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第一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1)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词：古代改革；规律；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

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一)

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一)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参考文献：

[1]任晓.中国行政改革[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M].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3]李华瑞.宋代建元与政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4]陈涴.中国古代改革史论[M].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5]漆侠.中国改革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6]周远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找论文网》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可以这么说，改革贯穿于中国古代国家历史发展的始终。尽管各个时期，不同朝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不同，具体改革的内容、目的、手段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情势的旧的法制、体制或政策。或如秦商鞅所说：“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或如北宋王禹偁说“改辙更张，因时立法”，通过不断的改革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中国古代史新教材介绍的重大改革共有12起），认真总结历次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具有积极的资政、借鉴意义。古代历史上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一、复习目标：

掌握古代重要的改革发生的背景、内容及影响；总结出一般规律

二、政治原理：

对于历史上的改革和变法的评价要坚持如下标准：坚持社会发展的标准；坚持历史的标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重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注意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改革的成败不能以改革者个人的结局来作判断，而应视改革的积极作用是否得以维持。

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分析理解古代的改革变法。

运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辩证关系分析认识王莽改制。

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表明改革的复杂性与曲折性的道理。

理解我国古代的改革与现今的改革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联系有关时事，了解如何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深化农业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进而掌握改革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知识梳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

1、中国古代变法

（1）春秋——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实质上承认了什么？

（2）战国——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内容、作用）。

商鞅变法中使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最根本的一项措施是？

（3）新——王莽改制（背景、中心内容、结果）。

（4）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内容、作用）。

孝文帝改革中使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最根本的一项措施是？

孝文帝改革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

（5）北周武帝改革

（6）后周——世宗改革（内容、作用）。（7）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时间、背景、内容、作用、失败原因）。

庆历新政的中心措施是？

在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中心措施是？惟一不能增加政府财政收的措施是？对大地主触动最大的一项是？最能体现地主阶级属性的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

（8）金世宗改革：

提倡开荒，利用黄河故道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垦种，遇到荒歉年，减免租税。改革使北方经济得到发展。

（9）明朝——张居正改革（内容、作用）。

归纳：中国古代的四大改革

指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

基本原因：一是因为新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如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二是因为社会矛盾激化造成，例如王莽改制前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改制中又激化了民族矛盾，王安石变法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变法中又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措施包括：(1)改革生产关系，如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2)限制贵族特权，如商鞅 变法和王安石变法；(3)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而在调整中照顾农民利益，如商软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4)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如商 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结果：全部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改革不成功的都导致政权衰弱，如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改革成功的都出现国运强盛、社会进步，如商 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2、近代中国的变法和革新

（10）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和清政府“新政”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为适应外国侵略者需要而进行的，措施主要是加强军事、经济力量；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调整政策服务于政治目的、为了加强统治，但是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结果都失败，因为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随着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而告终结，“新政”中加重剥削促使人民不断反抗，不久清政府就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11）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发起，维新思想宣传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变法沼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但是由于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下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封建专制统治和自然经济强大，维新派没有在人民支持下推翻封建专制而获得政治统治权，变法诏书中没有涉及议会宪法等维新派政治主张，外部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相反在加紧侵略中国，都是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2）清政府“新政”

3、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新中国建立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和“左”烦思潮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体制弊端显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思想解放和确立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决策，为中国当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20多年来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有了蓬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祖国统一大业迈大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以上的改革都是从狭义上来讲的；从广义上讲，凡是统治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调整，都称得上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总是失败

大清国的维新改革，仅实行了103天就失败了，维新党人被杀头的杀头，逃亡海外的逃亡海外，史称百日维新。

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而一举成为世界列强。读史每读至此，总免不了为中国的不幸而扼腕。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改革，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再到清朝的百日维新，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最终的大结局都是王朝的覆灭。

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改革触及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大多为当时的统治阶级。

几次改革虽然都有皇帝的支持，却仍然免不了失败的下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如王安石的变法，其中预算制度的改革，使国家节省开支40%，而这40%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贪污，自然感到无比愤怒。

还有王安石的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兼并农民土地的，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阻塞了他们兼并发财之路，他们又如何能不坚决反对。

而王安石的新法，在贯彻时，却不得不依靠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去执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新法进行破坏，使新法在贯彻中走了样或不能充分落实，从而最后导致变法的失败。如明朝张居正的改革，比王安石的变法要和缓许多，但仍招致了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反对。其中的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税赋，裁减官员，缩小机关编制等，都直接伤害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抵制与反扑是猛烈的。在张居正死后，张家被抄没家产，张家十余口被活活饿死。

