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

第一篇：3. 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

中国法律起源于夏商。

西周奴隶制法律制度得到完善，开始确立定罪量刑的刑法原则：包括1.矜老恤幼原则；

2.区分故意与过失、惯犯与偶犯的原则；

3、罪刑相当的原则；4.罪疑从轻、从赦的原则；

5、同罪异罚原则；6.刑罚世轻世重；7.罪人不及原则；8.罔厉杀人原则。这些受到“以德配天，明德慎刑”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源头。

春秋战国为适应动荡政局推行重刑主义原则。

秦朝首次以身高作为确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标准；保留西周的区分故意与过失原则；增加了规定区分有无犯罪的意识的原则；教唆同罪的原则，而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刑；集团犯罪、累犯加重的原则；自首减刑，消除犯罪后果减刑的原则；计赃论罪；诬告反坐等原则；特别是数罪并罚与从一重罪原则，可见中国当时刑法原则的先进性。

与秦不同,汉朝以年龄作为确定刑事责任的标准更为科学,另外还确定了上请原则、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和恤刑原则,充分体现法律的儒家化，受儒家“德主刑辅、礼法结合”思想的影响极为明显。

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定罪量刑基础上确立了有关官僚贵族司法特权的“八议”入律、“官当”制度，“重罪十条”的确立，“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形成体现了礼法结合，而留养制度确立，更为凸显中华法系的伦理色彩。同时，减轻老、小、女人过失犯罪的刑罚，显示了统治阶级的恤刑之意。

隋唐法律儒家化完成，进一步确立封建五刑制度，正式把十恶重惩原则写入法律，发展了八议、请、减、赎、官当制度，贵族、官僚减免刑罚，扩大了贵族、官僚的法律特权。区分公罪与私罪，完善了自首原则，规定自首减免刑罚。同时本着“徳礼为本、立法宽简、恤刑慎杀”等立法思想，规定老幼废疾减免刑罚，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完善之前就有的累犯加重刑罚，数罪并罚、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还提到了类推原则以及关于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

两宋时期的刑事法律，加重了对危害国家安定和社会治安行为的打击力度，严格维护地主阶级的特权，同时加强对官吏的控制，并制定大量的刑事特别法律重点打击盗贼，贪官，但后来变质，惩贪之法皆从宽。

元朝刑法原则公开肯定民族间的不平等，维护蒙古族特权，体现民族色彩。

明清刑事法律制度一脉相承。统治者为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致使刑罚又趋于严厉,加重处罚反逆之罪以及家属株连，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勾结，严惩官吏渎职与贪赃犯罪，加强文化思想领域的控制。之前特别是唐律中的“自首”共犯的处理原则，公罪与私罪区别对待原则，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涉外案件处理原则，在明清中继承发扬，更为科学与合理。

鸦片战争后,中国在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和法律原则的基础上,逐渐确立起新的更为科学和规范的刑法原则

中国传统的刑法思想源远流长，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演变过程，终于使近代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逐步得以确立。

纵观中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演变及其特点，呈现以下特点：

一、特权保护性

因社会等级的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使一些人在法律上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这就是 1

特权原则。

1、“八辟”原则

八辟之法:即亲、故、贤、能、功、贵、勤、宾

2、“八议”原则

从曹魏修《新律》，将“八议”正式写入法律的总则——“刑名”篇中，优待封建官僚贵族的特权八议制度正式上升为法律制度。

自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皆载于律，其后历宋、元、明、清，八议都是中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刑法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原则。

这八种人是：议 亲，指皇亲国戚；议故，指皇帝的故旧；议贤，指依封建标准德高望重的人；议能，指统治才能出众的人；议功，指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指上层贵族官 僚；议勤，指为国家服务勤劳有大贡献的人；议宾，指前朝的贵族及其后代。

3、“请”

请是低于八议一等的刑法特权。它的适用范围比议大一些，官爵在五品以上者，若犯死罪，“上请”，听敕处分，由皇帝自行发落。流罪以下，自然减刑一等。其限制条件是除十恶外，若犯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则不适用“请”的程序。

4、“减”

减的规格又低于“请”一等。它适用于七品以上官九应“请”者的家属。若犯流罪以下之罪，各减一等处罚。但死罪不得减。

5、“赎”

赎是最低一等的特权。它适用于所有九品以上官及应“减”者的家属，犯罪在流以下者，皆可以铜赎刑。但因适用减、赎的官吏品秩较低，因此限制也更加严格。除十恶等上述罪行外，又规定，犯“五流”者，即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及会赦犹流者，各不得减、赎，法当除名、配流者，仍须依法执行。

