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演变与当代启示研究背景与意义

第一篇：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演变与当代启示研究背景与意义

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演变与当代启示研究背景与意义

我们不难发现，持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曾经闪耀过璀璨的光芒。在科举制消逝了近百年 的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科举时代所积淀的传统文化之无处不在。在经历了盲目而激烈的批判之后，科举制又 渐渐为世人所慎思、所吸纳。作为中国古代一种大规模的国家考试，科举以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政府官职为鹄的，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产生过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从教育的角 度看，由于深受“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影响，封建时代办学的目的是“储才以应科目”，足见科举对教育的影 响之大。科举废除已近百年，其对教育的影响却弥漫并积淀为现实基因的一部分。探讨科举制下考试与教育的 关系，有利于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改革鉴古知今、趋利避害。

科举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人士和官员自愿向官府报名，然后经过分科考试，依照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和授给官职的一种制度。

科举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是弊大于利的。

从制度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

一、科举的积极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文化方面。

首先，科举制度使得中国的文化精华得到传承。作为考试内容，读书人最重要的就是学习知识，而在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古代文化知识。一个书生没有饱读文化思想的精华所在何谈治国之道。这样一来，中国文化就延绵不绝的传承下去。

其次，科举也不断发展和丰富着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科举制度也就没有，中国古代的灿烂的文化。如诗、词、歌、赋的发展与繁荣；唐小说的兴起与发展。如此说来，科举制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确实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二、从科举制度对社会以及封建统治的作用来看。

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官员而设立的。这样的一种选官模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任用官员的主观作用，体现出了任人唯才、唯贤，淡化了世族、门第的影响。形式上给几乎每一个人提供了可以进入仕途的均等机会，而且确实使大批中小地主及知识分子进入到封建国家统治机构中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拓宽了政治基础，提高社会的行政效率。

三、从个人角度来看

科举作为社会上入仕为官的唯一重要途径，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望。想要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拥有渊博的知识是必须的。一个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想要进入朝廷，高榜题名，然后升官晋爵，光宗耀祖，飞黄腾达，全家富贵，一切的一切，都是依靠科举考试。

由此看，科举制度的实行在古代是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但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的弊端也日益突现。

一、由于统治者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八股取士，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

三、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四、科举制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科举成为最吸引人的事业，读书成了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科举及第与否成为人生极喜极悲的重大因素。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虽然这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由此，就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就制度本身而言，科举不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作，在中国历史上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如同传统文化的其他精华一样，科举制度的积极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浅谈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利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才是我们的目的。

第二篇：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分析

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分析

【摘 要】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官的一种考试制度，其产生及发展到最后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科举制度具有相对公正性，对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以及文化继承方面有积极作用，同时科举制度也有考试内容僵化、重伦理轻技艺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发展等消极影响。

【关键词】科举；演变；利弊

一、引言

中世纪的欧洲，贵族实行世袭制，社会底层的民众永远都没有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人生下来所处的环境就决定了自己的未来，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永远是平民。在这种社会制度下面，人们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这也造成了中世纪的欧洲极度缓慢的发展。相比之下，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由于“科举”制度的存在，底层的民众可以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贵族阶层，这对于促进社会的进步以及维护统治者的统治是很有益处的。

科举制度凭其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明的一大优秀政治遗产。科举制度以其合理的选官制度给封建王朝平民百姓进入仕途和提高政治地位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相对于之前历朝历代的选官制度要公正、合理得多。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运行，科举制度为庞大的封建帝国选拔了大量优秀人才，广泛的传播了儒家思想，对保证社会安定、促进社会流动、巩固国家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科举制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也有重要的影响。

二、科举制度的兴衰始末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选官制度。从科举制度的形成、发展到衰落直至被废除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兴起及完善阶段

科举制度起始于隋朝。公元583年，隋文帝打破了以往根据门阀等级而选拔人才为统治阶级所用的举士方法，采取一些较为简单且无严格程序的考试，按照国家统一需要的人才科目，不分身份阶层地位直接从社会中考评人才。隋炀帝于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开始设立进士科，完善了通过平等考试从社会中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且较之以前更加严格。

唐承隋制。唐代初年即开科取士。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为主。武则天即位后，大量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创立武举。唐玄宗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二）发展变化阶段

宋初在科举内容、形式、场次及相关的科第习俗上基本沿袭唐制。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六年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进而形成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宋太宗将进士及第分为“三甲”。宋英宗时起，乡试、省试定为三年一试，开创了后世“三年大比”的定制。宋代考试程序严格，科目减少，进士科成为主要科目。王安石变法时，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度，废除死记硬背的明经诸科，设明法科，专考律令、断案。

（三）鼎盛阶段

明朝科举专取《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及《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命题，即成八股文体。明朝将科举增为四级，即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殿试免黜落，成绩分为三甲。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为17名，赐进士出身；其余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4]。

清代基本沿袭明朝科举旧制，但其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朝。清朝颁布了《钦定四书文》等作为八股文的写作规范，并规定八股文不能超出儒家经典和程朱理学的范围，特别不能涉及清代的时事和政治。

（四）衰亡阶段

由于科举考试只在“四书五经”内命题，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文体为完全脱离了实际、形式僵化的“八股文”，使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进步。鸦片战争失败刺激清政府开始关注科举改革，但是一直议而不决，决而滞行。光绪二十四年，在维新派推动下，光绪皇帝于当年五月五日谕令废除八股。虽然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诏重开科举，但从此科举开始没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发表上谕：自丙午（1906）年起，所有岁科考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正式废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三、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一）相对的公平性

科举制度比之历史上曾经采用过的世袭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来说，有着明显的优越性，其显著特点便是强调应试者的文化素养以及对现实问题的洞察力，抵制血缘、门第、身份、名望、特权、钱财等因素对选官的干扰。自科举产生以来，尽管有些人对以考试取舍人才有不同的看法，但科举作为甄别贤才手段的相对公正性是毋庸置疑的。

据史书记载，除少数几种人以外，民众不论门第身份名望贫富均可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科举制度是打破了阶级桎梏的，即便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同样有通过这一竞争选拔途径获得个人社会地位以及进入贵族阶层的机会。