清朝康有为的改革，与60年代满清官僚们自发搞的洋务运动不同，洋务运动不过是经济上的一些革新，重点在于改良武器，而康有为的改革重点在于政治体制。

这种改革首先触动的就是那些满清贵族的利益，他们向来以汉族的统治者自居，在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已经为他们铺就了足以令他们过上荣华富贵生活的仕途阶梯，所以对康有为的改革，他们就象被挑了巢的马蜂一般，惊慌失措，骇叫奔走。

监察部御史文祥是满州人，他向光绪皇帝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给满州贵族们提供了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以掌握中央军权的满州人荣禄为首的王公大臣们，日夜在慈禧太后的身边哭诉清王朝满州人的危机，再加上无耻小人袁世凯的告密，历时103天，图谋自强救国的维新运动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满州人欢声雷动，歌颂那拉兰儿是满州民族的大救星，是继康乾之后的又一完人。

中国的历史告诉人们，如果只是等待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话，其结局只能是水中捞月。在社会下层的民众还没有觉醒，在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受到来自下层民众的足够的压力之前，既得利益者们绝对不会做出利益上的让步或放弃自己的大部分利益。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们的丑陋，也提示给人们未来前进的正确方向.

第三篇：中国古代著名改革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

一、商鞅变法（战国）

1、目的：富国强兵。

2、时间：第一次改革始于公元前356年

内容：①实行什伍、连坐制度。

②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③奖励军功，按军功大小给予赏赐。

时间：第二次改革始于公元前350年

内容：①废井田，开阡陌。废除井田制，国家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准许土地自由买卖；

②推广县制，废除分封制。把全国分为41个县，设县令主持县政，丞为副县令，尉负责军事。

③统一度量衡。

④“塞私门之请”，移风易俗。以刺激小农户数量的增加及其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二个废除：)废世卿世禄制、废井田制(二个奖励：)奖励军功、奖励耕织(二个制度：)什伍制、县制(二项法律：)连坐、轻罪重罚(最后全烧了：）焚烧诗书

3、作用：秦国旧制度被废除，封建经济得到发展。成为实力最强的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变法，新的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确立起来了。

4、评价：①以法律形式废除井田制，确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

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

②秦国逐渐强大，为后来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③商鞅施行的严刑酷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秦朝产生消极影响

④商鞅主张的法家思想，成为秦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二、王莽改制

1、背景：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稳固统治。

2、内容：①把全国田地改称王田，私家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贵族、官僚和大地

主占有者反对，农民不满意，土地、奴婢买卖照旧进行。

②多次改变币制，变五铢钱为大钱。--掠夺财产，很多人倾家荡产

3、结果：加剧了矛盾，终于失败。引发农民起义。

三、北魏孝文帝改革

1、背景：民族大融合的趋势。

2、内容：

经济上实行均田制：①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实行分配；

②受田农民纳租、纳调；

③受田农民服徭役和兵役。政治上：①迁都洛阳；

②采用汉族统治阶级的封建统治政策。文化上汉化政策：①采用汉姓；②改穿汉服；③学说汉话；④提倡与汉族通婚。作用：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大融合。

四、范仲淹改革（庆历新政）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庆历五年（1045年）初

1、背景：积弱积弱的局面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阶级矛盾尖锐，北宋统治岌岌可。

①中央积贫积弱

②庆历新政，革除弊端（改新除弊）

2、目的缓和社会矛盾，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3、中心：整顿吏治，针对腐败的官僚制度

4、内容：

（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

（四）择长官。

（五）均公田。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

（十）减徭役。

5、结果：失败。

原因：

1、新政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

2、宋仁宗对朋党的防范。

3、改革过于激进。

6、影响：宋朝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缓和，积贫积弱的局面仍在向前发展，统治集团感到危机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高涨。

五、王安石变法（1069年，宋神宗时）

1、背景：积贫积弱的北宋 ――――根源北宋初年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积弱：原因：（1）集中军权。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实行“更戍法”，；

（2)集中行政权,降低了政府行政效率.。

（3)荒年招募流民当民，军队素质下降。

（4）步兵为主，武器质量差，影响军队战斗力。

表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对辽和西夏战争败多胜少。

积贫：原因：三冗（1）冗官（集中行政权分割宰相职位，官职增加；科举取士；多恩

荫法授官多

2、目的：直接目的：为了富国强兵，改变积弱的局面。

根本目的：为了挽救北宋统治危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3、指导思想开源、富国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4、措施

