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精选]

第一篇：中国古代家训对现代教育的启示[精选]

中国古代家训智慧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林莺

1988年，7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聚首巴黎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时，曾得出结论：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我个人理解，这个孔子，他其实是个泛指，并不单单是孔子这个人，或者是孔子的思想，而是我们中国古代绵延几千年的传统和文明，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其中，就包含有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中国古代家训智慧。

那么，先来简单了解下，什么是家训？家训的训，指的是教导，训诫，家训，就是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家族的长辈教育子弟或家族成员，父母教育孩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家训的内容十分宽泛，包括言行举止、修身、处世、交友、家庭生活、乃至出仕从政、建功立业等等。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初年周公的《戒子伯禽》。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周公的意思是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助天子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发,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还惟恐(因怠慢)失去人才.他说这个的意思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告诫儿子，到了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像自己一样爱才、惜才、尊重人才。

同样，还有个父亲教育孩子的故事，这个父亲也很有名，大家一般将他当老师，当圣人，但他同时也是个父亲，这位父亲就是我们常说的“万世师表”——孔圣人。孔子对学生很和蔼，对儿子很严肃。他儿子也很有名，孔鲤，字伯鱼，因为出生时，鲁君送了一条大鲤鱼来作为贺礼，所以叫孔鲤，字伯鱼。孔子对这个儿子很严格，《论语》里记载，有一天孔子站在庭院里，他的儿子孔鲤“趋而过庭”，什么叫“趋”呢，“趋”就是小步快走，是表示恭敬的动作，在上级面前、在长辈面前你走路要“趋”，低着头，很快很快地这样走过去，这叫“趋”。那么孔鲤看见父亲孔子站在庭院里面，于是低着头“趋”，孔子说：“站住，学诗了吗？”“没有”。“不学诗无以言（你不学诗你怎么能正确的说话）？”“是”，“退而学诗。”又一天，孔子又站在庭院里，孔鲤又“趋而过庭”，孔子说：“站住，学礼了吗？”“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不学礼怎么能在社会立足）”“是”，“退而学礼。”这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对孔鲤的教育，也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儿子的教育，这段记载也被视为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的典范之一。孔子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则成了古代早期家训的典型内容。

但“家训”这两个字正式得名并被后世广泛认可并流传下来是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写了《颜氏家训》，“家训”才正式得名。

以后，大量以家训为主要内容的文本文献开始出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所作的《帝范》、司马光的《家范》等，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还有许多家书、尺牍，里边涉及有教育子女家人内容的，学术界也一概将其视作“家训”。

中国家训，不仅承载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也承载着华夏文明独特的历史智慧和人生智慧。

这些浩如烟海的家训，我们当然不可能尽览，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精华，以求窥一斑而见全豹。

首先来看看《颜氏家训》。《颜氏家训》可以说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被称为“古今家1 训的鼻祖”。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时期的人，出生于江苏南京，是魏晋南北朝儒家文化尤其是家训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后人，也出了许多大家，比如唐代大学者颜师古就是他的孙子，后代还有个非常有名的颜真卿，大书法家。

《颜氏家训》中关于修身、处世、治家、勉学、为官等方面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还有许多在当时看来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说，《颜氏家训》认为：第一，教育要从小抓起，颜之推特别提到要重视胎教。现在我们科学发达了，对胎教都比较重视，但大家想，颜之推，那是魏晋南北朝，公元531年，差不多1500年前的古人啊，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太不容易了！第二，颜之推提倡“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要做实事。他还用一句话告诫后代：“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个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我个人觉得具有有很强的借鉴意义。“遗子千金，不如教子一技。”父母长辈，留给子女、后代再多金钱财富，而不教会他们通过正当途径赚取金钱的本领，就等于给了孩子一个漏筐，所有留下的好东西都会从筐的缝隙中溜走，最后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慌张，甚至是慢慢走向犯罪的机会。我曾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败家高帅富，挎爱马仕包打劫超市”，说的是一个富二代，因为生意败落，妻子离婚，又迷上赌博，败光了所有家产，只好在成都街头流浪。在饥饿难耐，走投无路时，心一横抢劫了超市。被捕后警察发现其身上穿戴的奢侈品均为正品，但就是这样一个身穿高档品牌的25岁青年，面对生活的坎坷，脱离了富裕的生活便失去生活方向，连最基本的糊口都不能自给自足，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我们要告诉孩子，父母总有离去的一天，人生，最终只有靠自己。作为父母，不能认为留足够的财富给孩子就够了，一定要教子一技，教他真正实用的本领，好为他在将来自立于世、自求发展打好基础，那才是真正的爱。

再来看看皇族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帝范》共十二篇，是唐太宗亲自写了，赐给太子李治的。

《帝范》第一篇先讲《君体》，主要包括为君之德性。其中写道“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意思是君王没有威信和德行，就不能使远方四夷之人归附；君王没有仁慈的胸怀和宽厚的品质，就不能使百姓感受到恩典，治理天下，必须威德并用。

这句话既是对皇子治国的教导，其实也是一个为人处世的方法，同时，对我们家长教育孩子、老师教育学生也有启示。

这里也有个故事，唐太宗时期，有个功臣，尉迟恭，不但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还几次对太宗有救命之恩。特别是玄武门之变时，李世民的坐骑受到了惊吓，带着李世民奔入玄武门旁边的树林，李世民又被林中的树枝挂住，从马上摔下，倒在地上，一时爬不起来。他的对手，也是兄弟李元吉迅速赶到，夺过弓来，准备勒死李世民，就在这时尉迟恭跃马奔来大声一喝，把李元吉吓得赶紧放手逃跑，但尉迟恭快马追上他，放箭将他射死了。要不是尉迟恭这一喝，李世民可能当场毙命，历史就要改写了。所以，对尉迟恭，唐太宗自然是给了格外的恩宠。但这样一来，这个尉迟恭呢，就有点张扬、膨胀起来。一次，唐太宗举行宴会，请了些老臣和宗室至亲，因为有个人坐在他的上头，尉迟恭就很不服气，认为此人功劳不及自己，没资格坐在自己上面。坐在尉迟恭下头的任城王李道宗出来好意劝解，没想到尉迟恭不领情，抡起拳头对着李道宗一顿狂扁，不一会就把李道宗打得满脸乌青，最严重的是，眼睛都几乎被揍瞎了。这个李道宗也不是闲人，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堂弟，他还有个女儿，特别有名，就是文成公主。李世民当然很不高兴。把尉迟恭叫去，说，我昨晚读史书，看到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的事，原来我以为高祖不对，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想想，我觉得韩信，彭越，他们也有该死之处啊”这话，说的尉迟恭腿直打斗，史书记载，此后，他天天在家里练仙丹打坐，安享晚年，再也不闹事了。这个就是宽严有度，恩威兼施。

