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宝对抗四大行的战争

第一篇：支付宝对抗四大行的战争

支付宝对抗四大行的战争：马云是唐吉诃德吗

金融市场经济观察报[微博] 2014-03-29 06:43我要分享 16 [摘要]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各种消息不断升温。

未收场的支付战争

赵娟 胡群

这是一场注定要开打的战争。

当去年“双十一”淘宝成交额突破350亿元，快捷支付占55%、余额支付占20%、网银支付仅占13%的格局既定之时，互联网金融与银行业的这场“战争”就无可避免了。一家国有银行的人士愤愤然：他们在赢得了利益之后，还要不忘踩我们一脚，我们不再忍气吞声！

这一两个月的时间里，关于互联网金融的各种消息不断升温，牵动了监管层，搅动了整个金融业，双方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一波波发动舆论战。

在央行动议限额第三方支付的草案曝光后，工农中建四大行均下降了支付宝快捷支付额度，不仅余额宝，阿里巴巴淘宝所有支付业务都感受到巨大压力。

各大行不再选择沉默，纷纷公开回应，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理由是：下调快捷支付限额是基于对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负责任的态度。而以马云为首的互联网金融则按照自己的逻辑，一如既往高举“捍卫用户利益”的大旗，大呼“余额宝死掉也光荣”。马云一时似乎成为了对抗大风车的堂吉诃德。

事态一再升级。央行官员进一步表态：余额宝等货币基金投资协议存款不罚息政策将被叫停。继四大行后，招商银行内部已下文规定，货币基金提前支取协议存款要按0.72%计息。这些对5000亿元体量的余额宝又将是重创。该政策一旦出台余额宝对协议存款的配置可能要从90%下降到30%，收益率必将下滑。

在这场商业银行与阿里、腾讯互联网两大巨头的利益博弈中，较量继续深入。但是，双方的战术似乎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你攻击“安全问题”，我回应“用户至上”，都在回避自己的弱点，打击对方的痛处。

舆论战打响

两周前的3月14日前后，央行叫停了支付宝等公司二维码支付和虚拟信用卡业务。随后有第三方支付公司向媒体透露出这两份央行正在征求意见的第三方支付业务管理草案，草案拟对第三方支付转账限额的限制。放出消息的效果明显，引起了市场强烈反应，舆论普遍声援第三方支付机构。

3月19日，央行不得不站出来表示《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短时间内不会发布实施。

但是随后的几天内，事态再次升级。

3月下旬，工行、中行、建行、农行纷纷下调快捷限额，银行业步调统一。手机快捷支付起步于2009年，在整个电商领域支付占比早已超过六成，在支付宝和余额宝支付方式中，快捷支付占比早已远远超过网银支付和余额支付的总和。

3月23日下午马云再度显示了他对舆论的驾驭力，公开发布一篇名为《支付宝，请扛住！》的“抗战”檄文，高呼，市场不怕竞争，市场怕不公平。四大天王联手封杀，支付宝虽败犹荣，虽死犹生，但决定市场胜负的不应该是垄断和权力，而是用户！

但是这一次银行反击了，银行们的反击似乎也非常具有技巧，并没有在服务“用户”的话题上去纠缠，也没有通过沉默让自己站在舆论的被动局面上。3月24日，工行结算与现金管理部处长王鈜就限额问题高调对外公开回应称，据银监会《关于加强电子银行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银监发【2011】86号文）规定，对于由第三方机构完成安全认证的电子资金转移与支付业务，应至少在首笔业务前由账户所在银行通过物理网点、电子渠道或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并与客户约定双方相关权利与义务，长达3年，快捷支付一直处于“违法”状态，银行为此承担了法律风险。

3月25日，支付宝迅速对上述说法予以反击称：验证方式与86号文里要求的“其他有效方式直接验证客户身份”并没有冲突，最初的合作其实非常愉快。

随后，工行则关闭其他分行支付宝快捷支付的接口，保留杭州接口同意对接。

3月26日支付宝公告鼓励涌入：如果使用工行卡开通快捷支付，提示签约失败，是因银行签约限制，建议用户换卡支付。然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很快纷纷表示，调低快捷支付限额在于保护客户资金的安全。建行有关负责人在接受经济观察报(微博)采访时称，调整支付机构快捷支付交易限额，是基于对客户资金和信息安全负责任的态度，安全性是国际公认的金融机构经营准则之一。建行同时拿出数据：2013年建设银行客户在最大的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每笔支付金额平均仅为295元，单笔支付超过5000元的交易笔数仅占总交易笔数的0.65%，因此，将快捷支付限额调整至单笔5000元对绝大多数客户的支付体验不会有什么影响。

这应该是这场对抗的高潮时点，但是双方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是你打你的牌我打我的牌，支付宝继续强调客户体验至上，银行们则拿出了一张看似无可反驳的王牌：安全性。

这是一场传统银行巨头对新兴互联网巨人的较量。但仅仅是较量，谁也没敢走到决裂的悬崖边。

3月27日，备受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挤压的传统支付业老大银联进驻战场。在银联十二周年致辞中，时文朝发出“宣战书和动员令”：今天在这个市场上发生的一切，必将决定未来5-10年乃至更长久的市场格局。他反驳支付宝等公司的创新之名：当“效率”和“安全”的平衡被打破，维护公众利益的底线被“创新”的名义碾压，调整已无可避免。

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舆论战已经初现战国，让监管者央行的有关负责人不得不回应，“我们的确没有预料到”，并指出，目前这一稿实际上是在很小范围内来进行征求意见，远未成为定稿。

但是央行的表态背后也给余额宝们留下了巨大的压力。央行官员进一步严肃表态：“把线下金融业务搬到线上的，必须遵守线下现有的法律法规，必须遵守资本约束。不允许存在提前支取存款或提前终止服务而仍按原约定期限利率计息或收费标准收费等不合理的合同条款。”一旦严格实行此说法，余额宝5000亿规模中将有70%不得不另寻投资标的。

如此论战在过去闷头做事、低声赚钱的传统银行业实在不多见，公关高手马云这次的确遇到了对手。

注定的反击

在这个时点上，阿里旗下理财产品余额宝规模突破了5000亿元还有快速增长的势头，而支付宝过去一年的支付业务量达到120多亿笔、支付金额突破3.5万亿元。

第三方支付草案、叫停线下支付、快捷支付限额事件一次次成为偶然中必然的导火索。

支付宝内部一位人士表示，“银行集体限额的事情实在让人惊诧”，但在他看来这一连串事件是银行与支付宝积怨已久的一次释放，也是传统金融对互联网金融的一次重新定义。

两会前后，一场关于余额宝是否是变相吸储、是否是金融寄生虫、是否应该缴纳存款准备金的争论已经持续多时。

在半年多时间内，规模已5000亿元的余额宝以全部用于投资协议存款的极致配置，为客户提供了一度高达7%的年化收益率。如此凶猛“吸储”，引起了银行业的强烈不满和恐慌。但是舆论的声音几乎一致倒向提供“普惠”金融的余额宝。

在这个时点上，银行如此高调还击，不会师出无名。

两会期间，互联网金融被首度写入了中国政府报告，央行行长周小川紧跟着也表态，“要求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这让整个互联网界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但是，许多人忽略了周小川的下半句话： “对于余额宝等金融产品肯定不会取缔，过去没有严密的监管政策，未来有些政策会更完善一些。”

业内还流传一个没有人证实过的传言：今年2月，央行曾请马云参加座谈阐述互联网金融的形势。当时的马云称：“你们央行老觉得我们有问题，结果来查了半天，什么问题也没有吧？！”央行下属机构官员当场脸色都变了。当然，这可能只是好事之人对这轮事件发酵的调侃之语。

先抛开监管者不说，其实，为了接口费用和客户资源等问题，银行对快捷支付限额的动议由来已久，如同工行所说，之前有过反复的沟通，但是该业务从未真正被实行。

支付宝方面继续在便捷性上举言：安全和效率永远是需要平衡的课题，但多年的实践证明，支付宝站在前台的安全认证没有明显安全问题，且支付宝明确提出为风险事故埋单。

但是快捷支付让银行失去了直接验证客户的机会，仅作为后台资金通道，费力不讨好。建行则有自己的理由，认为除了安全性的保障，客户如有较大金额的支付需求，可使用建设银行网银支付，在有网银盾等安全工具保护的情况下，建设银行网银支付交易限额最高为单笔、日累计50万元。

