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第一篇：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由读书人参加的一种考试制度。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数从权贵子弟中选出，真正有真学实才的人并不能被选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才正式设立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绩录取人才，这时，我国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中国从隋唐开始考试，考了几百年，一直到北宋神宗时代，都没有定下严格的考试标准，也就是说，固然选举文章不出于诗赋之外，但是这种文艺作品，考生和考官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所以是很难做到公平的。

例如，以下这首唐诗是相当出名的，作者，祖咏。这首诗歌就是他在科举考试时的作品。

原文：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据《唐诗纪事》卷二十记载，这首诗是祖咏在长安应试时作的。按照规定，应该作成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排律，但他只写了这四句就交卷。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意思已经完满了。”结果很自然，他没有被录取。但这首诗一直流传至今，被清代诗人王渔称为咏雪最佳作。

这样的情况在历史显然不止出现过一次。那么有没有想改变这个情况的政治冲动呢？一直都有。到了北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应试命题制度作了很大的改动。

王安石也许没想到自己的这一改动对中国历史影响有多大——

“ 熙宁中王安石创立经义，以为取士之格，明复仿之，更变其式，不惟陈义，并尚代言，体用排偶，谓之八比，通称制艺，亦名举业。——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下》

制艺又叫做“ 制义 ”。由此成为了明、清时科举考试规定的文体。即八股文，亦称时文、时艺、八比或四书文。

这或许就是科举制度最为人诟病的一点——八股文。在《儒林外史》这本书里对八股文有直接的射影。

以里面两个人物对八股文的态度为例—— 鲁编修虔诚地宣扬：

“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是诗，要赋就是赋，——都是一鞭一道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马二先生说生病人听了八股文章——

“分明难过也好过，分明哪里疼也不疼了”。

八股文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使得所有考试文章的处于一个相同的框架之下。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但是，《儒林外史》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科举考试从来是一项工具而已。现在全中国高考也是每年教辅书成堆，很多人天天呼吁要进行高考改革，因为这样做培养不出优秀人才。

然而，就像高考，古代科举制度给所有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出生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从社会角度来说，开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让他们明白考科举可以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我们可以想象，在过去那个做官是唯一获取社会地位的年代，如果没有科举，那么那些出身贫寒的学子将永无翻身之日，而子孙也将世世代代地贫穷下去，朝廷也将被家族所垄断。

而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才选官的制度，也使得一些优秀的人能够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而在世界上，中国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中国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仿行过科举，韩国、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这也直接反映出了科举在历史上的优越性。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具有公正、确保阶级流动等优点，百年回眸，我们不光要看到这一考试制度变革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不应忽视其考试内容死板、学风浮薄和在阻碍社会发展等负面作用。

在当今社会，在以高考为代表的考试选才制度中，我们要吸取科举制度的精华，选拔真正有才华的人，也不能忘记了科举制度被废除的原因，要注意考察内容的灵活性、多样性，因为创新与实践是当今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第二篇：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明清

明清两朝科举的基本制度大体是一致的，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

正式考试共分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读书人在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之前，要接受由本县知县主持的考试，俗称县试。县试通过后，再接受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的称作“童生”。取得身份后，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科举考试。童生的年龄有老少之分。院试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主持考试的长官是学政。学政由皇帝任命进干出身的翰林院、六部等官员到各省去任职。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考试。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了，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乡试，叫做“录试”。中中秀才就意味着脱离了平民阶层，开始进入统治阶级的圈子。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乡试的正副主考官一般由皇帝任命在说的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院官充任。乡试有正规的考场，乡试共考三场，以初九日为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明清的科举考试采取弥封、糊名、誊录等做法来防范舞弊。乡试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称乡试榜为“桂榜”。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会方式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会试发榜时，往往正值杏花盛放，所以又称为“杏榜”。会试的主考官，在明朝多以翰林官充当，明末又多以翰林官充当。清朝称主考官为大总裁，由内阁大学干或六部尚书充任。会试考场的各种规矩，与乡试基本一致。殿试在名义上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出榜分为三甲：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 1

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在一、二、三甲的都泛称进士。中了进干，功名就到了尽头。殿试以后还要进一次考试，即朝考。根据贡干的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成绩得出录取等级，根据录取等级确定授予的官职。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不再参加朝考。（连中三元）

