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合集五篇）

第一篇：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历程

户籍制度是以人为对象，以户为单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主要包括户口登记、户口迁移、居民身份证制度以及人口管理等内容。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管理制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户籍制度的创立和发展，根据政府对人口迁移流动限制的松紧程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8年，是人口自由迁徙的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相对宽松，人口自由迁移比较容易，人口迁移大多是基于需要而非基于利益。这一时期户籍制度设计的功能是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即人口登记和人口统计，虽然附带着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对公民的居住和迁徙没有提出任何限制，公民居住和迁徙相对自由。

第二阶段，1958—1978年，是人口迁移控制阶段。这一时期对户籍的管理非常严格，公民的居住和迁徙受到限制。1958年我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户籍制度开始由自由迁徙转向迁移流动控制转变。该条例明确规定，公民都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履行以户为单位的户口登记制度。该条例还对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以及法律责任等户籍管理事项均作了详细规定，将户籍管理正式纳入了法制轨道。该条例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建立。

第三阶段，1978年至今，是人口迁移流动限制逐步放宽的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户籍限制逐步放开，各项改革进一步深入，但仍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迁移流动的特征开始发生转变。这一时期户籍制度改革重大的事件是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的颁布，文件规定，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有经营能力、有固定住所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给了部分人以“迁徙自由”，农民由此获得了在城市合法生存的权利。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现阶段的户籍制度与原有户籍制度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农民进入城市的门坎降低，户籍制度的模式多样化以及户籍制度壁垒构成与类别的多样化等，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户籍制度，城乡二元对立、对人口自由流动的制约等弊端依然存在。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展开，市场化浪潮对人才流动的需求以及城镇化发展对户籍制度的质疑等，都迫切需要对其进行改革。

二、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困难

近年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改革措施更加灵活、理性，多角度地为人才合理流动和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为实现公民的就业、居住和迁徙自由奠定了良好基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户籍制度改革也面临一些困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不彻底性

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盲目性，没有明确的目标。改革的目标缺乏明晰性，容易造成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不利于我们更好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各地相继推出的多项改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应急作用，解决了部分突出问题，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在户口迁移方面，出现了为追求城镇规模和城镇化速度而忽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还有不分城市类别放宽落户条件，不考虑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甚至为实施户籍改革而不惜突破国家政策规定，侵害公民切身利益。户籍制度改革涉及到包括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以及新组建的国家卫生计生委等多个部门，彼此之间的相互协调也直接影响户籍制度改革的彻底性。另外，户籍制度造成的福利差别如果不改变，也容易造成改革的不彻底性。

（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都会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格局，并且产生既得利益集团。我国的户籍制度也不例外。户籍制度的建立产生了其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包括大部分城市居民和某些部门。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指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或者说，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他们力求巩固现有制度，阻碍进一步的发展，哪怕新的体制较之现存体制更有效率。”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推进不力，与城市居民较强的利益博弈能力具有直接的关系，而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与户籍制度相关的部门借此机会谋求部门利益，利用行政权力阻碍户籍制度改革。另外，既得利益阶层对户籍制度的变迁起到了固化作用。现行户籍制度在长期的变迁过程中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拥有庞大而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我国教育、卫生、劳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等社会经济政策长期附着于户籍制度这一现实，使得既得利益阶层更倾向于原有户籍制度的路径并沿袭此路径，况且制度设计和改革者也大多来自于此阶层，这种现状更是固化了户籍制度对旧体制的依赖。

（三）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强烈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好的体系所取代。新制度替代旧制度并非完全的破旧立新，而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过程。因此，制度变迁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性。正如诺思所言，制度向量的相互联系网络会产生大量的递增报酬，而递增的报酬又使特定制度的轨迹保持下去，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

我国对户籍制度的改革从未停止过，也不断推出、试行新的户籍体制，但是，当新旧体制并存时，新体制对旧体制的路径依赖使新旧体制在较长时期内并存。新户籍制度沿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路径成本最小，加强了这种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最大特点是渐进性，同时又具有保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持续性的最大优点。成本最小化原则使刚出台的新制度在与众多的旧制度并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应旧制度，甚至沿袭旧制度的某些因素。因此，路径依赖使新制度在促进旧体制改革的同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新体制的总体目标，从而增大制度改革的总成本。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正是如此。

