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与启示（范文）

第一篇：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与启示（范文）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与启示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考核机制推行纵横有序、层层考核的制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完整且严密的制度体系。中国古代考核机制中考核内容合理全面、考核标准实绩与品德并重，在实施过程中与监察、奖惩、退休制度相结合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用人机制，通过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奖勤罚懒、澄清吏治的作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机制中制度的设置及运作机理仍可以为现代领导干部考评机制的完善提供本土资源的借鉴。

关键词：古代考核机制 特点 启示

政绩考核制度在古代称为考课，也称考核、考绩、考查，是指在特定的时间由专门的人员和机构对在职官吏的政绩、功过和德行进行考核。考核是各个朝代奖勤罚懒、选贤用能、改善吏治的重要制度措施，通过考核，分出优劣加以奖惩黜陟，也是历代统治阶层约束内部成员的基本手段。

一、古代考核机制的特点

早在三代时候已经有考核机制的雏形，战国以来，初具规模，秦汉以降，历代不断加以完善，在两千多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且运作有效的考核机制。

第一，考核内容合理、完整、系统

传统考核制度在内容上规定上，将责权一致的考核原则制度化，包括：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的内容和标准、考核对象进行分类，考核人员和机构的实行责任制和专业化，考核期限明文规定。

首先，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标准和内容。考核的内容从实绩上讲，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各级行政主官的考核，另一类是对其他担任专门业务官吏的考核。对各级行政主官的考核重点一般集中在民生与稳定上，对教育也十分重视。对专门业务官吏的考核，其考核的内容则根据不同的职事制定不同的标准。如唐朝的“二十七最”，宋代的监司七事考，金代的十七最 等都是考核不同职务官员的依据和标准。

其次，考核的对象实行分类。考核对象涉及到京官与外官，文官与武官，高级官与中低级官等的分类。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对象主要是地方诸侯和郡县长官，自唐朝开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论职位高低都要经过考核，又分京官考和外官考。宋代三品以上由皇帝和宰臣裁决，五品以上的文官由宰职负责，五品以上的武官由枢密院负责。明清之际，京官、外官仍分别考核，对京官的考核称为“京察”，每六年一次;对外官的考核称为“大计”，每三年一次。

此外，考核期限基本与任期制相结合。历代对于考核期限的规定不尽一致，如秦汉实行有一年一考，三年一次总评定;唐代实行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宋代时候，定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明清则实行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考满。

再次，考核人员和机构实行责任制和专业化。两汉时期，由皇帝考核三公，三公考核郡国守相，郡国守相考核县令长，县令长考核乡三老等，实行分级负责，层层考核的体制。此外，中央政府部门还按职能向全国实行单项考核。唐代出现了专门考核机构——吏部考功司，标志着官吏考核机构专业化的开始。宋代设审官院、考课院和监司负责不同类别官吏的考核。明清由主要由吏部负责，由都察院协同工作，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

第二，考核标准实绩与品德并重

历代的政绩考核准都既重实绩也重品德。从实绩上讲，如前文考核内容中所述，根据官吏不同职务而分别制定，虽然不同朝代都会根据本朝的具体情况有所更改变化，但总体上都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考核。除了按照职务分工制定的对实绩考核的标准外，所有的官吏还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道德品行的标准。考核的标准从品德上讲，主要概括为官吏的“善”，即为官的道德、品行、修养，这些都受到执政者集团的重视，体现在制度化的考核指标中。在隋以前，按照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进行评价;唐宋则是“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不懈;明清的德行标准则为清、勤、慎。

儒家文化认为官吏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执政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官吏自身端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老百姓看在眼里，自然信服，官吏所做的事情才能得到百姓的认同。“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清稗•官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官员的道德品行所产生的影响力比制度法令的约束更为重要，所谓“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并不完全没有道理。制度是人制定的，也要依靠人来执行，制定制度的人如果率先破坏制度，那么再严密的制度也会失去作用。此外，官员的道德品行也关系到对政权是否具有忠诚感，没有忠诚感，即使再有才能，也会随时成为乱臣奸佞，“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毋庸置疑，官员的德行对于政治和行政都至关重要，于是“德行”就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对那些德行有亏、操守不佳、声名狼藉者给予严肃乃至严厉的处分，革职或永不叙用;对失察和隐藏不报的上级给予一定的连带处分。

第三，考核制度与相关制度配套实施

考核制度作为职官管理制度中的一项制度，它与相关制度如监督制度、奖惩制度、致仕制度等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人事机制。

其一，历代都规定考核制度中应有监察部门的人员参加，对考核公正与否和考核机关及人员是否枉法考核进行监督，考核制度与监察制度相结合。“监察能力的发展是作为组织的国家所创建的行政力量的基础。”对于考核不公事件或被监察人员指控的官员，职位高者由皇帝直接派人予以核实，如果发现枉法考核，考核的部门和人员要受到严厉处分。唐代设给事中、中书舍人，分别监督京官、外官的考核，被称为“监中外官考使”。宋代对考核的官吏还有进行磨勘，意为检查复核，以防止申报不实或奖惩升降不妥。明清对考核中监察制度的配套实施尤为重视，在考核的过程中有六科及十三道御史参与官吏考核，而且在考核完了之后，还有科道官进行“拾遗”。所谓考察拾遗，即对应当考核黜陟的官员没有黜陟的进行弹 2 劾。任何官员只要在监察过程中被纠察出来，必然会受到处分，皇帝也不能干涉。

其二，考核的目的在于通过惩恶扬善，澄清吏治，考核制度需要同奖惩制度相结合。在考核中对成绩优异者给以升职迁官的奖励，这是对官员最为重要的一项奖励，也最为官员所看重。对于成绩优良者，大体上主要有口头或行文褒奖、加俸增秩、遣使劳慰、赏赐物品等形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数种共同使用。奖和罚同样重要，历代都对处分措施有严格规定。一般说来，处分是按照申诫、鞭杖、罚金、降秩、降职、罢官、判刑、抄家、处死等顺序，由轻到重地执行，有时还数罪并罚。考核中对那些不称职的官吏都要受到处分，而且受到处分的人数比例较大。利马窦在中国传教时观察到并记录下来明代考核外官的情形：“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作的决定。受到惩罚的人绝不是少数或低级官。在1607年举行的那次普查(对外官的考核)之后，我们看到对四千名官员作出了判决;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其三，针对考核中因老、病等原因不再适合任职的官吏，采取强制退休的措施，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结合。首先，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的结合，拓宽了退出的渠道，加速新老官员的新陈代谢。由于在职官员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获得实惠，在职与退休的待遇相差甚远，官员即使年老体衰也很少主动申请退休;而患病不能任职的官员自己不申报，吏部也很难知晓，以致使许多官员恋职不退，造成庸官冗员满朝堂的机构臃肿和低效。于是在退出机制中加入了刚性的制度规定——考核退休，即强令老、病等不适合继续供职的官员退休。其次，退休前的考核将官员的政绩优劣与退休待遇密切联系在一起，对于那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官员在退休后给予较高的待遇。明代规定，对于九年考满无过者，退休时给予升两级退休的待遇。再次，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的结合，在官员退出官僚系统时增加一层防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员退休前的腐败。

第四，考核结果严格执行

考核制度和机制建立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加以切实执行，尽可能的消除人为干扰因素，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实行赏罚。古代考核制度给予官员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不但关系到官员的个人的荣辱，也关系到家族的命运，因此使大小官员有所顾忌、较为重视。

凡是励精图治的历史时期，必然要整顿吏制，而严格认真的执行考核制度就是整顿吏制的最重要的方式。《明史》在论考察的成效时指出：“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法国人魁奈曾这样评述清朝的考核制度：“被称作„考吏肃‟(K‟ao liszu)的检查官员们一丝不苟地进行调查研究，甚至面对行皇帝和皇亲贵戚也无所畏惧。……这些检察官的权力相当大，而且与他们的权力相适应，他们有着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连皇帝本人在他的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和规定时，也不能免于受到他们的批评。……如果法庭或审判机构对于他们在控告中所提出的正当理由，企图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就会再次提出这个控告，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转变思想，放弃控告。

