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特点

第一篇：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特点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特点

一、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

中国古代音乐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先民创造的音乐，直至1840年，中国社会性质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为止，都是中国古代音乐的范围。中国古代音乐历史时间跨度大，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全部时期。和任何艺术形式一样，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源自劳动，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中繁衍生息，伴随着劳动力和生产水平的发展，慢慢开始走向兴盛和繁荣。其中，起着最主要推动作用的便是物质生产生活基础，尤尔，可以将中古古代音乐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时期音乐、奴隶制社会时期音乐、封建制社会时期音乐。

（一）原始时期音乐

在艺术起源中，众多国内外的学者都倾向劳动创造艺术的理论说法。的确，在劳动中的生产口号、劳动工具撞击所产生的节奏，在时间的慢慢演变之下，加之人工的创作，逐步形成了最初的音乐样式。从周口店到元谋，我国的土地上早在约100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迹象，这也大大促发了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

古代文献中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为名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伊耆氏之乐等；另一类是被尊为古代帝王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时代的古乐。这是的中国古代音乐已经出现了很明显得氏族为单位的音乐变现，有着明显的各具不同的音乐特征。《吕氏春秋》中曾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音乐还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样式，多半是配合这舞蹈进行表演，多以模仿动物为题材，伴奏的乐器也只是为一些简易制成的笛、鼓等，从而达到祭祀或者祈求丰收的目的。

在原始时期的音乐，表现的简单而质朴，更多的是具有实际象征意义的类似于巫术的活动，表达上随意而具有随机性，未能形成固定的曲目。

（二）奴隶制社会时期音乐

在长达1700年的奴隶制社会中，中国古代音乐有着很大的进步。这也是伴随着劳动力的发展和阶级制度的产生而来的。物质生活的相对充盈让百姓开始有机会去创作音乐，并且，处于奴隶主阶级的贵族也开始要求又文娱生活的享乐，价值生产技术的提高可以制作出更多的乐器，而曲谱等也能较为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音乐有着空间大的发展。

从夏代开始，音乐的功能便具有多极化，在现在发现中的夏代音乐中，很大一部分是统治阶级来颂扬功德、祭祀祖先为目的的音乐。到了商代，更是出现了带有占卜意义的乐曲出现，而到了周代，更是将以前的音乐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礼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歌舞的主要表现对象变成了鬼神祭祀占卜活动，让这一时期的音乐表现出了浓重的统治阶级色彩。

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古代音乐仍然是在舞蹈的配合下进行演出，在器乐的门类上有所增加，制作器乐的材料更加丰富，制作工艺也更加精良，走向更加成熟的道路。

（三）封建制社会时期音乐

从公元前475年，战国的建立开始，我国进入到了封建君主制时期。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中最漫长的一页，在这一期，从不断地战火纷争到民族统一，到中原文化的兴起，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区域交融客观上大大促进的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音乐艺术表现。

音乐从诞生开始就有着很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在奴隶制社会中已经为它披上了政治的色彩。而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的儒家学派思想，更是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最重要的“礼乐”思想。“礼乐”思想的提出成为以后封建控制阶级对音乐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也就是：一切音乐要从统治阶级出发，也就是音乐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宗法制度的社会之下，音乐成为一种别样的“政治策略”，并靠托宗教等来阐发艺术的美感和思想。

同时，相对于国家控制的“礼乐”而言，慢慢在民间产发出通俗简单的音乐样式来，一方面来源于物质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来源于人们对宫廷音乐的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音乐的发展，带动更多人走向音乐的世界。

在这一时期，一种重要的音乐形式开始兴起，那就是“戏曲”。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戏曲有着复杂多样的唱腔曲调，因地域差异更是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派别。这种集合了演绎和唱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受到了从统治阶级到贫困百姓的热爱，更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创作者。各具特色的强调、华丽多变的服装让音乐艺术有着空前的繁荣。

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封建制时期的音乐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最成熟的高峰期。

