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延续高压态势 环保“严监管”成新常态

第一篇：2018年延续高压态势 环保“严监管”成新常态

2016年7月至今，以环保督查、绿色税收等措施为发力点，中国环保政策力度持续增强。十九大报告亦指出，在新时代下，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2018年延续高压态势 环保“严监管”成新常态

明年1日起，国内首部生态文明建设单项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俗称排污税)正式施行，已断断续续征收近40年的排污费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标志着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再迈上法制保障新台阶。

排污费与排污税看似仅一字之差，但环境保护力度和社会引领效果却大不相同。从2003年起，排污费征收虽在各地基本铺开，但因“红头文件”的约束力不足，自2016年，年度排污费征收仍不足200亿元。由于排污费由中央与地方分成，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认为，排污企业创造的GDP、税收、利润、就业岗位是自己的，污染危害则是区域性的，因此大量应征排污费没有按实征收，也即排污费制度没有完全释放倒逼企业减排初衷。

识者所知，排污费只具行政属性，排污税则上升至法制层面，少缴排污费系行政违规，少缴排污税则触犯税法，二者威慑效果不可同日而语。有关部门经对纳入排污税征税范围的四大类污染物的现有排放总量作测算，全国每年的排污税入库量至少可达到500亿元。税收的增加不是根本目的，用税收杠杆所生成的刚性约束机制，倒逼企业达标排污才是根本目的。

由于各省产业结构差异较大，污染种类和污染程度各不相同，治污重点和实施力度与真实进度亦不同，排污税虽说是全国性单项税法，却给予了各省一定程度之自由裁量权，为体现宽严有度，经同级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各省有权紧扣本省生态建设阶段性目标，适当增加应税污染物的数量和项目。为鼓励减排，排污企业所实际排放污染物对环境之损害程度，若低于国家排放标准的，分成两个等级，可少缴两成半抑或五成排污税。

排污税实施之后，使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块突出法制空白得到了填补，也大大降低了地方各级环保部门的“廉洁风险”。此前的排污费由地方环保部门征收，很难做到清清白白，“收支两条线”多半停留在纸面上。排污税由税务部门统一征缴入库后，环保部门不再被“征费创收”所拖累，方能把全部至少是大部分的心思，用在强化生态环境监督执法上。

怎样真正确保排污税有一副钢牙？税务、财政、环保三部门共同确定了“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监测、信息共享”的16字征管方针。很显然，该方针能不能真正落地，在线信息共享是技术基础，环保监测所提供的数据真实可信是征税依据。

利益使然，环保部门的收费权限被剥离后难免会有一些思想波动，会否影响到监管质量和效能，自排污税起草之日起，舆论担心始终伴随。在尚待颁行的该税法实施条例中，当厘定税务与环保的工作责任，对可能出现的怠政要有明确的责任追究。

作为施行排污税的配套与延展，明年起，国家还将在全国铺开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该项试点方案始于2015年底，2016年初夏在贵州、浙江等7省相继开展。

该项试点旨在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之困境，这中间，损害鉴定评估、赔偿标准确立、生态修复评价等三大关键环节，有待通过全国性试点逐步确立，其要害仍是地方环保部门能否做到公正施法。这项全国性试点若能尽快把“试点”二字去掉，还极有利于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早日在国内全面推行。

截至上月，中央已安排四轮环境保护专项巡视，实现了省级全覆盖，查处和督办各类损害生态环境案件高达数万件，问责上万人，加上明年施行的排污税，以及全国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之试行，惩治破坏生态环境的高压态势得到持续夯实和加固，若能持之以恒抓下去，最终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值得期许。

第二篇：2018年,环保“严监管”将成新常态

2018年，环保“严监管”将成新常态

本文作者认为，2018年中国环保政策仍将保持高压势态，并形成制度化的严格治理体系，环保“严监管”将成为新常态。作者从经济学视角看环境治理，提出“严监管”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更在三个层面牵动改革全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转型升级。

