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复旦大学抄袭短片为何让人不耻
复旦大学抄袭短片为何让人不耻
风青杨 文
为迎接110周年校庆，复旦发布新版官方宣传片，随后被指涉嫌抄袭，与东京大学的宣传片高度相似。许多网友要求复旦作出解释。对此，校方先是否认抄袭，称"创作剧本的过程是独立的。而在撤下涉抄袭宣传片3小时后，新版复旦校庆宣传片悄然上线。该片全长近13分钟，与备受争议的前作风格迥然不同。昨天该宣传片下线，制作人回应称确实参考了东大短片，真诚道歉并接受处理。
对这起抄袭事件的一波三折，有网友感叹：“堂堂复旦大学都去抄袭，我们还能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最令人反感和不耻的，还不仅仅是抄袭。在丑闻被曝光后，复旦第一时间就称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可笑的换上了另一部宣传片。他们似乎习惯称在第一时间公开否认，第二时间偷梁换柱，之后再假装什么事没发生过。直到形势发展到不得不道歉，才极不老实的由制片人而不是校方负责人来道歉，说来说去有多少诚意在里面？
正如有媒体所说：大学是必须对抄袭行为坚决说不的地方，学生的作业、考试、论文写作，都不允许抄袭，这不仅仅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做人的诚信意识，做学问的态度问题，所以大学自己制作的宣传片被外界质疑抄袭，已经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如果被认为抄袭以后还拒不承认，死扛到底，没有承认错误的勇气，那就更加减分了。
想想最近发生的两条与此相关的新闻，我们才知道我们学术界的抄袭有多么可怕。昨天有条新闻说，现在美国的大学每年开除8000多名中国学生，22.98%是因为学术不诚实。而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女参选人费奥里娜辱华，声称中国人擅长考试没想象力、创业精神或创新意识。创新、冒险和想象“是美国人所独有的财富，我们不能失去”。网友们大呼辱华。看看一个高校拍个宣传片都要公然剽窃、抄袭。事情出来之后，却要遮掩，毫无羞耻之感。可见并非他人辱我，而是我们自辱。想想，连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都不注重版权，没有原创性，我们的文化产业能有什么发展？除了买版权和抄袭还剩下什么？
多年来，高校学术腐败已不算新闻，甚至爆出了院士级的“大老虎”。大学老师自己做学问的时候就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为出“成果”而不惜剽窃和造假。这种现象学生自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在自己的学业里有样学样。抄袭在中国高校中已经越来越普遍，普遍到很多原本很在乎荣辱的学生都不再以抄袭论文为耻，而高校领导和教授们也欣然默许了这种现实，甚至有时候教授自己都会抄袭别人的论文，这种行为更是在学生面前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在高校教师的师德和学术道德都普遍下滑的今天，能指望他们教出学术水平和道德水平过硬的学生吗？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惩处虽然不是一劳永逸的良方，但为了学术共同体的尊严与纯净，对学术不端行为，还应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起，曝光一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应该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严格实行“一票否决”制。
第二篇：民国大学为何让人怀念
民国大学为何让人怀念
民国风微信账号 2014-07-28游宇明
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一方面战火纷飞，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科学相当繁荣，大师辈出。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几乎都会热血沸腾，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
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
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看看教授会、评议会干些什么。1926年4月15日，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一为评议会，一为教授会。教授会的职权是：
1、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2、审定全校课程；
3、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4、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5、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评议会，则由校长、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校长为主席，职权范围是：
1、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2、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
3、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
4、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5、委任财务、训育、出版、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
6、审定预算决算；
7、授予学位；
8、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9、议决其他重要事项。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该系教授、教员于教授中推举，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
由此可见，教授会、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财、物之权力。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二、三、六项，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就要复议。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
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到会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而且发言非常热烈。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赞成。结果，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接着，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设计各学系的设立，选举系主任，研究课程大纲。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赵元任、陈寅恪、李济、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讨论学校事务，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他们的“参政议政”意识会非常强烈。