二、中国古代音乐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的祭祀色彩到后期的礼乐思想，贯穿其中的都是以统治者为核心的音乐创作和演出。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时期而言，原始社会的音乐多半是自发的冲动表现，奴隶制时期则是在不断的探索音乐的表达和艺术的可能性，封建社会时期则是其最璀璨绚丽的一页。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几千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呈现出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鲜明的统治阶级特性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始终是处于上游的阶层，不管是在他们的物质储备上来说还是在精神文化的享受上，对于社会下层百姓有着强有力的统治效力。而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尤其是在净胜层面上对下层人民进行统治，他们不得不借助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来实现他们的统治目的。《礼乐》中记载：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行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统治阶层深刻明白，要通过在音乐中增加统治性意愿来帮助自己实现长久同志的目标，因而，在音乐的创作上有着严格的界定。除了用于对祖先祭祀的音乐外，统治者对自己的功绩也进行了大肆的宣扬。加之古代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音乐艺术的表现上，这样甚至有些苛刻的手段在不同层面上不断强化着人们对于等级制度的恪守和对上层建筑的敬畏。

儒家宣扬的礼乐，让音乐成为“礼”的一种手段，通过音乐的形式来强化“礼”在下层阶级思想中的统治，这种着眼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礼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上层建筑的统治的手段。而在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更是根深蒂固的主要思想，经过进一步的发展之后，统治性的特点愈发的明显和巩固。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音乐的发展具有了明显的统治阶级特性。当然，这和国家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音乐能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崇尚天人感应的和谐思想

从远古时期开始，原始先民希望通过歌舞的方式来与自然达到共通，从而获得丰收与顺利。站在现在科学的角度去看，这种交感巫术的本质愿望便是达到天人感应从而和谐相处的目的。通过模仿与崇拜来表达自己的敬畏，通过演绎与歌唱来祈祷风调雨顺，在科学尚未发达到可以解释多种自然现象的古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然始终保持着畏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通过音乐来达到与自然和谐的原因。

在音乐的创作上而言，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必然要具备一定的音律，怎样让他们错落有致的搭配在一起本身就涉及到和谐这一大理念，而这也是音乐独特的美学特点之所在。音乐等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源于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丑陋现象的批判或者是自己内心的独白，而通过强弱到底的音节去表现时重在排序上的连贯来表达情感。从细节上的匠心独具到整体格局上的组合，无疑不是在体现“和谐”这一大理念。

最后，在创作者的创作上去看，将自己体验到的人生情感通过外界事物表达出来本就是需要和谐这一理念，即：了解器乐音色特质、领悟演唱者发声技巧等等，通过自己与呈现者的沟通来呈现出音乐所想要达到的内涵。

（三）丰富细腻的人生情思

任何艺术创作都离不开创作者思想的激发，而我们的思想往往来源于自我情感，在情感的碰撞下产生创作欲望，从而最后创作出艺术作品。尤其是在被严重压榨精神世界的古代社会中，人们压抑的情感只能通过艺术的手段间接的表现出来，而在艺术作品中带来的则是丰富细腻委婉动人的人生情思。

这种人生情思的阐发主要在封建制社会中产生，在这一时期更多的艺术创作者去关注世人心里的变化，试图用音乐的形式将其外显出来，达到一种抒发的目的。《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音乐与人的情感是想通的，而在音乐的创作和演出上也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在礼乐教条下更衍生出了对爱情、亲情、友情等赞美、反思的相关音乐曲目，并且得到了广泛认可和流传。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多了清新自然的人伦情感，在蜿蜒悠长的旋律声中，得到的是灵的放松和安抚。

三、中国古代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关系

对于任何能够延续至今的音乐样式来说，在他们身上必然能找到一种延续性，尤其是本国艺术的传承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我们看到的众多音乐样式中，京剧、昆曲等都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可见他们的重要意义。

在我们看到的现代音乐中，除了对于封建礼教制度的宣扬意外，其余的音乐特点都被保留了下来。对于器乐的灵活把握和熟练操作，使得音乐在演唱上有了更多可能性与可实现性，在音乐效果上表现出更逼真更传神。而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细腻和多样化，由其是节奏和乐曲样式的配合上更加贴切。

