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启示[定稿]

第一篇：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启示[定稿]

中国古代的考核制度及启示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的人事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即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确立形成期(秦汉)、迭变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完备期(隋唐)、发展期(宋元)、集大成期(明清)的阐述，以及对古代考核制度的成功经验和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的具体分析，得出了可以借鉴和吸收的有益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且对当前的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不无启迪。

关键字：古代官吏 考核 制度 启示

考核，历史上称作考课、考察，不仅使我国古代官吏管理制度，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客观、全面地评价人，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起点。大至一个国家，小到某个部门、组织，要详细地掌握其人力资源状况，就必须对其每个成员的素质和绩效进行科学、全面的考核。通过考核，可以使上级和被考核者自己了解其一定时期内的工作绩效，找出工作成绩与计划目标之间的差距，获得对素质和绩效的反馈，激励被考核者克服困难，奋发学习，做出成绩，进一步发掘自身的素质和潜力。考核结果是公务员晋升、降职、辞退和奖惩最有说服力的依据。考核还有助于领导和人事部门掌握被考核者的优缺点，改进人事工作，以最合适的人从事最合适的工作，发挥最大的效用。人事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考绩制度是中国古代管理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考绩，就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秩序，对官吏的功过与政绩进行考察或考核，从而分别等第，以定黜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古人对考绩的称谓不尽相同，如考课、考核、考校、考功，虽称谓不同，但就其基本内容而言，都不外乎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考绩标准、考绩程序、奖惩办法。中国古代考绩制度作为一种经常性的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确立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纵贯其形成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几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贯的阶段。

1.1 人事考核制度的萌生期（先秦）

我国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实践由来已久。据史书记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尧舜做部落联盟首领时就已经有了考绩的做法，即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领的能力与业绩，每考核三次作为一个周期，根据这三次的考核结果对被考核者进行升降性的调整。“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名，庶绩庶熙，此分三苗”,但具体做法不详。

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到春秋时代为止，因受宗法政治的支配，国家实行亲贵合一的组织原则。夏、商、周“三代”，国家因任设职，量能授官，对官吏要进行考核。据《尚书·立政》记载，夏有六年一巡守之说，主要用“三宅”之法考选官吏。商朝又在“三宅”的基础上提出“克用三宅三俊”之法考察官吏，职官就任后多为三载一考。至若西周考课，在夏商“三宅”、“三俊”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三有宅心”、“三有俊心”作为考核官吏政绩的标准。“三宅”、“三俊”是对才能的考察，“宅心”、“俊心”是从德行方面考核。这奠定了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的基础，但尚未形成考核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人事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罚的依据。除了这种临时措施之外，战国时较为普遍的考核方式是“上计”制度的出现。这种制度要求地方长官于每年年终，将本辖区户口，垦田，赋税，库藏，以及发生盗贼和监狱在押犯人等情况 1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成为“上计”，上报朝廷，接受君主的检查考核，君主根据其政绩优劣，论功行赏。可见，“上计”是述职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在儒、法、道、墨等各家的大力创导、研究和宣传鼓动下已初具雏形。如《左传》载有“书劳”的制度，国王根据“见功而兴赏，因能而授官”的原则任免和考核官吏。李悝、商鞅等人变法，奉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之策，秦孝公纳商鞅之策，以“军功”与“耕织”为课吏之法。到战国时，出现了主要以赋入多少作为考核标准的“上计”制度，但此时上计的具体标准和方法还不完善，尚未产生专职的考核机构，作为一种比较规范意义上的考核制度还没有建立。

1.2 人事考核制度的确立形成期(秦汉)

秦朝统一六国后，为全国官吏考核制度的制定和推广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对各级官吏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核。一是从自身思想进行考核，秦朝制定考核官吏的法律，具体规定官吏必须遵守的“五善”和必须放置的“五失”，作为考核官吏的内容和标准。二是从治绩要求进行考核，主要采用上计制度，上计的具体办法，由县上计于郡，再由郡上计于朝廷，每年各县令按要求将辖区内户口增减，赋税多少，徭役征派，刑狱灾害和治安好坏等情况上报郡守，丞相，最后由皇帝根据考核结果采取奖惩措施，初步形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考核体系。上计的具体内容则是治民、劝功、诀讼、检奸、劝民农桑、振救乏绝等，较之战国时期更为全面、丰富。秦代的人事考核制度仍以上计为主，对郡县的考核除通过上计制度外，有时还由中央直接派员考课。

汉承秦制，两汉时的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即考课和上计。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考课和上计是考核系统中同时进行的方向相反的两个流程。两汉时期的考核在程序化、规范化等方面较秦朝都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考核的内容和组织机构也更加严密，成为一项重要的官吏管理制度。此时人事考核理论则得到较大发展。如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中、王符在其《潜夫论》中，对官吏的重要性及考核的原则、方法、重点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对后世考核制度的建设，尤其对中国古代人事考核理论的完备具有重要影响。这样，秦及西汉丞相考课制、秦汉郡国考课制、东汉三公考课制，构成了秦汉人事考核制度的主要框架，汉元帝时《考课课吏法》正式颁发，可视为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最终确立的标志，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制度也在此时基本确立。

