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第一篇：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的辉煌和启示

中国从古代建国以来，我们从历史上看，自汉朝统一中国之后，在教育制度上，就有了一个很精细很明确的概念，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教育哲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以说在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尚未发觉文明之前，中国人已经十分重视教育：深知唯有教育才能解决人自身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才能够帮助人类自己安乐和平；深知教育是强国富民之本，与国家民族之前途密切相关；而小学教育是扎根，教育应从儿童着手，所谓童蒙养正。教育的中心是孔孟教育，一直延续到清朝。孔老夫子有教无类--“教不倦，学不厌”的伟大精神光耀千秋。那么，我们首先要问教育是什么？在中国孔孟传统教育理念中，教育就是生命、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天地万物、与宇宙的关系。现在，让我们超越时空，从《礼记》上领略中国古代的教育场面和读书之乐：童子七岁的时候，离开父母跟著老师，只有节日，才能回家看看父母。跟著老师学什么呢？学洒扫应对。换一句话说，他所学的是生活教育。他在学校里面能够侍奉老师、侍奉学长，回家去自然就会孝顺父母，尊敬兄弟姊妹，这是伦理道德的教育。除此之外，就是背诵重要的经典。老师选出来教他读，督促他背诵，一遍一遍去背，一天要背几十遍、上百遍。诸位想想这目的何在？是不让学生胡思乱想。小孩不给他事情做，他会胡思乱想，用这种方法训练他的智慧。整个小学从七岁到十二岁，都不讲解义理，就是叫他背诵，背得滚瓜烂熟，他心里没有妄想，只记诵许多圣哲的智慧结晶。十三岁入太学，太学授课就是讲解研讨。太学里的老师教学，不一定是在讲堂里面，摆著书本坐在讲台上。那时候学生少，一个老师大概只带十几、二十个人，这样小班，老师也都是专家，对于学问，他一生专攻某一经论，他专讲授这个科目，老师往往带着学生游山玩水，领略大好山川，旅行授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游归来，他的课程也讲授完毕。为什么呢？课程典籍老师背得很熟，学生也背得很熟，讲课不需要带课本，讲到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大家都知道。每一面十行，一行二十个字，没有空格；不管哪个地方刻书，都是这个规矩。所以上课不带书，老师带着学生去玩，带着酒、带着菜，学生替老师拉车，服侍老师，教学是那么自在快乐。所有要修学的课程都在小学完成背诵，以后就不要再用书本了。现在诸如国学大师南怀谨，他到七十多岁写文章，引经据典，随手拈来，这都是他小时候背的。而现在读书的情形却太苦了！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中学、高中，课业较为沉重。而所学的也仅仅是技艺和谋生之道。而在孔孟的教育中，德行第一，学问第二、技艺和谋生之道是最末的。我们今天把教学的重点丧失掉了，所教的仅是技术，是皮毛，不是根本。生命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丧失掉了，哀哉可悲！民国以来，学校废弃了中国两千多年所行的制度，一味采取西方的教学法。一味强调培养创造力、创新思维。试问一个小学生，乃至一个初中生，技艺、知识、经验都十分有限，你叫他去创新、创造，他没有一定的根基，他造什么？外国人对儿童很爱护，无微不至，小孩是随心所欲，想什么就能得到什么，儿童时代享福。中年在社会上奋斗，苦苦挣扎。由于东西方人观念不同，老年的时候住在养老院很可怜，孤独寂寞，极少能与后代享受天伦之乐。所谓老年人的坟墓，中年人的战场，儿童的天堂。我们中国人则和他们相反，童年时代父母师长管教很严，规规矩矩，教给孝悌忠信，培植培福的根；中年时代服务国家、造福社会；晚年时代享清福、颐养天年。人生的境界逐步提升，止于至善，这是较为圆满的人生规律。值得强调的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把教育的理念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字，是全世界任何国家、民族都不能够比拟的。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这符号表达的意趣非常浓厚，这个 「孝」字可以说代表了整个的教育，从小把这个观念灌输给小孩子。这「孝」字，上面是「老」字，下面是「子」字。中间没有代沟，不但父子是一体，父亲上面还有父亲，一直追到无始；儿子再往下还有儿子，人生代代无穷矣；过去无始，未来无终，是一个整体。西方没有这观念，西方人父子有代沟；所以外国人问中国人为什么祭祖先？几千年前的祖先，你认识吗？你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祭他？他永远无法理解。但是儒家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和睦、四海一家、天下太平。今天每个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和平要从那里做起？要从这基础上做起。离开这个基础，和平只是口号，绝对不能成为事实。儒家的教育致力于孝道的发扬光大。横的一面是兄弟、朋友、朋友的朋友，如是推展出五伦五常，「伦」是「伦理」。“夫妇“，这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最小 的一个圈。「室」，指同住一个房间。室外面是家，家有“父子”，有“兄弟”。家外面 是社会，社会有“君臣，有“朋友”。从前「团结」这两个字在中国用不上的，因为五伦就是团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是一个整体，还喊什么团结呢？人与人之间，有名份，有义务，所以五伦就有十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诚友信、君敬臣忠他有他本分的责任，他有他应尽的义务。“仁、义、礼、智、信” 这五常是基本的道德理念。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现代，乃至未来，能够拯救和构建人类精神生活的，惟有中国的孔孟教育……台湾学者、被誉为“中华经典推广读诵第一人”的王财贵先生说：最高级的教材是“四书”，第二级是“五经”，第三级是唐诗、宋词、古文……今天，我们借古鉴今的意义何在？许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对于固有的文化应当继承恢复，取其精华。对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训应当再认识、再肯定。古人的智慧、思想、才艺、经验经过几千年的浓缩沉淀，是真理，是智慧。教育是国家、民族、社会强盛之本。在教育上，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直到今天受人推崇，而且在新的历史时代，他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仍然有许多可取之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让优秀的文化为新的时代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篇：从《弟子规》中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

