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婚姻特点

第一篇：中国古代的婚姻特点

一、封建社会和建国以来的婚姻特点

（一）、结婚方面

1、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国传统婚礼大约分为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个阶段。1）婚前礼是在婚姻筹划、准备阶段所举行的一些仪节。（1）婚前礼的一切仪节，包括从择偶至筹备正式婚礼的一系列环节，几乎都由父母双方的家长包办，真正婚姻的当事人反而被排除在外。男子的社会地位比女子尊贵，因此，求婚也多以男方为主动。男方家长想为儿子娶亲使，先请媒使向女家提亲（称“下达”），如果女家接受了这门亲事，就开始进行纳采、问名等一系列仪节。（2）催妆 送妆 铺房：这三项仪节在先秦文献中未见记载，是后代在婚礼的演变中发展出来的。催妆，是男家派人携礼催请女家及早为新娘置妆的仪节。送妆，是亲迎前数日，女家派人将嫁妆送至男家的仪节。铺房，是女家派人至男家铺设新房的仪节，有时和送妆同时进行。

2）正婚礼：亲迎。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节，也是古今婚礼中最为繁缛隆重的仪节。花轿在迎归男家的路上，前呼后拥，好不气派：最前面的是开道的，紧随的是执事的、掌灯的、吹鼓奏乐的，然后才是新娘的花轿。

3）婚后礼。（1）先秦时，新娘拜见公婆是在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后，由赞者引带着去见公婆。新娘双手捧着盛有枣子和栗子的竹盘，走到公公的坐席前，脸向东行拜礼，然 后上前一步，跪坐下，把竹盘摆在席上，公公用手抚了一下，站起来回拜，新娘再行拜礼，然后下堂，从女随从手里接过盛有肉干的竹盘，走到婆婆的坐席前，进行 如同刚才一样的仪式。接着，赞者代替公婆向新娘行一种以甜酒赐给新娘的礼节，然后，新娘再用根据规定准备好的食品向公公婆婆行“馈食礼”，以表示公公婆婆的生活，今后要由她来照料。第三天，公公婆婆再以“一献之礼”赐还给媳妇。再公公婆婆和媳妇相互敬酒之后，公公婆婆由西阶下堂，新媳妇由东阶——这是主人的方位——下堂，显示新媳妇已取得了接替婆婆做家庭主妇的资格。再拜见公婆后第三个月的某一吉日，新媳妇要到夫家的祖庙行“庙见之礼”——即拜见夫家的列祖列宗，以慰先祖在天之灵。经过这一系列仪式，新媳妇才算正式成 为夫家家族中的一员。（2）从汉魏到唐代，北方一带，拜堂有在“青庐”中举行的。所谓“青庐”就是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露天设一帐幕，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公公婆婆则踏 着新娘的脚印随后而入，以压媳妇的锐气。新娘入门后，先拜猪圈及灶，然后夫妻交拜，第二天再拜见公婆及亲戚。后来，逐渐把拜堂这一仪式改在新婚之夜进行。新郎迎请新娘进门后，各执一端用红绿彩缎结成的同心结，并立在高烧大红龙凤喜烛的堂前，请男家福寿双全的太太，以秤杆或机梳挑去新娘的蒙面巾。新郎新娘先拜天地，然后依次拜见公婆及尊长亲戚。这时，拜与被拜的双方往往要互赠礼物。最后夫妻交拜，礼毕之后，新人由亲友送入新房。2、1949以后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

1）择偶的自主意识增强，择偶网络从亲缘、地缘到业缘，择偶机会增多，选择空间增大。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多数青年人缺乏对自己婚配对象的选择权。“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式的择偶方式，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择偶方式。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其择偶的自主意识都不断增强，父母作主的婚姻大幅度下降，而自主婚姻则迅速上升。

2）择偶标准：政治条件重要度递减，学历、职业、能力、住房、收入等经济社会因素和爱情因素日益升值。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地位上的差异。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不好的人往往在运动中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因而，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非常注重对方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分层结构也从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向以经济分层为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越来越重视恋人或婚配对象的收入、住房，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学历、职业和工作能力状况。

3）爱情深度逐步提高，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正在实现从责任向爱情的转型。从不同年龄人群在婚姻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青年中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青年的爱情深度在提高。

