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旱灾的特点、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

第一篇：中国古代旱灾的特点、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

中国古代旱灾的特点、社会影响与应对措施

来又有学者指出，为了追求产量，人们逐渐放弃耐旱且稳产的黍稷等作物，改种需水量大的小麦、玉米等作物，农作物种植品种的这种变化也是旱灾增多的一个原因（樊志民、冯风：《关中历史上的旱灾与农业问题研究》，载《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综而言之，山林破坏、耕作不当、黄沙遍地、水流干涸、旱灾日重，形成难以阻遏且日益加速的恶性循环。再次，由旱灾开始，往往形成一个范围广、时间长、危害大的灾害链。旱灾使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粮食大幅度减产甚至绝收，往往引发大面积饥荒。如《汉书·王莽传》载：王莽时，“连年久旱，亡有平岁，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饥民死者十七八。”又如，《明英宗实录》载：天顺三年，“辰州、永州、常德、衡州、岳州、铜鼓、五开等府卫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民之饥殍者不可胜记。”诸如此类，史不绝书。而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研究也已经证实，蝗灾多与旱灾相伴而生。徐光启云：“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农政全书》卷四四）长时间持续的旱灾往往还会导致大规模瘟疫的流行，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如《史记·孝景本纪》载后元二年“大旱。衡山国、河东、云中郡民疫”，《旧唐书·德宗本纪》载贞元六年夏“福建等道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此外，长期干旱也是引发火灾的重要诱因。

二、古代旱灾的社会影响

旱灾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发展和百姓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旱灾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食物与用水短缺，农业生产难以开展，人们无法在土地上获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饥渴或饥饿而死者所在多有，造成局部地区人口锐减。据《文献通考》卷301记载，北宋明道二年（1033年）“南方大旱，种粒皆绝，人多流亡，因饥成疫，死者十二三。”明末崇祯年间的特大旱灾发生前，全国人口为9987万，灾后则为8848万，减少了1139万，数字之大可谓触目惊心。而劳动力的减少必然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导致经济恶化和财政危机。

因旱灾而引发的流民潮在历代官私史书中屡见不鲜。仍以两汉之际为例，王莽地皇三年（22年）四月,“枯旱霜蝗,饥馑荐臻,百姓困乏,流离道路。”而当年夏天“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汉书·王莽传下》）。东汉安帝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时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后汉书·樊宏列传》）；桓帝延熹九年（166年），“青、徐炎旱，五谷损伤，民物流迁”（《后汉书·陈王列传》）。魏晋以后，战乱频仍，加上水旱灾害不断，人民更是饱受迁徙流离之苦。

明代思想家丘濬指出：“劫禾之举，此盗贼祸乱之萌。”（《大学衍义补》卷一○）邓云特也强调，“大暴动兴起之以空前灾荒为其背景者，几为不可逾越之定律。”（《中国救荒史》168页）日益频繁的旱灾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汹涌的流民潮极易引发社会**，轻则转为流寇盗贼，重则发生武装暴动甚或大规模起义。

事实上，对于水旱灾害与王朝兴亡之间的关系，有识之士早已谈到。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三川竭，岐山崩”，发生了一次由地震引发的旱灾。王室卿士伯阳父由“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国语·周语上》）。十年之后，犬戎攻进镐京，幽王被杀，西周宣告结束。夏、商、西周三代之灭亡都与旱灾有关，既说明当时社会经济水平、抗旱救灾能力的低下，也与统治集团未能有效应对有关，这一点在后世王朝兴衰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明代中期以降，政治腐败，而水旱灾害连续不断，大批农民背井离乡，流民遍及全国。成化年间，荆襄地区聚集的百万流民先后揭竿而起，沉重打击了明廷的统治。到崇祯时，陕北大旱，流民激增，地方官员处置不当，终于引发明末农民大起义，明朝统治也随之而终结。