就安全和技术的讨论，双方各执一词，其实难分是非。当然背后绝对是利益的争夺。支付宝一位人士指出，如果没有快捷支付，银行网银和余额支付是不可能支撑淘宝的交易量的。快捷支付在用户体验方面的优势也为其金融产品余额宝提供了巨大的助力，用户可以轻易的将钱从银行卡转入余额宝，而后再去转出消费。但是，一旦手机转账被限额，将令余额宝失去很大优势，如果登陆网银页面，可供用户选择的其他同质化金融产品更多。目前看来，银行关紧水龙头，快捷支付限额一招果真让支付宝无能为力。

虽然双方一只手在舆论场上博弈，但是他们的另一只手还紧紧握在一起。因为双方有共同的利益，也都担负不起决裂的后果。

工行在一系列反击之后，也表示“如支付宝方面配合，对客户交易不会造成任何影响”。3月27日，工行发布2013年年报时，副行长张红力再次亮出合作姿态：针对统一接口的原因，加强对支付机构合作的统一管理，是防范风险的需要；工商银行与支付宝的合作意愿没有变化，我们期待着与他们更好的合作。

支付宝的彭蕾也在随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在感谢所有银行多年来支持的同时表示，余额宝成为普惠的互联网金融的一个代表性产品，但回归到做余额宝的初心上来，它从来不是为了颠覆谁，或者打败谁。

在这场博弈中，银行以资金安全为名，监管以大局稳定为名，马云以亿万网民为名。四大行在马云口中被指为垄断与权力的代言人，马云在传统金融机构眼中则是绑架亿万网民为名避开安全问题。

正如易宝支付CEO唐彬评价称，企业之间的博弈，无关乎道德，只关乎利益。

如何收场？

但无论是理财领域余额宝与银行存款之争，还是支付领域互联网与银行之争，博弈总归要走到相对平衡上。

这一轮下来，央行的表态似乎暗示着，货币基金整体都可能不再享受提前支取协议存款不罚息的条款。如无此条款，这已不再是余额宝管理人所说的是否会提前支取的问题，按照证监会监管大局的规定，所有货币基金投资定期存款的比例都不能超过30%。这将改变整个货币基金的运营方向。

在一位基金公司高管看来，余额宝对协议存款高达90%的配置过于极端，互联网企业又用货币基金短期的高收益大做文章，引发了银行对货币基金揽储的不满。余额宝在发展之初打着为支付宝客户提供增值服务的牌，但随后收益率越做越高，越来越多的理财资金涌入余额宝，深深地触动了银行的神经，才引发了这一系列反应。

目前除了四大行，浦发银行也已经不再与余额宝等互联网货币基金交易协议存款，招商银行则明确提出提前支取要按照0.72%计息。目前可供货币基金投资的1年期限内短期金融产品规模不超过2万亿，如果大量货币基金要从协议存款转投债券等固定收益产品，除了余额宝等货币基金将下降，也会对整个固定收益市场产生很大影响。

货币基金一直是协议存款提前支取不罚息的受益者，作为个体，金融买卖属于市场化行为，而证监会用风险保证金挂钩未支付利息对其进行约束。对于银行而言，许多中小商业银行依然有意愿与货币基金交易协议存款，后者是优质的资金供给方。

大像打仗，踩死的是蚂蚁。一些货币基金已经开始调整资产配置，有意思的是，有基金经理竟然忍不住吐槽马云，“余额宝死了阿里可以继续做别的，我们一步步发展起来容易吗？”

“目前看来，二季度对于余额宝是个非常敏感的时点，政策博弈扛不住的话，3000多亿资产去配债券是个很大的难题，收益率下降引发净赎回又是更大的难题。”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副总经理称。

在上述支付宝内部人士看来，余额宝已经撬动了支付宝最核心的客户资源，5000亿元的规模已经超过预期。

如果余额宝规模增速就此平稳，银行与阿里的利益也或将找到新的平衡点。否则，5000亿规模的余额宝可能会撬动支付宝的核心客户资源。

其实，在银行业整个业务结构都在变化的同时，原先银行并不太重视的支付领域正在成为未来的关键阵地。

在我国传统的金融体系中，支付尽管是金融行业的一项基本功能，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第三方支付公司经过十多年的拓展，也做了很多脏活累活，慢慢积累了海量用户。银行们拥有利润更加丰厚的领域也一直不太重视这一块，但是第三方支付公司这些年不断创新，于是有了现在火热的互联网金融和移动支付。

但是商业社会谁也不会大度地让掉利益，尤其是移动支付市场当下发展势如破竹，传统金融也罢、互联网金融也罢，必将有更进一步的争夺和投入。

一位金融行业分析人士建议，无论是银行和互联网公司，都应该放弃零和博弈的论点，这个市场足够大，目前中国的移动支付产业、电子商务产业都属于全球领先地位，不能因为内耗牺牲掉先发优势。

工行的业绩报告会上，工行行长易会满也表示，实际上工行是互联网金融的最大受益者，目前工行客户通过电子渠道处理的业务量已达到全部业务量的80.2%，99.9%的黄金白银业务从网上走，四分之三的理财业务也通过网络办理，工行67000个网点背后，其实就是电子渠道在做支撑。

在发展初期互联网金融与金融互联网的业态区分其实并不鲜明。央行一再表态维护互联网金融创新，在这场利益博弈中，更是考验监管智慧的时候。

央行条法司司长穆怀鹏日前表态：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底线应该是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还要兼顾公平竞争，但是互联网金融归根到底还是金融，任何创新都不能脱离金融监管，对于问题暴露的行业要制定比较细的规矩，又不能管得过死。返回腾讯网首页>>

第二篇：支付宝安全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子商务迅速发展起来。伴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交易也随之流行起来。但是网络交易的发展始终存在成长的瓶颈—支付安全问题。下文是通过对支付宝的分析来谈网络交易中存在的一些安全问题以及需要改进的方法和策略。

关键词：支付宝；网络交易；电子支付安全

一、支付宝的概述

（一）什么是支付宝

浙江支付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提供网上支付服务的互联网企业，由全球领先的B2B网站---阿里巴巴公司创办。支付宝（www.xiexiebang.com）致力于为中国电子商务提供各种安全、方便、个性化的在线支付解决方案。

支付宝交易服务从2003年10月在淘宝网推出，短短两年时间内迅速成为使用极其广泛的网上安全支付工具，深受用户喜爱，引起业界高度关注。用户覆盖了整个C 2C、B2C、以及B2B领域。截止2006年6月，使用支付宝的用户已经超过2000万，日支付宝日交易总额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日交易笔数超过25万笔。

支付宝庞大的用户群吸引也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商家主动选择集成支付宝产品和服务，目前除淘宝和阿里巴巴外，支持使用支付宝交易服务的商家已经超过20万家；涵盖了虚拟游戏、数码通讯、商业服务、机票等行业。这些商家在享受支付宝服务的同时，更是拥有了一个极具潜力的消费市场。

支付宝以其在电子商务支付领域先进的技术、风险管理与控制等能力赢得银行等合作伙伴的认同。目前已和国内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等各大商业银行以及VISA国际组织等各大金融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成为银行在网上支付领域极为信任的合作伙伴。

支付宝交易是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一个创举，也是电子商务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支付宝品牌以安全、诚信迎得了用户和业界的一致好评。支付宝被评为2005年网上支付最佳人气奖、2005年中国最具创造力产品、2006年用户安全使用奖；同时支付宝也在2005年中国互联网产业调查中获得“电子支付”第一名，名列中国互联网产业品牌50强以及2005年中国最具创造力企业称号。

中国的电子支付行业才刚刚起步，支付宝将为建立网上支付信用体系、打造功能更为强大、体系更为健全的网上支付平台而不断努力。

（二）使用支付宝的好处

（1）安全放心。货款先支付到支付宝，受货满意后才付款给卖家。（2）便捷。不必跑银行汇款，网上在线支付，方便简单；付款成功后及时到帐，卖家可以立即发货。

（3）省心省力省时间。再不用跑银行查帐了，支付宝告诉你对方是否已付款，可以立即发货。

（4）帐目分明。交易管理帮你清晰的记录每一笔交易记录，即使有多个买家及时汇入同样的金额也能区分清楚。

二、目前网络交易存在的安全问题

（一）信息及网络存在的安全问题

目前信息及网络存在的安全问题主要如下：

信息泄漏。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是弱势群体。商家可以选择支付方式，而消费者在填完一大串信息后不知道这些信息将流向何方，很难杜绝信息的泄漏。

网络设施落后。近年来，我国网络发展不均衡。我国计算机、网络防火墙还主要依靠国外技术。电子支付诸多参与者现有的技术规范措施不能适应大规模电子交易的需要。以银行为例，银行是电子支付产业链中的核心纽带，而目前我国银行的金融服务和信息化建设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县级以下银行机构，金融服务信息化还存在相当大的难度。普遍存在的网络带宽较窄、速度缓慢等问题，影响了运行效率和支付质量。