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
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没有谁来干涉；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
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据他回忆：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黄金库》诗选，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碰到他高兴，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叫学生对照读，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方法灵活多变，深受学生欢迎。
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自导、自演《朝鲜亡国恨》、《云南起义》、《中国魂》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而要选《伊利亚随笔集》和莎士比亚乐府，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
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与顾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有动作，有表情，把学生们迷死了，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的课如何教，也一切悉听尊便。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也教的是戏剧。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年年照本宣科，从不增删，不动感情，给人的印象“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下课钟声一响，他马上离开。王文显的学生、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回想起来，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是个入门基础。”
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温源宁说他“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讲课涉及到的引文，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或抄在黑板上，而他总是背诵出来，讲解什么问题，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第一这个”、“第二这个”„„有条不紊，虽然有些枯燥，但不会言不及义。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也有可能说得不对，但不会言之无物。他不绕着问题走，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
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他上课从不讲解，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而是骂蒋介石，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听课的人很多，拥护的来听，反对的也来听，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连窗口也站着人。
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钱玄同在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做教授。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不带书和纸，只带一支粉笔，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从甲骨、钟鼎、大小篆、隶，源源本本，手写口谈，把演变的经过，旁及各家学说，讲得清清楚楚。张中行他们读书时，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结果是胡适第一，钱玄同第二，钱穆第三。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对点名、考试却轻描淡写。据他的学生回忆：钱玄同每次上课，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学校规定要期考，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学校只好刻个‘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时，钱玄同也会阅卷，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六十分、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从六十分开始。
民国大学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 梅贻琦先生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长蔡元培、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碰上陈独秀午睡，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为了延揽人才，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据说，抗战时，梅贻琦常到顾宅，无需打招呼，顾如不在，他就自己做东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里。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
