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形势政策论文)

第一篇：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形势政策论文)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必须得在几十年时间内走完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虽然在发展模式和组织方式上不能走西方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但必须经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人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寻租仍有机会。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预防和惩治腐败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极大，阻力甚多。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多次大规模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在防止权力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政府职能未根本调整，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仍比较模糊，政府管理的领域较多，握有公权力的人有较多的寻租机会和空间。有的地方和部门仍然保留有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的复杂利益链强化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2．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

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为，严重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制度规定有漏洞和空隙可钻，一些违纪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和处罚。一些党员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严重污损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尽管当前制度对公务员从事营利活动或在企业兼职有严格限定，但对在非营利机构兼职取酬管理不严，出现了难以监管的工资外隐形收人。从新闻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件看，一些内地官员可以自由往返境外赌博，说明制度对一些党员干部还亮着“绿灯”。

3．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十分通畅。反腐败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脱离不了社会整体素质的改善和提高。中国反腐败机制虽然强调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社会广泛参与，但反腐败仍然是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力较多，私营企业、社会个人主动参与较少。私营领域的反腐败停留在较低水平，存在立案难、取证调查难、成本高的问题。最近几年，公民大量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揭发腐败现象，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正常管道不太通畅，正规渠道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劲需求。4．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相当距离。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如预决算公开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但公开仅停留在比较粗的几大类，细目并没有公开。公共机构的财务账簿捂得尤为严实，在财务规范还不够到位的情况下，公开尤其是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风险系数极高。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动向社会公开案件调查报告、单位财务等信息，以透明换取社会信任，自身率先实施关键领域公开来建立社会反腐败信心，提升反腐专门机构的公信力。相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开透明的做法，中国的权力 公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5．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

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中国多年前曾提出要建立人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但聘任制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进来的出不去、上去的下不来等现象比较普遍。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数量仍然较多，一些单位和部门冗员多，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离群众期望和实际需要有较大差距。一些基层公职人员收人较低，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被小小的贿赂“击倒”。

社会保持持续长久的廉洁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防治腐败，最为根本的方法是大力发 展生产力，尽快解决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防治腐败，除了惩治，还应强调预防，着力减少腐败动机和机会，提高腐败的成本，从多方面构建防腐网络，使人不愿、不能、不用和不敢腐败。未来廉政建设之路该怎么走，有以下策略： 第一，把预防为主作为非专门反腐败机构的首要策略。

专门反腐败机构与非专门机构的反腐败策略应有所区别。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要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严肃查办腐败案件，坚决查处“问题人才”。其他部门和单位则着重抓好腐败预防工作，由事后监督和查处向事前积极预防转变，尽量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第二，严格管理的同时，适当提高公职人员收人。把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作为提高待遇的前提，严抓公务员队伍管理。抓紧制订公务员防止利益冲突法，构建严格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体系。公务员实行聘任制管理，实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加大对公务员投诉的处理，严肃处理违纪公务员。将公务员的社会保障与企业人员社会保障并轨，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积极创造条件。开展工资收入调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实行工资与物价上下浮动。

第三，抓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减少腐败。

推动政府从重效率转向重效能，严控“三公消费”等行政性支出，更多关注政府管理成本和实际效果。政府要更多向市场和社会放权，让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更大作用。用法律严格规定政府部门、机构和不同岗位的职责和权力，严格限制政府部门超出职责范围开展公务活动。减少领导干部兼任多项职务，按职权责利对称原则设置领导岗位，撤并“领导小组”和“专职办公室”等各类临时性办事机构。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第四，畅通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各种渠道。

大力宣传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机构的举报投诉电话、举报网站等。加强投诉举报的管理，利用现代通信工具，简化网络举报填报内容，方便群众举报，减少投诉举报成本和顾虑。建立实名举报反馈机制，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受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加大投诉举报人保护力度，坚决惩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加大私营领域防治腐败工作力度，指导和帮助私营企业和机构防止腐败。加强对信访举报、投诉办理的监督，促进规范高效办事，提升群众满意度。积极开展新闻监督，跟踪关注重要网站有关腐败的舆情，及时分析处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第五，大力提升权力公开的质量和水平。