潜在隐患。电子支付业务大多通过网络进行，没有了以往的签字、盖章及纸质凭证。银行业务的各种账务和记录都可以不留痕迹地修改，监管部门看到的数据不能正确反映支付情况，这给电子支付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

（二）交易过程存在的安全问题

由于消费者与商家互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两者发生交易会产生信用疑虑，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可采用第三方担保，即由第三方支付平台采用通信、计算机和信息安全技术，在商家和银行之间连接，实现从消费者到金融机构、商家的货币支付、现金流转、资金清算、查询统计等问题。目前，我国市场上的第三方支付主要有3类：网络支付、移动支付、电话支付。在交易过程中，针对每个交易主体，存在以下安全问题。

对于消费者，一是被他人冒领、盗领款项发生损失。电子支付相关的立法工作相对滞后，对消费者的损失很难提供有效保障。电子支付系统发生故障、操作错误等问题时对消费者经济方面造成损失。二是交易受阻。利用电子支付方式时，发生因为断线、厂商拒收或其他原因，无法完成特定金额交易的困扰。

对于银行，不能预知客户的随机付款、对外转账和汇款等网上支付指令，付款频率、付款金额均不易掌控，造成头寸不足而形成的风险。此外，对身份认证的权威性、数据加密强度、商用密码产品、通讯安全控制措施等电子支付业务的核心技术等关系行际互联的技术参数，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各家银行各行其是，互不兼容，发生法律纠纷商业银行将处于被动地位。

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其本身的法律地位不是很明朗。我国法律规定只有金融机构才有权利吸纳代理用户的资金。第三方支付平台作为非金融实体，其通过提供支付的方式“吸储”不符合法律规定。在第三方交易模式下，第三方支付平台积纳了大量中转资金，一旦发生挪用挤占，将会引起整个支付产业链的恐慌。

对于商户，电子支付制度漏洞为商户参与洗钱等不法活动提供帮助，其中网络赌博所产生的付款问题已经逐渐显现。由于各国对电子支付工具并未规范，不需要保存交易记录、报告或确认客户身份等义务，无法追踪，产生规范的死角。网上银行的兴起，则将使管制措施难以强制执行，这就为规避监管、在海外开设银行账户的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支付宝加强网络交易安全

支付宝利用一些技术使支付宝的使用变的更加安全：

（一）支付宝的数字证书加强交易安全

在现实生活中，开启保险箱可以使用密码和钥匙。而在网络的世界里，人们所面对和处理的都是数字化的信息或数据，也需要一种类似钥匙一样的数字凭证，用以增强账户使用安全，这就是数字证书。

支付宝数字证书是由支付宝与通过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国家密码管理局等机构认证的权威机构合作，采用数字签名技术，颁发给支付宝用户用以增强支付宝用户帐户使用安全的一种数字凭证，并根据支付宝用户身份给予相应的网络资源访问权限。数字证书安装成功后，他人未使用数字证书登录您的账户将不能对账户资金进行操作，切实保障您的账户安全。它可以导入U盘，也可以卸载，例如：你在别的机器上使用了数字证书，换到另一台机器也必须导入并安装才可以使用支付宝进行交易和转帐。这样大大保障了帐号，密码被盗的风险。

（二）支付宝的流程降低网络交易风险

支付宝在网上交易中起到了信用中介的作用，通过支付宝交易，“货到付款”与“款到发货”同时兼顾，降低风险！使网络骗子无法在其中骗取财务。这样就不必担心买卖双方的信誉问题，有什么损失一切由支付宝负责。支付宝用户注册并办好了支付宝，在其中填写了自己的相关隐私，有些用户怕会泄露自己的隐私而为之担心。这些都是有银行的相关机构办理，保证用户的个人隐私不被泄露出去。

现在的支付宝在网络交易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大大加强了交易中支付的安全，让用户不再担心网络交易支付安全问题。

四、加强网络交易支付安全的建议及对策

支付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构建一个从上到下完整的安全体系。这个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有效的管理与组织流程以及对风险与责任的合理分配，从而建立用户对支付的消费信心。

（一）构建安全的电子支付产业链

加强电子支付产业链的各参与方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风险责任分配机制，从产业链各个环节控制风险、强化安全。

（1）消费者增强个人信息安全防范意识。在安全问题上，加强支付者对身份验证或使用密码钥匙的常规了解，通过实施防火墙技术、加密技术、认证技术、防病毒软件即时升级来保障交易安全，同时对专业提供网上支付服务和第三方平台作用的企业也应有足够的认知。在产品问题上，当权益受到侵害后，立即向侵权者提示并警告，向法律专家进行咨询，也可以向有关部门及时投诉。如果涉嫌诈骗，及时报案，以保障自身和其他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加快各类银行卡的发行和功能拓展，更新完善电子网络系统，增加金融电子设备。在设备上，通过购买、租用等方式，选择并拥有诸如硬件设备、系统软件、网络通信及银行前端等基础设施。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包括对相关人员操作权限的授权制度、职责分离制度、外包机构的管理制度、紧急状态应急制度和交易数据保管制度等。此外，银行在电子支付业务中，应努力保全相关证据资料，设置先进的证据保全系统，对网络交易进行同步保存。除电脑保全交易信息外，对每日电脑打印的日结单，向客户发出的信函、传真等书面材料也应予以存储

（3）电子商务企业应构建高安全性的运营支付系统，由于涉及的层面非常广，需要在架构设计、系统稳定性设计、信息存储、保密设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完善的技术措施可以规避网络风险。在应用层上采取措施确保不存在单一故障点，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在架构设计上，确保水平扩展的能力，以便应付将来大流量大容量时期，对系统进行相应的扩容；建立若干物理隔绝的功能区，避免黑客入侵后长驱直入；使用高端防火墙将重要数据库保护在核心数据区，提高数据安全性；在信息存储方面，使用公开加密算法对数据通信以及数据存储进行加密，确保数据的完整以及安全性。

（4）金融监管部门和央行应当加强对电子支付平台的监督管理和检查力度，及时进行风险提示或处理。此外要对第三方支付的账户进行规范；要求第三方严格区分自有资金和中转账户资金，不得随意挪用挤占，不得进行风险性盈利投资甚至投机；要求第三方在开户行存入保证金，一旦出现问题，银行可以抵御风险。

（二）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

电子支付的持续发展必须有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和服务支持体系。从法律建设上看，只有《电子签名法》；在规章层面上，信息产业部出台了《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协会推出了《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电子商务领域，尤其是电子支付方面的立法还有很大的空白地带。政府有关部门要制定有关数字化、货币发行、支付与管理制度以及电子支付业务结算、电子设备使用等标准。此外，由于网络跨国性交易特性，除自律规范之外，更需要通过各国有关银行或金融相关法规加以规范，给电子支付的发展提供规范明确的法律环境。立法机关要密切关注电子支付业务的最新发展和科技创新，研究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明确界定电子支付产业链各参与者的职责、权利和义务，明确法律判决的依据。

（三）严格电子支付监督管理机制

加强业务监管，加强内控防范与电脑犯罪，建立健全监管法律体系，实施适时与定期监控，将传统的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相结合，行业自律与金融监管相结合，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创新监管手段、方式、内容，严格电子支付监督管理机制。

（1）强化监管理

一是设立市场准入监管。设置最低资本金限制，加强内控机制和风险管理，针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可采用类金融机构设置保证金机制，积极研究电子支付保险问题。对于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可政策引导并购，减少重复建设，扩大规模，增强实力。二是加强业务内容监管，包括强化安全技术。界定业务范围及从业人员的资格。业务开展的管理和日常检查、信息披露等内容，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期向社会发布。三是建立相关制度。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明确电子支付业务的准入程序与形式、电子支付业务的审查要点，以及对业务的监管和报告要求等。

（2）建立协同监管机制

要建立人民银行、银监会、信息产业部等相关部门的协同监管机制。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现信息资源共享，防范金融风险与网络金融犯罪。涉及电子支付及银卡市场的监管主体为央行及银监会；央行从反洗钱、反非法集资等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实施监管；央行与信息产业部对第三方支付平台实施双重监管，前者维护支付清算系统稳定，后者则从信息服务市场许可制度出发。此外，由于电子支付方式的无国界性，还需建立国际统一的法制规制，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3）创新监管手段

监管当局除了制定具有针对性管理办法外，还应加快自身电子化建设步伐，依托先进的科技手段，实施非现场监测，不断适应金融监管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办法及监管手段，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对显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并解决。