三、历代应对旱灾的措施

《管子·度地》云：“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可见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已经把水、旱等自然灾害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了。由旱灾引起的种种自然灾害与社会危害可以看出，如果统治者应对不当，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还会招致社会**甚至亡国灭家的恶果。正因如此，历代政府大都能在旱灾来临时积极应对，其举措可大略分为以下几方面。灾前预防。在与干旱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古代也积累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抗旱方法。西汉政治家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曾提出通过“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蓄积”等方式“以实仓廪，备水旱”（《汉书·食货志》），强调的是使人民能够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体现的是重农以防灾的思想，与管仲、李悝等人的主张一脉相承。其实这种储藏粮食的设施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仰韶、大汶口、马家窑、大溪等文化遗址中都发现过规模不等的窖穴。甲骨文中有多处商王派人建设、巡视各地仓廪的记载。周代以后，仓储制度日臻完备，成为抗旱救灾的重要保障。除了粮食储备外，兴修水利、完善农业灌溉体系也是防旱的重要手段。周代有司空（工）一职，《荀子·王制》提到其职责包括“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秦人所修郑国渠以及汉代所建关中水利网，都是为了解决关中部分地区的干旱问题。隋唐以至明清，都曾花大力气开凿、疏浚运河，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到京师的漕运畅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沟通各大水系、预防水旱灾害的功能。

赈济救灾。《周礼·地官·大司徒》总结了“荒政十二条”，包括发放救济物资、轻徭薄赋、缓刑、开放山泽、停收商税、减少礼仪性活动、敬鬼神、除盗贼等。后世救灾基本不出此范围。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大旱，“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汉书·宣帝纪》）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汉书·平帝纪》）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可见汉代旱灾之频仍以及政府救灾之力。唐宋以后对因旱受灾者的赈济也颇为重视。如洪武十二年（1379年）诏曰：“广平所属郡邑天久不雨，致民艰于树艺，衣食不给。……今年夏秋税粮悉行蠲免，以苏民力。”（《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四）清代除正常赈济外，还有“加赈”，即根据灾情追加的赈济措施。另外，家族内部互助、乡里周济、寺院施舍、民间社会团体救助等也作为政府赈济的补充形式逐步完善起来。

移民就食。与自发形成的流民潮不同，移民是历代政府组织受灾民众到条件相对较好地区就食的一种救灾方式，这在汉魏以后比较常见。如北魏太和十一年（488年），“大旱，京都民饥，加以牛疫，公私阙乏，时有以马驴及橐驼供驾挽耕载。诏听民就丰。行者十五六，道路给粮禀，至所在，三长赡养之。遣使者时省察焉。”（《魏书·食货志》）旱灾发生后，北魏政府见京都灾民自发流亡，遂加以引导，使他们顺利迁移。再如隋文帝曾下诏由官府购买牲畜分发给关中旱灾地区的农民，让他们到关东就食（《隋书·食货志》）。再如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诸路旱蝗，告饥者令就食他所。”（《元史·世祖本纪》）在古代交通运输能力有限、救灾物资无法快速运抵灾区的情况下，政府采取的移民就食措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保护植被，改良作物，改进农耕技术。《周礼》中已经记载有专门掌管山林的官职，如山虞、林衡等。《管子·权修》有“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的说法，可见周代先民已经认识到保护林木与水旱灾害之间的某种联系。后世也有一些植树造林方面的记载。如《宋史·太祖本纪》载：“开宝中，诏缘黄河、沛河、清河、御河州县，准旧制艺桑枣外，别课民树榆柳，为河防。”在河边种树既可防水患，又可保持水土而防旱灾，可谓一举两得。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关中地区抗旱生产的经验，发明并推广了“代田法”。把耕地分成相间的甽和垄，种子播在甽底以保墒，幼苗长在甽中，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水分。每次中耕锄草时，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到暑天时，垄上的土削平，甽垄相齐，起到耐旱抗风的作用。唐代又解决了早春跑墒的问题，并派专人管理与协调农耕地区的水源分配，这在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农田水利管理法规《水部式》中有明确的规定。明清时期对旱作农业技术的认识更加科学深入，清人杨屾在《知本提纲·修业》篇中总结了西北地区的农耕经验，认为“每岁之中，风旱无常，故经雨之后，必用锄启土，籽壅禾根，遮护地阴，使湿不耗散，根深本固，常得滋养，自然禾身坚劲，风旱皆有所耐，是籽壅之功兼有干风旱也。”这些耕作经验即便在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另外，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是增强抗旱能力的一条途径。如《史

记·大宛列传》载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宛以耐旱、对土壤适应性强的苜蓿养马，便引进到今甘肃一带广泛种植。唐代前后，耐旱耐瘠的荞麦也在西北地区得到推广，白居易《村夜》诗有“独出门前望田野，月明荞花白如雪”之句，宋人苏轼《黍中秋月三首》诗中也有“但见古河东，荞麦如铺雪”的描写，可见当时荞麦种植之广。

