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精选5篇]

第一篇：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

中国古代反腐经验的启示

发布日期: 2006-11您是第[10]位阅读者马小红

■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

■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

古人释“贪”为“欲物也”，“爱财”，“探也，探入他分”。即贪就是对物的占有欲望，喜欢钱财，以致忘乎所以探入别人囊中，获取非分财物。当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探入他分”的时候，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腐败便由此产生。因为腐败与人们的贪欲密切相关，与权力相依相伴，所以腐败的发生不分地域，也不分时代，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也是每一个政权都面临的问题。腐败是政权的腐蚀剂，对政权的危害自不待言；更为严重的是，腐败损害社会的公正，动摇人们的信念，泯灭人们的良知，使公众的道德产生危机。

在社会生活中，因为腐败的危害显而易见，所以反腐败便常常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腐败与反腐败几乎充斥着每一个王朝的政治、社会生活。笔者发现，中国古代社会对腐败的遏止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通过道德的教育，遏止人们尤其是官吏的贪欲。这是一种营造环境、综合治理的方法。这种教育都是从家庭开始——以清廉为荣、以贪墨为耻，是中国古代家训的重要内容。广为流传了近千年的宋代清官包拯的家训，唯一的内容就是决不允许为官的子孙贪赃枉法，若有贪赃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将有贪赃行为的子孙永远开除家籍，连死后都不得葬于祖坟，这在家族关系发达的中国古代社会可谓是最严厉的家法了。此外，社会教育的效果也不可小视。古代的中国，在舆论上力倡重义轻利，目的无非是为了遏止人们自身的贪婪之性。孔子所言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对“重义轻利”的最好注解。爱财固然发自人的本性，但是，财物的取得却必须合乎道义，遵守规范。“探入他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将会为舆论所不齿；利用权力贪赃枉法的官吏更会遭到舆论的鞭挞，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惩戒。坚持不懈的道德教化，有利于养成扬清激浊的社会风气，也有利于官吏的见贤思齐，自尊自律。

中国古代遏止腐败的另一种方法是建立监督官吏的机构和制定严惩贪赃的法律。既然腐败与权力密不可分，“明主治吏不治民”便成为历代帝王奉行的治国原则。掌“纠举百官，肃正纲纪”的监察之职在中国古代格外重要。监察机构的首长——御史大夫或都御史位副相之位，对朝廷百官的不法或不当行为都可以进行弹劾，同时御史台根据制度不断派出官员巡视地方，以察举地方官员的非法之举。惩贪法律的制定在中国更是源远流长，作于西周时期的刑书《吕刑》便告诫诸侯和官吏，在审理案件时一定要公正廉明，不要徇私舞弊，不要贪财受贿，不要敲诈勒索。若有此不端的行为将会受到五刑的严厉惩罚。闻名于世的《唐律》虽然只有五百零二条，但是其中涉及到严惩官吏腐败的条款甚多。为防止权财交易，《唐律》规定，为人（或为自己）求情而破坏制度者，处笞五十之刑；如果主管官吏答应了请求，与求情者同罪。如果收了别人的礼物而为人求情违法，其罪将比“赃罪”更重，最高刑可以判至流放两千五百里。如果收了礼物，但并未枉法者，则减等处罚。

就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比较而言，中国古人似乎更注重前者。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教化为重的“礼治”社会，人们深信，发自人们内心的道德的约束力远比制度的制约力强大、持久、深入。不能否认，中国古人对道德的追求和信念，对防止腐败有着明显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面，即对道德的过分依赖，使我们常常漠视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以致使一些制度成为“具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因此，我们借鉴古代的经验，既要充分发挥道德的教育作用，又要重视制度的制约作用，这样反腐倡廉才会卓有成效。

看《帝国潜流》解读可怕的灰社会现象小乔

公元1135年6月17日，被金人囚困在五国城的一代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在“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的悔叹中，黯然辞世。中国历史上帝王有不少，但没有几个人的命运，如他这般跌宕凄凉。这个很有才情的皇帝，本可以享受着君临天下的愉悦，而用李光阁在《帝国潜流——水浒灰社会解密》中的话说，他却用了生命中最后的八年，在异国的冰天雪地里咀嚼着“灰社会”带来的苦果，并由此走上了历史典籍，背负着后世数不尽的嘲讽。