（一）富国（农业和商业）

农业：A、青苗法（最有矛盾）作用：保证农业生产、免受高利贷盘剥、扩大政府收入。

B、农田水利法（最没有争议）作用：促进农业生产。

C、免役法

作用：保障农时，扩大政府的收入、打击官僚地主利益。

D、方田均税法 作用：增加政府收入，打击官僚和地主的利益。

商业：A、市易法 作用：政府调节市场、平衡物价、增加政府收入、打击了大商人的利益

B、均输法 作用：政府调节市场、增加政府收入、打击了大商人的利益。

（二）强兵

A、保甲法

作用：保证兵源、维护基层社会治安。B、保马法 作用：保证军需，节约财政。

C、将兵法（重点）作用：改变兵将分离的局面、提高军队战斗力 D、设军器监

作用：提高武器质量

（三）取士

A、改革科举制（考试内容的改变)

B、整顿太学,重编教科书

C、惟才是用

5、评价：

（1）进步性 ：促进了经济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增强了军事实力，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局面。

（2）局限性：有些措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变法以开源为指

导思想，利用国家行政强制进行收购、运销。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新法

过于急进。

（3）性质：封建地主阶级针对北宋统治危机进行的改革运动。（在不触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调整）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

（4）失败原因：触犯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强烈反对；指导思想有误（偏重理财、违

背经济规律）；宋神宗后期的动摇；用人不当，危害百姓；没有触及社会

根本问题（根本原因）。

拓展

1、王安石变法和梭伦改革的比较：

同：（1）背景社会矛盾激化，威胁统治；目的：缓和矛盾，维护统治。

（2）内容比较全面，以经济措施为核心。

异：（1）梭伦：平民与贵族，工商业奴隶主与贵族矛盾。王：阶级矛盾、民族矛盾。

（2）指导思想：

（3）梭：债务问题；政治经济改革。王：财政问题、经济、军事、教育改革。

（4）性质：梭伦隶主阶级；王：地主阶级。

（5）影响：梭成功（经济和政治，渐进，广泛支持）王失败：急进大地主、大官僚和农民的反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

2、比较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的异同点：

相同点：①直接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强兵。

②变法都得到了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支持。

③变法内容触动了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

④变法者个人的改革的意志坚定，失败后两人的命运基本相同。

⑤变法都对生产关系作出了调整。

不同点：①背景不同，商鞅变法发生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王安石变法则发生在北宋中期统治危机四伏时。

②根本目的不同，商鞅变法要从根本上废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王安石变法则是为了挽救北宋统治危机，分调整

生产关系。

③性质不同：商鞅变法是一场封建化的运动。

王安石变法则是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进行局部调整的改革。

④结局不同：商鞅变法是一场成功的改革。

王安石变法则失败了。

第四篇：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启示[定稿]

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启示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的人事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即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确立形成期(秦汉)、迭变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完备期(隋唐)、发展期(宋元)、集大成期(明清)的阐述，以及对古代考核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的具体分析，得出了可以借鉴和吸收的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对当前的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不无启迪。

关键字：古代官吏 考核 制度 启示

考核，历史上称作考课、考察，不仅使我国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客观、全面地评价人，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起点。大至一个国家，小到某个部门、组织，要详细地掌握其人力资源状况，就必须对其每个成员的素质和绩效进行科学、全面的考核。通过考核，可以使上级和被考核者自己了解其一定时期内的工作绩效，找出工作成绩与计划目标之间的差距，获得对素质和绩效的反馈，激励被考核者克服困难，奋发学习，做出成绩，进一步发掘自身的素质和潜力。考核结果是公务员晋升、降职、辞退和奖惩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考核还有助于领导和人事部门掌握被考核者的优缺点，改进人事工作，以最合适的人从事最合适的工作，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事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考绩制度是中国古代管理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考绩，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秩序，对官吏的功过与政绩进行考察或考核，从而分别等第，以定黜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人对考绩的称谓不尽相同，如考课、考核、考校、考功，虽称谓不同，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都不外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考绩标准、考绩程序、奖惩办法。中国古代考绩制度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确立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纵贯其形成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几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贯的阶段。