1.3 人事考核制度的迭变期(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人事考核制度，基本上承袭汉代，但是，与两汉相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统治的需要，考核的对象逐步由地方官吏扩大到中央官吏，出现了专门负责考核的机构，如吏部考功司，表现出考课权下移的趋势。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刘勋受明帝之命制定官吏考课法七十二条，但是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施。晋朝考核郡县以下述五项内容为据：一曰正身，二曰勤民，三曰扶孤，四曰孜本，五曰修人。北魏孝文帝改革，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孝文帝规定：官吏考核三年一次；六品以下，由尚书负责考核，五品以上，由皇帝和公卿考核；优劣分三等，北魏通过整顿吏治，改变了“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两辆”的状况，促进了北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加快了民族的融合过程。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实行中央、州、郡、县四级行政建制，上承秦汉，下启唐宋。大凡唐宋人事考核之制均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中找到它的渊源，故不知晓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亦就难以透彻地理解唐宋人事考核之制。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人事考核制度因官制变化更替

而表现出一种波浪式变化的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运演不正常，时行时停、时紧时松，有时甚至长期废驰。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构。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备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终到中央“朝集”，即汇报工作。隋朝虽统一了全国，但内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在考核制度上无所建树。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发展，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唐朝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着手制定考绩法。考课法规定，吏部设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各一人，负责对京官四品以下官吏的考核。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尉、节度使，观察使的考绩，实行以奏“功过状”的办法，由皇帝亲自审查复核。考核内容和标准主要是“四善”和“二十七最”。四善是“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这是对所有官吏政治道德修养的一般要求。“二十七罪”是对各部门官吏提出的具体要求：考核结果分九等，没有品级的“流外官”分四等;根据考核划分的等次分别给予升降赏罚。

1.5 人事考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期(宋元)

宋元时期在主要承继唐与后周旧制的基础上，其人事考核机构在建置和施行细则上更趋完备，并且根据封建社会向后期发展过渡的历史癹特征，即人事考核制度运演不正常，时行时停、时紧时松，有时甚至长期废驰。直到北魏后期，新的人事考核制度才重新建构。

1.4 人事考核制度臻于完备期(隋唐)

隋朝考核官吏由吏部主持，九品以上的地方官，每年考核一次，并要在年终到中央“朝集”，即汇报工作。隋朝虽统一了全国，但内外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在考核制度上无所建树。

到了唐代，考核制度有了很大发展，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唐朝十分重视对官吏的考核，建朝不久即着手制定考绩法。考课法规定，吏部设考功郎中和考功员外郎各一人，负责对京官四品冗官冗员严重、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故官吏考课难于彻底进行。但是宋代的课法直接影响到辽、金、西夏及元朝，形成了以宋代考核制度为主体的多元考课体系。

1.6 人事考核制度的集大成期(明清)

在明清这两个王朝近500年的历史中，统治者总结历代王朝隆兴败亡之教训，十分重视官吏的考核工作。明代考核的规模超过以往历代，考核的立法既简约又严明，考核的标准是在全面总结和借鉴历代考核制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它一方面删繁就简，使考核标准更加贴近现实，操作性、可行性更强；另一方面增加了一些前代所不曾有的，如明代考核分为“考满”、“考察”、“考成”三种，考核内容更加完善。同时，鉴于封建社会晚期吏治日趋腐败的状况，清代在考核标准上则偏重于惩办腐朽，如“四格八法”之制，较之明代考课更加规范化、标准化。中国古代人事考核制度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修订、补充和发展，到明清时期进一步通过《明会典》、《清会典》等从法律上确立下来。古代考核制度的作用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官吏考核制度自尧舜开始，延续数千年历史，虽然受阶级性和当时历史条件下科学理论发展水平的限制，考核的体制和内容在当今看来很难称得上完美，但从中我们仍能发现先哲智慧的火花，从而为我们现在设计适应时代新发展的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提供借鉴。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

陷也值得我们警醒。

2.1 考核内容全面，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

自我国官吏考核制度萌芽伊始，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林开垦、赋役征收、人口增加、社会治安等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以此为导向，督促官吏励精图治，推动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战国时期较为普遍的考核方法“上计”制度，所谓“计”，就是“计书”，即统计册，这种制度要求地方官年终将辖区内户口、垦田、赋税等情况的数字写在木简上，汇编成册，上报朝廷，接受考核，君主根据其政绩优劣，论功行赏。[1]而且官吏的“善”——道德、品行、才干、能力、潜质也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例如，西周的大比就已经把德行道义作为两项考核内容之一，而不涉及土地和收入。此外，还有秦朝的“五善五失”，唐宋的“四善”等。

2.2 考核对象逐步合理分类，不仅中央朝廷的官吏要接受考核，而且对地方官和京官采用了不同的考核体系

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对象主要是地方诸侯和郡县长官。而自唐朝开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论职位高低、出身门第都要经过考核，又设京官考和外官考、给事中和中书舍人，分别执行、监督对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对于考核指标，唐制规定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二十七最”就是根据各个部门工作的不同性质和要求对官吏的能力提出的不同要求。到了宋代，更是对京官、县令和转运史、知州等三类官吏采用了考核程序、指标都不相同的考核制度。

2.3 考核机构专业化

在我国封建社会初期，行政职能没有充分分化，对官吏的考核一直混杂在普通的行政活动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监督的派生性工作。因此，当时的官吏考核一般由行政首脑兼行其职。到了唐代出现了最早的专门考核机构——吏部考功司，标志着官吏考核机构专业化的开始。宋代设审官院、考课院和监司负责不同类别官吏的考核，明代由吏部尚书和御史台督御史会同有关部门行使京察和外察之职。

2.4 考核过程注重公正公开

西周的大比，秦汉时的上计制度都是根据下属被考核者的自陈来考核其政绩，而在如何保证上计之政绩的真实性，防止在考核过程中徇私舞弊、排挤异己等环节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到了唐代开始设给事中、中书舍人，分别监督京官考、外官考、号监中外官考使。考核结果当众宣读，公开议其优劣。宋代对京官的考核称为磨勘，意为检查复核，以防止申报不实或奖惩升降不妥。