古谱的五声转变到今日没有伴音程关系，让音乐在演唱上更自由和赋予表现力，充分调动了生理上的发声技巧，让音乐在表现上更富有张力。而从古代音乐上慢慢衍生出来的发生和演唱技巧，在西方音乐的融合之下有着历久弥新的作用。而对于古典篇目的重新演绎，更是离不开原有音乐样式，在慢慢的发展和衍生的过程中，中国古代音乐始终是一个范本，在时间的锤炼之下，凝聚了文化与文明精髓的古代音乐必然是今时今日的典范。而回归民族文化，重新审视古代音乐更是激发出无数创作灵感，在音乐的发展道路上踏着前人走出的坦途才能让音乐这条路越走越好。

第二篇：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

浅谈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

http://www.xiexiebang.com

2006-09-08 15:50

来源：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九、中国古代雕塑遗产大量属于佛教造像，佛教美术有其特殊的经规仪轨，形成自己的特点。佛教美术源于古代印度，中国的佛教雕塑源自古印度的犍陀罗、马土腊和芨多等地区与时代的佛教雕塑。中国艺术家在学习摹仿过程中，逐步将它们加以改造，使其既保存了某些原产地的样式，又更多地体现出中国特色。而印度犍陀罗佛像受到希腊化时期的古典雕刻影响，它们也有个雕塑本土化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欣赏中国古代佛像时，适当对照希腊、印度的古代雕刻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认识和理解各自的美感区别。同时需要了解佛教造像的经规仪轨。上文提到的佛像两耳垂肩，手长过膝，就出自经规仪轨。佛像有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形象上的神化特征，两耳垂肩、手长过膝而外，又如螺发绀青相、顶上肉髻相（不是普通发髻）、眉间的毫相等等可以通过造型艺术加以表现的相好，在雕塑时都必须严格符合要求。佛和菩萨的肢体动作，特别是手势（称作“手印”或“印相”）各有含义。各种佛经人物依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造形（如有的三头六臂，有的千手千眼），不同的服饰标识（如佛和罗汉著朴素的袈裟，菩萨则衣饰华丽）、不同的姿势（如接引佛才站着，其他佛皆取坐姿）等等，都有固定的要求。如不了解，很容易觉得佛教造像怪诞和雷同。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当许多中国人奔赴西方学习雕塑时，西方雕塑家也来中国借鉴中国古代雕塑。有位美国雕塑家曾对中国美术学院的雕塑系学生说过：“你们不要捧着金饭碗要饭。”这句话是我当雕塑史研究生时亲耳听到的，我把它当作一颗定心丸摆在本文的结尾，送给对中国古代雕塑的“好在哪里”尚有怀疑，不敢在欣赏课中理直气壮教学的同行，但愿有点用处。

中国古代雕塑的造型特征

一个民族艺术特性的形成，总是与这个民族的生活特性，生存理念密不可分。所以阐明与生存息息相关的雕塑造型特性，也应该从剖析民族心理素质出发，这是最为深刻的内在依据。

在人类社会早期，雕塑占有的物理空间和位置与它自身的虚幻空间和形象是有机关联、同等重要的。特别是那些大型雕塑往往以固定和不可移位的方式，永远与教堂、陵墓、神殿、庙宇、广场相依为命，共同创造人类的神圣，庄严的节日。中国雕塑，作为民族物态化凝固的特定形式，也就或多或少地体现出来，表现在造型方面，也就是以意成像，像而寓意的特性，以此区别与西方雕塑造型体系具有独特与显明的地域特性，悠悠数千年来，继承和富含这些特性的雕塑作品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象征就是：a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b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与被象征的内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和联系，使后者得到具体直观的表现。作为形象，象征可分为公共象征（传统象征）和私设象征（个人象征）两大类。

一、生存理念培养了中国人象征与隐喻的特性

长期的生存理念造就了古代中国人及其善于在毫无关联，不同时空的物象之间寻求一种潜在的神秘联系，并力图利用这种联系隐晦地表达对自然的理解，满足良好的祝愿和对邪恶势力的诅咒。

二、象征与隐喻在文学上的运用

文艺氛围推崇象征于隐喻的表现。中国诗词在这方面达到了高度完美的境地，有时丰满立体，有时有空蒙虚幻，有时用寥寥数语就勾勒出耐人寻味的生动画面。象征与隐喻虽然只是一种文学表现手法，但其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因而对其他文学艺术创造影响最为深远，并不断得到继承与发展。同样在绘画艺术领域也是如此，体现了中国画论“意存笔先、画尽意再”的经典艺术特征。