三、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户籍制度改革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因此，进一步完善和改革户籍制度十分必要。

第一，破除户籍壁垒，逐步改变二元户口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制度。要不分地区、不分户口性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真正实现一元化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的综合承受能力，最终实现人口自由迁徙目标。截止2008年底，全国已有13个省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实行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统称为“居民户口”，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必须把推进城镇化、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和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国家每一个具体新制度的实施都有利于实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目标，包括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统筹城乡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等。

第二，逐步剥离附着在现行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户籍制度改革和创新路径的寻找和探索，不只是对原有路径的废除或弱化，而是在分解旧路径的基础上构建新路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对相关配套制度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也需要改革。换言之，就是要逐步剥离附着于现行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和其它社会功能，让户籍制度恢复本来面目，真正实现人们自由迁移的权利，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促进城镇化进程。此外，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不仅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突破，还需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实施如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这样才会有效地作用于现实。

第三，尽快完善户籍管理制度的立法工作。户籍管理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要尽快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定符合中国特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法》。结合我国国情，要与国内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法律相一致，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尽快制定出一部科学的、完备的户籍法典。要包含调整和规范居民的户口迁移行为，规范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户口迁移的活动等内容。从而，还原户籍制度管理真面目，将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不合理功能进行剥离，从法律上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消除对外来人口的各种不合理限制和制约，保障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

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依法、全面、理性，与时俱进，以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为基础，促进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快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第二篇：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分析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分析

课程：中国政府概要

专业班级：公共管理类3班 姓名：蓝文谦

学号：201221318

5一、我国户籍制度的现状和改革进程

户籍制度是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其公民实施的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人口管理政策。户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管理方针的制定与实施均建基于此项制度。中国户籍制度的特点是，根据地域和家庭成员关系将户籍属性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这种做法在建国初期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广泛，该制度已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2005年底，中国开始着手改革户籍制度。截止至2009年3月，已有河北、辽宁等13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2013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户籍制度改革被列为2013年四项重点工作之一。

刚刚闭幕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十八大的报告中指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二、户籍制度造成的不平等及改革措施

（一）、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分化与地区差异

从1950年到1958年，新中国的户籍制度从无到有并不断发生着变化。1950年颁行的《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中，对城市常住人口进行登记管理，但没有任何条款对城乡人口流动及迁徙进行限制，到了1958年的《人口登记条例》和后面的两个补充通知，户籍制度不仅严格限制人口流动与迁徙，同时也明文限制农民进城。

虽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存在延续的历史必然性，但不能忽视的是，在工业化背景下，正是户籍制度中的户口类别（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与户口所在地区分，最终形成了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户籍制度已成为形塑中国社会分层体系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各个省份之间尤其是东西部省份之间由于政策条件差异、资源储备差异以及其他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而户籍制度中的户口所在地这一属性，也将人们划分成了不同区域的“人”，而形成相应的地区差异。

（二）、户籍制度下的教育不平等

1、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中的教育不平等

户籍制度带来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与社会身份的不平等，而这两者的不平等则带来了教育的不平等，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二是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平等，三是“高考移民”中不同地区之间教育不平等。

从法律上说，中国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拥有完全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但是事实却是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受教育的权利不平等。在户籍制度的城乡二元结构中，由于城市与农村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均，造成农村儿童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学校数量、教学质量、教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形成城乡教育质量与机会的不平等。

2、户籍制度下的流动障碍造成的教育不平等

我国城乡、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我国人口流动的趋势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沿海地区，从农村向城镇，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流动，但是我国户籍制度对流动限制颇多，如流动人口登记与暂住证制度等等，流动人口的很多权利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得不到保障。虽然国家规定，农民工子女教育由所在的当地政府承担，享有城市户的同等权利，城市公办学校不得加收任何费用，但事实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原因，城市公办学校在招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时往往有诸多限制，如高价借读费等，使得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公办学校的比例极低，而存在“四低”问题——低投资、低收费、低薪酬、低质量的民办学校成为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

此外，由于中国农民工流动方向较为集中，流入地财政紧张，受现行教育财政体制影响，农民工既享受不到户籍所在地政府的教育补贴，又没有资格享用流入地政府的教育补贴，同时“在户籍与分级办学制度下，流动人口子女负担了城乡的双重费用”，这些都体现出户籍制度造成的教育不平等。