此外，唐太宗还告诫皇子们要多读史书，以史为鉴，并且要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中学2 会判断是非、得到启示。唐太宗本人也正是这么做的——

有一天，唐太宗就与大臣们聊，说是昨晚挑灯夜读，读到《晋书》，里面有一则晋武帝和大臣何曾的故事。

晋武帝司马炎是西晋开国皇帝，前期能厉行节俭，虚心纳谏，用人唯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后期，则热衷于安逸享乐，生活上极尽奢华，大臣何曾看出了其中的危机，有一天下朝后就神色忧虑。儿子何劭看到后很纳闷，就问父亲，怎么回事？何曾就将自己对皇上的担忧告诉了儿子并对他说，你呢，还可以免于杀身之祸，但是，他指指孙儿辈，像他们这代恐怕就危险了。果然，西晋王朝只延续了短短几十年，先是“八王之乱”，然后“五胡乱华”，国家陷入了长时期的动荡和战乱，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何曾的孙子果然跟他预言的那样在乱世中遭酷刑所杀。

唐太宗说完此事，让大家议论，发表看法。大家都纷纷夸何曾有远见，是个聪明人。但唐太宗却脸色一沉：我觉得何曾是个不忠不孝的罪人！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

“作为臣子，对君主要恪尽忠心，时时刻刻为国家安危和发展考虑，匡正君主的恶行，协力治理好国家。何曾作为朝廷要员，地位高，责任重，既然看到了问题，理应据实相告，直言规劝。可他呢，怕得罪君王，退朝回家发发议论，实在是不忠不孝。”说到这里，唐太宗话锋一转，“我听说你们有些人在背后议论魏征，说他提意见出风头，我看他不是。他敢于直谏，那是帮助我防微杜渐，不至于让国家发展误入歧途，是真正的良臣！”

从此后，再也没有人在背后议论魏征了，更多地大臣也像魏征一样，发现问题，也向唐太宗直言劝谏。也正是在魏征等一大批忠臣、直臣、贤臣的帮助下，唐太宗开创了“贞观之治”。唐太宗从史书中读出了智慧，所以，他也教育自己的孩子多读史书，还要多思考。

再来看看五代十国时期的《钱氏家训》这部家训是钱氏的先祖吴越国王钱镠（liú）留给子孙的精神遗产。里边有句话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当年，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时，曾引述过。

江南钱氏，堪称千年望族，历朝历代皆有俊杰，很多状元，无数进士。宋末画家钱选，明代学者钱德洪、画家钱谷、诗人钱谦益，清代藏书家钱曾、学者钱塘、训诂学家钱大昭、画家钱杜、篆刻家钱松均系钱门。近现代更是人才“井喷”，出了钱钟书、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其琛、钱文钟，钱永健等“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家训》分个人篇、家庭篇、社会篇和国家篇。个人篇开篇即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认为人是天地之间的产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要堂堂正正无愧于天地，言行举止要符合圣贤的标准。家族篇开篇即语：“内外六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让我们看到家庭的细节对于优良人格的形成有多重要。家长把家里打理得次序井然，后辈自然会从小养成做事有条理的习惯，最终才能有办大事的基本能力。社会篇开篇即言：“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第一要务。在乡邻问题的处理上，谦让与人方便是首先要做到的。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更要负起责任，有能力就要带头抚恤。国家篇开篇即言：“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 [dù]如仇。”在国家层面，普通人更多的是在集体层面上，我们要懂得用严明律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懂得社会的准则，洁身自好。爱民（对优秀的员工要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于社会（集体）的蛀虫（蠹），则要坚决剔除。由此可见，《钱氏家训》主张忠孝传家，爱国恤民，化家为国。它不只是钱氏后人的行为准则，更是留给每个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每一3 个中国家庭都应该认真学习的成长训言。

包拯，包青天，大家很熟悉。包拯一生，身居高位，廉洁无私，痛恨贪官污吏，到了晚年，担心后人会出不肖之徒，于是在家中立了一块石碑，镌刻着著名的《诫廉家训》，严厉警戒后人：凡是包氏后代子孙有贪污受贿者，活着不得进家门，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遵从此训令者，一概不是包氏子孙。如此言简意重的包公家训让人肃然起敬，发人深省。事实证明，包拯的子孙确实没有违背如此严厉的训诫，历代未听闻有贪污犯法之人。

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精辟、也是我个人觉得最优秀最有借鉴意义的一本家训读物：《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是“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是事实上，林则徐虽然睁眼看了世界，但他对西方依然有许多的误解与偏见。比如，林则徐认为西方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故只长于海战，一登岸就“一仆不能复起”可任大家宰割。因为西方人穿的高筒皮靴，他就以为西方人的膝盖是不能弯曲的，只能依靠坚船利炮，在海上作战，一上岸，就会倒地，束手就擒。他还认为，西方人喜欢中国的茶叶，那是因为他们平时都是吃牛羊肉或牛羊肉磨的粉，如果不喝茶，就会便秘而死。

曾国藩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也就是说他是站在林则徐这些前辈的肩膀上看世界的，他不但是看了世界，还进行了实践，眼到心到，行动到。其直接结果，就是其洋务意识的产生。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