6、官当

凡官员犯罪，皆可以官品抵当刑罚。这是唐朝对官员优待的又一法定特权，称为“官当”，简称“当”。

7、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原则

唐律规定，官员犯罪要首先分清是属于公罪还是私罪，然后根据犯罪性质和主观恶性的不同适用轻重不同的刑罚，原则是公罪从轻，私罪从重。自唐以后，有此原则。

二、宗法性

因血缘关系所造成的差异，使某些人相对其亲属，在法律上的地位也有所不同，这就是宗法原则。这些原则与家庭伦理有关。

1、“亲亲得相首匿”与“同居相隐不为罪”的原则

儒家是提倡“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而法家是禁止该原则的。历代对于这个原则的区别就在于统治者是使用儒家治理天下还是用法家的思想。比如秦朝是用法家思想的，所以它禁止这个原则，对亲属相隐的行为处以重罪，要连带治罪。而使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唐朝则推行“亲亲得相首匿”。

这项原则来源于儒家主张的“父子相隐”的思想。唐律规定：凡同财共居者以及大功以上亲属，外祖父母、外孙、孙之妻、夫之兄弟及兄弟之妻，有罪皆可互相包庇隐瞒，部曲、奴婢也可以为主人隐瞒犯罪，小功以下亲属相容隐者，减凡人三等处罚。但犯谋反、谋大逆、谋叛者不得适用这一原则。

2、刑事责任年龄及矜老恤幼原则

唐代对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不仅限于年龄，其范围不但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还包括残疾人，它将这三种人又依年龄及残疾程度分为三等。

唐代对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已经完全规范化了。此外，还有补充规定，犯罪时没有达到老、疾标准，事发时已老、疾者，皆依老、疾论；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者，则依幼小论。体现了唐律对老、少、残疾人适用刑罚的从轻原则。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除了年龄上不仅有对未成年人的优待，还有对老年人的宽待，更具特色的是对残疾人犯罪的规定，很值得我们今天在刑事立法方面应加以考虑。

3、留养制度

指犯罪人的直系尊亲属需要侍养，而家中除了犯罪人以外别无成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犯的不是不可赦免的死罪，允许上请，可免去死刑以侍奉尊亲；如果犯罪人应处以流刑，可免发遣，徒刑可缓期，待尊亲属去世后再执行。留养制度在北魏时已入律，并为后世所沿袭，它是中国古代法律家族化、伦理化的体现。

4、准五服以制罪

“五服”制度是中国礼治中为死去的亲属服丧的制度。它规定，血缘关系亲疏不同的亲属间，服丧的服制不同，据此把亲属分为五等，由亲至疏依次是：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西晋定律第一次把“五服”制度纳入法典之中，作为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及衡量罪行轻重的标准，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原则，它不仅适用于亲属间相互侵犯、伤害的情形，也用于确定赡养、继承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五服制罪”的原则实质上是“同罪异罚”的原则在家族范围内体现，它在刑法方面的适用原则是：亲属相犯，以卑犯尊者，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若以尊犯卑，则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亲属相奸，处罚重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重；亲属相盗，处罚轻于常人，关系越亲，处罚越轻。在 民事方面，如财产转让时有犯，则关系越亲，处罚越轻。

“五服”制罪原则的确立，使得儒家的礼仪制度与法律的适用完全结合在一起，是自汉代开“礼律融合”之先河以来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它不仅体现了晋律“礼律并重”的特点，也是中国封建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自西晋定律直至明清，“五服制罪”一直是封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实践中不断的充实与完善。

5、关于“连坐”原则

（1）远古无连坐之制，西周时期有罪人不孥原则，也就是反对连坐。

（2）秦朝实行连坐。秦文公二十年，秦初有“三族之罪”，商鞅变法实行“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史记·商君列传》索隐曰：“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即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恐变令不行，故设重禁。”

主要有亲属连坐（同居连坐）、邻里连坐、职务连坐、军伍连坐等。

三、重视社会危害与惩罚相关联性

犯罪行为的区分非常重要，由于历代统治者都希望从思想上控制民众，就会对一些犯罪

行为进行区分，或是规定罪与非罪的界限，也有对犯罪者的社会危害性进行研究，将社会危害性比较小的实行宽大处理，以彰显其爱民，维护其统治。

1、区分故意与过失的原则

区分故意与过失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法律思想，即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

西周时已经出现该原则，秦朝的规定开始形成体系，然后到唐朝就比较正规了。

2、自首原则

从秦朝开始就有了自首原则，唐代继承了历代自首减免刑罚的原则，但较前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首先，明确了自首的法定概念，强调罪犯所犯之罪在案未发，官府或他人未发觉之前，自动向司法机关投案；若犯罪事实已被他人告发，或被官府查知，再去投案认罪者，只能作为“自新”，不能称为“自首”。其次，自首在原则上要求本人亲自向官府交代所犯罪行，“自言其罪”，但委托他人代为者，与自首同；依法得相容隐者为罪犯自首或告发，也可以自首论；犯窃盗与诈骗罪者，因悔悟而向被害人承认罪行者，与向官府自首同。再者，自首者虽可免罪，但赃物必须如数退赔，不使犯法者在经济上得到好处，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获财。再次，对自首不实、不尽者，即没有彻底交代犯罪事实和犯罪情节的罪犯，分别按不实、不尽的情况予以惩处，至死罪者，可因自首而减刑一等。最后，对某些不适用自首免罪的原则。如已伤害或强奸良人，无法挽回对被害人的危害后果；损坏或丢失了不可复原之物，如官印、旌旗、官文书之类；私渡关津，私习天文，以及官司失错，已经行刑等，皆不在自首原罪之列。由此可见，唐律关于自首原则的规定已十分详尽完备。