为了维护科举的相对公正性，历代统治者不断完善防范措施，在考试制度上采取多种手段以力争将选官中的人为影响因素降至最低点。例如，实行“锁院”制度，使主考官与外界隔绝，以避免发生行贿受贿、请托舞弊等事件；别头试，即为了防止各级考官徇私舞弊，规定与相关官员有亲属关系的应试者必须回避，另设考场；糊名，即密封试卷卷头，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糊住，以使主考官以统一的标准公平地判卷；誊录，即将考生的试卷统一重新誊写一遍，以防主考官依靠应试者的笔迹舞弊。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的严厉的惩罚制度用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性。

（二）保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科举制度使官场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精英的循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科举时代文化精英流向官场的真实写照。王德昭先生认为：“科举制度确为社会提供了有效的阶层流动的途径。”社会阶层流动性使传统社会统治机构的成分可以不断的更新，对维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有积极的作用。

科举制度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至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的大趋势。同时，通过科举维持社会精英的有序流动，打破了世族地主垄断统治权力的局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统治阶层权力再分配的问题。统治阶级可以在最广泛的基础上遴选人才，可以不断在社会各个阶层补充新鲜血液，不仅确保了高素质的稳定的官僚队伍，而且有效地遏制了官僚阶层的门阀化和贵族化。

（三）对经典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作用

科举制度始终将儒学作为主要考查内容，并以其强大的制度支持与诱导作用，使得儒家经学为普通读书人所熟知，强化了儒家经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为儒家经典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教育条件、文化氛围和社会背景，使其得以不断的传承与繁衍。

科举考试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科举文学。科举文学包括科举答卷文章即“科文”，又囊括以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科文如试帖诗、策、论、科场律赋、八股文等类型，科举为题材或与科举相关的文艺作品如一些在内容上涉及科举的唐诗宋词、传奇小说、宋元戏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的传统戏剧和电视连续剧等。科举制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文学创造者，而且也在全社会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给文学经典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提高了民族文学的创作、鉴赏审美能力。这都使得我国文学经典奇彩纷呈，魅力无穷。

四、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明朝开始，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采取了禁锢人们思想的政策，规定科举考试只能以《四书》、《五经》内容命题，考生答卷只准代言，不许表达自己的观点，必须用朱熹注的经书的相关内容说明问题。对答卷的形式也做了严格的统一，形成了人们熟知的八股文。士子为求功名，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了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的自然科学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导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想。科举从此成了为统治者打造思想单一人才的工具，在这一制度引导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彻底地死掉了。

（二）科举考试重伦理轻技艺，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

科举考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皇权，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因此，科举考试必然以统治阶级推崇的儒家思想和对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为考试的内容和选拔标准。而自然科学技术等科技内容被历代统治者视为雕虫小技，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所不齿。十三、四世纪始，随着工商业发展的需要，西欧一些大学相继问世，其教学内容十分丰富，有文法、修辞、算术、几何、天文等，这些大学培养了大量的有知识的工商业者、医生、技师等。这些人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兴起的主角。而中国的科举只重伦理、文学，在其引导下的封建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批批封建社会的“卫道士”和满腹诗词文章的“学者”，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懂自然科学知识的人才。因此，科举制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

（三）科举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科举制度以其强大的吸引力使统治者有效地控制了士人。由于功名利禄主要通过科举来实现，加上科举制度与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天然地融为一体，科举制度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工商阶层的崛起，阻止了中国多种经济成分的良性发展。科举制度导致的这种现象既浪费了大量人才，又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钱穆先生有言：“中国又是一个绝大范型的社会，而时时处处用心在裁抑特殊势力上。封建贵族社会崩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始终未产生。门第社会消失了，军权社会也难得势。终于走到科举制的社会上，而停滞不前。这是中国社会在其已往演变中的一个客观历史的真相。”

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封闭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角度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科举制度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晚晴将领琦缮看到英国人的火轮船时曾“疑似牛拉”，可知当时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对科学技术的了解到了多么无知的程度。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国家根本无法培养出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更无从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角度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的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等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更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

五、启示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这项遴选政治精英的机制，限于其自身的弊端及其历史局限性，终将被历史所淘汰。然而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总的来说应该是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录用方式，不仅在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对当今世界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产生着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当今我国的“高考”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等一系列考试仍有一些不完备之处，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借鉴科举制度的经验，以促进当今人才选拔制度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金炳.科举制的利弊和借鉴[J].南方论刊，2007（04）：48-49.[2]王清琦.简论中国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8）：36-38.[3]朱美丽.试析科举制的利弊及其对现代的启示[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04）：98-99.[4]杨静.科举考试兴亡研究[M].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5]田澍.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J].西北师大学报，2005（01）：74-78.

第三篇：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与现代意义研究

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与现实意义研究

摘要：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官员选任制度的典范，隋唐时期产生并发展，它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近、现代各国的官员选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着直接深刻的影响。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精英遴选机制，科举制度具有恒久的价值和意义。唐代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定型发展时期，本身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和积极作用。通过对唐代科举制度的全面分析，探讨其历史功用和现实意义，辩证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健全完善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

关键词：科举制度 历史功用 现实意义 公务员制度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产生

科举制度作为隋唐以后历朝历代沿用的一种官员选任制度，是从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它的产生有一个发展过程，大抵萌于南北朝，始于隋而成于唐。[1] 科举制度之前我国封建时期的官员选任制度各有千秋。春秋时期大都采用世卿世禄制度，官员完全由世族垄断。战国时期各国进行变法，其目的之一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虽然朝廷要职仍由宗室贵族等担任，但是官员改成了领取实物俸禄，与此同时，随着“士”的壮大和活跃，荐举制度也逐渐成为普遍的官员选任制度。西汉时期正式建立察举制度，另外也建立了太学，也因此，一般的平民子弟可通过察举和学校获得官职，这一制度的建立是封建时期官员选任制度的一个新的突破。魏晋时期产生了九品中正制，虽然还是沿用了汉代的察举、征辟等入仕途径，但是将门第作为做官的首要条件。南北朝以来，察举制度仍作为官员选任的基本制度，但是通过考试按照才能选官的制度被提了出来，学校的开放和自举制度的兴起，都为朝廷从一般平民中选贤任能开辟了新的道路。