三、象征与隐喻在雕塑方面的运用

一定的生存理念当然也映照在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雕塑作品中来，中国雕塑由于表现主题的非具体性，并首先强调理性表达。中国古代雕塑在构思构图方面，常有打破时空观念。在雕塑形式上突破现实中的具体物象，采用平面线刻、浮雕与立体圆雕，以及色彩描绘和多种材料综合并用的突出特性。传统雕塑中龙的形象便是一例：龙是中华民族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神圣“动物”，臆造成型的龙之形象所尽之意远远超过任何一种确定的具体动物形象，故此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历代封建皇权神威的象征。誉有“凝固的诗”的雕塑艺术，面对我国丰富的民俗文化时，实在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领域。然而，雕塑在其美学特征上有东方重“意”，西方重“形”的大体分别。以重“形”为特征的西方雕塑艺术，其相对完整的理论，完整系列地说明了“形体”特征的美学原则。而以重“意”的东方雕塑学却是实难寻得完整却定其美学概念的理论，通常却是依赖于艺术家多年的创作经验和在历史的传承中“悟道而成佛者”。在传统雕塑中，也广泛运用隐喻象征手法来表达人们美好的意愿。

一、敦煌石窟 莫高窟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上下五层, 南北长约1600米。始凿于366年，后经十六国至元十几个朝代的开凿, 形成一座内

容丰富、规模宏大的石窟群。

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00余身，飞天4000余身，唐宋木结构建筑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综合艺术殿堂，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

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内藏有从4-10世纪的写经、文书和文物五、六万件，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的注意，形成了著名的敦煌学。

二、云岗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南麓，依山开凿，东西绵延1公里。石窟始建于公元453年的北魏时期，是一座中国石窟艺术宝库，它的艺术主体是东方体系的中华文化，但其身上也同时附着当时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西方体系和以印度为代表的次大陆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历

史文化瑰宝和人类古代文明的结晶。

在近1公里长的石壁上，佛龛如蜂窝密布，大、中、小窟疏密有致，到处都可见到石佛、石菩萨、石人、石马、石刻等。在云冈石窟现存洞窟53个，1000多个佛龛，石雕造像5.1万余尊。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佛像仅有2厘米，众佛像神态各异，栩栩如生。云冈石窟分为东区、中区和西区三个部分。云冈石窟中除了以佛、菩萨为主的造像外，还有极为丰富的配饰，如有手持排箫、琵琶、鼓笛的伎乐天；有骠悍勇猛的天王力士；有纯真无邪的童子；有端庄多姿的胁侍和供养人；有轻盈飘舞的飞天；有奇花异卉、珍禽神兽、瑞鸟宝塔、背光火焰„不胜枚举，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绚丽无比的配饰与奇伟庄严的佛像组成了令人无限神往的人间乐园和天国世界的幻境。云冈石窟的佛像艺术是中国中原地区继承和发展秦汉传统雕刻艺术，又吸收融合印度佛像艺术的首批大规模工程。它融汇了中外，并起到承先（秦、汉）启后（隋、唐）的重要作用，成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伟大宝库，在世界文化

上有着显著的地位。

三、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的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南郊12公里处的伊河两岸。经过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多在伊水西岸。数量之多位于中国

各大石窟之首。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型群雕。主佛莲座北侧的题记称之为“大卢舍那像龛”，因为它隶属于当时的皇家寺院奉先寺而俗称“奉先寺”。这里共有九躯大像，中间主佛为卢舍那，为释迦牟尼的报身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达1.9米。佛像面部丰满圆润，头顶为波状形的发纹。双眉弯如新月，附着一双秀目，微微凝视着前方。高直的鼻梁，小小的嘴巴，露出祥和的笑意。双耳长且略向下垂，下颏圆而略向前突。圆融和谐，安祥自在，身着通肩式袈裟，衣纹简朴无华，一圈圈同心圆式的衣纹，把头像烘托的异常鲜明而圣洁。