从《弟子规》中分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

摘 要： 《弟子规》是清代一部有关教育学的著作，书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是儒家思想，对我们在中国传统教育方面的深入研究和探讨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弟子规》让我们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反省，对我们如何传承中华文明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关键词： 《弟子规》 传统教育 现代教育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由清朝学者李毓秀根据宋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童蒙须知》编写，文章模仿《三字经》的格式，三字一句，浅显易懂，蕴含儒学哲理，是中国古代私塾中教育学生的重要启蒙用书。《弟子规》中体现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它以“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为开篇总纲，引用和借鉴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段孔子的启蒙教育理论。《弟子规》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典型中国式教育，规范中国知识分子应具备的道德基准。本文将从孝悌、仁义、学识这几个部分对《弟子规》中的传统教育思想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以孝弟为先，遵守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

《弟子规》以首孝悌，入则孝，出则悌开篇，对学子进行启蒙教育，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家庭的教子之方。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基准。而孝悌则排在首位，说明中国人崇尚孝道，用“百行孝为先”对一个人的品德做首要考量。《论语》有关孝的讲解是懂得孝弟的人很少会犯上作乱。儒学教育即所谓的培养君子的教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那么孝弟就是仁义之本。把孝视为施行“仁爱”的根本和“忠义”的前提。因此《弟子规》中对将成为读书人的入学儿童的首条规范就是尊敬父母，即“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亲爱我，孝何难，亲恶我，孝方贤。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而像二十四孝中汉文帝亲尝汤药、黄香扇枕温衾、虞舜孝感动天地等一个个具体感人的故事在这些看似教条却蕴含丰富做人道理的话语中体现出来。

中国古代教育是仕途经济，因此学生的教育也是以培养科举进仕、扬名立万的政治人物为主。《孝经》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说明孝是天经地义之事，孝可以治国，孝可以忠君，孝可以立身成名。《孝经》提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尚书》也提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古人认为以孝为基础处理好家庭关系，才能保证今后人生目标的正确确立和事业有成。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尽匹夫之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对孝的解释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中国是由“礼”维系的一个民族，礼是中国人思想观念的集中体现，代表作品是礼记。孝与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礼记》中记载“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论语》中也写道“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父母惟其疾之忧”，所以《弟子规》中有“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而“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近必趋，退必迟，问起对，视勿移。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更是详细具体地从各个礼仪规则角度对学生见到长辈时必须遵守的礼节进行劝诫和规范。

二、信义与仁爱的思想

1.以诚信为本，崇尚信义。

儒学思想中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道德标准，《大学》说：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中庸》里也提到“诚者，物之始终。不称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论语》中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行为规范的培养以礼为行为准则。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受这种儒家道德思想的影响，古人对信义的推崇是毋庸置疑的。俗话说：“黄金如粪土，信义值千金。”故自古以来，志士仁人为信义杀身成仁者不计其数。