曾国藩还说过一句话：“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 就是说不论艰难险阻，都要亲身体验，亲自品尝。有“行”有“知”，方为知行合一！比如他要搞洋务运动，要向西方科技文明学习，就要首先了解西方社会的状况。但限于时代的原因，曾国藩很难做到实地考察，于是他找到了一个著名的替身--号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在西方大学取得学士学位的留学生，他的巨幅画像至今还被供放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校史陈列室里。容闳毕业后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与环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国内，力图教育救国。他跟曾国藩初次见面，两人都被对方的精神、信仰与气质所打动。曾国藩对所谓的美利坚知之甚少，却在一面之缘之后即掏出68000两白银之巨资交给容闳，请他帮忙到美国走一趟，替自己考察现代军工企业的设置情况，并委托容闳全权购买能建立完整军工企业所需的原生机械。此前，清政府从未派人去过美国，绝大多数国人也并不知道美国在哪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曾国藩就是这么信任容闳，亲自把容闳送到江边码头，亲自把容闳送上船，然后看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就好像自己亲自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航程。历时整整两年之后，容闳费尽千辛万苦，带着他从美国购买的100台能够生产机器的原生机械回来了。就是在这100台机器的基础上，曾国藩着手组建了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标准的近代化企业--江南制造局。

曾国藩家书中，我重点想讲讲“诚信”，他在《交友》篇中，告诫儿子：“凡与人交际，当求其诚信之素孚。”这里，是将诚信这个品格作为择友和与朋友相交的一个首要条件和准则。交朋友，要交诚信的人，与朋友交往，也要做到诚信。诚实守信，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

季札，春秋时代吴国的公子，博学多才，品行高尚。一次，他奉国君的旨意出使各诸侯国，途径徐国时，受到徐国国君的热情款待。两人谈古论今，意气相投。宴席上，品着美酒佳肴，听着优雅的音乐，季札一时性起，就起身抽出佩剑以助酒兴，并对徐国国君的盛情款待表示感谢。

这把佩剑非比寻常，剑鞘上雕刻着蛟龙戏珠的图案，镶嵌有上等的宝石，灯光下闪烁着4 夺目的光芒。剑锋则是用上好的钢打磨而成，寒光闪闪，格外锋利。在季札手中，剑被挥得银光万道，威力无穷。徐国的国君被这把佩剑深深地吸引住了，却不好意思表达出来，只是不住地朝它观望。季札心知其意，无奈出使诸国，宝剑是身份的象征之一，不能相赠，于是就在内心暗想道：等我完成了出使的任务之后，一定要回来将这把佩剑送给徐国国君。

怎料世事无常，等到季札出使返回，又经过徐国时，徐国国君却在不久前暴病身亡了。

季札怀着沉痛的心情来到徐国国君的墓前，内心有说不出的悲戚与感伤。他望着苍凉的天空，把那把长长的剑，挂在了树上，心中默默地祷念着：“我知道您喜欢这把佩剑，只是当时不便相赠，如今我出使归来，任务完成，可以将它赠予您了。”跟在一旁的随从非常疑惑地问他：“徐国国君已经过世了，您将这把剑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季札说：“徐君非常喜欢这把剑，在离开徐国之前，我曾在心里许下诺言，回来时要将这把剑送给他。君子讲求的是诚信与道义，怎么能够因为他的过世，而背弃为人应有的信与义呢？”后人为纪念此事，在季札挂剑处修建了 “季子挂剑台”。

司马光，大家都听过他小时候砸缸的故事，非常聪明。那是他六岁时的故事。司马光七岁，还有件事，有一天他跟姐姐在父亲的书房里玩。玩着玩着，开始砸核桃来吃，砸开了硬壳，取出里面的核桃仁，放到嘴里，可是刚嚼了几下，就觉得核桃仁又苦又涩，于是吐了出来。姐姐对他说：“你瞧，核桃仁外面有一层薄皮，把这层薄皮剥掉，就不苦了。”司马光点了点头，就照姐姐说的去剥皮，谁知怎么也剥不下来。姐姐帮了一阵忙，也没剥下来，正好有个小伙伴来叫，就走开了。这时候，有个使唤丫头来给主人加开水，看到司马光正干着急，就叫司马光把核桃仁放在茶杯里，倒上开水泡一会儿再剥。果然，很容易就把核桃仁的皮剥掉了。过了一会儿，姐姐回来了，看到桌上放着白白的核桃仁，很惊奇，就问司马光：“小弟，这怎么剥出来的？是谁想的好办法？”司马光挺得意地说：“我！”还把用开水泡核桃仁的方法告诉了姐姐。姐姐很开心，这小弟太聪明了，去年砸缸救人，今年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剥核桃仁，真是神童啊。这时候，司马光的父亲走过来了，十分严厉地对司马光说：“这是你想出来的办法吗？明明不是你，为什么要说谎？你这么小就不老实，以后还有人相信你吗？” 司马光挨了批评，知道撒谎是坏事，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从此以后再也不撒谎。后来，宋史中记载，司马光最大的品行就是诚，被人推崇，被青史记载。

国外，对这个诚信更加看重，有个德国留学生，成绩很好，在德国读到了研究生毕业，然后就想留在德国就业，找工作。但是找了很多企业、公司，都不要他。于是，退而求其次，找了中等企业去应聘，谁知人家也不要他。德国，大家知道，很多都是技工，他是研究生，高学历啊？难道是因为中国国籍受到歧视吗？不是的！后来，有个企业老板跟他说了实话：“年轻人啊，你知道吗？信用记录显示，你曾经有三次坐公共交通没有买票！”