奉先寺大型艺术群雕以其宏大的规模、精湛的雕刻高踞于我国石刻艺术的巅峰，成为我国石刻艺术的典范之作，也成为唐朝这一伟大时代的象征。

四、麦积山石窟

天水东南的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因该山状如堆积的麦垛而得名。

石窟始建于一千五百多年前，大多在二十到八十米高的悬崖绝壁上开凿，层层相叠，密如蜂巢。各洞窟之间有栈道相连，攀援而上可达山顶。麦积山石窟以泥塑为其特色，塑像的大小于真人相若，被誉为“东方塑像馆”。

五、新疆克孜尔石窟

新疆克孜尔石窟是中国地理位置最西，是丝绸之路上一处举世闻名的佛教文化旅游胜地。

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叶。公元1世纪，佛教自印度传入西域，逐渐流行并广为传播。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龟兹王国，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富庶的绿洲经济和安定的社会条件，与佛教艺术珠联壁合。公元3至4世纪，由于龟兹王族的大力提倡，佛教进一步兴盛，使这里逐渐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地之一。《晋书.西夷传》记载：龟兹城佛塔庙千所，拥有僧尼上万人。众多寺院和其他佛教建筑修饰至丽，金碧辉煌。涌现出了佛图弥舌，鸠摩罗什等著名高僧。龟兹佛教“道振西域，声彼东国”，名噪天下。在世界众多的石窟中，以克孜尔为代表的龟兹石窟规模最为宏大，保存最为完整。

三、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位于甘肃省天水市东南约35公里处，是我国秦岭山脉西端小陇山中的一座奇峰，海拔1742米，但山高离地面只有142米，山的形状奇特，孤峰突起，犹如麦垛，因此人们称之为麦积山。它的开凿年代，大部分学者认为始于后秦，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不断地开凿和修缮，现存造像中以北朝造像原作居多。

山峰的西南面为悬崖峭壁，石窟就开凿在峭壁上，有的距山基二三十米，有的达七八十米。在如此陡峻的悬崖上开凿成百上千的洞窟和佛像，在我国的石窟中是罕见的。麦积山石窟艺术，以其精美的泥塑艺术闻名中外。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誉麦积山为“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如果说敦煌是一个大壁画馆的话，那么，麦积山则是一座大雕塑馆。麦积山的塑像有两大明显的特点：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世俗化的趋向。除早期作品外，从北魏塑像开始，差不多所有的佛像都是俯首下视的体态，都有和蔼可亲的面容，虽是天堂的神，却象世俗的人，成为人们美好愿望的化身。从塑像的体形和服饰看，也逐渐在摆脱外来艺术的影响，体现出汉民族的特点。

四、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磅礴，具有浑厚、纯朴的西域情调。中期石窟则以精雕细琢，装饰华丽著称于世，显示出复杂多变、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艺术风格。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榜样和“瘦骨清像”的源头。此外，石窟中留下的乐舞和百戏杂技雕刻，也是当时佛教思想流行的体现和北魏社会生活的反映。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世俗化、民族化的过程。多种佛教艺术造像风格在云冈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而形成的“云冈模式”成为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转折点。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

云冈石窟是石窟艺术“中国化”的开始。云冈中期石窟出现的中国宫殿建筑式样雕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中国式佛像龛，在后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广泛应用。云冈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装饰，更加突出地展现了浓郁的中国式建筑、装饰风格，反映出佛教艺术“中国化”的不断深入。

五、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南郊12公里处的伊河两岸。经过自北魏至北宋400余年的开凿，至今仍存有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600余品，多在伊水西岸。数量之多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书法魏碑精华，唐代著名书法家褚遂良所书的“伊阙佛龛之碑”则是初唐楷书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是历代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它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北魏和唐代的造像反映出迥然不同的时代风格。北魏造像在这里失去了云岗石窟造像粗犷、威严、雄健的特征，而生活气息逐渐变浓，趋向活泼、清秀、温和。这些北魏造像，脸部瘦长，双肩瘦削，胸部平直，衣纹的雕刻使用平直刀法，坚劲质朴。北魏时期人们崇尚以瘦为美，所以，佛雕造像也追求秀骨清像式的艺术风格。而唐代人们喜欢以胖为美，所以唐代的佛像的脸部浑圆，双肩宽厚，胸部隆起，衣纹的雕刻使用圆刀法，自然流畅。龙门石窟的唐代造像继承了北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汉民族的文化，创造了雄健生动而又纯朴自然的写实作风，达到了佛雕艺术的顶峰

