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作文范本 (五篇人民日报时评)（5篇模版）

第一篇：思辨作文范本 (人民日报时评)

《人民日报》时评精选一

有利益考量，也要有理想情怀

“如今的青年怎么了”，近来，关于青春的话题持续引发社会热议。有声音批评，本是最富朝气锐气、最有权利做梦的年轻一代，不少人却陷入利益的羁绊，精致利己而老于世故，热衷实惠而耻谈理想。

实际上，时常陷入利益羁绊的又何止青年？一事当先，做还是不做，往往悉心思忖；分内工作，竭尽全力还是敷衍塞责，尚得仔细权衡。得与失，取与予，风险与收益，付出与回报——在利益的坐标系上，很多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演绎着价值排序，精准计算着投入产出。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准确顺畅。只是，当物质的欲望填满生活，利益的喧嚣遮蔽生命的星光，在万籁俱寂的夜晚，也会惘然惆怅：为什么，我们“两手满当当，心中空荡荡”？

当今中国，利益的正当性早已“除魅”。对利益名正言顺的主张，让人人得享发展成果，“利益觉醒”可说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马克思早有断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刻意回避利益，岂止是陈腐迂阔，离开利益的齿轮，世界将空挡滑行。对个人也好，对社会也好，都如小平同志所言，“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主义”。

但是，考量利益，并非让利益的追求绝对化。表面上看，精致的利益计较未必无益于社会的进步。相反，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经济奇迹。利益最大化的风轮，很容易鼓荡物质的城堡遍地开花。然而，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缺乏良性演进的可能。只在意自己的人不会在意公共问题，只关心物质利益的人不会关心社会福祉。

一旦利益的巨浪吞噬了理想情怀，我们的身边便会充斥利己主义的铁杆拥趸，责任能够淡忘、道德可以离席、灵魂容许出丑。不是吗？毒奶粉泛滥，地沟油盛行，在唯利是图的利益尽头，是良知的出局和底线的崩塌。

志愿服务，主动回报社会，却被猜测其中掩藏着利益动机；应对灾难，企业献出爱心，却被揣度背后有着利益交换。杨善洲图什么，用利益的逻辑说不通，就斥为“傻瓜”；郭明义为什么，用功利的尺子量不了，就断言“神经病”。利益的风暴撕碎了悬在一些人头顶的崇高云层，人不过是欲念死海中一个小小的漩涡。“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与实利挂钩的理想不是“做作”、便是“矫情”，利益于是成为时代价值的“粉碎机”，让我们的社会只剩诛心之论，难言感动信任。

这是现代版的义利困惑，也是堕落版的利益考量。走出了“耻于言利”的时代，难道就一定要抛弃“时刻准备着”的理想？经历着“利益解放”的大潮，难道就一定要放弃“为了全人类”的信念？拒绝利益主义独步天下，理想情怀又该何处安放？

就像文学家所说的那样，“理想有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却可以借着星光在人生海洋中远航”。确实，理想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不能帮我们找一个优厚的工作，领一份体面的薪水。甚至一个有理想的人，活在当下，会比别人更觉生存的困难与尴尬。但是人若没有了理想，生命将走向何方？我们赞颂希望“让人类远离饥饿”的袁隆平，我们钦 佩把汗水洒落山间邮路的王顺友，实际上是赞颂一种更饱满的意义、钦佩一种更丰盈的人生。循着理想的星光，我们才能跳脱一己得失，眼界更远、胸怀更大，找到一个更持久、更深刻的生命出口。

“唯意志论”者固然举步维艰，只有利益的人生同样苍白无力，“喻于利”不是开启幸福的万能之钥，“喻于义”才能推开梦想的必然之门。构筑精神的高地、留存理想的底色，才有灵魂的原野郁郁葱葱，文明的河流碧波荡漾。这就是为什么写出《国富论》的亚当•斯密，更看重《道德情操论》，也是为什么社会的改革者，既需要现实主义的利益考量，更需要理想主义的勇气担当。

翻开历史，越是大发展、大变动的时代，越需要有超越个人、超越利益的理想。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执着信念，法国大革命中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20世纪初叶席卷世界的红色狂飙，都曾是导引时代前进的旗帜。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时刻，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的当下，尤需在物质利益之外，多一份理想情怀。借用叔本华的一句话，它是对每个时代伟大事物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的信心，是对一代代人的变化和衰退的抗议。

《人民日报》时评精选二

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建设心态”

曾有人说，批判精神，是呼唤进步的闪耀火花，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沉沦；批判精神，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之光，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堕落；批判精神，是面向未来的热切向往，它证明至少我们还没有绝望。

诚哉斯言。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批判是思想进步的活水、社会发展的源泉。没有哥白尼的批判精神，就没有神学大厦的坍塌，也就没有我们所生活星球的真相；没有费尔巴哈的批判精神，就没有对黑格尔哲学的扬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登场；没有共产党人的批判精神，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的拨乱反正，也就没有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批判中，我们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从必然王国一步步逼近自由王国。

如果说问题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批判则是对这呼声的回应。在认识论层面，批判是认识问题的逻辑起点；从方法论角度，批判为解决问题、推动进步提供了契机。然而，仅仅有批判精神，混沌的世界是否就一片澄明、丛生的问题是否就迎刃而解？

比批判更进一步，费尔巴哈贡献了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哥白尼勾画出太阳系运行的真实图景。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毛泽东说得清楚：“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样的态度，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态度，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在他们眼中，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不是置身事外的冷嘲热讽，也不是痛快一时的情绪宣泄，而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批判与建设的相得益彰。他们懂得，当批判精神异化为“为批判而批判”，不加分辨地否定昨天、鄙薄今天、怀疑明天，结果只能陷入历史的虚无：昨天一无所有，今天一无是处，明天一无建树。

社会总有不完美，值得批判的事情岂止车载斗量。13亿人口的中国，快速发展的转型期，有问题，甚至有很多问题，都再正常不过；即便是已经“熊抱”现代化的发达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使得人类可以往返于地球与月球之间，但我们在处理人类事务方面依然捉襟见肘”。对这些问题拿起批判的武器，正确而且必要。问题是，如果人人都坐而论道，谁来为我们解决问题？

与解决问题相比，做个“批判家”并不难，对照理想，现实的缺憾俯拾即是。做个“愤青”就更容易，只需加一句“这个社会怎么了”，微博便会“很有气质”。但是，复杂的矛盾不会因批判自然遁形，社会的正义更不会因批判自动实现。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德尔诺夫舍克说得好，“单靠政治人物的努力是难以改善世界的”。社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都不能放弃对肌体健康所负有的责任。

批判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是体现存在感的绝佳方式，但历史的责任不允许我们满足于道德飙车。中国的进步，不只需要“好不好”、“该不该”的判断，也需要“行不行”、“能不能”的探寻。制度的改革，社会的改良，人心的改善，有待众人一起发力。鞭挞黑暗时，点亮蜡烛；蔑视贪婪时，拒绝同流；痛斥冷漠时，伸出双手„„我们不仅要做提出问题的共同体，更要做解决问题的共同体。

“颠簸于批判主义的无边波浪之中，我们需要寻找一块陆地建构自己的理想。”令人欣慰的是，在我们的时代，有18名路人漠然而过的佛山街道，也有大学生司占杰倾注爱心的麻风病村庄；有彭宇案莫衷一是的质疑，也有硕士生李英强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志向；有郭美美炫富的空虚手袋，也有志愿者行动的朴实守望；有校园里“怀疑的时代还需要信仰吗”的不休争论，也有新闻界“我是建设者”倡议的强烈共鸣„„站在这块剧烈转型的不完美土地，有人沉溺于愤世嫉俗，有人习惯于悲观抱怨，但总有一些人以行动肩起责任，用积极主动的点滴努力，积攒起改造社会的正能量。

时代不仅需要解构，更需要建构。不要把批判的自由留给自己，却把创造的权利让给别人。历史的原野如此辽阔，作为时代的一员，你完全可以栽下花草、留下芬芳，种下树木、留下清凉。不仅当一个批判者，也要做一个建设者，每个人的一小步，就是时代前进的一大步。

《人民日报》时评精选三

有个体意识，也要有全局观念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谈全局观念，很容易招来拍砖乃至讥笑。一个传统上如此重视集体归属感的群体，又刚从“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年代走出来不远，很多人还沉浸在对“无我”的反思之中。追求个性的张扬，强调多元与多样，思想的松绑，仿佛才刚刚开始。有什么必要在肯定个体意识的同时，强调全局观念的“也要”？ 这正是社会治理的复杂性所在。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没有哪种观念像个体意识与利益诉求一样，如此席卷人心。从“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到“我的地盘我做主”，从“言利未必非君子”到“无利不起早”，个人利益已经成为很多人处理社会关系的出发点。或含蓄或直白，或温和或激烈，对个体的强调，迅速在社会价值谱系中全线展开。

观念的演进，源自奔流的实践。个体意识勃兴的背后，是告别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进程。明确的权利主体和利益边界，是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也正是因为对个体利益的尊重，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赢得了亿万人发自内心的推动。只有集体没有个体的时代一去不返。

然而，“全局”从来不会因为对“个体”的强调就不复存在。辩证法的伟大在于，它永远提醒我们认识到问题的另一面。垃圾焚烧厂建在你这里不行，建在我这里也不行，但它总要建在一个地方，否则必然是垃圾围城；修桥修路修车站，拆你的房子不行，动我的奶酪不许，但它不可能修在空中，除非大家都不过桥不走路不出远门。一边抱怨雾霾遮天，一边不愿安步当车节能减排；一面痛骂就医难买房贵，一面又都想挂专家号住豪宅，这样的“通吃心态”，不止是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行不通，在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地方，恐怕也都会碰壁。

一切都让个人听命于集体，强调个人为“全局”无条件牺牲确属苛求；但“我满足了，才是公平，我满意了，才叫正义”，肯定也非理性。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一己之私的最大化，完全以自身的感受衡量社会进步，“各私其私，绝无国民同体之概念”，不仅难以发育出良好的社会，也难以长久维持个体的利益。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利益多元的时代。如果我们承认权利和利益的多元多样，欢呼由此带来的文明进步，那么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不同的利益都要尊重，个体与整体必须协调。近年来，无论是地铁禁食的争议，小区文明养犬的讨论，还是公共场所禁烟引发的热议，一系列公共事件无不提醒我们，个体行为并非是可以肆意奔突的河流，权利是有边界的。正如谚语所说，你挥舞拳头的权利止于我的鼻尖。懂得不同主体的妥协沟通，才能形成多元共存的利益格局。

社会的发展，将个体的尊严和福利推上了空前的高度，但也要看到，超乎历史条件和时代环境的个人主张，可能成为国家之痛。对“从摇篮到坟墓”高福利制度的过度追求，让欧洲国家掉入高成本、高税收的陷阱，社会危机由此而生。同样地，在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的当下，要求取消所有城乡差别，在教育、医疗、户籍制度等方面实现绝对的均等化，不仅是脱离历史的，也是超越时代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以后，传统的权利概念经历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即绝对的、排他的权利须受到某种限制，以服从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过程也是作为个体的公民重新进入社会的过程，是意识到权利之上还有社会责任的过程。无视他人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脱离时代的语境，抽象的权利只能在现实中逐渐风干。不要总让“个体”与“全局”彼此排斥、互相追尾，不要总将对“全局”的考量，放在“个体”的对立面上。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容易枯萎；思维陷入绝对时，真理即成谬误。如果说，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只是公民意识成熟的第一步，那么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还需要每一个人更多秉持目光四射的全局观念，更多承担力所能及的社会责任。

《人民日报》时评精选四

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

曾有学者慨叹，我们遭遇了一个“问题的时代”。从大都市恼人的雾霾到田野间空心化的村庄，从“蚁族”、“蜗居”难圆梦想到“舌尖上的安全”屡现危机。翻开报纸，相关讨论不绝于耳；打开网络，种种质疑迎面而来。一时间，问题让人烦恼，问题使人愤怒，问题令人“绝望”。

如何看待我们时代的问题？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总书记的要求，是对问题应有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声音”，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可以说正是在解决问题中步步向前。如果眼里没有问题、心里没有期待，也就不会改革、难言发展。有“问题意识”，是认识能力提升的表现；能畅所欲言直面问题，更是时代社会的进步。