（四）构建诚信的社会信用环境

电子支付的多方参与者，包括参与交易的双方、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商务、工商以及其他机构，都要承担一定的信用责任，他们需要在一个完善的诚信环境下交易。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由人民银行负责的个人征信系统、反洗钱监测系统、账户管理信息系统等，这些系统的建立有助于电子支付活动参与者的身份确认和交易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电子支付的安全性。也应该看到，现有的信用体系无法完全提供电子支付所需的信用服务，需要建立一整套适应于电子支付的有效信用体系，并完善与征信相配套的监管体制，对信用机构及其活动进行有效管理。这种诚信环境和机制需要社会各方共同长期努力才能营造出来，需要运用法律、经济、道德等手段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构建立完善的信用环境。可采取的措施有：加大建立社会信用管理体制的宣传；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评价与监管机构；建立企业和个人在电子商务活动过程中的第三方信用服务和认证机构；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保障及信用奖惩机制等。

五、结论

现在的网络交易处处可见，因为网络的方便、商品品种多，不需要出门就可以购买自己喜欢的商品。网络交易的数额也逐年增长，但在交易中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多，让人感到支付很不安全，由于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的出现让人慢慢感觉网络安全问题并不可怕，只要自己懂得一定的防范措施，网络交易的相关法律慢慢成熟那些利用非法手段在网络上肆虐人将无从下手，网络交易将越来越受人类的喜爱，网络交易安全方面的问题将会被克制住。

第三篇：对抗语文

【真心英雄语】：叶开——上海作家，著名文学杂志《收获》副编审，正为在读三年级的女儿的语文学习痛感。他认为：在小孩子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却给他们喂了垃圾；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语文教学时语文废品流水线。这些痛感我读了非常的震撼，我们的语文教育到底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所以我想所有的语文教师有必要看看这篇文章，希望引起我们的深思。

对抗语文

《中国青年报》本报记者 王波

叶开

乔乔读《哈利·波特》

乔乔最喜欢的《哈利·波特》全集和林格伦作品

乔乔的英文原版《哈利·波特》

乔乔的《一课一练》作业

乔乔一年级时写下的“舍小家，顾大家”

上海作家叶开在客厅里和客人聊着孩子的教育问题，女儿乔乔就坐在他旁边，时不时插上两句嘴，偶尔还发出咯咯的笑声。

但聊着聊着，叶开察觉到身边的女儿没了动静。10岁的乔乔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背后摸出了《格列佛游记》，正咬着指头看得津津有味。

这本1979年版《格列佛游记》，书页已经有些发黄，是叶开上大学中文系时的读物。女儿先前已经读过两遍了，如今又读得只剩下最后的二三十页。

“乔乔，快别看书了，这样不礼貌，要跟叔叔说话。”叶开叮嘱道。

乔乔很乖巧地“嗯”了一声，然后抬头做个鬼脸，一只眼睛看着客人，另一只眼睛依旧用余光扫着书上的字。

如何阻拦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看书，现在成了让叶开头痛的一件事。为了能逮着机会看书，在家里的沙发、钢琴凳，甚至自己的枕头下面，乔乔都藏了她爱看的书。

在她的卧室里，除了放着钢琴，还有两个书架，上面摆着瑞典儿童文学作家林格伦的《小飞人卡尔松》等9本著作、全套7本的《哈利·波特》、一整套43本的全球儿童文学名著丛书、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还有《伊索寓言》、法布尔的《昆虫记》、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吉卜林的《丛林之书》等等。

41岁的叶开是著名文学杂志《收获》的副编审，这些书都是他精心为乔乔挑选的，几乎挤满了两个书架。

除了刚买回来的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乔乔还没有翻过，其他的书她已经全部看过。其中《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她已经记不清看了几遍，一本薄薄的书被翻得裂成了5瓣。

这个痴迷于看书的小学生，对她的语文课本，却一点儿都不待见。“我不喜欢语文课本。”小女孩瞪大眼睛颔了颔首说道，仿佛做了一个郑重声明。

4年多来，乔乔的9本语文课本，只有在她做作业时，才有机会进入她的卧室。在自己的书架上，乔乔没有为这些课本留下任何位置。

平时，它们都被放在客厅一个公用书架上。当然，这也方便叶开随时拿这些课本，挑出其中的“荒唐之处”。

2009年，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与研究》主编晓苏的邀请下，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上，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对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进行批判。晓苏提议专栏取名“语文现状批判”，叶开认为这个名称“太泛”，建议改为“语文之痛”。

“他刚好经历了女儿接受语文教育的过程，他有疼痛感、刺痛感和迫切感。”晓苏回忆说。晓苏同时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写作课的教授，他觉得叶开的名称更贴切，立即接受了建议。

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却给他们喂了垃圾

叶开的这种痛感，始于2008年秋天。那时，他在写小说之余，忙着研究现代文学中一些作家和作品。

乔乔的学习，基本全由妈妈王琦负责监督和辅导。王琦是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副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博士，叶开认为由她来辅导女儿学习绰绰有余。

但很快叶开就发现，妻子根本无法对三年级的女儿进行有效辅导，尤其是无法辅导女儿的语文学习。乔乔在前两年语文经常考100分，可这时候拿回来的成绩单上面，成绩一次比一次低。由妈妈辅导做的语文作业，第二天拿回家后，上面经常红红地一大片叉，乔乔觉得挺委屈。

在学到第七单元48课《智烧敌舰》时，乔乔又遇到了一道难题。题目要求她回答三国时期最足智多谋的人是谁。因为刚看完《三国演义》彩图本，乔乔欣喜而自信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孔明和庞统”。这个答案也得到了妈妈的认可。

结果当天晚上，孩子就伤心地回来了。语文老师的标准答案是“诸葛亮”。班里有几个男生也看过《三国演义》彩图本，他们问老师，“为什么不能是庞统？”老师回答，在小学阶段答案只能写诸葛亮或周瑜，写孔明也算错。

为了消解女儿的怨气，古典文学博士王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叶开，不得不同时出面跟女儿解释，“庞统是不亚于诸葛亮的一个重要的谋士，刘备西征蜀国，主要靠庞统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是靠《三国演义》演绎出来的，事实上庞统不比诸葛亮差”。

乔乔这才微笑起来。两位博士当时也笑了，不过是苦笑。这是叶开第一次被孩子的语文教育刺痛。

“你可能觉得很可笑，但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如今回忆起来，叶开摇头叹道。

两位博士实在是没想到，他们会在小学三年级语文题上马失前蹄。

看到乔乔成绩下滑明显，王琦很着急。她找到语文老师，认为不应该让孩子做这么多练习题。

老师告诉她：“从三年级起有了阅读理解，不再只是认字记词。乔乔的阅读能力有问题。”“不会的，她看书没有障碍。”王琦急忙跟老师解释。因为就在上三年级前的这个暑假，丈夫给女儿买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是他们第一次给女儿买长篇读物。结果8岁的乔乔不仅很快看完了，还开始接着看中国四大名著彩图本。

听完王琦的解释，老师不相信，摇头表示怀疑。这让王琦很忧虑，她开始想，女儿不会真是有阅读问题吧。回到家，她急忙跟叶开探讨起来。

叶开那时正研究现代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叙事，并得出结论，“那一代的不少作家不说真话”。

听了妻子的担忧，他拿起乔乔的语文课本，试图弄清问题所在。结果一打开课本，他发现一些不说真话的作家的作品，不仅进了女儿的教材，“而且还要背诵”。更糟糕的是，一些原本是经典的作品，到了教材里被改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他正冒火，转身却发现乔乔抱着《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目不转睛地读着。为了考验女儿，他刻意跟乔乔聊起《哈利·波特》和四大名著彩图本，结果发现里面很多故事和细节，乔乔记得特别清楚。

“这说明她不是胡乱读，是真读懂了。”叶开强调道。他和王琦也一致判断：大可宽心，女儿的阅读理解完全没问题。

他进而感叹道，小学是孩子学习的黄金时代，因为孩子的记忆力非常好。“可是，”他话锋一转，气愤地说，“在小孩最需要汲取人类文明精华的时候，有人却给他们喂了垃圾。教材里面，有好多非常糟糕的东西！”

叶开把乔乔的几本语文教材全都仔细看了一遍。2008年11月，他写了第一篇批判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文章《语文的物化》。在文章中他写道：“中小学的语文课本里选入了很多与花草树木有关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作者不是欣赏鲜花自身的美丽，而是在鲜花这个符号上寻找道德寓意。”

这一年年底，叶开与晓苏见面，原本是要聊文学创作的问题，结果把主要的时间都用在了聊语文教育上。

“我们觉得，现在的语文里，非语文的因素太多，太多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因素，老师又教得太保守太落后，学生不喜欢。”晓苏回忆，在这一点上他们达成了共识。

看了叶开的批评文章后，晓苏认为“很深刻，很尖锐，点到了穴位”，随即邀请叶开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开专栏，批判“病态的教育带给语文的痛”，希望刺激中小学语文老师“已经麻木的神经”。