《弟子规》以“谨而信”对学子们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正如《论语》中所说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敬而无失，恭而有礼”。《弟子规》中以“步从容，立端正；揖深圆，拜恭敬。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要求学生的行为必须合乎“礼”的道德规范，做到恭敬有礼，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中孔子对君子的行为准则的要求是“言必行，行必果。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弟子规》对学生在诚实和讲信用方面的规定是“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说话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刻薄语，污秽词，市井气，切戒之。未见真，勿轻言；知未的，勿轻传。事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合乎圣人训导的“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君子行为。《论语》中提倡“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道听途说，德之弃也”。因此《弟子规》劝解学生说读书人不可闲言秽语，沾染市井俚俗之气。“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见人善，即思齐；纵去远，以渐齐。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警”。同时在为人处事和如何做人方面知道“闻过怒，闻誉乐，损友来，益友却。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不可相互攀比，应崇尚德学才艺，“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知错能改，勇于承认过错，“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倘掩饰，增一辜”。这些美好的道德品质在《弟子规》的教育理论中都做了详细描述。

2.仁爱思想。

孔子讲仁，孟子讲义。儒家提倡仁者爱人，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的主题思想。《弟子规》认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正是所谓的泛爱众的思想。而“行高者，名自高。人所重，非貌高。才大者，望自大；人所服，非言大”。“善相劝，德皆建；过不规，道两亏”。则表现出“仁者安仁，知者利人”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思想。像“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恩欲报，怨欲忘；抱怨短，报恩长”则是表达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同是人，类不齐，流俗众，仁者希。果仁者，人多畏。言不讳，色不媚。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则是培养学生“亲仁”的人生观，亲君子，远小人，使自己成为仁人君子。儒家认为“仁”必须有恭、宽、信、敏、惠这五种德行。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克己复礼为仁。”说明以“仁义”为基础培养道德品质是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学生教育的最高意境和长远目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是古代理想完美品格的体现。

三、在道德教育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

《论语》中提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即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知识教育。唐朝韩愈在《师说》中对教师的定义是传道授业解惑也，即老师首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接下来授业解惑，对中国学生首先进行礼仪伦理教育，其次才是知识教育。学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规》中列举“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很好地辩证学习与实践思考的关系，即所谓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方读此，勿幕彼，此未终，彼勿起。宽为限，紧用功，工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记；就人问，求确义”。这些规则向学生介绍许多有用的、很好的学习方法，如“余力学文”，“勤学好问”，“读书三到”，“不可舍此慕彼”等。儒家学说对中国古代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教育学生学习方法的经典例子至今说来仍然朗朗上口，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举一反三，奋发图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古人认为读书是个人修养和品德完善的重要途径，因此古人将读书叫做读圣贤书，读书人万万不可读杂书、生邪念。《弟子规》中说道“非圣书，屏勿视，蔽聪明，坏心志。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说明“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仁礼”与“学识”合而为一的思想。

《弟子规》中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是古代有关中华教育的典型代表。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以道德修养、品格完善为要著，使人在修身养性、成为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格的基础上学习知识，至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因素，现代教育中出现了许多错误的观念和误区，因此《弟子规》中体现出的儒家教育的精华思想对现代教育的缺失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可以说儒家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上是伟大的，是值得中国人继续传承和弘扬的宝贵思想，是中华文明最引以为傲的瑰宝。

参考文献：

[1]孔子.《忠经孝经》.三秦出版社，2008年1月.[2]孔子.《论语》.中华书局，2006年2月.[3]李毓秀.《弟子规》.三秦出版社，2008年月.[4]金良年，等编.《大学中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末9月.

第三篇：中国古代思想对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

我国古代雨水利用系统对 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

王艳芝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中国古代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城市生态系统建设思想，这一思想的基础为“天人合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古人践行了许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从城市的选址、蓄水、排洪、抗旱等多方位的践行实线非常符合现代的“海绵城市”消纳、减速与适应策略。新疆的八卦城、北京的紫禁城、北京北海团城就是这些践行实践的杰出代表。学习并传承中国古人的城市生态系统建设思想，会为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更加生态化的思路。

关键词：海绵城市、古代城市生态系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城市生态系统？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现代文明的工业化、机械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城市化在给我们带来物质便利的同时，也形成了以钢筋混凝土结构为主导的分割化的城市结构，以沥青板油马路为基础的城市交通系统，以地下管道为基础的地下排水系统。但是，这种现代化的城市生态系统在面临大自然的考验时，却时常表现出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我国近年来各大城市都出现了大范围、高强度、持续久的强降雨。于是我们能看到各大城市“雨中看海”的壮观景象。西安看海、沈阳看海、就连首都北京也会面临看海的局面。这不由得让我们开始反思，我们应该有怎样更合理的城市生态系统，我们怎样可以和自然更加和谐的相处。有学者睿智提出了海绵城市的理念，海绵城市是建立在反思工业化城市建设模式基础上的新概念，反对片面强调用单一目标的工程技术来解决诸如雨涝、干旱、地下水下降、水体污染、生物栖息地消失、城市绿地缺乏等问题，而是强调用人水共生的理念，用系统的方法和整合的生态技术，来解决城市中突出的各种与水相关的问题。在具体规划设计和工程上，“海绵”的哲学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策略：消纳、减速与适应。[1]有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国外城市生态系统的先进经验，如张毅川采用文献分析法，对Web of Science、Elsevier、Springer、Taylor 等世界知名数据库和出版社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国外的雨水资源利用在雨水采集系统、技术应用、风险评价、社会学研究、低影响开发与最佳管理实践等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 在这里，我想把目光投向中国古代城市生态系统，看看中国显着们是怎样思考并践行的。并且反思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系统中的思想对今天海绵城市建设有何启示。