第二篇：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摘 要： 中国古代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发源于商周时期，秦汉时期封建户籍制度逐步确立，唐宋时期不断发展，到明清时期趋于成熟。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具有地域性、等级性、世袭性等特点，被赋予治安职能。

关键词： 户籍制度 书社制度 保甲制

户籍制度是关系每一个人切身利益和社会生活基本面貌的重要制度。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户籍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古代户籍制度进行研究探析对中国现在及未来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

一、户籍制度的含义

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人口的占有与支配。对于古代社会来说，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实力，关系国家税赋徭役的实施。户籍制度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登记制度，二是管理制度。指通过各级权力机构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申报，并按一定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它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对农民实行道德教化、经济剥削、人身控制的重要途径。

二、户籍制度的产生及发展

户籍制度产生在商朝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期[1]。考古发现，早在商代，就有关于人口清查统计的记载。如在甲骨文中“八日辛亥允，灾伐二千六百五十人”，“以人八千，在驭”等数字比比皆是。《尚书?多士》篇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当时已有人头统计，这可以视为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萌芽。

西周时期，人口登记制度有了进一步发展。根据《周礼》的一些记载，后人推测，西周设有“司民”这一官职。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2]143掌理户籍、计点民数，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对生齿以上的人进行登记，登记的内容包括居住地、性别和死生情况等。这些记载能够说明西周时期已经有了制度性、经常性户口调查登记。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3]。为了增加人口，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多种措施。通过基层官员进行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如“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做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4]132。首先是用减免赋税徭役的办法吸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

秦的户籍制度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户口册上除了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家内人口等情况外，所有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也必须在户口册中标明。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对不报、虚报、假报户口者严加惩罚。近年在云梦秦墓出土的《秦律》，其中有关户籍制度的专篇《傅律》中规定，百姓到达成年，就要登记入籍，叫做“傅籍”，迁居时重新登记，叫做“更籍”。户籍由所在乡里的官吏掌握。如果查出户籍档案中有不实之处，地方官吏要受到处罚。

“汉承秦制”，户籍制度在沿袭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中央和地方都设有户籍管理的专职官员，实行编户齐民，这是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要求每人都必须登记户籍，脱籍是非法的，隐匿逃亡户籍的人户也是有罪的。当时的户口登记县、里、爵、名、年庚，依次登录，前面还标注有现任身份，所以，汉代的户籍又叫做“名县爵里”。同时要求每年八月份全国各地都要进行“案户比民”，即百姓无论老幼都必须集合到县城接受官吏的查验，以便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边塞吏卒名籍甚至对于被登录人的身高、肤色都登录在案。如《居延汉简甲编》第38简：“河南郡荥阳桃邮里公乘庄盼，年廿八，长七尺二寸，黑色。”附第37简：“长安有利里宋买，年廿四，长七尺二寸，黑色。”至武帝时代，汉代户籍制度臻于成熟，包括内容更加详细，如户主：县、里、爵、姓名、年龄；家内所有成员：与户主关系、姓名、年龄；家庭财产及估价：奴婢、田宅、牲畜、生产工具。可以说，中国自秦汉以来建立起全国规模的人口调查制度，“毫无疑问是资本主义时代以前世界各国中最先进的，甚至在某些方面的规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完备严密得多”[5]136。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地方豪族的崛起，户籍成为人们身份等级的凭证。依附于贵族下的奴婢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只能依附于贵族的户籍下。“燕王公贵戚，多占民为荫户，国之户口，少于私家，仓库空竭，用度不足”。当时的给客制、复客制、占客制、荫客制等实际上是地方贵族占有人口和土地资源的手段。因此，户籍整顿成为当时政府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一时期的土断、括户、检籍的实行便是反映。最典型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即是针对国家与地方贵族争夺人口和土地资源进行的制度变革，要求加强调户籍管理，将土地和人口结合起来，优化资源配置。武建国认为北魏之所以推行均田制，在于“封建国家要与地方豪强大族争夺劳动人手，打击和限制豪强大族实力，使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附籍于国家，与国有荒闲土地相结合，向国家交纳租调，提供徭役”。