明清两朝的统治者都规定，科举考试中必须用八股文体作文章。八股文又叫“八经文”、“制艺”、“时艺”、“时文”等。由于文章题目主要出自四书，这种文化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的清规戒律。文章须有破题（点明题目要旨）、承题（承接破题的意义作进一步的说明）等部分，然后有提比、两相比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同时封建统治者还规定，以朱熹的集注作为作八股文章的准绳。从形式到内容，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只能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封建统治者既然把八股文作为控制人民思想、窒息各种反抗精神的重要工具。清乾隆后，院试、乡试、会议都必须考诗，称为贴诗。这是一种形式古板的诗体。明清两朝国家一级的学校是国子监。国子监的长官为国子祭酒，其下又有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官。国子监的学生称监生。明清时的监星主要有举监，由举人做监生的，叫举监。贡监，由秀才做监生的，叫贡监，也叫贡生。荫监，凭借父辈做官而成监生的，叫荫监。例监，以捐纳钱粟得为监生的，叫例监。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宋朝

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中，设立的考试科目很多，主要有进士科、制科、词科等，有明经、三史、明法、童子、武举以及“三舍法”取士等等。宋朝进士、明经等科考试一般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州试时，由州之通判主持进干科考试，以州之录事参军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州试取中的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尚书省礼部，这些考生被称为“举子”、“贡生”省试后，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使录取的考生只能向皇帝感恩戴德。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即赐进干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三级等级，同时在琼林苑赐宴，称闻喜宴。除了进士科受人尊崇外，制科也很受人青睐。最初制科考试是应考人直接接受皇帝的考试。因此，有人把制举考试称为“阁试”，把阁试及格通过称为“过阁”。在制科中，官员考取后可以升官，百姓考取后可以得官，而且分阶段产都免授边远偏僻地方的官职。宋代有词科，词科考试要求考生须博览古今，熟悉各种文体格式，它注重文章四六对偶、堆砌典故，讲求形式、技巧。与科举制相配合，也曾实行过“三舍法”取士。国子监学生分为上舍生、中舍生、外舍生三个等级。如果考试成绩优秀，外舍生升为内舍生，内舍生升上舍生。如果考至上舍上等，即可以直接授官；考至上舍中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殿试；考为上舍下等的，可以直接参加科举的省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唐朝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遍士人和官员都可以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唐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大体有两种：一是朝廷所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的州、县学馆的学生，称为生徒。他们在学校内考试合格之后，便可以参加朝廷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也称为省试。二是不在学馆的普通读书人，可以向所有的州、县官府报考。地方州、县逐级对他们进行考试，合格的人被送到京城长安参加尚书省的省试。这样的人叫作乡贡。唐代科举考试常的有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等科。有制举和武举。唐朝所设各科，以应考进士、明经的人最多。其中又以进士科最难考。武举始创于武则天时，唐代武举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停止了，但是却为后世开创了先例。制科是由皇帝特别召集一些官员和知名人士举行的考试，其中又可分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名目。制科是朝廷网罗非常人才的一种办法，但是往往不被人们敬重，以为非正途出身。唐代确立的科举制度马选官权力集中到朝廷，加强了中央的统治权力。科举制度为庶族中小地方、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受到中小地方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人而增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度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致使天下读书人怀着“朝为田舍郎，墓登天子堂”的幻想。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元朝

元朝统治者最终实行科举取士，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笼络汉族中小地方和知识分子，从而巩固蒙古贵族的统治。元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在科举考试中存在着民族歧视。元朝的最高统治者规定，科举考试的试题都出自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考生答题时必须以程朱理学的观点和封建说教作为指导思想。

第三篇：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范文

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及利弊

什么都会过时，但是似乎考试永远不过时。选拔人才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关系定国安邦的大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

魏晋以来，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科举制度正式诞生，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顺应事物的变化发展规律，也顺应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他的历史可粗略分为几个阶段：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元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暂停时期；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

科举制的产生发展再至灭亡，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其中利弊及其影响。比如说，科举制度的实行从根本上打破了两晋南北朝以来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最大限度地网罗全国优秀人才，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因为如此，选拔官吏有了文化作为依据，从而能够选拔素质较高的人才。而能中进士者更非等闲之辈，多为国之栋梁。再者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科举制度曾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性，它为中国长期的繁荣稳定和统一做出的重大贡献，但同时它给中国社会和国民性格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尤其在明清时期。比如，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压抑了人的思想，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同时，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像陈世美那抛妻弃子之流在那个时代绝对不少。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对内而言，科举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留下了科举的烙印。而对外而言，现代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借鉴和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都对科举所体现出的平等和公平原则惊叹和折服。美国汉学家卜德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认为科举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贵的知识礼物”。越南、朝鲜更如中国一样是科举社会；日本也曾经学习采用过科举制度。

试看今日，无论是高考还是公务员考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科举制度的精华部分，但是不能不说二者依然存在一些弊端，那么作为先祖创制的科举制我们更应该客观看待，并应加以利用，我们正是要克服科举制度的这些不良影响，而发挥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天生优质，以适应二十一世纪国家管理对人才的需要。