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某次，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觉得写得特别好，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觉得是个人才，决定将其调来。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阻力极大。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是浙江金坛县（现归江苏）中学的勤杂工。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右脚先迈，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叶企孙力排众议，坚持将华罗庚调来，他说：“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他来清华后，我们曾经交谈多次，每次我都颇受教益。以我个人的判断，不日之后，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至于他的残疾，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有人说他走路是‘圆和切线的运动’，是的，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在叶企孙的支持下，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收发文件、代领工具、绘制图表等。不久，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
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
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教授们的责任感、使命感极其强烈，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其余两门是选修。沈从文教《创作实习》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然后认认真真批改，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长。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写了读后感，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带给学生的。他每次上课，走进教室时，总要夹着一大摞书。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邮费他自己承担，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沈先生讲《中国小说史》，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笔抄，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这种竹纸高一尺，长四尺，并不裁断，抄得了卷成一卷，上课时分发给学生。
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这一年年底，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曾昭伦、华罗庚到重庆去。这三位学者，吴大猷是物理学家，曾昭伦是化学家，华罗庚是数学家。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和王瑞诜（化学）、孙本旺（数学）和李政道。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不够学历，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第三篇：煤炭腐败为何让人震惊
“煤炭腐败”为何让人震惊？
2015-02-25 荆楚网
2月5日晚间，中纪委专项巡视组通报称，神华集团煤炭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黑洞”。灭火工程管理混乱，一些私人老板受利益驱动并得到“权力”庇佑，打着灭火工程旗号大肆开采和销售煤炭，甚至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有的灭火工程层层转包，造成生态破坏，事故频发。灭火工程成为少数人的“暴利工程”，形成“链条式”腐败。(2月25日《环球时报》)如果不是中纪委查处、神华集团揭短，对于央企内部的腐败，常人真的难以触及。正如“故意制造煤田火点，谎报灭火项目”这样的奇葩案件，莫不如是一场体制内“有权就可以任性的撒欢”。当神华集团高层诚恳接受、贯彻中央巡视组意见要求时，逐条整个落实整改的背后，让我们对新一轮反腐带来的成效更加自信。
随着中央对部委、各省巡视的常态化机制形成，新一轮的反腐必将更加严肃。国企尤其是央企，长久笼罩在行政体制下，一层朦朦胧胧的面纱始终不能让公众看清。既有政企分家时留下的权力后遗症，又有大型企业的资本和产业的优势，当有权和有钱结合后，必然会生发一些质变，甚至发生一些任性的扭曲。
就在春节前，神华集团官方发布消息，神华集团公司原总经理助理张文江，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原安全监察局党委书记、副局长牛进忠已被开除党籍，解除劳动合同，且涉嫌犯罪的问题和线索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都是利用职权，收受灭火商的贿赂，给灭火承包商谋取利益，甚至为了心里平衡，竟然修建庙宇来祈佑神佛保护自己。这样的干部已经丝毫谈不上什么共产主义信
仰，更谈不上为群众和职工谋幸福、共利益，在这些人眼中，权力膨胀到最大，已经成为了个人释放私欲的工具，甚至达到了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为所欲为的狂妄自大。长此以往，国企岂能不被这些人蛀吃成空？民心所向只能更加怨愤。2015年伊始，中央对于反腐的一如既往，打击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惩处贪官和腐败行为的力度都将呈现出一层层波浪，相信在这些反腐如潮的决心下，那些隐藏在深处的老虎和苍蝇必将被漂洗出来，当违规擅权的人和行为得到纠正时，无论是释放民生红利，还是深水区改革，都将会取得焕然一新的成绩。
第四篇：痛苦让人成长
痛苦让人成长
————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感
忘了是在哪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痛苦让人成长，如果它是命运的馈赠，我愿意欣然接受并好好珍惜。我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经历便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了吧。
保尔被老师神甫赶出学校后，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他与冬妮亚结为朋友。他在装配工朱赫来的引导下，懂得了布尔什维克是为穷人争取解放的革命政党。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冬妮亚，逃离了家乡，加入了红军，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战胜种种困难，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布尔什维克战士。但是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右腿变成残废，脊椎骨的暗伤也越来越严重，直至最后瘫痪。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沮丧，而是开始了他艰难的写作生涯，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常常想，到底是什么让保尔从一个顽皮的少年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现在看来，答案大概就是他所经受的磨练和痛苦吧。正如本书的名字，“铁”只有经过熊熊烈火的冶炼才能变成“钢”。