3、法，导致了地区间录取分数线严重倾斜，且录取比例分配失调，而后才出现了“高考移民”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现象。所谓“高考移民”是一些考生基于户籍所在地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为追逐更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享受更多的教育机会，借助户籍变更，为达到高考成功接受高等教育而进行一种暂时的、短期性的户籍迁移活动，其出现的直接原因在于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的不统一和高考录取率的不平衡，甚至“在某些地方，户口成为录取的标准之一。农村户口的考生录取分数高于城市户口的考生，郊区户口的考生录取分数线高于城区户口的考生。”

事实上，由于我国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发达地区的学生不论是在受教育机会还是录取指

标上都比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更有优势。而且由于考生具有的户籍不同，其享有的受到高等教育机会也就不同。户籍与教育的附加不仅导致了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户籍制度也成为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三、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和结论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新一届领导集体频繁落脚基层调研，被媒体解读为释放改革公平正义的信号。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始于五年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的具体要求，被视作对户籍制度改革有推动作用。中共十八大再次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学者们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公共服务；二是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拓展，如上海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会逐步在全国各大城市推行，以逐步过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83”方案则是实施“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可设计并实施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责任的、低标准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起步阶段该保障包的内容可包括:用名义账户制统一各类人群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国统筹；医保参保补贴实现费随人走，人口跨行政区流动时补贴由上级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实行按在校生人数均一定额投入；对全国低保对象按人头实行均一定额补贴。这些待遇都记录到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卡中，全体人民均可享受。社会保障卡具有补贴结算功能，并实现全国范围的可携带。这样就可形成与原有户籍制度双轨并行的新社会保障制度，随着时间推移逐步扩展内容、提高水平，并最终取代户籍制度。

第三篇：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2007-09-06 10:56:30)转载▼标签：学习公社本文严禁转载！

【文章摘要】本文在简单介绍了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历程、国外产权改革经验总结，着重分析了我国学者关于产权改革的思路。文章在结尾处提出了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个人思考。

【关键字】产权理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一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简介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互相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的行为规范,因此,可以将共同体中通行的产权制度描述为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产权不是有形的东西或事情,而是人与人之间由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

实施产权意味着排除其他人使用有关的稀缺资源,同时也意味着要耗费一定成本去度量和描述资产并耗费相应的成本来保证实现所有权。

个人拥有排他性权利,叫做私人所有制。国家拥有这种权利叫做国家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有关的是社区所有制,即一个社区的全体掌握资源并由内部成员来选定资源,排斥外来者。若所有权被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拥有,则无人单独拥有排他性权利,这就是共同所有制或社会所有制或者说是全民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态意味着对资源的自由使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从一般的财产关系到财产制度的变迁,必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资源配置、产出构成以及收入分配等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稀缺程度及其变化一直影响着产权结构和产权制度的变迁。诺斯等人认为,解决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公有财产的困难处境的办法就是建立排他性的私有产权。产权能够限制开发和使用稀缺资源的速度。人类对产权制度的需求与资源稀缺程度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有着内在的联系。离开了稀缺性,我们就难于分析产权结构与产权制度的演变。

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或者说是共同特征就是影响和激励人的经济行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产权与交易费用概念是“等价”的。在市场交换中,若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产权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就没有影响；反之,若交易费用大于零,那么产权的界定、转让及安排都将影响产出与资源配置的效率；竞争和资源的稀缺性是等价的,即如果资源不具有稀缺性,也就不会存在竞争和竞争的必要了。而产权是人们在竞争资源的过程中达成某种均衡状态时的行为规范,是竞争的结果。张五常和巴泽尔先后论证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产权”只是当界定权利的费用与权利带来的好处在边际上达到相等时(均衡时)才有意义。或者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或激励机制去制定规则和界定产权；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实现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产权界定不清楚是产生“外部性”和“搭便车”行为的主要根源。有效的产权可以降低甚至克服外部性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清晰的实质就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最有效率的，因为私有产权可以避免公有产权存在的拥挤、搭便车、偷懒等低效率现象。

一直以来,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思想对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大影响。深入理解这一思