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线性的定式和思维，来认识和理解历史以及现实中所发生的事件。如果转换一种方式，也许能够赋予历史诗性般的活力和颠覆性的美感。在解读北宋帝国兴衰的深层次原因时，李光阁摒弃了传统的理论归纳，而是引入“灰社会”这个概念，将北宋帝国的灭亡向形象化方向引伸。正如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1

代史所副所长虞和平研究员评价此书时所说，该书“在洞察世态人情毫末的基础上，探索帝制社会崩溃的文化、制度、律法、人心向背的原因，闪烁着理性智慧和感性思辩的光焰”。

在作者看来，国家的职责是提供公共商品，在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国家应当能够借助暴力机器和意识形态，维持律法秩序、保护国民利益、抗御外来威胁，为老百姓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果一个国家控制不了领土，保障不了国民安全，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能提供公共商品，个人生存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扰，律法和权力成为攫取私利的工具时，国家便处于“灰社会”状态。这样的国家虽然表面上稳定，但蕴涵着巨大的风险。

作者没有故弄玄虚地兜售理论，而是通过解构妇孺皆知的名著《水浒传》，以故事化文本还原社会原生态。经济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辑邹东涛教授对本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作者借助于现代散文话语的叙述与神采，营造了一个真切而厚重的历史阅读场景，颇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度。让人在轻松阅读的同时，切身感受帝国王朝动荡与个人硬度生存的冲突，获得对传统社会下文化心理与制度指向的直观认知。

《水浒传》是基于史实虚构而成的作品。在李光阁眼中，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被他当成了记录当时社会状态的纪实性文献。他的这种解读方式是新鲜的，而总结出来的灰社会现象也是令人震撼和可怕的。正是这种解读，使梁山１０８位好汉的命运，被赋予了社会和历史的意蕴：这些好汉以个人卑微的命运，对北宋封建帝国敲响了灭亡的警钟。在《帝国潜流》里，作者演绎了灰社会生成的过程。李光阁认为，梁山集团发展、壮大的过程，对应着正式社会的解体、腐溃，也对应着灰社会的生成、演进。

按照作者的逻辑观念，灰社会的生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乱自上作”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混混高俅发迹、王进被迫走西口、林冲逼上梁山、梁中书私运生辰纲。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国家政权的解体：朝纲败坏、道德沦丧、人才流失，灰社会如同病毒般首先从中枢神经蔓延开来。二是“败从下生”阶段。标志性事件是：晁盖组织抢劫团伙、鲁智深、杨志落草二龙山、宋江、朱仝、雷横执法犯法、武松申冤不成以身试法。这一阶段所揭示的是基层社会的解体：律法破败、秩序颠倒、祸乱丛生，代表各种群体的个人，已经开始拿血命换饭吃，灰社会如同瘟疫般无可救药地从草根层迅速传染。三是“社会灰化”阶段。标志性事件是：小管营施恩经营黑社会公司、知寨花荣收留逃犯宋江、监狱长戴宗、狱卒李逵认罪犯宋江做老大、兵马提辖孙立反水使祝家庄覆灭。由于上层社会和基层社会的双向溃烂，开始了中间地带的“灰化”过程。官吏身份的灰化，体现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黑白不分，使帝国的整个运行系统全部失灵。四是“统治崩溃”阶段。标志性事件是：贵族柴进脱离正道社会、徐宁、呼然灼、关胜等政府精英力量离开朝廷、富商兼大地主卢俊义走上梁山、大名府、曾头市、东平府等官民势力相继失败。灰社会开始系统生成，开始了对正式社会的试图取代。