（二）离婚方面

1、封建社会离婚只能男子休女子

2、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平等观念的传播，离婚以不再是只有男子有决定权。而离婚的原因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工作性质改变.。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和传入中国，中国女性独立意识日趋增强，他们受教育程度也相应提高。现在女性大多都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多妻子比丈夫的工资还高。女性就业在中国并不是个问题，变化的是妇女工作性质。现在中国各大学中女生非常多，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到教育平等的权利，工作性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女性经济独立了，处事的人生观和观念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是丈夫挣钱多，现在双方收入基本差不多，有专职的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也不同。双方经济冲突的机会也比过去要增高，离婚率逐渐增加。”（2）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外情现象愈演愈烈。（3）“80后”离婚多。中国式离婚大多发生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顾名思义，就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着现代化奢华的物质生活。同时，他们也是“闪婚”的代表，因此也被称为“闪婚族”。也有人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成年人，他们注重自我需要，而不能维持婚姻关系。

全国综合平均离婚率为：30%左右！中国离婚率前十名的城市！

首位:北京,离婚率39% 第二位: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离婚率38% 第三位:深圳特区，离婚率36.25% 第四位:广州,离婚率35% 第五位:厦门,离婚率34.9% 第六位:中国台北,离婚率34.8% 第七位:南京，离婚率33.8% 第八位:大连,离婚率31% 第九位:杭州,离婚率29% 第十位:哈尔滨,离婚率28%

第二篇：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摘 要：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具有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等特点，被赋予治安职能。

关键词： 户籍制度 书社制度 保甲制

户籍制度是关系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基本面貌的重要制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户籍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古代户籍制度进行研究探析对中国现在及未来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一、户籍制度的含义

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人口的占有与支配。对于古代社会来说，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实力，关系国家税赋徭役的实施。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农民实行道德教化、经济剥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

二、户籍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户籍制度产生在商朝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1]。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就有关于人口清查统计的记载。如在甲骨文中“八日辛亥允，灾伐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人八千，在驭”等数字比比皆是。《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期，人口登记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周礼》的一些记载，后人推测，西周设有“司民”这一官职。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2]143掌理户籍、计点民数，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对生齿以上的人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居住地、性别和死生情况等。这些记载能够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制度性、经常性户口调查登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3]。为了增加人口，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多种措施。通过基层官员进行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如“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做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4]132。首先是用减免赋税徭役的办法吸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

秦的户籍制度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户口册上除了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家内人口等情况外，所有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也必须在户口册中标明。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对不报、虚报、假报户口者严加惩罚。近年在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其中有关户籍制度的专篇《傅律》中规定，百姓到达成年，就要登记入籍，叫做“傅籍”，迁居时重新登记，叫做“更籍”。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查出户籍档案中有不实之处，地方官吏要受到处罚。

“汉承秦制”，户籍制度在沿袭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户籍管理的专职官员，实行编户齐民，这是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要求每人都必须登记户籍，脱籍是非法的，隐匿逃亡户籍的人户也是有罪的。当时的户口登记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标注有现任身份，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做“名县爵里”。同时要求每年八月份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案户比民”，即百姓无论老幼都必须集合到县城接受官吏的查验，以便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甚至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包括内容更加详细，如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可以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建立起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世界各国中最先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规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完备严密得多”[5]136。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方豪族的崛起，户籍成为人们身份等级的凭证。依附于贵族下的奴婢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只能依附于贵族的户籍下。“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当时的给客制、复客制、占客制、荫客制等实际上是地方贵族占有人口和土地资源的手段。因此，户籍整顿成为当时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土断、括户、检籍的实行便是反映。最典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针对国家与地方贵族争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进行的制度变革，要求加强调户籍管理，将土地和人口结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武建国认为北魏之所以推行均田制，在于“封建国家要与地方豪强大族争夺劳动人手，打击和限制豪强大族实力，使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附籍于国家，与国有荒闲土地相结合，向国家交纳租调，提供徭役”。

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户口清查。其目的是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朝基本沿用隋制，但对编制时间格式份数等做出比较严格的规定。唐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确了城邑与乡村的分野。《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天下户为九等。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为防止人口的无序流动，唐玄宗时委派宇文融进行括户，并给予安抚政策使其复业，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数，获得赋税。《唐会要》载，“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毕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账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手实是民户自己申报的资料，其内容包括：户主的姓名、年龄、性别，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该户所拥有的土地数额，等等。通过手实，每岁一造账、三年一造籍这一流程保证对人口情况的掌握。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和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