中国古代人民也饱受洪水、暴雨侵扰，据《元史》记载，至元二十八年（1291）七月己未，“雨坏都城，发兵二万人筑之”，57年后的至正八年五月，“京师大霖雨，京城崩圯”。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景泰五年（1454）七月，京师霖雨，九门城垣塌决者甚多。万历三十五年（1607）闰六月，顺天府大雨如注，昼夜不止，经二旬。雨潦浸贯城，长安街水深五尺，洼者深至丈余，各衙门皆成巨浸。在与自然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古代中国人的很多智慧值得学习。(一）依势而建

纵观中国传统聚落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出于便捷性和安全性的原因，均质单一的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都不是理想的聚居场所。聚落分布往往显示出“边缘效应”的特征，而背山面水的临水高地往往是理想的城市选址地点，这不仅遵循了“水用足”和“沟防省”的实用主义规划理念，同时，也与“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理想环境模式相吻合，即背倚连绵山脉为屏；前临平原，两侧水流曲折回环，水质清晰，流汇于面前；左右护山环抱，山上林木葱郁。在新疆特里斯，有一座神奇的城市叫八卦城，这座城的中心花园呈现为太极的“阴阳”图形，并且向外辐射八条主街，每条主街长1200米，每隔360米左右设一条连接八条主街的环路，由中心向外依次共设四条环路。一环八条街，二环十六条街，三环三十二条街，四环六十四条街。并且，街道按八卦方位形成六十四卦。其一心居中、轴轴递进、环环相扣、路路相通的放射性格局, 与周边的山势水势巧妙结合, 符合古典的勘舆理论, 呈放射状圆形, 街道布局如神奇迷宫, 路路相通、街街相连, 是现今世界上唯一一座保存良好、卦丈完整、规模最大的八卦城。特克斯县城的选址, 能充分体现我国传统的选址和规划布局经典理论。[3]它按照勘察风水的整体系统原则、依山傍水原则、观形察势原则、地质检查原则、水质分析原则、适中居中原则、顺乘生气原则等, 特克斯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坡度为千分之六。特克斯人借天工之利，修建明渠，既可引水美化城市，又可用于排水防止内涝。依次在特克斯河流域进行觅龙、察砂、观水、点穴, 使特克斯坐北朝南, 背靠乌孙山(龙山、玄武),前迎特克斯河(水龙), 特克斯河南岸的“ 阿特恰比斯’,(哈萨克语意为赛马场)是一个高高的平台, 土地肥沃、水草茂盛、地域开阔, 与群山相连形成一字形的书案山。

紫禁城建造之初，对排水系统进行了精准测量、精密设计和精细施工。京城北依燕山、东临渤海，地形北高南低，因此水向东南流。紫禁城的地面顺应北京地区地理环境，整体走势亦呈北高南低、中间高两边低，而且略有坡度。其中紫禁城北门神武门地平标高46.05米，南门午门地平标高44.28米，南北地平高差约2米，这一坡降为自然排水创造了有利条件，使积水能缓慢排泄。

赣州是一座依水而建的城市，根据城市地势西南高、东北低的地形特点建设“ 福寿沟”，赣州最大的贡献是发明水窗、能在汛賺止江水倒灌。[4]排水口附近的管道呈现多层断面，将坡度增加到普通管道的4 倍，水水将坡度增加到普通管道的4 倍，这样就形成了足够的水压借江水之力将闸门关闭。