3、对犯罪未遂行为的处理原则

有所了解即可。

4、对累犯与再犯的处理原则

秦朝、唐朝均有该制度。再犯是指犯罪已被告发或已被决配而又犯新罪者，累犯是指被官府判决，构成三次以上犯罪的罪犯，均加重处罚。

5、对共同犯罪的处理原则——区分首、从原则

唐律规定，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称为共犯，“造意为首，余并为从”，造意者依律处断，随从者减等处罚。但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已行）及强盗等，则不分首从，一律严惩。

还有一个看一下，就是秦朝已有对教唆犯罪的规定。共同犯罪中，教唆同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处罚。

6、正当防卫原则

在《唐律》中已有这样的的规定：“诸夜无故入家者，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 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己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 这段话的含义是说，如果在夜里无缘无故地闯入别人家里，要打四十大板。主人当场杀死闯入者，不以犯罪论。主人明知他人不是有意侵犯而将其杀伤，以斗杀、伤 之罪减轻处罚；闯入者已就缚后主人将其杀或伤，则各以斗杀、伤之罪论刑。其中不仅有关于正当防卫的内容，甚至还规定了防卫过当。

有所了解即可。

7、“重其重罪”与“轻其轻罪”的原则

相当于现在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8、诬告反坐原则

诬告的社会危害性比较大，故制订诬告反坐制度。

四、罪刑法定主义原则与比附、类推原则的矛盾

（一）罪刑法定原则

1、西周：罔厉杀人原则：不乱罚无辜、罪刑相应

2、《尚书·吕刑》：“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按：伦，判例；要，法律条文。又：“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孔颖达疏曰：“明开刑书相以占之，使刑当其罪，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

3、秦代的立法原则为“事皆断于法”，故其立法是一事一例，广设条款。

4、《晋书·刑法志》载刘颂的上疏说：“又律法断罪，皆得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5、《唐律疏议·断狱》：“诸断罪皆须具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

《唐律疏议·擅兴》：“诸主将以下，临阵先退；若寇贼对阵，舍仗投军及弃贼来降，而辄杀者：斩。即违犯军令，军还以后，在律有条者，依律断；无条者，勿论。”其疏议曰：“若违犯军中号令者，军还以后，其所违之罪，在律有条者，仍依律断。直违将军教令，在律无条，军还之后，不合论罪，故云：‘无条者，勿论’。”

————有所了解即可

（二）比附、类推原则

1、《尚书·吕刑》：“上下比罪。”《尚书正义》注：“上下比方其罪。”《礼记·王制》：“凡听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郑玄注曰：“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释文》曰：“比，例也。”

2、《荀子》：“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

3、《汉书·刑法志》：“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附）所当比律令以闻。”

4、《唐律疏议·名例》：“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最有典型的是唐朝。

5、清朝：依法定刑与有限类推并存，类推原则的限制条件更多、更严格。

————注意唐和清即可

矛盾之处在于虽然各朝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但是各朝也适用了类推原则，同时大量的令、格、式等的存在，使得罪刑法定原则行同虚设，有很多时候都受到了限制。

此外，时效制度与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涉外案件的处理原则等体现了古代刑法原则一定程度上的科学性。

第二篇：中国古代刑法

古代刑法 黥、劓、笞、杖、刖、膑、宫

黥（qing）是古代的肉刑，即墨刑。是古代五刑之一。即用刀刺刻犯人额颊等处，再涂上墨，作为惩罚的标记，用来惩治犯有轻罪的人。古书记载：“臣不正君，服墨刑，凿其额，涅以墨”，写的就是墨刑，即黥刑。

劓（yi）也是古代五刑之一。是一种割鼻子的刑罚。这种刑罚大约起源于商代。《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四年，公子虔，劓之。”

笞（chi）刑也是指古代五刑之一。是一种用小荆条或小竹板抽打臀、腿、背部的刑罚。隋代把它定为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朝。

杖刑是一种用大荆条制成大竹板抽打臀、腿、背部的刑罚。隋代把它定为五刑之一，一直沿用到清朝。

刖（yue）刑是古代的一种酷刑。是一种砍掉脚的刑罚。“昔卞（bian）和献宝，楚王刖之”一句中记载的就是这种刖刑。

膑（bin）刑是古代的一种剔去脚盖骨的一种酷刑。《汉书·司马迁传》“孙子膑腿”即指膑刑。

宫刑是破坏人的生殖机能的一种酷刑。司马迁曾受宫刑。

2大辟、炮烙、汤镬、车裂、凌迟、腰斩、弃市

大辟是古代五刑之一，是一种砍头的刑罚。商、周、春秋、战国等时期，为死刑的通称。

炮烙（pao luo）相传为商代纣王所用的一种酷刑，是把人放在炭火中烧的一种酷刑。

汤镬（huo）也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即把人投入到滚汤中煮死的一种酷刑。

车裂也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即将人头、四肢分别拴在五辆马车上，同时分驰，撕裂肢体。也称“辕裂”，俗称“五马分尸”。“秦惠王车裂商君”。商鞅就是受车裂之刑而死的。

