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特点归纳
特点是与其他同类事物相比，有独特之处。比如说与欧洲农业、西亚农业等。角度是多方面的。基本就是根本的、本质的。
1．简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其一：生产规模——
其二：生产模式—— 精耕细作（西方是粗放式经营）
其三：产业结构——以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最基本的是前面两个）
很多质料上的说法千奇百怪，莫衷一是。有些说法只能称之为特点，不能称为基本特点。
二、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一）发展历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二）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长期并存。
三）发展趋势：生产部门不断增加与劳动分工越来越细、手工业生产技术不断进步、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
四）资萌的出现：在明朝中后期，在私营手工业中出现工场手工业。
五）布局的变化（区域位置）：经济重心南移与手工业生产布局相应变化。
六）世界上地位：古代手工业生产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亚非欧许多国家，广受人们的欢迎和赞誉。
七）与农业的关系：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紧密结合，但手工业的发展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
八）技术传承：手工技术世代传习
三、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书上没有说，书上呈现的都是史实，或者是某个时期的基本史实或者特点，不能叫做“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第一，中国商业的萌发、形成很早。（商朝时就有了职业商人）
第二，古代中国商业一开始就是由官府垄断的。（周朝实行“工商食管”，后期，一直对商业进行控制。商业主要由官办官营是上古中国商业的又一特点。这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三，古代中国独立、自由的大私商出现很晚，而且给私商自由发展的春天非常短暂。第四，古代中国的市场交换比中世纪的西欧发达。
第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思想、重农抑商政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最为突出的特点。
第二篇：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定稿]
1．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
（1）先秦：商民善于经商，后世将经商的人称为“商人”；商朝以贝作为货币；商朝都城已成为繁华的商业都市，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称。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达，各地土特产品互相交流，在中原市场上可买到南方的象牙、北方的马、东方的鱼盐和西方的皮革；许多城市成为繁华的商业中心，如齐国临淄、赵国邯郸、楚国郢等；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如春秋后期的范蠡（“陶朱公”）和战国后期的吕不韦。
（2）南北朝：南北朝时，不少城市遭到战争破坏，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北魏以后，北方商品经济有所恢复；与之相比，南方商品经济相对比较活跃。北魏时，洛阳城内市场很多且有周长近八里的大市；一些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或远走异域。建康（南京）城内建有四市，市内唐铺林立；秦淮河两岸商旅云集，交易兴盛。草市（农村集市）开始出现，含义有二：一是贩饲马料之市；二是草草构成之市。
（3）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隋唐商业的四个特点如下：一是交通发达（交通要道上有接待客商的私家店肆，备有供客商骑用的“驿驴”；以运河、长江为主的水运也很方便；从长安、登州、扬州、广州等地出发的对外交通也很发达）；二是货币统一（由五铢钱到开远通宝）；三是市场发达（场所固定——市；官员管理——物价和税收等；邸店柜坊——邸店兼营旅店、货栈和交易场，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店铺限定——营业面积；时间限定——市的买卖时间；夜市草市——繁华大城市里有夜市，偏远的农村有定期举行的草市）；四是商人众多（大商人、中等商人、小商小贩、胡商、外商）。
（4）宋元：北宋时期的商业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中有“市易法”，由政府设立市易务，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也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5）明朝：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国内商业繁荣（市场大——国内市场扩大、品种多——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品种达到两百余种、贩运快——区域间长途贩运发展较快、城市多——北京和南京是全国性商贸城市，全国出现了数十座较大的城市、向农村——商品经济向农村延伸，江浙地区以工商业著称的市镇蓬勃兴起）；对外贸易艰难（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
2．中国古代货币的演变
（1）先秦：商朝人善于经商，以贝为币；战国时期，各国出现了铁钱，秦国使用圆形方孔钱，称半两钱（齐国使用刀形币，赵国使用铲形币，楚国使用蚁鼻形币）。
（2）秦汉：规定圆形方孔钱作为通行全国的货币。汉代以黄金和铜钱为主币。汉代的铜钱重量几经变化，至武帝铸五铢钱才稳定下来。
（3）三国：那时货币减少，布帛、谷物成为主要的流通手段。曹魏曾以法令形式废止铜钱，使用实物交易，以后行废不定。
（4）隋唐：仍铸五铢钱，禁止使用前代大小不一的旧币，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唐初改革币制，唐高祖下令“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新铸的“开元通宝”，成为唐朝通用的货币，后来发行量很大。以后历代的货币都以它为范式。设柜坊专营货币的存放和借贷，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
（5）宋元：北宋时在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由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纸币的推广，减轻了商人携带金属货币的负担，有利于商品交换，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
（6）明清：明初，主币是纸钞，辅币是铜钱，禁止民间使用金银交易。到明中后期，白银成为普遍流通的主要货币。
第三篇：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摘 要：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具有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等特点，被赋予治安职能。
关键词： 户籍制度 书社制度 保甲制
户籍制度是关系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基本面貌的重要制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户籍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古代户籍制度进行研究探析对中国现在及未来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一、户籍制度的含义