然而，过犹不及。如果“唯以问题识天下”，群情激愤中，任“问题焦虑症”裹挟成极端情绪，固化为狭隘认识，演变为偏执思想，将人人变成易燃易爆品；如果“只让问题遮望眼”，心灰意冷间，让“问题悲观症”驱逐社会自信心，抵消发展正能量，吞噬我们的幸福感，“问题意识”本身就也成了问题。

今天的中国，发展很快，矛盾高发，问题不少。我们固然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但也不能期望万年之事、朝夕解决。将问题拖成历史问题诚不可取，毕其功于一役也绝不现实。任何时候不能忘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各种问题，不切实际的空头支票，超越阶段的夸张口号，或是“一招就灵”的万能良药，不是天真幼稚，就是轻浮狂躁。

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现实也无非是问题的存在和发展。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待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要把问题放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观察，与国情对接、跟现实对表。一年一度的春运最为典型，一个多月34亿人次出行，而人均拥有的铁路，还不到一根香烟长度。现代化的速度提升了，过程却无法压缩，再加上不断增大的人口规模、水涨船高的期待诉求，都使问题的存在有客观性、必然性，问题的解决有复杂性、长期性。

希望找到一个总开关，按一下就解决所有问题，肯定是空想。但在充满纠结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问题的细节里，倒确实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被遮盖的意义就会一目了然。比如，农民工问题。过去十几年里，2.6亿农民相继进城，接近俄罗斯 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他们的生活要在短时间内超越“绿皮车、编织袋”阶段，子女教育与就业，自身医疗与住房，十几年积累的问题要一下解决，即便是奥林匹克山上的希腊诸神，恐怕也无能为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消化问题同样需要时间。用辩证法的方式考量社会进程，才能还原事件的真实意义。

解决问题的愿望迫切，可以理解，更应该重视。不过，如果能多点“过程意识”，会更有利于看到主流、形成共识。比如教育公平。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占三分之一强。异地高考理应破冰，可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地开闸放水，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即使翻番，也无法满足如此激增的就读需求。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不正是在这样的日拱一卒中，才逐渐逼近问题的最终解决？

抽象的价值，存留在理论之中；具体的公正，则需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不像喊喊口号那样简单。医疗改革既需协调利益魔方，更需面对海量刚需和分布不均的现实；收入分配改革“分好蛋糕”理念明确，具体调整却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知易行难，在当前中国，尤其如此。不存在一种简单化的理念，可以立竿见影搞定所有“中国式问题”。30多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正是从哲学层面上理清了问题与过程的关系，才摒弃了急于求成的冒进，拒绝了休克疗法的诱惑，找到了正确的逻辑和顺序。

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初度路犹长。有时候，我们的确感到被问题“追着走”、“推着走”。这可以理解，转型期中国问题一大堆，公众和舆论更加敏感，未来的改革之路肯定也充满挑战。但也要看到，正是在对问题的不断突围中，国家社会得到了实质性改善。既有“问题意识”，也有“过程意识”，才能让改革者有更多回圜余地，才会对未来更有信心。

《人民日报》时评精选五

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会、改变国家。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由平等意识、网络媒体勃兴提供的多元表达平台、民主政治进步造就的个体意识启蒙，所有这一切，成为人们权利意识的萌发、表达和伸张的“时代注脚”。与之相伴，“权利意识”的高涨，也为树立法律权威、培养法治观念、发掘公民意识，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成为社会进步的催化剂。“一元钱”官司的较真，厘清的是社会是非观念；“物权”概念的普及，调动起创造财富的热情；“环境权”的主张，增强着生态文明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时代的洪流往往泥沙俱下，在极短时期内高涨的权利意识，也呈现出某种 “初级阶段”特征。正如《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的，“一部分人只注重享受权利，不注重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导致公众权利意识强与社会责任意识弱并存这一现象的存在”。飞机航班延误，冲上跑道拦飞机；发生医患纠纷，把棺材花圈抬到医院；网上讨论辩论，动辄粗口相向，乃至暴力威胁„„一些人为了维护个人权益，无视他人权益，罔顾公共利益，甚至更进一步，把他人权益、公共利益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这种走岔道的极端方式，将“权利意识”异化为“交相害”而非“交相利”的行为，让人遗憾，也发人深思：权利的风帆如何行进，才能抵达文明的彼岸？

“在一个多少算得上是文明的社会里，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一切权利，其唯一的来由是法律。”法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结论一针见血。“权利意识”的伸张，离不开“法治观念”护航。在法律的条款中去寻找依据，权利的主张才能水到渠成；在法治的框架下予以推进，权利的实现才能顺理成章。反之，把“权利”当作为所欲为的通行证，认为有了利益诉求，就能够理直气壮地去冲撞底线、挑战规则、突破边界，整个社会又如何做到和谐运转？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许多不言自明的遵循：在高速公路开车，尽管车是自己的，但是不能超速行驶；在城市里盖房子，尽管土地使用权是自己的，但依然要服从市政规划。这些常识的背后，是对个人权利的清醒认知——没有什么权利是绝对的。任何个人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惟其如此，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他人的权利才能得到维护，社会的福利才会趋于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艰难爬坡中，法治观念必须“跟得上”权利意识的步伐。一边是权利意识已经成为人们的惯性思维，一边是法治观念尚未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其间的落差，很容易造成社会生活的失序。没有对公共规则的遵从，我行我素的自由，就会导致“组团式过马路”的乱象；缺乏对法律程序的敬畏，对化工项目的异议，很可能演变成行为失控的骚乱。那种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以错纠错”式维权，看似“高效有力”，却会让更多人不讲文明、不守规矩。在这个意义上，权利如果不能正确行使，不仅不能成为法治进程的铺路石，反而可能变成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今天，如果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这也是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深层原因所在。既要“权利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第二篇：2012年《人民日报》人民时评12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防治艾滋 有治无类

王 琦 2012年12月03日04:51 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

在第二十五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由于社会歧视存在，有高危行为的人不主动寻求或不愿接受检测，导致我国有近一半的艾滋病感染者没有被发现，增加了传播的风险。这沉重的事实，令人难以释怀。

近半感染者未被发现，折射出我国艾滋病感染者就医率低下的严峻形势。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因手术输血感染病毒，却一直不敢正视病情。服用偏方之后，在未经检查的情况下竟然“自以为治愈”，如果不是后来因病就医期间被再次确认艾滋病感染，他恐怕还将继续自欺欺人下去。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感染者心理上背负的巨大社会压力。尽管多年来的知识普及始终提醒人们，艾滋病的感染渠道较多，不能把艾滋病感染跟吸毒、滥性、生活不检点画等号，但很多人一提及“艾滋病”，仍然难以摆脱恐惧、憎恶、歧视等负面情绪，存在这种心态的甚至不乏医务人员。就在不久前，天津一名肺癌患者因在手术前被查出携带艾滋病病毒，求医屡遭拒绝，最终他私改病历隐瞒病情，才得以接受手术。

医院尚且如此，艾滋病感染者在日常生活中的境遇可想而知。社会的歧视，让许多高危性行为者不愿接受病毒检测，增加了艾滋病病毒传播的风险。长期缺乏治疗和孤独，折磨着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身心。在生命质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中有的人迫于生计从事着可能传播艾滋病病毒的职业，极个别人甚至产生仇视社会的心理，不惜以身试法，报复社会。“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和偏见，以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正如总书记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所强调的那样，防治艾滋，有治无类。不论艾滋病感染者是从什么渠道感染病毒的，他们都是弱者、是受害者，我们都不应该抛弃他们，对他们的歧视是社会的耻辱。艾滋病感染者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让他们找到治疗的途径和合适的生活方式，提高他们的权益保护水平，帮助他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治疗的信心。这既是救治抚慰艾滋病感染者的需要，也是建设公平、公正社会的应有之义。在发达国家，艾滋病已成为一种“可控疾病”，患者死亡率、母婴传染率都明显降低，大多数患者已能在药物的帮助下长期带病生活。取下有色眼镜，彻底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让他们获得走进医院的勇气和条件，这是对他们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保护。艾滋病往往与贫困伴生，要让感染者得到有效的治疗，除了提高医疗救治水平外，还应该加强医疗救助，使贫困家庭的艾滋病感染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防治艾滋病是复杂的医学问题，也是紧迫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全民参与、全力投入、全面预防。只有如此，才能鼓舞起与艾滋病魔勇敢抗争的决心和信心，让我们的社会更安康和谐。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政务微博助推政务公开

李泓冰 2012年12月04日05:05 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有网友戏称，微博是上帝的礼物。这句话或许在人民网12月3日发布的《2012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得到印证——政务公开借助微博打开一扇窗户，在传递信息、听取意见、解释民惑、快速辟谣方面陡然加速。

2012年，光是新浪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在覆盖面、微博质量、应用水平、综合影响力等方面不断提升，数量突破6万，比去年同期净增4万多，增长率达231%。去年，有些人还谈微博色变，觉得微博给谣言以可乘之机。然而，微博是一种网络传播新方式，民间能用，官方为什么不能用？传谣的人能用，辟谣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求证的人能用，证伪的人为什么不能用？无数事实证明，反应滞后、应变迟缓的地区或领域，才会发生谣言比真相跑得还快的“杯具”，遏制谣言的有效手段，就是及时、透明地传递真相。政务微博“及时传递政府的声音”，维护了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亲和力。

以微博活跃度、传播力、引导力三项指标综合排名位居榜首的“上海发布”为例，它并非最早开通的省市级政府微博，但后来居上，有媒体甚至说，“‘上海发布’创造了政务微博的奇迹”。

“奇迹”缘何而来？其实不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此前，各地曾尝试过的“市长热线”、“市民信箱”，效果难说尽如人意。政府微博不同，它与公众公开实时互动，回复的时效、质量与效果一目了然。“上海发布”的回应，很勤快、可亲、实用，它曾呼吁市民周末买卷心菜帮助菜农，获得热情响应后，又连连感谢市民支持；它也很“高端”，曾促成时任市委书记回复癌症临终患者家属的痛诉，“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由此推动了临终关怀事业的改进„„

正像一位领导同志说的那样，“政务公开说到底，是政府与公众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是政民互动、政府与社会共治的一次制度性安排”。政务微博给这一“制度性安排”提供了成本低、效果彰、速度快、形象佳的渠道。

走向利益多元和观点多样的中国，如何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汲取正能量？党的十八大报告引人注目地提出，“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提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要求：“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在落实这一要求方面，政务微博为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改进执政方式插上了无形的翅膀。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

马国英 2012年12月06日05:03 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12月4日，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除了评出法治人物或群体，还首次评出致敬媒体，“充满法治精神与人文关怀”的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得了这个奖项。这成为本次评选一大看点。

微博在法治人物评选中获奖，说明在当前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的时代，新兴媒体正成为提升法治思维、推动法治进程的重要渠道。

微博是许多法治新闻事件的信息源头，“表哥”、“房叔”、“不雅视频”，无不始自微博曝光，引发反腐行动；微博已经成为政府与民间直接互动的窗口，政务微博集群式发展，敞开了信息公开的门窗，给公众开辟了政治参与的新路径。更有价值的是，在微博这个“观点广场”上，公众对复杂事件的围观，政府对网络热点的回应，本身就是法治意识、法治思维的培育过程。

当然，微博为法治建设注入动力的同时，也带来新的挑战。虚假信息泛滥，谣言跑在真相的前面，引发恐慌心理；失当爆料，恶意攻击，侵犯他人权益；买卖炮制“粉丝”，炒作话题，制造舆论压力„„对此有人诉苦：“在微博上没有办法讲道理，都是‘一边倒’、‘围剿式’的责难甚至谩骂，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反映出网络表达片面、非理性、情绪化的缺点。

面对微博给法治建设带来的新挑战，政府部门应当及时研究对策，进行前瞻性的制度设计。构建微博时代的公序良俗，归根结底还得靠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而坚持以法治思维处理微博及相关的互联网问题，关键是如何认识“网意”和民意的关系。

“网意”不能完全等同于民意，但即使这部分民意有时显得不够理性、不够冷静，却也是客观存在。因此，面对方兴未艾的新兴媒体，面对澎湃汹涌、泥沙俱下的“网意”，因噎废食不是正确的态度。

对待“网意”体现的权利诉求，首先还是要尊重倾听。中央领导同志强调，“网上的舆论，包括骂声我们都要听”。这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对于网上舆论不能置若罔闻，而是要主动了解、客观认识，并通过网上舆情了解民情、检讨工作、解决问题。