“绿水青山”牵动改革全局

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钱智俊（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016年7月至今，以环保督查、绿色税收等措施为发力点，中国环保政策力度持续增强。十九大报告亦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从经济学视角看环境治理，我们认为，环保“严监管”不仅有利于生态文明，更在三个层面牵动改革全局，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第一，消除资源价格扭曲，加快要素市场开放，提振要素供给效率。第二，重塑市场机制对产能结构的调节作用，深化清理过剩产能，推动制造业升级。第三，增强国企混改的可行性与紧迫性，为混改落地打开机遇窗口。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2018年中国环保政策仍将保持高压势态，并形成制度化的严格治理体系，环保“严监管”将成为新常态。这一趋势并不仅仅利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从全局视角看，制造业高端化、消费升级、国企混改、新经济等投资主题亦有望迎来新机遇。消除资源价格扭曲，加快要素市场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相对低廉的自然资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是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红利。但是，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稀缺性的提升，中国自然资源以及相关原材料的价格并未同步、充分地上升。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催化下，这一价格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日益显现。

其一，拖累经济转型。基于较低的资源价格，以扩大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难以被打破，阻碍了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步伐。

其二，加剧系统性风险。错误的资源价格信号，一方面引导资本向低效率、高消耗、弱潜力的产业盲目配置，形成了过剩产能和过高杠杆，另一方面则破坏了资源红利的公平分配，加剧了两极分化，侵蚀社会安全网。

其三，延缓要素市场开放。由于资源公允价值和现实价格存在巨大落差，因此资源价格的市场化难以快步推进，否则一次性的价格跳升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通胀稳定产生系统性冲击。由此，要素市场的深化开放和一体化进程被迫放缓，要素供给的效率低下限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面对以上三重桎梏，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去产能、环保督查、绿色税收等环境治理措施成为破局利器。就本质而言，这些举措是将资源使用的负外部性（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重新纳入资源定价，既推动了资源价格向公允价值的回归，又在定价中合理化了资源红利的分配，从而大幅消除了价格扭曲。2017年，中国自然资源和相关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上升（详见下图），与公允价值的落差渐次收窄，价格信号重新发挥调节作用，为资源价格向市场化轨道的切换创造了适宜条件，将加速要素市场的开放和完善。

2017年，中国自然资源和相关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上升

深化清理过剩产能，推动制造业升级

2017年，以信贷调控、行政问责等政府“有形之手”为主要工具，供给侧改革在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过剩产能方面卓有成效，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升。未来，淘汰过剩产能将步入新阶段，两大挑战正在显现。其一，去产能的精细化，即在过剩产能总体得到控制之后，细分行业、区域和时点的过剩产能如何识别和治理；在传统行业产能结构优化的同时，如何预防新兴产业由于投资过热而产生的新过剩。

其二，去产能的长效化，即在本轮阶段性、攻坚式的去产能之后，如何构建长效机制，以深化当前成果、持续抑制过剩产能的复生。

然而，对于这两大挑战，“有形之手”力有不逮。一是效率低。较之于市场，政府部门难以及时、精确地判断产能在哪些细分时点、行业和区域出现过剩，亦无法准确衡量过剩程度和调控力度。二是成本高。长期依赖行政手段调控产能，可能形成新的市场扭曲和权力寻租空间，阻碍“放管服”改革的深化和微观激励机制的重塑。

因此，在去产能的新阶段，“有形之手”将向“无形之手”有序交棒。而资源价格上升至合理水平，正是启动这一过程的第一步。上升的成本压力将结束资源配置的逆向选择，提高市场竞争效率，准确清理产业链各环节的低效率、高能耗企业，为高效率、高技术的企业扩展生存空间。同时，长期稳定的资源高价门槛，将根本性地修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决策预期，迫使其放弃拖延去产能、“比谁能熬”的博弈策略，转而向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寻求新的利润空间，从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旨在降污染、提效率的环境技术倡议（ETI），与加速科技研发的先进技术计划（ATP）、深化军民合作的技术再投资计划（TRP）互为支撑，并尊重了市场对产业结构的主导作用，最终共同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复兴。[1]