隋朝建立后，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官吏选任不再受到门第限制，各级官员统一由中央选任。在保留秀才、明经科的同时还新设立了进士科，并继续察举孝廉。进士科的设立，使得朝廷形成了通过考试纯粹按照才学选任官员的制度，也正由此，科举制度产生，并逐步成长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选任官员的一种重要制度。唐代科举制度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之后进行了完善，但其雏形还是源于隋朝的科举制度。

综合来看，科举制度的产生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朝廷的统治需要。虽然士族的势力已经渐渐衰落，但仍在政治经济上占有特权地位，很大程度地影响了隋唐统治者的统治。为了进一步削弱士族势力，摆脱门阀世族等的垄断地位，收回旁落于地方长官之手的选任权力，采取科举制自下而上的选拔人才供朝廷使用以加强中央集权。

二是庶族地主的政治诉求。封建王朝的更替，影响了各个势力间地位的变迁和利益的分

配。隋朝的创建过程中，士族势力衰落，大批庶族地主得到了发展，经济实力增强，社会地位上升，他们要求参与政治，分享政治权力，改变宗室贵族独占政治大权的局面。

三是社会发展的趋势。隋唐时期随着士族和庶族力量之间的对比变化，原先采用的九品中正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格局。而且，学校等教育条件的完备，使得许多平民子弟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社会上入仕风气高涨。

（二）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唐初、唐代中期和唐代后期。唐初的科举制保留沿用隋朝的科举制度，以明经、进士两项科目为主，但是在科举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举措：应试者可不受门第条件限制，不必由他人荐举，皆可“投牒自举”；考试科目和规定有所增加，考试科目不止包括明经、秀才、进士，还加入了明法、明书、明算等，对于考试的日期、内容、录取等方面也做了具体地规定[2]。另外，对贡举的内容、流程等做了明确的界定，对贡士人数也做了限制。基本上在贞观年间，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举制度。

唐代中期，随着庶族地主的壮大和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相对提高，功臣贵族等势力的衰落，广泛地从一般庶族地主和平民中选拔贤才担任官职的条件才趋于成熟。唐初年采用的常举制不能满足统治者和庶族地主等的需求，制举便被提升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其中文学之科有所增加，儒素科和经邦科出现，各项诏令逐渐完善，使得制举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

唐代后期，诗词歌赋成为进士科的主要内容，文学取士发展到极端。文学取士的标准和现实要求之间的严重矛盾渐渐地暴露，诗赋为主要内容的录取标准没能最终延续下去，一种以策文好坏为录取标准的制度被确定了下来。

总的来说，唐代科举制度呈现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科举制度的各个科目逐步衰落，并且慢慢演变为主要以进士科为主；与之相应的选拔录取标准也慢慢发展为以文章的辞藻华丽为主，一度达到了以歌赋作为选才的主要标准；考生来源和录取范围越来越广泛，录取名额也逐渐扩大，科举制度越来越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唐代科举制度虽然在一直发展变化中，但其基本框架一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动。唐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唐代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许多旧的察举制度的痕迹，荐举制度的一直采用就恰恰说明了这点；二是虽然规定应试者不受门第条件限制，但是唐代的门荫和杂色入流中的品子，仍显示出身份性因素依旧起着强大的作用；三是唐代统治者在官吏选用上重用吏干人才，但进士科的主要内容以文学为主，通过进士科选任的贤能之才不能委以重任，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所需人才的类型不太相符；四是唐代科举制度

过于重视文学取士，唐朝统治期间虽然针对录取标准发生了许多改变，但基本思想仍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其制度弊病较多，容易造成政治**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二、唐代科举制度的概况(一)唐代科举制度的主要内容

科举制度是朝庭开设科目，士人可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3】。唐代科举制度从科目性质区分，可分为文科和武科，且以文科为主；从开科时间区分，可分为常举和制举。本文主要是对常举和制举进行概括分析。

常举大体每年举行一次，是按照制度进行的，是统治者惯常采用的一种选任人才的手段。常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和明算等六项科目。常举的科目中以秀才科为首，明经科次之，进士科再次之，明法、明书和明算一般是作为选拔法令、文字和数学计算等专门人才的项目。一般来说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常用。

明经顾名思义就是考儒家经典的科目。通常情况下，是指明二经，包括《论语》和《孝经》，另外，明五经、童子科、道举以及三礼、三传、三吏部史等科目，也都属于明经。进士科是常科中最主要的项目。此科目主要考策论，以辞藻华美为胜，后期也渐渐重视文章的好坏。后来增加了帖经和杂文，帖经是增加了儒家经典的内容，杂文则是带有讽喻性质的带韵美文。中唐以后杂文改为律诗，考试难度加大。进士科考试相比明经科，要难得多，录取比例也低得多。

常举考生来源于两个途径，一是学馆的“生徒”，二是州县的“贡生”【4】。生徒只要在学校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报名参加中央的省试；贡生要想考试就必须先在所在州县报名，通过初试合格后才能参加省试。

常举各个科目所采用的考试方法为口试和笔试两种，其考试内容主要有帖经(文)、墨(经)义、(答)策问、(试)杂文等项。帖经类似于现代的填充，墨义指按照试题要求叙述典籍中的有关事实与大义，策问指回答提出的各种方略、时务问题，杂文指写作诗和赋各一篇【5】。

常举考试和授官的基本流程为：首先成绩优秀的生徒和乡贡通过荐举或投牒自举进入到省试；之后，由礼部主持考试，考试一般在春天举行，也称春闱。及第后，考生就获得了进士资格；想要做官还得去吏部选调复试，合格者方能授予官职。