1.1 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

我国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实践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尧舜做部落联盟首领时就已经有了考绩的做法，即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领的能力与业绩，每考核三次作为一个周期，根据这三次的考核结果对被考核者进行升降性的调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名，庶绩庶熙，此分三苗”,但具体做法不详。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到春秋时代为止，因受宗法政治的支配，国家实行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夏、商、周“三代”，国家因任设职，量能授官，对官吏要进行考核。据《尚书·立政》记载，夏有六年一巡守之说，主要用“三宅”之法考选官吏。商朝又在“三宅”的基础上提出“克用三宅三俊”之法考察官吏，职官就任后多为三载一考。至若西周考课，在夏商“三宅”、“三俊”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三有宅心”、“三有俊心”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三宅”、“三俊”是对才能的考察，“宅心”、“俊心”是从德行方面考核。这奠定了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的基础，但尚未形成考核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人事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罚的依据。除了这种临时措施之外，战国时较为普遍的考核方式是“上计”制度的出现。这种制度要求地方长官于每年年终，将本辖区户口，垦田，赋税，库藏，以及发生盗贼和监狱在押犯人等情况 1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成为“上计”，上报朝廷，接受君主的检查考核，君主根据其政绩优劣，论功行赏。可见，“上计”是述职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在儒、法、道、墨等各家的大力创导、研究和宣传鼓动下已初具雏形。如《左传》载有“书劳”的制度，国王根据“见功而兴赏，因能而授官”的原则任免和考核官吏。李悝、商鞅等人变法，奉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之策，秦孝公纳商鞅之策，以“军功”与“耕织”为课吏之法。到战国时，出现了主要以赋入多少作为考核标准的“上计”制度，但此时上计的具体标准和方法还不完善，尚未产生专职的考核机构，作为一种比较规范意义上的考核制度还没有建立。

1.2 人事考核制度的确立形成期(秦汉)

秦朝统一六国后，为全国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对各级官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核。一是从自身思想进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体规定官吏必须遵守的“五善”和必须放置的“五失”，作为考核官吏的内容和标准。二是从治绩要求进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计制度，上计的具体办法，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每年各县令按要求将辖区内户口增减，赋税多少，徭役征派，刑狱灾害和治安好坏等情况上报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据考核结果采取奖惩措施，初步形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考核体系。上计的具体内容则是治民、劝功、诀讼、检奸、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等，较之战国时期更为全面、丰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计为主，对郡县的考核除通过上计制度外，有时还由中央直接派员考课。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1.3 人事考核制度的迭变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事考核制度，基本上承袭汉代，但是，与两汉相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考核的对象逐步由地方官吏扩大到中央官吏，出现了专门负责考核的机构，如吏部考功司，表现出考课权下移的趋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刘勋受明帝之命制定官吏考课法七十二条，但是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施。晋朝考核郡县以下述五项内容为据：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扶孤，四曰孜本，五曰修人。北魏孝文帝改革，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孝文帝规定：官吏考核三年一次；六品以下，由尚书负责考核，五品以上，由皇帝和公卿考核；优劣分三等，北魏通过整顿吏治，改变了“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两辆”的状况，促进了北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民族的融合过程。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行中央、州、郡、县四级行政建制，上承秦汉，下启唐宋。大凡唐宋人事考核之制均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中找到它的渊源，故不知晓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亦就难以透彻地理解唐宋人事考核之制。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因官制变化更替

而表现出一种波浪式变化的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运演不正常，时行时停、时紧时松，有时甚至长期废驰。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构。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备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终到中央“朝集”，即汇报工作。隋朝虽统一了全国，但内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在考核制度上无所建树。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发展，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唐朝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着手制定考绩法。考课法规定，吏部设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各一人，负责对京官四品以下官吏的考核。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尉、节度使，观察使的考绩，实行以奏“功过状”的办法，由皇帝亲自审查复核。考核内容和标准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所有官吏政治道德修养的一般要求。“二十七罪”是对各部门官吏提出的具体要求：考核结果分九等，没有品级的“流外官”分四等;根据考核划分的等次分别给予升降赏罚。

1.5 人事考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期(宋元)

宋元时期在主要承继唐与后周旧制的基础上，其人事考核机构在建置和施行细则上更趋完备，并且根据封建社会向后期发展过渡的历史癹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运演不正常，时行时停、时紧时松，有时甚至长期废驰。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构。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备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终到中央“朝集”，即汇报工作。隋朝虽统一了全国，但内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在考核制度上无所建树。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发展，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唐朝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着手制定考绩法。考课法规定，吏部设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各一人，负责对京官四品冗官冗员严重、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故官吏考课难于彻底进行。但是宋代的课法直接影响到辽、金、西夏及元朝，形成了以宋代考核制度为主体的多元考课体系。