所以，这个诚信非常重要。曾国藩将这个写进家书，作为家训，教导自己的孩子！另外，曾国藩对于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职业取向的态度，也有值得我们现代家长借鉴的地方。曾国藩认为，一个人一生快不快乐，不在于做多大的官，赚多少钱，而在于你有没有找到心灵的归宿。所以他多次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曾国藩本人是个标准的儒生，和大多数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是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他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曾纪泽，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领军人物；二儿子曾纪鸿，出色的物理学家、数学家，可惜后来英年早逝。这两个孩子，从小也是学的经史子集，当时的封建社会，儒生要施展抱负只有“华山一条路”，即参加科举考试。但曾纪泽，第一次进城赶考就落榜了。老爹曾国藩得知后，打算写信勉励他，不要灰心，继续努力。谁知，老家传来消息，说曾纪泽打算从此放弃科学考试。族中长辈对此都甚觉惊奇，觉得这孩子疯了，大家都认为曾国藩要是知道这个消息肯定要气坏了。哪知，曾国藩却很平静，写信问儿子，为什么要放弃科举考试，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曾纪泽跟父亲说，科举考试内容僵化，都是在故纸5 堆中自欺欺人，不如学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将来可以报效国家。现在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饱受内忧外患，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摒弃夜郎自大的心理，承认差距，奋起直追，我想学点西方社会学与语言学。对儿子如此清晰的思路与远见卓识，曾国藩大加赞赏并全力支持。不仅同意儿子放弃科举考试，还亲自为曾纪泽找老师，请当时一些了解西方文化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来教育他。后来，曾纪泽终成晚清著名外交家，跟郭嵩焘两个人成了中国外交史上开风气之先河者，出任英法大使期间，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西方各国的交口称赞。俄国侵占我国新疆伊犁时，在已经签订前期卖国条约的情况下，他孤身一人愤然请缨，在彼得堡跟俄国人唇枪舌剑斗智斗勇，终于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将伊犁要了回来。此事，被世界各国评论者称为“人类外交史上的奇迹”.次子曾纪鸿，紧跟哥哥，他当时还小，还没到参加考试的年龄，却也学哥哥的样，跟父亲说：我也不考了，我要学物理学、数学。这些学科，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很陌生，曾国藩自己也不了解，但他还是支持儿子的兴趣。曾纪鸿后来成了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他将圆周率值计算到了100位的数码，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曾国藩家书中还说：“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有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

孔子教育弟子，其中最要紧的是仁，仁，莫过于“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几句话。曾国藩也是这样说并这样做的，他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能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幸福生活！

从传统再回到现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成了现代中国家庭的中心。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青春期，是身体和思想迅速成长和定型的时期，这个时期，教育和引导的好与坏，将直接影响孩子的人生。

那么，这个敏感时期的家庭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帮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追求。

人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支撑我们走一辈子呢？钞票？不行！钱可以买到床，但买不到睡眠；可以买到婚姻，却买不到爱情；可以解决物质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问题。朋友圈？也不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被取消关注了。亲情？友情？爱情？当然这些很好，但没有人可以陪你走一辈子，而且也没有人可以替你走你的人生路。能支撑我们走一辈子的东西唯有一样，它就叫做“价值追求”。

现在的孩子心理普遍很脆弱，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哪里哪里的学校，这其中有中学也有大学，有个学生跳楼了。回想下中国古代，何曾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古代的年轻人、知识分子绝不会这样，基本上就没有自杀的，绝不会动不动就去自杀。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屈原，第一个就是自杀的，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端午长假！请问屈原怎么死的？”“自杀的。”“怎么自杀的？”“跳水自杀的。”“跳的什么水？”“跳的汨罗江。”“汨罗江在哪里？”“湖南。”“屈原哪里人？”“湖北人。”问题来了，湖北人要死，为什么要跑到湖南去跳江呢？湖北没有江吗？湖北号称“千湖之国”，要死不死在自个家门口，死到别人家门口，恶心人家去吗？那么屈原为什么要跳江呢？原因很简单，郢都被攻破了，楚国灭国了，屈原被流放到沅湘之际，写完《哀郢》与《怀沙》后才沉江以明志。这叫6 什么？这叫“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观去死。不要说屈原了，“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田横在秦末自立为齐王.刘邦统一中国后,田横带领五百多人逃入海岛.刘邦招降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耳.田横来到离洛阳三十里处,终觉向刘邦称臣为耻,自刎而死.岛上五百人,听说田横已死,也都自杀.五百人可以集体横刀自刎。大宋亡后，崖山之役，十万可以集体跳海自尽。更不要说大明亡后，江南一城一城的知识分子集体自尽殉国。这叫什么？这叫为了一个价值追求，为了一个价值观而舍身取义！

但是，在个人生活中，面对再大的坎坷，再大的磨难，屈原怎么说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孟子怎么说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庄子怎么说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这些都是古人的名言，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更容易理解，那就是——“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内心有强大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什么时候最容易获得呢？无数的仁人志士告诉我们，它在青春期最容易获得。

整整一百多年前，有一个17岁的年轻人，他叫蒋志清，考进了宁波的箭金书院，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顾清廉的老师。在这里他跟着顾老师读到三本书，他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三本书奠定了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追求。第一本书，邹容的《革命军》，树立了他的革命理想；第二本书，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从此他就变成了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所谓“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第三本书，王阳明的《传奇录》，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的终身理想。这个17岁的年轻人后来有一个名字叫做蒋中正。

在蒋志清同学之后，又有一个比他小5岁的年轻人，叫毛学任，字咏芝，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学堂，遇到了著名的杨昌济老师。杨老师问他：“你这名字，不错哦，谁取的？”毛学任说：“我自己取的，因为我崇拜的偶像是国学大师梁任公，梁启超。”杨老师听了点头说：“梁任公确乎一代楷模，但我们湖南也有先贤值得你学习啊！”于是就送了两本书给这个年轻的毛学任同学。一本《曾文正公文集》，一本《胡文忠公文集》，作者是晚清实学的两位大师——曾国藩与胡林翼，也都是湖南人。后来毛学任太喜欢这两个人了，说了一句名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另外，则把自己的名字改掉了，不叫字咏芝了，因为胡林翼字润芝，他就把自己字改成了“润之”，后来大家都叫他毛润之。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发现大多都发生在十七八岁，十八九岁。比如说，两千四百年前，有一个叫仲由的同学。据司马迁描述，他大概原来是混黑社会的，性格比较冲动。但在十八岁的时候拜在孔仲尼老师的门下，从此他脱胎换骨，由仲由变成了孔门大弟子——子路。

同时，在西方，在雅典，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名叫阿里斯托勒斯，因为听了一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师的演讲，感觉太深刻了，深刻到苏格拉没有底儿了！于是他决定放弃自己摔跤手的生涯，请注意，他原来是一个体育特长生啊，他当时在摔跤界已经有个外号叫“宽”，说明已经闯出了名头。可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职业生涯，拜入苏格拉底老师门下。这个决定对于他个人来说还不算巨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史来说才是意义极其重大，因为“阿宽”的绰号只是意译，它的音译叫做“柏拉图”。