孩子学了半个学期，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叶开的专栏文章，从2009年1月开始发表，第一篇便是《语文的物化》。考虑到文章的风格比较犀利，晓苏将专栏安排在了杂志第70多页的位置，避免“一上来就刺激到读者”。

结果，这些“火药味儿很浓”的文章发表了两期后，一位语文特级教师就打电话给晓苏，质问道：“哪儿来一个疯子在这儿胡说八道？”

当时9岁的乔乔看了爸爸的文章，咯咯直笑。“我们都不喜欢语文课本。他写得太好玩了。”她评价道。

其实对于自己的语文课本，乔乔在一年级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好玩的”。她记得，一年级的语文书上有好多图画，有小动物，还讲爱护环境，“看上去没有那么讨厌”。

翻开一年级下学期的语文课本，学到第40课《三过家门而不入》时，乔乔当年用红笔在彩色书页下角，吃力地写下了“舍小家，顾大家”6个稚拙的字。她回忆说，语文老师告诉他们，“大家”里有很多“家”，就是“国家”的意思。当时刚刚7岁的小姑娘，始终没弄懂“大家”的具体意思，只是很固执地认为，“大禹就是一条鱼，所以他才治水”。

虽然很多东西搞不明白，但书本上的图案还是吸引了乔乔。“当时我觉得，哇，好奇妙哦！”她边说边做出夸张的表情。

当时在课堂上，老师写什么她就跟着一笔一划地模仿。回到家里，她则开心地看《小小建筑师巴布》、《猫和老鼠》等动画片和《哈哈画报》上的漫画。

这种开心的笑声时常在叶开家里响起，前4个学期，乔乔经常拿回满分的语文成绩单。

但到了三年级，写作文成了语文课上的重头戏。同学的书包里，慢慢开始有了《优秀作文选》。看到有同学买“作文套餐”，乔乔出于好奇借过来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想看第二眼。她还是喜欢爸爸不久前给她买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其次是《林格伦文集》。

可是她只有先写完作业，才能看这些书。她开始打自己的小算盘，养成了到处藏书的习惯。在写作业、弹钢琴时，甚至是语文课堂上，她都会时不时偷偷地瞄上这些书两眼。

语文课本开始变得让她“一点都不喜欢”。她更不喜欢的是书包里的教辅书《一课一练》，这占据了她课后很多时间。

比如，根据教辅材料，乔乔每天需要填很多反义词和近义词，这常常让她的博士父母为难。他们不愿像其他父母那样给女儿买《近义词词典》或《反义词词典》，于是就安慰女儿：“我们认识出这些教辅书的人，这东西他们自己的小学不用，自己的孩子也不用，你就随便应付一下算了吧。”

一次假期快结束时，乔乔的班主任来家访，问孩子这个假期都在做什么。叶开笑着回答：“忙着倒垃圾。”

这让年轻的女英语老师一愣，没有反应过来。叶开马上解释说，“孩子在学校学了半个学期的语文，肚子里装的都是垃圾，我们利用假期给她倒出来。”

“倒垃圾”的方法，则是给孩子买经典作品阅读。在意识到孩子语文教材中的问题后，叶开给女儿买了一个四层的书架，书架上多了《哈利·波特与密室》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续集，也有了《窗边的小豆豆》、《唐诗三百首》等名著。

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这些刚刚摆上书架的书，很快就被乔乔一本一本地“消灭”掉。在咬着指头，发出一次次咯咯的笑声后，乔乔也把《哈利·波特》里的女主角赫敏奉为自己的偶像。

叶开因势利导，告诉乔乔，不仅小说和电影中的赫敏很聪明，现实中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也很聪明，考上了美国很好的大学。于是，沃特森也被乔乔视为榜样。

在三年级以前，乔乔在课堂上很少说话，但看到小说里赫敏在上课时经常举手提问，她决定向偶像看齐。以后上课时，脑袋后晃动着两个马尾辫的乔乔，经常把手举得很高，希望老师能叫自己起来回答问题。

可是，她很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想法经常和老师的不一样，尤其是在做阅读理解的时候。乔乔撇着嘴，一本正经地说：“我语文课上喜欢发言，就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说到点子上，老师的那个点子上。”

有一次，老师讲互联网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好处时，强调好处是“可以查阅信息学习”。乔乔则认为互联网可以让自己玩更多的游戏，因为她从4岁上幼儿园小班时，就开始登陆迪士尼网站，玩小熊维尼吃蜂蜜字母的网络游戏。这种观点，得到其他同学异口同声地支持。语文老师只是咧嘴一笑，什么都没说。

乔乔只爱看书，对穿着不在意，但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因为她喜欢在课堂上举手，偶尔甚至会插老师的话，常常有人在课后说她爱出风头。有一次下课后，她走到一个这样评价她的男生面前，对着他的耳朵大吼大叫。

“他们对个人的尊严不是很看重。可是，如果你有很高的尊严的话，那别人就没办法破坏你的立场。”小姑娘义正辞严地解释自己的行为，她认为当时自己必须要表明立场。

但有时候，乔乔的坚定立场并不起作用。

2009年秋天，叶开的专栏已经写到了第10篇。他第一次参加了女儿的语文公开课。课上老师讲的是课文《带刺的朋友》。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电视机、投影仪等设备齐全；学生6人一组，课桌面对面拼在一起，像圆桌会议一样便于分组讨论，颇有一种民主、平等、交融的气氛。

课堂上一让提问，叶开就看见乔乔把右手举得高高的，但老师就是不点她。后来老师说换个方式，找不举手的同学提问，乔乔故意把手放下，但依旧没被点到。叶开在后面看着，觉得一阵阵心酸。

后来乔乔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提问的机会，老师却回答不出她的问题。“这个问题等我们深入了解之后再回答。”乔乔以朗诵的口气，模仿了老师一年多以前说的这句话。

回家后，叶开查阅资料发现，《带刺的朋友》改编自一位作家的文章，编者对这篇文章进行删节和修改后，导致课文前后逻辑接不上，所以老师根据课文确实回答不出乔乔的问题。

乔乔告诉爸爸，这种公开课事先已经演练好，一旦有提问机会，班里大多数学生都要举手，但老师只找举左手的人回答。

这让叶开想起了30年前自己上公开课的情景，也让他异常气愤——“30年了，语文教育时至今日还在表演和说谎，不仅教材作假，教法也作假！”

“我们最应该反对的就是虚假！没有真的善是伪善，没有真的美是臭美。”11月底，在应邀给上海一所知名小学的老师做讲座时，叶开始终强调自己的这一观点。他给讲座取的题目是“教书还是教真”。

讲座开始前，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向叶开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这几年来，她只要让学生以《我的爸爸》为题写作文，就会发现班里的学生几乎全都病了或者是摔了跤，然后爸爸背着他们上医院。

这位老师忍不住感慨：“连教材都可以作假，那么其他的假，像这些作文模板，也就不足为奇了。”

叶开和王琦从来不让乔乔参加朗诵比赛。在他们看来，那种规定题目的朗诵充满了虚假情感。他们要求乔乔，平时在班里要朗诵的话，要用正常语调，不要假天真。

同样在他们看来虚假无趣、没有真情实感的，还有乔乔每个学期都需要背的名言。在叶开看来，这些名言很多是编者自己编的，“背这些垃圾还不如背老子孔子，或者是唐诗宋词”。所以每次老师要父母监督孩子的背诵作业时，叶开总是直接在乔乔的课本上签字了事。

“我们就是不参加无聊的事情！”王琦干脆利落地总结道。

乔乔把眼睛从《格列佛游记》里挣脱出来，抬头回应了一句：“我的父母很宽松，能有他们做父母太幸福了。”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

背诵名言可以轻易应付，但像在文章中划好词好句这样的作业，常常难倒乔乔和他们家的两位文学博士。

老师说按“aabb”格式划好词好句，乔乔觉得课本里没什么好的，就随便划了划。班上有个男同学，把“爸爸妈妈”划出来，结果得了A-。

每次划好词好句时，叶开都很紧张。这位《收获》杂志的副编审不知道哪个词比另一个词更高级。“难道这个词是部长级，那个词是科长级？”他反问道。

他把划好词好句比作揪树叶，并形容说，“即便你揪下所有的树叶，也不会体会一棵大树的美。”

为此，他在专栏里写了《好词好句与陈词滥调》。但批判归批判，为了减轻女儿的痛苦，他和妻子还是得耐着性子帮乔乔划好词好句。

在杂志社编审稿件时，叶开给国内很多知名作家提过修改意见，但他对女儿的作文指导，大都以失败告终。

他经常告诉乔乔，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把意思表达清楚。然而几乎每次老师的批语都是，“再多用些好词好句”。