1.6 人事考核制度的集大成期(明清)

在明清这两个王朝近500年的历史中，统治者总结历代王朝隆兴败亡之教训，十分重视官吏的考核工作。明代考核的规模超过以往历代，考核的立法既简约又严明，考核的标准是在全面总结和借鉴历代考核制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一方面删繁就简，使考核标准更加贴近现实，操作性、可行性更强；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前代所不曾有的，如明代考核分为“考满”、“考察”、“考成”三种，考核内容更加完善。同时，鉴于封建社会晚期吏治日趋腐败的状况，清代在考核标准上则偏重于惩办腐朽，如“四格八法”之制，较之明代考课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中国古代人事考核制度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修订、补充和发展，到明清时期进一步通过《明会典》、《清会典》等从法律上确立下来。古代考核制度的作用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官吏考核制度自尧舜开始，延续数千年历史，虽然受阶级性和当时历史条件下科学理论发展水平的限制，考核的体制和内容在当今看来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从中我们仍能发现先哲智慧的火花，从而为我们现在设计适应时代新发展的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提供借鉴。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

陷也值得我们警醒。

2.1 考核内容全面，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

自我国官吏考核制度萌芽伊始，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林开垦、赋役征收、人口增加、社会治安等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以此为导向，督促官吏励精图治，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战国时期较为普遍的考核方法“上计”制度，所谓“计”，就是“计书”，即统计册，这种制度要求地方官年终将辖区内户口、垦田、赋税等情况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上报朝廷，接受考核，君主根据其政绩优劣，论功行赏。[1]而且官吏的“善”——道德、品行、才干、能力、潜质也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西周的大比就已经把德行道义作为两项考核内容之一，而不涉及土地和收入。此外，还有秦朝的“五善五失”，唐宋的“四善”等。

2.2 考核对象逐步合理分类，不仅中央朝廷的官吏要接受考核，而且对地方官和京官采用了不同的考核体系

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对象主要是地方诸侯和郡县长官。而自唐朝开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论职位高低、出身门第都要经过考核，又设京官考和外官考、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分别执行、监督对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对于考核指标，唐制规定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二十七最”就是根据各个部门工作的不同性质和要求对官吏的能力提出的不同要求。到了宋代，更是对京官、县令和转运史、知州等三类官吏采用了考核程序、指标都不相同的考核制度。

2.3 考核机构专业化

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行政职能没有充分分化，对官吏的考核一直混杂在普通的行政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的派生性工作。因此，当时的官吏考核一般由行政首脑兼行其职。到了唐代出现了最早的专门考核机构——吏部考功司，标志着官吏考核机构专业化的开始。宋代设审官院、考课院和监司负责不同类别官吏的考核，明代由吏部尚书和御史台督御史会同有关部门行使京察和外察之职。

2.4 考核过程注重公正公开

西周的大比，秦汉时的上计制度都是根据下属被考核者的自陈来考核其政绩，而在如何保证上计之政绩的真实性，防止在考核过程中徇私舞弊、排挤异己等环节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到了唐代开始设给事中、中书舍人，分别监督京官考、外官考、号监中外官考使。考核结果当众宣读，公开议其优劣。宋代对京官的考核称为磨勘，意为检查复核，以防止申报不实或奖惩升降不妥。

2.5 制度严密，功能完善

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有一套较为严密而完整的制度。在时间上一般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考核组织健全，有的为吏部，有的为专设机构。考核工作有严格的程序，一般是分级分类考核，皇帝考四品以上重臣，吏部考四品以下官吏，各部门主管考其下属，从而构成纵横有序的考核网络。

官吏考核是官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多种功能。从宏观上说，是帝王通过考核来约束政府管理的行政行为，督促他们尽职尽责，防止违法行为，导向社会风范，激励各级官吏努力工作，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凡是重视考核的朝代，都注意发挥考核的调节功能，管理官吏，治理国家，进而出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太平盛世。从微观上说，如果官吏考核系统内部的功能是齐备的，那么奖惩功能制衡功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奖励功能从考核制度已

产生付诸实施，而制衡功能一方面体现在考核执行权和最终审查控制之下。考核的执行权在吏部或专门指派的官吏，审定在皇帝手中，这样可以避免考核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古代考核制度的启示

鉴古而知今，通过对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丰富内容的了解和成功经验的分析总结，可以给我国当前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实施提供不少有益的启迪。