制举是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用来搜罗特殊统治人才，考选时间、科目和录取员数都无常格，完全由皇帝的诏令决定，由天子亲自策试【6】。制举的科目及其繁多，主要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文辞清丽科、博学通艺科、武足安边科和军谋越众科等。制举允许士人和官吏都可以参加考试。考中以后，原是官吏的立即升迁；原来不是官吏的，也立即由吏部给予官职。由于制举的根本目的是要选拔更高层次的经世之国之才，要求应举者有广博 的经史知识、高明的政治见解，并且要求有一定政治实践。就唐朝的情况来看，平民中还很少这样的才识之士。因此在整个唐代，制举始终处于一种陪衬的地位。

(二)唐代科举制度的优缺分析

唐代科举制度与之前的世袭制、九品中正制和察举制等选官制度相比，有其特有的优越性。首先，从其考试所设置的众多科目和详细的流程可以看出，它的选拔是较为科学地，要做官必须要通过层层考验，不仅需要具备很高的才学，还要具有经世能力，另外外表也要端正，可以说，科举制度下的官员一般都是有一定能力和才干，能够很好为统治者服务的知识群体，很大程度的保证了统治者优秀人才的需要。

其次，它还具有极大的公平性，唐代科举制度通过各种措施来体现选拔的公平，比如对主考官实行锁院制度、别头试、糊名、誊录以及一系列严厉的惩罚制度，如“废举者”法令【7】，这些制度的实施为统治者获得优秀人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唐代科举制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人才选拔的广泛性。古代选贤都在宗室贵族中挑选，门第因素影响较大，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选贤范围不断扩大，不只达官贵族，一般的平民百姓也可通过考试及第来入仕。这一制度不仅满足了庶族地主希望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的需要，也促使了天下人为功名而读书，在为统治者储备大量人才的同时，统治者也利用科举有效地控制了知识群体。

唐代科举制度的缺点主要体现为：

第一，考试的知识结构僵化、内容较为单一。唐代科举制度要求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为策问杂文之类，读书人所学多为考取科举服务。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把学习的精力都放在儒学经典上，对于其他知识不太关心，极大地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也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二，学校教育与科举关系紧密。在科举制度的大风潮下，唐代无论是国学还是私学，都是以科举考试内容为主教授学生。科举考试局限于儒学经典，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相应地学校教育也就重视文辞忽视实学，重视背诵不求义理，既不利于培育有实际能力的人才，又形成了空疏的学风，也不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

第三，选拔不公现象仍然存在。虽然唐朝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维护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但是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使得选拔不公现象仍旧存在。而且唐代其他选官制度的并行，以及唐代科举制度固有的不足，也都影响了唐代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三、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功用分析

（一）唐代科举制度的时代功能

1、政治功能

科举制度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对唐代的官僚政治起到了一定的政治功能。科举制度的实施，选拔出了源源不断的优秀人才，及时的补充了封建官僚队伍，并且形成了制度化和程式化的选拔方法。科举制度是唐代基本的选官制度，由此选拔出的优秀人才成为官员的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在唐代中后期，越来越成为高级官员的主要来源；唐代科举制度对于考生的资格没有过多的限制，社会各个阶层的读书人都可以去考科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由此松弛下来，而且许许多多的人都把命运压在考取科举上，通过的人成为官员，变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有不少甚至步入上层官僚机构中，这些人来源于社会各个阶层，自然而然地国家机器也就扎根于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之中，封建政治基础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唐代科举制度将选士大权从地方收回到中央，尤其是皇上手中，有效地避免了地方官员操纵选官的局面，强化了中央的统治。

2、教育功能

唐代科举制度对于教育的影响是很大的。科举制度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极大地激发了学子发奋读书的热情，中下层子弟希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上层宗室贵族子弟也希望科场扬名，维护家族的荣耀和地位。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举国上下，朝野内外的求学风气都很浓；唐代的学校几近于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两者相辅相成，科举制度的发展推动着学校教育的兴盛，学校教育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可以说，科举制度的实施，不仅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也造就了极大一批知识分子阶层。

3、文化功能

唐代的文化繁荣与科举制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唐诗的兴盛。唐代科举制度包括常举和制举两种，对文学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常举，尤其是进士科。进士科中包括杂文，杂文泛指诗、赋、箴、铭、颂、表、论、议，且以诗赋为主【8】。进士科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使得诗赋成为学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唐代中后期，曾一度以诗赋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标准，也因此涌现出一批诸如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极大的促进了唐诗的兴起和繁荣。科举制度除了诗赋同时也促进了文学多种体裁的共同发展，对唐代文化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而且随着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从原先对门第的看重，过渡到对文化的看重，客观上改变了社会文化风貌。

4、社会功能

在科举制度之前，各种选官基本上都是从统治阶层，尤其是宗室贵族子弟中选拔，选择范围小，致使社会呈现出一种二元格局，社会相对封闭，上层与下层之间是分割的，缺乏流动性。科举制度打破了宗室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能够将中下层知识分子阶层通过考试使其向上层流转，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同时也缓解了中下层的不满情绪，减少了社

会不安定因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科举制度也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在科举制度的大潮下，文人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普通百姓对于文人的崇敬心理也越来越增强。

（二）唐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从选任官员本身来说，科举制度确实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科举制度的实施对社会上各个阶层、各个层面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一项制度的实施，必然会带来积极的作用，也会存在消极的影响。

1、唐代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1）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看，推行科举制最大的好处就是削平了入仕的门槛，有效地巩固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强化了中央集权。通过推行科举制度，唐代打破了自东汉以来的门阀世族势力对选拔官员的垄断，选官范围从之前的宗室贵族扩大到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社会各个阶层的不断进入，扩大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科举制度又将分散的官员选拔权收回到中央，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以科举为主要选官途径，又以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学习内容，增强了封建社会大一统的观念，更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的集权统治。（2）选任制度的角度来看，唐代科举有一套严格的科举考试程序，选拔官员不以门第作为标准，注重真才实学，既避免了世卿世禄的特权和买官买官、徇私舞弊等腐败现象的出现，也有利于为行政机构注入新的活力，提高官员自身的素质，有利于官僚机构的管理。科举制度还很大程度弥补了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传统官员选拔制度的不足，客观上促进了官员选任制度的完善。