打开改革机遇窗口，加速国企混改落地

20世纪末至今，以“抓大放小”的所有制改革方略为引导，国有企业逐步集聚于煤炭、钢铁、电力、金融、通讯等行业，主导着原材料、中间品和生产性服务的供给，形成了“上游国企+下游民企”的产业价值链。[2] [3] [4] 2017年，在供给侧改革提振整体工业利润的同时，去产能和环保督查导致的资源价格上升，也推动利润向价值链上游移动，上游产业和国有企业的盈利改善更为显著（详见下图）。其中，2017年前三季度，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同比增幅高达47.6%，领先于股份制企业的24.6%和私营企业的14.5%。

上游产业和国有企业的盈利改善更为显著

这一政策效应正在从三个层面优化改革环境，为国企混改的落地打开机遇窗口。

其一，改善国企财务状况。得益于利润的改善，国企具有更多的资金处理历史遗留的债务压力和冗员问题，走出“亏损—改革停滞—亏损加深”的僵局。

其二，提高混改定价效率。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好转，一方面提升了国企对优质战略投资者的吸引力，改善资金引入的规模和质量，另一方面使国企股份得到更加准确、公允地价值评估，防止混改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和道德风险。

其三，优化地方政府决策。从国企改革的历史经验看，地方政府是最前沿的制度供给者，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尤为关键。随着2018年环保税的开征以及未来资源税的扩围，地方绿色税收体系将得到加强，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并与资源价格形成正向联动。在此激励下，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意愿加快国企混改，以推动国企从“高消耗、低效益”向“高科技、高附加值”转型升级，最大化单位生态成本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地方绿色税收亦有助于巩固社会保障体系，为缓冲改革成本提供财政支持。

“绿水青山”牵动改革全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经济学视角看环境治理，中国环保政策的加强不仅有利于优化生态文明和民众幸福感，更将牵动改革全局，促进中国经济的固本强基和转型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环保“严监管”将成新常态。基于环境治理对改革全局的正向作用，2018年中国环保政策仍将保持高压态势，并将通过绿色税收、法律法规、监管体系改革等制度化措施，形成常态化的严格治理体系。

第二，中国经济加快长周期筑底。随着排污成本和资源价格升至合理水平，市场机制将逐步接棒政府“有形之手”，完成精细化和长效化的过剩产能清理，中国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提速，具备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的制造业企业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三，国企混改有望加速落地。本轮环保政策加强，在为国企混改创造适宜条件的同时，亦加剧了改革紧迫性。2018年，国企混改的落地有望实现突破，并涌现一批标杆性的改革范例。

第四，从全局视角把握投资机会。中国环保“严监管”的新常态，并不仅仅利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从全局视角看，制造业高端化、消费升级、国企混改、新经济等投资主题亦有望迎来新机遇。

第三篇：重视环保法治 让环保守法成常态

重视环保法治

让环保守法成常态

近年来，随着雾霾的逐年严重，环保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最近，柴静的一部关于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使环保再次成为焦点。其实，针对环境污染的问题，在元旦时就已经开始实施号称“最严厉环保法”的新环保法，并且威力初现。年初，环保部曾点名批评了华北一些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整改落实不到位、河北定州市人民法院通报两起涉嫌污染环境罪案件。这些举动也让公众对环保部门的环境保护新措施充满期待。

刚刚履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召开的媒体座谈会及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出环保部对未来环境治理的新思路与新动向。

重视雾霾问题 共同监督污染源

面对最受公众关注的雾霾问题，陈吉宁表示，我国已经在用硬措施、硬任务来应对硬挑战，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去年，全国首批实施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74个城市，总体上PM2.5平均浓度降低11.1%。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三大区域也降低了10%―12%，特别是京津冀地区降低了12.3%。