想,对进一步深化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和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1.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1）政策性负担和预算软约束

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是指政府不能承诺在国有企业出现困难时不去解救国有企业。为什么会产生预算软约束呢？Dewatripond和Maskin（1995）从承诺的动态不一致性去解释预算软约束，即在事前，政府无法区分企业的好坏，在对企业进行融资以后，出现亏损时，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然要帮助亏损企业，而企业经理预期到这一点，就必然加剧了道德风险，从而使政府要不断地为企业提供补贴等帮助，即产生预算软约束。

林毅夫（1999）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政策性负担是产生预算软约束的根源。政策性负担包括在传统赶超战略的影响下，国有企业投资于中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产业区段所形成的负担以及由于国有企业承担过多的冗员和工人福利等社会性职能而形成的负担。

（2）道德风险和激励机制

在国有企业中一般存在利润目标和政策性目标，当两个目标完全一致时，经理人的个人激励不会受到扭曲，当两个目标不一致时，经理人将在能给他带来最大收益的目标上投入努力，而在另一目标上很少或根本不投入努力。在国企中，政策性目标往往是与利润目标背道而驰的，所以，经理人根本就不会投入努力来提高企业利润。因为，经理提高利润的努力可能因为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变得根本不显著，从而经理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另外，在企业出现亏损时，经理总是可以用政策性目标所引起的负担而导致利润的减少为借口来推卸责任，使得政府无法追究经理人的责任。

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即使不承担政策性负担，其垄断地位也会加剧经理人的道德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企业的目标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不存在多任务的问题，但是，经理人是依靠其垄断地位，通过市场支配力来剥夺其他参与人利益的方式来提高企业利润水平，而非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低成本，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的角度来增加企业利润。

（3）所有者缺位和政府保护

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的所有权是由国家来代表的，而国家的具体职能是由政府官员来执行的，他们并不是资产的所有者，他们不能有效地管理和使用国有资产，即所谓的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所有者缺位问题是在分析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时的一种解释。

在一个竞争的市场环境中，非公有制企业也会存在着无效率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下，无效率的非公企业必然被淘汰出局。而国有企业就不同了，即使国有企业出现了亏损，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无法在市场上继续生存时，他还有一种选择，即寻求政府的帮助。正是在政府的保护下，市场上“适者生存”的法则失效，无效率的国有企业

得以继续生存。

2.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历程

自从中国1979 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第一, 放权让利阶段。是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 调节国家和企业的利益关系；第二, 企业经营承包阶段。调节了国家、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关系；第三, 产权改革阶段, 开始触及到改革的核心。这一阶段牵扯的利益关系最为广泛和复杂，因为国有企业财产的形成和积累与每一个国民都有关系。西方社会的全部剩余价值, 都是以私人资本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 我国改革前的全部剩余价值和改革后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以国有资产的形式存在并积累着。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虽然也遇到了一些社会公正受到侵犯的问题, 但是对那种名义上的所有权没有触及,一些问题表现得并不那么突出。但到了产权改革阶段, 到了要使少数人的私有化行为合法化时, 社会公正问题就变成一个人人瞩目的问题凸现出来。所以, 国企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人们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

三对国外产权制度改革经验的总结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的论断足以说明改革对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借鉴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无疑是块不可或缺的过河“石头”。下面主要来介绍与我国国有体制具有最深渊源的俄罗斯国有产权改革的经验总结。

1.国有产权改革需要政治体制创新护航

产权改革是利益博弈，偏好寻租活动的政治经济集团会千方百计阻挠对自己的“革命”。为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避免特殊强势利益集团阻扰、拖延和误导产权制度改革，需要干净彻底的制度转换，需要有坚强决心和进取心的政府和新的政治体系，否则，改革将寸步维艰。诺斯强调，“国家是以较高的效益和较低的交易成本提供产权的保护与强制力的一种制度安排，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它决定产权结构，因而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衰退和停滞的产权结构效率负责”。如果国家认定改革是大势所趋，就必须加强立法，建立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顶住守旧力量强大的反对声以及改革初期经济秩序混乱的巨大压力，不致使改革半途而废。