3.1 加深对考核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考核主体的素质

翻开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历代名君贤相在“官吏清则海宇平”上是趋于共识，明白吏治清浊与否，关乎社稷安危。而吏治的清明与否，又与人事考核制度的贯彻执行密切相关。即便有因时而立之良法，若无素质精良的主考官员(考核的主体)依照法规、制度去贯彻实施，那么亦只会“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欲使考核准确有效，必以提高考核主体的素质为首要条件。

3.2 考核指导思想上，要倡导开放式考核

切实改变那种“家长制”的神秘化、封闭式的考核，纠正那种“考核史组织人事部门的事，与我无关”的错误观念，增加考核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参与程度。在唐朝职官考课中，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职官考课的公开，按“考课令”的规定，召集全部应考官员，举行考课大会，当众逐一宣读个人的考状，广泛议论其功过高下，行能优劣，务令被考者心悦诚服，给予评语，加以宣布，上报审定。对于被考者来说，按标准对其考核，再由众人当其面进行讨论后再下结论，这种制度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和较浓厚的民主色彩，既做到对被考者有较为客观标准的评价，又对其积极性有很大的调动作用，同时增加了民主性和参与程度，这显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3 坚持德才兼备的考核原则

纵览历代之考核，我们不难发现：奖励功绩、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奖惩官吏的重要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历代统治者在考核官吏能力、勤怠和政绩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官吏道德品质的考评。不仅对业务不熟练，能力不及的官吏要黜陟，而且对于道德品质不好的官吏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惩处。每次考核官吏，统治者总要强调德才兼考，并把对德行的考察放在首位。这对后世乃至今天的人事的考核制度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我国古代对官吏提出的“德”与“才”这两方面的具体要求，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出发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与“才”的含义是绝然不同的，但是德才兼备的考核原则直到今天依旧是可以借鉴的。

3.4 注意考核指标的导向作用

考核的指标就是公务员在一定时期内其工作应该达到的目标，是公务员行为的指南针，目标指引行为，是一个人努力奋斗，自我引导的准绳，当然也是考核的依据。目标的指引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的性质、高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为的方法、性质和行为主体的努力程度。考核指标的内容设计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和对公务员工作的期望与要求。宋朝以年资为重要依据的磨勘制的施行，最终导致了官吏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论资排辈，以资历而非功绩晋升的局面。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可以推动公务员工作体制的全面创新，提高公务员素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3.5 考核指标的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

设计了政绩考核指标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考核操作中。考核结果是对公务员

工作的全面反映，我国历代的官吏考核虽然也对考核结果划分等次，但还只是一种定性考核，多以称职、合格、不称职简单划分，最多也只是唐代的官吏考核划分为九个等级。新《公务员法》第六章第三十六条仅仅规定“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从而使得考核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实际参考价值，结果比较简单和机械，不能全面体现被考核者的素质、绩效。变定性考核为定量考核，以科学可行的考核指标体系为基础的考核分数，既是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素质潜力的准确评定，也体现了公务员群体中的个体差异，起到奖励优秀、督促后进的作用，更可以避免考核中的长官意志、独断专横等不正之风。

第五篇：《中国古代神话自然观的启示》（精选）

中国古代神话自然观的启示

中国古代神话是远古时期，中国远古人民由于对自然规律与人文规律缺乏深入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已经了解的现象以及对人类本身的探索，而对宇宙自然、人类本身及诸种文化现象的起源以及当时世间秩序进行合理的解释。神话的主人公包括神祗、始祖、文化英雄、神圣动物等。中国古代神话所体现的意义有很多种，大致分为以下六种：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战争神话、发明创造神话以及人类对自然抗争的神话。通过这些神话，可以看出远古人民对于自然的探索，对历史的铭记，对造福于人民的发明家的赞扬，以及带领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英雄的崇敬。下面对这六种神话分别进行介绍以及它们所体现的自然观的启示。

一、创世神话

中国古代创世神话最著名的就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他从卵状的混沌中劈开了天地，同时自身化为万物。在这则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们对于天地的理解，他们认识天上初始是卵状，这是从自然生活中观察燕子等动物的生殖方式而得出的结论。而盘古主动的开天劈地则体现了古人们对于人类自身力量的肯定。神话中“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则体现了古人们的阴阳太极思维。盘古化为万物，这种“垂死化身”的宇宙观则体现了古人们对于人与自然想到对应关系的理解。

从创世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远古人民对于自然的创始的理解是根于人力的，盘古是人力的象征。远古人民尚且如此自信，我们现在更应该相信人类本身的力量，对于如今还无法掌控的地震、海啸等，我们应该以自信的心态去研究它们，争取早日掌握它们的规律，从而造福人类。