二、古代考核机制的启示

古代考核机制在传统社会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尽管在皇权体制中其功效的发挥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吏治败坏时制度也被人为扭曲，但是不能忽视古代考核机制在两千多年的 3 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其制度精神和运作机理仍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确定合理的考核内容，使责权一致的原则制度化

要保证考核客观公正，其考核内容必须确定、恰当，如果考核内容不适当，考核过程再严密也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不同职务的官吏所授予的权力和承当的职责是不同的，要制定合理的、具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考核项目，确保权责一致，循名责实的考核。

首先，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标准和内容，有利于区分不同职权下所应担负的具体职责。古代考核制度将各级行政主官和担任专门业务官吏进行分类，分别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考核条例，然后再按照名实一致、权责一致的原则进行考核，具有合理性。

其次，对考核对象的分类使考核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古代考核对象分为京官与外官，文官与武官，高级官与中低级官等不同类别，这种分类别、分层次的考核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分配上更为合理和有序。为了使考核制度更具权威性，地方考核要先从高级官吏开始，这些重要的主官经过考核，“贤者留，否者黜”，让后再让经过考核筛选出来的贤能官吏考核下属，所谓正人先正己，使考核更具公信力。

再次，与任期制相结合的定期的考核，不仅是确保制度稳定、持续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让官员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预期，行为的预期性能有效的增强整个政治组织体的有序和生机。

此外，考核人员和机构要实行责任制和专业化。制度明文规定享有考核权的人员和机构，明确职责范围，落实考核责任，如有考核不实或徇私枉法的要对考核结果负责任。

第二，将德才兼备内化为制度标准，明确用人导向

考核标准体现着一个组织的价值取向，建立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意味着一个组织鼓励自己的成员做什么样的人，一套好的考核标准，应当在“实绩”和“德行”之间安排好恰当的比例。

德才兼备是历代的用人标准，传统政绩考核制度将官员任职后的实绩与官德结合起来考察，将德才兼备内化为制度用人的价值取向，历史经验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在追求社会快速发展的时候，实践中也存在重视实绩而忽略官德的问题，或官德标准虚置。事实上，执政者的德行直接影响到政治兴衰和人心相背，执政者的品质、信仰和心理活动，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又直接影响执政者的品质、信仰和心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和政治密不可分，交互作用。

特别是在社会的改革和变革期，需要权威的凝聚，执政者的品德和人格魅力至关重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更应该被制度化。美国管理专家米契尔•拉伯福认为，世界上最伟大、最简单然而也最易被人忽略的管理原则就是：你想要什么，就该鼓励什么。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是要A，行动上却有意无意地奖励B而惩罚A，而且还在困惑为什么会得到B。如果行政体中标榜用人要德才兼备，然而现实中却是小人得势、老实人受委屈，这样会鼓励人的侥幸心理，投机取巧，甚至急功近利、不择手段。

第三，考核制度需要同相关制度配套实施，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人事机制

在制度研究中不难发现，任何一项制度，都不能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之间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个有机体。

首先，考核制度与监察制度相结合。考核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其升迁和黜陟不仅决定着官员政治命运也影响着整个吏治，需要慎重对待考核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具有自我膨胀和扩张的能力，有权力的人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所以，必须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于是考核过程中加入监督制度，对考核公正与否和考核机关及人员是否枉法考核进行监督，以约束考核权并保证考核权相对公正行使。

其次，考核制度与奖惩制度相结合。考核本身不是目的，考核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识别和使用官员，所以，考核制度要与奖惩制度相结合，发挥惩恶扬善、奖勤罚懒、严肃政纪法纪的作用。历代在奖励的过程中，有的旌表乡里，有的大张旗鼓，有的通告全国，尽力宣扬以使这种褒奖清官能臣的劝善的功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考核制度与奖惩制度结合，其扬善的作用明显，惩恶的功效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包括通过免职和降职而导致的官员声望、地位和各种利益的丧失。

再次，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相结合。考核制度中对于那些因“老”、“病”等原因不再适合任职的官员，要清理出官僚队伍，而对于那些兢兢业业、一生勤于政事的官吏要在退休时给予奖励，同时，实行退休前考核，防止退休前腐败。

第四，考核结果依法严格执行，树立制度权威

绝不能为了考核而考核，而是要通过考核，有奖有惩，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惩处腐败，改善吏治的目的。考核结果依法严格执行，即“赏罚兑现”，关系到整个考核制度和机制的存亡，如果不认真执行，最后一道程序搞不好，就会逐节回馈到前面的各个环节，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导致整个考核制度和机制毁灭。

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树立制度权威。在考核之后，必须根据考核的结果，及时对品德优秀而政绩优异的官吏进行奖励，对品德败坏而政绩低劣的官吏进行惩罚，否则，考核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公正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对官吏进行奖惩的重要前提，而严格执行奖惩则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必要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严格执行考核结果是树立制度权威的根本。赏所以劝善，罚所以禁恶，考核公平，赏罚得当，不但贤能之人受到表彰，还应该使他们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不肖之人受到制裁，更应该使他们得到应得的鄙夷。这样才能使贤者为之昂扬，不肖者为之夺气，使更多的人相信制度，进而维护制度的尊严

第二篇：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启示[定稿]

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启示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的人事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即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确立形成期(秦汉)、迭变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完备期(隋唐)、发展期(宋元)、集大成期(明清)的阐述，以及对古代考核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的具体分析，得出了可以借鉴和吸收的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对当前的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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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历史上称作考课、考察，不仅使我国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客观、全面地评价人，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起点。大至一个国家，小到某个部门、组织，要详细地掌握其人力资源状况，就必须对其每个成员的素质和绩效进行科学、全面的考核。通过考核，可以使上级和被考核者自己了解其一定时期内的工作绩效，找出工作成绩与计划目标之间的差距，获得对素质和绩效的反馈，激励被考核者克服困难，奋发学习，做出成绩，进一步发掘自身的素质和潜力。考核结果是公务员晋升、降职、辞退和奖惩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考核还有助于领导和人事部门掌握被考核者的优缺点，改进人事工作，以最合适的人从事最合适的工作，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事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考绩制度是中国古代管理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考绩，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秩序，对官吏的功过与政绩进行考察或考核，从而分别等第，以定黜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人对考绩的称谓不尽相同，如考课、考核、考校、考功，虽称谓不同，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都不外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考绩标准、考绩程序、奖惩办法。中国古代考绩制度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确立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纵贯其形成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几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贯的阶段。

1.1 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

我国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实践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尧舜做部落联盟首领时就已经有了考绩的做法，即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领的能力与业绩，每考核三次作为一个周期，根据这三次的考核结果对被考核者进行升降性的调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名，庶绩庶熙，此分三苗”,但具体做法不详。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到春秋时代为止，因受宗法政治的支配，国家实行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夏、商、周“三代”，国家因任设职，量能授官，对官吏要进行考核。据《尚书·立政》记载，夏有六年一巡守之说，主要用“三宅”之法考选官吏。商朝又在“三宅”的基础上提出“克用三宅三俊”之法考察官吏，职官就任后多为三载一考。至若西周考课，在夏商“三宅”、“三俊”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三有宅心”、“三有俊心”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三宅”、“三俊”是对才能的考察，“宅心”、“俊心”是从德行方面考核。这奠定了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的基础，但尚未形成考核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人事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罚的依据。除了这种临时措施之外，战国时较为普遍的考核方式是“上计”制度的出现。这种制度要求地方长官于每年年终，将本辖区户口，垦田，赋税，库藏，以及发生盗贼和监狱在押犯人等情况 1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成为“上计”，上报朝廷，接受君主的检查考核，君主根据其政绩优劣，论功行赏。可见，“上计”是述职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在儒、法、道、墨等各家的大力创导、研究和宣传鼓动下已初具雏形。如《左传》载有“书劳”的制度，国王根据“见功而兴赏，因能而授官”的原则任免和考核官吏。李悝、商鞅等人变法，奉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之策，秦孝公纳商鞅之策，以“军功”与“耕织”为课吏之法。到战国时，出现了主要以赋入多少作为考核标准的“上计”制度，但此时上计的具体标准和方法还不完善，尚未产生专职的考核机构，作为一种比较规范意义上的考核制度还没有建立。

