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和启示

第一篇：经验和启示

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

做法、经验和建议

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林改”）试点县之一的开江县，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南麓，达州市东部。东邻重庆市开县，南接重庆市万州区、梁平县，西界达县，北连宣汉，属盆地边缘浅丘区，是一个七山微水三分田的内陆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县。全县幅员面积1033平方公里，辖20个乡镇、194个行政村、21个社区，1511个村民小组，总人口56.4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3.65万户、48.7万人。本次林改涉及20个乡镇、194个行政村、18个社区，1509个村民小组，林改面积47.96万亩。

自去年8月以来，县委、县政府按照省、市的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广泛宣传，精心组织，细心谋划，稳步推进。截止10月20日，已全面完成所有林权证的打印工作。

一、主要做法

(一)科学定位、高位推动。自我县被确定为全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把林改工作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任务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举措来抓。为切实加强对林改工作的领导，县、乡两级均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林改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县林改办下设有政策法律宣传组、业务技术组、林权纠纷调处组、后勤保障组和工作督导组。村上明确由村支两委主要负责人抓林改。同时，重点林区各村村的每个村民小组还推选了3-5名有一定威信和办事能 力，作风正派，办事公正，熟悉村情，在群众中口碑较好的村民代表义务参与林改，形成了“三级书记”抓林改，“三长”挂帅抓林改，社会广泛参与林改，上下齐抓共管林改的良好局面，为顺利推进我县林改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二)强力宣传发动，深化对林改实质的理解。为使林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浓郁改革氛围至关重要，为此，我们把深化对林改实质理解作为突破口，首先是组织林改办及相关工程技术人员对党和国家及省市林权制度进行系统研究，并结合县情编制系列宣传资料《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问题解答》（1、2），“解答”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政策、自流山政策、责任山政策、谁造谁有政策、具体统一经营政策和登记发证政策，共57个具体问题，全面剖析了林改工作，“解答”经审定后，印发各村民小组，由各级工作组组织学习讨论；二是县委、县政府领导多次发表电视讲话，阐述林改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及时通报全县林改工作进度，提出具体要求；三是县林改办及时印制了《致全县林农朋友的公开信》15万份，发放至每个农户，出动宣传车辆36台次巡回到各乡(镇)和重点林区村宣传；四是在县广播电视台开辟林改宣传专栏，集中报道林改工作的相关内容，并在每天黄金时间滚动播放宣传标语；五是各乡(镇)、村、组也分别以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林改政策，认真召开了三个动员会(乡级、村级和小组动员会)，并多次召开了林农座谈会、老党员老干部座谈会和村民代表会。全县已办宣传专栏123期，书写宣传标语5326幅，编写林改信息简报37期；六是县上先后8次集中对全县各乡(镇)分管领导和林改工作人员分别进行政策业务培训，参训人员达925人次。同时，各乡(镇)也举行相应的培训，参训人数累计达 12000多人次。通过上述举措的实施，基本做到了人农民朋友知情、知理、知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对林改实质的理解。

(三)建章立制、规范操作。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没有完善的制度约束，要规范林改工作是难以想象的。为此，我们在制度建设上狠下功夫：一是规范林改实施方案的制定。在林改启动初始，由县林改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工作组，深入乡镇、村调查摸底，通过登门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和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广泛征求村民意见，认真研究制定了《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同时，为规范全县林改方案，县林改办还印发了《关于做好村组林改方案准备工作的通知》、《关于规范乡(镇)、村林改方案制定程序与要求的通知》，对林改方案的主要内容、工作程序、手续完善等系列细节进行了统一要求。各乡镇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一村一案”、“一组一策”的原则，严格执行“四签两不准”（即会议通知户主签收、参加会议户主签到、表（票）决签名、原始林改方案签字、不准他人或无书面委托代签、不准用非正规书写笔签字）和“两个三分之二”（即参加户主大会的户主必须超过应到会户主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的票数必须达到到会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否则表决无效）。切实做到“四个坚持”，即坚持政策宣传到位，群众不了解政策不实施；坚持实事求是，情况不明不动手；坚持群众思想统一，达不到三分之二不票决；坚持办事公开透明，公示有异议的不审批。采用“从下到上，在从上到下”（即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定林改方案，送审后返回公示）的办法，制定切实可行的《开江县XX乡镇XX村XX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二是规范操作程序。为确保林改工作严格按实施方案有序进行，县林改办先后制定了 《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技术操作规范》、《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勘界操作办法》、《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晰产权县乡镇级工作流程图》、《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村级工作流程图》、《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林权登记发证工作流程图》、《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档案管理规范》等系列政策、技术操作规范，指导全县林改，使庞大的林改工作作到了有序可循。