凌迟是古代最残酷的一种死刑。五代时开始在刑法之外另设立凌迟一条。宋代凡是犯所谓“大逆”及“逆伦”等罪的人多用此刑，元代将凌迟（俗称“剐刑”），正式列入刑罚之内，明清两代沿用。

腰斩也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即将罪人从腰部斩断。《史记·商君列传》“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

弃市是古代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在街头的一种刑罚。秦、汉、魏、晋各代，这种刑罚极为流行。隋唐两代以后，虽然没有列为刑罚种类，但是执行死刑，一般都用弃市。

第三篇：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中国古代学校演变

学校的产生

中国的教育是在原始社会诞生的，最初是渔猎和农耕等劳动技术的传授，传说中的“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伏羲氏教民结网捕鱼”，“神农氏教民制耒耕作”，就是一种证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教育与生产劳动走向分离，成为一种专门的活动，需要在专门的场所进行，这就出现了学校。

文字记载显示，约在公元前17世纪以前的夏代已经出现了学校，如《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不同名称的学校，可能担负着不同的教育任务。

目前，我们能够比较清晰了解的是周代的学校，因为周代建立的宗法制度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制度加以维护。大体说来，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是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供大贵族子弟就读；“乡学”是各地设立的地方学校，供普通贵族子弟就读。按照学习的程度，又分为“大学”和“小学”两类。小学是启蒙教育，除了识文断字以外，还要学习礼节仪式、音乐舞蹈、骑马射箭、书写计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大学则在小学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本领，以便日后参与国家治理。设在周王朝都城的大学叫做“辟雍”，规模较大，分作五个部分，“辟雍”居中，四面环以圆形水池，水南叫“成均”，学习乐舞；水北叫“上庠”，学习典籍；水东叫“东序”，学习干戈；水西叫“瞽宗”，学习礼德。中间的“辟雍”则是天子亲临讲学的地方。设在诸侯国都城的大学叫做“泮宫”，规模较小，规定只能环绕半圆，称为“泮水”。以上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控制，培养贵族子弟，一般庶民和奴隶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官学”。私学的兴起

公元前8世纪以后，周王朝的统治逐渐衰微，各地的诸侯国逐渐强大，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国家对“官学”的控制力逐渐丧失，许多典籍开始流落到民间，一些通晓诗书的知识阶层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活跃起来，这就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士”。这些“士”凭借自己掌握的知识，聚众讲学，发表政见，力图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指明一条路径，产生了许多思想流派，“私学”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孔子就是这种“私学”的创建者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教育史的黄金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与稷下学宫的出现是那个时代思想与教育繁盛的明证。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斗的政治局面，为拥有知识财富的“士”提供了活跃的舞台，他们面对社会变化与发展，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由于他们各自的见解不同，又分别聚拢一些弟子宣讲与传授，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就是习惯上所说的“诸子百家”。

“百”是个约数，不是实数，表示很多。“儒家”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代表，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自我修养，倾向于积极进取，汉代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意识，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道家”以老子、庄子等代表，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强调“道法自然”，弃仁绝义，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倾向于消极退守，与儒家形成明显对立，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互相影响，成为影响仅次于儒家的思想流派。“墨家”以墨翟为代表，主张不分亲疏，人人互爱互助，反对不义的侵略和兼并，提倡尊贤和节制用度等，强调功利，重视实践，因而涉及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力学、光学等领域，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可惜后来衰微。“法家”以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为代表，主张强化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国，内部分为不同派别，而韩非集法家之大成，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基。此外，还有辩论名实问题的“名家”，研究军事问题的“兵家”，提倡阴阳五行学说的“阴阳家”和以纵横之策游说诸侯的“纵横家”等等。稷下学宫

战国时代的齐国为了培养和延揽人才，实现富国强兵、争雄天下的政治目标，在都城临淄设立了一座学校，因位于稷门之下，故称“稷下学宫”。学宫不但有规模宏大的校舍设施，还有相当正规的教学活动和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由于学宫实行“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就读者只发议论而不担责任，因此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活跃，学派林立并存，各派之间围绕天人关系、古今之变、礼法、义利等问题展开辩论，四方游士、各国学者纷至沓来，最盛时期的游学之士多达数千人。至齐威王、齐宣王时代，稷下学宫的规模和成就达到顶峰，成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荟萃的中心。战国时期的名士邹衍、淳于髡、慎到等都曾在此学习，孟子和荀子又曾在此任职，而荀子曾三度出任学宫的“祭酒”（学宫的最高领导人）。古代学校的两大系统