对于数亿网民来说，应该珍爱新兴媒体这个信息集散、社交互动的崭新平台，以守法、文明的行动，共同推动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

【新闻链接】

12月4日晚，2012法治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湄公河案专案组、刑诉法专家陈卫东、“嫣然天使”负责人李亚鹏以及候鸟守望群体等入选。人民日报法人微博获评首次设立的“致敬媒体”。法治人物颁奖盛典由全国普法办、司法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承办。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解决生存困境是救助之本

郝 洪 2012年12月07日06:59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 河南郑州立交桥下“农民工之死”事件已过去一周，其死前是否得到有效救助的争论仍在持续。12月5日，郑州两家律师事务所向当地民政局寄送了《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对此事件做出解释。

能否求证出该事件真相，尚难确定。至少，从当地民政局和救助站目前的回应里，我们还看不到对该事件的彻底反思。救助站拒不接受采访，民政局则以《进一步加强流浪乞讨人员冬季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回应追问，并表示，“再说之前的事没什么意义了。” 真的没有意义了吗？对该事件的追问既是对逝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关切。对于那些仍然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而言，它意味着更温暖的救助、更有尊严地生存；对于立志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它意味着更深切的自省和更积极的制度建设。

积极的制度建设，是完善现有救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包括民间公益组织在内的全社会救助体系，是对农民工群体权益保障的落实。桥下农民工，他们渴望就业，担心欠薪，节衣缩食，用微薄的报酬供子女读书，谋求更好的生路。他们缺失的，不仅仅是慈善救助，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在内的权益。

郑州“农民工之死”事件发生后，不少民间公益团体自发组织，购买棉衣棉被，为寒夜里仍栖息于立交桥下的农民工们送去温暖。被爱心包围的农民工心存感激，不过，他们最需要的是“有活儿干、能挣钱”。郑州一位农民工请求记者将他的手机号登到报纸上，为的是“找活儿容易点”。还有些农民工们，宁愿四处游走打零工，也不愿选择有工棚住的活儿，担心辛苦劳作的薪资被拖欠。

我们需要为这些无力者提供有力前行的最低保障——社会救助，更需要给予他们继续前行的希望和力量。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历史过程中的必然存在，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也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力，还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巨大动能，他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经济崛起，他们的走向则是中国小康社会发展之路上面临的挑战。

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救助关爱弱者、贫者是底线，避免弱者更弱、贫者更贫是责任。近年来，同工同酬、同命同价、同票同权的改革开启了城乡平权之路，但落实到具体现实，仍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在教育、医疗资源配置、社会保障覆盖上，城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仍需要制度上的突破。

今年国庆前夕，全国首家农民工博物馆在广州对外开放，向那些为城市默默付出的农民工致敬。建立一个博物馆、留存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历史固然好，但是，“农民工”一词还远没有到进博物馆的时候。他们是现实里活生生的存在，在我们汽车疾驰过的立交桥底下，在地铁出入口避风处，在繁华商场门厅的角落，他们，就在我们身旁，城市时刻能够感受到这个群体的温度和力度；而城市，将给予他们怎样温暖的回报？

用阳光慈善驱散公众疑云（人民时评）

王石川 2012年12月11日06:05 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日前，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由迟福林、俞可平、白岩松等各界人士组成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负责项目监督、经费监督、活动监督等，并向社会公布监督、审查结果。

在这个小鼠标能绊倒大“硕鼠”的时代，公众监督意愿空前热烈，监督能力日益提升，“开门接受捐款、关门使用捐款”注定行不通。“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严重的公信力危机，不仅募捐善款减少，机构声誉也受到影响。走出公信力危机，并无捷径，引入并健全监督体制是不可回避的环节。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既体现了中国红十字会接受社会监督的诚意，也是对民意的友善呼应。这些社会监督委员，既有良好口碑，又有深厚专业背景。公众对此事的积极反应也说明，当这些名人把自身形象与中国红十字会“绑”在一起，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形象的改善、甚而助推中国慈善事业良性发展，会更为乐观。

从建立捐赠信息发布平台，到“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会”的果决表态，再到今时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正通过一步步的制度安排，重塑公信力。当然，从现实反馈看，这种努力离公众满意尚有差距。若想进一步提升公众的认可度，需要继续创造条件接受公众监督，比如在信息公开透明上发力。

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对慈善机构而言，公开透明是无法回避的选项。没有公开透明，公众监督就是虚妄之谈；没有公开透明，就为腐败埋下伏笔。公开透明，不是简单粗糙地晒账本，公众需要知道每一笔捐款的来源、具体流向，需要知道善款有没有发挥效用。公开透明，也不能止于晒善款，红会的开支情况如何、内部运行机制，有无灰色收入等等，也是公众关心的热点。

红十字会其实还可展示更开放的姿态，推出更务实的举措。比如，不仅要晒账单，还要邀请专业的机构审核账单。香港红十字会的做法值得借鉴：为了确保专款专用，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结果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无独有偶，中国的壹基金也主动邀请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

公信力是慈善机构的生命力，拥有公信力才有未来。监督的阳光照进慈善机构的各个角落，才能驱散人们心头的疑云，慈善事业才会有更美好的前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

李泓冰 2012年12月12日05:44 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总书记广东调研，在深圳深情地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意味深长的举动，让人不由想起20年前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小平同志南方视察。

隔着20年时空，两位领导人都在郑重地强调同一个响亮的词——改革。和20年前一样，这个充满魅力的字眼，再次让国人心头为之一暖，信心为之一振。

20年前，小平视察南方之际，中国改革正面临重大抉择。能否重建改革共识、重聚改革底气，改革开放的路应该怎样走，成了人们思考的严峻课题。就在中国需要再进一步的历史时刻，小平同志以一席举重若轻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辉煌大幕，中国人蛰伏已久的生产力火山般迸发，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小平同志曾极具前瞻性地预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绝不能低估今后的风险和挑战。居民收入差距日渐拉大，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积累叠加，成为躲不开、绕不过的新课题。当此之际，尤其需要进一步凝聚深化改革的思想共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改革，打造民众的安全感、温暖感，提升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正因如此，总书记反复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各项工作，明确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也正因如此，李克强副总理疾呼“改革是发展最大红利”，必须承担历史责任，迎难而上、攻坚克难。

深化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更离不开“顶层推动”。十八大报告以三个“更加注重”来强调从制度性建设层面稳步推进改革，即“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新的领导班子率先垂范,倡导改革。新的“八项规定”破除领导特权，中央领导集体从具体事情入手，开启了转作风、正党风的新努力。不封路、不清道，习近平与其他中央领导与百姓同行，赢来一片称赞。

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在中国走向利益分化和观点多元的背景下，执政党敢于倾听、正视并回应“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以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汲取正能量，寻求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以推动和深化改革，这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希望所在。沿着20年前小平走过的道路，总书记和民众共同重温小平、呼应小平，倡言深化改革，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新气象前景可期。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拿什么迎接“速成汽车社会”

范正伟 2012年12月13日05:49 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不让路，将受罚。北京卫生局日前称，北京市拟为急救立法，保障急救车的道路优先权。如急救车正在紧急救援、转运危重症患者，社会车辆故意拒不让行的将受到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对北京那位50岁的女性伤者来说，这是一个迟来的规定。12月7日，该女士遭到罐车碾轧后，被救护车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一路几乎没有车辆让行，3公里的路足足走了40分钟，最终伤者没能坚持到医院。

类似的悲剧，已经不是第一起。除了扼腕逝去的生命，指责车主的麻木不仁，抱怨北京的道路拥堵，我们还应该检讨什么？

事件发生后，有网站调查“你会为救护车主动避让吗？”95％的网友说“会”。但为什么到了现实中，却很难实现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有其他原因？

许多人都有一个感受，开车与不开车状态很不一样。平时很温和的一个人，一开车就耐心渐失、脾气见长，前车开得慢点，会焦躁不安；遇到堵车，很容易抓狂；碰到加塞儿的，脏话也会脱口而出。想要这样的“路怒族”主动让路，恐确有点难度。

所谓“内外有别”。开车时，封闭的钢铁躯壳，让人获得安全感的同时，也把人变成了孤岛。车流滚滚的马路，是比“陌生人社会”还陌生的社会。如果没有道德法律约束，“丛林法则”难免盛行，短期行为不可避免。方便自己不管他人，就会成为“理性”选择，诸如抢道、开远光灯、随意停车，也会被“去道德化”。

截至2012年10月，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38亿辆。车辆井喷增长，道路日益拥堵。对车主来说，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用“车德”去弥补不足，而非恶化本已脆弱的路况。对有关部门而言，同样要与新问题赛跑，确保制度供给跟上时代脚步。

有人对网上“实拍德国千余辆车自觉给急救车让道”的场面感到震撼，却不知道文明背后的“德国规则”：碰到急救车鸣笛，“左车道的车往左靠，右车道的车往右靠”，如果哪位司机不让道，轻者罚款、重者坐牢。其实，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类似规定：遇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鸣笛，“应当让行”。但究竟怎么让行？让行违章了怎么办？不让行又会怎样？许多人不清楚。不仅如此，前几天还曝出这样的新闻：兰州一名120急救车司机，竟然违规使用急救车去陪女朋友看演唱会！

有时候，人们麻木的背后，不一定是冷血，还可能因为陌生，因为缺乏信任。

还是在前几天，一名男子在北京地铁站台上晕厥，在列车进站时掉下站台，千钧一发之际，站台上数百人集体高喊“停车”，还有人不顾安危挥手叫停。最后，列车急停，男子获救。在一个速成的汽车社会里，如何让人们的爱心放飞车外，如何涵养中国社会的汽车文化，值得深长思之。

从曾经的自行车王国，到今天的车轮上国家，中国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了欧美几代人的梦想。让更多人开上汽车，这是发展；让更多车主遵守规则，这是文明。

从源头着手遏制“奢侈冲动”（人民时评）

郝洪 2012年12月14日05:37 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12日，最高人民法院的禁令再掀整治“奢侈会风”高潮。包括严禁借开会之机公费旅游，严禁在高档酒店召开会议，严格控制研讨会、论坛、庆祝会等，句句切中时弊。

这一禁令既是对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积极落实，也是对前不久芜湖“奢侈会议”事件的后续回应。此前，媒体曝光了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检法部门在黄山景区五星级酒店开会，入住近500元一天的房间，餐价每桌千元以上。事件发生后，芜湖相关部门立即组成调查组，责成相关责任人检查，并在全市通报批评，会议所有费用由参会人员个人承担。

“奢侈会风”是社会潜规则之一。组织去风景名胜地、高档宾馆开会，是一些部门、行业的福利，也是不少企业、机构公关的手段。正因此，许多政府部门、单位机构的开会地点和方式越发高档、奢侈。殊不知，这种会风极易腐蚀人——不用花自己的钱四处出游、住五星级酒店，酒桌间的推杯换盏，娱乐场上的沉醉贪欢，不但冲淡了会议的主题，而且助长了骄奢淫逸，腐蚀着公权力的公信力。

今年4月，延安“公务员集体港澳公费旅游却谎称开会”的荒唐事件也是如此。报道说，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共有20名公务人员，其中10人集体去香港、澳门旅游，该局不但没有向宝塔区政府汇报出省事宜，还谎称去省卫生厅开“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会”，实际上，这次会议早在2月就举行过了。

早在30年前，国务院就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到著名风景游览胜地开会的通知》，1998年，中办和国办也联合下发《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知》。时至今日，“开会旅游”仍然盛行，以至于，举办政府会议和公务接待成了风景旅游地不断发展壮大的产业，为拉动地方GDP贡献重大。

医治“奢侈会风”沉疴痼疾，需要严肃查办顶风而上的典型，需要阳光监督。阳光之下，才有河清海晏、官清民安。一些部门之所以会风奢侈，就在于手里有钱，花钱随便。当政府预算和三公经费等信息彻底置于民众监督之下，类似假会议之名行部门福利和公关之实的“奢侈会风”才会有所收敛。

日前，北京大学一个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中国行政透明度观察报告2011—2012》，报告显示，中央政府42个部门中仅有23个在信息公开测评中达到及格分60分以上，有近半中央部门行政透明度不及格。这意味“三公”等信息公开，距公众期待还有不小差距。只有从源头着手，监督各部门的预算和三公经费，才能遏制“奢侈冲动”。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校园伤害案须“双向归因”