在灰社会现象下，律法、政局、社会以及个人的命运，都出现了严重的颠乱和失序：通过不露痕迹的精神贿赂，高俅得到了一国之君的赏识，青云直上做了殿帅府太尉（《一个无赖的发迹》）；打不打杀威棒，是制度规定的，而杀威棒的轻重，则是由人来掌握的。规则的实施力度，取决于合法伤害权的收益情况，两者呈反比关系（《合法性伤害》）；施恩创造了黑社会公司化发展的历史，现在那么多打着公司旗号搞非法活动的东西，原来都是在喝他的洗脚水（《一个黑社会公司的变脸》）；在责权利一体化的蔡京集团里，如果没有银子的浸润，亲情也会如同秋天的树叶慢慢枯萎。蔡夫人路线只是提供了一种走路的可能，梁中书要想把天堑变成通途，银子是最好的铺路石（《夫人路线》）；律法虽然没有明码标价公开叫卖，但已经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市场。如果犯人们不愿意支付或者没有银子支付，完全背离了管营、差拨的获利预期，他们就会行使合理伤害权（《律法的价格》）。这些灰社会现象，在作者故事化的解说下，变得生动而又富于哲理。

在灰社会状态下，梁山英雄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硬度生存。这种硬度生存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存环境的艰难，二是生存意识的顽强。当生存只剩下血与命的资源时，他们只能进入体制外的博命通道。这方面的典型是杨志。杨志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按照杨志对人生道路的设计，他打算靠自己的武艺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凭借个人的能力，他走上了殿司制使官的位臵，甚至贪婪成性地梁中书看了杨志的表现，都直接把已沦落为杀人犯的他，提拔为管军提辖使。但是，就这么个英雄人物，却成为替宋徽宗和梁中书押运私产的保镖。由于自然灾害和小人牵制，他把上司交付的私事给办砸了，为了躲避惩罚，他注定只能走上流亡之路。成为流浪汉的杨志，其实并没有放弃对朝廷的幻想。在水浒世界中，杨志先是用自己的能力“博前程”，再用财产“买官位”，然后用家族的荣誉“换衣饭”，这些都失败了，他只能流落在草丛里，用血命去“赌生存”。在灰社会状态下，社会秩序的离乱以及个人命运的卑微，不能不让人深深感到震撼。

《中国经济时报》2006-4-24

第二篇：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机制以打击、遏制贪腐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廉政建设的根基尚显稚嫩，贪腐行为屡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为亚洲典范，其廉政建设开出一朵奇葩，为东亚各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同样，这个话题对我国目前来说，显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贪腐行为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著名的国际性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廉洁国家，并一直居于亚洲廉洁国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环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机构设臵、廉政制度建设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举措

新加坡从18世纪中叶就一直是英国所建的贸易站，自治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英国总督统治时期是一个腐败盛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的地方，公共权力私化、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引起老百姓的极度不满。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将建设廉洁政府作为竞选目标，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举获胜，开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是：

（一）以独立且强力的反腐败机构为保障。

廉政机构是保证法律得以实施，对官员腐败进行防治和打击的国家机关。新加块建立起各种独立的廉政机构，以此作为消除腐败和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强有力工具。这些机构依法设臵,体系完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内阁廉政署和反贪污调查局。

内阁廉政署，这是新加坡负责综合管理和监督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监督相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各部门长官财产申报，并指导其他公务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了宜。内阁廉政署直接对总理负责，其署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它独立于政府各部,权力很大，可以调查任何虚报财产和财务状况的官员，以及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包括各部长官。

为了执行《防止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贪污调查局，由它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该机构直属总理公署，由总理直接领导，其官员不属于公务员，地位、身份、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门任职的同级官员。反贪污调查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局长助理由总统直接任命。为了保证反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排除各种干扰，该局被赋予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防止贪污法》规定，反贪污调查局享有特殊的权力，其中包括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检查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以及限制其转移财产等。因此，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大权在握,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人职位有多高,调查局都无所顾忌。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多年来,反贪污调查局对一些高官进行了调查和指控，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养廉政策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国际上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与该国所建立的以薪养廉制度也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认为，低收入是贪污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少的公务员会以辅助收入为理由来辩护其贪污行为。为此,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以此来减少贪污。

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世界各国之最。同时，政府每年还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旦公务员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就给予提高工资，以保证公务员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