1.2 人事考核制度的确立形成期(秦汉)

秦朝统一六国后，为全国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对各级官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核。一是从自身思想进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体规定官吏必须遵守的“五善”和必须放置的“五失”，作为考核官吏的内容和标准。二是从治绩要求进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计制度，上计的具体办法，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每年各县令按要求将辖区内户口增减，赋税多少，徭役征派，刑狱灾害和治安好坏等情况上报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据考核结果采取奖惩措施，初步形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考核体系。上计的具体内容则是治民、劝功、诀讼、检奸、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等，较之战国时期更为全面、丰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计为主，对郡县的考核除通过上计制度外，有时还由中央直接派员考课。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1.3 人事考核制度的迭变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事考核制度，基本上承袭汉代，但是，与两汉相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考核的对象逐步由地方官吏扩大到中央官吏，出现了专门负责考核的机构，如吏部考功司，表现出考课权下移的趋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刘勋受明帝之命制定官吏考课法七十二条，但是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施。晋朝考核郡县以下述五项内容为据：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扶孤，四曰孜本，五曰修人。北魏孝文帝改革，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孝文帝规定：官吏考核三年一次；六品以下，由尚书负责考核，五品以上，由皇帝和公卿考核；优劣分三等，北魏通过整顿吏治，改变了“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两辆”的状况，促进了北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民族的融合过程。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行中央、州、郡、县四级行政建制，上承秦汉，下启唐宋。大凡唐宋人事考核之制均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中找到它的渊源，故不知晓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亦就难以透彻地理解唐宋人事考核之制。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因官制变化更替

而表现出一种波浪式变化的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运演不正常，时行时停、时紧时松，有时甚至长期废驰。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构。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备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终到中央“朝集”，即汇报工作。隋朝虽统一了全国，但内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在考核制度上无所建树。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发展，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唐朝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着手制定考绩法。考课法规定，吏部设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各一人，负责对京官四品以下官吏的考核。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尉、节度使，观察使的考绩，实行以奏“功过状”的办法，由皇帝亲自审查复核。考核内容和标准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所有官吏政治道德修养的一般要求。“二十七罪”是对各部门官吏提出的具体要求：考核结果分九等，没有品级的“流外官”分四等;根据考核划分的等次分别给予升降赏罚。

1.5 人事考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期(宋元)

宋元时期在主要承继唐与后周旧制的基础上，其人事考核机构在建置和施行细则上更趋完备，并且根据封建社会向后期发展过渡的历史癹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运演不正常，时行时停、时紧时松，有时甚至长期废驰。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构。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备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终到中央“朝集”，即汇报工作。隋朝虽统一了全国，但内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在考核制度上无所建树。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发展，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唐朝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着手制定考绩法。考课法规定，吏部设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各一人，负责对京官四品冗官冗员严重、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故官吏考课难于彻底进行。但是宋代的课法直接影响到辽、金、西夏及元朝，形成了以宋代考核制度为主体的多元考课体系。

1.6 人事考核制度的集大成期(明清)

在明清这两个王朝近500年的历史中，统治者总结历代王朝隆兴败亡之教训，十分重视官吏的考核工作。明代考核的规模超过以往历代，考核的立法既简约又严明，考核的标准是在全面总结和借鉴历代考核制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一方面删繁就简，使考核标准更加贴近现实，操作性、可行性更强；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前代所不曾有的，如明代考核分为“考满”、“考察”、“考成”三种，考核内容更加完善。同时，鉴于封建社会晚期吏治日趋腐败的状况，清代在考核标准上则偏重于惩办腐朽，如“四格八法”之制，较之明代考课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中国古代人事考核制度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修订、补充和发展，到明清时期进一步通过《明会典》、《清会典》等从法律上确立下来。古代考核制度的作用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官吏考核制度自尧舜开始，延续数千年历史，虽然受阶级性和当时历史条件下科学理论发展水平的限制，考核的体制和内容在当今看来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从中我们仍能发现先哲智慧的火花，从而为我们现在设计适应时代新发展的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提供借鉴。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

陷也值得我们警醒。

2.1 考核内容全面，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

自我国官吏考核制度萌芽伊始，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林开垦、赋役征收、人口增加、社会治安等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以此为导向，督促官吏励精图治，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战国时期较为普遍的考核方法“上计”制度，所谓“计”，就是“计书”，即统计册，这种制度要求地方官年终将辖区内户口、垦田、赋税等情况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上报朝廷，接受考核，君主根据其政绩优劣，论功行赏。[1]而且官吏的“善”——道德、品行、才干、能力、潜质也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西周的大比就已经把德行道义作为两项考核内容之一，而不涉及土地和收入。此外，还有秦朝的“五善五失”，唐宋的“四善”等。

2.2 考核对象逐步合理分类，不仅中央朝廷的官吏要接受考核，而且对地方官和京官采用了不同的考核体系

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对象主要是地方诸侯和郡县长官。而自唐朝开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论职位高低、出身门第都要经过考核，又设京官考和外官考、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分别执行、监督对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对于考核指标，唐制规定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二十七最”就是根据各个部门工作的不同性质和要求对官吏的能力提出的不同要求。到了宋代，更是对京官、县令和转运史、知州等三类官吏采用了考核程序、指标都不相同的考核制度。

2.3 考核机构专业化

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行政职能没有充分分化，对官吏的考核一直混杂在普通的行政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的派生性工作。因此，当时的官吏考核一般由行政首脑兼行其职。到了唐代出现了最早的专门考核机构——吏部考功司，标志着官吏考核机构专业化的开始。宋代设审官院、考课院和监司负责不同类别官吏的考核，明代由吏部尚书和御史台督御史会同有关部门行使京察和外察之职。

2.4 考核过程注重公正公开

西周的大比，秦汉时的上计制度都是根据下属被考核者的自陈来考核其政绩，而在如何保证上计之政绩的真实性，防止在考核过程中徇私舞弊、排挤异己等环节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到了唐代开始设给事中、中书舍人，分别监督京官考、外官考、号监中外官考使。考核结果当众宣读，公开议其优劣。宋代对京官的考核称为磨勘，意为检查复核，以防止申报不实或奖惩升降不妥。

2.5 制度严密，功能完善

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有一套较为严密而完整的制度。在时间上一般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考核组织健全，有的为吏部，有的为专设机构。考核工作有严格的程序，一般是分级分类考核，皇帝考四品以上重臣，吏部考四品以下官吏，各部门主管考其下属，从而构成纵横有序的考核网络。

官吏考核是官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多种功能。从宏观上说，是帝王通过考核来约束政府管理的行政行为，督促他们尽职尽责，防止违法行为，导向社会风范，激励各级官吏努力工作，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凡是重视考核的朝代，都注意发挥考核的调节功能，管理官吏，治理国家，进而出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太平盛世。从微观上说，如果官吏考核系统内部的功能是齐备的，那么奖惩功能制衡功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奖励功能从考核制度已

产生付诸实施，而制衡功能一方面体现在考核执行权和最终审查控制之下。考核的执行权在吏部或专门指派的官吏，审定在皇帝手中，这样可以避免考核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古代考核制度的启示

鉴古而知今，通过对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丰富内容的了解和成功经验的分析总结，可以给我国当前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实施提供不少有益的启迪。

3.1 加深对考核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考核主体的素质

翻开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历代名君贤相在“官吏清则海宇平”上是趋于共识，明白吏治清浊与否，关乎社稷安危。而吏治的清明与否，又与人事考核制度的贯彻执行密切相关。即便有因时而立之良法，若无素质精良的主考官员(考核的主体)依照法规、制度去贯彻实施，那么亦只会“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欲使考核准确有效，必以提高考核主体的素质为首要条件。