（3）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唐代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紧密联系，民众积极求学，社会兴教成风，不仅有利于学校教育的发展，也造就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化人才。科举制度还将儒家思想全面推进到社会各个层面，使得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4）从封建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科举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标准，将儒家思想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统治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科举制度还满足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需要，缓解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有利于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

2、唐代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

（1）科举制度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它将读书和做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目的是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服务于封建王权和中央集权统治。科举制度下的官僚们依靠的不是世袭的地位、名望等家族背景，而是科举考试，他们的地位和权利是皇帝给与的也是皇帝可以随时剥夺的，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对专制皇权有着天然的依附和敬畏。可以说，科举制度极大地促成了封建社会的专制性。

（2）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从内容到形式有严格的规定，考生没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就更多的追求了行文的华丽，而且唐代科举考试常常以文章华美为主要录取标准，科举考试结果成为了一种文学修辞技巧考试。科举考试的严格和竞争的激烈，使得知识分子更容易被驯服，对皇帝和上层官僚越卑躬屈膝，这一切都导致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政治权力的依附者，缺乏独立的意识和社会地位，他们的思想被禁锢，压抑了其的创造性。科举制度拘泥于对儒家经典的考察，也限制了其他文化的发展，都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丰富发展。

（3）科举制度使得学校体系从此以后与选官制度牢牢捆绑在了一起，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考什么，学校就教什么，这不仅不利于全面人才的培养，也不利于从已经开始的学科分化和技术学习专门化、系统化地趋向的发展。科举制度使得应考者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文学上，造成了对自然科学技术的漠视，不利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4）唐代举子在参加科举考试前要进行“行卷”，投“行卷”是为了之后的“公荐”，“行卷”和“公荐”可以使得考官在阅卷时能够对考生有着正确的评价，保证了成绩的客观性，但在实际运行中反而造成了徇私舞弊等官员腐败现象的发生。一些没有真才实学但是靠着结交甚至贿赂官员的手段考中。这些人容易结成朋党关系，在官场中拉帮结派，官官相护。这些既不利于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也使得官员腐败滋生，朝廷稳定受到影响。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朋党之争、朝臣与宦官之争越演越烈。各方势力为了争权夺利，都极力通过科举考试以图培养亲信，扩大自身势力，科举制度俨然已经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失去了选贤任能的职能。

四、唐代科举制度的现实意义分析

（一）唐代科举制度与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的比较

1、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比较

隋唐时期门阀世族的势力逐渐衰落，中下层地主阶级兴起，社会阶层得以重新组合，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就需要改善统治阶层的结构。隋唐以前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已然不能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隋炀帝时期，开始以“试策”取士，开创了科举制度，唐代以来，科举制度逐步完善，发展成为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员选任制度。科举制度的产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成为社会中下层阶级子弟入仕做官的重要途径。

科举制度由于本身具有相对公平、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等的合理内核，后为西方国家所借鉴，并最终建立起现代文官制度，现代中国又借鉴西方文官制度，探索建立了中国的公务员制度【9】，可以说中国公务员制度是科举制度的继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各项制度改革的发展，原有的干部人事制度已经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

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推行公务员制度迫在眉睫，党的十三大中明确提出要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在逐步的完善和发展中。

2、招考对象来源比较

唐代科举制度的招考对象较为广泛，社会各个阶层除了特殊规定的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中常举考生的来源主要是“生徒”和“乡贡”，制举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百姓都可参加，只要符合皇帝所需人才的要求即可。

我国现行的公务员制度对考生的年龄、专业、地域、学历等方面有着褚多的规定，在实际的招考中，关于不同职位的招录还有着具体的规定，例如户籍所在地、最低文化程度、性别以及政治面貌等都有规范的要求，报考人员报考单位时也要遵循亲属回避等的特殊规定，对于不能报考公务员的人员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当然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也有专门面向优秀农民和工人的考试，招考对象也算是比较广泛的。

3、考录形式比较

唐朝时期，参考人员可通过荐举或自举获得考试资格，到中央参加由礼部主持的考试，俗称春闱，及第者可参加吏部考试，通过者即可获取官职。科举制度所设的科目较多，受到重视的主要是进士科。科举考试的形式分为为口试和笔试两种，考试内容主要是帖经、墨义、策问、杂文等项。吏部考试对形象、文采、能力方面也有很多要求。

我国当代公务员招考需要国家或各个省的招录机关先行发布招考公告，公告上详细说明招考的名额、职位、报考资格条件以及其他报考须知事项。应考人员通过网络或其他报名方式进行报名，资格审查通过才可参加考试。公务员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形式，考试内容一般是行政能力测验和申论两大部分，个别职位有具体要求的需要进行专业考试。招考人员根据考试成绩确定面试人员，并对其进行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依据笔试和面试成绩确定最终进入到相应机关的人员。

4、任用、考核奖惩机制比较

唐朝时期有着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等级森严的权责隶属机制，对不同的等级采用不同的委任方式。在唐朝，三品以上临轩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上敕授，六品以下旨授，九品及流外官判补[10]。唐朝还把文官分为流内官和流外官两类，分别对其考课。负责考课的部门主要是是尚书省的考功司，三品以上的官员则由皇帝亲自考课。考课后视其功劳大小给予升职、加级、礼仪、赐给钱财或物质等方面的奖赏。

我国公务员的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录用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各个层级公务员的录用由各个层级的主管部门负责。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对非领导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考核的方式，先由个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对领导成员的定期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领导成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11] 通过对科举制度和公务员制度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对于唐代科举制度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当代公务员制度与唐代科举制度相同的方面主要表现为：一是应考者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考官而不是求学；二是选拔手段相同，都是通过严格的文化考试，考试通过者才能进入国家机构管理层；三是部分原则相同，都遵循平等竞争原则，主张优胜劣汰等；四是发挥的作用相同，都能够广纳贤才，为国家机构获取新鲜活力，提高国家行政效率，有利于国家机制正常运转。