进一步加大公开力度，公开预算决算细目、不同级别公务员收入标准、人员录用、同定资产处置、大宗物资采购招标等事项。政府决策中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社会公示、听证等制度。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着力抓好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编制党务公开目录，不断丰富公开内容。认真办好政府门户网站，将不保密的政务信息和文件全部人网，将公众办事窗口直接搬到网络平台，群众办事不出门就在线上完成。运用财务云等技术规范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财务管理，审计、纪检监察、财政等部门对各单位财务24小时实时监督，在规范化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公开。第六，始终坚持走法治反腐的道路。要运用法治方式完善腐败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将党的反腐败意志转变为全国人民共同遵循的法律准绳。明晰反腐败的责任体制，细化党委主体责任的内容，明确纪委监督责任的内涵，将责任追究适用的标准、情形、程序、主体、不追究的后果等内容与实际结合，将责任追究做实。探索省以下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由省财政统一标准划拨经费的制度，探索一套适用于特殊纪律部队的干部人事制度，加大纪检监察干部异地定期交流，推行派驻纪检组的人财物由派出机构统一管理的制度，打消监督人员的顾虑。将制度执行力作为重要考核指标，把反腐败各项制度规定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定、领导有力。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坚决纠正“四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反腐一直以来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在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中，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中央反腐举措、成就及特点，学会理性看待当前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形势，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动真碰硬，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决心，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定、领导有力。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坚决纠正“四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反腐一直以来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在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的教学中，我们已经基本了解了中央反腐举措、成就及特点，学会理性看待当前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形势，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动真碰硬，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决心，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同时也领悟到在新形势下反腐的困难与政策。

第二篇：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摘要：反腐倡廉一直是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在中国，腐败问题成了一种社会生态。贪污贿赂问题，困扰着中国许多年，经过许多法制制度和政策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个问题依然未曾解决。如何在新形势下积极进行反腐败更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话题。

困境一：

“小腐不查，大腐难查”，是中式腐败的普遍特征。小腐败常常被忽视或容忍，带病提拔、边升边腐成为一种现象。“零容忍没有成为制度性约束”，“苍蝇”早晚练成“大老虎”，待到“大老虎”被抓被查，涉案复杂，贪腐巨大，政治影响恶劣。“大老虎”涉案人员及行贿受贿盘根错节，政治成本和反腐败成本剧增，成为反腐败困境之一。

困境二：

“一把手”成为腐败多发的“重灾区”，原因何在？根源在于其位高权重，失于监督。身边人知情知底，但处于下位，无法监督，更有人还想结成“恩庇关系”，一路攀附升迁，更加不敢监督。有权监督的上位机构，鞭长莫及，不知情，不知底，难以构成日常化的全程监督。腐败网络式的“窝案”、“大案”由此坐大生成。等到一朝事发，“拔出萝卜带出泥”，“大老虎”之庇护下的“小老虎”、“小苍蝇”成串成伙，反腐败难度加大，反腐败链条延伸，成为反腐败的困境之二。

困境三：

没有全程监控式的反腐，法治化反腐水平难以提升。十八大后，公共舆论与广大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有效反腐，然而民主反腐的氛围还有待形成。国家、舆论与民众反腐败的制度合力需要整合。这是反腐败的困境之三。

困境四：

自从新一届党中央开始严厉反腐败和去“四风”以来，国内外一些人便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惆怅和纠结：一方面，他们赞成反腐败、去“四风”，因为腐败和“四风”对中国的伤害太大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因此使党和国家蒙受某种“损失”。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因反腐败、去“四风”，一些以公款消费为对象的高档餐饮业被冷落了，有人以为这样会使餐饮和饭店业萧条，不仅影响就业，还会削弱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还有，像东莞的扫黄打非，有人曾以为涉黄产业大约占东莞GDP的10%左右，如果严厉打击，彻底铲除，会影响一些人的就业，东莞的“繁荣”不仅难以保持，发展指标也难以实现。其次，行贿犯罪是产生受贿犯罪的直接根源，腐蚀性、危害性极大。但观察历年来多地曝出的贪腐大案，受贿者被绳之以法，行贿者却较少得到应有惩罚。如果不能在源头上根除腐败的手段和方式，那么一切的高调反腐败政治活动和谋划也只算是捕风捉影。