金苍 2012年12月17日04:56 “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无论远或是近，这样的消息都让人心痛。美国发生校园枪击事件，20个孩子和8名成人遇难；河南光山县的校园伤害事件中，22个孩子被砍伤。

尽管事实还不够清晰，但这两起事件都是极端心理刺激之下的反社会伤害行为。从媒体报道看来，美国的惨案制造者，饱受人格障碍困扰；而河南的施暴者，则有20年癫痫病史，并逐渐呈现暴力倾向。

正如现代犯罪学之父龙勃罗梭所言，导致犯罪发生的原因很多，绝不能“以其中一个原因代替所有原因”。在审视具体个案时，既需要有“内归因”：犯罪者的人格、动机、情绪等；也需有“外归因”,即事件的社会背景。

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归因，我们可撇开不论。需要思考的是，河南的校园伤害案中，为何300多个孩子生活其中的校园无人看守？为何有社会危害的疑似精神病人能“经常出去乱跑”？而当地拒绝采访、封锁消息甚至是教育局人员在办公室玩游戏、有关领导质疑记者“讨论这有啥意义”，都折射出这起恶性事件背后的必然。

22个受伤的孩子，暴露社会管理盲点。而每一个盲点，都可能成为吞噬生命的陷阱。消除这些盲点，需要更为精细、科学的管理方法，也需要更负责任的态度。

社会归因是必要的。但如果把一切推给社会，那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偏颇。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反社会型人格”的人存在，这不是随人的意愿可以改变的。

过度的社会归因，会让更多人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社会。归因的“折扣原则”是，存在多个原因时，单个原因与结果的逻辑联系会被弱化。反过来说，弱化某些原因，必然强化其他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示范效应，给恶性犯罪以“逼上梁山”的心理错觉。“双向归因”，才能更好地寻绎事件的上下文，从而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既需从大处着眼，形成更完善的社会风险防范体系。也需从中观着手，扩大社会工作者队伍，排查与疏导心理问题、进行精神卫生启蒙。更需在小处落实，看看身边是否有情绪或精神异常者，需要更多善意的帮助和微笑。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人的心理完善中，提升社会文明的程度。心香一瓣，祈福孩子们，这些世上最娇艳的花朵。唯愿在你我的共同努力中，12月14日，网友命名的“世界儿童悲伤日”，不再重演。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以市场化改革激活“城镇化红利”

叶琦 2012年12月18日04:40 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要素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

新一届中央领导履新，思路决定中国未来方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城镇化”首次单独列为主要任务，进一步凸显出这一“中国发展的大战略”的重要性。

从某种程度上说，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制造需求”。不仅是人口进入城镇后的消费需求，还有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这是巨大的“累积效应”。有经济学家估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能带动居民消费总额增加1200亿元。培育得当，城市化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50%，被视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不过，数字背后有隐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

一系列新闻事件，也佐证着这样的数字。从郑州到大连，连续发生农民工在城市中冻死的事件；农民“被动上楼”、耕地“占优补劣”，不时引发争端„„城镇化，绝不仅仅是数字的增长。

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所说，“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低质量的城镇化，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性配套。从土地制度到户籍管理制度，一系列限制让高速经济增长之下自发的城镇化，成为一种稍有些跛脚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一般在75%—80%，甚至更高。中国的城镇化，依然有着广阔空间。不过，未来城镇化的跃升，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应是质的变革。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应该“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有制度的改革，才有城镇化巨大红利的释放。高质量的城镇化，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来完成，让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才能完成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打破二元结构的户籍坚冰，才能形成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人力资源市场；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也能为进一步的城镇化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是将合理的顶层设计与积极的末端治理相结合，为城镇化造就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避免与民争利、公益缺位、功利上位等现象的出现。中国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看好，有人唱衰。不可否认的是，潜力巨大，挑战也巨大。从“刘易斯拐点”到“中等收入陷阱”，许多险滩需要突破。在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寻找自身蕴藏的巨大潜力。城镇化的推进，或可成为一个突破口。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一端一窝”的警示

李浩燃 2012年12月19日04:14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须以制度破除利益共同体

近日，河南许昌东城区征地办、动迁中心60余名工作人员的腐败窝案曝光，引来广泛关注。

一端一窝，虚造协议骗取拆迁补偿款、助人编造虚假拆迁补偿协议收受贿赂，许昌拆迁领域两个科级单位的团伙作案，让人发问：他们的胆子何以如此大？干部之间的内部监督缘何失效？公民、舆论、法制等外部监督为什么没能及时介入？“一窝”腐败的曝光，再次凸显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湖南耒阳矿征办窝案、重庆校长集体贪腐案、广东棠溪村18名村官集体受贿„„近年来，团伙腐败的案例不时见诸报端。2011年，社科院发布的《反腐倡廉蓝皮书》指出，腐败主体从个体向团伙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这成为贪腐发展的新走向。

与个体腐败案相比，团伙腐败显然性质更恶劣、社会危害更严重，应当引起全社会的警惕。在许昌这起团伙腐败案中，不仅负责拆迁的官员之间，甚至官员与被拆迁的村民之间也达成罕见默契，衍生出集体贪腐的利益链。表面上看，人人得好处，仿佛利益最大化了；仔细推究，少部分人发了拆迁补偿财，公共利益却在无形中蒸发。这笔账，怎么算？ 当每个人都放弃互相监督，集体贪腐便有了可乘之机。集体掩护、集体失声、集体串供，部门内部风险共担，成员之间拧成一股绳，如同蚂蚱一样被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外部监督形同虚设，也让利益共同体“内部安全”的心理机制被强化。以此案为例，如果拆迁过程中要拍照、录像的规定能执行，审计、监察的力量能加强，这一窝腐败，恐怕也难以发酵、成形了。

“团伙腐败”说明，腐败也是慢性病、传染病。当“公共利益部门化、集体利益个人化”，部门成员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这让一些本想保持干净的人担心在单位内部被逆向淘汰，被迫“打湿了鞋子”。正如当事人所说，“大家都这样做了，我不做会显得不合群”。而“一起捞过钱”，更能形成攻守同盟，扩大腐败范围，演出“一抓一串、一端一窝”的剧情。防范腐败传染病、慢性病，不能仅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更须从法律制度给以警醒：反腐利剑高悬，无论腐败个案还是窝案，“伸手必被捉”。完善管理制度，保证决策制定、落实执行、考核审计、监督反馈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开，用阳光照亮暗角。增加监督话语权，动员公众并创造可行形式让其参与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才能破除内部利益共同体。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断时刻警醒我们，筑牢反腐的防线，必须堵住腐败利益源、斩断腐败利益链，让各项制度真正管得住人。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鸡吃药，人有权知道

张铁 2012年12月20日08:29 鸡肉的“信息不对称”，提出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近日，网文“一只鸡的生活意见”热传。根据中央电视台对速生鸡的报道，网友以第一人称重述这种鸡“悲催的一生”：从出生到出栏，只要40多天，基本不睡觉；鸡舍环境肮脏，除了饲料外还要吃20多种药品，其中大多是抗生素。

按照畜牧专家的说法，“速生”并非那么可怕。现代化育种技术、高水准饲养管理、全面均衡的饲料营养„„随着养殖水平的提高，那些过去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从科学角度讲是可以实现的。所以，40天生长期是否太短、能否使用药物或许可以存而不论。对于“一只鸡的一生”，更应关注的是毫无节制地投食药品，甚至是违禁药品。在电视画面中，我们能看到一些鸡场使用了“盐酸金刚烷胺”等禁用兽药，而地塞米松则是激素类药物，可以让鸡多吃饲料。

加强对畜牧生产的监管，已经是个老话题，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不断被放到台面上讨论。实际上，由于大多数实行规模化生产，对鸡场的监管并不复杂。通过录像监控、突击检查、实地走访，都能发现问题。速生鸡事件中出现的编造养殖记录、花钱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等，暴露出的是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的失职。

鸡肉这类食品，存在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在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链条中，消费者处于最尾端，信息经过层层传递，到消费者那里时已经大大衰减。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光泽；靠嘴巴，只能尝到鲜度、口感。服用了禁药，鸡肉中残留的相关物质超标，消费者既看不出来也尝不出来。更多信息，只有通过“试错”来积累。但这一过程，存在风险，甚至是代价高昂。

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严重的“市场失灵”。在经济学中，这叫“柠檬市场”。买方不了解商品的质量情况，因而不互信，使得交易成本变大，最终导致市场萎缩和消失。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鸡场老板不会考虑消费者的想法，在监管缺失之时，会大胆使用违禁药品、超量投药以降低成本，整个市场上演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过程，损害消费者权益，降低社会福利。

从信息的角度看，速生鸡事件提出了食品安全领域一个未被重视的问题：如何加强食品安全信息的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蓝皮书》通过对全国43家地方政府网站的调研，发现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信息披露还不到七成。具有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各政府机构之间如何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平台？食品安全信息如何快速、有效地传达给消费者，建立持续动态的监督检测信息披露制度？这些都是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披露必须回答的问题。

山东公布“速成鸡”调查结果

所涉企业被责令整改（新闻追踪）

据新华社济南１２月１９日电（记者张志龙）山东１９日晚间公布4地市“速成鸡”事件调查结果，责令所涉企业整改，并下发紧急通知规范兽药使用监管整治。

据１９日晚间相关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截至目前，平度市崔家集镇袁家庄养鸡场已被查封并取样检测，公安部门已对养殖场负责人进行传唤审查；高密市大牟家镇小迟家村养鸡场负责人已被警方控制；滕州市官桥镇西郑庄养鸡场、盈泰集团颜楼养鸡场被证实分别于今年５月份、８月份停止养殖；六和平度屠宰场和盈泰集团屠宰厂已被责令停产整顿，原料和产品全部封存，并取样检测。对媒体报道涉及的其他问题，调查组正在进一步核查中。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缓解打车难，政府应有为

李拯 2012年12月21日05:14 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

20日，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打车难成为普遍问题，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

为什么会出现“打车难”？宏观而言，出租车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拿北京来说，常住人口年年上涨，而出租车数量一直维持在6.7万辆上下，总体上供不应求，不出现“打车难”才怪。

供求失衡的背后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出租车数量并非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发出的经营牌照数量。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牌照的严格管控，导致了需求青云直上、供给原地踏步的总体失衡。

供求之间还存在“时间错位”。越是早晚高峰，越是难打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打车的人太多造成的。而事实是，很多司机在这个时间段拒绝拉活儿。在北京一些加油站，高峰时段故意“趴窝”的出租车常常排成长龙。高需求为何没能带动供给井喷？这反映出的，是出租车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政府部门审批、公司承包运作，这样的模式，本意是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特许经营费演变成价格不菲的“份儿钱”，辗转摊到了司机身上。加上油补增加远远跟不上油价上涨，运营价格无法随着市场稀缺而上涨，这些因素使得出租车行业“活难干，钱难挣”。到了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油耗上升，司机自然就没有了运营的动力。黑车横行、挑客拒载、恶劣天气打车难，很多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此。

可见，“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否应逐步放宽出租车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系到出租车的公司经营模式，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导致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

打车难，下决心解决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财政“紧日子”要长期过

刘成友 2012年12月24日04:37 应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严控行政开支 刚刚结束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强调，明年依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将加剧财政收支矛盾，要树立“过紧日子”思想，严格控制行政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过紧日子”的说法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央政府就提出要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一些省份主动降低公用经费，减少“三公”支出。如果说，那时的“过紧日子”还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暂行之策，现在的“紧日子”则需从长计议，要做好长期过下去的心理准备。

为什么这么说？ 算大账，财政面临的“一减一增”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面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各级财政税收不同程度地减收。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0.9%，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8.6个百分点。而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下行，使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很可能成为中长期现象，以往每年20%—30%的财政增速，难以再现。另一方面，稳增长、调结构、深化改革，特别是改善民生都需要增加财政投入，这方面只能增，不能减。财政吃紧可能成为常态，倒逼政府首先要“过紧日子”。

找问题，大手大脚的花钱方式让百姓意见纷纷。旁的不说，一些部门年底突击花钱，就很难给出让人信服的解释。还有，每年审计报告披露的大量经济问题，年复一年得不到根除。预算不规范、审批“黑洞”多、支出不透明、投资欠科学等现象，蚕食着政府公信力。行政部门必须革除流弊、精打细算，善于“过紧日子”，才能给人民一个满意交待。