这时候，叶开会安慰女儿，“不是把所有色彩斑斓的颜料泼到墙上，就会成为一幅画。做一个诚实真诚的孩子就好。”

在他眼里，中国传统的国文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而现在的语文教育则跟外语教育一样，光注重语法。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且“极其乏味，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体性思考”；在肢解了语文的同时，也让孩子变得分裂。

“孩子就是一个易碎品，语文课把他们弄得遍体鳞伤，然后家长回家再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给粘起来。”叶开直言，自己和许多正上小学的孩子一样，都有这样的感受。

有一次，乔乔的考题是划去括号里不正确的拼音，为“打量”的“量”找出正确的读音。全家三口人都认为“量”应该念四声，但老师给的答案是念二声。后来大家分头查字典，发现答案也不一样。

“然后我爸爸妈妈说，在家里就念打量（四声），在学校就是打量（二声）好了。”乔乔比划着说。

最近，如何解释“矜持”这个词，也难住了两位博士。他们查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发现解释并不相同。尽管叶开认为词典释义也欠准确，但又必须选，最终他们在“拘谨”与“庄重严肃”之间选择了后者。

结果，乔乔又得了一个红叉，因为教辅的标准答案是“拘谨拘束”。

这一次，还没等父母叮嘱，乔乔自己已经明白，在学校就按“拘谨拘束”，在家就按“庄重严肃”。

“我感觉一半在学校里，一半在家里，在中间被切了两半。”乔乔皱着眉叹口气，像个小大人。

叶开曾经拿女儿的这种感受跟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文学教授交流。教授说，自己的儿子刚上初一，小学6年一直“分裂”得特别好，“学校说一套，家里说一套，从小就学会应付”。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如果我们的教育和实际同步，我们就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应付和对付上了。”教授感慨道。

针对这种现实，叶开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孩子必须受到摧残，这就是他们的命。”在去做讲座的路上，他跟一位朋友重复这句话时，眼泪几乎快要流出来。

他唯一庆幸的是，女儿乔乔从8岁起，便学会了用他推荐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排毒”。

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

看到女儿在这些经典作品间流连忘返，也让叶开对真正的语文有了信心。晓苏邀他写专栏时，他有过犹豫。在和妻子商量了一个晚上后，他觉得还是要做些事情，来对抗现状。

开家长会的时候，叶开发现很多家长对语文教材根本不懂，不少孩子平时由爷爷奶奶接送，父母偶尔来开一次会，光顾着围上老师问孩子的分数。

看到讲台上的老师年复一年已经麻木，而很多家长又浑然不知，叶开最终答应写专栏。“三聚氰胺奶粉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他决定为孩子们做一些“排毒”工作。

他批评小学三年级学的第一首诗歌《信》是虚伪的诗，质疑中学语文教材里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宣扬“恨的教育”。在看了老师给女儿列的书单后，他批评“乱读书不如不读书”。

他还批评教材编写者添加各种文字篡改朱自清的文章，“不仅厚诬前贤，且贻害后生，更败坏了求真求实诚信的风气，而小孩子从一入小学开始，就进入了造假大本营”。

为了写朱自清作品如何被篡改和肢解的文章，叶开花3个月通读了朱自清文集。在女儿已经将这些教材的内容忘到九霄云外，沉浸于经典作品中时，他却得重新捡起那些教科书，以对比课文的原始出处。

结果是，他着实领教了所谓的“教材体”，即教材编写者根据教学大纲的需求，“生产”出的主题先行的课文。

在乔乔的语文课本上，叶开发现编者将安徒生作品《一个豆荚里的五颗小豌豆》中的故事，改编成了《一颗小豌豆》，但那是颗“做好人好事的雷锋版小豌豆”。乔乔看过四卷本《安徒生全集》，在课堂上指出课文中不符常识之处，老师告诉她“可能你看的那个版本不一样，入选时有所删改”。

这件事发生之前半个多月，乔乔发现课文中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种跟原著有出入，向老师提出疑问时，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

叶开认为，这不应该怪老师，而是由于“教材体”编写者“非常无趣乏味”，他们编出这种课文，对小孩子的美学和人文教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叶开本来正在创作一部100万字的三部曲小说，到2008年底已经写了60多万字。但他决定暂停下来，全力写这些专栏文章。

他把文章贴到自己的博客上以后，不少人给他留言或发私信。这些人来自四川、青海和浙江等地，有一线的语文老师，也有学生家长。

当然，还有人将材料递到了政府有关部门，声称教材编写是很专业的事情，叶开不懂却在那里“大放厥词”；编写这些“教材体”，是为了适合小学生阅读。

但在叶开看来，这是这些编写者在贬低孩子的智力。他以自己的女儿为例进行反驳：瑞典名著《骑鹅旅行记》50多万字，乔乔两天就看完了，而且记得很清楚；《哈利·波特》7本250多万字，乔乔每本都读了好几遍；《安徒生全集》4卷乔乔都看了，内容几乎都记住了。

在给别人推荐书目时，叶开总喜欢推荐女儿乔乔喜欢读的《哈利·波特》、《吹小号的天鹅》、《昆虫记》、《天上掉下个大蛋糕》、《小王子》、《丛林之书》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有人质问他：“中国就没有好的作品吗？”

“有，但适合孩子阅读的不多。”叶开直截了当地回应道。他的一个重要证据是，《哈利·波特》中文版拿到的版税是9800万元，比同期中国所有畅销书拿到的版税总和都多，这还没考虑数量可能比正版更多的盗版书——“孩子们用脚投票，他们是识货的。”

就在叶开因批评语文教育而饱受一些人的非议之时，乔乔的生日到了。叶开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乔乔说想要一套英文原版《哈利·波特》。那是2009年春天，乔乔小学三年级第二学期。叶开花了1300多元买了一套精装全集。乔乔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打开那个精致的匣子后，她“高兴到了难以形容的极点”。

语文废品流水线：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

现在，英文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乔乔已经读了四分之三，但是拿起自己的语文课本，她依旧非常痛苦。

“尤其是这学期的课文，开始讲战争故事。我是女孩子，不喜欢打打杀杀，我特别讨厌动不动就死人。”乔乔晃着自己的马尾辫说。

她更受不了的是，当老师讲到课文中有人牺牲时，男生们就说，那个人“挂了”。这让乔乔觉得，他们像在玩电子游戏一样，别人死了都无所谓。

“这个单元原本是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果却让孩子们对生命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妈妈王琦遗憾地说。

与课本里的英雄故事和课堂上放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相比，乔乔更喜欢自己书架上的那些书，那里带给她童年更多的快乐和欢笑。

这学期的语文期中考试，乔乔又没考好。有人说：“你看了这么多书有什么用，还不是才考80多分？”

乔乔当时有些伤心，但回家后王琦告诉女儿，“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不是为了期中考试。”

而叶开在那所小学的讲座结束时，有老师站起来说：“我们能怎么办呢？教材就是这个样子，考试就考这个教材，我们不能不用啊。”

叶开给出的建议是，语文课可以上得再简略一些，老师自己可以多看一些经典，然后把孩子带向经典之路。

关于这一点，他和不少人达成共识——现在不少老师在自信而勤奋地做着愚蠢的事情，如果大方向错了，老师越负责，对孩子的伤害就越大；把这个易碎品摔得越碎，家长要想粘起来，就越不可能。

在叶开看来，能把这些碎片重新粘成成品，便属万幸。他担心的是，这条语文教育流水线，会把一个个像乔乔这样原本爱读书的孩子，在读教材做习题的过程中，完整地教成废品。

在一篇专栏文章的结尾，他沉痛地写道：“在教育工具化，教育关系物化的理念控制下，语文教材的编选，从小学的虚假道德、中学的空洞理想到大学的无趣审美，形成了一条严格运行的废品生产的流水线——学生们寒窗苦读10年，毕业之后，人人都成了合格的废品。这才是语文教育的真正伤痛。”

第四篇：建设性对抗

用“建设性对抗”导出员工智慧

如何让员工像忠于自己的家和亲人那样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主动献计献策？创造一个让员工主动参与公司运营管理并自主发表建议和意见的工作氛围，不失为有效手段。

作者：芮娜

人越来越“稀贵”，因此，企业家已经不满足只雇用员工的双手，他们希望同时雇用员工的大脑和智慧。然而，要让员工像忠实于自己的家和亲人那样为企业着想、主动献计献策，企业除了要在员工忠诚度上大做文章外，还需要创造一个“让员工自由说话、主动参与公司运营管理”的工作氛围。为此，一些企业设立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沟通机制，并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员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甚至是与上司进行观点“对抗”，当然，这需要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建设性”。英特尔公司为这种对话沟通机制赋予一个特别的名称——“建设性对抗”。英特尔自己就是通过“一对一”会议、越层沟通、用数据说话等方式，来保证这种沟通有效进行的。