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户口清查。其目的是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唐朝基本沿用隋制，但对编制时间格式份数等做出比较严格的规定。唐前期在户籍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已明确了城邑与乡村的分野。《通典》记载了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天下户为九等。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为防止人口的无序流动，唐玄宗时委派宇文融进行括户，并给予安抚政策使其复业，唯如此才能掌握民数，获得赋税。《唐会要》载，“开元十八年十一月敕：诸户籍，毕三年一造，起正月上旬，县司责手实，计账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手实是民户自己申报的资料，其内容包括：户主的姓名、年龄、性别，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性别及与户主的关系，该户所拥有的土地数额，等等。通过手实，每岁一造账、三年一造籍这一流程保证对人口情况的掌握。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和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

清朝初期沿袭明朝制度，直到光绪年间，才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效仿日本警察户口编审制度，成立了警察局，发布了巡警清查户口条规，并制定了户籍法，进行户口调查。户数调查按照民政部所定的门牌号码编订，门牌号一旦确定，若要迁移，3日内需报巡警机构注册。警察作为户籍管理的新的机构，成为中国户籍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与基层乡里组织承担户籍编制与管理的体制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因而警察制度已经彻底取代和改变了中国古代户籍制度”[6]87。自此，中国户口统计日渐形成规模，户籍管理制度渐入正常轨道。清宣统三年颁布了户籍法，这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户籍法。

三、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特点

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至秦代初具规模。此后，经过三国至南北朝的整顿，到隋唐时期日趋完备和周密。户籍管理从商代的“登人”到汉代的“编户齐民”，再到宋以后的“保甲制”，展现了中国户籍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户籍制度的高度发展。

深受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影响的中国古代户籍制度，表现出以下特征。

一是地域性。在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的生产经营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本来就具有制约人口流动的客观条件，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又从外部加强了这种安土重迁的特征。所以政府千方百计将人口控制在特定地域范围中，限制其流动，甚至把任意离开户口所在地视为一种犯罪而加以惩处。同时人身束缚导致整个社会的封闭，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是等级性。反映在户籍上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曾出现过特权户种、民籍户种和贱籍户种等类别，这几种户籍地位逐级降低，界线分明。其中，特权户籍以宋代的官户最为典型。它可享受以下特权：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罚等。民籍户种是平民拥有的户籍，处于主体地位，包括民户、匠户、灶户和铺户等户种。在这些户籍当中，不同户种之间平民的社会地位基本相同。而贱籍户种的社会地位低于平民，包括军户、录户、杂户、乐户和丐户等。

三是世袭性。同人口的地域流动一样，人中的等级、职业也被户籍标志得清清楚楚；不同等级、职业间的流动受到制约，户籍是世袭的。如军户、匠户和杂户就具有非常突出的世袭性。军户自东汉末和三国时出现历朝各代均实行世袭制，以达到“兵之子恒为兵”的目的。三国时期，军户的儿子世袭为士兵，女儿也只能在军户内嫁人，形成了户籍对婚姻的制度性限制。杂户主要指拥有各种技能、技巧的专业户。北朝时就规定他们的子弟要世袭父业，不得进学受教育。匠户主要指各种手工业者，唐朝政府对官府掌握的手工匠户的世袭性做出了明确规定，“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入诸色”[7]214。宋元以后控制更严，“诸匠户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黹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8]75。

四是被赋予社会治安职能。在中国历史上，政府通过户口管理对人口活动进行控制和制约。宋代以后出现了保甲制，户籍管理制度进一步被赋予了社会治安功能。各行政单位、各种身份的人都要被编入其中，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形成一个遍布各地、各行业将各种职业者联系并束缚在一起的社会治安网络，从而成为政府加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措施。

四、户籍制度的影响

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不仅是统治工具，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分裂势力，减少了封建割据战争的发生，为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安定的政治环境，在客观方面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如果还从社会背景因素角度思考现代户籍制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社会因素尤其是一些理念上的东西与古代还是一脉相承的，如很多惯性的影响就制约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这恰恰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一是农业文明的延续，中国农村社会发展之缓慢是世人共睹的。如果从工业革命的经典定义来看，中国还处于由农业化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中国的文明形态还处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形态。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性格延续至今，所以我们今天的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静态的社会和大一统的社会局面。