陈吉宁认为，从国际经验和“APEC蓝”实现的过程来看，要实现大气污染质量的明显好转，必须把污染物排放量从现在的千万吨水平降到万吨级水平。难度很大，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

今年，大气污染治理将主要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把这些年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形成的一些好的经验、制度、政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包括联防联控，重点地区燃煤量的控制，多污染物的协同控制等；二是全面实施“大气十条”。去年是第一年，今年是第二年，要真抓实干，提高治污水平，大幅减少污染物排放量；三是加大科学治霾和系统治霾的水平。随着主要污染物的减排，后面减排的成本会上升。因此要科学治霾，加大源解析的力度；四是加大信息公开。让所有的污染源排放暴露在阳光下，要让每一个人成为污染排放监督者，动员全社会力量一起来形成共治雾霾的局面。

未来环保部的核心将重视“质量”

面对环境保护刻不容缓的严峻情况，刚上任的陈吉宁对当前和今后的一段时期内，环保部的工作作出了规划，将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全力贯彻落实好新《环保法》。重点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督促地方政府切实负起责任；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查处力度；加强执法管理，进一步明确执法责任，有效预防随意执法、粗放执法等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举报权。

二是精心编制好环保“十三五”规划。“十三五”环保规划的主要思路将放在紧紧抓住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实施质量和总量双管控，加强和完善环境监测体系建设，科学决策、系统治污，分区分类、分级分项，精细管理，精准发力。重点要攻克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着力健全立法执法、政府履职尽责、改革环境治理、完善社会共治和强化市场机制五大制度。

三是进一步深化环保改革工作。要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依据，着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经济社会领域管理制度的生态化水平，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以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为突破口，着力统筹监管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国际与国内环境问题，全面增强生态环保管理体制的统一性、权威性、高效性、执行力；着力理顺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激励、社会动员的生态环保治理体系。

四是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与便民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畅通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务，积极监督环境领域及企业违法违规行为，积极表达对改进工作作风的意见和建议。

五是持续改进工作作风。要以巡视整改为契机，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狠抓作风建设，让环保队伍真正成为一支铁腕治污、勇于担当、公正透明、作风过硬的队伍。

将采取多项措施保障环保守法成为新常态

号称史上最严环保法的实施，遭到一些地方的抵抗，在这些地方，环保法难免无法得到落实。面对这样的状况，陈吉宁回应称为落实好新修订的环保法，环保部将从六个方面保障环保守法成为新常态。

第一，出台和完善环保法的实施细则。新的环保法在落实政府责任、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和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突破。环保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要对本地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考核。一些地市试点怎样将环境保护纳入到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去？试点怎样进行干部的离任环保审计或者在经济审计中纳入环保的内容？另外，在生态损失评估上，现在我们在方法学上、在人才储备上还有很多不清晰的地方。陈吉宁表示，这些问题都是目前需要进一步完善的。

第二，一个好的法律，不是纸老虎，不能成为“piece of paper”。要让它成为一个有钢牙利齿的“利器”，关键在于执行和落实。陈吉宁表示，环保部把今年定为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年”，将开展全面的环保大检查，对于违法的特别是未批先建的企业进行全面的排查，并提“四个不放过”，即“不查不放过、不查清不放过、不处理不放过、不整改不放过。”要让企业懂得守法不是高要求，是底线。要把守法变成新常态，敢于碰硬，形成高压态势，强化刑事责任追究。

第三，推动地方政府责任的落实。对30%以上的市级政府开展督查，强化地方的责任，解决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行为。

第四，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公开执法信息，公开企业排污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举报权。在“六五”环境日，还要推出微信举报。

第五，加强与公安、检察、法院的协调配合，强化环保执法的司法监督。

第六，强化自身的队伍建设，提高我们的执法能力。要解决自身不作为和乱作为的问题。

陈吉宁曾经说过，谁也不能做环境保护的旁观者。面对同一片天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与环保部一起，从自己做起，对一切污染源监督，共同构建穹顶之下的绿水蓝天。