（四）试点引导、攻坚克难。为使林改工作少走弯路，避免重复，县林改领导小组把长岭镇作为了试点乡镇，2007年10月19日县林改办抽调了业务技术精，工作责任强，林改政策熟悉的精兵强将45名，组成了试点工作队，分成政策法律宣传组、业务技术组、林权纠纷调处组奔赴长岭的山山水水，先期开展试点，力求使党和国家的林改政策与长岭林业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在试点中重点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探索、实践，对一些纠纷问题进行分类梳理，集中引导加以解决，尤其是对一系列的操作规范进行具体应用，对全县林改摸索出经验和具体办法。通过一个多个月的艰辛努力，使广大林业专业技术人员熟练掌握了各类操作规范，并使操作规范更加集体化、明了化了。共查找解决难点、热点33个，如宗地的划分、面积的确认、表格的填写、附图的制作等，调处林权纠纷5起，总结操作性强的经验25条。在此基础上，县林改办又在长岭镇组织召开了全县林权制度改革现场会，通过林改办同志的政策宣传，专业技术人员的操作讲解，林农代表的现场发言，使与会同志受到了一次全面的生动的系统培训，有力推进了全县林改进程。

（五）、严格工作进度，总体推进林改。为了确保全县林改按 4 期高质量完成，县上对工作进度进行了统一要求，将主体改革分为三个阶段，并就各阶段的时间任务进行了明确。一是组织准备阶段（2007年8—10月）：成立组织，制定方案，宣传培训。主要是成立各级林改领导、组织、协调和实施机构，印发林改政策文件，开展宣传发动和政策业务培训，全面摸清自留山、责任山、退耕还林地、集体山林面积和林地流转情况，并张榜公示，制定方案。二是勘界确权阶段（2007年11月—2008年3月）：现场勘界，明确主体，登记造册，张榜公布。由各村或村民小组组织人员核实山林权属、面积和四至界线，并在县、乡有关负责人和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逐块调查登记和勾绘地形图，并将四至界线和确权结果张榜公布。公示无异议的林权，签订合同；对公示有异议的，再次核实；有争议的，调处解决。三是建档发证阶段（2008年4—10月）：逐级报批，统一发证，全面建档，规范管理。承包合同签定后，登记造册，填写申请表，经乡（镇）初审后，报县上审核，再录入、校对，进行第三榜公示，无误后，再打印发证，并建立林改档案。县林改工作督导组按阶段进行检查、登记并及时通报各地工作进度，加速了林改工作的总体推进。

(六)突出重点难点，积极稳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关键是确权，难点是录入。确权越扎实，隐患就越少；录入越认真，差错就越少。在勘界确权阶段，我们始终坚持“只组织不干预、只引导不拍板、只协调不作主”的工作原则，把林改的决定权充分交给群众，放手让群众自己去分山确界，让他们自己去讨论解决林改中遇到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县上指派了业务技术 精、工作责任心强的技术人员包片进行外业调查绘图和内业各种表格的技术指导，确保了林地勘查四至界限清楚、权属关系明确，外业绘图准确、内业整理规范，图、表、卡“三相符”。在录入打印阶段，我们采取边录入边校对，录完后又校对，最后还将林权证的关键内容以表格形式打印出来，返给村社及农户核对无误后再打证，从而确保了林权证的准确无误。

(七)狠抓督查指导，逗硬考核奖惩。县上坚持统筹安排，上下联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保证了全县林改工作扎实有序开展。一是县政府与各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签订了限期完成林改工作任务的目标考核责任书，推行绩效考核奖惩制度，把林改工作列入政绩考核内容和硬性指标；二是落实了县级领导挂包责任制，林改工作的每个关键环节，各位领导都主动深入挂包乡（镇）、村，开展督查指导，及时协调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改革有序推进；三是县委、政府督查室半月一督查，一月一通报，督促各地按要求扎实推进林改工作，各乡镇在每月25日前向县林改办书面报告其工作进度；四是县林业局成立了5个指导小组，由局班子成员任组长，指导小组成员由县林业局技术人员组成，负责业务指导、进度调控、外业勾图和质量检查等工作。