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人口的占有与支配。对于古代社会来说，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实力，关系国家税赋徭役的实施。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农民实行道德教化、经济剥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
二、户籍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户籍制度产生在商朝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1]。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就有关于人口清查统计的记载。如在甲骨文中“八日辛亥允，灾伐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人八千，在驭”等数字比比皆是。《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期，人口登记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周礼》的一些记载，后人推测，西周设有“司民”这一官职。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2]143掌理户籍、计点民数，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对生齿以上的人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居住地、性别和死生情况等。这些记载能够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制度性、经常性户口调查登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3]。为了增加人口，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多种措施。通过基层官员进行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如“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做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4]132。首先是用减免赋税徭役的办法吸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
秦的户籍制度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户口册上除了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家内人口等情况外，所有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也必须在户口册中标明。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对不报、虚报、假报户口者严加惩罚。近年在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其中有关户籍制度的专篇《傅律》中规定，百姓到达成年，就要登记入籍，叫做“傅籍”，迁居时重新登记，叫做“更籍”。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查出户籍档案中有不实之处，地方官吏要受到处罚。
“汉承秦制”，户籍制度在沿袭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户籍管理的专职官员，实行编户齐民，这是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要求每人都必须登记户籍，脱籍是非法的，隐匿逃亡户籍的人户也是有罪的。当时的户口登记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标注有现任身份，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做“名县爵里”。同时要求每年八月份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案户比民”，即百姓无论老幼都必须集合到县城接受官吏的查验，以便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甚至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包括内容更加详细，如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可以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建立起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世界各国中最先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规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完备严密得多”[5]136。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方豪族的崛起，户籍成为人们身份等级的凭证。依附于贵族下的奴婢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只能依附于贵族的户籍下。“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当时的给客制、复客制、占客制、荫客制等实际上是地方贵族占有人口和土地资源的手段。因此，户籍整顿成为当时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土断、括户、检籍的实行便是反映。最典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针对国家与地方贵族争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进行的制度变革，要求加强调户籍管理，将土地和人口结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武建国认为北魏之所以推行均田制，在于“封建国家要与地方豪强大族争夺劳动人手，打击和限制豪强大族实力，使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附籍于国家，与国有荒闲土地相结合，向国家交纳租调，提供徭役”。
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户口清查。其目的是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朝基本沿用隋制，但对编制时间格式份数等做出比较严格的规定。唐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确了城邑与乡村的分野。《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天下户为九等。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为防止人口的无序流动，唐玄宗时委派宇文融进行括户，并给予安抚政策使其复业，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数，获得赋税。《唐会要》载，“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毕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账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手实是民户自己申报的资料，其内容包括：户主的姓名、年龄、性别，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该户所拥有的土地数额，等等。通过手实，每岁一造账、三年一造籍这一流程保证对人口情况的掌握。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和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