还有一位梁卓如同学，十七岁的时候高中举人，有着大好前程，可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来到一所学校，听了一位叫康南海老师的课，便毅然放弃了科举考试，拜入了康南海门下。后来这对师生以“康梁”并称，这个梁卓如同学就是后来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不难看出，青春期是一个人性格定型和人生观世界观树立的关键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家庭教育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更关键，更重要。

《曾国藩家书》中提到，“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这句话对我们教育孩子有相当深刻的意义。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但同时要通过读书让孩子们7 树立崇高的精神信仰，并用这个精神信仰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曾国藩的教育思想都来源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前提和根基。吸收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用于现代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努力做到立德为先、修身齐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健健康康地成长吧！

第二篇：中国古代十大家训

中国古代的十大家训

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家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对个人的修身、齐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国家更加富强的必不可少的一点。

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经历了氏族、家族、家庭的变迁，然而，这些都是形成一个国家的基石。

在国家不安定和国法不明确之际，家训即可发挥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因为，家族为了维持必要的法制制度，就拟定一定的行为规范来约束家族中人，这便是家法家训的最早起源。

一、周公的《诫伯禽书》

“一饭三吐哺”

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他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

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听说，德行宽裕却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即使贵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些品德。不知谦逊从而招致身死国丧，桀纣就是这样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可谓良苦用心。

二、司马谈的《命子迁》

“此孝之大者”

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新设的官职，可以说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

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是“大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大业。

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此话信然。

三、诸葛亮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非淡泊无以明志”

诸葛亮46岁才得子诸葛瞻。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栋梁。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子叫庞涣，深得诸葛亮喜爱。诸葛亮常年征战，政务缠身，但仍不忘教诲儿辈。

他写给诸葛瞻和庞涣的两封家书，被称为《诫子书》和《诫外甥书》。《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气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不庸，不免于下流。”

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和外甥的要求是一致的。《诫子书》和《诫外甥书》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道理，读来发人深省。

四、《颜氏家训》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思想学识，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共有七卷计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

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书中许多名句一直广为流传，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父子之间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矣。”“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等等。

历代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

五、唐太宗的《诫皇属》 “每餐一食，则念耕夫”

帝王家训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太宗非常注重对皇子们的教育，经常告诫后代，应当遵守道德规范，加强道德修养，掌握治国之道。在《诫皇属》中，唐太宗以自己勤勉政事为例，告诫“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皇属克制自己，珍惜财物，不可奢侈，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

在听闻决断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任凭自己的喜怒，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要因为别人有短处就鄙视他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优点就恃才而骄，要把敢于反对你的人当作老师，把逢迎你的人视为贼子。只有这样才能够永久富贵，贞正吉祥。太宗对皇属都有如此严格要求，“贞观之治”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

六、包拯家训

“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包拯以公廉著称，刚直不阿，执法如山。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

“珙”者即包拯的儿子包珙。包拯的这则家训是他生前对子孙的告诫，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载之下，亦足为世人风范。包拯的家训，既是他对后人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写照。

七、欧阳修的《诲学说》

“玉不琢，不成器”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严格。为节减开支，母亲用芦苇、木炭作笔，在土地或沙地上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在家训中希望儿子能继续养成读书的习惯，并从书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于是他在教导二儿子欧阳奕努力学习时写下《诲学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欧阳修以“玉”喻“人”，诲学有道，可谓金玉良言。

八、《袁氏世范》

“小人为恶不必谏”

袁采为人才德并佳，时人赞称“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在任乐清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袁氏世范》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所以又称《俗训》。书中有许多句子十分精彩，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袁氏世范》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奉为至宝。

《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诸后世”。

九、《朱子家训》

朱柏庐(1627—1698)，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毋临渴而掘井”朱柏庐的父亲在守昆山城抵御清军时遇难。朱柏庐侍奉老母，抚育弟妹，播迁流离，备极艰辛。

他始终未入仕，一生教授乡里。他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与顾炎武坚辞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与徐枋、杨无咎号称“吴中三高士”。

《朱子家训》全文五百余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朱子家训》全文虽只有506字，却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

十、《弟子规》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凡是人皆须爱”李毓秀科举不中后，就致力于治学。他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

《弟子规》清代后期广为流传，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弟子规》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汇集了中国至圣先贤的大智慧。

第三篇：中国古代十大经典家训分析

中国古代十大经典家训(图)

运用家训教诫家人、子弟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端蒙养、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家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特别强调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的密切联系，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目的的家训，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家训可谓汗牛充栋。现遴选出十份家训，既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又是经典中的经典，与读者一起来赏析。

壹

《诫伯禽书》

【作者】

周公旦（约公元前1100年），姓姬名旦，称为周公。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被尊为儒学奠基人。

“一饭三吐哺”

周成王亲政后，营造新都洛邑，大封诸侯。他将鲁地封给周公之子伯禽。

周公告诫儿子说:“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我听说，德行宽裕却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即使贵为天子，之所以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了这些品德。不知谦逊从而招致身死国丧，桀纣就是这样的例子。你怎能不慎重呢？”

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

【圈点】

有道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对儿子的谆谆教诲，可谓良苦用心。

贰

《命子迁》

【作者】

司马谈（？—前110），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子司马迁。汉武帝时任太史令。

“此孝之大者”

司马谈学富五车，所以他后来做了汉武帝的太史令，通称太史公，掌管天时星历，还职掌记录，搜集并保存典籍文献。这个职位是武帝新设的官职，可以说是武帝为司马谈“量身定制”的。因此，司马谈对武帝感恩戴德又尽职尽责。由于责任心极强，司马谈在临死的时候，拉着儿子司马迁的手，边哭边嘱咐，这就是司马谈的《命子迁》。司马谈希望自己死后，司马迁能继承他的事业，更不要忘记撰写史书，并认为这是“大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感到自孔子死后的四百多年间，诸侯兼并，史记断绝，当今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等的事迹，作为一名太史而不能尽到写作的职责，内心十分惶惧不安。所以他热切希望司马迁能完成他未竟的大业。司马迁不负父亲之命训，最终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名垂青史。