（八）深入调查研究，积极稳妥化解纠纷。由于林权制度改革涉及面宽，多年积淀的林权纠纷逐步显露出来，为切实做好林权纠纷化解工作，县上成立了由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我县82年林业两制落实情况的林业局的9位老领导和老同志组成的林权纠纷调解组，本着以82年林业两制为依据、以尊重历史和现实为原则、以合理化解为落脚点，采取查阅档案、调查走访、召开座 谈会等多种方式，深入实地逐一核实、逐一化解林改纠纷。对时间跨度长、分歧较大，一时确实难以解决的，采取梳理归纳的方式，上报县政府调解。到目前为止，共收到林权纠纷93起，已经调处89起，其余4起正在积极调处之中，还没有一起上报县政府调解，也没有一起上访的。

二、经验和体会

（一）领导重视，高位推动，是改革成功的关键。林权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强力推进，是不可能成功的。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林权制度改革作为破解“三农”难题、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件大事来抓，摆到重要日程，坚持“三级书记抓林改”。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督查，改革期间，多次深入乡村进行专题调研，指导改革工作，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县、乡、村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全部由党政主要领导担任，许多地方把改革与地方组织换届、干部任用考核、财政转移支付、部门形象测评等挂起钩来，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林业部门督促指导、村组两级具体操作、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确保了改革的有序推进。

（二）尊重民意，依靠群众，是改革成功的法宝。集体林权改革是一项牵涉千家万户林农利益的改革，要保证林改工作取得实效，必须充分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林改中，我县始终把充分发动群众作为整个林改的根本性工作来抓，坚持把政策原原本本交给林农（使他们真正明白这次林改的意义和具体的操作程序，使每个林农都成为林改政策的明白人），把决策权实实在在交给林农（把分不分山、怎么分山、分多少山等一切重大 问题的决定权统统交给群众），在纠纷调处上认认真真依靠林农（由村民小组推选的村民代表牵头，组织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交谈，“重证据、摆事实、互调换、讲感情”），依靠群众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解决了许多我们林改工作人员无法解决的问题。据调查，全县农民对林权制度改革的满意率达95％以上。一些地方群众感慨地说：“党和政府把这么好的政策给了我们，把分山的权力也给了我们，如果再分不好，那就是我们太无能了。”

（三）严密组织，精心操作，是改革成功的基础。林权制度改革政策性强、程序复杂，如果操作不当，就可能引发新的矛盾和纠纷，导致乱砍滥伐，甚至给今后几十年的林业经营管理埋下隐患。为此，我县在实施林权制度改革中，首先是抓好宣传。通过向农民发送公开信、选派工作组进村入户、广播电视反复播放等形式，广泛宣讲改革政策，使之家喻户晓，统一思想认识。其次是明确方法。认真研究制定了《开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相关文件，对确权发证的范围、对象、发证机构、林权勘察、林权登记、公示、发证、资料建档、质量检查等10多个环节的工作程序和要求都作了详尽规定，确保改革不出差错，不留后患。三是抓好培训。使每个参与林权制度改革的同志都能掌握政策、学会操作，全县各级接受培训的林改技术人员累计达12000多人次。县林业部门还集全局之力，抽调得力干部和技术人员组成５个督查指导小组，深入改革第一线督查、指导工作。临山勘界要求技术人员、山主双方、林权改革小组成员“三到场”，确保无误。四是先试点、后推开。2007年８月先在长岭镇试点，试点成功后才在总结、完善基本做法的基础上，于200７年10月在全县全面推开。五是严防乱砍滥伐。改革初期，在改革方案出 台之前，暂停木材采伐，防止因政策宣传不到位出现乱砍滥伐；暂停木竹交易，防止木竹经销商趁机低价收购林农木竹；暂停山林流转，防止村组突击流转山林损害群众利益，确保改革秩序稳定和森林资源安全，保证了改革的平稳推进。