清朝初期沿袭明朝制度，直到光绪年间，才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效仿日本警察户口编审制度，成立了警察局，发布了巡警清查户口条规，并制定了户籍法，进行户口调查。户数调查按照民政部所定的门牌号码编订，门牌号一旦确定，若要迁移，3日内需报巡警机构注册。警察作为户籍管理的新的机构，成为中国户籍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与基层乡里组织承担户籍编制与管理的体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警察制度已经彻底取代和改变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6]87。自此，中国户口统计日渐形成规模，户籍管理制度渐入正常轨道。清宣统三年颁布了户籍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户籍法。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户籍管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以后的“保甲制”，展现了中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高度发展。

深受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地域性。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同时人身束缚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等级性。反映在户籍上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这几种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民籍户种是平民拥有的户籍，处于主体地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户种。在这些户籍当中，不同户种之间平民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三是世袭性。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中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志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做出了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7]214。宋元以后控制更严，“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8]75。

四是被赋予社会治安职能。在中国历史上，政府通过户口管理对人口活动进行控制和制约。宋代以后出现了保甲制，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被赋予了社会治安功能。各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四、户籍制度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是统治工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分裂势力，减少了封建割据战争的发生，为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客观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还从社会背景因素角度思考现代户籍制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社会因素尤其是一些理念上的东西与古代还是一脉相承的，如很多惯性的影响就制约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一是农业文明的延续，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之缓慢是世人共睹的。如果从工业革命的经典定义来看，中国还处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中国的文明形态还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形态。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性格延续至今，所以我们今天的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和大一统的社会局面。

二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的延续。长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导致权力观上的惯性思维。正因为有了强大的行政权力，才可能使户籍承担起其基本职能之外的很多附属职能，其中就包括本应由市场调节的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劳动要素的配置。

三是等级观念的延续。反映到户籍制度上就是把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编入不同的户籍册，享受不同权利和承担不同义务。到现代，先通过人为的户籍制度上的规定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做出严格的限制，赋予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不同的权利，后有社会上普遍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等级观念。

四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国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缺乏足够流动性，在占有不同数量社会优势资源的各阶层的流动上，还存在不少人为障碍，今天的户籍制度便是一例。它以约束“乡下人”的权利为代价给予本已占尽社会优势资源的“城市人”更多特权，制造了“乡下人”向城市流动的不自由性。

五是城市与农村关系模式的延续。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基本是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路径，除了一些基本生活资料的流通外几乎不需要经济上的交流。它实质上是为了将大量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对城市经济结构造成冲击。这无疑是让城市与农村各自发展思维的延续。

总之，通过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参照和反思的基础，这是它应当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凌云，褚玉清.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J].辽宁警专学报，2010（01）.[2]宋昌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3]江立华.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1（12）.[4]徐天麟.西汉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0.[6]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7]孔颖达.大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3.[8]宋濂.二十四史?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第三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1）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从未中断，因此源流分明，沿革清晰。

（2）以君权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服从上级，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3）人治高于法治。虽然每朝每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4）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5）宗法制度的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父权的观念渗入到国家政治制度中，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6）在漫长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

（7）调整伦理关系与等级秩序的礼制，得到行政法的确认而与政治制度结合，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严密的等级制度，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现象。

除上述特征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还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祸国、将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现，以及在地方实行行政包揽一切的权能主义等等特征。

第四篇：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特点：

①科技内容上主要集中于与农业有关的农学、天文历法以及医学等方面，应用性强，但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索不够；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如经验总结，缺乏实验；重视总结实践经验，轻视理论概括和抽象。

②在科技使用上主要服务于封建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大型工程的需要，缺乏将科技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并成为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意识。③注重社会人文问题的探求，讲究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重视完善人和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科技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①中国古代农耕经济高度繁荣，这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就是应古代农耕经济的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为农耕经济服务的，如科技成就主要集中于农学和天文历法方面。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③中央集权国家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

④继承前代科技成果，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都推动了我国科技的发展。

⑤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就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创造的结果。中国古代科学家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⑥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为科技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16世纪后没能产生现代科学的原因：

① 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科技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

② 封建统治者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和后期的闭关锁国政策，进一步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③ 17世纪以来的明清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加强，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都使中国古代科技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足够的人才。归根结底是日益腐朽的封建制度导致了中国古代科技在16世纪以后走向衰落。

第五篇：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特点

中国古代音乐艺术的特点

一、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

中国古代音乐最早产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先民创造的音乐，直至1840年，中国社会性质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为止，都是中国古代音乐的范围。中国古代音乐历史时间跨度大，包含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全部时期。和任何艺术形式一样，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源自劳动，在劳动人民的智慧中繁衍生息，伴随着劳动力和生产水平的发展，慢慢开始走向兴盛和繁荣。其中，起着最主要推动作用的便是物质生产生活基础，尤尔，可以将中古古代音乐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时期音乐、奴隶制社会时期音乐、封建制社会时期音乐。