第三篇：小议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

小议中国古代雕塑的艺术特点

摘要：浅析中国古代雕塑和西方雕塑的差异性，看中国古代雕塑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古代雕塑；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中国古代较少有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也使得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发表论文www.xiexiebang.com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像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例如，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像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环境期刊www.xiexiebang.com/hjqk/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上述各种特点，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关连。我们在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时，需要综合各个特点来认识，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承认它们确实还有不少好处。特点不一定就是优点。但有了特点，一种艺术就有了它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和价值。中国艺术，包括中国雕塑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全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世界所承认和尊重的。

第四篇：中国古代说唱音乐艺术形态发展探讨

中国古代说唱音乐艺术形态发展探讨

说唱音乐是以说唱的形式来讲述故事，是我国古代人民的艺术创造，是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受广大中国人民的喜爱。相对戏曲艺术而言，说唱音乐对人数需求并不大，一个人也可以进行说唱表演，说唱表演家同时利用说、唱、演三种形式就能将任何故事展现给观众。

一、起源

说唱音乐历史悠久，早在周代就开始萌芽。唐朝时期变文的出现代表了说唱音乐正式形成。说唱音乐形式在宋代日益成熟，经历元明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最终在清朝的时候达到了鼎盛时期。清代的说唱音乐在全国范围内流传，并产生了无数个曲种。实际上在中古时期，我国民间就有说书讲史的习俗，这就是说唱艺术最初的表现形式，例如战国时代荀子的《成相篇》。说唱音乐的本质就是以边说边唱的方式来叙述故事，这种方式在说唱音乐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被延续和使用。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作为古代说唱音乐的代表作之一，用一千七百多文字展现了封建制度下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在正文开始前还有专门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大概过程的小序。几千年来说唱音乐最大的特点仍然是说唱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唐代的说唱艺术

一定时期下社会的经济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唐代时期政治清明，我国的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相应的扩大，此时佛教文化在民间的宣传正好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追求。佛教传播人士为了让普通市民能够更好的理解相关佛经佛理，创造出了变文。变文主要是用通俗的语言来讲述佛理，并以边讲边唱的形式加入一些民间故事或佛教故事。变文不只是代表我国说唱艺术正式形成的标志，它对我国文学史也具有重大意义，奠定了说唱文学的文体基础。变文主要将散文和韵文结合，以散文讲故事，以韵文来唱故事。变文的韵文部分的唱法一般为侧吟平断。唐朝还存在大量记载僧侣讲唱佛经变文的文献资料。

三、宋代说唱艺术

宋代时期贸易自由，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越来越多的集镇。其实在宋代的时候社会就有资本主义化的特征。市民阶层扩大，出现了瓦子勾栏这种大型的商业和娱乐场所，为说唱形式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说唱音乐真正成熟于宋代，并演变出了鼓子词、诸宫调等曲种，此外还有唱赚、陶真和涯词。说唱音乐不再仅仅被寺院用来传播佛教文化，许多民间说唱家在勾栏进行表演，拉近了说唱艺术和市民的距离。甚至还出现了许多文人专门为说唱音乐撰写唱词。北宋的说唱音乐形式主要以鼓子词为主，南宋则以说书为主。南宋的说书被分为四种：小说、说经、说公案铁骑儿、说史。这些说书形式大多是边说边唱的。小说就是在银字笙或银字筚篥的演奏下，以词调的方式进行演唱。宋代的说唱音乐是在唐朝变文的延续，是对它的传承和发展。

宋元时期，民间音乐流行甚广，民间出现了许多说唱艺人。这些说唱艺人常常在城镇的街头巷尾出现，给市民们说唱故事。此外宋元时期经济繁荣，出现越来越多的城镇和集市，市民阶层不断扩大，有利于说唱艺术的发展。来自于民间的说唱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其曲种形式采用曲牌连缀的结构方式。民间说唱音乐能够形象生动的展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变化，给听众呈现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且在情感表达方面非常到位，给今后说唱曲种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明清时期说唱艺术