二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的延续。长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导致权力观上的惯性思维。正因为有了强大的行政权力，才可能使户籍承担起其基本职能之外的很多附属职能，其中就包括本应由市场调节的劳动力这一重要的劳动要素的配置。

三是等级观念的延续。反映到户籍制度上就是把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编入不同的户籍册，享受不同权利和承担不同义务。到现代，先通过人为的户籍制度上的规定对农村人口的流动做出严格的限制，赋予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不同的权利，后有社会上普遍的“城里人”和“乡下人”的等级观念。

四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的延续。中国的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缺乏足够流动性，在占有不同数量社会优势资源的各阶层的流动上，还存在不少人为障碍，今天的户籍制度便是一例。它以约束“乡下人”的权利为代价给予本已占尽社会优势资源的“城市人”更多特权，制造了“乡下人”向城市流动的不自由性。

五是城市与农村关系模式的延续。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发展上基本是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路径，除了一些基本生活资料的流通外几乎不需要经济上的交流。它实质上是为了将大量闲置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地区，防止对城市经济结构造成冲击。这无疑是让城市与农村各自发展思维的延续。

总之，通过对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及其特点的分析，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参照和反思的基础，这是它应当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凌云，褚玉清.论中国古代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作用[J].辽宁警专学报，2010（01）.[2]宋昌斌.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史稿[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3]江立华.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1（12）.[4]徐天麟.西汉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总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0.[6]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历史与政治的分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7]孔颖达.大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3.[8]宋濂.二十四史?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第三篇：浅谈水泥企业职业危害特点及应对措施范文

浅谈水泥企业职业危害特点及应对措施

一、当前水泥企业存在的主要职业危害

（一）粉尘危害。水泥生产企业工人易患矽肺病，矽肺又称硅肺，是尘肺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它是由长期吸入大量含有游离二氧化硅所引起，以肺部广泛的结节性纤维化为主的一种疾病。因为水泥生产行业的特殊性，生产工人在生产过程中长期接触粉煤灰、煤渣、矿粉、石子粉、石膏等原料，在此过程中，工人易吸入各种粉尘，从而患上矽肺病。

（二）噪声危害。主要来源于所使用的各类机械设备，如破碎机、球磨机、干燥机、包装机等所发出的机械性噪声。噪声对人体的影响是全身性的，既可以引起听觉系统的变化，也可以对非听觉系统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早期主要是生理性改变，长期接触比较强烈的噪声，可以引起病理性变化。作业场所中的噪声还可以干扰语言交流，影响工作效率，甚至引起意外事故。

（三）高温（热辐射）危害。水泥企业主要为回转窑的高温辐射危害，此环境中湿度较低，形成干热环境，人体在这样的环境下只有靠出汗，汗液蒸发散热，如通风不良，机体蒸发散热困难，就可能发生人体蓄热和水盐代谢紊乱现象。

二、对策措施

专门单设安保科，具体负责公司的安全生产以及职业卫生监督和职业病防治工作。预防职业病，公司应采取以下措施：

1、主管部门认真贯彻执行《职业病防治法》，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危害，防治职业病，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充分认识到职业危害防治在企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要性，算好经济账，加紧职业病防治网上申报工作、工人健康检查以及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逐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职工个人卫生防护制度。

2、企业成立以生产主管领导为首，行政部、生产部、医务室、工会等相关领导组成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各部门、车间设立以主管领导为主的专（兼）职职业卫生管理组织，负责本单位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企业安全员为职业卫生的专（兼）职监督员，负责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监督工作。

3、加大投入，按规定向职工提供符合防治职业病防护要求的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改善工作条件。针对粉尘和噪声危害，一方面为工人配置休息室、控制室，减少作业工人实际接触危害因素时间;另一方面为工人配备防尘口罩、耳塞、耳罩等个人防护用品，并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建立严格的督查制度，发现不按规定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的职工坚持重罚，全力整改安全隐患，确保从业人员健康。针对热辐射，因地制宜采取隔热、自然透风和局部透风等措施。同时，积极采用新工艺，选用新设备，改善工作条件，杜绝“跑、冒、滴、漏”，实行清洁化生产，从源头控制职业病危害因素。

4、不断加强对企业粉尘、噪音和热辐射等职业危害因素的监测、监控，并定期邀请依法取得卫生行政部门资质认证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企业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评价，结果向职工公布。