（四）广泛筹措，强化投入，是改革成功的保障。

林改是一项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不但面宽量大，情况复杂，而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很长的时间，改革成本很高。据初步统计，林改每亩的最低费用在3.5-4.0元，国家和省级财政的投入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为扎实抓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我县在财政较为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筹措资金，配臵林改工作所需的各类设备设施，筹备各级各类培训会议所需经费，印刷各种合同表册，给林改乡镇预拨林改经费5000—2.0万元。各乡镇、各部门高度重视林改工作，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多方筹集资金，自购微机、复印机、打印机和档案盒（袋）自带车辆、自备行李进驻乡镇开展林改工作。同时，各村社还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外业勘界和内业填表归档的费用。据统计，全县目前共投入林改资金165.98万元，其中：国家和省级投入92.89万元，县、乡镇和农民自筹73.09万元。

三、取得的成绩

我县林改工作的基本估价是领导重视、群众积极、准备充分、措施得力、操作规范、工作扎实。具体表现是：

（一）、林业经营者积极性高涨。通过林改，确立了林农对林木的所有权和林地的使用权，林业生产力得到了全面的解放，林农自己真正成了主人，发展林业的积极性普遍高涨，一些地方开始出现了“把山当地耕，把树当菜种”的良好发展氛围。

（二）、社会各界关注和参与林业建设的兴趣高涨。通过林改，更多的群众了解了林业，认识到了发展林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了解、咨询林改和发展林业产业的兴趣逐渐浓厚，为促进整个林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促进了林区秩序安定稳定。林改后，经营主体地位更加明显，利益更加直接，责任更加落实，保护森林资源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人。许多林农在自己承包的山场设立护林告示牌、开设防火路、加强巡山护林，盗砍滥伐林木现象明显减少，“看好自家山、管好自家林”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同时，由于大量山林纠纷得到了妥善调处，消除了林区大量不稳定因素，保证了森林资源的安全，极大地促进了林区和谐社会建设。

（四）、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在林改工作中，各地始终坚持把宣传贯彻《森林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林改政策放在首位，使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深入人心，使广大干部群众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普法教育，增强了法制意识，同时，保障了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整个改革过程体现了民意，体现了民主，不仅唤醒了老百姓的民主意识，也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五）、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林改工作中，广大基层干部真心实意为农民群众着想，始终把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山万水、深入千家万户、费尽千言万语，倾心为老百姓服务，感动了群众，锻炼了干部，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增强了各级干部的宗旨意识 和服务意识，促进了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

四、存在的问题和下步打算

通过林权改革，林农成为了林地的真正主人，责、权、利真正得到了落实，林农造林、管林、护林、发展林业经济的积极性高了，责任心强了，这对于保护生态与提高森林经济效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

一是分山到户之后，老百姓对于自己的林木就更有处臵权了，他们很有可能急功近利，乱砍滥伐。若不有效监管，势必导致植被的破坏、生态的恶化和老百姓长远利益的损害。

二是分山到户之后，老百姓对于不是本人的林木，护林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会大大降低。若不有效调动，一旦发生森林山火、森林病虫害和盗伐、滥伐，后果不堪设想。

三是分山到户之后，资源过于分散，很难进行规模经营。若不有效引导，很难提高林业生产的效益。

四是分山到户之后，老百姓对于发展林业产业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很难获取。若不有效组织，林业产业很难得到长足发展。

这些问题，都是林改后出现的严峻而又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需要加以认真解决。为此，我们建议：

（一）、建立法律法规宣传体系。建立以县、乡、村、组等层次，采取广播、电视、会议、标语等形式，以宣传《森林法》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宣传体系。

（二）、建立森林资源“三防”体系。按照“民办、民管、民监督、民受益”的原则，引导林农和林业生产经营者之间自愿组合、自定章程、自收会费，组建以防盗防火防病虫害为主的群众 性森林资源联防协会，建立森林灾害应急反应机制和防治服务网络，逐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以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治和禁止乱砍滥伐为主的群防群治体系。健全保护森林资源的各项规章制度，引导各地制订村规民约，提高村民的自律意识，切实提高群防群治水平，构建新的森林资源保护体系。

（三）、建立林业经营体系。积极引导林农在自主自愿和明确利益分配的基础上，采取家庭联合经营、委托经营、合作制、股份制等形式，把农户确权后零星经营的林地集中起来，组建新的林业经营实体，提高抗灾害、抵御风险和市场竞争能力。扶持和培养涉及林业的各类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连接起来。大力推进资本与林地的联合，采取租赁、合作、联办等形式，引进大公司、大集团与林农合作建基地，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供销一条龙、贸工林一体化的林业产业发展格局，实现规模经营。