古代教育也是两条腿走路，即官学与私学。两个系统又拥有不同的学校。古代官学 太学与国子监

太学原本指周代设立在天子都城的学校，也称“辟雍”。到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设立了国家最高学府，取名“太学”，以五经博士为教授，置博士弟子50人，历经发展，到公元一世纪末的王莽掌政时期，太学弟子已多达一万余人，到公元二世纪的东汉中期，设立在洛阳的太学，就读学生竟多达三万人，可见中国古代官学规模之大。公元278年，晋武帝在太学之外，又设立更高一级的“国子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而原来的太学，则招收六品以下的官员子弟。

国子监由晋代的国子学发展而来，至公元六世纪，隋文帝改国子监为“国子寺”，统一管理国子学、太学等，尔后又将国子寺改为“国子监”，唐代沿袭旧制，在国子监下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称为“六学”。六学之中，国子学地位最高，吸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学吸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其他则吸收低级官员子弟，还可吸收一定数量的庶民子弟，同时还有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外国学生前来留学。唐代以后，国子监几经变化，到明代成为兼有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两种性质的东西，到清代又取代太学，成为国家唯一的最高学府，职权范围已大大缩小。国子监的教师分为“博士”和“助教”，他们的最高领导人仍称为“祭酒”，副手称“司业”，协助祭酒工作，以下有“监丞”，负责制度和纪律；“典薄”，负责文书财会；“典籍”，负责图书资料。凡是入监读书的学生统统称为“监生”，因出身与入学方式各异而有不同的称呼。现存完好的国子监在北京，是元、明、清三代国子监的旧址。古代私学 私塾与书院

私塾在古代又称“学塾”、“教馆”、“乡塾”、“家塾”等，历史渊源很早，《尚书》中已有记载，单称“塾”。西周时期，塾是乡学的一种。一般认为，孔子创立的私学就应当属于“塾”。“私塾”的名称是近代以来的事。按照施行教学的程度，人们把私塾分成“蒙馆”和“经馆”两类。蒙馆的学生主要为儿童，重点是识字和启蒙；经馆的学生则主要是成年人，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科举。私塾在设置方面，又分为“义塾”、“族塾”、“家塾”和“自设馆”等。义塾是公益性的，面向清贫家庭的子弟；族塾则属于宗族内部办学，往往设在宗祠内，招收本族子弟就读；家塾是富家大户聘请名师宿儒在家专门教授自己的子女；自设馆是塾师自行设馆招生，不拘姓氏。私塾教师的文化水平悬差别很大，既有名师大儒，也有粗通文墨的平庸之辈。由于中国小农经济发展缓慢平稳，私塾的教学形式与内容也很少变化，大量存在的私塾为古代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有点类似今天的私立大学。它最早出现在公元639年的唐代初年，是一个私人读书治学的场所。其后，唐朝中央政府设立“书院”，用于收藏和校勘图书。到公元十世纪中叶的宋代初年，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才真正兴起。这是因为国家统一之后的文教事业还处于落后状态，而广大读书人又迫切希望通过求学获取功名，这就为书院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并很快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一个高潮，后来随着理学的兴起，到南宋时期又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二个高潮。公元十三世纪元朝建立后，加强对书院的官方控制，使书院教育逐渐走向官学化。公元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叶，随理学的又一次活跃，出现了书院教育的第三个高潮，而在公元十八世纪的清朝建立后，书院已完全被官方控制，演变为官学的附庸。

总观书院教育，其教学内容与官学并无太大不同，但它以研究和讲解理学为根本，除了名师讲授，注重学生自学，同时提倡学术自由和辩论，这都是书院教育有益于后世的特点所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书院是北宋初年的四大书院：石鼓书院（在今湖南衡阳市）、岳麓书院（在今湖南长沙市）、睢阳书院（在今河南商丘市）和白鹿洞书院（在今江西庐山），另一说有嵩阳书院（在今河南登封市）而无石鼓书院，其中，以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影响最大。

白鹿洞书院是我国最早开展讲学的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代已是名流李渤的读书场所。公元十世纪时建为“学馆”，宋代初年改为书院，到南宋理学家朱熹来此主持和讲学，白鹿洞书院才闻名天下，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明确规定了如何为学、修身、接物，为书院教育奠定办学宗旨，并为其他后起书院所遵循。目前书院旧址保存基本完好。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公元976年创建，后不断修葺扩建，至南宋时张栻、朱熹等大儒在此讲学，学生多达千人，名播天下，为传播儒家文化，培养潇湘人才贡献巨大，历经沧桑，大部分建筑保存完好，现仍为湖南大学校址，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学府。