2.5 制度严密，功能完善

我国古代官吏的考核有一套较为严密而完整的制度。在时间上一般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考核组织健全，有的为吏部，有的为专设机构。考核工作有严格的程序，一般是分级分类考核，皇帝考四品以上重臣，吏部考四品以下官吏，各部门主管考其下属，从而构成纵横有序的考核网络。

官吏考核是官吏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具有多种功能。从宏观上说，是帝王通过考核来约束政府管理的行政行为，督促他们尽职尽责，防止违法行为，导向社会风范，激励各级官吏努力工作，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凡是重视考核的朝代，都注意发挥考核的调节功能，管理官吏，治理国家，进而出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太平盛世。从微观上说，如果官吏考核系统内部的功能是齐备的，那么奖惩功能制衡功能就能得到充分发挥。奖励功能从考核制度已

产生付诸实施，而制衡功能一方面体现在考核执行权和最终审查控制之下。考核的执行权在吏部或专门指派的官吏，审定在皇帝手中，这样可以避免考核活动中的不公正现象。古代考核制度的启示

鉴古而知今，通过对古代官吏考核制度丰富内容的了解和成功经验的分析总结，可以给我国当前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实施提供不少有益的启迪。

3.1 加深对考核制度重要性的认识，提高考核主体的素质

翻开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历代名君贤相在“官吏清则海宇平”上是趋于共识，明白吏治清浊与否，关乎社稷安危。而吏治的清明与否，又与人事考核制度的贯彻执行密切相关。即便有因时而立之良法，若无素质精良的主考官员(考核的主体)依照法规、制度去贯彻实施，那么亦只会“徒法不足以自行”。故欲使考核准确有效，必以提高考核主体的素质为首要条件。

3.2 考核指导思想上，要倡导开放式考核

切实改变那种“家长制”的神秘化、封闭式的考核，纠正那种“考核史组织人事部门的事，与我无关”的错误观念，增加考核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参与程度。在唐朝职官考课中，值得称道之处在于职官考课的公开，按“考课令”的规定，召集全部应考官员，举行考课大会，当众逐一宣读个人的考状，广泛议论其功过高下，行能优劣，务令被考者心悦诚服，给予评语，加以宣布，上报审定。对于被考者来说，按标准对其考核，再由众人当其面进行讨论后再下结论，这种制度具有很高的透明度和较浓厚的民主色彩，既做到对被考者有较为客观标准的评价，又对其积极性有很大的调动作用，同时增加了民主性和参与程度，这显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3.3 坚持德才兼备的考核原则

纵览历代之考核，我们不难发现：奖励功绩、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奖惩官吏的重要的基本原则。一般而言，历代统治者在考核官吏能力、勤怠和政绩的同时，十分重视对官吏道德品质的考评。不仅对业务不熟练，能力不及的官吏要黜陟，而且对于道德品质不好的官吏更是毫不留情地进行惩处。每次考核官吏，统治者总要强调德才兼考，并把对德行的考察放在首位。这对后世乃至今天的人事的考核制度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我国古代对官吏提出的“德”与“才”这两方面的具体要求，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前提出发的，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德”与“才”的含义是绝然不同的，但是德才兼备的考核原则直到今天依旧是可以借鉴的。

3.4 注意考核指标的导向作用

考核的指标就是公务员在一定时期内其工作应该达到的目标，是公务员行为的指南针，目标指引行为，是一个人努力奋斗，自我引导的准绳，当然也是考核的依据。目标的指引作用主要体现在目标的性质、高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为的方法、性质和行为主体的努力程度。考核指标的内容设计体现了政府的价值取向和对公务员工作的期望与要求。宋朝以年资为重要依据的磨勘制的施行，最终导致了官吏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论资排辈，以资历而非功绩晋升的局面。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可以推动公务员工作体制的全面创新，提高公务员素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3.5 考核指标的可量化性和可操作性

设计了政绩考核指标最终要落实到实际的考核操作中。考核结果是对公务员

工作的全面反映，我国历代的官吏考核虽然也对考核结果划分等次，但还只是一种定性考核，多以称职、合格、不称职简单划分，最多也只是唐代的官吏考核划分为九个等级。新《公务员法》第六章第三十六条仅仅规定“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从而使得考核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缺乏实际参考价值，结果比较简单和机械，不能全面体现被考核者的素质、绩效。变定性考核为定量考核，以科学可行的考核指标体系为基础的考核分数，既是对公务员工作绩效、素质潜力的准确评定，也体现了公务员群体中的个体差异，起到奖励优秀、督促后进的作用，更可以避免考核中的长官意志、独断专横等不正之风。

第二篇：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为官总是要讲究政绩。考核在中国古代也称为考绩、考课、考校或考功，其含义就是国家依照所颁布的法令和行政计划，在一定的年限内，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并依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因此考课不仅是国家对官吏实施奖惩、升降、俸禄的主要依据，也是激励官吏奋发向上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国家机关行政效率的杠杆，是我国古代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一项重要措施，与各朝政治以致盛衰兴亡都有着直接关系。

据史籍记载，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黄帝时设置了百官，尧、舜时就有了考课制度。据《尚书·舜典》记载，舜提出了“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的考核制度。

商代中期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制。商朝的职官就任以后，就要进行考绩，一般三年实行一次，主要从政务、管理、法纪三个方面着手，对在任职官的从政能力、行政水平进行鉴定，并在考绩的过程中发现人才，破格录用。对在任官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商朝设立了刑狱官，制定官刑给予惩戒。