【圈点】

有人说，没有司马谈的《命子迁》，就没有司马迁的《史记》。此话信然。

叁

《诫子书》《诫外甥书》

【作者】

诸葛亮（181-234），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民间传说中著名的智慧人物。

“非淡泊无以明志”

诸葛亮46岁才得子诸葛瞻。他很喜欢这个儿子，希望儿子将来成为国家栋梁。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二姐所生子叫庞涣，深得诸葛亮喜爱。诸葛亮常年征战，政务缠身，但仍不忘教诲儿辈。他写给诸葛瞻和庞涣的两封家书，被称为《诫子书》和《诫外甥书》。

《诫子书》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甥书》曰:“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气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不庸，不免于下流。”

从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儿子和外甥的要求是一致的。

【圈点】

《诫子书》和《诫外甥书》是古代家训中的名篇，阐述修身养性、治学做人道理，读来发人深省。

肆

《颜氏家训》

【作者】

颜之推（531—591），祖籍琅琊临沂，先世随东晋渡江。他经历南北两朝，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颜之推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思想学识，写成《颜氏家训》一书训诫子孙。全书共有七卷计二十篇，各篇内容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但主要是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如他提倡学习，反对不学无术；认为学习应以读书为主，又要注意工农商贾等方面的知识；主张“学贵能行”，反对空谈高论，不务实际等。书中许多名句一直广为流传，如:“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与瞑目而无见者也。”“父子之间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矣。”“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等等。

【圈点】

历代对《颜氏家训》非常推崇，甚至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

伍

《诫皇属》

【作者】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时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

“每餐一食，则念耕夫”

帝王家训占有特殊位置，其代表作之一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太宗非常注重对皇子们的教育，经常告诫后代，应当遵守道德规范，加强道德修养，掌握治国之道。

在《诫皇属》中，唐太宗以自己勤勉政事为例，告诫“生于富贵，长自深宫”的皇属克制自己，珍惜财物，不可奢侈，每穿一件衣服、吃一顿饭，都不要忘记蚕妇农夫的辛勤。在听闻决断的时候，不要先入为主，任凭自己的喜怒，要谦虚、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不要因为别人有短处就鄙视他们，也不要因为自己有优点就恃才而骄，要把敢于反对你的人当作老师，把逢迎你的人视为贼子。只有这样才能够永久富贵，贞正吉祥。

【圈点】

太宗对皇属都有如此严格要求，“贞观之治”的出现就自然而然了。陆

《包拯家训》

【作者】

包拯（999—1062），北宋名臣,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有“包公”“包青天”之美誉。

“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

包拯以公廉著称，刚直不阿，执法如山。他在晚年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条家训，云:“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又十四字。“珙”者即包拯的儿子包珙。

包拯的这则家训是他生前对子孙的告诫，并让其子包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这寥寥三十七字，凝聚着包公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千载之下，亦足为世人风范。

【圈点】

包拯的家训，既是他对后人的训诫，也是他一生的品格写照。

柒

《诲学说》

【作者】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玉不琢，不成器”

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对他的教育很严格。为节减开支，母亲用芦苇、木炭作笔，在土地或沙地上教欧阳修认字。欧阳修在家训中希望儿子能继续养成读书的习惯，并从书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于是他在教导二儿子欧阳奕努力学习时写下《诲学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哉？”

【圈点】

欧阳修以“玉”喻“人”，诲学有道，可谓金玉良言。

捌

《袁氏世范》

作者

袁采，生年不详，卒于1195年，1163年进士，后官至监登闻鼓院，类似负责信访接待，为官刚正。

“小人为恶不必谏”

袁采为人才德并佳，时人赞称“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在任乐清县令时，他感慨当年子思在百姓中宣传中庸之道的做法，于是撰写《袁氏世范》一书用来践行伦理教育。

《袁氏世范》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所以又称《俗训》。

书中有许多句子十分精彩，如“小人当敬远”“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为恶不必谏”“家成于忧惧破于怠忽”“党人不善知自警”等等。

《袁氏世范》很快便成为私塾学校的训蒙课本。历代士大夫都十分推崇该书，奉为至宝。

【圈点】

《袁氏世范》是中国家训史上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的一部,真正做到了“垂诸后世”。

玖

《朱子家训》

【作者】

朱柏庐（1627—1698），明末清初江苏昆山县人。著名理学家、教育家。

“毋临渴而掘井”

朱柏庐的父亲在守昆山城抵御清军时遇难。朱柏庐侍奉老母，抚育弟妹，播迁流离，备极艰辛。他始终未入仕，一生教授乡里。他潜心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践。他与顾炎武坚辞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与徐枋、杨无咎号称“吴中三高士”。

《朱子家训》全文五百余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圈点】

《朱子家训》全文虽只有506字，却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

拾

《弟子规》

作者

李毓秀（1647-1729），字子潜，号采三。清初著名学者、教育家。

“凡是人皆须爱”

李毓秀科举不中后，就致力于治学。他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结合自己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存仁修订，改名《弟子规》。

《弟子规》清代后期广为流传，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圈点】

《弟子规》看似一本不显眼的小书，实际上汇集了中国至圣先贤的大智慧。

第四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1)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词：古代改革；规律；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

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一)

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五篇：浅析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对现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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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对现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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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了解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文化，研究其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健全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行政监察制度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本文通过梳理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归纳总结规律和共同特征，并且结合我国目前监察制度的现状，探讨如何取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之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关键词：行政监察制度

演变特点

监察效能

监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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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实现国家的良好治理？战国思想家韩非子说“明君治吏不治民”，说明官吏的管理对国家的治理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行政监察制度作为一种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行政活动及行政行为所进行的监督监察的制度，在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的行政监察制度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反观我国古代的统治者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建立和完善了一套行政监察制度，在维护皇权和加强统治秩序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中有我们值得借鉴和完善的，下面就从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来总结归纳借鉴意义和启示。

一：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主要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一）萌芽阶段——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并没有形成行政监察制度，但是这一时期监察意识出现。“周公使管叔监殷”即是说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后，商纣王之子武庚被封在商都，统治殷遗民，商王的京畿被划分为三个地区，分别由武王弟霍叔、蔡叔、管叔统治，以监视武庚，谓之“三监”。这也许就是最早的监察意识，但那时主要是监国而非监吏。