看形势，中央新近出台八项规定，是各级政府转变作风、降低行政成本的契机。这些富有针对性的“硬杠杠”，对于久难治愈的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是一剂良药。一级一级延伸下去、坚持下去，必然有利于减少“三公”支出、降低行政成本，避免奢侈败家，改进党风政风。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屡创新高局面的各级干部来说，“紧日子”可能有些难以适应。但是，如果这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各级政府就要想方设法积极应对。

做好长期“过紧日子”的准备，必然要求各级政府加强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各级财政应抓紧研究制定眼下可用、立马见效的紧缩开支的预案，更应该通过建章立制、自我约束和舆论监督，让公职人员节俭办事。而从长远来看，如何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地方政府增加财政自主权；如何提高财政使用效率，建立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体系；如何建立规范、透明的预算制度等等，都是过好“紧日子”无法回避的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电视问政不能止于眼球效应

詹 勇 2012年12月25日06:33

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

岁末年终，正是各级干部“交答卷”的时候。且不说工作好坏优劣，如何“交卷”本身也是一个看点。相比一些地方搞关门总结、自我表扬，日前武汉、温州等地“电视问政”的火热现场令人耳目一新。

暗访短片揭短亮丑、市民“考官”毫不客气地逼问、“应考”干部脸上直冒汗珠，这富有冲击力的一幕幕，通过直播镜头传到千家万户，搭建起一个百姓参与、官民互动的考场。

通过电视传媒打开大门吸引公众参与，又通过考评百姓意见大的问题提升关注度，这样的考试颇有创意。

然而，热闹之中也有隐忧。有人担心，时间一长，观众审美疲劳了，干部学会应对技巧了，电视问政还能问出真问题吗？有人疑虑，干部在节目现场斩钉截铁，出了电视考场能不能一条条落实？还有人质疑，为什么非得上电视才能解决，平时干什么去了？

种种疑问，说明电视问政虽然是一剂猛药，但改作风、抓实干的治本良方还有待继续探索。高收视率、社会热议的“眼球效应”之下，虽然给干部造成了不小压力，但节目播出总有时间和频次的限制，面对复杂而漫长的现实工作，舆论压力难以持久，电视问政不可能包打天下。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台上流汗、台下逍遥，那么电视问政难免成为一场政治秀，火爆背后加剧着“不曝光不干事、一曝光就解决”的路径依赖，老百姓就会越问越生气、越问越失望。电视问政的烦恼，在网络回应、领导接访等方面同样存在。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电视问政之所以受人欢迎，就在于拓宽参与渠道、创新监督方式，让老百姓的知情权、监督权有了实现的平台。但是，监督不是一阵风，阳光更需要时时普照，如何走出短期的眼球效应，让倒逼压力可持续，检验着制度设计的科学性。

创新监督才能刷新政风。问题的关键，在于把民意锻造成一种刚性力量。电视问政的重要取向，就是不再自说自话、自我评价，而是把群众感受、人民满意作为检验标准，让老百姓来打分。加强群众监督，既要提供更多渠道，也要确保老百姓说话有分量。这次温州的电视问政，大胆地把“考分”与末位淘汰挂钩，直接影响乌纱帽，让一些干部备感压力。循此思路，如果进一步完善群众监督、社会评价机制，让民意在工作评比、政绩考核、干部升迁等方面取得更大权重，将会从根本上推动干部“目光向下”，更主动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城门洞开等于教育公平吗

李泓冰 2012年12月26日05:06

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这组来自上海的数字颇让人吃惊：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重高达40%，且还在不断攀升。小学一二年级，非沪籍学生更超过一半。上海已实现随迁子女全部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在沪就读的随迁子女达50万。这意味着，今年上海市基础教育投入的470亿元，花在非沪籍生源孩子上的教育经费已超百亿元。

很为上海及上海人的胸襟感动。

在同样的阳光下，这50万个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与他们同龄的上海小囡同桌同学同游戏，同样享受沿海发达都市的优质教育。本来，他们极可能成为乡村中孤独无依的留守儿童，在亲情的饥渴中艰难成长。

这也是一个城市最大的善政之一。它为来自乡村的孩子带来了亲情、优质教育与城市的善意，正在温暖50万颗幼小的心灵以及他们未来的人生，也温暖着同龄城市儿童未来生存环境的稳定安宁。

然而，和谐下的隐忧也不容忽视。城门一旦洞开，会不会掩盖更大范围、更深领域的教育不公？

50万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也给上海基础教育带来沉重压力。从前是父母在城里打工，孩子随迁就读；现在不少人是为了孩子得到城市优质教育，跟随孩子来城里找工作。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当50万变成100万甚至更多，优质教育还能否继续优质？洞开的城门是否不得不重新关闭？会不会激起更多关于不公平的抱怨？

城市化浪潮正重塑着中国的经济地理和人文地理，村庄“空心化”、老人“空巢化”、儿童“留守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往高处走，人们争先恐后涌入大城市，是因为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更有秩序的社会甚至是更有尊严的生命。而在渐次空心化的乡村，在凋敝的小城镇，这些却显得珍稀而奢侈。

应该鼓励城市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同时也应意识到，变相鼓励乡村儿童涌入城市接受教育，并不等于真正的教育公平，更不等于公共资源的阳光公平普照。相比全国约5000万的留守儿童以及更多的乡村孩子来说，50万也仅仅是杯水车薪。只有中国的乡村与城镇，都能拥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时，人们才不会为了孩子的未来背井离乡。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落实责任，为校车护航

王石川 2012年12月27日04:59

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

12月24日上午，江西省贵溪市滨江镇，一辆载有17人的7座面包车坠入水塘，致11名儿童死亡。目前，贵溪市政府副市长等12名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停职检查。

从刑拘肇事司机到关闭幼儿园，从赔偿遇难幼儿家属48万元到迅速启动问责机制，积极善后，体现了不苟且、不回避、不姑息的诚意与决心。只是，那11名溺毙在冰冷河水的孩子看不到这一幕，他们还没来得及绽放的人生，再也无法指向美好未来。

问责，才能告慰死难儿童；反思，才能遏制悲剧。如果早一点关闭幼儿园，早一点查处超载校车，悲剧或可避免。梳理近年来发生的校车悲剧，不难找出它们的共性：校车不达标、超载、超速„„因校车事故频发而催生的《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已于今年4月正式施行，该条例对校车已经出现的问题、可能存在的软肋都有所着墨，可仍然无法阻拦一些校车驶向死亡终点，原因在哪里？

发现病灶容易，开出药方也容易，但是，现实中，偏偏有人不照方抓药，甚至干脆把药方扔在一边，钝感如此，悲剧能不重演？而反思这起校车事故，除了看到灰色监管，还应该看到，在一些僻远乡镇，对不少孩子来说，无论优质校车还是正规幼儿园，都还是梦想。比如，当地政府之所以没有及时关闭幼儿园，是因为一旦关闭，这些孩子将无园可上；而这辆寒酸的面包车，根本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车，而是园长用来接送孩子的“私家车”，质量没保证在所难免。

根据教育部去年发布的公报，2010年我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56.6%。多达近半数适龄孩子无法入园，这是无法回避的严峻命题。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部署，“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安排500亿元，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困难地区发展农村学前教育。500亿元的财政投入，也许无法保证所有适龄幼儿都有园可上，但重视和发展学前教育的思路却值得关注。

如今，我们正阔步走在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的路上，但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为弥补学前教育发展的短板，就需要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世人吁盼已久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4%的目标，今年已然实现，教育大投入的阳光也应该照进学前教育。这样，上不起、上不了幼儿园的孩子也就能更好地感受到公共财政的暖意、公共政策的善意。因此，遏制校车悲剧，不能止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提振责任意识，不加大教育投入，不破解关涉留守儿童的制度之结，校车悲剧就很难消失。为校车护航，就是为生命护航；保证孩子受到良好教育，就是播种美好未来。惟愿开往春天的校车，能够载着孩子走上安全而明媚的希望之路。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风难改更须改

刘成友 2012年12月28日05:10

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新闻媒体自身发展的需要 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中宣部就改进文风作如此具体的要求，并不多见；内容之细致、实在，让人们眼前一亮，精神一振。

中央改文风的倡导，由来已久。70年前，毛泽东就借延安整风提出整顿学风、改进文风。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批评了假、长、空的文风，提倡短、实、新，让人印象深刻。问题是，我们从小就学习《反对党八股》的名篇，在实际工作中却常常不自觉地做了“八股文”的奴隶。一些僵硬刻板的报道，连媒体人自己都不爱看，甚至有“谁写谁看、写谁谁看”的自嘲。由此可见，改进文风殊为不易。

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改进文风，为啥这么难？

思想上不够重视，改文风就难。以为文风是形式，是外在的花架子，新闻报道讲客观，只要把事情陈述出来，把过程说清楚，就行了。至于能不能吸引读者，都不重要。岂不知，形式反作用于内容，本身就是内容的一部分；衣着打扮、“穿适合自己的脚的鞋子”，都是气质的外在体现。

对新闻规律尊重不够，改文风就落不到实处。没有时时“在路上”的状态，难有鲜活生动的素材和发现；没有读者喜闻乐见的创新表达，难有冲击力和影响力。采访手段再现代化，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自说自话，就会忽视受众需要和感受。党报党刊首先是媒体，不是工作简报或表扬栏，工作性和新闻性的关系必须处理好。没有长效机制，改文风就会成为一阵风。倡导改文风，善始易善终难。必须辅以制度和规范，才能抵御惰性和积习。纠正不良文风是一项长期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这次中宣部要求各级党报党刊制定具体方案，建立健全工作制度机制，把改进文风的要求体现到稿件使用、业务考核、业绩评价、评奖表彰中，确实是打到了点子上。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不除，改文风就容易成为空谈。文风是作风的体现。政风不改，官气不除，文风就难改。群众热切盼望中央八项规定，能成为改进党风政风的契机，从根本上推动改文风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于党报党刊来说，传统优势不是因循守旧的理由，宣传引导不是不求创新的借口。改进文风，让报道变得有用又好看，既是群众的呼唤，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诚如一位资深记者所说：作风不是“风”，它是一种习惯，一种坚持，一种养成，一种素质。当每个个体的自觉努力汇聚成一股洪流，必然会吹起一股清爽质朴的新风，拓展出一片改革创新的天地。

多问些群众的“恼火事”（人民时评）

范正伟 2012年12月31日05:49 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

提问是一门艺术。许多时候，提问的方式和角度，往往决定着回答内容。换句话说，想听什么回答，就会有什么提问。

日前，在湖北恩施冒雪走访村民时，李克强副总理一句“有什么恼火事”，引发了村民“吐槽”，也引起了媒体关注。走访考察，如何问出真问题、怎样沟通真感情？这种提问方式，颇有启示意味。

“有什么恼火事”？它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于打破了“一团和气”的对话惯性，改变了“报喜不报忧”的汇报思维。谈成绩还是看问题？听套话还是要诤言？岁末年终，对走访基层、嘘寒问暖的领导干部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展示好的一面给人看，本是人之常情。这些年来，为迎接上级考察，少数地方严密部署，对地点“精挑细选”、对人员“重重把关”，有的还准备“脚本台词”，进行“指导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群众会道实情、吐真言。当展示成了演示，汇报成了“表演”，就少了许多坦率和真诚，也让“人情”变了味，越了界。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上级想多看成绩，基层的粉饰雕琢自然会多一些；如果上级想知道群众“有什么恼火事”，想看看基层“没有准备的地方”，下级求真务实的风气则会浓一些。因此，去基层看什么、问什么，既体现着执政理念，也关系到作风导向。

我们历来强调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客观地总结成绩、看待成就，有助于鼓舞干劲、坚定信心。但正如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国家治理，要避免用总量掩盖平均、用平均掩盖差距，就必须在宏观之外，更多地关注具体问题；在成就之外，多看看存在的不足。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对问题矛盾如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仅会贻误消除弊端的时机，还会使问题难上加难、风险越积越多。正所谓，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有“问题意识”。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问题；群众的恼火抱怨并不可怕，相反，它是我们工作得失的检验，是改进工作的标尺，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执政资源。只有善于引导群众说大实话、提真问题，勇于到群众意见大、怨声多的地方去，才能真正做到问政于民知得失、问需于民知冷暖、问计于民知虚实，使决策更加符合群众意愿，赢得群众发自心底的拥戴，筑牢改革发展稳定的根基。马克思曾说过，一个问题，只有当它被提出来时，意味着解决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了。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问题”如何提，考验着态度能力；这个“条件”是什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求真务实。