3.2 考核指导思想上，要倡导开放式考核

切实改变那种“家长制”的神秘化、封闭式的考核，纠正那种“考核史组织人事部门的事，与我无关”的错误观念，增加考核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参与程度。在唐朝职官考课中，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职官考课的公开，按“考课令”的规定，召集全部应考官员，举行考课大会，当众逐一宣读个人的考状，广泛议论其功过高下，行能优劣，务令被考者心悦诚服，给予评语，加以宣布，上报审定。对于被考者来说，按标准对其考核，再由众人当其面进行讨论后再下结论，这种制度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和较浓厚的民主色彩，既做到对被考者有较为客观标准的评价，又对其积极性有很大的调动作用，同时增加了民主性和参与程度，这显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3 坚持德才兼备的考核原则

纵览历代之考核，我们不难发现：奖励功绩、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奖惩官吏的重要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历代统治者在考核官吏能力、勤怠和政绩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官吏道德品质的考评。不仅对业务不熟练，能力不及的官吏要黜陟，而且对于道德品质不好的官吏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惩处。每次考核官吏，统治者总要强调德才兼考，并把对德行的考察放在首位。这对后世乃至今天的人事的考核制度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我国古代对官吏提出的“德”与“才”这两方面的具体要求，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出发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与“才”的含义是绝然不同的，但是德才兼备的考核原则直到今天依旧是可以借鉴的。

3.4 注意考核指标的导向作用

考核的指标就是公务员在一定时期内其工作应该达到的目标，是公务员行为的指南针，目标指引行为，是一个人努力奋斗，自我引导的准绳，当然也是考核的依据。目标的指引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的性质、高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为的方法、性质和行为主体的努力程度。考核指标的内容设计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和对公务员工作的期望与要求。宋朝以年资为重要依据的磨勘制的施行，最终导致了官吏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论资排辈，以资历而非功绩晋升的局面。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可以推动公务员工作体制的全面创新，提高公务员素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3.5 考核指标的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

设计了政绩考核指标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考核操作中。考核结果是对公务员

工作的全面反映，我国历代的官吏考核虽然也对考核结果划分等次，但还只是一种定性考核，多以称职、合格、不称职简单划分，最多也只是唐代的官吏考核划分为九个等级。新《公务员法》第六章第三十六条仅仅规定“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从而使得考核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实际参考价值，结果比较简单和机械，不能全面体现被考核者的素质、绩效。变定性考核为定量考核，以科学可行的考核指标体系为基础的考核分数，既是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素质潜力的准确评定，也体现了公务员群体中的个体差异，起到奖励优秀、督促后进的作用，更可以避免考核中的长官意志、独断专横等不正之风。

第三篇：浅谈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与当代官吏选拔制度

浅谈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与当代官吏选拔制度

[摘要]官吏的选拔制度贯穿着古今社会。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存在着“禅让制”的官吏选拔制度，再到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封建社会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直接当今社会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我们要了解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发展历程，对当代的官吏选拔制度做出正确的认识，才能为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纳言献策。

[关键字]官吏选拔

考试制度

公务员选拔

对比

启示

无论在动物种族中还是在人类社会中，都会存在着领导者，以将群体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一个群体的“本能”，但是当群体的逐步扩大，若全部依赖于一个领导者便难以负荷群体的正常运转，于是便要扩张领导的助手以保证群体内部事务的正常运转，官吏便由此产生。但是官吏的选拔要有足够的能力协助领导者进行管理，所以要寻找适合的官吏促进管理的有序进行，官吏的选拔制度显得尤为重要。

一、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的发展

官吏的选拔制度起源于尧舜禹时期，是中国的原始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主要实行的官吏选拔制度的禅让制，主要是体现在王位的禅让。在中国的商周时代，各级官吏实行“世卿世禄”，即奴隶主贵族凭借血缘关系，子孙世代为官，占据统治地位。由秦及汉，中国进入了封建集权时代，出现了察举制，东汉末年是九品中正制的萌芽时期，隋唐时期出现了科举制。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

（一）先秦的世袭制

世袭制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帝位及爵位世代相传的制度，取代了原来的禅让制而出现。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具有极强的封建性。

世袭制有利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统一，但是官吏的选拔是在窄狭的世袭范围内选择接班人，不可能保证官吏素质的优化与崇高和贯彻任人唯贤的用人选择，影响国家的发展。

（二）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 举荐制产生于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人事选拔制度，是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标志着荐举制的成熟，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的施行，则表明察举制的衰败。

举荐制实施扩大了统治阶级额的选官范围，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束缚，激励了下层人士，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贵族势力，而且在东汉中期还出现了腐败现象，导致所荐之人与实际不相符合。

（三）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设秀才科。隋炀帝时又建进士科，以“试第”取士，并创立了以公开考试、择优选才为特征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创于隋代，形成于唐代，发展完备于宋代，强化于明代，衰落于清代，先后绵延1300多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吏主要选拔制度，也是我国古代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官吏选拔制度。

科举制的考试僵化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科举制扩大了人才的选拔范围，提供了一个公正、公开的考试选拔制度，为社会下层人提供了一个晋升渠道，加强了中央集权，传播了儒家思想，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在世界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当代官吏选拔制度

我国公务员制度始于80年代中期，迄今已有15年的历史。过去我们干部选拔方式极为单一，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务员选拔制度，1993年《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初步形成。而当代公务员的选拔方式包括：公务员考试、调任、选举、军转干、选调生。虽然在这几类的选拔条件不相同，录取职位也不一样，但是这几类方式都是以考试为基础的录用机制，在合乎条件的情况下仍需进行考试录取。

（一）公务员考试

我国公务员选拔制度的基础是考试录用制度。选拔考试制度法制化是公务员管理法制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高效的保障。考试也是进入公务员队伍的主要渠道。公务员考试包括：笔试与面试，笔试主要有两大题型：行测和申论。

公务员考试为广大优秀青年提供了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而且同时也为政府筛选了优秀人才。

（二）调任

调任，是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简单地说就是：调离原职担任新职。但是因为调任所适用的职务层次要比录用高，所以对于调任人员要求也会相对提升。在2008年出台的《公务员调任规定》，明确指出调任人选的应具备的条件、调任程序等，对于调任做出了明细的规定。

（三）选举

公务员分为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和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逢进必考。按照法律规定，经选举产生的政府、人大副职也具备公务员资格，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后，也可以成为公务员。

（四）军转干

军转干部是指退出现役作转业安置的军官和文职干部。国家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政策：计划分配和自主择业相结合，军队干部转业地方工作，是国家和军队的一项重要制度。

（五）选调生

选调生也属于公务员系统，但与普通公务员有一定区别的。选调生必须为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本科及其以上的毕业生，他们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后备人选而被选调的，所以对于大学生的要求必须为党员、学生干部等。2000年，发布的《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工作的通知》，对做好“选调生”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六）当代选拔制度的弊端

1、“回避”政策。虽然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十二章回避中有规定“国家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行政首长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监察、审计、人事、财务工作。”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如：“萝卜坑”等现象。

“回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大多人的利益，但是也会造成一定的人才流失，有的人才拥有才干，适合招聘的岗位但会因为本身的身份而不合乎标准没有竞选的资格。

2、公务员面试环节不够完善。在公务员考试中面试环节中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质，因此，应该加强在面试环节中的监管力度，增强面试环节的客观性。

三、古今选拔制度的对比

（一）选拔方式

明清时代的正式考试分为四级：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的主要特点是：与学校相结合，即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通过学校，取得一定的学生资格。要先通过县学童试、府试，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当代的公务员考试也是有一定的学历要求的，但是对于不同的公务员岗位具有不同的要求，而公务员考试分为：国考和省考（地方单位和乡镇公务员），考生可自由选择考试。