我国历史上产生的第一代监察官员，在《周官》中称“御史”，同时，在青铜器铭文中也有“中御史”和“三有司”的记载。在商代，惩治国家官员的职务犯罪，主要有“三风十愆罪”、“听赃罪”和法官的“五过”罪。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尽管还在萌芽阶段，但是在监察这方面的尝试开了历史先河，激励了以后朝代的继续探索和完善。

（二）形成阶段——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帝国以后，就在中央政权内部建立了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构。

秦汉时时在中央设御史府，长官是御史大夫，但其基本职责是“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既是便于协助丞相处理政务，又是对丞相的监督。其属官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以御史丞为首，统领御史在御史府中协助御史大夫办理政务； 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孟子·公孙丑》 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李孔怀

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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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御史中丞为首，负责监督官吏，接受百官奏事并且按规章弹劾官员。

在地方上，秦在郡一级设有守、尉、监，三者之间既有分工，又互相监督。汉代基本因循此制，后改长官负责制，层层监督下属是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样州、郡、县分别在本级长官的领导下，形成相对独立而对本级长官负责的监察体系。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武帝把全国划为13部（州）监察区，各部设刺史，以“六条”监察郡国，年终回京汇报。

特点：主要是有中央和地方之分、监察和行政尚未分开。

（三）魏晋南北朝——发展阶段

魏晋时，御史台逐渐脱离从属地位，成为完全独立的部门，直接由皇帝控制。

在中央，御史依其监察的主要事务一分为三：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监察百官，举劾不法，并组织领导侍御史。侍御史除了纠察不法外，还是御史台的日常事务负责人。殿中侍御史一般居殿中纠察非法，凡百官朝班秩序，举止言行，都是监察的对象。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主要是采取不定期和不定官职的遣吏巡察。御史应命出巡，称为“台使”，负责品评地方官员的善恶，纠察冤狱，伤民劳民不法之事。

特点：御史台逐渐从行政机关脱离，称为独立的监察机关；形成了中央监察机构的初步统一；御史“闻风奏事”的制度形成，谏官系统开始规范。

（四）隋唐——成熟阶段

隋唐设御史台、司隶台、谒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御史台总领监察之职，三院监察官员品阶不同，职责有别，构成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地方则分为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

同时，唐代监察制度的日趋完善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御史监察体制的完备，更在于有一套行之有效的谏官系统。这样就更加完善了只监察官吏而皇帝被排除在外的局面，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特点：御史权力扩大，并享有部分司法权；形成“台谏并立”的局面。

（五）明清——严密阶段

明代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是专门负责维持封建国家机关以及官吏纲纪的部门，“职责纠劾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明代地方设十三道监察区（明末增加为十五道），负责各道监察的官员为监察御史，直接受命于皇帝，有独立进行纠举弹劾之权。明代还将地方分区监察和中央按系统监察相结合，专设六科给事中——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当时被合称为“科道之官”。

 《明史·职官志》

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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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监察机构沿袭明代，又有所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清廷还对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台规》，对都察院的体制任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

特点：改变了唐以来监察机构“台谏”并列、明代“科道”分立的体制，实现监察组织的空前完整和统一。

二：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的发展趋势及其整体特点

（一）监察逐渐与行政分离

秦汉时期御史大夫执掌监察，同时又是丞相的副职，受丞相统治。而丞相府的司直也是中央一级监察官员，不仅剥夺了御史大夫的监察权，同时御史大夫本身也是监察的对象。这种监察机构及其官员受行政掣肘的情况，反映了监察机构还未成为独立于行政的政治实体。东汉时御史台虽然已经成为国家的专门监察机构，但还只是相对地独立行使监察权。

唐代监察制度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的倾向明显加强，御史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监察机构。其内部分工明确，职责分明，台院、殿院、察院各司其职，且又统一于一台。体制严密的三院一台系统克服了汉以来监察机构的重叠，监察官员名目繁多、职权不清、统属紊乱的情况。

明代监察制度从行政中分离出来的主要表现在打破了唐宋以来御史台三院的分工。都察院上升为“三大院”之一，其职总理朝廷内外上下监察事宜，并统管中央、地方、行政、司法及军事等监察工作。

经过这样的完善，监察权逐渐与行政权分离，独立行使其监察职能，不受或少受行政的干预，从而提高了监察的效能和独立公正性。

（二）形成自上而下的垂直监察领导体系

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机构独立成为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而是直接受皇帝或者中央监察机关领导。

如明清时期六科给事中重点是加强对六部的行政业务监察是直接受皇帝统治而不附属任何机构的独立监察体系。地方监察御史与地方一级行政长官地位平等。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均职掌独立，互不统属，并分别向皇帝负责。

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地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者上级行政长官的干预，为监察职能充分发挥扫除了障碍。

（三）权重责轻

汉刺史一来形成以卑临尊、秩卑权重的传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监察官的作用。

明十三道监察御史虽然是七品小官，但是他们巡察辖道，考察官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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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天子巡狩的巡按。巡按到地方后不仅可对省级以下的所有地方官员进行监察，而且可监察身为布政使和按察使的“藩服大臣”。布政使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从二品，按察使为最高司法、监察官，正三品。一个七品的巡按使却能对从二品和正三品的封疆大臣进行监察，正是统治者运用位卑权重，以小制大、以下监上的统治术。“御史论劾三司方面及有司，五品以上指实参纠，六品以下贪酷显著者即便拿问”就表明了这一点。

监官位卑权重，一方面便于皇帝管理，肯听从皇帝命令，乖乖服从皇帝：另一方面监官地位低下，使其无法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只能专心为皇帝服务。

（四）注重监察官的选任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在选任方式上，针对历代“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的弊端，自宋代以后，中央一级监察官多为帝王亲定，皇帝直接主掌任用权；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台官自选制”，从而使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行政长官置身于御史监察之下。

此外，统治者对于监察官员的任职资格限制很严。不仅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政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宋代就曾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充任御史，明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御史必得科举出身，否则不选。

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有利于保证监察官既有较高文化素质，又有较丰富的治民从政经验。这对监察工作的实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强调回避制度