进入西周以后，在官吏考核方面实行天子巡狩、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西周的考核主要是以“八法治官府”、“六计课群吏”。《周礼》中明确记载了西周考核和检查各级机构和部门的措施：八法是对组织机构的考核，六计是对政府官员的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官吏考核制度也不断完善，强调以实际政绩对官吏进行考核，并以此作为赏惩的依据。春秋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大致可分为年终“会政致事”和“三年大比”两种。考核的内容，主要是“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战国时期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已较为完整，以便提高行政效率和作为官吏升迁的依据。

到了战国后期，以秦为代表的考课制度开始出现，主要有“上计制度”，“法官法吏制度”和《为吏之道》。“上计制度”是国家通过预、决算的方式来考核地方官吏，以此控制地方行政。“法官治吏制度”目的旨在使“吏不敢非法遇民”、使“民不敢犯法”。上述规定，反映了秦对官吏考核制度是相当完备的，通过考核，加强了不同职务的官吏岗位责任制，检验了官吏的工作能力，对不称职的庸官能够及时淘汰，从而保证了行政管理效能的提高。

汉承秦制，秦之后的西汉和东汉王朝，不仅继承了秦王朝初创的考核制度，而且根据这一制度在许多方面加以改革、完善，使之发展并逐渐趋于定型。西汉时期对官吏的考课，主要有“上计制度”、“监察制度”和“选举考课合二而一”的“仕进制度”。三者相结合为一个整体，维系着当时的官僚体系。而且还有比较固定的程序规则和机构。

魏晋时期由于战乱频繁，正常的考课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课百司。东晋南北朝，考课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其中考核卓有成效的要数北魏。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整顿吏治是一项重要内容。北周则以“清身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民、恤狱讼、均赋役”六条为考核内容。可见，这一时期已开始对官吏进行多角度的考核。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较前朝日臻完善。伴随着科举制的形成，官吏的考核制度也有了很大发展，日趋成型，各项程序和技术指标更加严密和健全完备。其标志和内容主要体现在考核机构的确立、考核标准相对精确化、考核方式的程序化及统治集团对考核黜陟的自如运用和灵活掌握。唐朝官吏系统考评体制的完善性，为古代中国之首。

宋代很重视考核官吏，考核标准基本上沿用唐的“四善”和“二十七最”，但在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都有所变化。较能体现宋朝官吏考课制度特点的，一为考课法，二为磨勘法。由于宋代的官吏考核制度基本上论资排辈晋升，导致官员大多因循守旧，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于到期升迁。这是造成宋代“冗官”的原因之一。

在元代，所有政府官吏的考满时限和升迁出职路线等管理，都由中央政府作出统一规定，这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尚属首次，表明中国官吏考核制度又向前推进一步。

明洪武年间，制定了百官考核之法，共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二者相辅相成，均由吏部与都察院共同负责，亦以八法衡量。处罚分为致仕、降调、闲住、为民四等。明初，考课制度得以较认真严格地进行。但明中叶以后，考课制度逐渐流于形式，百弊丛生。

清朝基本上沿袭明朝考核制度，进一步简化为京察、大计两项。考核内容标准为“四格”、“八法”。所谓“四格”，即守、政、才、年。所谓“八法”，系指贪、酷、罢软无力、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八者，与明制同。但官场上的腐败形势逐渐积重难返，纵使考核制度如何完善严密也不能挽救清王朝走向衰败。

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考课内容的确定十分重视，在整个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将德与绩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考核。考核内容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显性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也注重对官吏道德才能的评判。古代的考核实践始终建立在德绩结合的功绩制基础上，自宋以后将资历考核补充进来，最终形成了以德绩为主，年资补充的考核特点。借古鉴今，我们在改革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时，应改变过去过分强调GDP的做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更要看社会效益指标，注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和潜力的考核。

古代的考课机关又称考功院或考课院。它起于西周，至唐逐渐建立专司机构，并实行责守责任制，至明清，考课的机构及职责已经基本实现法律化，是有效进行官吏考核工作的组织保证。当前我国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也必须设置专门权威的考核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制度建设，否则，考核会流于形式，劳而无功。

我国古代考核官吏的标准和内容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根据官吏不同的职务和不同的职事采用不同的考核体系，这体现了分类管理的思想。除按职务分工外，对所有的官吏还有统一的标准，就是所谓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对官吏的基本要求。而我国现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内容、个人能力等的差异，没有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不同职务和工作性质进行科学的分析，没有制定出明确的职位说明书，评价缺乏层次性，考核内容未分类别。

同时，古代官吏考核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缺陷也值得我们警醒。例如，只唯上、不唯实，导致官僚作风；考核指标虽然全面但所占比重不合理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止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续发展的桎梏。但是，大凡对官吏的考核，无论其效果如何，目的都大同小异，必然是管理队伍的优化、廉政、高效，即便是这些制度、方法的消极因素也可以作为反面教训引起我们对历史的反思，吸取教训，为我们今天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

第三篇：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与启示（范文）

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与启示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考核机制推行纵横有序、层层考核的制度，在两千余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完整且严密的制度体系。中国古代考核机制中考核内容合理全面、考核标准实绩与品德并重，在实施过程中与监察、奖惩、退休制度相结合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用人机制，通过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选贤任能、奖勤罚懒、澄清吏治的作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机制中制度的设置及运作机理仍可以为现代领导干部考评机制的完善提供本土资源的借鉴。