（二）考试制度

古代科举考试在考试时间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中是有明确的时间规定的。

在年龄限制方面，古代的科举考试是不涉及的，无论是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在现代，对于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员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必须在18—35周岁的范围内，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年龄可放宽到40周岁以下。

四、古代官吏选拔制度对当代的启示

辩证的看待古代官吏选拔制度，对于我国当前的人事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官吏的选拔制度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完善

官吏制度的发展进程体现了官吏制度的时代性，选官范围由在少数贵族阶层向广大平民阶层开放,逐渐拓展官吏选拔渠道,以广泛发现人才，体现了一种原始的民主思想。因此，对于官吏的选拔制度我们要与时俱进，根据基本国情和时代要求不断改善，才能选拔出适合的人才，促进社会的发展。

（二）科学、民主、严格的监督机制是公务员选拔的保障

从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缺少监督机或是监督机制作用未能发挥始终,最终走向衰亡。因为监督机制的缺乏导致贿赂、徇私舞弊等官制腐败现象的出现,最终导致选拔机构的正常运作。因此,为使选拔机构的正常运行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督机构。

（三）遏制“官本位”思想，树立正确的三观

古代官吏的选拔制度中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给中国古代社会带来的最大影响，而官本位思想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因此为遏制官本位思想，必须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推进市场化进程，营造创业富民环境，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促进“民本位”观念的推广和强化。

参考文献

［1］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

［2］金开诚，姜丹丹．中国文化知识读本——古代科举［M］．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5．

［3］李云天．中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N］．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网，2012—4—4． ［4］王波．浅析中国古代玄关制度的积极因素［J］．黑河学刊，2011第09期（总第170期）．

［5］古代人才选拔制度［N］．中国网，2009—3—30．

［6］公务员选拔千年轮回科举制度失败因时代［N］．法治周末，2010—10—22． ［7］中共中央组织部．公务员调任规定［M］，2008—2—29． ［8］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M］，1993—10—1．

第四篇：论明朝官吏考核制度

论明朝官吏考核制度

引言

在我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一直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制度。它伴随着官吏的出现而产生，最初开始于公元前11世纪的尧舜禹时期，当时就有“三载考绩，三考黜陟”的原始考课法。而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演化，到明一代，封建社会进入成熟期，各种制度都进入总结完善阶段。官吏考核制度也不例外，明朝产生了更加完备的考核制度，其特点是考满与考察相结合，反复强调秉公考核。这对于我们当今社会加强官吏管理制度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确立及概况

历史上，明朝的官吏分为九品十八级。按照品级高低分为高级官员和中下级官员，即四品以上为高级官员，五品以下为中下级官员；按照任职地区划分，可以分为京官与外官。京官是在京师中央机构担任职务的官员，外官是在各省地方机构中任职的官员，在各个机构官员设置上，又分为正官，首领官和属官。明朝官吏考核事宜由吏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在吏部设考功清吏司,“掌官吏考课，黜陟之事”，而都察院“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这就逐步形成了考满与考察相结合的考核制度。[1]

[2]

（一）考满制度

1．考满制度的确立及原则

考满是指给官吏规定一定的任职期限，期限届满之后，对其在任期内的德业表现进行综合评定，分别等次决定对官吏的去留及职务升降的制度，该制度主要考核官员的从政资历和政绩。考核通过之日，由有关部门量其功过，分为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其目的在于“旌别贤否，以示劝惩”，作为升降去留的依据。对此，丘浚在其《大学衍义补》中有清晰的记述：“官满者，则造为册，备书其在任行事功绩，属官则先考其长，书其最目，转送御史考核焉，亦书其最目。至是，考功稽其功状，书其殿最。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平常，[1][2]《明会典》卷13吏部12《京官考察》。

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2《吏部》。三曰不称，既书之，引奏取旨，令复职，六年再考，亦如之。九年通考，乃通计三考所书者，以定其升降之等”。[3]

考满制度有两个原则：其一，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即依照明朝政府对国家机构设置以及官吏管理的具体办法决定官吏的升降去留。为严格官吏考核秩序肃清吏治，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官吏管理条例，如《到任须知》、《责任条例》，加强考核立法，以做到有法可依，秉公考核。其二，重视实绩。即主要是以官吏在任职期间的政绩为依据，重视官吏在任期间的德业表现。具体方法是将官吏的政绩考察清楚，记录在册，以此作为官吏升降去留的依据。

2．考满的程序方式

考满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是定期性的官吏考核制度。洪武十七年，有“三年一考，九年通考”的说法，这种说法被认为是明朝的考绩之法。除此之外，丘浚也说过：明朝考核，“内外官皆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4]这说明，在明朝，无论是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官吏，通常都要经历三、六、九年的考满。

考满有京官考满和外官考满之分。京官考满。《明会典》有记载：京官四品以上“九年任满，黜陟取自上裁”,“凡在京堂上、正佐官考满三年、六年，俱不停俸，在任给由，不考核，不拘员数，引至御前，奏请复职”。这就说明京堂上官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无须考评，九年任期届满，由皇帝直接裁决其升降去留。京官五品以下各衙门首领官、属官，先由本衙门正官考核，再报都察院、吏部复考。外官考满。洪武二十六年定“布政司四品以上、按察司五品以上，俱系正官、佐二官。三年考满，给由进牌，别无考核衙门, 从都察院考核，本部复考，具奏黜陟，取自上裁”。这说明外官考满也是按照品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5]

（二）考察制度

1．考察制度的发展演变

明朝的官吏考察制度，是与考满制度相对称的一种官吏考核制度。所谓考察制度，是指由中央人事管理机关、监察机关等对官吏的德、勤、能、绩以及身体状况进行考查甄别，并按规定查处渎职和严重不称职官吏的制度。

[3][4]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1《正百官·严考课之法》。

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1《正百官·严考课之法》。

[5]《明会典》卷13《吏部》12《在外司府州县》。官吏考察制度在明朝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奠基阶段。早在洪武元年就已经开始考察官吏，到洪武十年开始设巡按巡察。次年始命吏部考察朝觐官，这就是朝觐考察的开始。至此，对外官的考察制度开始形成，但对处分办法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中央官吏的考察也还没有制度化。二是发展完善阶段。弘治年间后，考察制度的方法开始变得严密而详备，到了万历年间就已经达到了极其详备的程度。其表现如下：第一，京官考察制度逐渐完善。弘治时期规定京察六年一次，明确规定了考察的具体方法，使其制度化和定型化，传之后世。第二，考察查处标准和办法以及考察责任、程序等逐渐明确化、确定化。如在查处的标准方面形成了“八法”。第三，官吏考察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实施，也取得了相当良好的效果。史载“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6]三是因循衰坏阶段。这一时期，考察制度基本沿袭旧制，但其实施情况并不理想。虽然其仍然在实施，但是由于统治者的腐化衰败，考察已经由“黜贪存良”的大典逐渐退化成上层官僚之间互相打击陷害的工具。

可以说，在明朝统治的二百多年间，对官吏的考察从未中断。我们在探究明朝考察制度时，不能将考察制度是否贯彻执行与贯彻执行的状况相混淆。客观来看，虽然明考察制度一直在贯彻执行，但其状况并不是一直都好。总体来看，自太祖洪武年间到英宗天顺年间，考察制度得到了较好的实施；约从宪宗成化元年到张居正改革失败，考察制度的实施状况时好时坏；从万历年间到明代亡国，考察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其实施出现了严重的不公，逐渐丧失了其在吏治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2．考察的程序方式