第四篇：法律监管漏洞致信息泄露成“常态”

法律监管漏洞致信息泄露成“常态”

对于个人信息的泄露，可能很多人都深有体会：接到推销房子的电话，对方开口就能准确称呼出你的姓；收到理财产品的短信，完全针对你的收入情况而言；甚至你刚刚刷卡消费了一笔钱，立马就“凑巧”地接到一个电话问你需不需要贷款„„

近日，有媒体曝光我国银行信用卡客户数据泄露现象颇为严重，不法商贩在网络上公开贩卖，每条价格从2分到5元不等，数据中含姓名、电话、地址等内容。

信用卡客户信息泄露，绝非偶然巧合，背后更多的是必然因素，法律法条、机构监管等环节措施都需有快速提升。

“数据”泄露泛滥成灾

据报道，目前我国已发行超过4亿张信用卡，每年通过信用卡交易的资金总额超过13万亿元。庞大的用户信息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显得耀眼，信息泄露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这些信息在QQ群大肆售卖，通过搜索“银行数据”、“电话销售”等关键词就能跳出不少群，正在售卖银行卡主个人信息。只要花钱，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别人的个人信息资料。

银行“内鬼”倒卖信息易得手

如此庞大的信用卡个人信息资料是如何暴露的呢？实际上，作为银行内部人员，要获取客户信息其实是很容易。如果说普通职员要获取信息需通过批准，那么从客户经理开始，级别越高，权限越大，即越容易获取信息。至少，分到客户经理手上的用户信息是可以被客户经理复制的。

有的银行虽然不允许员工把客户资料带出办公室，但有时候因加班需求而把资料带回家的情况也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银行内部人员只要想窃取用户信息，总是有办法。

另外，有相当部分的信息并非银行直接泄露，而来自与银行有合作关系的企业。不过，根据《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商业银行未经客户授权，不得将客户相关信息用于本行信用卡业务以外的其他用途。

那么，究竟部分企业如何获得“未授权信息”的？有媒体此前披露，每张信用卡办理时都会签订合同，合同上密密麻麻条款多大几十条，而部分代理企业则在合同角落中隐藏“猫腻”称有权获取相关信息。

事实上，认真看几十条乃至上百条条款的客户其实不多，签名时不注意往往就会授权银行“个人信息共享”。单凭一己之力，又是自主授权的行为，要追究责任就会变得艰难。

法律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够需反思

经常受到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骚扰，但又常束手无策。其实，早在2009年，刑法修正案就已明确，金融单位的工作人员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非法提供给他人，将可能触犯刑律。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银行保密法，在客户个人信息保密方面的规定，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行结算办法》等中，这些规定零散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对于哪类客户信息应受保护等问题也没有系统性的界定。

从诉讼的角度看，一般人很难知道自己的信息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方式、被谁泄露的，想要起诉他人泄露自己个人信息的成本非常高，以一人之力和千头万绪的信息泄露做斗争，无异于拳头打到了空气中。要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就要明确金融机构与用户的责任与义务，就要必须完善相关领域的法律条款。

此外，银监会等金融机构管理部门也要加强监管，信息保护机构也必不可少，如果信息泄露给用户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用户至少不用单枪匹马作战。在国外，很多国家有专门的信息保护机构。比如，法国有国家信息处理与自由保护委员会、丹麦有信息保护局，澳大利亚有隐私权保护委员办公室„„这些独立的信息安全保护机构具有跨部门职能，主要职能范围大致都包括授权、监督、协调和保护，可帮助个人维权。

在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泄露现象泛滥成灾，给人们生活带来困扰。保护个人隐私势在必行，相关法律需完善，监管部门更应反思与行动。