关键词：古代考核机制 特点 启示

政绩考核制度在古代称为考课，也称考核、考绩、考查，是指在特定的时间由专门的人员和机构对在职官吏的政绩、功过和德行进行考核。考核是各个朝代奖勤罚懒、选贤用能、改善吏治的重要制度措施，通过考核，分出优劣加以奖惩黜陟，也是历代统治阶层约束内部成员的基本手段。

一、古代考核机制的特点

早在三代时候已经有考核机制的雏形，战国以来，初具规模，秦汉以降，历代不断加以完善，在两千多年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且运作有效的考核机制。

第一，考核内容合理、完整、系统

传统考核制度在内容上规定上，将责权一致的考核原则制度化，包括：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的内容和标准、考核对象进行分类，考核人员和机构的实行责任制和专业化，考核期限明文规定。

首先，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标准和内容。考核的内容从实绩上讲，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各级行政主官的考核，另一类是对其他担任专门业务官吏的考核。对各级行政主官的考核重点一般集中在民生与稳定上，对教育也十分重视。对专门业务官吏的考核，其考核的内容则根据不同的职事制定不同的标准。如唐朝的“二十七最”，宋代的监司七事考，金代的十七最 等都是考核不同职务官员的依据和标准。

其次，考核的对象实行分类。考核对象涉及到京官与外官，文官与武官，高级官与中低级官等的分类。隋唐以前，官吏考核的对象主要是地方诸侯和郡县长官，自唐朝开始，中央和地方官吏不论职位高低都要经过考核，又分京官考和外官考。宋代三品以上由皇帝和宰臣裁决，五品以上的文官由宰职负责，五品以上的武官由枢密院负责。明清之际，京官、外官仍分别考核，对京官的考核称为“京察”，每六年一次;对外官的考核称为“大计”，每三年一次。

此外，考核期限基本与任期制相结合。历代对于考核期限的规定不尽一致，如秦汉实行有一年一考，三年一次总评定;唐代实行一年一小考，四年一大考;宋代时候，定为一年一考，三年一大考;明清则实行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考满。

再次，考核人员和机构实行责任制和专业化。两汉时期，由皇帝考核三公，三公考核郡国守相，郡国守相考核县令长，县令长考核乡三老等，实行分级负责，层层考核的体制。此外，中央政府部门还按职能向全国实行单项考核。唐代出现了专门考核机构——吏部考功司，标志着官吏考核机构专业化的开始。宋代设审官院、考课院和监司负责不同类别官吏的考核。明清由主要由吏部负责，由都察院协同工作，还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徇私者按保举连坐法予以处分。

第二，考核标准实绩与品德并重

历代的政绩考核准都既重实绩也重品德。从实绩上讲，如前文考核内容中所述，根据官吏不同职务而分别制定，虽然不同朝代都会根据本朝的具体情况有所更改变化，但总体上都是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进行具有针对性的考核。除了按照职务分工制定的对实绩考核的标准外，所有的官吏还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即道德品行的标准。考核的标准从品德上讲，主要概括为官吏的“善”，即为官的道德、品行、修养，这些都受到执政者集团的重视，体现在制度化的考核指标中。在隋以前，按照清正、治行、勤谨、廉能等进行评价;唐宋则是“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不懈;明清的德行标准则为清、勤、慎。

儒家文化认为官吏们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执政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官吏自身端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老百姓看在眼里，自然信服，官吏所做的事情才能得到百姓的认同。“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生明，廉生威。”(《清稗•官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官员的道德品行所产生的影响力比制度法令的约束更为重要，所谓“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并不完全没有道理。制度是人制定的，也要依靠人来执行，制定制度的人如果率先破坏制度，那么再严密的制度也会失去作用。此外，官员的道德品行也关系到对政权是否具有忠诚感，没有忠诚感，即使再有才能，也会随时成为乱臣奸佞，“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

毋庸置疑，官员的德行对于政治和行政都至关重要，于是“德行”就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对那些德行有亏、操守不佳、声名狼藉者给予严肃乃至严厉的处分，革职或永不叙用;对失察和隐藏不报的上级给予一定的连带处分。

第三，考核制度与相关制度配套实施

考核制度作为职官管理制度中的一项制度，它与相关制度如监督制度、奖惩制度、致仕制度等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人事机制。

其一，历代都规定考核制度中应有监察部门的人员参加，对考核公正与否和考核机关及人员是否枉法考核进行监督，考核制度与监察制度相结合。“监察能力的发展是作为组织的国家所创建的行政力量的基础。”对于考核不公事件或被监察人员指控的官员，职位高者由皇帝直接派人予以核实，如果发现枉法考核，考核的部门和人员要受到严厉处分。唐代设给事中、中书舍人，分别监督京官、外官的考核，被称为“监中外官考使”。宋代对考核的官吏还有进行磨勘，意为检查复核，以防止申报不实或奖惩升降不妥。明清对考核中监察制度的配套实施尤为重视，在考核的过程中有六科及十三道御史参与官吏考核，而且在考核完了之后，还有科道官进行“拾遗”。所谓考察拾遗，即对应当考核黜陟的官员没有黜陟的进行弹 2 劾。任何官员只要在监察过程中被纠察出来，必然会受到处分，皇帝也不能干涉。