明朝官吏考察制度分为京官考察和外官考察。其中明朝对京官定期性的基本考察制度为“京察”，京察制度在弘治十七年规定为每六年举行一次，以后都遵循此规定。明朝对京官的考察分为四品以上和五品以下两种分别进行。四品以上的官吏“自陈以取上裁”，[7]但吏部在官吏自陈之前，应按季度开写记载京官政绩状况的材料，供皇帝查阅。对五品以下京官，在宪宗成化四年以前，一般由所在衙门的堂上官考察，按规定的内容和格式注写考语，上报皇帝定夺。成化四年，规定五品以下的京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共同考察，以后都遵循此制。明朝考察 [6][7]《明史·选举志三》。《明史·选举志三》。外官即地方官的制度是朝觐考察和巡察。朝觐考察也叫外察，就是在朝觐之时对地方官进行考察的制度。洪武二十九年规定每三年一次朝觐并同时对地方官进行考察，朝觐考察成为定制。巡察，亦称廉察，是指由监察官吏或受皇帝指派的官吏巡视考察地方官吏的制度。它是经常性的、不定期的考察，具有随机性、灵活性等特点，成为对朝觐考察制度的重要补充。

明朝通过考察对官吏进行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奖励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赐宴，赐物，赐敕。另外，在朝觐考察时，政绩优异的地方官还可留京供职，以示奖励。而相对于考察奖励制度而言，明朝对考察惩戒或处分的立法则更为详备。处罚的主要方式有责令致仕，冠带闲住，罢为民，降调。为了完善官吏考察制度，明代统治者还建立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考察救济性质的考察拾遗制度和辩白申诉制度。所谓考察拾遗制度，就是对在考察中应当查处而未被查处的官吏，在考察结束后，由有关的官吏或衙门对其进行查处的制度。辩白申诉制度，是指对于考察结论和处分确有诬枉或不公的，允许官吏本人及有关的大臣论辩奏白或陈述申辩的制度。

此外，考察制度与考满制度虽然同属考核官吏的制度，但二者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考核的作用和功能不同。考察是为了纠察贪赃枉法的官吏，及时将这些不称职之人清除出管理队伍，留下清廉优秀的官员，保证官吏队伍的廉洁性。而考满主要是考查那些任期届满的官吏，以考查结果作为对其奖惩任免决定的依据。其次，考核的方式方法不同。对官吏的考察有定期性考察和不定期性考察之分，如对地方官的“朝觐考察”和对中央官吏的“京察”为定期性的，而监察官吏对地方的“巡察”或“廉察”为不定期。而考满只存在定期性考核，不论是地方官还是中央官吏，都要经历三、六、九年的考满。最后，考核的具体标准、程序及结果不同。以考核的结果为例，考察是以依照“八法”作为标准，而考满的结果“凡有三等，一曰称，二曰平常，三曰不称”，[8]即考核结果分为上、中、下三等，为称职，平常，不称职。

考察与考满虽存在诸多区别，但两者殊途同归，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考满以考察制度的结果为依据而进行，同时它又是对考察制度的重要补充，二者不可偏废。如果只有考察制度，就会过分强调考查官吏的过错，使考核制度失去客观 [8]《明史·选举志》。公正性。反之，如果只有考满制度，仅仅以九年通考的结果决定对官吏的升降去留，就会不利于吏治管理。

二、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保障措施和该制度的实效

（一）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保障措施

官吏考核制度的实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官吏制度的好坏。明朝为保证考核制度的实施, 建立了一系列保证该制度实施的措施。

1．设置详尽的考核机制

在明朝，吏部主管官吏考核，而且各级机构中的正官和监察官在考核中发挥重要作用。弘治八年四月，科道官在上疏中说“我朝朝觐考察,最为精密。盖委之抚按，俾报其贤否；又参之布、按二司及直隶州、郡之长,俾究其实；部、院又迹其岁报殿最,以为去留之据。如有不当,科道得以劾之”。[9]萧凉在述及明代考核程序时亦说“内外臣工, 六年有察，三年有觐，内则有科道以司纠弹，外则

[10]有抚按以行举劾，耳目极密，闻见极真、信足凭也”。这种考核机制相互制约，防止了官员以权谋私，保证了考核制度的顺利实施。

2．严惩贪污贿赂行为

官场风气败坏多源于请托、贿赂。在明朝就十分重视打击这种行为，防止贪污贿赂，保证官吏考核的公正性、平等性。规定“凡内外官遇该考察，有央求势要属托者，即以不谨黜退”。[11]进而申令：“来朝觐官到城外，在京官不准私出相见。入城之日，不许乘夜潜谒巧托责缘，及私令家人往还透漏消息。其私求嘱托、节奉明禁，但其势要官员无故而为人荐扬伸理者，所荐之人，虽素称贤能，其为钻刺可知，定以不谨论黜”。[12]

3．令监察官揭发检举

明朝的监察制度完整而严密，在官吏考核中，监察官对于以权谋私，弄虚作假等破坏考核秩序的不良行为加以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揭发检举。成化十六年,令对朝觐官并在任官，严行考察,“或有不公者,听科道纠之”。天顺八年定：“凡考察有诬枉者，令部、院会同内阁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职并在外布、按二司官 [9] 《明孝宗实录》卷99。

张宣：《西园闻见录》卷31《考察》。[11]《明会典》卷13吏部12《考察通例》。[12]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54《选举考·考课下》。[10] 5 有不公者，许科道指实劾奏。南京考察不公者，许南京科道劾奏”。[13]嘉靖六年，又令科道官于考察拾遗后，互相纠劾。

4．允许申辩制度

对考核中出现的冤假错案，允许进行申辩，既可以由本人申诉，也可以由他人为当事人争辩。这主要是为了保证被考核者的权利，保证考核过程的公平。弘治六年六月，明令“今后朝觐考察中间，果有黜不公者，许其伸理，若本无冤抑摭拾奏扰者，仍照例参问治罪”。[14]嘉靖时，令朝觐考退官员，果有执法被诬夺职，许大臣言官即时论辩，吏部查访可否，具奏定夺。隆庆时，吏部尚书高拱亦强调“其被害亏枉者，许人指言，研审得惰，仍为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混，飞语不得遂其谗，奸人不得终其毒”。

5．建立访单回馈制度

访单是一种调查表，由吏部制作。在考察官吏时，将其发给调查人员，请他们在访单上填入调查官吏的事迹，尤为不法行为，为匿名填写，及时上交。《万历野获编》中载“今制，匿名文书，禁不得行。唯内外大计，吏部发出访单，比填注缴纳，各不著姓名。虽开列秽状满纸，莫知出于谁氏”。[16]

6．惩治舞弊官员

明王朝严法治吏，重典惩贪。对于在考核过程中的舞弊行为严惩不贷。既提倡官吏检举揭发，又及时调查，严厉惩处。正统十一年四月，明确宣布“若考察官任情好恶，颠倒是非，俱重罪不贷。”景泰三年十月，又申令“考察不实者坐之”。[17]

[15]

（二）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实效

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实施, 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大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奖励勤于政事、政绩卓著的官吏，查处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的官吏。明朝考核制度把考察勤劳与懒惰作为重要的内容，考满则分为上中下三等，称职者升职，平常者不升不降，不称职者则被降职。考察设八目，老、病者致仕，罢软无为者冠带闲住，才力不及者降调。这样的制度规定使官吏队伍不断更新，一 [13][14]《明会典》卷13吏部12《考察通例》。《明孝宗实录》卷77。[15] 高拱《掌铨题稿》卷18。[16]《万历野获编》卷11《考察访单》。[17] 何乔远：《名山藏•典谟记》。批批年轻有为的官员得到赏识和重用，有利于提高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

其次，奖励公正廉明、洁己爱民的官吏，惩处贪污腐败、违法违纪的官吏。《大诰》中载：“如六部有犯赃罪，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贿于吏部，则拘布政司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指至府。府亦拘至”。

[18]

并且明定：受贿一贯以下杖七十，赃至六十两即处死刑，枭首示众。进而把清查贪污贿赂作为考察官吏的八目之首。无论是定期的京察十年一次或六年一次，或则是外察三年一次，或则是不定期的考察，都把查处官吏的贪污贿赂作为重要任务。明朝“严法治吏，重典惩贪”的政策，有利于激励官员廉洁奉事、守令畏法，从而澄清吏治，使官场风气焕然一新。