神话所体现的阴阳太极观念也对我们有着积极的启示，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到原子时发现原子也是由阴阳相对的两部分组成，这说明我们古人对于自然本质的理解还是很正确的。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世上大部分物质都可以用阴阳来解释，比如太阳为阳，则月亮为阴，男为阳，女为阴。这种阴阳相对相生的关系正是用统一的观点看对立事物观的反映。

神话中盘古身化万物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对应关系，启示我们人来自于自然，死后也终将回归大自然，化为万物。所以我们应该善待自然，因为她既是我们的母亲，也将是我们最终的归宿。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不可分割，因而善待大自然在今天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

二、始祖神话

始祖神话是远古人民对于人类自身起源的想像与解释。中国比较出名的始祖神话是女娲造人的故事。女娲用泥土造人，最后“力不暇供，乃引绳絙泥中,举以为人”。而正是女娲造人方式的不同，因而古人们认为“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这是远古人民对于人类为什么会有社会地位差异的自行阐释。体现了古人们的等级观念以及命运来自于出身并命中注定的观念。而女娲造人则反映了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对于人类发展的具大贡献。除女娲造人之外，还有女娲补天的神话，这反映了远古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奋力的拼搏，来为人类的生存创造必然条件。

女娲是人类共同始祖，而每个氏族又有自己的始祖，比较出名是周人的始祖契，他的诞生来自于母亲的误吞燕卵，诞生后被父母抛弃却受万物庇护，长大后无师自通，通晓各种农事。这则神话反映了远古是母系社会，知其母而不知父。同时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的自豪感和认同。

以上两则神话所体现的自然观对现在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女娲造人体现了人类探寻自身起源的想法。人们认为自身的来源不同于万物，是由大神女娲创造。现在人类同样认为自己是万灵之长，那我们更要肩负起保护自然生态的重任。女娲补天则反映了古人们认为人类可以克服自然灾难，创造理想生活条件的自然观。我们要从中汲取信心，现在人类迈向了太空，但之间存在着很多困难，我们现在的条件却比远古要先进太多，因而我们应该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在宇宙中寻找更多，或者创造出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

契的神话体现了远古人民尊敬与缅怀对人类发展有具大贡献的始祖。如今社会人心浮燥，物欲横流，大家缺少了对于人类功臣的尊敬以及对祖先的肯定。未有父，焉有子。父母等祖先为现代生活的发展做出了辛勤贡献，应该值得我们为之感到自豪。这种感恩心理可以加以推广，对于自己、人类社会有贡献的人都值得我们感恩。

三、洪水神话

洪水神话在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体现，表明了在远古时期，地球曾经历过了一场全球范围的洪水。中国的洪水神话则是大禹治水。与外国洪水神话将洪水视作上天对人类惩罚，洪水过后深刻反省不同，中国洪水神话更多是体现了人们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着重人的智慧及抗争精神。大禹治水的任继承于他父亲鲧，原文如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侍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腹生禹,帝乃命禹率布土以定九州。

大禹治水的神话到后来更加丰富，包括化熊劈山，三过家门而不入，诛杀相柳，擒服水怪无支祁等。这些神话表现了古人们历经千辛万苦，治理洪水的过程。神话中鲧如同西方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虽然要造福人类，但得罪天帝，最后身亡，表现了人对自然的抗争。而 禹的治理则反映人们在总结前人治理经验上，克服种种困难，最终取得治理洪水胜利。

这则神话中体现了古人们看待治理洪水方式的自然观，那就是堵不如疏。这也正是我们现在急需改正的地方。人类虽然改造自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对待自然也要学会顺从自然规律。比如一个生态环境有一定的自我净化能力，人类不要超过这个额度，这样才能维持这个生态继续下去。人类现在对自然没有了敬畏，强行改变自然，比如开山造路，截水建坝。虽然这些有利于人类生活，但要有一定的度，不能越度而为，否则自然将会以更加强烈的灾害将人类带来的伤害反馈给人类。

四、战争神话

远古部落时期，人类渐渐发展壮大起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不得不向外发展，从而不可避免得与其他部落产生冲突。战争神话就是远古人民对于部落时期战争的记叙。中国比较出名的是黄帝与炎帝的战争以及黄帝与蚩尤的战争。两次战争分别促进了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的融合，黄河中游的炎黄部落与南方蚩尤部落的融合。两次战争中，黄帝一方都有各种动物相助，这其实是以这些动物为图腾的部落加入了黄帝一方。而蚩尤一方则呼风唤雨，制造迷雾，黄帝求助天女才能止女，又创造指南车方取得胜利。这些反映了古代人民对于大自然的敬畏，同时也学会利用大自然的一些现象。