（四）、建立林业服务体系。积极探讨建立金融、科技和产业服务体系，搭建政企、农企、银企、科企合作平台，为林业经营主体提供优质服务。一是构建林业投融资平台，积极探索林业投融资渠道和方式，研究森林资源资产抵押管理办法，探讨森林保险业务。二是创建林业服务中心。为农民提供林业法律、法规、政策和林业技术咨询，及时帮助农民解答营造林、防治病虫害疑难问题。同时，采取多种途径向林业生产经营者提供林木林地资产流转信息、木材及林产品价格信息服务。三是健全林业科技推广网络。进一步完善以县林业科技推广中心为核心，乡镇林业站、村林技员为纽带，林业企业、林业示范户为载体的县、乡、村、户林业科技推广网络。

第二篇：枫桥经验的启示

“枫桥经验”的当代价值及对新形势下群众

工作的启示

刘靖北

2013年11月21日14: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日前，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今天，我们总结弘扬枫桥经验，最重要的是领会其中孕含的精神实质和实践价值，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好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

一、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创新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时代化。“枫桥经验”是在1963年开始的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即今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其基本精神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此后的50年，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及枫桥镇始终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和拓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把处理敌我矛盾经验发展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由政治斗争的实践转为社会治安的实践；由社会治安发展到包括民事调解在内的综合治理，直到今天，发展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和社会管理创新的经验。这就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保持蓬勃生机和活力重要奥秘。当下坚持贯彻群众路线，一方面，一定要继承以往创造的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传统，不能借口创新而轻易抛弃。另一方面，一定要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赋予贯彻群众路线新的时代内涵，始终保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旺盛生命力。

二、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科学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科学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全国许多地方存在“捕”、“关”、“判”、“杀””的“左”做法。在运动初期，枫桥的部分干部群众也希望采取这种激烈斗争方式。针对这种情况，当地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发动群众开展了“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致看法：“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特别是其“对敌斗争，处理治安问题，解决民间纠纷，等等，都要教育人、改造人”的观点和做法，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枫桥经验在此后的发展中，始终贯穿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 “四类分子”没有了，就及时把工作着力点放到了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上，创造了“群防群治”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新经验，等等。正因为枫桥经验是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因而它才是能够持久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当下坚持枫桥经验，必须深刻领会枫桥经验中的科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进贯彻群众路线的科学化，防止贯彻群众路线、开展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和“命令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三、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民主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民主化。“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本身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改造“四类分子”中运用和体现。依靠发动群众，让人民当家作主，是群众路线也是“枫桥经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所在。本人认为，群众路线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动作形态，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形式。当下，我们应当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高度中来看待其价值和意义。群众路线语境中的民主，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各个环节，它与目前流行的各种参与型民主相比，可以说是一种更广泛更真实的民主。在制定政策时，要深入群众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尊重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措施更加符合实际。在推动工作时，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把党委政府的决策，化为群众的自觉认识和行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党委政府的决策化为群众的实践成果。在检验成效时，要以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人民群众是否真正得到实惠、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四、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法治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法治化。枫桥经验诞生于阶级斗争的年代，初始阶段具有强烈政治化的色彩，但是它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更没有捕人，就能够把“四类分子”改造为新人，达成了捕人少、治安好目标。这说明，从一开始，枫桥经验就表现出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对和谐和秩序的追求，这正是法治精神的体现。随着时代的发展，条件的变化，枫桥经验不断演变为一种促进群众矛盾化解、基层社会善治的经验。这种经验着眼于法治建设的本土传统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内在统一。比如在民事纠纷调解中，当地的村规民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村规民约，上合国家大法，下合社情民意。这也是枫桥经验具有生命力和普遍价值的重要原因。当下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精神，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把群众路线与法治方式结合起来，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这是“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法治精神的必然要求。

五、弘扬枫桥经验中蕴含的人本精神，推进群众工作的人性化。枫桥经验产生于“左”倾严重的年代，但它没有打人，没有捕人，更没有杀人，而是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就把“四类分子”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这与许多地方“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相比，无疑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对人的尊严的尊重。粉碎“四人帮”后，当地党委政府又运用这一经验，率先为“四类分子”摘帽，并率先允许“四类分子”子女参军、读大学等等，同样体现了枫桥经验中蕴含人本精神。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枫桥经验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这无疑是枫桥经验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当下，我们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就要弘扬枫桥经验中的这种“人本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把群众放在心中的最高位臵，关心群众的冷暖疾苦，解决群众切身困难，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始终保持与群众密切的联系。