（二）透水铺装

与现代化工业文明大量使用沥青铺设板油路面不同，古代城市建设过程中非常注意使用透水材料，并进行透水铺装。沥青铺设板油路面渗水性能差，遇到大雨暴雨不能短时间内吸纳，只能借助于排水管道系统，很容易形成大雨满城的状况。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在城市中看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面积铺设透水地面是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采用的防洪措施，在我国历史上,较早时期就出现了透水铺地的做法。传统的园林、庙宇、宅院、街道的铺装大都具有透水性。比如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古园林的多处地面都具有透水性。故宫的室外场地多用与土壤相通的砖石铺设而成，这些砖石之间的缝隙大。一旦下雨，砖石之间的隙缝便可将雨水直接吸收入地。在典型的园林路面铺装结构中,面层一般利用坚固耐磨的砖石材料以承受荷载和外界自然条件的影响,其基层一般用碎石、灰土或各种矿物废渣筑成,并保证具有一定的强度,面层通常用图案进行各部分之间的拼接铺装,既达到了美观的目的又能使地面具有透水性。[4] 几十年来，紫禁城内大量地面铺装改为水泥地面和沥青路面，不利于排水和渗水。故宫博物院从2015年开始逐步将院内的水泥地面和沥青路面改为砖石材料的传统建筑材料，不但使景观环境得到改善，更使排水和渗水功能得到加强。透水铺装材料本身的多孔隙特性，为其过滤净化雨水、存蓄滞留雨水、消纳周边雨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雨水宣泄

以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为例，前三殿建在8.13米高的三层台基上，台基四周栏杆的底部，有排放雨水的孔洞；每根望柱下还有一个雕琢精美的石龙头，名曰“螭首”，其口内为凿通的圆孔，也是辅助排水的孔道。每逢雨天，雨水从1142个排水孔喷出，呈现“千龙喷水”景观，逐层下落，流到院内，使得台面无积水。台基四周设有石槽排水沟。

（（四）雨水渗透利用

北海公园内的明代团城高出地面十多米,在其上面却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百年老树。原因就在于整个团城的建筑中大量运用青砖铺设着一条条留有缝隙的透水网络,青砖的下部用谷壳和贝壳渣拌着土壤作为垫层,从而使整个网络具有很强的透气和吸水性。下雨时,雨水可以全部通过砖面和砖缝渗入土壤中,为团城上的树木生长提供了充足的水源。[5] 团城并没有北京古建筑中常见的排水明沟，也没有像正阳门箭楼、鼓楼、万里长城及北海白塔等处城墙一样，设置泄水石槽（吐水嘴），而是在地面上采用干铺倒梯形青砖和深埋渗排涵洞的做法，起到良好节水、存水效果。团城每块地砖的四周立面，都不是垂直的而是倾斜的，砖呈倒梯形，砖与砖之间也并无灰浆粘合，为古树创造了良好的根部透气和接受降雨的条件。砖铺装后形成了一道道高10厘米、底宽2厘米左右、断面成三角形的空的通道，而且纵横交叉。通道的上端透过砖与砖之间的狭窄缝隙与地面相通，雨水和空气很容易进到通道中来。砖的下面有一层很厚的灰土与砖黏结，既能承载和稳定上面的砖块又能很好地使土壤透水透气。灰土下是黑色的肥沃土，内含兽骨、螺壳等物，为古树供应养料。专家测定，这些砖烧制年代最早为公元1411年（明永乐年间），最晚为公元1821年（清道光年间）。实验证实，这种设计确能起到“城外雨水四溢，城上全盘吸收”的效果。

（六）对当代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

水为生命之源，及时有效利用大自然馈赠的雨水，在洪涝灾害的时候防患未然，在干旱的时候及时反馈利用，这些机制、原理不仅对中国古代先民具有重要生存意义，对现代民众的生存生态化、可持续化也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也非常符合“海绵城市”的现代生态城市理念。

海绵城市的消纳、减速与适应，强调“源头消纳滞蓄、过程减速消能、末端弹性适应”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与常规的水利工程和雨洪管理策略的集中快排、严防死守等工程策略完全相反。消纳、减速与适应构成的生态防洪和雨洪管理工程模式，将当代生态防洪理念与中国本土智慧相结合，系统解决洪涝问题。中国古代雨水利用、城市防洪排涝、都充分展示了古代中国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智慧，让自然水系与城市水系有机融合，这些哲学智慧和雨水利用技术必将对未来中国的海绵城市建设提供更为广阔的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海绵城市的三大关键策略：消纳、减速与适应[J].南方建筑，2015（3）：4-7.2.张毅川，王江萍.国外雨水资源利用研究对我国“海绵城市”研究的启示[J].资源与环境,2015(10):1220-1225.3.李颖超.特里斯八卦城,新疆人文地理[J].2015（1）：1-8 4.relica.中国一千年前的海绵城市[J].房地产导刊，2015（9）：56.5.魏泽崧，汪霞.我国古代雨水利用对当代海绵城市建设的启示[J].华中建筑，2016(5):132-136.

第四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1)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词：古代改革；规律；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

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一)

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五篇：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