新式学堂的兴起与古代学校的终结

新式学堂：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清朝末年，兴起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也催生了中国的近代新式教育。1862年，首创“京师同文馆”，研习外语，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随后，洋务派在各地又兴建船政学堂、水师学堂等技术和军事学堂，这些学堂与旧有的官学、私学已有本质不同。1895年以后，随着“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和“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的设立，现代新式教育已成不可阻挡之势，各种科目的学堂如雨后春笋出现。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清朝政府下令废除科举考试，旧式教育宣告正式结束，近代新式教育正式走上前台，原有的各级官学和书院纷纷改为新式学堂。新式学堂的培养目标已不是各级官吏，而是通晓专业技术的人才；学习内容已不是原来的四书五经，而是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教学方式和学习期限都具有了新式教育的特征。

古代学校教育被新式教育所取代，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古代的教育也留下了宝贵的教育智慧，能够为完善我们今天的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学的产生

在欧洲的中世纪学校非常少，在基督教控制着全部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时候，只有非常少量的、非常小规模的学校是建在修道院里的和由教会直接掌控。他们基本上不研究私塾的学问，也不探究自然的奥秘。由于欧洲和阿拉伯的交往，特别是两次大翻译运动，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的知识到了欧洲。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迫切要求能够有一种新的心态，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活动方式来接纳和搜索这些文化。于是在欧洲世界出现了最早的大学，最早的大学出现在今天意大利的普罗尼亚。在1800年普罗尼亚三所职业学校，一所是法律的，一所是医学的等，这三所学校联合起来成立了一所大学。这个大学是由学生掌握大学的领导权的，由学生给教师发工资，由学生决定到底聘用哪一位学者做教授，而且学生有权力让教学效果不佳的教授离开。

在公元1160年的时候，巴黎圣母院教会办了一所学校叫做巴黎大学。在1167年的时候，在巴黎大学学习的一群学生回到英国，创办了牛津大学。又过了几十年，牛津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和教师，不满意牛津大学的主张，就分离出来了，自己又创办了剑桥大学，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四所大学。当时的大学主要是修四门课程，神学、文学、法律和医学，一般修三到四年就可以本科毕业了。如果还要继续深造，还有四门课可以修，就是数学、几何、天文学和音乐，修完这四门课以后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了。大学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它为探究人类智慧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思考、研究的场所。日后，人类许多重要的思想，新的科学发展和重要的技术都在大学里出现的。美国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意大义航海家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从洋，来到时美洲这块奇异而军事富饶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7世纪初，首批英国殖民到时达北美东海岸，在那里开拓了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赛洲的查尔斯河畔首建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利坚合众国建立的第4年，已经有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诞生在苏美尔，这就是“泥版书屋”。这所学校建造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比埃及最早的宫廷学校还要早1000年左右。

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安德烈·帕罗特在两河流域上游的名城马里发掘出了一所房舍，被认为是现今发掘的世界上最早的学校。这所房舍包括一条信道和两间房屋，大间房屋长44英尺、宽25英尺；小间面积为大间的1/3。大间排列着4排石凳，可坐45人左右；小间排列着3排石凳，可坐20人左右，很像一所学校的教室。房中没有讲课用的讲台，但发现了很多泥版，像是学生的作业。这所房舍靠近王宫，附近还有泥版文书的储存地，因此，考古学家推断，这是一所学校，建造时间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是人类最早的学校。如果这一推断正确，那么美索不达米亚的学校要比古埃及于公元前2500年出现宫廷学校早1000年左右！

第四篇：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

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投献等强制手段夺取土地还相当严重，但随着官田制度的衰落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通过买卖日益成为取得土地的主要途径。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带来的变化是土地所有者由有身份性的官僚贵族地主扩大到非身份性的庶民地主。庶民地主的出现和发展是地主制经济充分发展的标志。在土地的经营方式上官私庄田契约租佃关系日益普遭，随着土地私有权的日益深化，佃户手中的使用权亦在向长期化方式发展，形成了永佃权，以及土地关系中资本主义萌芽新因素的渗入，劳动者与土地结合由超经济强制发展为经济强制。这些都是不同子前期、中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出现的新特点。也是土地私有制成熟的主要标志。

古代土地制度及其演变

奴隶社会

土地公有制为原始社会，周王土地公有制即井田制→国君交纳贡赋制、派兵打仗。

井田制背景：人们为了争夺肥美的土地和水源，厮杀拼打，乱的不可收拾。此时，大禹已经建立起

确立土地私有→按亩纳租税（少）、按人丁负担赋、役（重）, 基本上是以税人为主，人身控制严格。

其间有一次不成功的王莽改制，他仿照古代井田制全国土地改称“王田”，不许买卖。不仅没有解决社会土地问题，相反又把农民禁锢在“王田”里当牛做马，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

北魏到隋唐时期（孝文帝改革——780年）

封建土地国有制→以人丁为主负担均田制、租庸调制（庸在隋出现，唐朝取消年龄限制，保证了农民的劳动时间）、府兵制。

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是三位一体。

由于土地私有制→地主追求土地的欲望增强，地主进行土地兼并→国有土地大量流失造成土地地主私有的既成事实（均田制彻底崩溃，租庸调制无法实施）→780年实行两税法（户税和地税、时间固定、人身控制松弛）。→法律上推动封建的土地私有大量出现，地主在大规模的庄园中实行分工合作的劳动，有利于封建经济发展。