第三篇：高考作文材料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资料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微时代的“失陪”隐忧

家是什么？对中国人来说，家曾经是堂前萱草、围炉夜话，是严父庭训，是慈母灯下缝纫寒衣……家是至真至美至善的所在，是每一个孩子人生最温暖的起点。

看看现在的许多小家庭，又是怎样的一番场景呢？晚炊之后常见的，怕是年轻父母握着手机边吃边刷微博微信，顾不上倾听膝下幼儿软软的稚嫩表达。都说现在进入了“微时代”，工作、社交甚至购物，都因互联网终端在掌中的普及，而绵延成了24小时无休。幼儿则抱着父母扔过来的ipad沉湎游戏，稍大的孩子独自沉埋于题海文山，等到了中学，孩子们自己也被“掌中宝”深深诱惑。

这些浅淡的、片断的“微交流”，阻隔了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亲情。当你迫不及待忙着在电脑上、手机上刷屏发言、“晒”各种照片、忙各类点赞时，却忽略了声称“最爱的”孩子内心深处的孤独空寂。孩子和父母虽处一室却常无交流；很多父母虽然每天都在孩子身边，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实现真正的父母陪伴。这种现象被专家称为“隐性失陪”。

不少城市儿童，貌似有多达六位至亲长辈的贴身照顾，物质上未必匮乏，精神上却可能孤寂无依——“失陪儿童”受到的隐性伤害，重重叠叠，日积月累，迟早会酿成家庭甚至整个社会难以下咽的苦果。一项针对我国超过1000个家庭的学前教育现状进行的长达5年的研究表明，父母“失陪”现象相当严重，存在三个突出问题，即“托付式教育”“隐性失陪”和“父亲在教育中的缺失”。

其实，这三个问题的指向是同一个——高质量的亲子互动严重匮乏，使父母和孩子互相成为“熟悉的陌生人”。越是幼小的孩子，越需要父母的积极陪伴。共同参与孩子的成长，才能满足孩子最基本的安全感和成长需求。

现在，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长期的亲情疏离，影响不可忽视。能否再关注一下，城市里还有多少“隐性失陪”儿童呢？众所周知，长期处于亲情饥渴状态的孩子极易形成叛逆、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的性格特征。“微时代”来得猝不及防，不少年轻父母漫不经心地放弃了对孩子的情感与精神滋养，所造成的家庭交流困境，正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倘若不加重视，任其发展下去，这份对童年的亏欠，不但永远无法弥补，更透支着未来。

环顾四周，有多少孩子失去了亲情滋养，眼眸中不再有安宁和清澈，开始用怯懦、自卑甚至敌意的眼神打量这个世界？当初为人父为人母，最初的欢欣过后，请记得，别对孩子“失陪”。否则，明天，这些孩子可能对家人、对社会都失去爱与温存。

《 人民日报 》（2015年05月14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文明需要更多“省视的目光”

近日，几条社会新闻划出“U型”转弯。事件峰回路转之际，舆情也呈现从简单判断到深入剖析的演进，让人看到社会文明建设“更进一步”的契机。

事情都不复杂，每个人都可能遇到：女司机被逼停遭暴打，行车记录仪却显示，两车早有并线、别车的几度斗气交锋；导游对没有消费的游客破口大骂，却有人指出这本来就是只要1元钱的“旅游消费团”；武侯祠石碑遭人刻字，网友人肉出的电话，却让同名者无辜“躺枪”、不堪其扰。几件小事，情节反转，揭示出“文明”一词背后复杂的现实语境。

面对这样的场景，大家都有基本的文明观，对错的边界不会模糊，一些根本性的判断不会出错：不管有理没理，打人不仅是文明问题，更是法律问题；不管多么难，做好服务都是导游的本分，骂人有悖基本的职业道德和社会伦理；而从埃及的卢克索神庙到故宫的大水缸，“到此一游”的方块字确实是文明的污点。有了这样的共识、守住这样的底线，文明才算是迈出了小小的第一步。

不过，现实也绝不是非黑即白的文明判断题。暴打司机的视频足以激发很多人的义愤，但看了双方此前你争我抢的斗气，不少人也转变看法表示“无法同情女司机”。骂人的导游确实让人全无好感，但“一元团”的背景，也让人感叹游客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刻字激发“文明耻感”，但人肉搜索、电话骚扰却也走到了另一个不文明的极端。新闻本身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如果只是看到结尾就匆忙下结论、做断语，难免会失之偏颇，进而产生道德迷失。

上世纪70年代，电影艺术领域曾出现“道德焦虑派”，以影像探讨人可能面临的道德悖论。上面这几起事件，就颇有道德悖论的意味，却也足以激发更多关于文明的思考。从支持一方，到诘问双方；从看到结果，到关注原因；从率尔行动，到反思后果，这样的“递进一层”，或许也正是文明“更进一步”的开始。

部分舆论的反转启示我们，在追寻社会文明时，需要更多“省视的目光”。如果不幸成为当事人，可以更多反躬自省，掐断不断恶化的因果链条。有人曾提出“踢猫效应”：父亲被老板批评，回家骂孩子；孩子心里窝火，去踹路边的猫；猫逃到街上，司机避让时撞伤了路过的老板。放在“女司机被打事件”中，如果双方都能冷静下来，换位思考，或许就能打破“坏情绪传导闭环”，让事情向着不同方向演变了。

而对于更多围观议论的人，或许也可以多看一面、深想一点。不管你是开车还是走路，是游客还是导游，不用急着站队，更不用忙着挥舞“道德棒”、当起“键盘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文化中推己及人的道德观念，也正是从自我审视开始的。有了“同理心”，才能更深刻地体会他人的处境、分析事件的背景、思考道德的要求，也才能在现实语境中理解一种生活化的德行、一种可感可触的文明。

惟有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才让人越思索而越敬畏。这是康德被广为引用的名言，其中所谓“沉思”，绝不仅仅是重视，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审视与反省。惟有如此，才能让道德成为责任、文明成为习惯，才能让我们处身其中的社会真正走向和谐。

《 人民日报 》（2015年05月06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青年，创新时代的晴雨表

又逢五四。96年前，内忧外患的华夏古国，俯下身来，惊愕地倾听来自青年的呐喊。三千年未有之时代变局，从陈独秀、毛泽东等青年的手中脱胎换骨，迎来青春的新生。

今天，时代故事的主角，再一次选中青年。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有着伟大的目标，年轻人“生逢其时、责任重大”；“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

很少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让青年当之无愧地成为创新创业辽阔舞台上跃跃欲试的主角。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潮流，将无数青年推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将从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通过互联网、通过大数据、通过“云端”，推向中国，更推向世界。

对年轻人来说，只要有一台联通世界的网络终端在手，一切皆有可能。在互联网上云中漫步，有志不在年高，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有敏锐的眼光、创新的点子，不管你出身如何、背景怎样，这个时代都敞开怀抱，容纳你的梦想。

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其中，20岁到40岁的网民最多，核心群体是20多岁的年轻人。网络上，遍地英雄下夕烟，风流人物尽少年。丁磊26岁创办网易，马化腾27岁创办腾讯，张朝阳32岁创办搜狐，马云35岁创办阿里巴巴……青年是网络的主体，这些“网络时代的原住民”，也必然是“互联网+”的浪潮中创新创业的主体。

创新创业离不开互联网，但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互联网领域。在许多类似“车库咖啡馆”“众创空间”的地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激发出许多奇思妙想，并付诸实践，甚至以研发的产品带动了市场的需求。“高手在民间，破茧就成蝶”，要在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新浪潮，离不开最先拥抱新事物、最早打破旧定势的青年。

天宽地广，对这一代中国青年来说，只要充分抓住机遇，就可能冲上时代的前沿。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声势夺人，激发市场活力的力度前所未有，草根创业的空间之大，也是前所未有。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一年来，全国新登记注册的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达到383万多户，同比增长49.83％，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青年。在一个大众创业的时代，青年人朝气蓬勃，活力四射，创新就是改革，创业就是爱国。

国家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正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深化、经济转型，不惜壮士断腕，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扬弃固步自封，拓展梦想空间——深化改革释放的利益空间与发展空间，正向创新创业的年轻人招手，这为他们赢得了美好未来，也因他们而即将创造更美好未来。反腐让风气为之一新，松绑让创新没有负担，年轻人可以不必千军万马同挤国考，不必以职位高低论英雄，让每一个勇于奋斗的青年人，都能在创新创业的市场弄潮，成最新事业、建不世之功。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在一个创新和改革紧密相联的时代，最具创新活力的青年，或将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这是青年的力量，也是中国的未来。

《 人民日报 》（2015年05月04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家庭是个好东西

如果说，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无法选择，那么，成人后如何塑造自己的小家庭，却与自我意志密切相关。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

羊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提出，“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这三个“注重”，是中国人千百年来遵行的优良传统，也是维系中华精神的一块文化基石，引发了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的共鸣和热议。

前贤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视为由个人而至天下的重要纽带，而“齐家”之“齐”又有赖于好的家教和家风。因此，在中国，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来说，“家”都是一个温暖而有内涵的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重视家庭建设以及三个“注重”，带给人们许多新的思考和启发。

当代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大规模流动，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家庭呈现出结构简化、规模缩小的态势，但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意义并未削弱，反而在新的层面得到强化。家庭对人的情感慰藉作用就是如此。现代生活节奏很快、经常令人有“压力山大”之感，家庭为人们提供了避风港，让绷紧的神经得以放松，心灵重回宁静。

同时，家庭的情感意义也渗透到家庭各项功能之中。以养老为例，孔子早就敏锐地指出，“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养老不仅是给父母一口饭吃，还要有“敬”。其实，幸福的晚年仅有伦理层面的“敬”还不够，还需情感层面的“亲”。随着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孔子所谓的“能养”必将以社会化的方式变为最基本的养老需求，对“敬”与“亲”的要求则将进一步提升。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或许可通过道德教育习得，但发自内心的亲近感却非一朝一夕可以养成，它有赖于长时间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家教和家风的熏染。

另外，当代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道德建设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家庭对于道德养成的意义也随之凸显。作为社会化的一环，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也是“规矩”养成之所。我们为人处世的很多基本法则是在儿时的饭桌上或长辈的言谈举止中学到的。家教和家风，体现的正是家庭的道德规约力。一个人长大了是否“守规矩”，与其家庭密切有关。

如果说，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无法选择，那么，成人后如何塑造自己的小家庭，却与自我意志密切相关。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好的家庭，洋溢着正派清朗的风气，家庭成员志趣相投、互相规约、和睦美满。畸变的家庭却以权势、财富为“共同目标”，夫妻为奸、父骄子奢，最终成为社会肌体之癌。历数这几年被打掉的“大老虎”，往往出现家庭式甚至家族式贪腐的特征，抓住一个就牵出夫妻、父子、兄弟以及小姨子、大舅子等一堆，教训何其深刻。

回想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下，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让相亲相爱的亲情从一个个家庭流淌到全社会，使下一代健康成长、老年人老有所养，注重家庭建设可谓正当其时。

《 人民日报 》（2015年03月11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今天，我们如何保护“雷锋”？

有了好的社会土壤和制度保障兜底，再给人一个向善向上的梯子，才能最大程度激励人们攀登人性的高峰

广州市政府日前通过《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将见义勇为牺牲的奖励标准由30万元提升到100万元，保安、辅警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也被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范畴。

在3月5日“学雷锋日”到来的时候，此举可谓为这个日子送上了一份大礼——是送给广州市民的，也是送给全国人民的：给广州的好人是看得见的好处，给全国的善心人则是一个制度保障的信号，是强心针和助推器。

过去一段时间里，“人心冷漠”这四个字曾一次次刺痛国人神经，老人倒地要不要扶也成了令人纠结的难题。这些事件释放的信号，似乎是国人道德底线在滑落，中国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已经丧失。但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这绝不是事实。大多数国人的心仍是热的，人心向善的基础并没有动摇！一次次大灾大难前人们的善举已毋庸赘言，就说这两天石家庄3岁女孩失踪事件，媒体与市民全城大搜索，数十万人自觉转发寻人消息，最终在9小时后成功解救这名女孩。一个个普通市民就是这则动人故事的主角，谁还能说现在雷锋少了？让那几十万石家庄市民情何以堪？