二：反腐之措施

（一）加强法制建设，加大监管力度

我国目前正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国自改革开放开放以来，逐步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止。国务院新闻办2010年12月29日发布《中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白皮书，该书称，为规范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确保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以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为依法依纪惩治腐败，中国制定并不断完善包括刑事处罚、党纪处分和政纪处分在内的惩处违法违纪行为的实体性法律法规。但是，虽然我们有法律了，但是我们还要加大执法力度。法律是死的，要让它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纪委部门与公检法部门的合作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在有些地方，官员知法犯法，将法律玩弄于手中，人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更加助长了官员嚣张的气氛。因此我觉的我们国家应该加强纪委部门的建设，使纪委部门真正有实权，不被官员收买，真正履行他们反贪的作用。同时除了纪委还是不够，监管应该是方方面面的，加强政府行政部门的相互监管，打破官员官官相护的网络，让他们相互监督，同时还可以通过信访举报制度及各种奖励，鼓励人民群众揭发腐败官员，切实维护政府形象。

（二）落实“主体责任”

强调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主体责任，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一项新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发力反腐倡廉，法纪约束日益强化，一批“苍蝇”“老虎”受到查处和追究。接连挖出的腐败案件既振奋人心，也说明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一些案例表现出来的“情人反腐”“网络反腐”现象表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党委的主体责任发挥不到位，该抓的没抓起来，该管的没有管好。

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党风政风出现问题、出现腐败案件，主要责任在党委。党委的领导权、管理权同时意味着责任，核心是选人用人、管理干部的责任。大量腐败案例警示，一些党委选人用人积极大胆，教人管人马马虎虎。一些党委领导对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身上出现的作风问题不愿提、不愿管，怕得罪人，怕承担失察、监督责任，影响自己前途，直到“东窗事发”才被迫检查、整改。

（三）打破反腐的“禁区”神话 官场“安全地带”，其实就是反腐不会触及的“禁区”。包括部分官员在内的一些人相信，只要进入这些区域，就可以远离各级纪检部门和法律法规监督的触角。诸如级别越高越安全的权力上游、离退休后平安落地、退出党政一线转入人大政协“软着陆”，甚至还有“自家人”的纪检部门，都被视作能够有效回避反腐打击的“法外之地”。

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在总书记提出的反腐原则中，根本不存在任何例外和“禁区”。深入各个传说中的“禁区”的肃清行动，越来越清晰、坚定地表明，反腐力量“无孔不入”，无坚不摧。也只有打破一个一个所谓“禁区”，也才会让人相信建设清廉政治的可能和决心。参考文献：《个一个打破反腐的“禁区”神话》——作者李杏

《反腐败要从“小”抓起》——环球时报 作者：周少来

《如何看待反腐败的“损失”》——来源：内蒙古日报

《反腐倡廉 要害是落实“主体责任”》—— 来源： 新华时评

第三篇：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论公众参与反腐的渠道 贪污是常见的人类行为，在法律上为非法所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杜绝贪污。宋朝的李新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 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中国一部走两条道路： 一以国家中心主义，另则是社会中心主义。前者需要一个有坚定反腐败决心的政治领导人或者领导集团，一个或几个强而有力的反腐败机构（如香港的廉政公署），一套专业化且行之有效的反腐败制度或者律法等等，总之，只要国家行动起来，腐败治理就有希望；后者则意味着动员整个社会进行反复工作，公众参与作为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下去的主要动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手握国家权力的人——公职人员——就是公共部门腐败的主体，没有公众参与的推动，国家反腐败的决心从何而来；没有公众参与的支持，反腐败部门的权力如何得到加强；没有公众参与的力量，反腐败改革如何得以长期维续。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以史为鉴，特别重视公众参与反腐败工作建设。从1931年11月成立的工农检察部到温总理的“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众参与反腐的身影一直都存在，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依笔者看来，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反腐的的渠道主要分两种：直接渠道以及间接渠道。前者又可称为劳务型参与反腐工作。其形式主要是发挥自媒体的作用，通过公共举报、信访、协助举证等开展进行反腐工作。后者又可称为智能型参与反腐工作。其形式主要是让公众参与到制度建设中去以及参与廉政教育，从意识形态上杜绝腐败。