两税法实际上是在国家承认地主土地兼并的前提下，依据土地资产向地主征税，性质上属于地主利益的再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方田均税法

募役法是对“庸”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地主和官僚也不例外。方田均税法是对两税法税地的继承。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贫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这些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税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将田赋、徭役、杂役分摊在田亩上，即役归于地、量地计丁、计亩征收、折银征收。说明了封建国家重视土地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重视人口。而折银征收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清朝的摊丁入亩

雍正帝在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固定丁数的基础上，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彻底解决就丁、田并征的双轨制征税形式，从而完成了自唐代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赋役制改革——并役于赋、人头税归于土地税的历史进程。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样，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阶级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促进康乾时期经济的较快发展；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促进了我国人口增长。

中囯各時朞土地制度

1、原始社会

氏族公有，集体耕种，平均分配

2、奴隶社会（夏商—春秋末年）

井田制，千耦齐耘

（1）实质：国王所有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2）表现：① “公田”：贵族占有； ②“私田”：分授给农夫，只有使 用权，没有所有权

（3）内容：①一切土地名义上属于国家公有；②国王把土地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世代享用，但不得转让和买卖；诸侯要向国王交纳一定的贡赋。

（3）瓦解：齐·管仲，相地而衰征；鲁·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秦·商鞅变法，承认私人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推动地主经济的发展。

3、封建社会（战国—1840）

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土地所有制 国有——“官田（公田）”

私有——①自耕农土地私有制；②君主土地私有制；③地主土地所有制（豪强地主、士族地主）。土地来源：占有公田转私，获赐，兼并买卖（主要）。

租佃关系：战国产生，汉代普遍；自宋代始，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明清时期，租佃制普及全国，成为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

地租形态：劳役－实物（宋）－货币（明清）农民雇工自主权积极性提高。

人身依附关系：东汉豪强地主形成田庄，田庄的劳动者与田庄主形成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之后依附关系越来越减弱，特别是明清时契约纳租方式确立后。解脱出来的农民，生产自主权提高，提高了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4、清末民初（1840—1924）

封建土地所有制占主体（截止1952）

（1）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农民个体私有，平均主义。（2）辛亥革命：平均地权（理念）

5、国民革命时期（1924—1927）

目的：为发动农民反对军阀。政策：耕者有其田（口号）。

影响：有利于开展农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6、十年対峙时期（1927—1937）

目的：为了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

政策：1927 打土豪，分田地；1931土地革命，农民土地所有制。

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影响：巩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使广大贫雇农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障,调动了他们革命的积极性。

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1）进行根据地建设—大生产运动（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以自给为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军垦屯田。

①目的：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

②影响：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大生产运动使根据地度过了严重的经济困

难时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①目的：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

②影响：中共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改变了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承认了地主土地所有权、地主对农民的债权和租佃关系。但对地主的封建剥削又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改善农民的物质生活。这一措施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解放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即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有利于团结地主抗日，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

8、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目的：调动广大群众革命积极性

政策：1946-5《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变减租减息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 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耕者有其田。影响：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认识：变革土地制度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不解决土地问题，就不可能把广大农民真正的发动起来，也不可能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在国共政权十年对峙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国内矛盾，分别制订了切实可行的土地改革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而制订的减租减息政策已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要求，为了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中国共产党制订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土地革命纲领。

9、建国后（1949至今）

（1）1950土改。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按劳分配。

①目的：新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②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③特点：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④影响：1952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土改，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彻底废除；广大农民翻身解放，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

（2）1953-1956 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1958后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规模集体所有制，平均分配 ①方针和原则：积极发展稳步前进、自愿互利。②方法：典型示范逐步推进。

③过程：互助组（社萌芽：土地私有、共同劳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半社：土地入股、统一经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全社：土地归公、集体所有）

（3）1978 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体制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大规模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 ①主要形式：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

②方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改革后新体制实行家庭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③性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④实质：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村获得生产和分配自主权。

⑤意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凋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改革逐渐向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发展。它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条件。

第五篇：中国古代首饰的演变

中国古代首饰的演变-宝鑫珠宝

从发掘出土的文物小看，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已出现了陶笄、骨笄以及骨簪等束发器。显然，新石器时期首饰的种类比旧石器时期“山顶洞人”洞穴中发掘的原始项链扩大了许多倍，也进步了很多，不仅有发饰、颈饰，还有许多装饰用的玉佩及梳头用的骨梳。到了殷商时期，社会的生产力进一步提高，首饰的种类及造型更为丰富，除了大量的木制、骨制首饰外，玉石及铜器也广泛应用在首饰制作中，首饰的造型精美，以雕刻、铸造的工艺方法制作为多。

周代的首饰在此基础广进一步发展了，由于分封制的确立，首饰的佩戴法也有了一定之规，在各种礼仪活动中人们所佩首饰都有一定的要求，在首饰的造型上，比前代更为生动细致。多以现实生活中所见的动物及人们幻想中的动物形象结合起来”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服饰较前代有所变化。各国已经不完全遵守周太子的制度，首饰都是以简为主，多以腰间系带佩玉，发上佩以簪钗作为装饰。