最后，重视官吏任职期间的政绩，以其在职时的所作所为作为考核依据，决定官员升降去留。明朝的各级各类衙门都有自己的考核项目、标准和具体考核办法。如有关于府、州、县官的考核，要求必书农桑、学校之绩，“以任内户口增、田野辟为上”。[19]正统三年，又定“有司亲民官给由牌内须开往任前并任内逃民数目及招抚复业多少，以凭黜陟”。[20]这样一来，官员都会十分重视自己的政绩，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为明朝政令的贯彻实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三、明朝官吏考核制度废弛的原因及其历史局限性

（一）明朝官吏考核制度废弛的原因

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官吏考核制度无法再继续发挥作用，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1．根本原因在于考核制度本身的缺陷

考核的时间比较短，任务却十分繁重。以朝觐考察为例，每次朝觐官员数千人，来自全国各地，而考察时间却只有半个月，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的，这就与实际不合。另外，明朝考核针对同样的情况，处理结果却不相同。京官四品以上，“大臣不注考”九年任满，黜陟取自上裁。京官考察“四品以上自陈，以取上裁”。这就反映明朝政府对高级官员的放纵。而且到了明朝中后期，对于贪官酷吏的惩治力度大大减小，已经大不符合之前的重典惩贪，严法治吏。

[18][19]《大诰》问赃缘由第27。

《明会典》卷13《吏部》12《在外司府州县》。[20]《明会典》卷13《吏部》12《在外司府州县》。2．直接原因在于考核的结果名不副实，导致奖惩失去了依据

就明朝官吏考核制度本身而言，其制度完备详实，循名责实，奖惩分明。然而在官吏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问题。官员行贿受贿，以权谋私而徇私舞弊，导致考核结果不实，无法作为奖惩的依据。这种结果的不实，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主要是被考核的官吏，有些政绩不佳、犯过错误的官吏，因害怕考核导致自己被罢黜或降职，还有一些官员滥用职权，从而为了一己之私阻挠考察。高拱在《本语》中说，考察之时，“不肖者造作言语，鼓弄**，顷陷善人，以图衙门有人而可免己”。其二是来自考察官，考察官员属于朝廷命官的一部分，他们与被考察者同朝为官，或是明哲保身，不愿意揭发某些官员的不法行为。或是不履行职责，不做调查核实而随心所欲的做出考核结论，应付了事。更有甚者，考核结论由他人代写，恣意妄为，这就使得考核结果根本无法作为评价官员的依据。

3．主观原因在于权臣把持朝政

明朝宦官弄权，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权势，操纵考核过程，把考核制度作为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工具。武宗时，刘瑾与内阁大学士焦芳串通一气，“凡瑾所言，与芳如出一口”，黜陟之事，任意妄为。每当遇到考察之时，“有等不才官员，往往预投内阁，以致举措乖张，人心不服。遂有三年之考察，不过为内阁首恩义”。[21]

明朝的官吏考核制度，程序完备而详实，措施具体而严密，并设立了专门负责考核工作的机构。该项制度的推行，有利于澄清吏治，端正仕风。但是在明朝中后期，朝政腐败，弊端丛生，考核制度也逐渐败坏，直至覆亡。

（二）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历史局限性

明朝的考核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十分完美，而是出现过一些问题。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君主专制政体，在这种政体的控制之下，官吏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并不对人民负责，官吏考核的不合理之处显而易见。比如，考核标准比较笼统，甚至有一些十分荒唐。另外，考核制度效用的大小要视皇帝或者负责考核的官吏是否开明、个人好恶的情况而定。除此之外，明朝官吏考核缺少必要的监督机制，更无从谈及人民的监督，缺少监督必然会使制度流于形式，[21] 桂萼：《申明考察疏》《明经世文编》卷181。纵使是再完备合理的制度一旦缺少监督也会变成纸上谈兵，无法起到实际的作用。到了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官场结党营私、贪污腐败成风，世风日下，整个明朝的官僚系统都日渐衰败，官吏考核制度也逐渐显现出种种弊端，无法再继续发挥其肃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但是总体来看，这些问题尚不足以影响考核制度的整体效果，该制度在大部分地区仍得到有力的实施。明朝官吏考核制度对于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的官吏考核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总之，我们在评价明朝的考核制度之时，不可偏废某一个方面，我们应该兼顾两者，既看到该制度的积极作用，也要认识到其消极作用而加以借鉴，为我所用。

四、当代对明朝官吏考核制度的借鉴

纵观我国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的考核，可以看出，比较明智的统治者或领导者都把建立考核制度作为建设国家和巩固政权的基础，通过严格的考核来优化和更新官员队伍，凡是不重视官员考核的统治集团，官吏队伍就会因循守旧，导致政局颓废。明朝就十分重视官吏考核制度，当时对官吏的考核，且不论其效果如何，其目的必然是优化官吏队伍，促进行政部门的廉洁和高效。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明朝的考核制度进行借鉴和参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今天所用。

首先，应该努力实现考核主体专业化、独立化，最终实现考评主体问责制。其一，加强立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规定考评权的归属问题，确立考评权的独立性。对于高级官员的考核，应设立单独的、独立于行政系统、直接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的考评部门。

其二，设置专门负责官员绩效考核的机构，实现考核主体专门化。近几年，我国在国家机关中逐渐设置了专门负责考核官员绩效的部门，但是这种机制仍然不是十分完善，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和发展。

其三，逐渐实现考评主体问责制。主管考核的机构及其官员，明确划分其职权，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互不干扰，有利于各负其责，避免出现责任不明问题和相互推诿的现象。另外，应该完善立法，对于考核过程中的过失等不法行为给予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其次，从考核对象的角度来看，应根据其具体特点将被考核者进行分类，差异考察。应根据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具体情况的不同，设计不同的考核程序内 容和考核标准。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中国各地区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很大差异，再加上改革开放之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这种差距不断拉大。这就很有必要根据地区的不同制定适合其现状的考核程序。比如同一个主管官员，付出同样的努力，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其对于当地经济增长所表现出的绩效水平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如果不能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异考评，就会影响公务员考评的公平性，也就无法对经济落后地区的官员产生有效的激励。

最后，对于考评的结果应该高度重视并运用。考评结束后，结果要及时反馈给被考核的人，考核者应该及时与之沟通交流，指出其不足之处，提出改进建议和计划。而且，应该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定职称，薪酬待遇等奖惩方面的主要依据，以此来激励被考核者继续努力工作，警示政绩不佳者努力改进。现在来看，我国政府中，很多部门对于考核的结果不是十分重视，也没有及时反馈沟通，大大地削弱了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改变过去封闭考评的做法，逐步实现开放式考评，并建立严格规范的考评程序，积极采用科学的考评方法。从法律层面来看，还必须加快公务员考评的立法建设，从法律上保证考评的制度化。

结语

当今社会，人力资源是最重要的资源，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十分重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和改革。考核制度可以说是保证公务员队伍实现最佳效益的重要措施。因此，我们应对官吏考核制度引起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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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申时行等重修：《明会典》卷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术》,中华书局，1979。

6．靳力，张鑫：《略论明朝官吏管理制度的构建》，载《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

7．王兴亚:《明代管理渎职及其惩罚》，载《平顶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15期。8．王兴亚：《明代官吏考核制度论略》，载《黄淮学刊》1995年6月第11卷第2 期。9．刘志坚，刘杰：《试论明代官吏考察制度》，载《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5月第38卷第3期。

10．吴秋红，刘清：《明“严法治吏，重典惩贪”及失败原因论》，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1年11月。

11．赵玉霞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述评》，载《理论学习》 2004年第6期。12．张红 ：《论明代官吏制度》，载《鸡西大学学报》 2010年6月第10卷第3期。