明清时期是古代说唱音乐发展的巅峰时期。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为我国的古代文化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说唱艺术在此背景下飞速发展，并且从乡镇向城市扩散，促进了说唱音乐发展规模的壮大，同时在表演形式和技巧以及伴奏音乐的种类也逐渐多样化。说唱音乐的曲种日益丰富，由于明清时期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导致了少数民族说唱音乐的出现。如今我国存在三百多种说唱音乐形式，其中超过一半都产生于明清时期，并流传至今。明清时期的说唱音乐不仅借鉴了宋元说唱音乐的艺术特点，还创新出了新的音乐结构体制称之为板腔体。它主要是利用板腔的变化来进行说唱，即以上下句基本唱腔为基石，或多次重复这种强调，或对这个基础强调的速度和节奏进行稍微调整，由此产生了多种腔调方式，达到说唱故事的目的。鼓词、弹词等就是采取这种唱法，一般情况下它们的韵文都是整齐的七字句或十字句。清代中期，小农经济、工商业以及商品经济都在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化的特点日益显露出来，市民越来越重视追求自身的精神文化发展。城市中出现大批的民间的说唱艺术家，他们在集市或正规的演出场所表演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群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此说唱音乐逐渐缩小故事篇幅，有的直接对故事中最出彩的部分惊醒说唱，鼓词慢慢转变成了段儿书的形式，最富代表性的就是子弟书和大鼓。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与中原文化接触的越来越多，由此产生了少数民族说唱艺术形式。但是少数民族的经济相对而言不算发达，并没有很多的城镇集市，说唱艺术缺乏相应的发展条件。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说唱音乐不是很受重视，说唱艺人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

宋元明清期间说唱艺术的进步和成熟，离不开人民一代又一代的传扬和发展。它以简单灵活的方式展现了底层社会人民的生活状况，体现了人民对生活的希冀，也是人民最容易掌握的艺术表演形式，有利于人民用它来传达自己的心声。虽然封建统治者曾经采取措施对说唱音乐进行打压或是禁止，但是它以其强大的生命力一直在民间流传、发展。

第五篇：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摘 要：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具有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等特点，被赋予治安职能。

关键词： 户籍制度 书社制度 保甲制

户籍制度是关系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基本面貌的重要制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户籍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古代户籍制度进行研究探析对中国现在及未来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一、户籍制度的含义

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人口的占有与支配。对于古代社会来说，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实力，关系国家税赋徭役的实施。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农民实行道德教化、经济剥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

二、户籍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户籍制度产生在商朝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1]。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就有关于人口清查统计的记载。如在甲骨文中“八日辛亥允，灾伐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人八千，在驭”等数字比比皆是。《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期，人口登记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周礼》的一些记载，后人推测，西周设有“司民”这一官职。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2]143掌理户籍、计点民数，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对生齿以上的人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居住地、性别和死生情况等。这些记载能够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制度性、经常性户口调查登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3]。为了增加人口，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多种措施。通过基层官员进行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如“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做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4]132。首先是用减免赋税徭役的办法吸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

秦的户籍制度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户口册上除了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家内人口等情况外，所有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也必须在户口册中标明。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对不报、虚报、假报户口者严加惩罚。近年在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其中有关户籍制度的专篇《傅律》中规定，百姓到达成年，就要登记入籍，叫做“傅籍”，迁居时重新登记，叫做“更籍”。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查出户籍档案中有不实之处，地方官吏要受到处罚。