2.产权改革必须一揽子展开和循序渐进

产权制度改革必须系统推进。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以保证既抑制腐败滋生、减少国产流失、保证最大公平性、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又追求效率最优化。对国企产权改革要分清轻重缓急，避免缺乏整体思路和协调动作所导致的顾首不顾尾、相互掣肘的局面。对与国企产权改革相关的各领域、多部门进行配套改革，才会取得较好效果。要对产权重组过程中可能对生产、就业、社会保障等造成的冲击制订应对预案，建立必要的合理保障，以减少改革阻力并争取广泛支持。

产权改革涉及面广，各部门、各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应区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置、逐步顺

序推进，切不可急于求成。对于不同国家的改革的具体做法，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加以利用，全盘照搬是不能达到本国的改革目标的。

3.协调公司治理结构、积极借用外力

产权改革之后，继续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一步，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吸引外部资金是解决企业资金来源不足、加快资产重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条件。当然，对核心战略产业及企业的控股和参股还是需要内外有别，避免为外资所控制和垄断，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四当前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思路

目前我国经济学家关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有多种不同的思路。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为指导，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和关于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产权改革并不重要这样两大思路。

1.国有企业产权私有化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关于产权改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来自科斯定理，科斯定理认为在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安排非常重要。而在现实中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产权归属是企业经营效率的决定因素。国有企业由于“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清晰，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从而导致企业经理人道德风险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效率。因此，只要将国有企业私有化，资产被私人拥有后，资产便具有排他性，企业家拥有企业剩余利润，从而使资产所有人产生对资产关注的激励。私有化之后，赋予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单一目标，强化了企业的利润激励机制。追求利润又激励企业所有者有效监督实际控制企业经营的经理阶层，降低经理人的道德风险。政府完全退出企业的经营领域，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行为，企业将独自承担所有的商业风险，在竞争的市场上自负盈亏，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而产权私有化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一条捷径。

2.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非产权改革思路分析

持这一思路的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经营不善的根源不在于产权问题，而是国家长期追求赶超战略，导致企业非经济负担过重的必然结果。降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实现市场竞争、信息充分，提高企业的自主能力，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心和根本出路。

他们认为，外部竞争环境是企业改革的前提和充分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选择内部治理结构才有意义。事实上，国有企业的产权从来不存在不明晰的问题，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这一点从来都是十分明确的。作为所有者的国家无法自己经营，必须委托厂长或经理来经营，这也与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大型私有企业一样。他们比较了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认为它们都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都可能出现预算的软约束、道德风险，都可以运用惩罚的机制。政府只要将国企经理阶层的个人行为与经营效率联系起来，降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同样可以提高经理人的经营激励。因此如果只进行产权改革而忽视市场环境的改革，并不能解决企业亏损的问题。之所以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因为这样可以让企业更好的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安排资源配置。国家干预企业的原因在于市场存在不充分信息。一旦实现自由竞争的市

场环境，国家就不需要干预了。

五扬弃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以应用于我国国企改革

正如放之四海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才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一样，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也必须扬弃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才可以发挥它的有益作用。有些经济学家极力推捧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并以此宣扬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抛出“马克思由头错到尾”、“马克思的理论是奄奄一息了”之类的谬论，这是我们应强烈加以反对的。当然我们也不赞成完全拒绝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部分。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正确的大方向应该是：坚持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的两个根本原则，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从国有经济不具备优势的一般竞争行业中逐步收缩和退出，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

在坚持国企产权改革正确大方向的指导下，通过以上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问题的分析，我国国企改革的具体做法如下：

倾向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强调只有私有化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我认为，在不考虑政府监督成本的情况下，公有产权同样能使国企有效率。

持此观点的经济学家以产权不清晰为国有企业无效率原因的一种解释。但事实上，现代的大股份公司，其中的好些股份是由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或者其他的大股份公司所持有，这些股份的所有权是由股份公司来代表，要分清楚这些股份的具体所有人也是很难的，如此看来，既然非公企业也存在“所有者缺位”问题，我们就不能用所有者缺位来说明国企效率不佳的情况。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