当然，当代公务员制度更是对唐代科举制度的超越。当代公务员制度与唐代科举制度相比，考试内容更加全面完善，更加注重对考生各方面的考察，也更有利于选拔出才干俱佳的复合型人才；考试题型摒弃了主观性强这一弊端，采用主观题型和客观题型相结合，考试分数也得以量化，科学性和公正性大大增强；科举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皇帝的圣旨、口谕就是法令，随意性较强，而公务员制度依靠于公务员法，有明确的法律保障，考试的法制性有很大的提高。

（二）唐代科举制度对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的借鉴意义

1、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

（1）按照以往惯例，每年在国家公务员考试结束后，各省市级政府往往都要自行组织地方公务员考试，不仅考试时间不统一，所考的内容有着很强的地方性特色，考试成绩也不能相互认可。使得许多应考人员为了更大几率地通过公务员考试，不得不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参加当地的公务员考试，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地方公务员考试是由当地政府自行组织，录用法律法规尚不完备，许多考评环节存在不确定性，尤其还存在着人为干扰或地方政策的不合理，影响了公务员录用的公平公正，或多或少损害了考生的合法权益。（2）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虽然一直在变革，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比如考试涉及内容太过宽泛，知识点过广，不能很好反映职位特征，而且脱离了实际工作需要； 另外地方命题者水平存在差异，试题质量参差不齐，不能很好体现考生的真实水平。

（3）笔试结束后，一般来说负责之后公务员选拔录用工作的是各级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在选拔录用时更容易受到各级机关的干扰，尤其是在资格复审、面试、体检等主观性较强的环节，很难避免受到地方各种人为因素的干扰，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会影响到考务工作，考试的公平性受到影响。

2、对当代公务员制度的借鉴意义

科举制度能够在唐代的大环境中发展、兴盛，并且被延续下来成为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选任官员的主要方式，说明科举制度是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和实用价值的。虽然已经被废除了几百年，但它对当今社会的各个方面仍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当代公务员制度更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1）与唐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对科举的热忱相同，自从1994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制度实施以来，我国报考公务员的人数逐年递增。据国家公务员考试网数据显示，2014年国家公务员招录1.9万人，比20年前增加约40倍，报名人数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152万人，比1994年足足增加了344倍，竞争比例达到77∶1。这意味着绝大部分的考生都会名落孙山，只有极少部分才能被录用，既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也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公考热”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同时和科举制及第后能取得优厚的经济回报相同，公务员职业的稳定性和良好的福利待遇使许多人趋之若鹜。

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建立起科学、严格的绩效考评机制，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同时政府也应该提供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促进他们通过不同途径和渠道就业或创业，使公考人员得以有效分流。

（2）唐代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虽然使儒家文化得到了传承，但也使教育内容及形式走向了僵化，使科举考试除了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做官的机会外，对社会发展没有多大的积极影响。我国当代公务员考试内容也不够科学，所考科目注重考查应考者的通识，忽略了某一领域的专才能力，而且由于公考人数众多，为了拉开分数，常常会出一些偏题、怪题，使考试背离了选才的初衷。

我国公务员考试应吸取唐代科举制中分科取士的优点，在卷面设计上，考虑到职位的职能和要求，采用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相结合的办法，虽然我国也有对特殊职位进行专业考试，但是范围太小，并不利于选拔复合型人才进入到政府各级层各职能部门中。在命题时，要结合基础知识和实用知识，多考察应变能力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更加注重综合素质。

（3）公务员考试与科举考试一样，都力求公开考试、公平竞争，但事实上也都存在考试作弊、徇私舞弊、暗箱操作等腐败现象。公考中有些地方甚至会出现为了某人量身定制招考条件，人脉关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了杜绝这些现象的发生，除了和唐代相仿在监考人员、杜绝作弊手段等硬件设备、确定相关法律约束与惩治上下工夫，还应建立健全考试机构内部

监督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最大程度确保公务员考录公开化和透明化，保证公务员考录的公平和公正，有效避免官员腐败现象的发生，一定层面上也能存进应考者自身权益的实现。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起一支科学的面试考官队伍，加强面试考官培训，既能够尽量避免面试流于形式，招考腐败现象的出现，也能提高面试考官的面试能力，保证面试的科学性，避免有失公允。

（三）唐代科举制度对当代官员选任制度的启示

唐代科举制度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官员选任制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对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有着借鉴意义，也影响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当代官员选任制度有着许多的启示。

第一，唐初统治者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选贤任能的重要性，在开国之初就在继承隋朝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并逐步完善，也正是由于其对选拔人才的重视，得以笼络到大批贤能之士进入到国家管理阶层，对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政治基础稳固、思想文化繁荣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唐后期开始忽视对人才的重视，也没有继续完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弊病很大程度地暴露出来并产生了消极影响，后期统治者任用奸佞之臣，最终导致国家颓败。所以，要充分认识到人才选拔、选贤任能的重要性，积极完善当前官员选任制度。

第二，隋唐以前，选官多受门阀世族和地方官员左右，中央没有实质的选官权，明显不利于国家人才的选拔和封建统治的中央集权。科举制度自隋朝创立唐代发展完善以来，为国家吸引优秀人才，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开辟了新的途径。科举制度也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为统治者选拔到很多优秀人才投身于国家管理之中，也促使官员和皇帝之间形成了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官员对皇帝有着无比的敬畏与顺从，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当然这些优秀官员也有效地提高了朝廷内部的行政效率和国家机器的良好运转。因此说，中央组织和负责官员选任，对于提高国家行政效率和维护国家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唐代科举制度保证了绝大多数官员是通过考试优胜入仕，科举制度作为选任官员的主要方式在官员中具有很大的威信，而且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才能相较于其他途径的较强。科举制度的实施也打破了依靠门第的习惯，形成了较为公平的人才选拔环境，国家官员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对于当代官员形象和地位的提升有着很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唐代科举制度虽然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有其固有的落后和弊病，退出统治者选任官员的舞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制度一无是处，没有借鉴价值。唐代科举制度不仅对之后历朝历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还有效促进了唐朝时期政治稳固、社会稳定、教育和文化的繁荣。而且对我国当代公务员制度以及其他官员

选任制度都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唐代科举制度是极具历史功用和现代意义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正处于逐步发展完善的阶段，我们要以辩证的思维看待科举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中寻找对当代公务员制度有益的借鉴和教训，健全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科学完备的公务员制度。