不仅善行没有减少，人们对善行的赞美与认同也没有减少。在河南清丰，为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的大学生孟瑞鹏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有上千人自发赶来给英雄送行。他们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见义勇为者的赞誉，这何尝不是人心向善的生动注解。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拥有绝不缺乏善心的民众，为什么还会担忧人心冷漠、社会风气不佳呢？这个难题，孟子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人性本善，人天然有仁义礼智四端，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善人，只有知道“扩而充之”的，才能真正成为仁者。或许，“扩而充之”，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命题。

怎么扩充呢？当然少不了媒体的担当。资讯发达的时代，媒体人更应该坚守道义，让英雄享受到应得的荣耀。在今天，说“学雷锋做好事”这个话的人似乎少了。有些较真的人可能会问：学雷锋是要学他的什么精神呢？事实上，对这种精神我们一点儿都不陌生，它就是——公益精神、社会担当。通过媒体的教育和引导，使其转换为365天的公民常识，“学雷锋”才会成为更多人的自觉选择。

而最少不了的是制度的保障，因为制度起到的是兜底的作用。我们不能说有了一个比较高的奖励标准，路见不平的时候，人们就都会去见义勇为了；但它起码让人们在见义勇为的时候，多了一分底气。这就是政府最该干的事儿。

永远不要将人心渲染到哀鸣的谷底，我们的社会温情是足够的，需要的是让人们勇敢表现出来的兜底式保障。如何让人们的善“扩而充之”，是我们今天应该好好思考的命题。坚守道义、播撒爱心是蛰伏在人心底深处的情怀，有了好的社会土壤和制度保障兜底，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再给人一个向善向上的梯子，才能最大程度激励人们攀登人性的高峰。今天这个社会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无论何时，人与人互助前行，仍然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进步动力。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别让“抄袭风”毁了微信平台

保护知识产权、呵护原创活力，是在“野蛮生长”之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罗辑思维》因“盗版”原创者王路的稿件而道歉；《中国企业家》杂志因未按规定使用“财新”的稿件而道歉……“1人原创，99人抄袭”，近日，微信公众号的抄袭现象，在舆论场掀起一股讨论热潮。

合法转载可以扩大原创者的知名度，积累公众号的粉丝量，本是一件共赢的好事。但前提是要有对知识产权的尊重与保护，转载时注明文章来源和作者名字，正是行业自律的基本体现。可一旦遭遇现实利益的诱惑，不少人就容易穿越底线，以转载之名，行抄袭之实。

比如，同名同头像地冒充热门公众账号，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原作者文章；山寨微信公众号“大V”，故意在介绍中使用“认证资料”等字眼……制作手法虽然“简单粗暴”，传播效果却是立竿见影。原创者费尽心血构思、创作、修改后的劳动成果，竟成了他人的“涨粉利器”，当“劣币驱逐良币”成为一种常态，还有谁会心甘情愿地在微信上坚持原创？

“原创得不到保护，可怜的创造力正在不断被削弱，每天朋友圈里转的原创优质内容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一位原创作者的慨叹，道出了抄袭成风的危害所在。然而，与抄袭成风形成鲜明对比的，恰恰是维权之路的艰难。向微信平台投诉举报，删除的速度完全跟不上抄袭文章上涨的节奏；选择走法律程序，举证难、处理慢、费用高、惩罚轻，这“四座大山”足以让诉诸法律“成为一件性价比很低的事情”。于是，“三两白酒，二百稿费，一声道歉”，这种“江湖化”的调解方式，竟成为聊胜于无的安慰。维权的现状，可谓惨淡。

正如论者指出的那样，“微信公众号野蛮生长的时期不可能长久，严格规范的时刻肯定会到来。”可以说，保护知识产权、呵护原创活力，对于坐拥数亿用户的微信而言，既是应尽的责任，也是在“野蛮生长”之后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对此，腾讯已经开始履行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最近上线的原创保护内测，意在通过技术手段，提升平台的自净能力。从国家层面来看，在乌镇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也明确指出“互联网不可能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外之地’”。可以预见，无论是网络公司的技术努力，还是国家法律的制度发力，都为进一步净化微信阅读空间提供了保障。

对于每一个喜欢逛朋友圈、看公众号的网民而言，抄袭之风如果愈演愈烈，自己的阅读质量也将随之降低。因此，在保护原创的过程中，每一位微信用户的积极行动，同样不可或缺。人们应该会记得，在微博兴盛的2012年，抄袭就与造谣传谣、网络暴力并列跻身“微博三大害”。而在微信方兴未艾的今天，抄袭之害，并未因为新的平台出现而消失。期待政府、网络公司与公众共同努力，形成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合力，营造一个没有“雾霾”“天蓝气爽”的网络环境。

《 人民日报 》（2015年02月03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尊重历史是制造悦读的底线

历史故事可以鲜活生动，但保证民众读到真实的故事，接受准确的党史国史，是满足民众需求的底线

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关闭“这不是历史”等133个传播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微信公众账号，并表示将加大网络执法力度，深入查处即时通信工具平台网民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生于一个有着漫长记忆的国家，真实全面地了解我党我国的历史，是每一个国人自然的心理需求。新媒体时代各种历史类题材内容的繁荣，总体说来是一种好的现象，说明在我们的国家，民众渴望了解更多历史细节、渴望完成民族形象的文化重塑，对历史的热情，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浪潮。

但如果灌入这股浪潮的不是源头活水，而是污水残垢，利害就会在瞬间倒转。“研究”历史，如果不是在全面、系统占有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阐述其内在联系，也就无法总结出真正的历史经验，揭示出真正的历史规律。微信公号“这不是历史”曾针对八国联军侵华、平型关大捷等发布过各种所谓“考证”帖子。所采用的办法基本是随意剪裁和拼凑史实，或是牵强附会、以点代面，或是以偏概全、指鹿为马。

值得反思的是，这样糟蹋历史本意的微信公号，到底“热”从何来？它们的文章，往往打着“揭秘”“这才是”“你不知道”等噱头。点开以后，里面“揭开”的历史故事、轶闻秘事，也确实跟传统的历史读物风格不同，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再加上网络推手的帮助，使得读者一看阅读量和朋友圈，以为和我一样“围观”的并不在少数。于是，凭空制造出一层“热门话题”的压力，人们一开始或许是将信将疑，但却乐于在酒桌饭局上常拿这些“秘辛”作为谈资、津津乐道。时间长了，假的也就成了真的，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历史观。

有一次，因工作需要到图书馆查阅相关历史文献时，发现以前看到的这些“秘史”，与权威史学著作中的记载并不一致，有的内容甚至与史实南辕北辙。刚开始，笔者还以为可能是正史为先人讳。可几经查阅，细细推敲，却发现里面很多文章，不仅内容与史实相差甚远，逻辑上也是前后矛盾，完全说不通。这样的文章，经过微信公号大肆传播，恐怕会让很多人对历史产生误读。

有人可能会说，微信上读文章，不就图个消遣？这话并没有错，尤其在专业性的研究著作门槛比较高的现实情况下，针对类似的需求更有市场。但保证民众读到真实的历史故事，接受准确的党史国史，无疑是满足民众需求的底线。这些公号运营者，不仅违反移动互联传播的“七条底线”，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严重扰乱网络传播秩序。读这样的内容，即使再吸引眼球也不是消遣，而是被人消遣。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零星传播假史歪史看似小事，如果不加整顿，长此以往却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上就曾经出现过大量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抹黑苏共历史的片面历史内容。比如诬蔑十月革命使俄国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正道”，诋毁苏联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迷误”等，结果导致了全民族精神支柱坍塌，自我否定成为主流，成为苏联分崩离析的致命缺口。

关掉歪曲党史国史信息的公众账号，令许多严肃历史学家拍手称快，但公众对历史知识的阅读渴求和悦读愿望并没有消减。从这个意义上讲，关闭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更值期待的是，如何让历史更加真实系统、同时也通俗易懂地进入大众传播，在牢牢扼住假史歪史传播关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让权威历史“飞入寻常百姓家”。

《 人民日报 》（2015年01月21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铸就文质彬彬的礼乐中国

立国之道，如果不注重历史则国家无根本，如果不注重传统文化则国家无灵魂。儒学不能仅仅作为修身养性的学问，而应该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其重要功能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主席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表明了中国在励精图治中发展经济、走上富强之路以后，向文明型国家的迈进。而一个古老民族铸造的核心价值，在现代民族国家格局之中，也将成为世界文明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一个民族而言，富裕与强大固然是国家成立的基础，而文雅有礼也是国民福祉的根本所在。《论语》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孔子周游列国，经过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甚为繁荣，孔子不禁赞叹：“庶矣哉！”他的弟子冉有问他：人口如此众多，要如何治理？孔子回答：“富之。”要让国家强盛，人民富裕。冉有接着问：富裕之后，怎样进一步治理？孔子回答：“教之。”这一“先富后教”的思想，构成当代中国的文化态度。

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学，曾经长久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绵长的文明历史。在传统中国，儒学，尤其是经学，成为中国人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大宪章”，大凡政治制度的建设，社会生活的改造，评价人物的价值标准，衡量善恶的基本尺度，都源自于儒学。正是经典体系所塑造的思想在一代代人中绵延不绝地传承，才成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与文明的共同延续。而这些经典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的核心价值，并在历史的变迁中，沉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基因，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曾认为只有批判传统、打倒儒学，才能换来中国的浴火重生。但是，百年回首，人们发现国家富强初步实现之后，传统文化重新成为思考中国未来的最重要思想资源。康有为曾撰文批评民国初年的“去中国化”倾向，认为中国自有其“国魂”，他说：“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深入其人民之心，化成其神思，融洽其肌肤，铸冶其群族，久而固结，习而相忘，谓之国魂。”立国之道，如果不注重历史则国家无根本，如果不注重传统文化则国家无灵魂。儒学不能仅仅作为修身养性的学问，而应该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发挥其重要功能。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儒学不仅仅是文饰修辞的话语，而应该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落实其兴礼作教、抚民化俗的意义。在古代圣贤的理解中，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的中国理想，并非止步于国富民强，更是塑造君子人格、浇铸文化内核。而且，对于一个现代国家而言，经典与历史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今天多元文明并呈的世界，“和而不同”的标准广为接受，儒家经典同样为思考现代国际政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例如在国际关系中，从传统整体的“天下”主义角度，可以反思当今民族构成的“世界”理论；从“王道”的角度，可以反思当今时代以“霸道”为基础的国际格局，等等。

稳健的推动传统文化建设，激活儒学的旧基因，培植儒学的新生命，推进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既是铸就一个礼乐中国的基础，也关系着中国以怎样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一个古老而成熟的民族，必定要时时聆听这个民族的古圣先贤们的教诲，从他们那里汲取经验与智慧，开创一个文质彬彬的礼乐中国。

《 人民日报 》（2014年09月25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请呵护孩子们的文化基因

在基础教育中被疏离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孩子，等于被文化之母遗弃。“无根”，则必有文化抑郁与惶惑，又怎能以健康包容的心态，坦然自处于世界文化之林？

大约少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无论童叟，都能念诵几句唐诗宋词。中秋，李白会浮上亿万国民心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端午是拜祭屈原的诗魂；春节就轮到了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送别，则用王勃来安慰亲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从大师到庶民，大都有过小时被父母搂在怀中，课读《三字经》《千字文》或浅显古诗的温馨记忆。

中国文化就这样薪尽火传，浸润着一代又一代，如同中秋那一缕淡淡的月光，被先人渗入魂灵、拢在怀抱、噙于口角、化作基因，不但入诗入骨入相思，还亲切到可以入口入味入肝肠。说咱们是诗国，不算溢美。

那么，当孔夫子的故乡飞入航天时代，是否就不再需要三坟五典以及唐诗宋词元曲汉文章了呢？习近平在北师大关于教材编写的那番感叹，让人品出几分沉重。他很不希望把经典的古代诗文都给去掉，换成西方的，“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这些诗词都好。从小就应嵌在学生的脑子里，成为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

眼下的基础教育，国学的浸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人们时常追思先贤，不管是科学家还是指战员，抑或是领导干部，业余都雅好诗书，那份修养，要么是自小偏得的家教，要么是源于幼学根柢。如李四光、陈毅们，都自小浸润在国学氛围之中。当时的“基础教育”，凡学问均为“国学”。后来，在东渐的西学面前，“国学”不得不退了一箭之地，才缩头缩脑起来。