第四篇：科举制度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唐时代产生的，通过制度设定和程序化操作，从所有男性社会成员的范围内挑选人才，担任国家行政官员的制度，而且被选拔的人才在理论上可以晋升至皇帝除外的任何行政级别的官职，由于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以下详述），科举制度的实施，使不同阶级的社会成员有机会进入统治阶级之中。这种选拔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在广大社会成员之中，存在着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公平的机会。这种不考虑选拔对象的阶级属性的选拔方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本质规定性，使低阶级的社会成员有了向高阶级跃进的机会。这样，社会成员的阶级属性不会固化于其出生时所继承的本源性的阶级属性，他所能达到的阶级等级从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后天的努力。因此，科举制度大大冲击了社会的阶级属性世袭制的陋规，并最终导致维护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度的门阀制度的崩溃。科举制度实施之后，中国社会中社会成员的非世袭和奋斗意识勃兴，陈胜、吴广“将相王侯，宁有种乎”的诘问，社会成员们的答案是否定性的。由于有了阶级属性跃升的阶梯，社会成员们意识到他们的未来地位并不是由他们的出身给定的，而是自己当下行为的直接后果，这样一来，大大激发了社会成员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虽然由于选拔的官员有限，使得社会成员发生阶级地位跃升的机会不多，但是这种机会的存在和全社会范围内（当然女性除外）平等性、以及这种机会提供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确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虽然有限的民主政治制度曾经在社会中深入推行，但是，阶级属性，尤其是奴隶阶级的属性依然被本质化了，在社会中，没有制度化的提供给奴隶主动改变自己阶级属性的公平机会。而在西方中世纪，阶级属性的本质化更是被统治社会的宗教势力解释为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一个重要表现，世袭的严格的等级制是宗教势力和世俗统治阶级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不公平社会秩序的基石。因此，诞生在公元六世纪左右的科举制度，在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上看，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进步。

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实施了科举制度的隋唐之后）阶级之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是阶级差异的重要内容，即统治阶级相对于被统治阶级，具有高得多的政治权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垄断性地位。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是以世袭制的贵族阶层和非世袭的官僚阶层所组成，前面说过，在科举制广泛推行之后，贵族阶层的势力日益衰落，官僚阶层则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中间力量。因此，被统治的低阶级的社会成员只有进入官僚系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才能实现社会成员阶级属性的真正改变，由于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决定社会成员阶级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使社会成员只是依靠实业和商业的经营，实现财富的巨大增长，经济地位得到相应的提升，而由于其直接获得的政治权利并没有相应提高，那么该社会成员依旧无法实现阶级属性的改善。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通过科举考试，并进而进入官僚体系成为社会成员唯一的阶级属性跃升的通道，而如果不这样做，在其他领域做得再好，也无法实现使阶级属性跃升的目的。

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是：科举制度将社会中的最大数量的才俊之士的精力和兴趣集中到科举考试中，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达到改变自身阶级属性的目的，而为了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对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的了解达到圆熟的水平才行。因此，这些才俊之士花费了主要的精力，所关心和研究的对象只能是有助于科举考试方面的内容，这种关心和研究并非出于兴趣和目的所在，而是一种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虽然也有部分学人有兴趣研究这些内容以外的学问，但是这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中发生的偶然现象，只能是在不影响准备科举考试的前提下的“业余爱好”。

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为国家挑选行政系统的官员，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等政治性的内容上。因此，社会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将最大量的精力集中于对这方面内容的学习和研究之上。同时，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维护统治统治秩序的需要，必然将论证这种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政治理论奉为唯一的、统治性的政治理论，其他政治理论则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和镇压。因此，科举考试中对考生考试成绩的评定，不是以其对政治方面的理论创新能力的高低为标准，而是以其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度为标准的，因此科举考试的推行并不能刺激政治方面理论的更大发展。

由于科举制度能够一举改善参加考试者的政治地位，进而改变阶级属性，因此，整个社会都盛行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而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读书的内容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就是对权威政治理论的熟悉。其他的、尤其是涉及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使研究者取得多大的成就，也不可能成为该研究者阶级地位跃升的凭借。因此，在这种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下，对不涉及科举考试内容的其他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被社会普遍观点认为是不务正业的“奇技淫巧”而倍受轻视，因此，这造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边缘地位，这无疑大大抑制了中国古代社会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的进步。