5、建立健全企业职工的职业卫生档案和健康监护档案，并妥善保存；做好新职工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对从事有害物质作业的人员，逐步实行轮换、短期脱离、缩短工时、进行预防性治疗或职业性疗养等措施。对患职业禁忌证和过敏症者，及时调离。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职工进行职业卫生健康教育和培训，使职工了解熟悉本公司、本岗位的职业危害因素，并掌握职业卫生的防治方法和注意事项，杜绝和减少职业性危害。

6、全力推进“1+3”安全监控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八个一”活动。结合生产经营单位的现状，我们在水泥企业实施了“1+3”安全监控体系（“1”是指推行“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监控法”，“3”是指建立“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动态管理、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持续改进、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系统评价”三个机制）。同时，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八个一”活动（①建立一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②规范一套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台帐；③制作一块安全生产警示牌；④绘制一张危险源(点)、重点岗位告知牌；⑤张贴一张安全生产责任网络图；⑥悬挂一组安全生产警示标志；⑦印刷一组安全生产口号、标语；⑧编印一本安全标准化管理手册，做到人手一册），以此规范水泥企业的安全生产活动，提升其整体安全水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水泥企业职业卫生工作责任重大，实践证明，只有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程，采取强力措施，扎实工作，狠抓落实，才能确保从业人员不受职业病侵害。

来自: 废水检测（/qybh/758.html

第四篇：应对措施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在作业区域张贴安全操作规程，以时刻提醒作业人员按安全规程作业。

对营区内大功率用电器进行安全排查，严格要求电工按照临时用电安全管理，对营区内大功率用电器设置独立开关。

通过对电工进行安全教育及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电工按照项目部临时用电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在施工现场、办公区及宿舍区安装满足需要的漏电保护器。

通过对民工及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及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人员遵守项目部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严格按照项目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在办公区及宿舍区配置足够数量的消防设施，并定期进行检查，对欠压失效的灭火器进行更换。

通过对电工及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电工按照项目部临时用电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在施工现场布设电线、变电器、配电箱等，严格要求施工人员遵守项目部临时用电安全管理。

通过对隧道出通过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交底及施工技术方案施工，严禁违规操作。

通过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要求施工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交底及施工技术方案施工，严禁违规操作。

项目部要严格按照隧道施工安全管理，制定监控量测方案，并安排足够数量和资质符合要求的人员进行按规定的量测频率进行监控量测作业，严禁数据弄虚作假。同时要在要求的时限内进行设点及监测。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机械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安全技术要求及机械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

严格要求隧道安全管理人员按照项目部安全管理制度，如实认真记录隧道施工安全日志，严禁弄虚作假。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要求隧道安全管理人员认真记录安全检查、整改情况，对长时间未整改及整改不到位的进行重点监督。

通过对清表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施工人员按照安全技术交底进行施工，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通过对作业操作人员及配合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通过对作业人员及机械操作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安全技术要求及机械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机械操作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深取土场安全技术要求及机械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

严格按照项目部安全管理制度配置足够数量以及资质符合要求的现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进行 跟班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以及在施工现场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正确佩戴安全防护用品。

通过对架梁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及配合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安全教育的方式，严格要求施工人员按照架桥机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

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监察，对二衬台车进行每日排查，若发现异常情况须立即停止施工，安排专人对二衬台车进行检修，经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负责人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仰拱砼泵送施工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

通过对拌合站操作人员及相关负责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拌合站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

通过对空压机操作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空压机操作特种作业人员按照空压机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规操作。

加强隧道内施工安全管理，通过对机械操作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按照机械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作业，严禁违规操作。

加强拌合站内安全管理，通过对拌合站操作人员及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操作人员按照拌合站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操作。

通过对打磨作业人员及相关负责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打磨机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规操作。

通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钻爆作业人员按照爆破施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通过对高处临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临边作业人员按照高处作业安全技术交底进行施工，严禁违规作业。

通过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支座安装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规作业。

通过对爆破作业人员及火工用品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爆破施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进行施工，严禁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黄土隧道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进行施工，严禁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桥梁下部结构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进行施工，严禁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人工挖孔桩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施工，严禁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钻孔桩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施工，严禁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技术交底施工，严禁违规作业。