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开始审视自己，审视自己这十几年来所经受的磨练，和自己面对这些磨练的态度。与保尔伟大的灵魂对比，我忽然发现自己有多么的狭隘，多么的渺小，从来都不曾像保尔这样独立的战胜每一个困难，欣然经受每一次磨练。我想，在今后的人生中，我也应该像保尔一样坚强，不向困难低头。
合上书，我的思绪还停留在书中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上：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那么，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当他回顾已逝年华时，能够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他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就可以坦然地说：“我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人世间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不知怎的，这句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响，显得洪亮异常„„保尔在痛苦的磨练中不断成长，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也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磨练中不断成长，收获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我愿以保尔为榜样，一直坚强地走下去。
第五篇：阿凡达为何让中国营销人惭愧
阿凡达为何让中国营销人惭愧
来源：采购销售助手
今年全球影坛因为一部《阿凡达》而备受瞩目，有报道称其购票队伍堪比春运。“你看《阿凡达》了吗？”已经成为了和“你好”一样流行的开场白。
内地上映13天，票房轻松破5亿；在刚结束的第67届金球奖上，收获最佳剧情、导演两项大奖；《黑暗骑士》7个月赚10亿，《泰坦尼克》3个月，《阿凡达》仅用了17天。如今该片总票房已达16亿美元，距离改写卡梅隆自己创造的18.4亿巅峰纪录为时不远。影迷说它是最值回票的科幻大片，影评者说它是史无前例的视觉盛宴，电影人说他是绝对不可错过的一次梦境旅行。不管你怎么认为，阿凡达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电影产业火爆的符号，一个热点潮流的符号。姑且不说它具备成功电影所具备的各种因素，单从宣传来看，阿凡达就是一堂堪称经典的营销课——
病毒式营销的成功
曾有几部影视作品在中国上升为社会现象，比如当年引发万人空巷的《渴望》，比如当年掀起浪漫狂潮的《泰坦尼克》。
卡梅隆是一位善于创作奇迹的导演，《终结者》、《泰坦尼克》和他名字联在一起的作品全部声名赫赫。我要说，卡梅隆更是一位营销专家。
“世界票房神话《泰坦尼克》卡梅隆14年磨一剑”，如此耸动的话题一经放出，立刻引起铺天盖地的讨论。推迟上映、提前售票、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吊足了观众胃口。竞口相传的3D和IMAX效果、精彩的画面、逆市飞扬的票价、全球各地票房数字„„热火朝天的观众论坛，媒体志愿加入将这个事件不断放大，不管赞扬还是批评，反正铺天盖地，不去影院亲身体会就不算时尚。
一个传播发源点，让信息迅速扩散，像病毒一样，无孔不入，这就是病毒营销精髓。这是新品上市引爆关注的最有效手段。就像猫哆哩酸角果派成都上市，风筝、轮滑、桃花节，关注热点口耳相传，“有压力就喊猫哆哩”成为街头巷尾流行语，猫哆哩成都完美开局。采购销售助手软件为采购员、销售员免费提供采购管理、采购流程、合同范本、销售管理、销售技巧、营销策划等实用资料；采购销售助手工具让采购员销售员工作效率提升30%,致力于打造为采购员、销售员提供免费采购培训班、免费销售培训班、采购销售论坛交流平台.高科技营销的悬疑
卡梅隆说，“立体电影的时代已经到来。”这话极具煽动性和诱惑力。
“新电影新世界”，在IMAX影院前，《阿凡达》海报上赫然写着这六个字。有人说3DMAX的使用，就是为了将观众拉回电影院，《阿凡达》是这种技术完美的使用者，虽然不是鼻祖，但绝对可以称为教父。
索尼、松下、IMAX公司，微软、Adobe等知名公司的加盟，《阿凡达》集合了几乎全部的先进技术：三维建模、数字高清、高速摄影、虚拟摄像、图像渲染以及合成等等。时长160分钟的《阿凡达》，每帧画面平均耗费四万个人工小时，60%内容靠CG合成，40%靠演员演绎。后期制作的时间和成本占据了整部影片的70%以上。诱惑人心的高科技悬念，如不亲眼目睹无法想象它的美丽和壮观，观影人如潮。
找到一个最能体现产品优势的点，并把它最大化——聚焦才最具有穿透力：就像水井坊，一“井”做足地位，就像今麦郎推“弹”面，一字值千金。
影响力营销的威力
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是传播中的经典。意见领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
《阿凡达》绝对做足了影响力：电影史上的金牌组合詹姆斯·卡梅隆和斯卡奖金牌制片乔恩·兰道，这个起点就让观众充满期待。
导演史蒂文·索德伯格称之为“里程碑式电影”；《变形金刚》导演迈克尔贝旗下的DigitalDo-main协助卡梅隆完成微粒子化特效；名导斯蒂文·斯皮尔伯格、彼得·杰克逊都在影片拍摄期间观摩学习。《阿凡达》更让一向高姿态的中国电影人折服：导演冯小刚称赞影片非常好；予人挑剔印象的韩寒给影片打了十分，导演陆川看过后称是中国电影人的完败；导演阿甘说它的CGI技术只能让我们望洋兴叹„„
知名导演看了都说好，经过媒体传播的放大，更让人觉得非看不可，这才是真正的吊足胃口。
3.0营销的爆发
前两天看到有网友感叹，说看了阿凡达，顿时觉得70块的三枪就是打发乞丐的。听后虽然心里有些遗憾，却不得不承认这枚核弹级影片的威力。卡梅隆深谙3.0营销精髓，娱乐、互动、新闻、数字化、全方位新媒体，都能玩转，绝对堪称大师。
时代周刊、每日电讯报等知名媒介报道，院线宣传、路牌广告，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到处充斥着阿凡达的消息，《阿凡达》观影密集网上风靡。
卡梅隆非常善于制造话题：电影上映前夕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召开，简直就是《阿凡达》的预热；一句“影片风景原型取自中国黄山”，又引来黄山张家界的地盘之争；更有甚者，某个网友竟然把阿凡达和“暴力拆迁”联系起来，想象力绝对丰富。
除了对影片的传播，影片之外资源的开发也非常到位：《阿凡达》面部表情模拟器，科幻动作游戏《阿凡达》与电影同名发售，2010年初，麦当劳推出6款阿凡达玩具„„
电影的根本功能就是娱乐。互动、娱乐，一切资源媒体化，这是营销3.0的智慧，也是卡梅隆的成功。
当然，如果仅靠这些，《阿凡达》也不可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这部“梦想”的片子，有南加州大学教授编写的纳美人语言，有加州大学植物学系主任描绘的植物细节，有天体物理学家、音乐教授和考古学家设计的潘多拉星的大气密度和三声阶的异族音乐„„一本厚达350页的“潘多拉百科全书”让所有人望而惊叹。
我想，这种对产品“完美”品质的严苛追求，更值得中国电影人，甚至我们营销人，我们企业家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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