不少企业也都设有总经理信箱，高管的手机号也向员工公开，员工也可以通过此类渠道越级反映问题等。然而，凭借这些手段形成“建设性对抗”沟通氛围的企业却凤毛麟角。为什么同样的沟通渠道，在有些企业就能有效运作，而在其他大部分企业里就很难奏效呢？

带着这个疑问，2月24日下午，《世界经理人》杂志在北京组织了一场读者对话沙龙活动。特邀请爱国者电子总裁兼CEO曲敬东、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海洋、正略钧策合伙人吕谋笃和华智教育集团董事长孙查理，与现场读者就此进行了充分对话。以下是本次对话的精编部分，详细内容请看：www.xiexiebang.com/salon。

企业的智慧是“对抗”出来的

“建设性对抗”机制是一种有效激发员工创造力的方式吗？是否适合所有公司？

曲敬东：对企业来讲，人既是巨大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资源，企业应该想想如何激发人的最大潜能。“建设性对抗”是一种非常好的开放式的沟通文化，只有打破一切框框，让每一层的管理者，最快速地了解员工和客户的反馈，才能有效解决问题。

董海洋：我曾读过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其中写道：企业的智慧是企业的生命，丰田就是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获得企业智慧的。因此创造开放性的、进行良性互动和沟通的组织，是一个企业的目标。另一个管理学家也说过，企业就是由谈话构成的，谈话是机制，是沟通。沟通效率的提高，对企业发展非常有利。

孙查理：“建设性对抗”的沟通方式，特别适用于高科技、知识型企业，如果是应用于中层对高层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但是，对于生产型企业，这种方式是好还是坏尚待探讨。因此，在中国企业里面，采用这种方式需要一定的度，在范围上也应该有所控制。

吕谋笃：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都在求新、求变。“建设性对抗”是一个很好的产生创新机制的方法。无论任何类型的企业，面临残酷的市场环境时，都必须去做这种尝试，至于如何导入，那就是一个技术问题了。

有效的对抗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氛围下，怎样培养和激发员工的“对抗”意识呢？

曲敬东：西方文化鼓励去尝试、冒险，而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遵命”，并在被要求“听话”的环境中成长。因此，建立这种不同传统的文化确实是个挑战。不管是老板，还是其他管理者，都应该倡导下属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要是对企业有帮助的想法，可以不用逐级上报，通过各种形式直接反馈给管理者。

董海洋：德国大众总裁曾经说过，班子不能“和谐”，管理团队中的成员在开会的时候必须要有观点的碰撞和对抗。不过，中国文化讲究和而不同，要保持相对的和谐性，才能有沟通，这是中国人的思维。如果两个人关系已经很僵了，那么，即使再容易沟通的事，也很难去沟通。一言堂的企业可以在创业初期迅速长大，但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必须要有“敌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大批的合资企业获得成功，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互相对抗的结果，这证明平等的对抗管理模式有一些非常好的地方。

孙查理：我们的文化和“建设性对抗”模式所代表的文化，肯定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都曾到国外学习、生活过，特别是80、90后，跟我们之前的这几代人是不同的。比如说70后的人，提一个很好的意见，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考虑提完之后会有什么后果，但是80后似乎没有这种顾虑。所以，在他们之间开展“建设性对抗”可能会更便利些。同时，对于新一代的员工还要做一定的引导，才能确保建设性的前提。

吕谋笃：中国人讲的“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讲不同事情的两面，当你用建设性的心态去看事情的时候，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事物才能“和”在一起。在东方文化里，对抗还是需要一些技巧性。如何去对抗，如何借助客观的事实、资料和数据去提出意见让别人接受？这些都需要经过专业培训。在企业中实行“建设性对抗”需要设定一些恰当的情景，创造一些场合，比如说不同部门的人把自己的权威数据拿出来做共享，做观点证据等，这在东方也相对容易做到。

保证“建设性”的前提是每个人和组织权责明确

“建设性对抗”机制有效运转的前提是建设性，那么，如何保障每一次“对抗”都具有“建设性”？

吕谋笃：企业的沟通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由上往下，上级对下级的批评。第二种是由下至上。第三种是部门之间的沟通，即横向对抗。我们所讲的“建设性对抗”更多是指后两种。我们在做咨询的时候发现，很多企业由下往上和横向的信息通道是闭塞的。我们建议可以适当地导入一些工具，创造一些场景和条件，通过一系列的流程规则，让这种意见得到发挥。比如在不同事业部管理人员之间，或者同部门之间组织一些会议，长期坚持做“建设性对抗”的情景建设，促进沟通方式的转变。

曲敬东：我在中国公司内部看到，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对抗是很强烈的，这未必是建设性的，可能由两方面导致，一，部门间有利益冲突；二，部门负责人存在竞争矛盾。这种对抗实质是挑别人的毛病，没有丝毫建设性。我觉得最应该改进的是管理层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比如说，我的管理通常就覆盖至少两层，也就是说我的下属和他下一级的员工都在我管辖内，确保信息传递到位。在企业内部，每个人、每个部门的定位很重要。任务分工以及权责分配明确后，更容易实施建设性对抗。在我的公司里面，只有两种人和两种组织能够存在，一种人直接创造价值，另一种是间接创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对抗沟通，就会真正地是有建设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吵架。相反，如果分工不明确，各自为了保护自己，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这种对抗对企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董海洋：在我们制造型的企业里，从总裁到最下面的员工，大概有十七八个级别。如果信息被层层过滤，现场的信息就容易丢失。所以能够有一线的声音传到你耳朵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跟你开会的人只有三层：上级、下级和你。这样的会议就会走入一个金字塔，没有意义。我个人提倡，必须开一些包含更多低级别的人的会，因为答案都在现场。现在企业提出微组织管理，就是三五个人小班组管理，微循环活了，这个企业就活了。

“对抗”增强执行力

我们在培养员工时，应该注重“建设性对抗”的能力还是执行能力？如何在“对抗”的同时保证工作效率和执行力的提升？

曲敬东：“建设性对抗”是为了制订更好的战略并进行更好的执行。在中国企业中，员工不对抗不执行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在很多中国企业职业化和管理水平还不高的背景下，对于多数企业来说，要想让员工心甘情愿地去执行，还要首先让他们充分吐露自己的想法，然后通过沟通达成共识。一旦他们对战略达成共识，就会去主动执行。所以，为了实现有效地执行，作为管理者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沟通。我与直接下级，每个月至少有一次一小时左右的深度沟通。这种有时间保障的沟通，才能最终让员工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也是结合我们中国文化特点进行的一个管理方式探索。

董海洋：我赞成曲总的观点，我觉得执行力和“建设性对抗”之间，执行力是基础，是根本，而“建设性对抗”是锦上添花，一种改善和提升，它们应该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问题，不是鱼和熊掌的问题。

吕谋笃：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建设性对抗”，无疑是增强了执行力。就是说你同意也要执行，你不同意也要执行。因为经过充分对抗沟通后，你的观点已经被大家所知，如果你的意见与主流不一样，而且也没有说服大家，那么只能服从大局而坚决执行。如果这时你再不执行，就只能说明你是消极抵抗了。

开放和包容是“建设性对抗”存在的土壤

已有的事例告诉我们，“建设性对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层管理者 ——尤其是一把手的领导力风格。如果领导者具有开放、包容的胸襟，那么，这个组织自下而上的沟通就顺畅许多。可是，领导者毕竟只能代表企业的一个时代，能否让“建设性对抗”超越个人的领导力，成为企业基因的一部分呢？

曲敬东：我觉得可以。当企业发展数十年后，如果这些文化能够沉淀为企业基因的话，那么，谁来做CEO都不重要了。今天的IBM、Intel就是这样的公司。不过，我们中国企业的积累还不够，要形成这样的文化并积淀下来还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努力。当然，除了企业自身外，还需要社会的总体进步和发展。没有大环境的进步，真正开放的文化还是挺难建立的。

孙查理：我一直认为，“建设性对抗”机制在我的企业中，不能因为我离开就丢弃了。要把企业做好，让它永远留下来，就要奠定一些基础，设立具体的要求和制度，包括我的下属们、后来者都要按照这个制度来做。

吕谋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在东方文化讲的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强调的是二元比对，而不是对立。外国人理解的太极球是黑白对立，但在中国是“太极鱼”，它是一种相互融合的状态。按照这样的理论，“建设性对抗”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可能更有底蕴，而不只是西方观念的灌输。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对抗，但实际上应该是互补。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它就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在某一个组织内，基于某一位心胸开阔的领导就可以做的，而必须是一种客观的，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的长期的文化和制度的塑造。