第五篇：新常态下的新机遇——201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态势

新常态下的新机遇

——201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新态势

作者：本报记者 陈晨 杨君 本报通讯员 刘伟 《光明日报》（2015年04月02日 14版）

“2015年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季度分析会会场。本报记者 钟超摄

CFP

编者按

踏入201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已经明朗，“一带一路”和“互联网+”的热潮席卷而来。日前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推动中国与沿线各国广泛开展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以互联网为基础平台的“互联网+”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2015年，文化产业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发展？“一带一路”和“互联网+”将为文化产业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4月1日，光明日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召开“2015年文化产业发展态势”季度分析会，与会专家就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1.新常态下如何抓住机遇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不懈依靠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新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该如何进一步挖掘潜力、发挥作用？ 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传统产业相对饱和，新产品、新业态正大量涌现，融合发展渐成趋势，继续深化改革也成为各方共识。近年来，文化产业与科技、金融等领域融合发展，顺应了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副司长李建臣指出，从近年的发展看，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势不可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进行了部署，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将释放新的发展活力。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新常态对应的是一种以创新为内涵的经济形态，发展更强调创新带来的内生增长活力。这种发展模式中，教育、科技、文化是最重要的内生因素，文化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在经济增长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创业、创新的重要性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看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概念的提出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契合，将增强文化产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双创”的提出将推动新的创意潮和创业潮，改变了过去缺乏原创、以模仿为主的发展方式，开创了关注创造力的新时期。

“在新常态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应抓住两个关键词，‘整合’和‘创新’。”北京新元文智咨询公司董事长刘德良介绍说，整合就是产业在现有条件下通过整合并购释放出更多资源，构建更完善合理的市场体系；还应积极利用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倒逼原有产业管理模式改革，进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魏鹏举表示，实现文化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把无形资产纳入GDP核算是必由之路。文化企业面临融资难等问题的症结在于很多无形资产难以量化，应构建知识产权、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评估体系，而这一工作的前提是将无形资产纳入GDP核算体系。此外，新常态下，文化产业的发展还要抓两个重点：顺应创新时代到来，建立完善文化创业园区，培养文化“创客”；培养文化欣赏，鼓励文化消费，创造文化需求，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北京漫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青山结合自身经验说，应构建文化经济发展的生态圈，为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要打造文化产业集聚区，抓住一两个龙头企业或龙头项目做到深入，提高支持政策的针对性。还要注重政府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两只手”科学分工、密切配合，为文化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2.“一带一路”能否拓宽发展空间

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合作重点中提出了加强与沿线各国的文化交流、积极开展文化产业合作、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的新要求。原本就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化内涵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给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及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带，也是文化带，它既包含经济交流，也包含文化交流。”在魏鹏举看来，任何文化的交流一定伴随着经济的交流，文化实力和经济实力如影随形。文化经济的基础建设既是“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也是“一带一路”彰显文化特性的重要手段。有了文化经济，“一带一路”才有人情味，才有真正的吸引力。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表示，“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的是发展空间的问题，而只有通过文化交融才能巩固“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成果。中国在融合“一带一路”古老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文化企业和非文化企业都应当承担文化传播的责任。对文化企业来说，目标是孵化出一批真正为“一带一路”生产文化产品的企业。

“摆脱本土消费的生产倾向，更多从国外文化市场的角度开发文化产品。”刘德良建议，中国的海外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承担文化塑造的责任，让中华文化赢得当地人民的尊重和喜爱，也就实现了本土文化在国际社会的最大效益。北京歌华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丹阳建议，做好“一带一路”的顶层文化战略规划，充分发挥文化协同对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作用，让文化的传播配合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其次要在文化产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文化的相互欣赏和相互融合，尊重当地文化进行文化产品的创新设计。

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产业该往什么方向发展？北京朝方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峰谈到茶文化和丝绸文化的“走出去”。他坦言，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缺少政策的支持和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要通过产业投资、创投投资等方式进行合理的政策引导。