“网络反腐”：利刃-让权力不再骄傲 当今时代，网络如水银泻地般浸入了人的工作和生活，并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面目和模式。网络的惊涛拍岸，也冲击着传统的反腐格局。网络反腐，即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行政行为与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利用自身平台大、传播快、公开广、成本低、受众多的优势，易于形成舆论热点，自然而然地成为反腐败的天然盟友。

自十八大以后，一系列反腐动作的相继展开，坚持 “老虎”、“苍蝇”一起打。从中央到地方均能明显地感觉到，反腐败斗争在不断提速。而这一提速，又最集中地表现于网络反腐。4年前，南京的“名烟局长”周久耕，因被网民曝光，从蹿红网络到被免职用了15天。而今年因色诱而被拍不雅照的重庆市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从被网络曝光到被免职，只用了63个小时，创下了迄今为止最快的网络反腐纪录。1月17日，衣俊卿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这是网络反腐中第一位被免职的省部级官员。自去年开始，从“表哥”杨达才，到“房叔”蔡彬等事件使网络反腐风生水起，异军突起。我们应该抓住网络带来的机遇，顺势而为、积极引导，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效用，实现反腐与网络的良性互动。逐步踏入反腐败信息化时代，让温家宝总理“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愿景早日实现。

制度建设：反腐的根本保障

提及制度建设，人们第一反应想到的会是：“这是政府的事情，与我无关。”正是这种事不关已，高高挂起的心态阻碍了我国反腐制度的更好发展。只有公众积极参与到反腐制度中的建设中去，反腐工作才能更好的发展。以香港廉政公署为例，香港百姓有一个共识，即“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正如廉署的宣传词所言，“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你”是身处香港社会的每一个人，“ICAC”则是香港廉署的缩写：“你”的廉洁自律及对反贪防贪的积极参与，加上廉署的“不惧不偏、大公无私”，共同构成了香港的一个竞争优势，即廉洁、高效、透明的政府运作机制和营商环境。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建立反贪机构并不难，难在如何从体制深层到具体运作，构筑强大而可持续的反贪公信力。香港政府的廉洁正是得益于香港民众对于制度建设的支持。

廉洁教育：反腐工作的根治良药

当前，在学校开展科学系统的廉洁教育已是全球共识。2003年第五十八届联大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其成员国将廉洁教育作为“中小学和大学课程在内的公共教育的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个没用，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物质主义文化已经在社会上占据上风，教育根本不会起作用。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教育不起作用，而且我们传统的那套说教式的唱高调的教育不起作用，情境化的、案例式的教育一定可以深入人心，对于物质的追求并不代表对腐败的容忍，香港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教育的作用不是那么明显，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直接见效的，但是廉政教育必须要长期坚持做，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加强廉政教育，不仅仅是对于学生而言，也是对于手握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当公众全民从意识上杜绝反腐，营造腐败低度容忍的公共文化，才能根治我国的腐败问题。

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推动了信息的飞速传递，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国家越来越重视公众的民主权利，创造公众监督的软硬件环境，以此推动反腐倡廉工作，这种反腐模式就是权利反腐模式。在权利反腐模式下，网络给公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主要决策的席位，使公众更直接地参与那些密切影响自身生活和前途的决策。要提高反腐败效果，制度反腐与权利反腐这两种反腐败模式必须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当前腐败依然易发多发的形势下，在充分肯定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制度反腐模式的基础上，还要高度重视权利反腐的特殊功能，高度重视公众参与在治理腐败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与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领导体制也是一脉相承的。我国反腐倡廉遵循的是“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因此，公众要积极参与到反腐败工作中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监督权利，而政府则要创造条件，鼓励公众参与反腐倡廉，保障公众参与反腐倡廉的权利，从而从整体上提升反腐败成效。