对机械区域进行定期检测，按要求增设机械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警示牌。

通过对民工及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及交底的方式，要求施工负责人对施工现场增设施工标志。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加强对边坡的临时防护。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加强对路基、高边坡、不良地质等区域设置安全警示牌并派专人进行防护。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禁患有心脏病、贫血、高血压、癫痫病、恐高症及其他不适宜高处作业的疾病时，不得从事高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对高边坡稳定情况进行沉降、位移观测。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按规定配备照明设施。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卸料时安排专人指挥。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按照安全技术交底施工，严禁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对路基、坡面施工、高边坡施工平台设置防护栏杆，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按规定在取、弃土场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施工负责人配备施工和设备单位人员进行现场监护。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对沼泽、泥潭防护、设置警示标志。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施工负责人对有线的高大机械采取保护措施。

通过对架梁施工特种作业人员及配合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及安全教育的方式，定期对机械区域进行检测、保养。

通过对民工及职工进行安全教育及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机械设备持证上岗，进场前收集作业人员有效相关证件进行备案。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施工负责人对风沙地区的临时道路设置警示标志。

通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爆破作业人员按照爆破施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严禁违章指挥、违规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火工品保管员按照火工品保管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按规定对弃土堆采取压实、支挡等措施。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执行交接班制度。

通过对隧道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两个开挖工作面距离接近15m时，一端未停止作业并撤走人员和机具，并设置警示标志。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执行班前讲话和班前交底制度。

项目部要严格按照隧道施工安全管理，在技术交底中要明确各台阶长度、循环进尺、左右台阶错开长度、上下台阶高度等关键技术参数。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洞口、台架、设备、设施等位置设置警示信号和标志。

通过对隧道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施工负责人安排专人指挥洞内倒车与转向，开灯、鸣笛。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做好隧道作业台架、高空升降车临边防护工作。

通过对隧道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施工负责人安排专人进行维修和养护。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执行对出入人员、车辆进行登记。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必须对材料进行挂名称、品种、规格等标牌。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完工后必须做到完料清场地净。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按施工现场消防通道、消防水源、消防设施与器材的设置符合的规范要求。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动火作业必须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或指定动火监护人员。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对存在危险源的区域设置防护或警示标识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

通过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要求作业人员高温天气做好各项防护措施。

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严格按规定配备充足的救援物资准备，并定期对防洪设施进行检查，整改。

要求项目部管理人员按照项目部管理规则制度，严格执行安全教育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通过对作业人员及相关责任人进行安全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的方式，要求项目部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有关规则制度做好安全生产工作。

第五篇：中国古代的婚姻特点

一、封建社会和建国以来的婚姻特点

（一）、结婚方面

1、古代封建社会，婚姻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国传统婚礼大约分为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个阶段。1）婚前礼是在婚姻筹划、准备阶段所举行的一些仪节。（1）婚前礼的一切仪节，包括从择偶至筹备正式婚礼的一系列环节，几乎都由父母双方的家长包办，真正婚姻的当事人反而被排除在外。男子的社会地位比女子尊贵，因此，求婚也多以男方为主动。男方家长想为儿子娶亲使，先请媒使向女家提亲（称“下达”），如果女家接受了这门亲事，就开始进行纳采、问名等一系列仪节。（2）催妆 送妆 铺房：这三项仪节在先秦文献中未见记载，是后代在婚礼的演变中发展出来的。催妆，是男家派人携礼催请女家及早为新娘置妆的仪节。送妆，是亲迎前数日，女家派人将嫁妆送至男家的仪节。铺房，是女家派人至男家铺设新房的仪节，有时和送妆同时进行。

2）正婚礼：亲迎。是新郎亲往女家迎娶新娘的仪节，也是古今婚礼中最为繁缛隆重的仪节。花轿在迎归男家的路上，前呼后拥，好不气派：最前面的是开道的，紧随的是执事的、掌灯的、吹鼓奏乐的，然后才是新娘的花轿。

