化，大力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确保在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和龙头企业上有新突破，努力实现巴中科学发展、追赶跨越。

第二，始终坚持加快改善民生，切实把实现人民幸福作为根本目标。巴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改善民生既是对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私奉献和巨大牺牲的思源回报，更是我们当代每个共产党人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使命。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巴中发展，我们更要始终保持爱民为民的公仆情怀，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心连心，尽心竭力多为全市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难事，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快富起来，过上更好的日子，努力建设幸福和谐的新巴中。

第三，始终坚持不断改进作风，切实把风清气正作为基本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自觉坚定与党中央、省委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省委的大政方针在巴中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看干部，选人用人凭德才、论政绩、重民意。坚持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以实干兴市、实干富民。坚持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市各级干部一定要廉洁自律，做阳光人、干阳光事，守住大节，注意小节。我一定在思想上始终牢记“两个务必”，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 观、利益观，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自觉坚持执行民主集中制，公正用人，秉公用权、严以律己，严格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充分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

李刚说，当前，全市上下正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工作要求部署，发展形势非常好。现在正值年初，各项工作头绪非常多、任务非常重、要求也非常高。刚才，尊平部长对巴中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几项要求，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研究，贯彻落实好。全市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结合工作的实际，来谋划更好的发展，努力落实好我们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确保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持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切实抓好“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开好局，起好步；切实抓好市委、市政府年初确定的各项重大工作的推动落实，认真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实际；来抓好每一件事情的具体到位，切实落实好市委、市政府的工作纪律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工作，聚精会神抓发展，一门心思的为群众，努力做到团结不闪火，加油不松劲，发展不折腾，攻坚不畏难，咬定目标不放松，确保各项工作目标的实现。巴中过去的发展，是大家艰苦奋斗的结果，巴中未来的发展，更需要我们大家团结奋斗。我们坚信，有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有历届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只要我们全市上下抢抓机遇，励精图治，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新的更大的进步。

周喜安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领导班子成 员及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表示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坚决执行省委的决定，坚决贯彻尊平同志代表省委所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一定讲政治、讲大局，以实际行动全力支持李刚同志的工作。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带领巴中400万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抢抓机遇、加快发展，打好老区扶贫攻坚战和发展翻身仗，让省委放心、让全市人民满意，决不辜负省委、省政府对革命老区的关心、关怀和关爱。我们一定要振奋精神，凝聚力量，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各级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坚持深入群众，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牢牢把握“跳起摸高、奋力跨越”的工作基调，乘势而上，蓄势突破，为“十二五”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优异成绩向建党90周年献礼！

市领导彭耀学、熊光林、陈延荣、李晓春、明亮、李树海、周朝坤、谭红杰、朱冬、周茂琦、谭启汉、张玉策、向全国、经伟宪、魏文通、陈兴国、侯中文、鄢永都、李茂群、蒋兴权、欧文宇、杨白华、曹华、任小娟及巴中军分区司令员李友贵、巴中军分区政委补鹤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兰新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魏战海出席会议。

各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市级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第四篇：顾城死于童话之幻灭

他死于童话之幻灭

——读《英儿》心得

枞阳县牛集职高汪丽云

“手可以拿来玫瑰，但拿不来玫瑰的香气。只有和春天在一起，手上才永远有花朵。”多美的诗句，多好的心态。可是作者——诗人顾城却用刀砍死其妻谢烨(笔名雷米)，然

后自杀，一时沸沸扬扬。尽管时隔多年之久，顾城杀妻及自杀仍成为难解之谜。最近阅读了顾城的一部长篇小说《英儿》，据说这是一部真切的情爱忏悔录。从中我们或许能揭开顾城杀妻自杀的谜底。

顾城生性孤僻乖张，不喜欢参加任何文人雅士的聚会，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是借

一块磨刀石，给那些有时来看他的朋友磨刀。他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只上过小学。有评论家说他是放猪放成诗人的。他对妻子依赖到了惊人的程度。骨子里反对一夫一妻制，主张恢复中国封建社会男子可以娶一妻多妾制度。这种思想影响着他后来的婚姻生活。

顾城一生重要的时光是在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度过的。在这里陪伴他的有两个他生命中