清朝初期沿袭明朝制度，直到光绪年间，才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效仿日本警察户口编审制度，成立了警察局，发布了巡警清查户口条规，并制定了户籍法，进行户口调查。户数调查按照民政部所定的门牌号码编订，门牌号一旦确定，若要迁移，3日内需报巡警机构注册。警察作为户籍管理的新的机构，成为中国户籍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与基层乡里组织承担户籍编制与管理的体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警察制度已经彻底取代和改变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6]87。自此，中国户口统计日渐形成规模，户籍管理制度渐入正常轨道。清宣统三年颁布了户籍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户籍法。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户籍管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以后的“保甲制”，展现了中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高度发展。
深受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地域性。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同时人身束缚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等级性。反映在户籍上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这几种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民籍户种是平民拥有的户籍，处于主体地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户种。在这些户籍当中，不同户种之间平民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三是世袭性。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中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志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做出了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7]214。宋元以后控制更严，“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8]75。
四是被赋予社会治安职能。在中国历史上，政府通过户口管理对人口活动进行控制和制约。宋代以后出现了保甲制，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被赋予了社会治安功能。各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四、户籍制度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是统治工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分裂势力，减少了封建割据战争的发生，为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客观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还从社会背景因素角度思考现代户籍制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社会因素尤其是一些理念上的东西与古代还是一脉相承的，如很多惯性的影响就制约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一是农业文明的延续，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之缓慢是世人共睹的。如果从工业革命的经典定义来看，中国还处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中国的文明形态还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形态。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性格延续至今，所以我们今天的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和大一统的社会局面。
二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的延续。长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导致权力观上的惯性思维。正因为有了强大的行政权力，才可能使户籍承担起其基本职能之外的很多附属职能，其中就包括本应由市场调节的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劳动要素的配置。
三是等级观念的延续。反映到户籍制度上就是把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编入不同的户籍册，享受不同权利和承担不同义务。到现代，先通过人为的户籍制度上的规定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做出严格的限制，赋予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不同的权利，后有社会上普遍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等级观念。
四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国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缺乏足够流动性，在占有不同数量社会优势资源的各阶层的流动上，还存在不少人为障碍，今天的户籍制度便是一例。它以约束“乡下人”的权利为代价给予本已占尽社会优势资源的“城市人”更多特权，制造了“乡下人”向城市流动的不自由性。
五是城市与农村关系模式的延续。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基本是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路径，除了一些基本生活资料的流通外几乎不需要经济上的交流。它实质上是为了将大量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对城市经济结构造成冲击。这无疑是让城市与农村各自发展思维的延续。
总之，通过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参照和反思的基础，这是它应当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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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中国古代的婚姻特点
一、封建社会和建国以来的婚姻特点
（一）、结婚方面
1、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国传统婚礼大约分为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个阶段。1）婚前礼是在婚姻筹划、准备阶段所举行的一些仪节。（1）婚前礼的一切仪节，包括从择偶至筹备正式婚礼的一系列环节，几乎都由父母双方的家长包办，真正婚姻的当事人反而被排除在外。男子的社会地位比女子尊贵，因此，求婚也多以男方为主动。男方家长想为儿子娶亲使，先请媒使向女家提亲（称“下达”），如果女家接受了这门亲事，就开始进行纳采、问名等一系列仪节。（2）催妆 送妆 铺房：这三项仪节在先秦文献中未见记载，是后代在婚礼的演变中发展出来的。催妆，是男家派人携礼催请女家及早为新娘置妆的仪节。送妆，是亲迎前数日，女家派人将嫁妆送至男家的仪节。铺房，是女家派人至男家铺设新房的仪节，有时和送妆同时进行。
2）正婚礼：亲迎。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节，也是古今婚礼中最为繁缛隆重的仪节。花轿在迎归男家的路上，前呼后拥，好不气派：最前面的是开道的，紧随的是执事的、掌灯的、吹鼓奏乐的，然后才是新娘的花轿。