对此，北京中视东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素梅认为，政策的引导必须遵循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只有市场才能了解不同国家当地人民的需求。当前我国文化产品在全球文化市场的占有率还比较低，文化产业要想“走出去”，必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魏鹏举建议，可以实行“丝路公共工程艺术计划”，挖掘丝路文化的渊源，并进行现代呈现。将丝绸之路的文化特点和历史底蕴赋予更多的内涵和附加值，不仅提高了文化的经济效益，也彰显了文化的社会效益。

3.“互联网+”如何创新业态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互联网+”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亮相，便引发热议。“互联网+”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互联网在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可以得到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也将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态势。

如今，多数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互联网。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47.9%。互联网凭借如此高的普及率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也为“互联网+”的经济构想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具体到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化产业，“互联网+”又将为其发展带来哪些改变呢？

在金元浦看来，“互联网+文化产业”意味着文化和科技的高度融合。“如果说创客空间讲的是草根创业，那么‘互联网+’则将从更高的层面上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变化。过去，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寄希望于政府部门，但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完全依赖政府扶持也有弊端。比如我国动漫产业的很多从业者盯着政府补助，导致真正好的创作不能被激发出来。”金元浦认为，“互联网+”可以引导文化产业更贴近市场，市场化的发展方向能实现文化产业从以政府部门引领的自上而下发展模式向以企业为主自下而上发展的转变过程。

过去一年，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三巨头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频频将触角伸到文化产业领域。以阿里为例，收购文化中国、注资恒大、入股优酷土豆、入股光线传媒„„阿里加码文化产业的动作着实让人应接不暇。大型互联网企业对文化产业的“偏爱”，也为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方式带来了转型期盼。

金元浦表示，“互联网+”突破了产业的界限，实现了更高端的文化产业投融资方式。一直以来，因为牵涉到人才、创意等许多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文化企业的发展都受到融资难问题的困扰。而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进入，改变了这一困局。

刘德良认为，“互联网+”呈现出的一个趋势是以内容和软件推动硬件设备的升级和转型，这将成为未来新的发展方向，“现在许多互联网企业生产手机，他们都是以软件和内容去推动智能手机的升级、创新。在智能汽车领域也有百度、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的参与，核心也是利用内容加软件的形式来推动汽车生产。”他认为。未来，智能手机、智能汽车、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都有很大的市场，而这些产业与文化产业的结合，将推动硬件和内容的结合，可以创造出无限的想象空间。

李丹阳表示，“互联网+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是在信息化、物联网、智能化的大环境下，实现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等产业的横向打通，再利用孵化器模式和创投模式融合的新业态，实现文化产业的高速发展。

（本报记者 陈晨 杨君 本报通讯员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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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政策性文件

1.《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4年2月发布，提出了增强创新动力、强化人才培养、加大财税支持等措施。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

2014年3月发布，提出了明确支持重点、加大财税支持、强化金融服务、完善服务保障等举措。

3.《国办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

2014年4月发布，主要涉及财政税收、投资融资、资产管理、土地处置等多方面支持政策。

4.《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

2014年6月发布，提出了加大电影精品专项资金支持力度、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电影产业发展等举措。5.《关于深入推进文化金融合作的意见》

2014年3月发布,其中提出创新符合文化产业发展需求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加强组织实施与配套保障。

财税实施细则

1.《关于继续实施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

2014年11月发布。其中指出，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可享受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2.《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

2014年11月发布，对从事文化产业支撑技术等领域的文化企业，按规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关于支持文化服务出口等营业税政策的通知》

2014年12月印发，对纳税人为境外单位或个人在境外提供文物、遗址等的修复保护服务免征营业税。

行业发展政策

1.《关于大力支持小微文化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4年7月印发，提出要高度重视小微文化企业发展、增强创新发展能力、打造良好发展环境、健全金融服务体系等。

2.《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4年8月印发，以多项保障措施全面推动我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3.《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

2014年4月印发，其中明确要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标准化工作、提升数字化转型升级技术装备水平等。

4.《关于推动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2014年11月出台，文件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管理思路、管理政策进行了重大完善和调整。（瞿思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