（一）原始时期音乐

在艺术起源中，众多国内外的学者都倾向劳动创造艺术的理论说法。的确，在劳动中的生产口号、劳动工具撞击所产生的节奏，在时间的慢慢演变之下，加之人工的创作，逐步形成了最初的音乐样式。从周口店到元谋，我国的土地上早在约100万年前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迹象，这也大大促发了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

古代文献中关于远古音乐的传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某某氏为名的古乐，如朱襄氏之乐、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伊耆氏之乐等；另一类是被尊为古代帝王的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和夏禹等时代的古乐。这是的中国古代音乐已经出现了很明显得氏族为单位的音乐变现，有着明显的各具不同的音乐特征。《吕氏春秋》中曾记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音乐还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样式，多半是配合这舞蹈进行表演，多以模仿动物为题材，伴奏的乐器也只是为一些简易制成的笛、鼓等，从而达到祭祀或者祈求丰收的目的。

在原始时期的音乐，表现的简单而质朴，更多的是具有实际象征意义的类似于巫术的活动，表达上随意而具有随机性，未能形成固定的曲目。

（二）奴隶制社会时期音乐

在长达1700年的奴隶制社会中，中国古代音乐有着很大的进步。这也是伴随着劳动力的发展和阶级制度的产生而来的。物质生活的相对充盈让百姓开始有机会去创作音乐，并且，处于奴隶主阶级的贵族也开始要求又文娱生活的享乐，价值生产技术的提高可以制作出更多的乐器，而曲谱等也能较为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音乐有着空间大的发展。

从夏代开始，音乐的功能便具有多极化，在现在发现中的夏代音乐中，很大一部分是统治阶级来颂扬功德、祭祀祖先为目的的音乐。到了商代，更是出现了带有占卜意义的乐曲出现，而到了周代，更是将以前的音乐功能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礼记》中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歌舞的主要表现对象变成了鬼神祭祀占卜活动，让这一时期的音乐表现出了浓重的统治阶级色彩。

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古代音乐仍然是在舞蹈的配合下进行演出，在器乐的门类上有所增加，制作器乐的材料更加丰富，制作工艺也更加精良，走向更加成熟的道路。

（三）封建制社会时期音乐

从公元前475年，战国的建立开始，我国进入到了封建君主制时期。这也是中国古代史中最漫长的一页，在这一期，从不断地战火纷争到民族统一，到中原文化的兴起，再到少数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生产力的大幅度提升以及复杂的社会形势和区域交融客观上大大促进的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并呈现出精彩纷呈的音乐艺术表现。

音乐从诞生开始就有着很强烈的主观主义色彩，在奴隶制社会中已经为它披上了政治的色彩。而到了春秋末期，孔子的儒家学派思想，更是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最重要的“礼乐”思想。“礼乐”思想的提出成为以后封建控制阶级对音乐很重要的一项指标，也就是：一切音乐要从统治阶级出发，也就是音乐要为统治阶级服务。宗法制度的社会之下，音乐成为一种别样的“政治策略”，并靠托宗教等来阐发艺术的美感和思想。

同时，相对于国家控制的“礼乐”而言，慢慢在民间产发出通俗简单的音乐样式来，一方面来源于物质生活的稳定，另一方面来源于人们对宫廷音乐的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音乐的发展，带动更多人走向音乐的世界。

在这一时期，一种重要的音乐形式开始兴起，那就是“戏曲”。作为中国古代音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戏曲有着复杂多样的唱腔曲调，因地域差异更是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派别。这种集合了演绎和唱于一身的艺术形式，受到了从统治阶级到贫困百姓的热爱，更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创作者。各具特色的强调、华丽多变的服装让音乐艺术有着空前的繁荣。

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封建制时期的音乐成为中国古代音乐最成熟的高峰期。

二、中国古代音乐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音乐的产生，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的祭祀色彩到后期的礼乐思想，贯穿其中的都是以统治者为核心的音乐创作和演出。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时期而言，原始社会的音乐多半是自发的冲动表现，奴隶制时期则是在不断的探索音乐的表达和艺术的可能性，封建社会时期则是其最璀璨绚丽的一页。我们可以看出，在这几千年来，中国古代音乐呈现出如下三个显著特点：