其二，考核的目的在于通过惩恶扬善，澄清吏治，考核制度需要同奖惩制度相结合。在考核中对成绩优异者给以升职迁官的奖励，这是对官员最为重要的一项奖励，也最为官员所看重。对于成绩优良者，大体上主要有口头或行文褒奖、加俸增秩、遣使劳慰、赏赐物品等形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数种共同使用。奖和罚同样重要，历代都对处分措施有严格规定。一般说来，处分是按照申诫、鞭杖、罚金、降秩、降职、罢官、判刑、抄家、处死等顺序，由轻到重地执行，有时还数罪并罚。考核中对那些不称职的官吏都要受到处分，而且受到处分的人数比例较大。利马窦在中国传教时观察到并记录下来明代考核外官的情形：“我自己亲眼看到，即使皇上也不敢更改这次公开调查的审查官们所作的决定。受到惩罚的人绝不是少数或低级官。在1607年举行的那次普查(对外官的考核)之后，我们看到对四千名官员作出了判决;我说„看到‟，是因为所涉及的名单刊为单行本发行全国。”

其三，针对考核中因老、病等原因不再适合任职的官吏，采取强制退休的措施，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结合。首先，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的结合，拓宽了退出的渠道，加速新老官员的新陈代谢。由于在职官员可以通过种种途径获得实惠，在职与退休的待遇相差甚远，官员即使年老体衰也很少主动申请退休;而患病不能任职的官员自己不申报，吏部也很难知晓，以致使许多官员恋职不退，造成庸官冗员满朝堂的机构臃肿和低效。于是在退出机制中加入了刚性的制度规定——考核退休，即强令老、病等不适合继续供职的官员退休。其次，退休前的考核将官员的政绩优劣与退休待遇密切联系在一起，对于那些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官员在退休后给予较高的待遇。明代规定，对于九年考满无过者，退休时给予升两级退休的待遇。再次，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的结合，在官员退出官僚系统时增加一层防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官员退休前的腐败。

第四，考核结果严格执行

考核制度和机制建立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加以切实执行，尽可能的消除人为干扰因素，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实行赏罚。古代考核制度给予官员不同的政治、经济待遇，不但关系到官员的个人的荣辱，也关系到家族的命运，因此使大小官员有所顾忌、较为重视。

凡是励精图治的历史时期，必然要整顿吏制，而严格认真的执行考核制度就是整顿吏制的最重要的方式。《明史》在论考察的成效时指出：“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弘、正、嘉、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法国人魁奈曾这样评述清朝的考核制度：“被称作„考吏肃‟(K‟ao liszu)的检查官员们一丝不苟地进行调查研究，甚至面对行皇帝和皇亲贵戚也无所畏惧。……这些检察官的权力相当大，而且与他们的权力相适应，他们有着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连皇帝本人在他的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和规定时，也不能免于受到他们的批评。……如果法庭或审判机构对于他们在控告中所提出的正当理由，企图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就会再次提出这个控告，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转变思想，放弃控告。

二、古代考核机制的启示

古代考核机制在传统社会中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尽管在皇权体制中其功效的发挥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吏治败坏时制度也被人为扭曲，但是不能忽视古代考核机制在两千多年的 3 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其制度精神和运作机理仍具有启示意义。

第一，确定合理的考核内容，使责权一致的原则制度化

要保证考核客观公正，其考核内容必须确定、恰当，如果考核内容不适当，考核过程再严密也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不同职务的官吏所授予的权力和承当的职责是不同的，要制定合理的、具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考核项目，确保权责一致，循名责实的考核。

首先，按照职务分工制定考核标准和内容，有利于区分不同职权下所应担负的具体职责。古代考核制度将各级行政主官和担任专门业务官吏进行分类，分别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考核条例，然后再按照名实一致、权责一致的原则进行考核，具有合理性。

其次，对考核对象的分类使考核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古代考核对象分为京官与外官，文官与武官，高级官与中低级官等不同类别，这种分类别、分层次的考核在时间以及人力、物力、财力分配上更为合理和有序。为了使考核制度更具权威性，地方考核要先从高级官吏开始，这些重要的主官经过考核，“贤者留，否者黜”，让后再让经过考核筛选出来的贤能官吏考核下属，所谓正人先正己，使考核更具公信力。

再次，与任期制相结合的定期的考核，不仅是确保制度稳定、持续的内在要求，同时也让官员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预期，行为的预期性能有效的增强整个政治组织体的有序和生机。

此外，考核人员和机构要实行责任制和专业化。制度明文规定享有考核权的人员和机构，明确职责范围，落实考核责任，如有考核不实或徇私枉法的要对考核结果负责任。

第二，将德才兼备内化为制度标准，明确用人导向

考核标准体现着一个组织的价值取向，建立什么样的“考核标准”，意味着一个组织鼓励自己的成员做什么样的人，一套好的考核标准，应当在“实绩”和“德行”之间安排好恰当的比例。

德才兼备是历代的用人标准，传统政绩考核制度将官员任职后的实绩与官德结合起来考察，将德才兼备内化为制度用人的价值取向，历史经验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在追求社会快速发展的时候，实践中也存在重视实绩而忽略官德的问题，或官德标准虚置。事实上，执政者的德行直接影响到政治兴衰和人心相背，执政者的品质、信仰和心理活动，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压力，又直接影响执政者的品质、信仰和心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人和政治密不可分，交互作用。

特别是在社会的改革和变革期，需要权威的凝聚，执政者的品德和人格魅力至关重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更应该被制度化。美国管理专家米契尔•拉伯福认为，世界上最伟大、最简单然而也最易被人忽略的管理原则就是：你想要什么，就该鼓励什么。人们常犯的一个错误是：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是要A，行动上却有意无意地奖励B而惩罚A，而且还在困惑为什么会得到B。如果行政体中标榜用人要德才兼备，然而现实中却是小人得势、老实人受委屈，这样会鼓励人的侥幸心理，投机取巧，甚至急功近利、不择手段。