在国企情况下，提高效率应从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有效激励经理人、硬化预算约束等方面入手。国家应将国有企业从一系列政策性负担中剥离出来，不再替国家考虑工人的福利问题、就业问题等，而将经营目标定在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化上。同时，国家不再把国企的经理人视为政府官员级别，仅考察经理人的经营业绩以决定其任免，而不应再像以往，无论业绩如何，经理们只有工作调动而不必担心像工人一样“下岗待业”。企业目标单一追求利润化，不再保障经理们长期的工作权利，引入经理人职位的竞争机制，经理人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便能有效激励经理人，降低其道德风险。政府不直接干预国企经营，也不再对有困难的国企提供任何帮助，削弱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国企参与市场的优胜劣汰，在竞争中实现有效率或者在竞争中破产出局。对国企破产所引起的失业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和再就业渠道来进行解决，以缓解由于国企破产可能造成的社会稳定和就业问题。

如果按上述做法可以解决国企无效率问题，那产权改革是否就没必要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上文假设不考虑国家监督企业的成本。在现实中，国家的监督成本是客观存在的，甚至是相当大的。在国企中，对企业经理人的监督是有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来进行的。但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是由政府官员构成的，作为官员个人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一方面，作为监督者，他可能缺乏企业管理知识和经验，可能不能有效的获得企业内部信息，从而使监督无效率；另一方面，作为效用最大化的个体，他未必能从国家利益出发，对企业实行有效监督。官员与国企经理合谋侵害国有资产利益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同时对国企的监督也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瘦身”，减少政府对国企监督的开支，也为政

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留了一扇窗。

因此，产权改革仍旧是必要且重要的。对国企进行产权改革后，政府的直接干预就会受到很大限制，政府只能通过参与董事会或通过宏观调控来影响企业行为。将对经理人的监督职能由政府转移到市场上来。企业的股东不仅仅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还有其他股东，对企业经理的监督效率将会大大提高。

综上分析，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思路应体现为这样一条主线：剥离国有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再就业辅助工作，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进入竞争机制，分割垄断的国有企业，形成有效的竞争局面→进行股份制改革，使变革后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参股企业形成有效的内部治理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参考文献：

王道明《科斯定理与我国产权制度改革》 2004.6

郑伟林《新制度经济学产权观的博弈分析》2003.8

冯兵熊丽敏徐轶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6.4

王振中主编《政治经济学研究报告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梁正等著《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第四篇：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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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

作者：崔俊枫

来源：《新农村》2011年第06期

摘 要：长期以来,在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二元结构,重城市、轻农村,“城乡分治”的观念和做法,以及农民进城难,已经成为城乡统筹发展中最大的障碍。现行户籍制度的种种弊端日渐凸现,废除户籍制度、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管理,建立国民信息系统等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举措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市化建设具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关键词：户籍制度 改革 探索 重庆市 新举措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土地不足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有关农民工子女入学和大学生就业,尤其是在人身损害赔偿方面,因受害人户籍问题所引申出的“同命不同价”等各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更是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也引来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病日益凸现,要求改革现行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呼声也此起彼伏。

一、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的背景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也强调“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已被提上国家议事日程，并且指明了户籍改革的方向。重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直辖以来，重庆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1％上升到51.6％；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从19.5％上升到29％，两者差距从11.5个百分点扩大到22.6个百分点。这种状况，反映出重庆市城乡二元构架并未实现本质性的转变，现行户籍制度已不适应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战略目标的需要，阻碍了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进程，必须尽快加以改革和破解。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对于促进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

根据规划，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

2010~2011年，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登记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新增城镇居民300万人，使重庆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的29%上升到37%。

2012~2020年，力争每年转移80至90万人，到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将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届时，重庆主城区集聚城镇居民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

600万人，小城镇集聚城镇居民300万人，形成自由互通、权益公平、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结合全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自然环境、资源承载等因素，分阶段推动人口向小城镇、区县城、主城区1000平方公里区域内聚集，实现市域内户籍合理转移，逐步建立城乡人口和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

三、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新举措

重庆开展的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门槛并不高，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项：（1）购买商品住房；（2）务工经商五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住所；（3）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 10 万元或一年纳税 5 万元以上的，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就可以将配偶、子女和父母一并转为主城区户口，如果转为远郊区县或其他乡镇的户口，则条件更为宽松。一旦转为城市居民，立刻纳入城市的公共服务，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保障体系，实现一步到位。而对于属于他们的农村土地，允许自转户之日起3 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的收益权或使用权，也给农民留了退路，如果不想保留的，则按标准给予征地补偿。