参考文献：

[1] [2]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张希清.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4][5][6]左益寰.唐代科举制度述略[J].复旦学报,1983(6).[7]黄声豪.中国科举制度的演变与利弊分析[J].兰州工业学院学报,2013(6).[8]张宏梅.试论唐代科举制度的利与弊[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6).[9][10]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一一中西官僚政治比较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Z].2006-1-1．

第四篇：调查背景与意义

一、调查背景与意义

非主流，就是别具一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一种可以引领社会进步的因素。

非主流作为新生代的流行，其中的某种文化影响着中学生的言行品德，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这对我们中学生能否健康成长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使中学生认清非主流的价值取向，明晰中学生对文化的取舍，做到不盲目、有主见，有自己的性格，我们进行了这次调查。

二、调查的主要内容

1、非主流的正确定义

2、中学生对“非主流”现象的看法

3、家长、教师“非主流”现象的看法

4、非主流对中学生的利与弊

三、调查的方法

1、查找资料

2、问卷调查

3、采访等

第五篇：中国古代诚信观念的演变及对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启示

古代诚信观念的演变及对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启示

（西南大学国防生选拔培养办公室：郭亮）①

摘 要：中国古代诚信观在先秦时期萌芽确立，巩固发展于秦汉时期，宋明两代被延伸拓展，明末至清得以经世致用。挖掘传统诚信观中有价值的道德因素和内在的伦理精神，为提高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加强诚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古代诚信观 演变 诚信教育 启示

诚信是中国道德的基本规范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的伦理体系中历来都倍受推崇，甚至被奉为圭皋。中国的诚信观源远流长，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伴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不断得到丰富发展。认真梳理中国传统诚信观的演变，可以充分挖掘古代诚信教育中有价值的道德因素，为我们今天克服诚信危机，重塑大学生诚信美德提供宝贵的思想文化资源。

一、的演变古代诚信观念

（一）、萌芽确立：先秦时期

上古时代和夏商周时期，就已经萌芽了朴素的诚信观，到了春秋战国，中国古代的诚信观念基本得以确立。在当时除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倡重视诚信外，其它诸子百家也都意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并对诚信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阐释，此时的诚信观也由以前的感性意识上升为理性的思考。在各家思想互相碰撞与交流中，古代诚信观的框架得以搭建。

中国古代最早的历史文献《尚书》中已有“诚”的出现，《尚书·太甲下》中记载：“神无常享，享于克诚”，这里的诚主要是指对鬼神的虔诚，具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而到了《周易》中，“诚”被看做是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已具有道德本体论的含义。《周易·乾》中提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就是说真正的君子应该在诚的基础上把提高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结合起来。春秋以前对诚信的文字记载不是非常丰富，但却是古代诚信观念产生的起源，并为中国传统诚信观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诚信”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儒、道、法、默诸家都有论述，而阐释最丰的当数儒家。在孔子的思想中，诚信被看作是立国之基、为人之本、交友之道。《论语·颜渊》记载，其大弟子子贡曾向孔子求教为政之法。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把信放在治国的首位，体现了孔子提倡的诚信政治价值。孔子还反复告诫弟子“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孟子在孔子诚信观的 ① 作者信息：郭亮，男，2007年7月参加工作，讲师，国防生选拔培养办公室工作，手机：*** 基础上，将诚信列为人伦道德的重要规范，提出了五伦说，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其五伦说概括出了古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信”为处理人际交往中的一条基本原则。此外，孟子还给出了思诚的命题，《孟子·离娄上》记载：“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他把诚看成是天的本性和自然界的规律，“思诚”则是做人的方法和诀窍，对“诚”做出了本体意义和道德意义上的规定。荀子顺着孔孟诚信思想的客观方向，作了大跨度的迈进，对诚信道德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他认为，诚信是个体必须具备的基本品质，也是统治者的治世之道，强调社会各行业都必须以诚信为本。《荀子·不苟》中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把诚看成是人生最高境界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原则，并且还强调：“诚者，君子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荀子·修身》）。相对于儒家的诚信观，道家追求的诚信更侧重于“真”、“信”两方面，认为人类最根本道德就是真朴之德。老子要求人们“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德信也”（《老子·六十三章》）。强调即使对不守信的人，也要信任他，这样才可以使人守信。这反映了老子对真实、诚信的追求。庄子则提倡顺乎自然，真实不欺的诚信品德。所谓“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夫》。庄子把“本真”看做是精诚的最高境界，不精不诚，就不能感动人，对诚信有了新的理解。墨家则始终把诚信作为评价人的一条重要道德标准，推崇忠信之士。墨子说：“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法家虽然主张以法治国，但却非常看重道德规范中“诚信”的功能。商鞅把“信”与“法”、“权”并列，共同认为是治理国家的三条纲领：“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商君书·修权》）。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提出“巧诈不如拙诚”《韩非子·说林上》，认为诚是处事之方法，并进一步指出：“小信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以此告诫君主治国要取信于人。

通过先秦诸圣贤的论述，“诚”与“信”逐渐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体系中成为核心内容之一，古代诚信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得以确立。

（二）巩固发展：秦汉时期

随着汉代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纲领，儒家的诚信思想更加得以继承和发扬。“信德”被统治者钦定为“五常”之一，纳入治理国家的重要内容，使得“信”逐渐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各领域的重要道德准则，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出于政治需要，董仲舒建立了一整套周密的“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思想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信”与“仁、义、礼、智”一起一同概括为“五常之道”。“夫仁、谊（义）、礼、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修饬也，王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之一》）。严格地讲，董仲舒所提倡的信，与先秦诸子所讲之信是有区别的。他的信是单向的，重在强调臣对君的信，以便于君对臣的管理，从而巩固封建中 央集权统治，作为臣民必须：“至忠厚言，以事其君”，而且这种信必须以“礼”对其进行规范，所谓“好为大夫者，宜厚期忠信，敦其礼仪”。尽管董仲舒的伦理思想带有单向性，但他将信作为五常之一，加强了诚信道德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从此以后，信作为五常之一，既体现了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如臣对君诚；又规范了人们的道德行为，如朋友之间守信等。在这方面，董仲舒对当时社会诚信道德的建设是有很大贡献的。