但是，这种局面的形成决不是科举制度本身的错误，因为从科举制度本身的目的和手段来看基本上是合理的，造成这种局面的本质原因是科举制度存在的封建社会中，不同阶级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是不平等的，而使科举制度成为改变社会成员命运的唯一方式，而由于改变命运方式的唯一性，使社会精英的精力投入方向和行为方式趋同化，并造成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单一化。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形成阶级差异的因素的重大变化，社会成员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通过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来改变自身的阶级属性（后文详述），类似于科举制度的公务员考试只是改变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方法之一，而社会成员如果能成为其他科学文化领域的专业人士，也能增加经济收入，并改变自身阶级属性。因此，公务员考试只是吸引了一小部分对此感兴趣的社会成员对它的关注，公务员考试的内容并不能成为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主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不能限制社会成员的兴趣范围，也并不能遏制社会中科学文化的全面、快速地发展。

但是，这种客观上的抑制性，并不说明中国古代社会从本质上阻碍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由于社会的世俗化，科学的发展不会象对宗教社会那样产生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的巨大作用，而由于科学发展能够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只会对国家产生好处，因此，统治阶级不具有主动地、有意识地严厉打击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的。而如果统治阶级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益处，他们肯定会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科学的发展，为了吸引优秀人士投身科学，统治阶级肯定会将从事科学工作、并作出重大贡献的的社会成员吸纳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仿效科举制度建立通过选拔和竞争机制的通向科技官僚的上升通道。同时由于这种制度的建立和科技人员地位的上升，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而这一切也同样有利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可能的形成是合乎逻辑的，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对科学精神的弘扬远较对统治阶级利益进行本质损害的民主精神的弘扬为易。因此，我们看到，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上存在对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抑制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类似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裁判所，对一切有悖于宗教教义的人文和自然科学思想进行残酷镇压，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布鲁诺由于仅仅宣扬了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并没

有任何自然科学家是因为其自然科学思想而被统治阶级迫害。

当然，由于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型态还不是民主的社会型态，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不容动摇，因此，与统治阶级政治利益发生密切关系的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政治的影响和干扰，阻碍了人文科学的发展，使科学精神在这个领域无法充分发扬。但是，政教合一的社会是以宗教和政治的双重力量影响所有科学的发展，是对科学精神的全面压制。相对而言，中国古代社会、以及所有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社会，还是对科学精神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支持。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宗教和政治对于科学发展的两方面消极影响力完全消除了，科学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各种科学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第五篇：浅析科举制度的利弊

浅析科举制度的利弊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由读书人参加的一种考试制度。魏晋以来，官员大多数从权贵子弟中选出，并不能选出真正有真才实学的人。为了克服这个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才正式设立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核成绩录取人才，这时，我国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科举制度对隋唐至明清期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尽管距离科举制度的废除已有一百多年了，但当今人们对科举的认识仍是见仁见智，特别是在科举的利弊及清末废除科举的得失等问题上分歧较大，下面我愿就个人的了解谈一点浅薄之见。

客观地分析，科举在利的方面，首先表现在科举考试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它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唐代科举盛行后，就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其次，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材的范围，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社会整体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读过书但未做官的“寒门”出身。此外，科举起

到了文化传承的纽带作用。由于它确定了广大士人学习和修养的内容，科举便成为知识分子和占统治地位文化的连接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若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谈何治国之道。科举规范了学习、修养、考试的内容，并一直延续1300余年，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

当然，科举的诸多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科举考试给予及第者的优待和荣誉，是打动千百万知识分子乃至全社会人们的一个重要因素。科举制已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吸引人的事业，读书成了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成为当时世人对科举制的一种普遍心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成为众多知识分子形象的写照。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提倡和鼓吹，逐渐形成了世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心态，也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推行“读书做官论”的滥觞。而且，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注重考生的实际学识。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而八股文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做题目，其中的义理必须发挥孔孟和朱熹的思想，不得抒发自己的感想，这样一来，便严重束缚了文人们的思想。大部分读书人为应对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

论是眼界、创造性，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过于死板的八股文，逐渐把科举制度引向了死胡同。还有，科举制度助长了官场的腐败。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便产生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大肆收受贿赂，以致富可敌国。而且多次以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应该承认的是，制度本身是一种很好的选才方式，也是能够选出国家的栋梁之才的，由它被周边及许多西方国家所效仿就可看出。然而，由于它被统治阶级强加过多的个人意愿，比如明清时为了加强统治而将八股文设为主要的考试内容、各阶层为了捞取好处而纵容舞弊之风盛行等等，科举便变得不再是那么神圣而美好，甚至成为众矢之的。

科举制度已经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公务员法，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将科举从此尘封起来，而是要将现有的选才方式与之参照，取之精华，弃其糟粕，只有这样，现行的制度才会不断趋于完善，社会也才会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