四、重庆户籍改革的几个问题

1.农民转户过程中能否保全土地利益

对此重庆市一方面让农民转市民时穿上“五件衣服”，就是保证在城市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住房、就业方面的同等待遇；另一方面，对于农民在农村所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及林地这“三件衣服”，重庆市发布的《户改意见》里明确规定了三年的缓冲期，是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规定。但对于农民关心的退地能否得到合理补偿，重庆市还应明确相关补偿标准，妥善处理好退地补偿问题。

2.能否解决转户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和农民工自身的就业问题

户籍转变必然会增大城市的教育压力，需要增加相应的财政投入，而就业岗位则有赖于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和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这将是户改后持续的两大考验。

3.重庆籍在外农民工怎么办

就中国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急需破题的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实现跨省流动农民工的户籍改革。而本次重庆户籍改革规定的受益者只集中于在市区工作的本市户籍农民工，来自外省市的农民工，以及外出打工的近400 万重庆籍农民工均未包括在改革范围之内。我们也期待中国的户籍改革能更进一步，关注跨省流动农民工及其家属如何实现农民变市民、让他们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家，而不是将他们遗忘。

五、对户籍制度改革推进的几点建议

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农民会转为城市居民，在这项改革推进过程中，我认为应该坚持以下几方面工作：

1.将农民进城后腾退出来的土地收益用于新转户居民的各项保障工作

农民失去土地后，要完全依靠各种城市社会保障，而且，其保障体系还相对薄弱，政府在取得土地收益后，第一优先的是投入到进城农民的保障中去，扩大保障范围，提高保障质量，在保障制度上有所倾斜，才能免除进程农民的后顾之忧，使之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2.加强对新转户居民和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很多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的是一些简单体力劳动，缺乏社会竞争力，转为城市居民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只有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探索更为科学有效的培训内容和方式，授人以渔，才能巩固已有的城市化进度，吸引更多的农民。

3.继续深入调研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虽然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作为一项创新型的工作，还有大量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重庆市委市政府要继续开展研究，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嘉.重庆户籍改革—争议中向前推进.中国人大,2010年11月.[2]重庆市发改委.重庆户籍改革基本情况.四川改革,2010年11期.

第五篇：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复习资料

一、名词解释

1.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的经济学。它涵盖了经济学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既关心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关心制度在经济经验影响下的发展。

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

3.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4.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场参与者不拥有某种经济环境状态的全部知识。新凯恩斯学派认为，不完全信息经济比完全信息经济更加具有现实性，市场均衡理论必须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予以修正。

5.产权：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

6.寻租：个人为增加个人财富所作出的对社会净财富发生不利影响的努力。

7.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费用为零，不管初始权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会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状态。在正交易费用的情况下，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8.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社会规范体系的选择、创造、新建和优化的通称，包括制度的调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

9.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它的实质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10.路径依赖：它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

11.产权残缺：所有权的残缺可以被理解为是对那些用来确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权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权的删除。

12.诺思悖论：一方面，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又是个人权利最大和最危险的侵害者，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衰落。这就是有名的“诺思悖论”。

二、简答题

1.产权的特征有哪些？

答：(1)产权的完备性与残缺性。

(2)产权的排他性与非排他性。

(3)产权的明晰性与模糊性。

(4)产权的实物性与价值性。

(5)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与可转让性。

(6)产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2.新制度经济学有关人的行为有哪些假设？

答：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假定有：

(1)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面临的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此所获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

(3)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指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

3.简述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

答：(1)人的本性决定交费用的存在。威廉姆斯认为，人的本性直接影响了市场的效率。市场上交易的双方不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机会主义的倾向。

(2)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决定交易费用的存在。一个人做出决策时，无从了解其他人同时也在做的决策和计划。

(3)与个体间产权交易有关的各种行为导致了交易费用的产生。这些行为包括寻找有关价格的确切信息、谈判、订立和约、监督、索赔等。

4.国家在产权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1)国家凭借暴力潜能和权威在全社会实现所有权。