“汉承秦制”，户籍制度在沿袭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户籍管理的专职官员，实行编户齐民，这是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要求每人都必须登记户籍，脱籍是非法的，隐匿逃亡户籍的人户也是有罪的。当时的户口登记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标注有现任身份，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做“名县爵里”。同时要求每年八月份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案户比民”，即百姓无论老幼都必须集合到县城接受官吏的查验，以便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甚至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包括内容更加详细，如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可以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建立起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世界各国中最先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规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完备严密得多”[5]136。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方豪族的崛起，户籍成为人们身份等级的凭证。依附于贵族下的奴婢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只能依附于贵族的户籍下。“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当时的给客制、复客制、占客制、荫客制等实际上是地方贵族占有人口和土地资源的手段。因此，户籍整顿成为当时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土断、括户、检籍的实行便是反映。最典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针对国家与地方贵族争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进行的制度变革，要求加强调户籍管理，将土地和人口结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武建国认为北魏之所以推行均田制，在于“封建国家要与地方豪强大族争夺劳动人手，打击和限制豪强大族实力，使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附籍于国家，与国有荒闲土地相结合，向国家交纳租调，提供徭役”。

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户口清查。其目的是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朝基本沿用隋制，但对编制时间格式份数等做出比较严格的规定。唐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确了城邑与乡村的分野。《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天下户为九等。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为防止人口的无序流动，唐玄宗时委派宇文融进行括户，并给予安抚政策使其复业，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数，获得赋税。《唐会要》载，“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毕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账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手实是民户自己申报的资料，其内容包括：户主的姓名、年龄、性别，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该户所拥有的土地数额，等等。通过手实，每岁一造账、三年一造籍这一流程保证对人口情况的掌握。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和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

清朝初期沿袭明朝制度，直到光绪年间，才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效仿日本警察户口编审制度，成立了警察局，发布了巡警清查户口条规，并制定了户籍法，进行户口调查。户数调查按照民政部所定的门牌号码编订，门牌号一旦确定，若要迁移，3日内需报巡警机构注册。警察作为户籍管理的新的机构，成为中国户籍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与基层乡里组织承担户籍编制与管理的体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警察制度已经彻底取代和改变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6]87。自此，中国户口统计日渐形成规模，户籍管理制度渐入正常轨道。清宣统三年颁布了户籍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户籍法。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户籍管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以后的“保甲制”，展现了中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高度发展。

深受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地域性。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同时人身束缚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等级性。反映在户籍上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这几种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民籍户种是平民拥有的户籍，处于主体地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户种。在这些户籍当中，不同户种之间平民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三是世袭性。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中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志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做出了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7]214。宋元以后控制更严，“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8]75。

四是被赋予社会治安职能。在中国历史上，政府通过户口管理对人口活动进行控制和制约。宋代以后出现了保甲制，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被赋予了社会治安功能。各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四、户籍制度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是统治工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分裂势力，减少了封建割据战争的发生，为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客观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还从社会背景因素角度思考现代户籍制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社会因素尤其是一些理念上的东西与古代还是一脉相承的，如很多惯性的影响就制约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一是农业文明的延续，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之缓慢是世人共睹的。如果从工业革命的经典定义来看，中国还处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中国的文明形态还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形态。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性格延续至今，所以我们今天的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和大一统的社会局面。

二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的延续。长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导致权力观上的惯性思维。正因为有了强大的行政权力，才可能使户籍承担起其基本职能之外的很多附属职能，其中就包括本应由市场调节的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劳动要素的配置。

三是等级观念的延续。反映到户籍制度上就是把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编入不同的户籍册，享受不同权利和承担不同义务。到现代，先通过人为的户籍制度上的规定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做出严格的限制，赋予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不同的权利，后有社会上普遍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等级观念。

四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国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缺乏足够流动性，在占有不同数量社会优势资源的各阶层的流动上，还存在不少人为障碍，今天的户籍制度便是一例。它以约束“乡下人”的权利为代价给予本已占尽社会优势资源的“城市人”更多特权，制造了“乡下人”向城市流动的不自由性。

五是城市与农村关系模式的延续。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基本是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路径，除了一些基本生活资料的流通外几乎不需要经济上的交流。它实质上是为了将大量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对城市经济结构造成冲击。这无疑是让城市与农村各自发展思维的延续。

总之，通过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参照和反思的基础，这是它应当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凌云，褚玉清.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J].辽宁警专学报，2010（01）.[2]宋昌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3]江立华.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1（12）.[4]徐天麟.西汉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0.[6]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7]孔颖达.大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3.[8]宋濂.二十四史?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