秦汉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确立和巩固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正式成为统治思想。由于儒家思想最适宜维护封建统治，所以自此以后它就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主流。特别是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和推崇，作为五常之一的“信”，也由此而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心理之中，对后世产生着无可估量的影响。

（三）延伸拓展：宋明两代 自汉代以后，各朝对诚信的论述都因袭不断，到了宋明时期随着理学的复兴，诚信再次被大家所重视。理学家们把对“诚”的理解进了延伸拓展，上升到一种哲理化的层面。他们认为诚是天理的本然，是天人合一的基础，是人身心内外合一的根源。

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建立了以诚为中心的思想体系，《通书》第一章记载：“天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在这里，诚被认为是万物的开始，同时他将宇宙观中的诚同道德观中的诚统一结合了起来。周敦颐还特别强调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认为：“诚者，圣人之本”（《通书·诚上》）；“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诚下》）。在他看来，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皆以诚为基础。而另一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则认为“诚”是宇宙天理的本然，人们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天理。朱熹在《中庸章句》中说：“诚者，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诚”是“天理”的组成部分，客观世界是本然存在的，“诚”也是本然存在的。他还说：“人道惟在忠信，不诚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无本，水之无源，更有甚的一身都空了。今当反看自身能尽己之心，能不违于物乎？若未尽己之心，而有违于物，则是不忠信，凡百处事接物皆是不诚实，且谩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朱子语类·第二十一》）这里朱子特别强调了忠信在做人之道中的作用，把忠信看做是为人处世的木之本、水之源。

宋明理学对“诚”的阐释，体现了一种天地一体的思想，诚的意义超越了生命个体的约束，获得一种合乎天道的境界，是一种形而上的诚的存在。

（四）经世致用：明末至清

由于经济的发展，商业繁荣，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出现，明末至清时期的诚信观明显带有经世致用的思想痕迹。

王夫之指出：“夫诚者，实有者也”，“诚，以言其实有者尔”（《四书训义·中庸三》）。“诚”在王夫之那里首先是作为实有的概念，指人们尊重客观规律的态 度。在他看来，诚是主体人对客体事物的认知和把握，他在《四书训义·大学》中指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目，既是修身的前提亦是修身的次序。实际上，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清代，受诚信道德的影响，商人经商过程中也非常注重标榜诚信。清初商人孙绪燮“废学而奋于贾，尝病市道诈伪，曰：信义人所弃，自我得之，则富贵也”。于是，“人争恭之交易者，不重千金，而重翁一言”。明清最强大的晋商和徽商在总结自己的经营之道时，也都把诚信放在首位。徽商吴南坡表示，“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所在。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传统诚信观到清代普遍的得到实用化。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视诚信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使诚信成为安身立业、社会交往、治国安邦之根本。在传统道德体系中，诚信之德成为中国传统伦理的结合点，与封建道德的其他规范相互贯通并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一种“善德”诚信始终为社会各阶层所推崇，历代思想家都不断挖掘和提升它；统治者出于稳定江山社稷的迫切政治需要，也不断强化它，使之以封建纲常的形式居于社会道德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大众层面，崇尚明礼诚信逐步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内化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特质。这就使诚信之德在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道德之网的“网上扭结”，其教化功能、调节功能和导向功能绵延千年而不衰。

二、古代诚信观对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价值 在当今的大学生中，相当程度上存在诚信缺失的现象。求职作假、考试舞弊、贷款不还、论文抄袭等行为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阻碍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诚信危机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在探究解决方法时，我应当不能忽略从传统道德资源中寻求先哲智慧，着力挖掘传统诚信观中有价值的道德因素和内在的伦理精神，为提高大学生道德修养，加强诚信建设提供宝贵的借鉴。

（一）追求“内诚于心”的诚信理念。

古人把讲诚信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内心向往和追求，把诚信道德规范内化为 自我良心的自觉，视之为终身为奋斗的目标，因此，具有很强的自律性和稳定性。先哲重视修身立业，并把修身放在首位。《易经》云：“君子进德修业”，告诫人们做人要有德有为，而有德是有为的前提。《礼记·大学》记载：“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把“意诚”放在了提纲挈领的位置，是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讲诚信是内心的自律觉悟，不是什么外在动机的需要。而在现今很多大学生的眼里，诚信思想中的功利化因素严重，他们将讲诚信作为一种工具，使讲诚信成为一种有条件的接受，而不是一种自觉自为的行为。价值取向的功利化目标使部分大学生在道德行为上的自我意识比较明显，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日益突出，在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常常以牺牲道德原则为代价，其直接结果便是使失信行为的发生变 得理所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的诚信观是具有可借鉴的现代价值的。当代大学生只有把讲诚信作为自己自觉的行为，才可能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思想境界，才能经得住外在事务的诱惑，才能真正成为讲诚信的人，有道德的人。

（二）借鉴传统诚信观中的践行方法。

中国古代诚信教育中特别注重实践的作用。《礼记·淄衣》中说：“听其言 观其行”，“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孔子强调的是必须践行诚信，诚实守信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要体现在行动中。在《论语》一书中更是随处可见孔子对身体力行的要求。例如“敏于事而慎于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等等。古代的诚信教育告诉我们一定要引导大学生从点滴小事开始就得树立诚信理念。在实践中让大学生体会诚信、理解诚信、自觉的遵守诚信。如此，诚信也才可能内化为广大学子的自觉行为。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我们在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用来约束大学生失信行为的同时，应当同时注重对他们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培养大学生的高尚人格。人格是做人的根本，也是诚信稳固的保障。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诚信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对诚信就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其它一些历史书籍，家训家规中也随处可见诚信内容。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主要来源于个体内心的道德理念，以及社会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只要每一个人的人文素养提高了，诚信的重塑将不再是一件可望不可及的事情。因此，我们应当注重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提高大家的诚信素质，从而帮助学子们树立诚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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