致 谢

四年的大学生活到了行将结束的时候，四年来的学习积累也到了行将收获的时刻。转首回顾，有许多的不舍更有许多的感激。首先，要感谢所有曾经授业解惑于我的恩师，在此难以一一列举，但感激之情我将长存于心。四年来各位老师始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教诲我们严谨治学、积极生活。特别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宫宏祥老师在写论文的过程中给我的关怀和帮助，为我的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指导我完成了论文的写作。同时感谢四年来与我朝夕相处、相互扶持的同学，与他们之间的友情是我人生中的一笔宝贵财富。最后，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我的父母。感谢他们养育了我，严格要求我，无微不至地呵护我，时时刻刻地挂念我。感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始终站在我身边，用他们深沉无私的爱支持我。

第五篇：唐朝的官吏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

唐朝的官吏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 行政管理 潘冬剑 1406122409 内容

1.概况

2.品级与勋官 3.唐代考课制度

4.考课制度的规定及其运行 5.考课与吏治的关系

一、概况 1.中央官制

1）三师：太师、太傅、太保(荣誉职务)2）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荣誉职务);3）三省:中书省(决策、秘书)、门下省(侍从、谏议)、尚书省(行政)、;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人事)、户部(户口、财政)、礼部(礼宾)、兵部(国防)、刑部(法院)、工部(工程、水利);4）一台:御史台(监察);5）五署: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循旧制，与六部分工);6）九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与六部分工合作)。7）散官:(荣誉职务)2.地方官制

1）虚设(道)置观察使

2）州(郡):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3）六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4）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录事、佐史。5）乡:耆老;6）里:里正;7）村:村正;8）保:保长;9）邻:邻长。

四家一邻，五邻一保，五保一里，五里一乡;一自然村为一村。城市内无村设坊，坊正和村正相同

二、品级与勋官

唐代沿袭隋制，把官员分为九品，每品内又分为正、从，共为十八个等级。文官自正四品以下，武官自正三品以下，还分为上下阶，因此，唐代文官的散官实际上有三十个等级，武官散官等级是三十二等级。这些等级总称为流内官，为正式文武官员。此外还有流外九品，实际上已属于吏员，不属于正式官员的范围。官员的散官称号与品级大致对应，表示官员地位 与资历高低，作为升迁的序列。

唐承隋制，文武官员均可授勋官，共有十二级。按照规定，勋官可以与相应品级的公卿大臣处于同等班位。但实际上由于授勋过多，动以万计，因此无职事的勋官实际地位往往在胥吏之下，仅仅成为一种授予的官员荣誉称号。

三、唐代考课制度

考课也称考绩、考核、考察，是对在职官吏的官箴政绩和功过的考核，是职官管理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考课不仅是政府对职官实施奖惩、升降、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积极向上、整顿吏治的有效措施，因此，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考课制度。

1.唐王朝对考课制度的重视及原因

1）唐王朝对考课的重视

唐代进入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官吏的政绩考核制度日臻完备。官员的政绩考核经两晋南北朝的试行，全面考核官员政绩的导向更为明确。一是负责官员政绩考核的机构设置和考核方式趋于完善；二是政绩考核更加注重共同标准与侧重标准相统一；三是把政绩考核的结果公示，并与官员的定级、晋升和奖罚相结合。

唐王朝对考课制度高度重视，唐初就制定了考课法，同时唐王朝制定了系统完善的考课体制并且实行了严谨周密的考课办法。不仅如此，唐王朝的统治者对考课制度也是亲恭其事，对于都督、刺史的考课皇帝都亲自过问、提示。考核官员时，防范也是非常严格的，并且这种严格还体现在执行过程中。

不仅如此，唐统治者还亲任主考官，别赦德高望重的京官二人担任校考使，分校京官、外官考，同时，特派御史大夫或者其他高级官员为监考使。2）重视的原因

-----隋朝的前车之鉴

隋朝的灭亡，除了史学界常说的隋炀帝的暴政之外，从政治的运作来看，考课不严等诸多弊端，进而导致吏治腐败，也是隋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王朝的现实需求

唐初统一的局面，为唐王朝考课等官僚制度的建设提供了物质保证和安定的政治环境；唐初管理来源的多元化要求加强官僚系统的考课环节；唐王朝面临着制度建设，完善的官制是其中的一个重点；统治者的用人思想，唐太宗认为“致安之本，唯在得人”。

四、考课的制度规定及其运行 1.唐代考课的制度规定

1）考课机构

唐朝时代，直接负责官吏考课的是考功司隶属中央尚书省吏部。唐代，致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此外，还有主事三人。令史十三人，书令史二十五人，掌固四人，分管考课的具体事宜。

唐代考核官吏自中央到地方各部门皆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并设专人负责，且中央各决策机关派人协助，共同协作，做好这项工作。尤其是负责考核的各个机构相互牵制，相互监督，而不相统属。

2）考课的类别

内考和外考。内考是皇帝直接对亲王级中书门下与京官三品以上。外官五大都督的考课。外考是由吏部考功郎中和员外郎对四品以下的官员的考核。四品以下又分为京官和外官两类，分别进行考课。3）考课的年限和时间

唐代统治者明确的规定了考核官员的具体期限，保证官吏考核的经常进行。根据玄宗时期编制的《唐六典》载，唐代考核官吏之制为每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每年十一月十五日以前，京外官的考解的一律送到尚书省，御史台和诸道观察使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就要将所访官吏的功过善恶申报考功，且根据内外官距京师路程的远近规定呈交考解的时间。4）考课标准

流内之官根据品行和才能两个方面，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四善”是对一切官员德行的共同要求；“二十七最”是针对各个部门的具体工作性质所规定的不同要求，主要是才能方面的考核。

然后，根据官员具备善最多少，使共同标准与专门标准相结合，分为九等。

流外官的考课采取四等法，它有分等和记分两种形式，分等比较简化，以行能功过评为四等级，记分则是根据具体事实来评判。这种记分法与分等法相结合的州县考课制度，总体上是，凡为中上者加官进级。中中者守其本任，中下者将被解任或受到一定的惩处。

一些特殊官职，如“博士、助教„”，唐代有专门的考核标准。而对于那些考功郎中无权过问的，由皇帝内定的宰相，其考课标准更严，要求很高。唐朝还常根据当时的经济、政治需要，临时规定一些定考标准。5）考课的奖惩规定

唐统治者更具考核官吏的政绩标准，规定了严格的考核等级，并以此对官吏进行奖惩。唐代依据这种升降赏惩对考核优者，升官进爵，增加俸禄。劣者，予以降职，罢官削俸禄、减爵、甚至受到刑事处分，且从法律效力的角度保证对渎职者的惩戒和政绩卓越者的奖励。

在考察地方官时，特别注重实绩。2.唐代考课的方式、方法

操作运作机制：

1）由中央各司和地方各州长官考定下属官吏

2）中央和地方各有关机构按照规定日期，把被考者的簿状送报尚书省

3）考科成绩还需进行复考，复考工作由考使和考功郎中、员外郎进行。

官位高的宰相、清望官、亲王以及大都督的考课则没岁进名由皇帝自行裁定，不受考功郎中管辖。考核方法：

1）自下而上呈报政绩考核法 2）自上而下黜陟考核法 3）综合考核法---冬荐

3.唐代考课的保障制度

1）对书考官实行严格监督、审查

2）考课制度法制化

3）追考严格，纠其不当

4）实行公示制度，确保公正、公开

5）实行严格的考核资格审查 4.唐代考课制度的创新

1）考核对象分类化

2）考核机构专业化----吏部考功司

3）考核过程公开化

4）考核内容系统化

五、考课与吏治的关系

1.考课制度的完善及正常运转对唐前吏治的影响

1）唐代官吏考核制度化使各级官吏依法行政有了准则，保证了国家政令的贯彻执行。

2）完善的考课标准，为官僚行政职能提供了范本。

3）唐代官吏考核是治吏的重要手段，加强了官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4）完善的考课制度及正常运转促成了盛世局面的形成 2.考课制度的破坏和唐中后期吏治的腐败

1）定考不认真，不公平

2）乱施考课，作弊盛行

3）考课制度本身的弊病，如以年考为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