第三，考核制度需要同相关制度配套实施，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人事机制

在制度研究中不难发现，任何一项制度，都不能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之间只有互相配合，才能形成一个有机体。

首先，考核制度与监察制度相结合。考核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其升迁和黜陟不仅决定着官员政治命运也影响着整个吏治，需要慎重对待考核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权力具有自我膨胀和扩张的能力，有权力的人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所以，必须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和约束，于是考核过程中加入监督制度，对考核公正与否和考核机关及人员是否枉法考核进行监督，以约束考核权并保证考核权相对公正行使。

其次，考核制度与奖惩制度相结合。考核本身不是目的，考核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识别和使用官员，所以，考核制度要与奖惩制度相结合，发挥惩恶扬善、奖勤罚懒、严肃政纪法纪的作用。历代在奖励的过程中，有的旌表乡里，有的大张旗鼓，有的通告全国，尽力宣扬以使这种褒奖清官能臣的劝善的功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考核制度与奖惩制度结合，其扬善的作用明显，惩恶的功效也不能忽视，特别是包括通过免职和降职而导致的官员声望、地位和各种利益的丧失。

再次，考核制度与退休制度相结合。考核制度中对于那些因“老”、“病”等原因不再适合任职的官员，要清理出官僚队伍，而对于那些兢兢业业、一生勤于政事的官吏要在退休时给予奖励，同时，实行退休前考核，防止退休前腐败。

第四，考核结果依法严格执行，树立制度权威

绝不能为了考核而考核，而是要通过考核，有奖有惩，达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惩处腐败，改善吏治的目的。考核结果依法严格执行，即“赏罚兑现”，关系到整个考核制度和机制的存亡，如果不认真执行，最后一道程序搞不好，就会逐节回馈到前面的各个环节，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导致整个考核制度和机制毁灭。

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树立制度权威。在考核之后，必须根据考核的结果，及时对品德优秀而政绩优异的官吏进行奖励，对品德败坏而政绩低劣的官吏进行惩罚，否则，考核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公正合理的考核制度是对官吏进行奖惩的重要前提，而严格执行奖惩则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必要动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严格执行考核结果是树立制度权威的根本。赏所以劝善，罚所以禁恶，考核公平，赏罚得当，不但贤能之人受到表彰，还应该使他们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不肖之人受到制裁，更应该使他们得到应得的鄙夷。这样才能使贤者为之昂扬，不肖者为之夺气，使更多的人相信制度，进而维护制度的尊严

第四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1)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词：古代改革；规律；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

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一)

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五篇：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摘要：通过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即萌芽、确立形成时期（战国、秦汉）、逐步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完备（隋唐）、逐步完善（宋元）、集大成时期（明清）的阐述，以及对这些时期的考核方式进行总结分析，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用于借鉴，对当前的官员考核制度改革有一定的启迪。关键词：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借鉴

一、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概述

考核，古代称之为考课，也称考绩、考查，是对在职官员政绩和功过的考核，通过考核分出优劣，加以奖惩。考核是我国古代各个朝代选贤任能、赏善罚恶、奖勤罚懒、评价官员品行、政绩和年劳的重要制度措施，也是历代统治集团约束内部成员的基本手段。

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历史悠久，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考核对象扩大化、考核管理机构统一化、考核标准兼容化、考核方式多样化。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从产生、发展到完善，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历代统治者集中王权、巩固自己的统治提供了保障；但它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再加上封建帝制的腐败，往往只能空有其表，最终随着王朝的覆灭而灭亡。因此，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它虽然存在诸多弊端，但也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完善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战国时期，各国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考核制度。秦国以考课严谨、赏罚分明的措施在当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秦始皇采用了韩非子的“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了，老百姓也就管理好了。秦灭六国以后，继续沿用原来的制度，并把它推行全国。秦朝实行一年一考，三年一次总评定的办法。除了每年定期的地方对中央的上计制度外，还有对诸曹官吏结合具体职司进行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考核，并按照考核的结果，给予奖赏或惩罚。

汉朝对官员考核，主要是考核其政绩，所谓“政绩”，即官员的政治能力所要达到的效果。汉朝承袭秦朝的考核制度，实行一年一考。考核由尚书负责，交皇帝批准。此外尚书考核列卿，御史中丞考核刺史，丞相、三公、刺史考核郡国守相，郡国守相考核县令长、丞、尉，县令长考核乡三老。在横向上实行分级负责，纵向上实行层层考核。另外各级官员由本门负责人事工作的功曹负责考核，交由该管府主要长官核准。除此之外，中央政府还按照职能对各级官府实行单项考核，并由列卿负责，有时由列卿的副职分赴各地进行考核。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员的考核制度逐渐形成定期、有内容、有奖惩、梯次分明、分工明确的较为完善的考核体系。魏晋南北朝在尚书台设考公郎为专职的中央考核官员。魏晋时，由于战争纷纷，正常的考核无法进行，于是改由皇帝不定期地下诏考百司。东晋南朝，官员的考核与任期相结合，以三年为“小满”，六年为“秩满”。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行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并与官员任用相结合，按年月暂定任用后，年资成为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魏晋南北朝还形成了与门阀制度相适应的考核制度，并将中央朝官纳入考核体系，并制定考课法，改变了过去偏重地方考课的倾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核标准包括官员的品行、政绩和年劳；在中央和地方分置相应的考核管理机构。中央通过设置“考功曹”，对文武长官的考核进行管理；中央开府长官和州郡县长官设置有功曹，对本府官员进行管理。在考核制度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在考核等第的划分沿用汉制九等法。