秦汉时期服饰变化发展较快，西汉除年服饰以金铁串结而成的项链，显示出汉代金属工艺。前期的金首饰中，有金铁串成的项链数串，其中一串有小全珠193颗，小间的珠粒较大，并以小管压成15粒不等的珠联管，饰有100余颗模制的八方形珠，下垂一个花穗饰。整串项链均以金铁串成，造型别致，技艺高超。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的首饰以假鬓、步摇为多，俗称珠松。这个时期的步摇、钿、钗、镊等头饰发展得更加完善。另外，手镯的使用已非常普遍，并已有许多有关手镯的记载。手镯有条脱、跳脱、腕阑、臂钗、钏镯等多种名称，造型也很丰富。

隋唐时期，按照《车服志》中所说，后妃及命妇的服饰中必佩首饰。如皇家服饰中有白玉双佩，十二钿、大小花十二枝等。皇太子妃的首饰中钿钗缁衣，首饰花减为九枝九钿；按照身份的不同，花钗树钿的多少也就不同。

隋唐妇女的发髻式样非常丰富，因此在妇髻上配有众多的首饰，常见的有梳、蓖、簪、钗、步摇、翠翘、搔头等。插载的钗梳多至十数种，除了金银骨玉的簪钗外，名贵的象牙也披用于制钿钗之用。当时，金粒镶工艺从黑海沿岸的希腊地区传到中国：用细小的金颗粒镶嵌在光滑或浮雕金属的表面，以形成各种图案的装饰艺术，这种工艺与金丝钿工装饰相结合，被广泛地应用在唐代的首饰制作中。

在唐代，盛行在脸部额间贴以花钿的装饰，隋唐时期项链的运用已很普遍，以金、玉等材料为多，较为典型的是在西安出土的隋大业四年的一件金项链，佩戴者是一个9岁的贵族小女孩，殉葬品豪华奢侈。项链的“链条”由28颗金珠构成，每颗金珠上都镶嵌着各色宝石，上有镶刻着鹿纹的蓝色宝石搭扣，下有双层项坠，一层由金镶宝石作成花形，另一层垂下一个滴露形的玉石。这件项链制作极其精致，在金玉宝石的搭配上取得丁良好的效果，显得高贵富丽，体现出隋代的钿金属工艺的高超水平，璎珞，又称缨络。梵音为“枳由罗”，原为印度的一种饰物，多以线绳穿连花朵佩戴于头上或身上。随着佛教艺术的传人，在唐代大量出现，尤其以佛教绘画、泥塑、石雕中多见，并与我国原有的颈饰、配饰相结合，产生了更为复杂美观的样式。

宋元时期中首饰的发展已臻于完善，工艺水平也愈加提高。此时期妇女所用首饰种类繁多，宫廷命妇首饰仍袭前制，按等级分类，名称赂有不同。

宋代以后，巳出现了弹簧式的首饰结构，如宋代出土的弹簧式“套镯”，造型是以扁圆形的金银条做成螺旋圈，有的多达数十圈，在圈上还雕刻有相关的花纹。

明清以后的首饰，多为大家所熟悉，出土的首饰以及流传下来的首饰很多，明代命妇的首饰比前代更为丰富，如皇后礼服冠上饰九龙四风，加大小花十二枝，冠两侧各有十二博鬓，十二花钗，有的时期在此基础上还要加饰珠玉钢花、金龙翠云、并垂朱滴。皇太子妃、亲王妃及公主等人的首饰物也各有规定。

明清时期的项圈、项链、璎珞等首饰．制造得都很讲究，有金制以金包玉和在金上镶嵌宝石等方式，有的还在金项圈上附加一’些丝绦和垂件，妇女、男子均有佩戴。

从制作及艺术风格上看，明清时代的首饰有两个相反的特点：一是复杂繁琐，集各种名贵材料于一体，工艺制作的水平也很高，加以金为骨，在其上盘丝垒丝，镶嵌珠宝；有的以玉为骨，包金镶银，梢雕细刻，还附加复杂的垂饰。二是极为简补，不在金、银坯上加饰任何纹样和装饰，金镯银圈或玉环由本身材料的质地展示出自身美感。另外，还有一种称为“虾须镯”，它是一种细细的金环，镶嵌着一颗大珍珠，看上去既清新又别致．介于繁复与简朴之间。这种手镯在明清时期为众多妇女所接受，流传了很长时期。

明清以后流传下来的大量首饰，一般都采用深浮雕的方法，再精心装饰上各种动物和花卉图案，且充分利用了各种玉石的特殊效果，因此给人一种风雅得体的感觉。所用的宝石不仅以光泽和珍稀取胜，它还以颜色的适当配合见长。明代以后，玉石在首饰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尽管珍珠、碧空以及其他宝石都很丰富，但玉石特别是白玉一直是人们欣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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