而今，世界被一“网”打尽，孩子们目迷五色，连教育界也有些迷失。曾被“文革”撼动的国学根基，如今又被各种诱惑渐次蚕食。除了语文课本中的零星古诗文，中小学生已经鲜有亲近国学的机会，上了大学，术业有专攻，离国学更为遥远，他们对诗词、书法、雅乐的隔膜，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现状，颇令人扼腕。要知道，那些美妙蕴藉的诗词诵读，不独培养出中国孩子典雅的表达，更能滋养出峨峨兮若泰山、汤汤乎如流水的文化基因。

所谓文化基因，记录着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语言、艺术、思想、文化、历史。一个曾经落后挨打的文化古国，在经济高速起飞之际，暂时因无暇回顾而失落了国学，或还能理解，但是，当物质生活渐次丰盈，对文化基因的追寻甚至重建，就迫在眉睫，必须从孩子开始。否则，一代在基础教育中被疏离于中华文化之外的孩子，等于被文化之母遗弃。“无根”，则必有文化抑郁与惶惑，又怎能以健康包容的心态，坦然自处于世界文化之林？

教育的功用，是在持续的格物致知中，更好地认识文明的价值，为文明的传承和创造服务。在时代的新进步中，新一代肩负重任，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文明一道，为人类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因此，请在基础教育以及家庭教育中，给李白、杜甫们更大的空间，让孩子们有充分的机缘被中华文明的薪火淬过，让那一片源于屈陶李杜、飘自王杨卢骆的清风朗月，在新的时代，继续吹拂照耀今人，给我们的心灵一份满溢充实，让下一代依然优雅如瓷、坚韧如丝，让这份“终生的民族文化基因”传承下去……

《 人民日报 》（2014年09月11日 05 版）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孩子们的暑假去哪儿了

2014年07月30日03:46 暑假过半。媒体还在照例吐槽暑假已成“第三学期”的无奈，没完没了的补习、屡禁不绝的奥数班——换个电头，把这类新闻放在10年前、5年前，都没什么“违和感”。孩子们背着大书包情愿或不情愿地在酷暑中行走，父母脸色则随着错题的多少、用功的程度、老师的评语而阴晴不定。阳光下的奔跑、同伴间的嬉戏、父母面前的淘气，甚至自由自在的阅读，都仿佛成了奢侈的享受，或是缩微进“爸爸去哪儿”综艺节目，让被“填鸭”的孩子们每周艳羡地瞥上一眼。

很多时候，一提到中国儿童，哪怕是暑假，主角总是这样一群被学业纠缠的城市孩子。事实上，还有另一个更庞大也更沉默的群体：农村留守儿童。

他们有着和城市同龄人截然不同的暑假生活。有的千里寻亲走进陌生城市。父母忙于打工，小“候鸟”则踽踽独行于工地、街巷、小饭馆、杂货铺……人生地不熟，没有玩伴，没有归属感，没有暑期活动，他们比平时更加孤独。而留在乡村和老人相伴的暑假更是乏味，孩子们常常枯守电视或耗在网吧打发时光。平素家庭监护缺失，到了暑假，还要失掉一重学校监管，他们时不时成为暑期意外伤害的悲剧主角……

中学生聚集的人人网，有孩子们在热闹地转发一则对话：某学霸故作高深地发问：是否家境越好的人越愿意努力向上，而家境一般的人反而安于平凡？有人作答：和你们不同，我们光是活着就竭尽全力了……对农村娃娃来说，淘宝网、钢琴课、境外游学，以及奥数班的开开停停、明星们的分分合合，这种种小时代的热闹，像云端里的童话泡沫，让他们注定“后会无期”。

当然，两群孩子也有共同的烦恼：成年人都没耐烦倾听他们内心的真实渴望，更不能营造一个有游戏、有同伴、有大自然、有快乐故事的暑假氛围，不管外在是热闹还是孤寂，他们的心灵同样苍白。若干年后，他们蓦然回首，会不会向父辈怨忿发问：你们把我们的暑假丢在哪儿了？在本该舒展的年龄里惆怅着，在本该放松的假期里紧张着，在本该呼朋唤友的天性中却不得不忍受孤独，本该充满安全感的美丽乡村却暗伏危机……

教育的疼痛，如被一再忽视，终会演变为社会的沉疴。等到“小填鸭”和“小候鸟”们长大，与他们如影随形的惆怅、紧张、孤独甚至恐惧，会不会潜入未来，侵蚀家庭和谐与幸福人生？

欣慰的是，不少成年人注意到孩子暑期的孤独与无聊，并且在积极地设法改变。正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学生运动会，3000多位中学生可以尽情奔跑、游泳、踢球、打乒乓，尽情在运动中交朋友，“阳光运动”有了让他们“健康成长”的机缘。与此同时开班的“爱飞翔”乡村教师培训活动，进入第五个年头，培训的600多名乡村教师，惠及近20万农村孩子，一个“我带乡村孩子来运动”的项目，让农村娃也能爱上运动……

如果，这些点滴努力，能渐次汇成汪洋之海，让公益的阳光更多照拂暑期里的农村孩子，给他们一些开心“夏令营”、阳光运动会的空间，让城里孩子重新拥有游戏、阅读和户外运动的时间，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夏天孩子们的欢笑，更有对未来社会满满的期待。

第四篇：让时评作文充满思辨性教学设计

让时评作文充满思辨性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1.明确时评立意的概念。学习时评立意常见的思维方法。

2.通过学习时评立意的思维方法，锻炼学生在时评作文对生活现象的分析能力和评价能力，增强时评写作的思辨性。3.提高学生对阅读材料的比较、归纳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1.学习时评立意常见的思维方法。

2.提供课题，提供范本，让学生总结方法，运用方法分析新闻，教师点拨指导，提高学生对阅读材料的比较、归纳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的意识，引导学生认识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精神。

【教学重点】：丰富评论新闻的角度，形成较有深度的看法。

【教学难点】：如何从多个角度评论新闻，并准确、简练、生动表达个人看法。

【教学课时】：一课时（45分钟）【教学过程】：

一、笑话导入新课。

利用笑话导入新课，在不同的思维思想里，体味不同的效果。

曾经，一位教徒在祈祷时犯了烟瘾，于是问神父：“祈祷时可以抽烟吗？”神父很生气地瞪了他一眼说：“当然不可以！”另一位教徒在祈祷时也犯了烟瘾，他问神父：“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神父听了非常欣慰，赞赏地说：“完全可以。”

二、学习时评立意概念，从而进一步认知时评立意常见思维方法。

（一）立意是什么

立意——作者对所评论的对象（包括人物、事件、现象及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确定评论的主要思想。它是评论的灵魂。也可称“立论”。要写出好的时评，首先立意要高。

（二）以“新‘24’孝行动标准”的新闻事件评论为素材，初步认知时评立意常见思维方法。

1.播放有关“新‘24孝’行动标准”的视频，引导学生大胆发表自己想法，各抒己见。2.收集各种评论立意摘要，整理以学案形式展示给学生，学生挑选出自己最欣赏的一则评论立意后用自己的语言说说理由。

3.教师在学生讲述理由的基础上，客观评论并加以总结各种评论立意所体现的思维方法。

关于新“24孝”行动标准的时评立意摘要：

评论一：与传统“二十四孝”不同，新版标准文辞简明，每条都是操作性强、贴近生活的居家小事，如给父母零花钱、为父母做饭等；不局限于满足老年人的物质生活，更注重对其精神和情感的关怀。（《解放日报》）

小结：关注到新“24孝”行动标准的价值取向实质，评论深刻。

评论二：与传统的“24孝”相比，新版“24孝”简洁易懂，包括“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教父母学会上网”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对于弘扬孝道、构建新式家庭道德关系很有帮助。

但这份用心良苦的新“24孝”标准，仍然难逃两层追问：一是“孝道”果真是全国老人心向往之的天年图景？

二是要实现这些孝道新标准，最重要的是要给儿女留下“看风景”的时间和心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眼下诸多社会道德症结，都是家庭道德层面“氧气稀薄”所致。当公民不能尽心尽孝，体恤老人、关爱弱者的传统心理就会日渐麻木，而别人的父母——不过就是马路上跌倒的老太太或迷路在都市的老大爷，不关自己事。新“24孝”标准有了，给子女们一份尽孝的心情与能力，社会鼓励子女尽孝。（《中国青年报》）

小结：肯定“新24孝”的价值，但同时指出标准存在一厢情愿的主观性及实行标准的现实困难，并提出解决困难的办法和呼吁。

评论三：新“24孝”行动标准把孝行细微琐碎化了。“标准”的缺点是没精神层面上的依靠，微小的事情不能过于放大，定了这样的标准，会引导人们只选择一些可能做得到的小事来尽孝。而且将如何尽孝固定下来的做法比较危险，定了这24条，客观上可能会排除其他孝行的存在。（《新民晚报》顾晓鸣）

小结：未雨绸缪地指出“新24孝”标准存在的隐忧，有一定的前瞻性。

教师总结：对同一新闻事件，不同的思维方法就有不同的立意角度和思想深度。上述评论立意摘要主要体现了如下思维方法。方法一：寻根推果

阐释：寻根——1.挖掘事件的价值、意义、影响。如评论一

2.思考事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或根源。

推果——预测事件发展的趋势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提出隐忧与建议。如评论三

方法二：辩证分析

阐释：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以全面、联系的眼光评价事件。如评论二

三、展示其他时评立意摘要，运用上述思维方法强化认知。1.其他时评立意摘要。

新闻事件三概述：7月2日中午，16岁的湛江女孩李舒舒到佛山顺德乐从镇探望朋友时，受托帮忙照看1岁女童雯雯，看到一辆货车驶向横过马路的雯雯，她冲上前将雯雯推开，但最终两人均遭碾轧。事发后，两人被送往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李舒舒的右腿被车轮碾轧，造成粉碎性骨折，雯雯的双腿也遭碾轧，可能面临双腿截肢。

两天后，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妇联主席温兰子专程到医院看望李舒舒，并送去3万元慰问金。随后，当地有关部门为李舒舒申报了见义勇为称号。8月1日，佛山市顺德区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认为雯雯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马路是实施了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应在此次事故中负一定责任。

评论：每一名见义勇为者，都要为自己受伤负一定责任。这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每个市民都不计后果地进行见义勇为，可能会从另一方面鼓励莽撞行为，导致更大的损失。

其实除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外，还有其他法律法规，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李舒舒冲出马路救人的行为违反交通法，要承担责任，但她的行为又满足见义勇为的条件，应得到奖励。

2.学生小组讨论，根据自己对思维方法的理解，判断以上时评立意所运用的思维方法。

小结：事件三评论——寻根推果+辩证分析 方法再现：辩证分析，摈弃偏狭观全局

四、课堂总结

第五篇：人民日报时评 5(知满天教育)

人民日报时评：暑期游学拒绝“人在囧途”

游学的落脚点是“学”，因为它应是青春与理想的聚会，是求学与游历的契合，而不能沦为充斥着商业气息的游戏

当地时间7月6日，韩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在美国旧金山失事，两名参加赴美夏令营的中国女生不幸蒙难。据报道，失事客机上共有70名中国师生，都是赴美的学生夏令营成员。人们在为两名遇难女生悲戚的同时，也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国内的游学市场。

>> 2013年《人民日报》时评汇总（随时更新）

学校游学业务就比去年增长了40%到50%”机构紧盯的一块“肥肉”。

从19。而今天，无论游学还是留学，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只要家庭

据相关调查可知，居然也敢接游学项目，接手后转包给到达地的旅行社，给旅行社。这除了贪图便宜，这样的学校显然缺乏基本的责任和道义。在这种商业很少有家长敢不就范。不仅如此，不少学校不和家长签订安家长花了大把的钱，本希望孩子能见世面、开眼界，而是缺

就在去年，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管理的通知》，要求“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组织出国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原则上不组织低年级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等有关活动”„„事实证明，这一通知的落实还需加大力度。

游学的落脚点是“学”，因为它应是青春与理想的聚会，是求学与游历的契合，而不能沦为充斥着商业气息的游戏。强化规范，祛除乱象，游学才能更纯粹一些，才能更加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