（三）强调才德兼备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由于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的选拔程序，在录用后又需经历品德考核，因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录用公务员时，特别注重候选人才的道德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道德防线溃散或实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健全的机构、严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规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败现象中发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外推力,而提高社会大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则是根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带根本性的内驱力。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才是清除腐败，实现政治昌明的根本环节。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后，注重以东方传统文化进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职人员和广大国民的道德水准。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汲取他国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尽管新加坡同我国政治社会体制不尽相同，然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同样有着浓厚东方传统的事实，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对我们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加强反贪专门机构建设。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反贪职能分设在三个系统，即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的反贪局。三个系统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赘述了。目前是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党务、行政部门行使调查权。而反贪局则在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法律检察部门，行使侦察权。能否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将监察部门并入人事部门。因为，监察部门工作对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处分等与人事部门的职能交叉或重叠。笔者的想法是加强纪委和反贪局的建设。纪委领导班子由同级党代会和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纪委领导和办事人员的人事关系可上管一级，其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津贴也由上级纪委拨付，以便于同级纪委工作，减少一些干扰。反贪局或各级预防腐败局在目前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条条管理，减少来自地方党委、政法委、检察院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参照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必须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赋予人大相应的监督权力，增加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并加强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最终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完善公务员进出机制，强调德才兼备。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公务员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尚需健全。我国虽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选拔，考核，升降，辞职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务员的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仍不够完善。尚需必须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确保被录用的公务员既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又能够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

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经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并提出了带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可见，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两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最终形成了‚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这种强调传统的文化氛围同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强调人才的德才兼备。

（三）合理调整公务员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养廉‛制度颇具‚盛名‛,尽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赖于诸多先决条件，例如新加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较高，反腐败的法制比较健全等，但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中国思考和借鉴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企业界和外国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务员被挖走，同时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也开始‚广开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寻找非正式收入作为补偿，出现了许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腐败行为于是有了生存空间。因此，应该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通过合理的薪酬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减少公务员腐败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一个国家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私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程度越小。这项研究表明，保持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养廉作为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也同时对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前一段时期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提高公务员薪资待遇，那当前更重要的则是合理调整公务员收入水平，更加侧重平等和合理。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铁饭碗‛本身的优厚福利待遇，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逐步转变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成为今日我国公务员队伍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新加坡，作为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华人社会在这方面的杰出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将会对我们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过勇。国际组织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体系概述，政治学研究，2001（2）[2]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 [3] 孙晓莉，国外廉政文化概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4] 王小健，透过新加坡看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金陵瞭望，2007（3）：27 [5] 李家亮、刘稚，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特点及启示，政法论坛，2009（11）[6] 吴桂韩，论新加坡廉政文化形成的五大基础，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4）

第三篇：反腐经验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它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代离不开党风廉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深入开展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党和国家新时期对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创新，是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规律认识的深化。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因而，有必要在此谈谈党风廉政制度建设和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

第四篇：反腐经验材料

结合实际 扎实工作

努力推进安监系统反腐倡廉建设

市安监局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市委、政府和市纪委的领导下，我们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安监工作实际，在外部环境十分复杂、安监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通过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保持了全市安监队伍的良好形象，回顾几年来的工作，现将主要做法汇报如下：

一、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 几年来，我们始终把加强新时期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当作重点。教育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职工在刻苦学习中提高党性修养，在勤奋工作中增进党性锻炼，树立和弘扬优良作风，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安监工作全局，自觉增强纪律观念和自律意识，努力推动安监工作向前发展。

（一）牢记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安监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我局全体干部职工始终牢记肩上的重任和使命，带头落 实责任制，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安全生产事业中来，想安全发展，谋安全监管，干安全实事，求工作落实。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差距与不足，汲取事故教训，坚决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树立和增强“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不断健全完善体制机制，扎扎实实推进政策治本、源头治标，深化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着力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对容易发生事故的地区、部门、行业、企业、部位、环节，反复督促检查，紧紧盯住不放，一抓到底，严防死守，杜绝隐患，努力为焦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创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