第四篇：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旗帜鲜明、态度坚定、领导有力。中央纪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个时间节点一个时间节点地抓，坚决纠正“四风”。严厉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反腐一直以来是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要全面介绍中央反腐举措、成就及特点，正确引导他们理性看待当前中国腐败现象和反腐形势，让他们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动真碰硬，坚定不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的决心，同时清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腐败是伴随着国家政权的产生而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所谓腐败，就是在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个人牟取私利而不惜损害全社会的利益，直至危及整个国家政权的生存。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毒瘤。它损害民主和法治的根基，扭曲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降低公民生活质量，甚至为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提供温床，威胁社会安全。历史上，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而这些朝代，也因为不治之风而衰落。当今，因腐败而导致政权更替，引发社会动荡的事件频频发生，重庆市高官文强被判处了死刑，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被判入狱，值得深思警惕。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寻租仍有机会。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预防和惩治腐败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极大，阻力甚多。例如，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先后多次大规模削减行政审批项目，在防止权力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政府职能未根本调整，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仍比较模糊，政府管理的领域较多，握有公权力的人有较多的寻租机会和空间。有的地方和部门仍然保留有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的复杂利益链强化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抓实转变政府职能，从源头减少腐败。

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为，严重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制度规定有漏洞和空隙可钻，一些违纪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和处罚。一些党员干部生活作风上不检点，严重污损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尽管当前制度对公务员从事营利活动或在企业兼职有严格限定，但对在非营利机构兼职取酬管理不严，出现了难以监管的工资外隐形收人。从新闻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件看，一些内地官员可以自由往返境外赌博，说明制度对一些党员干部还亮着“绿灯”。因此，公务员实行聘任制管理，实行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加大对公务员投诉的处理，严肃处理违纪公务员。3．社会参与反腐败的渠道不十分通畅。反腐败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脱离不了

社会整体素质的改善和提高。中国反腐败机制虽然强调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社会广泛参与，但反腐败仍然是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用力较多，私营企业、社会个人主动参与较少。私营领域的反腐败停留在较低水平，存在立案难、取证调查难、成本高的问题。最近几年，公民大量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揭发腐败现象，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正常管道不太通畅，正规渠道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劲需求。畅通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各种渠道。如大力宣传纪检监察、检察机关等机构的举报投诉电话、举报网站等。加强投诉举报的管理，减少投诉举报成本和顾虑。建立实名举报反馈机制，向投诉举报人反馈受理情况和处理结果。加大投诉举报人保护力度，坚决惩处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积极开展新闻监督，跟踪关注重要网站有关腐败的舆情，及时分析处理，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形成良性互动局面。

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相当距离。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如预决算公开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措施，但公开仅停留在比较粗的几大类，细目并没有公开。公共机构的财务账簿捂得尤为严实，在财务规范还不够到位的情况下，公开尤其是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风险系数极高。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动向社会公开案件调查报告、单位财务等信息，以透明换取社会信任，自身率先实施关键领域公开来建立社会反腐败信心，提升反腐专门机构的公信力。相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开透明的做法，中国的权力公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中国多年前就曾提出要建立人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机制，但聘任制改革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进来的出不去、上去的下不来等现象比较普遍。中国财政供养的人员数量仍然较多，一些单位和部门冗员多，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离群众期望和实际需要有较大差距。一些基层公职人员收人较低，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容易被小小的贿赂“击倒”。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

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也应该从现在开始，廉洁修身，反腐倡廉。

首先，我们要时刻告诫自己：懂礼仪，懂道理。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做人要懂得礼仪，要懂得自爱。古人有云：人之贪，性也。人贪婪的性格是与生俱来的，因而如果我们没有克制自己的贪念，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滋生腐败的因子，玷污我们的人格，模糊了我们前进的视线。