(2)有利于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中的交易费用。

(3)还取决于权力介入产权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异。

(4)离开了国家，产权制度无法建立，但无效或低效的产权又或多或少与国家有关。

5.简述制度的构成？

答：(1)制度构成一般概括地讲可分为两大类：即硬制度（正式制度）和软制度（非正式制度）。

(2)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即宪法层次，集体行动层次，操作层次和选择层次。

(3)柯武刚、史漫飞将制度分为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内在制度和被自上而下地强加和执行的外在制度两类。

(4)诺斯则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所构成。这三个部分就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6.科斯定理有何意义？

答：(1)理论意义：科斯定理的理论意义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情况下产权制度安排会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这就使制度安排这一在传统经济学中被当作既定前提的因素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实践意义：科斯定理的提出为解决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措施。科斯定理的提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可资借鉴之处。科斯定理指出，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助于降低人们在交往中的交易费用，达到最优经济效率。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它的意义，一是有利于改革者进一步认识产权明晰化的重要性，使人们不仅仅满足于法律上对产权的规定，而重视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具体明确产权边界；二是启发人们在探讨更为合理

和更为有效的产权配置时，必须考虑交易费用。

(3)方法论意义：进行经济学研究一定不能脱离实际，要从经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通过对事实的详细考察，以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

三、材料分析题

答：(1)产权界定：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产权理论，产权经济学强调财产权的买卖和分配应该是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对象，而不是商品买卖。财产权的买卖和商品买卖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资源配置。

① 假定个人在现有的阶级结构所确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

② 通过考察各种可能的制度安排对收益—报酬的影响，从而可能详细地分析制度安排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

③ 认识到交易费用大于零在所有权情形中具有的实际重要性。

(2)交易费用：

①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单元；

② 造成交易成本差异的关键是交易的频率、不确定性及资产专用性；

③ 各种一般治理模式都是由一系列属性所界定的；

④ 每种一般治理模式都适用不同的契约法；

⑤ 交易与治理结构都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目标；

⑥ 制度环境的变化会导致治理成本的变化。

四、论述题

1.为什么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低效率产权的出现？

答：(1)加入不同集团以后，产权的选择不一定是最优的了，对某一集团有利的产权安排不一定有利于其他团体。

(2)产权的安排取决于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在利益集团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从属于大集团的个人，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获得有关可靠信息的高额成本；二是搭便车问题；三是相对较小的人均受损额。越是小的利益集团越是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可以影响统治者。为什么少数人能愚弄多数人呢？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原因：产权结构的边际变化能导致人们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这些变化中，得益者和受损者之间的信息分布不对称。

(3)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影响力决定制度安排：人人皆大欢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得以实行，就要看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4)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有效的产权制度变迁的原因：

① 从舆论上打着国家利益的招牌，进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制定对自己有利的产业政策或保护政策。

② 对新的进入者设置障碍，即斯蒂格勒所说的一种管制需求，强调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资源等。

③ 在这种有利益集团影响的行业或部门往往形成以行政垄断为支撑的产权结构，其他经济主体很难进行这些行业，产业缺乏竞争，从而导致低效。

2.试比较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

答：(1)两者相互补充：

① 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

② 制度作为一种“公共品”也并不是无差异的，即制度是有层次性、差异性及其特殊性的。有些制度供给及其变迁只能由国家来实施；而另外一些制度及其变迁，由于适用范围是特定的，它就只能由相关的团体（或群体）来完成。

(2)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有许多共同点，如两者都是对制度不均衡的反应；两者都得遵循成本——收益比较的基本原则等。

(3)种制度变迁模式差别：

① 制度变迁的主体不同。

② 两类制度变迁的优势不同。

③ 两类制度变迁面临的问题不同。

3.什么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答：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人们常常将正式制度称为正式规则和硬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习俗习惯、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

联系：(1)二者是相互生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2)二者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种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补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体系。

区别：二者之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本质的不同。(1)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不同。(2)实现机制不同。(3)实施成本不同。正式制度的制定和运行成本较高。(4)形成和演变的时间长短和稳定性不同。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一相当长期的过程。(5)可移植性不同。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非正式制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6)认知表达和传导方式不同。非正式制度形成和运行所依据的是心照不宣的默认的知识，而正式制度可以通过语言或以符号形式进行表述、传递和存储。

总之，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作为社会制度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互为条件、相互补充。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同时关注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