3）婚后礼。（1）先秦时，新娘拜见公婆是在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后，由赞者引带着去见公婆。新娘双手捧着盛有枣子和栗子的竹盘，走到公公的坐席前，脸向东行拜礼，然 后上前一步，跪坐下，把竹盘摆在席上，公公用手抚了一下，站起来回拜，新娘再行拜礼，然后下堂，从女随从手里接过盛有肉干的竹盘，走到婆婆的坐席前，进行 如同刚才一样的仪式。接着，赞者代替公婆向新娘行一种以甜酒赐给新娘的礼节，然后，新娘再用根据规定准备好的食品向公公婆婆行“馈食礼”，以表示公公婆婆的生活，今后要由她来照料。第三天，公公婆婆再以“一献之礼”赐还给媳妇。再公公婆婆和媳妇相互敬酒之后，公公婆婆由西阶下堂，新媳妇由东阶——这是主人的方位——下堂，显示新媳妇已取得了接替婆婆做家庭主妇的资格。再拜见公婆后第三个月的某一吉日，新媳妇要到夫家的祖庙行“庙见之礼”——即拜见夫家的列祖列宗，以慰先祖在天之灵。经过这一系列仪式，新媳妇才算正式成 为夫家家族中的一员。（2）从汉魏到唐代，北方一带，拜堂有在“青庐”中举行的。所谓“青庐”就是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露天设一帐幕，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公公婆婆则踏 着新娘的脚印随后而入，以压媳妇的锐气。新娘入门后，先拜猪圈及灶，然后夫妻交拜，第二天再拜见公婆及亲戚。后来，逐渐把拜堂这一仪式改在新婚之夜进行。新郎迎请新娘进门后，各执一端用红绿彩缎结成的同心结，并立在高烧大红龙凤喜烛的堂前，请男家福寿双全的太太，以秤杆或机梳挑去新娘的蒙面巾。新郎新娘先拜天地，然后依次拜见公婆及尊长亲戚。这时，拜与被拜的双方往往要互赠礼物。最后夫妻交拜，礼毕之后，新人由亲友送入新房。2、1949以后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
1）择偶的自主意识增强，择偶网络从亲缘、地缘到业缘，择偶机会增多，选择空间增大。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多数青年人缺乏对自己婚配对象的选择权。“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式的择偶方式，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择偶方式。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其择偶的自主意识都不断增强，父母作主的婚姻大幅度下降，而自主婚姻则迅速上升。
2）择偶标准：政治条件重要度递减，学历、职业、能力、住房、收入等经济社会因素和爱情因素日益升值。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地位上的差异。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不好的人往往在运动中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因而，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非常注重对方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分层结构也从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向以经济分层为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越来越重视恋人或婚配对象的收入、住房，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学历、职业和工作能力状况。
3）爱情深度逐步提高，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正在实现从责任向爱情的转型。从不同年龄人群在婚姻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青年中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青年的爱情深度在提高。
（二）离婚方面
1、封建社会离婚只能男子休女子
2、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平等观念的传播，离婚以不再是只有男子有决定权。而离婚的原因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工作性质改变.。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和传入中国，中国女性独立意识日趋增强，他们受教育程度也相应提高。现在女性大多都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多妻子比丈夫的工资还高。女性就业在中国并不是个问题，变化的是妇女工作性质。现在中国各大学中女生非常多，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到教育平等的权利，工作性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女性经济独立了，处事的人生观和观念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是丈夫挣钱多，现在双方收入基本差不多，有专职的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也不同。双方经济冲突的机会也比过去要增高，离婚率逐渐增加。”（2）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外情现象愈演愈烈。（3）“80后”离婚多。中国式离婚大多发生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顾名思义，就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着现代化奢华的物质生活。同时，他们也是“闪婚”的代表，因此也被称为“闪婚族”。也有人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成年人，他们注重自我需要，而不能维持婚姻关系。
全国综合平均离婚率为：30%左右！中国离婚率前十名的城市！
首位:北京,离婚率39% 第二位: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离婚率38% 第三位:深圳特区，离婚率36.25% 第四位:广州,离婚率35% 第五位:厦门,离婚率34.9% 第六位:中国台北,离婚率34.8% 第七位:南京，离婚率33.8% 第八位:大连,离婚率31% 第九位:杭州,离婚率29% 第十位:哈尔滨,离婚率28%
第五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1）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从未中断，因此源流分明，沿革清晰。
（2）以君权为中心，高度集中权力。在人神关系上，鼓吹君权神授，君权至上，以神权服务于君权。在君臣关系上，宣扬君令臣从，臣效死忠，下级服从上级，全国依附君主。在权力配置原则上，君主一人全面垄断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财政、军事和文化教育大权。
（3）人治高于法治。虽然每朝每代都曾制定和修订法律，但政治生活的主流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尤其是君主的言论，可以任意冲击、取代法律。
（4）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中国古代政治机构的设置相当完备，从君主到臣僚，从中央到地方，上下相依、交叉相连，统治法网严密周全。
（5）宗法制度的残余严重影响到古代政治制度的建设，父权的观念渗入到国家政治制度中，居家为孝，事君为忠，借助父权来加强君权和行政权。
（6）在漫长的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经典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历代各项制度与政策的依据。政治制度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儒家学术思想长期影响古代政治制度。
（7）调整伦理关系与等级秩序的礼制，得到行政法的确认而与政治制度结合，形成典型的官僚政治、严密的等级制度，造成严重的官民对立现象。
除上述特征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还具有外戚、宦官交替干政祸国、将城市作为统治的中心，“明君”“盛世”的重现，以及在地方实行行政包揽一切的权能主义等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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