其次，我们要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目前大学校园里的校风正在逐渐变质，腐坏。请客繁、花红酒绿烂、考试作弊、论文作假等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大学这块人生路上的最后一块净土。近年来,有一部分大学生,淡忘了艰苦奋斗作风,贪图享受,试想：如果在大学校园里就产生了这种不和谐、不健康的意识，那么当他们步入社会接触到实实在在的公共权力和利益时，后果又将怎样？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恪守党的宗旨,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不渝地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最后，我们要时刻保持廉洁自律的行为规范。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摒弃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权力意志论的人生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重,自律,自醒,排除非分之想。

修身，廉政。我们任重而道远。但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作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我们大学生的廉洁修身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无论现在还是以后，始终保持廉洁自律，诚实守信，廉洁自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五篇：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腐败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危及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腐败是指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私人目的的行为，其基本特征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非公共、非规范(不符合公认的法律或道德规范)的运用，近年来，腐败蔓延的势头有所遏制，但腐败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必须进一步采取有力的预防和惩治措施

困难：

1.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

当前，中国正处在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等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并不健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反腐败机构之间分工不清晰、专业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败战略存在薄弱环节，廉洁教育的对象和手段需要进一步改进，预防腐败的针对性、前瞻性和专业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党和政府部门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高。

2.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足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于腐败问题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惩治手段。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间，中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行贿案件6440件，只相当于同期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数(207103件)的3.1%。[8]

由于惩处的力度不够，增强了一些领导干部的侥幸意识，削弱了他们的自律意识。看到一些人非常腐败，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导致他们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发生扭曲

3.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廉洁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都开始出现问题。有的领导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边工程”，劳民伤财，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有的领导干部在利益诱惑面前，放弃了本应坚持的原则，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当前中国腐败问题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败损害经济发展

不少研究成果表明，腐败从多方面会损害经济发展，腐败水平提高会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大大降低。保罗·莫罗(Paolo Mauro)的回归分析显示出，腐败指数(从1到10)每低2.4，人均收入增长率就高4个百分点。腐败影响经济增长

腐败还会阻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进程、由于权力腐败，政治权力不正当地介入经济领域，使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受到扭曲。

2.腐败危害社会秩序

腐败破坏了正常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对社会资源，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会导致全社会的不满，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腐败所导致的贫富悬殊会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贫富悬殊几千年都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祸根，是老百姓造反从而改朝换代的主要根源。

3.腐败危及政治稳定

改革开放开始后，利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时机，一些领导干部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谋取不义之财，从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权钱交易，腐败泛滥，在某种程度上必然引起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使许多人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增强对社会的不满和不平。腐败危及政治稳定、损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们对政府的决策制定和执行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失去信任，严重的还会引发社会**和政府倒台。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践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严、助长了投机心理，使社会成员丧失了是非感。

策略：

1.加强制度建设，消除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

邓小平非常强调制度的重要性，他认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阶段，许多体制存在缝隙和漏洞，为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与条件。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主动深入到腐败易发多发的领域和部门，抓住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消除可能产生腐败的体制缝隙和漏洞。要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制度基础;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筑牢反腐倡廉的政治基础;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夯实反腐败的法治基础。

2.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筑牢抵御风险和拒腐防变的防线

不少领导干部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也缺乏廉洁自律和风险防范意识。在这种局面下，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反腐倡廉教育，推进廉政风险防范管理，促进他们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廉洁从政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切实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抵御风险、拒腐防变。

3.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监督是关键。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是促进领导干部正确使用权力，不犯或少犯错误的重要保证，是有效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当前，要不断完善对权力的制约与监

4.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充分发挥惩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惩治腐败，必须从严。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当前，要严肃查处违反政治纪律的案件，严肃查处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违纪违法的案件，严肃查处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等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失职渎职、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等案件，并严肃查处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案件，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群体性事件和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腐败案件。

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执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