（一）鲜明的统治阶级特性

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统治阶级始终是处于上游的阶层，不管是在他们的物质储备上来说还是在精神文化的享受上，对于社会下层百姓有着强有力的统治效力。而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尤其是在净胜层面上对下层人民进行统治，他们不得不借助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来实现他们的统治目的。《礼乐》中记载：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行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治道也。统治阶层深刻明白，要通过在音乐中增加统治性意愿来帮助自己实现长久同志的目标，因而，在音乐的创作上有着严格的界定。除了用于对祖先祭祀的音乐外，统治者对自己的功绩也进行了大肆的宣扬。加之古代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了音乐艺术的表现上，这样甚至有些苛刻的手段在不同层面上不断强化着人们对于等级制度的恪守和对上层建筑的敬畏。

儒家宣扬的礼乐，让音乐成为“礼”的一种手段，通过音乐的形式来强化“礼”在下层阶级思想中的统治，这种着眼于巩固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礼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上层建筑的统治的手段。而在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更是根深蒂固的主要思想，经过进一步的发展之后，统治性的特点愈发的明显和巩固。

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音乐的发展具有了明显的统治阶级特性。当然，这和国家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音乐能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崇尚天人感应的和谐思想

从远古时期开始，原始先民希望通过歌舞的方式来与自然达到共通，从而获得丰收与顺利。站在现在科学的角度去看，这种交感巫术的本质愿望便是达到天人感应从而和谐相处的目的。通过模仿与崇拜来表达自己的敬畏，通过演绎与歌唱来祈祷风调雨顺，在科学尚未发达到可以解释多种自然现象的古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自然始终保持着畏惧，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希望通过音乐来达到与自然和谐的原因。

在音乐的创作上而言，所创作出来的音乐必然要具备一定的音律，怎样让他们错落有致的搭配在一起本身就涉及到和谐这一大理念，而这也是音乐独特的美学特点之所在。音乐等任何艺术形式都是源于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对丑陋现象的批判或者是自己内心的独白，而通过强弱到底的音节去表现时重在排序上的连贯来表达情感。从细节上的匠心独具到整体格局上的组合，无疑不是在体现“和谐”这一大理念。

最后，在创作者的创作上去看，将自己体验到的人生情感通过外界事物表达出来本就是需要和谐这一理念，即：了解器乐音色特质、领悟演唱者发声技巧等等，通过自己与呈现者的沟通来呈现出音乐所想要达到的内涵。

（三）丰富细腻的人生情思

任何艺术创作都离不开创作者思想的激发，而我们的思想往往来源于自我情感，在情感的碰撞下产生创作欲望，从而最后创作出艺术作品。尤其是在被严重压榨精神世界的古代社会中，人们压抑的情感只能通过艺术的手段间接的表现出来，而在艺术作品中带来的则是丰富细腻委婉动人的人生情思。

这种人生情思的阐发主要在封建制社会中产生，在这一时期更多的艺术创作者去关注世人心里的变化，试图用音乐的形式将其外显出来，达到一种抒发的目的。《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音乐与人的情感是想通的，而在音乐的创作和演出上也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在礼乐教条下更衍生出了对爱情、亲情、友情等赞美、反思的相关音乐曲目，并且得到了广泛认可和流传。脱离了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多了清新自然的人伦情感，在蜿蜒悠长的旋律声中，得到的是灵的放松和安抚。

三、中国古代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关系

对于任何能够延续至今的音乐样式来说，在他们身上必然能找到一种延续性，尤其是本国艺术的传承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在我们看到的众多音乐样式中，京剧、昆曲等都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可见他们的重要意义。

在我们看到的现代音乐中，除了对于封建礼教制度的宣扬意外，其余的音乐特点都被保留了下来。对于器乐的灵活把握和熟练操作，使得音乐在演唱上有了更多可能性与可实现性，在音乐效果上表现出更逼真更传神。而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细腻和多样化，由其是节奏和乐曲样式的配合上更加贴切。

古谱的五声转变到今日没有伴音程关系，让音乐在演唱上更自由和赋予表现力，充分调动了生理上的发声技巧，让音乐在表现上更富有张力。而从古代音乐上慢慢衍生出来的发生和演唱技巧，在西方音乐的融合之下有着历久弥新的作用。而对于古典篇目的重新演绎，更是离不开原有音乐样式，在慢慢的发展和衍生的过程中，中国古代音乐始终是一个范本，在时间的锤炼之下，凝聚了文化与文明精髓的古代音乐必然是今时今日的典范。而回归民族文化，重新审视古代音乐更是激发出无数创作灵感，在音乐的发展道路上踏着前人走出的坦途才能让音乐这条路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