接受这种对抗，需要高管具有包容的胸怀，各位是怎样面对这种挑战的？

孙查理：我的员工可以主动地对抗我，而且经常发生。有时候自己也会生气，但不能表现出来。过后再想觉得他这种方式可能不太好，但是动机是好的，所以一般来说，我在遇到“对抗”的时候，都不会在公开场合让对方过不去，而是进行私下沟通。无论是从上到下还是由下到上，一定要讲究方法。因为，在企业里面，上级跟下级之间是一种绩效互补的关系，大家要同舟共济。

嘉宾和专家关于如何进行“建设性对抗”的争论十分激烈。

曲敬东：我在组建团队的时候，都会选择不同特点的人，因为这样的团队会有更大的创造性发挥空间。管理不同的人就需要很大的包容，这种胸怀境界也需要历练和修炼。我把管理当成一种服务，目标是让员工满意，他们满意了，就会为企业创造更大的价值。其实沟通也不用把人叫到办公室来，我可以走到业务部门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发现一些不同的问题，帮他们解决。经过这样的努力，在组织中形成良性的机制，团队自然就会有创造性了。

董海洋：如果是一线员工的建议，我会重视和考虑，纸上得来终觉浅，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我曾看过一本书叫《商海箴言》，就说当你用十分钟来完成一个很好的构思后，停下来，再花五分钟去了解别人怎么想的，那样你最终的决策会更准确。因此，作为管理者一定要具备沟通能力。

吕谋笃：作为高层来讲，对建设性对抗的结果要有一定的判断，或者说是整体观。因为一旦决策目标出现了偏差，后果还是必须由老板来承担的。

现场用户互动：

孙建伟：在“建设性对抗”当中，企业家和下属应当保持什么样的度？很多人认为不是没有好的经理人，而是没有好的企业家，各位怎么看？

曲敬东：不管是创业者，还是职业经理人，都应该相互尊重和合作。未来是一个合作的时代，特别是全球化的背景下，经理人和创业者更需要一种有机的结合，使中国企业真正地得到发展。

孙查理：没有好的企业家就没有好的职业经理人，我觉得中国缺乏好的企业家。一个好的企业家肯定能够找到好的职业经理人。另一方面，目前国内的情况和国外确实有差距，职业经理人的阅历也不相同。我倾向于通过轮值当班来培养潜在经理人。

吕谋笃：无论是企业家还是职业经理人都是稀缺的资源。不过，由于中国整个大的社会环境相对特殊，因此，中国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经验都不能满足管理的需要。不过，在一定阶段，职业经理人和老板是一个共同体，他们一起在大海中航行，摇橹的同时还要小心风浪。

读者陈长久：作为小企业怎么能够在决策形成过程中，提高效率、降低决策风险和成本？

曲敬东：对一些中偏小的企业来讲，关键是让企业快速成长，甭管对抗不对抗，只要效率高，生意做得大，就是根本。企业里的技术性人才比较多的话，应该调动他们的创造性，提高每个人的效率。当然，项目的优化也很重要，这就需要建设性的沟通，通过碰撞来优化方案。具体执行中如果找合作者一起来做，成本自然就降低了。

董海洋：第一,作为一个管理者，一定要相信你员工的潜能是无限的。第二，要建立一种良性的正向互动的文化，比如“建设性对抗”。

吕谋笃：作为中小企业，导入“建设性对抗”这个工具，应该是最见效的。你所说的降低成本正是它的长项所在。你可以在项目前期阶段设计一种会议场景，导入“建设性对抗”工具，在绩效和控制方面做一些保障，效果会更突出。

读者时庆：企业开展“建设性对抗”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此外，开展“建设性对抗”，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以免外来的和尚念不对经，最后变成了四不像？

曲敬东：我们的企业确实要有一个基础，而不是盲目地去开展“建设性对抗”。这是一个需要积累的过程，我建议从金字塔的高端开始，比如市场部门，或者创造性的部门。我推荐中国企业去学习一些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和战略营销，毕竟都是亚洲企业，有一些东方文化背景的共性。

董海洋：在制造业里，现场的一个小小的技术改进，就可以省很多钱。所以必须要发挥每一个人员的积极性展开对抗。但同时，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尤其是集中的时候，一定要注重执行力。

吕谋笃：我想说一下，什么样的企业不能用“建设性对抗”。第一，如果企业里面冲突已经很激化了；第二，企业决策效率很慢，不是决策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决策不下来。这两种情况下都不适合用“建设性对抗”。另外，切忌简单的情绪化对抗，务必要讲究方法。因此，除了做培训外，还要建立相应的动力机制，鼓励员工说真话。

读者黄海东：我觉得建设性对抗的功能不外乎两个层面，第一个是辅助决策，整合加强信息对称性；第二个是营造积极沟通的组织文化。从信息方面来说，“建设性对抗”是一种比较好的团队沟通方式。其次，它能够起到激活组织的作用。

“建设性对抗”，是以知识经济为背景的。如果是以劳动力为主体的企业，它产生的价值并不高。另外，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员以不同方式形成的对抗才有价值。另外，建设性对抗要有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基础，尤其依赖于领导者的倡导。当然，还应该设立规范化的流程，以保证对抗顺利展开，并且在组织内部形成这种机制。

董海洋：我同意你的观点。企业一定要建立一种良性的正向的文化，比如“建设性对抗”文化，以促使员工形成良性互动。不过，这种“建设性对抗”，现在还不宜被大范围地引进到中国本土企业中，因为土壤、文化等还不能支撑下级对上级的对抗。

第五篇：支付宝安全原理

支付宝安全原理

——010022007029龙上敏2007级海洋科学

支付宝，作为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域名为https:///，采用的是SSL协议来保障其安全。

SSL-Secure Socket Layer（SSL）是Netscape Communication公司设计开发。SSL使用了证书、数字签名、以及加密技术（基于RSA）等多种技术

SSL协议的服务包括：

1.认证用户和服务器，使得他们能够确信数据将被发送到正确的客户和服务器上。2.加密数据，以保证数据在传送过程中的安全，即使数据被窃，盗窃者没有解密密钥也得不到可读的资料。3.维护数据的完整性，确保数据在传送过程中不被改变。SSL协议的作用包括：

1.向客户端进行服务器认证。2.可选的，向服务器进行客户认证。3.在两台机器间产生加密的连接

SSL协议的特点包括：

保密性：握手之后，采用单钥体制进行数据加密、采用双钥体制进行身份鉴别 可靠性：采用消息摘要算法进行完整性检查

确认性：尽管会话的客户端认证是可选的，但是服务器端始终是被认证的 灵活性：通信双方可选择密码算法；允许多种形式各种级别的身份鉴别

SSL位于TCP/IP协议和应用协议之间。SSL被设计用来使用TCP提供一个可靠的端到端安全服务,它包括两个层次的协议：

SSL 记录协议（Record Protocol）

所有从更高层协议来的数据都是通过记录层到达传输层。记录层发送的数据块称为有固定长度的记录。一个记录包括内容的类型、协议的版本号、长度和经过压缩和加密的数据。每个信息都具有以下功能：

1.分段数据，对信息分割或结合到一个记录中2.在数据发送前进行压缩3对记录的数据部分加密

会话协议：有四个会话协议

—Handshake protocol:定义在两个实体间建立一个SSL会话的一系列事件

支付宝就是SSL的典型应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客户端，如浏览器等；另外一个就是服务器端，如Web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等。

要实现浏览器（或其他客户端应用）和Web服务器（或其他服务器）之间的安全SSL信息传输，必须在Web服务器端安装支持SSL的Web服务器证书，在浏览器端安装支持SSL的客户端证书（可选），然后把URL中的“http://”更换为“https://”。

支付宝的数字证书是由权威公正的第三方机构，即CA中心签发的证书。由支付宝通过与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国家密码管理局等机构认证的权威机构合作，采用数字签名技术，颁发给支付宝客户用以增强支付宝客户账户使用安全的一种数字凭证，并根据支付宝客户身份给予相应的网络资源访问权限。数字证书相当于开启网上保险箱的钥匙，它以网络数字加密传输电子凭证的方式有效地对账户使用者进行确认，帮助支付宝确认使用者是否合法，增强账户使用的安全。与物理钥匙不同的是，数字证书还具有安全、保密、防篡改的特性，可对网上传输的信息进行有效保护，增强传递的安全。

在密码技术方面，支付宝提供了密码安全控件，该安全控件实现了在SSL加密传输基础上对用户的关键信息进行再次的复杂加密，并可以有效防止木马程序截取键盘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