3）婚后礼。（1）先秦时，新娘拜见公婆是在新婚的第二天清晨。新娘沐浴后，由赞者引带着去见公婆。新娘双手捧着盛有枣子和栗子的竹盘，走到公公的坐席前，脸向东行拜礼，然 后上前一步，跪坐下，把竹盘摆在席上，公公用手抚了一下，站起来回拜，新娘再行拜礼，然后下堂，从女随从手里接过盛有肉干的竹盘，走到婆婆的坐席前，进行 如同刚才一样的仪式。接着，赞者代替公婆向新娘行一种以甜酒赐给新娘的礼节，然后，新娘再用根据规定准备好的食品向公公婆婆行“馈食礼”，以表示公公婆婆的生活，今后要由她来照料。第三天，公公婆婆再以“一献之礼”赐还给媳妇。再公公婆婆和媳妇相互敬酒之后，公公婆婆由西阶下堂，新媳妇由东阶——这是主人的方位——下堂，显示新媳妇已取得了接替婆婆做家庭主妇的资格。再拜见公婆后第三个月的某一吉日，新媳妇要到夫家的祖庙行“庙见之礼”——即拜见夫家的列祖列宗，以慰先祖在天之灵。经过这一系列仪式，新媳妇才算正式成 为夫家家族中的一员。（2）从汉魏到唐代，北方一带，拜堂有在“青庐”中举行的。所谓“青庐”就是在住宅的西南角“吉地”，露天设一帐幕，新娘从特备的毡席上踏入青庐，公公婆婆则踏 着新娘的脚印随后而入，以压媳妇的锐气。新娘入门后，先拜猪圈及灶，然后夫妻交拜，第二天再拜见公婆及亲戚。后来，逐渐把拜堂这一仪式改在新婚之夜进行。新郎迎请新娘进门后，各执一端用红绿彩缎结成的同心结，并立在高烧大红龙凤喜烛的堂前，请男家福寿双全的太太，以秤杆或机梳挑去新娘的蒙面巾。新郎新娘先拜天地，然后依次拜见公婆及尊长亲戚。这时，拜与被拜的双方往往要互赠礼物。最后夫妻交拜，礼毕之后，新人由亲友送入新房。2、1949以后中国青年婚恋性观念的变动轨迹

1）择偶的自主意识增强，择偶网络从亲缘、地缘到业缘，择偶机会增多，选择空间增大。传统的中国社会，大多数青年人缺乏对自己婚配对象的选择权。“父母之命、媒约之言 ”式的择偶方式，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择偶方式。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无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其择偶的自主意识都不断增强，父母作主的婚姻大幅度下降，而自主婚姻则迅速上升。

2）择偶标准：政治条件重要度递减，学历、职业、能力、住房、收入等经济社会因素和爱情因素日益升值。改革开放前，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以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政治地位上的差异。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不少因家庭出身、本人成份不好的人往往在运动中处于劣势或不利地位，因而，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非常注重对方的政治条件。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分层结构也从以政治分层为主转向以经济分层为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经济地位上的差异。青年人在选择对象时，越来越重视恋人或婚配对象的收入、住房，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学历、职业和工作能力状况。

3）爱情深度逐步提高，维系婚姻的主要纽带正在实现从责任向爱情的转型。从不同年龄人群在婚姻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差异中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青年中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青年的爱情深度在提高。

（二）离婚方面

1、封建社会离婚只能男子休女子

2、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平等观念的传播，离婚以不再是只有男子有决定权。而离婚的原因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主要有：（1）工作性质改变.。随着西方女权运动的发展和传入中国，中国女性独立意识日趋增强，他们受教育程度也相应提高。现在女性大多都有很好的工作，有很多妻子比丈夫的工资还高。女性就业在中国并不是个问题，变化的是妇女工作性质。现在中国各大学中女生非常多，女性与男性一样享受到教育平等的权利，工作性质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女性经济独立了，处事的人生观和观念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以前是丈夫挣钱多，现在双方收入基本差不多，有专职的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也不同。双方经济冲突的机会也比过去要增高，离婚率逐渐增加。”（2）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婚外情现象愈演愈烈。（3）“80后”离婚多。中国式离婚大多发生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顾名思义，就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享受着现代化奢华的物质生活。同时，他们也是“闪婚”的代表，因此也被称为“闪婚族”。也有人说，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新一代成年人，他们注重自我需要，而不能维持婚姻关系。

全国综合平均离婚率为：30%左右！中国离婚率前十名的城市！

首位:北京,离婚率39% 第二位:上海，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离婚率38% 第三位:深圳特区，离婚率36.25% 第四位:广州,离婚率35% 第五位:厦门,离婚率34.9% 第六位:中国台北,离婚率34.8% 第七位:南京，离婚率33.8% 第八位:大连,离婚率31% 第九位:杭州,离婚率29% 第十位:哈尔滨,离婚率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