（二）增强实践意识，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安全生产工作全局。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统领安全生产工作全局。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大局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始终摆在第一位，把安全监管工作时刻放在心上，严格执法，严格监管，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务求实效；紧密结合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认真研究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深层次矛盾和重大现实问题，着力在法制、体制、机制建设上，在监管执法的针对性、时效性上，在安全生产监管队伍思想、作风建设上，创新办法、实施新举措，通过我们的艰苦努力和扎实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三）强化纪律意识教育，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利用周五学习等活动，经常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和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经济工作纪律、群众工作纪律和廉洁从政等各项纪律，强化执行意识，增强执行力。一是教育大家严肃政治纪律，确保政令畅通。坚定不移地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发生；对安全生产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和措施，必须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不允许打折扣、中梗阻的现象发生。二是教育大家树立“四种” 正确观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自觉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荣辱观，自觉抵御各种物质利益的诱惑；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利益观，防止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防止个人主义发展与膨胀；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政绩观，认真学习，老实做人，干净做事，不断在本职工作岗位和日常监管实践中增长才干、经受锻炼、健康成长。

二、紧紧围绕安全生产监管中心任务，坚定不移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着力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几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着力解决 党员干部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为安全生产的稳定提供坚强保证。

（一）突出重点，确保政务公开工作扎实有效。一是制定了政务公开实施方案。根据机关效能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了我局政务公开工作方案，明确了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形式、方法、步骤，并制定了责任追究办法等实施意见。二是建立安全生产服务承诺制度。向社会公开设立了政策咨询和公共服务、举报投诉电话，将执法依据、程序、完成时限等通过不同的形式向社会公开，主动接受企业、群众的监督。三是打造阳光品牌，推进权力公开透明，推行“阳光审批”。凡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执法、行政处罚等权力，都进市行政服务中心安监窗口，接受社会监督。

（二）落实有关规定，认真抓好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根据党纪、法规，我们修订了《中共焦作市安监局党组关于加强领导班子以及成员自身建设的意见》、《焦作市安监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十五不准”》、《焦作市安监局十项监督管理制度》、《安全监察队伍管理规定》、《廉政建设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39项规章制度，努力构建我局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不断强化干部廉洁自律的工作制度落实。具体落实在：一要管住自己的嘴，不大吃大喝。二是要管住自己的手，不伸手捞钱。三是在领导干部中开展了廉政承诺活动，充分发挥廉洁自律的表率作用。四是在人大代表 或政协会员和企业中聘请了5名政风行风监督员，对党员干部行政执法和作风建设进行监督。

（三）强化内部监督，推动工作落实。局党组注重对各项工作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落实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确保安全生产和机关效能建设各项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一是突出重点，加强对干部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的监督。二是要采取措施，加强“三重一大”的监督，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加强对行政审批、安全执法、事故调查以及安全生产培训等权力运行的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运行。三是要加大力度，确保监督到位。要加强党内监督，开好民主生活会，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搞好领导班子之间的相互监督；推进党务、政务、事务公开制度，发挥党员、干部职工的监督作用。

三、切实加强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保证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局党组充分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整个工作大局中去谋划、去推进。坚持“一岗双责”，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量化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等为主 要内容的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局机关各科室按照要求，抓好职责范围内各项工作的落实，确保各项要求落到实处。

（二）加强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做到思想教育先行，大力开展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线。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安全执法人员为主体，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深入开展党的作风和纪律教育。不断创新廉政教育的方式方法，把正面教育、案例教育、典型教育、警示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学习理论与学习具体条规结合起来，把个人述职述廉与群众评议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廉洁从政意识，打牢反腐倡廉的思想政治基础，正确行使手中权力，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廉洁执法。

（三）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涉及面广，任务艰巨。全局各科室密切配合，增进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各科室自觉把反腐倡廉融入各自的业务工作之中，定期分析容易发生腐败行为的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研究提出预防腐败的措施，认真抓好落实。

四、健全规章制度，构建长效机制

我们紧密结合安监局的实际，从着力健全规章，构建长效机制出发，进一步清理规了章制度和文件，修订、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行政许可与执法、机关运行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大力推进“阳光”工程建设和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把权利的运行置于“阳光”监督之中，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努力建设和谐文明高效廉洁机关。

在市纪委的关心支持和局党组的重视领导下，我局党风廉政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健全，制度的落实得到有效保证，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些地方有待进一步改进，如制度建设还不够配套，有些制度针对性和操作性还不够准确、可行等。在今后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中，我局将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认识，强化教育，认真贯彻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扎扎实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促进我市安全生产工作稳定发展。

第五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1)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词：古代改革；规律；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

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一)

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