重要的女人——雷米及英儿。顾城对雷米更多的是敬，可能因为她的才华她的正气。而对于英儿，顾城倾注的是满腔的爱。他甚至可以违心地再入世出国挣钱，只为了买一幢英儿想要的房子，能永远地留住她。但他精心营造的童话世界还是随着英儿的离去而幻灭了。

有人把悲剧分为三大种：社会悲剧，命运悲剧，性格悲剧。顾城，一个现代离世者，他的死谁也负不了责任。他是死于自己的性格。他不想建功立业，只想作一个桃花源人。他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导致妻子无奈只得将亲生儿子木耳送于他人家寄养。英儿离去后，他迁怒于善良的妻子。甚至看不惯她爱儿子的举动。认为她还有儿子，而自己什么也没有。这种极端自私的心理导致他更加封闭孤僻。他一方面贪恋英儿的肉体，一方面又仇视自己的欲望，渴望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希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能相互爱慕。这异样的幻想最终驱使他走向幻灭。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我在地上能够画满窗子，让黑暗中人找到光明。”

顾城是把手电筒，照到别人，却照不到自己。他终没寻找到光明，却坠入无边的黑暗。

顾城所面对的，是一个实在的世界。要想法赚钱（诗卖不了钱）。要学开车，不然无法

出门。要学外语，不然税单支票都无法对付。他后来拒绝学外语就是一种破坏式反抗，一种绝望的反抗。他在诗中写道：“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这个对抗太尖锐，最终导致精神崩溃，毁灭自我。

人首先是社会的人，谁脱离社会就会被社会像脱水机一样甩出去。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

现，但个性的追求是有个临界点的，如果超过了这个临界点，以强烈自卑为基础的对自我价值的强调和追求，推到极致便是自我价值的完全丧失。这种极端思想不仅害己且害人，悲剧便产生了。

写于2002年夏

第五篇：童名谦任衡阳市委书记就职发言

童名谦任衡阳市委书记就职发言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衡阳人了，我要为790万衡阳人民谋福祉！”2月17日下午履新的中共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一句直率爽朗的开场白，让春寒料峭的雁城特别温馨。

“从今天起将以为衡阳人民谋福祉、谋发展为重任，心系衡阳，热爱衡阳，发展衡阳。”童名谦深情地说，每一次工作变动都深深感受到了省委的信任和责任的重大，来到衡阳工作，感到既是一种缘份，更是一种责任。

童名谦说，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以张文雄书记为“班长”的市委带领下，各级班子密切配合，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衡阳的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实力进入了全省第一方阵，城乡面貌发生了可喜变化，社会事业取得了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童名谦饱含深情地说：“张文雄书记为衡阳发展付出了大量心血，创造了显著业绩，留下了宝贵经验，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一切，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衡阳不会忘记。”童名谦在讲话中对自己提出严格要求，同时与全市领导干部共勉：“一要认认真真学习，尽快熟悉衡阳，全力做好工作；二要扎扎实实做事，摸实情、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突出抓好重大项目落实、重大问题解决、重大工作突破；三要堂堂正正做人，严格要求自己，凡是要求大家做到的，我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大家不做的，我首先不做。做到为民、务实、清廉，欢迎大家对我监督。”

童名谦强调，市委、市政府对今年的工作已经做了全面部署，要全力做好。要继续加快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是解决一切困难和问题的关键。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握紧拳头保发展重点，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每一天，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要继续确保稳定。稳定是硬任务，是第一责任，是发展的基础和保证。必须坚持安全生产，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放在首位，坚决防止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坚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主动化解突出矛盾，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坚持“从严治衡”，依法打击犯罪，坚决防止恶性事件发生。

要继续改善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做到爱民、安民、富民，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做理顺民心的工作，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集中力量办民生大事，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进一步提高衡阳人民的幸福指数。

要继续加强党建。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激励；加强干部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扎实干事，团结干事，干净干事。

要继续抓好落实。我们必须深入基层，重心下移，转变作风。严格管理，必须明确任务、细化责任，加强督查，奖惩兑现；必须珍惜岗位、敢于担当，真抓实干，守土有责，坚决实行严格的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严查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

最后，他满怀豪情地说：“我坚信，有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有历届领导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有市委、人大、政府、政协、警备区几套班子的共同努力，有全市790万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衡阳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