从魏晋到隋，官员任期出现较大变动，考核年限逐渐由“三年一考”转向“一年一考”。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自上而下的巡行制度，遣使四方，纠弹、考课、黜陟地方官。上计制度和巡行制度既是考核信息收集的手段，也是考核制度的重要方式。

（三）隋唐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隋朝加强中央集权，剥夺地方官员自辟僚属权，将天下百官及其僚属的考课收归尚书考功曹（司）统一管理，从而实现长官考课和属吏考课管理机构的一体化。

隋唐时期，官员的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备，并且由尚书省吏部考公司具体掌握官员的考课。宰相等高级官员的考核，则由皇帝掌握。从唐初制定的考课法来看，其考课的范围很广，包括所有在任各部门、各地区文武职事官及九品以上的流外官，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考核，称之为“小考”。每隔四年（有的三年或五年）又举行一次“大考”。唐朝政府制定了具体的考核标准，对各级官员实行全面考核。以流内官来说，就有“四善”、“二十七最”的说法，可见其考核之细。唐代考课由下而上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由中央各官署和地方长官对所属官员进行考核。应考人如对所定等第不服允许申诉；第二步，是报尚书省复考。复考中如发现等第评定不当，掌考官可以驳回或改定。复试结果须奏报皇帝，其考状则由吏部存档，以作为官吏升降任免依据。

（四）宋元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宋代考绩的种类，一种是“磨勘”，指审核、推究。由朝廷指定特别官员或官署汇总百官的功绩和过错用于考核，类似唐朝的校考。另一种是“历纸”，即考状，类似于政绩档案。由百司长官在平时记录，把部属的成绩作为衡量考核的依据，类似于唐朝的司考。在京的朝官由审官院负责考核，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由考课院负责审核。开国初期沿袭唐制的“四善”而分列为三个等级：政绩优异者为上，职务粗理者为中，临事弛慢者为下。考绩过后，也有奖惩。

元代官员考核由吏部掌管。对官员的考核也有自己独特的法律规定，考核机构也非常完备。主要考核办法为“五事三等考课升殿法”。户口增、田野阔、诉讼减、盗贼息、赋役平，为考课“五事”。考课结果为“三等”：凡五事全备者为上选，三事成者为中选，五事具不举者黜。为保证考课质量又规定御史台要严格检核。由于元朝“官”、“吏”并用，因而考核也分职官、吏官两类。其考核主要采用计年法，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根据职务规定其任职期限。

（五）明清时期的官员考核制度

明代之考课，由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河南道御史及吏部考公司郎中负责。明代对官员的考核分“考满”、“考察”两种。“考满”三年一次。两年叫“初考”，六年叫“再考”，九年叫“通考”。按照所任职责考核升降。考核名目有上中下三等，即“称职”、“平常”、“不称职”。九年之内，有两考称职，一考平常算“称职”；有两考称职一考不称职，或两考平常一考称职或者称职、平常、不称职各一考者都算“平常”；有两考平常，一考不称职者算“不称职”。“考察”分八法：即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软、不谨。考京官叫“京察”，考外官叫“大计”。四品以上的京官自己鉴定，由皇上裁决；五品以下老、病者致仕（退休），浮燥、不及者降调，罢软、不谨者闲住，贪、酷者贬官为民。对于外官，州、县官按目统计成绩上报知府，府每年考察一次，上报布政司，第三年由巡抚巡按通核各官事状，造册报送，最后由中央考功部门作结论，这就是“大计”。

清代沿袭了明代的考满与考察制度。由各部（衙）门的长官评定，视该人是否称职以后，分别决定去官或留职，以表示奖惩。一年一考，三考为满，考满为算。考察者每三年考绩一次，凡天下官吏都要参加，执行国家黜陟的规章。清代考核官员名义上由吏部负责，但实际上考察大权分散于各级长官手中，吏部仅负责办理手续而已。

三、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纵观历代的考核，我们都能发现德才兼备是我国古代考核官员的基本原则。对不熟悉业务、能力不足的官员进行黜陟，道德品质不好的官员更是进行惩处。这对现今的官员选拔有很大的影响。

（二）考核程序和考核方式的规范化。我国古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创造出了很多对于现今仍有很大影响的考核程序和方法，包括考核对象范围的确定、考核管理机构的统一、考核运行机制的系统化、具体的考核办法以及考核标准的核定等等。这些考核程序的宝贵经验和具体做法对现今都很有价值。

（三）建立完善的官员考核法规体系。在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考核法规一直都是作为考核官员的一项重要的考核标准。考核法规的制订和不断完善，不仅有助于考核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而且有助于增强考核的权威性。我们在建立官员考核制度，增强官员合理合法使用手中权力的过程中，更需要借鉴这一宝贵经验，不断完善官员考核的法律法规。

（四）构建有效的官员考核监督机制。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争取公平公正的考核，充分发挥考核的积极作用，很多朝代都很重视考核监察机制的构建。如皇帝亲自参与考核、派遣高级官员对考核工作或地方官员进行监督、魏晋的侍御史课第曹参与考课的过程，対涉及官员的经济政绩的监察，建立和完善了“勾检”等。都对当今的考核监察机制的建立有借鉴意义。

（五）奖勤惩懒、奖廉惩贪、赏罚分明。历代贤明的君主和良臣对官员的清廉和腐败、勤奋和懒惰都制订了不同程度的奖惩办法。一是将清廉与否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原则之一，二是采取加官进爵。精神鼓励等方式，激励官员上进。同时又采取严厉的法律措施惩办贪官污吏。这些举措有利于官员行政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现今依旧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