早在汉代就已经实施了地域回避制度，规定刺史均不能是本籍人，后有实行“三互法”，即规定自身本籍、婚姻之家的对方之籍以及两州人士的对方之籍相互换籍为官，不得相互异地从监。宋代的宰相不仅没有荐举御史的权利，而且规定凡是宰相的亲戚故友，以及被宰相举荐为官者均不能出任监察御史。

明代的回避制度有两种：一是故地回避，凡是巡回监察之处系原籍，或者曾为任官、寓居处所，必须回避。二是仇嫌回避。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处理公事，中间有仇嫌之人，准许提出回避。明代还规定了“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

通过这些严密的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裙带关系、地域血缘亲疏关系给监察事务带来的干扰，避免了监察官相互之间的行私舞弊和袒护包庇。

（六）权利直接来自皇帝，作用的发挥与皇帝的个人素质和昏庸能力紧密相关

可以说，古代的监察机构是维护皇帝专制统治的工具，是皇权的附属品，皇帝往往不受监督，其加强监察制度的完善最终是为了自己的集权统治，从这个意义来说监察制度并没有完全独立和行使监察职权，其效果限于皇帝的个人裁决，而且监察机构部稳定，常常因皇帝的个人决策改变，减弱了监察制度的实际  《万历会典》卷二一0《出巡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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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在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关系和维系统治阶层的稳定性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于古代官吏的管理、监督方面的贡献，促进了行政管理的高效性以及官员清廉自律，从而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但是，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发展到后期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等监察异化的问题。对于我们当代的行政监察制度有很大的借鉴和吸取教训的意义。三：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对于当代监察制度的现实启示及其解决措施

（一）保证监察的独立性

目前我国的监察和行政不分，监察机关受行政机关影响较大，不能独立地行使监察权。主要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党政不分，使执政党的外部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类似于行政监督的内部监督，且都附属于行政机关，降低了行政监督的独立性。另一方面，现有的双重领导体制也是造成监察无法独立于行政的原因。一级的监察机关是行政监督的主体，但是由于其要受到本级政府的领导和上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而客观上由于人员编制、财政预算等一系列问题受制于同级行政机关，俗话说“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这种受制于人的领导体制使得行政监察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因而在监督同级政府时感到力不从心，有畏难情绪；上级监察机关又鞭长莫及，造成监察漏洞。

监察受到行政的干预，而监察的主要对象又恰恰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这样监察的效能可想而知。为此，应该加强立法．通过立法形式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限、职责、地位及活动范围、方式、程序等，理顺权责关系，惟有如此，才能明确各主体之间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关系，才能建立起切实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才能保证行政责任的正确实现和追究。

（二）完善监察人员的选拨和任用制度

古代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监察官员的选拔和任用，除了选拨方式多样化，对于监察人员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

目前，我们的监察机关人员多是通过公务员考试录用的，没有一定的高标准。因此，对于选拨任用监察官员，要继续完善录用制度和考核方式。不仅要对人员的执政能力工作能力进行考核，对监察人员的个人品质也要加入考核范围。监察人员的个人品质代表着监察机关的整体形象，对监察工作的良好进行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对于监察官员的考核要全面且考核标准要更高。

再者，对于监察人员的考核，要采取多层次全方位的考核，争取能力素质较好者得到重用，同时也激励监察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引导监察人员树立正确的监察思想，培养监察人员的公正、无私品质。

监察队伍的整体形象关系到监察工作的有效进行和监察机关的形象，关系到  温龙行．我国行政监督的疏漏及其对策[J]，政法论坛．2003(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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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监察机关的信任程度，要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

（三）完善监察法律体系

古代“以条问事”，使得监察功能获取源自法律的权威力量得以发挥。现今我国没有完整统一专门性的行政监察法律法规。我国虽已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监察机关审理政纪案件的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等多部相关法律法规，但是规定得较为原则，具体操作性不强。应尽快推出一系列的配套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等作为其必要补充，对监察官员的选拔任用、监察机关的职责权能、监察活动的程序纪律等方面都做出具体详细的规定。从而使行政监察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切实保证行政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为行政监察制度的运行设计好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威的法律体系，保障行政监察的有效运行。

（四）多种监督方式结合并用

古代采取常驻的监察机构和自上而下的巡察制度结合进行监督，大大提高了监察的效率。

目前我国监察方式单一，多为被动监督，且事后监督，这种落后的监察方式使得行政监察的效能大大减低，监察机构职权没有充分发挥，使得行政活动滥用职权、不规范、违法现象多发，不利于廉政建设。应该采取多层次，多方位的监察机制，引进先进的监察手段和技术，比如电子监察，引入群众参与机制与监察机制相结合等。

（五）加强行政监察的透明度

古代的回避制度的实行是为监察公正做保障。回避制度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裙带关系、地域血缘亲疏关系给监察事务带来的干扰，避免了监察官相互之间的行私舞弊和袒护包庇。在现代需要借鉴，也是廉政建设的一个方面。利益问题往往影响监察工作的进行，因此对于有利益掺杂的事务，在进行监察时应该采用一定的回避程序来规避腐败出现的可能性。

不仅在监察机关内部实行有利于监察独立公正的制度，外部的监督必不可少。行政机关有监察部门监督，那么监察机关又由谁监督呢？当然是公众的监督了。但是，目前监察机关政务不透明，信息不公开，公众难以行使有效的监督权力，因此监察机关需要透明行政，在阳光下行使权力，接受社会的监督，从而提升其真正的作用和价值。

结语

我国古代的行政监察制度经过各朝各代的探索实践，不断完善和改进，有其独特的先进性。在监察机构的设置、监察官员的选任、监察职权的规定、监察方  《行政监察学》杜兴洋 主编

第2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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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运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建立科学合理、完善有效的现代行政监察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地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参考文献：

《行政监察学》

杜兴洋

主编

《中国古代行政制度史》

李孔怀

著

《中国行政制度史》

蔡放波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借鉴意义》

陈实

理论学刊，2002，11 《古代官制通史》

张晋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皇帝制度》

徐连达、朱子彦等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政府机构设置沿革》

袁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行政效能监察——理论、模式与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探析》

敬志杰、谢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