在与黄帝相关的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远古人民对于克服大自然困难，并学会利用大自然。战争带来的不是侵略，更多的是融合与交流。第一次战争后，炎黄部落合而为一，第二次战争后，北方与南方也进行了融合。这一点对于现在也是极为重要。现在社会，各种文化并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某种文化要一统全球，这种统一甚至要用武力来佐助。然而，战争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仇恨与新一轮的战争。西方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不应该用武力来评判，而是应该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妖魔化穆斯林最终会导致穆斯林与西方世界的决裂，从而引发世界性的冲突。现在地球生态环境如此脆弱，恐怕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到头来可能人类可能在彼此仇恨中毁灭自己。

五、发明创造神话

人类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的发明创造，从而不断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与劳动条件。但在远古时期，人类的文字记载并不详细，因而很多发明创造者并没有被铭记下来。出于对一些英雄的敬仰，远古人类便把这些由人类共同智慧产生的发明创造归于某些英雄。比如黄帝发明了车、音乐、鼓、陶器等，他的妻子发明了纺织，而他的大臣仓颉发明了文字，神农创造了中医，燧人氏发明了火等。这些神话反映了古代人民由人类自己的神逐渐取代自然神的现象，表明了人类对自身力量的进一步肯定。

在这些神话中，远古人类的自然观体现在发明创造上。这些发明创造对于早期人类的民展有着重大意义。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与困难，这需要进一步激发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发明创造，从而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

六、人类对自然抗争的神话

在人类远古发展历史中，出现了一批具有突出个性、勇气的人类英雄，他们敢于与大自然抗争，虽然结果都很惨烈，但他们却毫不畏惧。这些人类的悲剧英雄体现了人类对于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讴歌了人类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险恶而艰难的大自然克服与斗争。比较出名是夸父逐日、刑天断头、共工撞不周山和精卫填海。夸父看似不自量力，实则集中体现了远古人民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斗拼搏的勇气。这则神话可能记录的是夸父部落向东迁徙失败的悲剧故事。而精卫填海的神话更加感人，精卫坚持以弱小的生命、菲薄的力量，向浩瀚的大海复仇，显得极为悲壮。而正是这种明知徒劳也要抗争的精神，支持远古人民走过最初的艰难岁月。刑天断头仍以脐为眼进行抗争，共工发怒则头撞不周山，这些都反映了远古人民那种抗争到底、死而不屈的伟大精神。

这些神话反映出远古人民坚强自信、百折不挠的自然观。他们认为自然虽然无法抗拒，仍然用所有的力量去抗争。现代社会面临的困难更加多样，从医学到生态，我们应该一方面认识到自然的伟大，一方面竭力去了解自然，达到更好的状态，使得人与自然既能和谐相处，人类又能更好的生活。

中国古代神话远不止这些，但从这些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远古人民共有自然观的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远古人民具有明确的敬重生命、爱护生命的意识。人民在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时，塑造了一些保护神，以及一些祥瑞，比如龙、凤等。而神农尝百草，黄帝生火以熟荤臊，更是对生命的珍惜与对生命延续的渴望。远古人民在珍重爱护生命同时，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认为大自然是对人类有益的，只要顺从大自然的发展，就能获得生产和丰收。这对我们现在仍有积极的启示意义。无论干什么时代，人都是最基本的，没有了人，自然就没了人类的自然观。所以要坚持以人为本。同时，我们要时刻谨记，大自然对我们的重要意义，是她给了我们生存下来和继续发展的机会，我们必须学会尊重和爱护大自然，这其实也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二是远古人民在思维中尚未将自身与自然界分开。因而在感知自然时，往往将自身属性不自觉地移到自然之上，也就是将自然人格化。赋予了不同的自然事物以不同的人格神来代表，比如太阳是羲和所生的儿子，风雨雷电各有所属。这些神与人一般，有着不同的个性与能力。现在看来，这些观点自然是不合实际的，但这些观点也有着一定的意义。我们认知是从自身到身体，由熟悉到陌生。正是这样，一步步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因而我们认知时，要善于用已知的事物来模拟未知事物的规律，而不能用主观的情绪来感知世界，这样会与客观世界有所偏差，不能正确地认知世界，建立正确的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