第三篇：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几乎所有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是二元格局社会，也就是城市先进而农村却远远落后；它们要发展，就必须拉近城乡差别，使得农村和农业摆脱困局。否则，如果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势必形成断裂社会，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形成严重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国民党败退之际，由于之前日本在台湾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台湾地区也是典型的二元格局社会，农村和农业极其衰败，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就如此描述：“农业落后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半个世纪过去，台湾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进行过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大陆借鉴和学习。

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的经验

台湾地区在农村建设方面、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是一个系统的各个方面协调合作的过程，而不是零星的修修补补。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至少有以下这些宝贵经验：

一、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台湾地区整个社会的经济起飞，都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尽力地改良农田、采用良种、科学种田，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农业得到了发展，就为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市场，准备了劳动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如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等等，并进行食品加工和开拓国际市场，当时其产品风靡欧美市场，特别是糖和洋菇等，这样就为台湾地区积累了大量外汇，台湾当局就有钱投放到纺织、化工等工业上，台湾地区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1〕。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地区所走的路更像是“以农促工”而不是“以工促农”。土地改革之重要，正如台湾经济学家们一致指出的：“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的进步；没有土改，则没有农业的发展”。

台湾的土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七五减租”。1949年4月14日陈诚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揭开土改序幕。“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取地租最高不能超过租地全年正产物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如遇灾荒歉收，农民可以向政府申请，由政府敦促地主减租；如丰收则还是按1948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来交租。随着技术进步、环境改善，产量肯定要比1948年的高，但是也只是按1948年标准来交租。“三七五减租”让佃农大收其益，生产积极性提高，收入也增多，农村经济有了好转。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日本殖民台湾时曾经占有大量良田，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约占到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1948年4月台湾当局即开始做“公地放领”的试验，1951年6月4日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全面开始了“公地放领”工作。承领者分十年向政府偿还地价，还清后就是土地所有者，地价为放领土地1948年正产物全年收获量的两倍半。第三阶段是全面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1953年5月开始实行，规定地主拥有土地最高之限额，超过限额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并转售给农民；地价与“公地放领”是一样的，政府向地主以及农民向政府都是十年还清地价；而且政府向地主付地价时采取百分之七十土地债券，另加百分之三十股票的做法，从而直接迫使部分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土改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战后非革命性的土改中，台湾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而土改后农民自由度和收益增加，为台湾工业化的开展创造了要素条件，也打下了台湾所得分配均等的基础”，“农民虽然受到政府价格„剪刀差‟

政策的剥夺，但从无恒产者变为有恒产者，感觉还是要比以前好得多”〔2〕。

二、农民自组织

如果说土改使台湾产生了“小农”，那么是农会、策略联盟等农民自组织又让“小农”变成了“大农”，从而让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生存发展。

台湾农会有上百年历史，经历了官治和绅治等不同阶段，但最后发展成为农民自己真正的组织，一切只为农民利益服务的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党进行社会改造运动，提到要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当时就向全党提出“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当时所颁布的《农民运动指导方案》规定，一切县市乡镇都要成立农会或渔会，但同时明确“发动组织农会渔会时，就先建立党的组织，如党员过少则就先吸收能起领导作用之农民渔民入党”〔3〕。此时的农会具有浓厚的官办党办色彩。但是七十年代台湾当局开始农村复兴时期，在1974年颁布实施的《农会法》中，为了使农会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基层执行单位”，从组织上和动作上都进行了改革，使其从官办党办变成了农办民有，台湾农会成为了“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社团法人”。“农有”是指农会是农民的职业团体，“农治”则表示由农民自己来管理，而“农享”说的是其经济成果由农村和农民来享受。而实际运行上也是这样的。

台湾农会组织完善、功能齐全。台湾的乡、镇、县、市、省几乎都有自己的农会，其中乡农会是农民组织的基本单位。农会中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总干事是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甚至还可以是外国人；监事会监督总干事工作，总干事执行任务时如损害农会利益也要承担责任；总干事下面设立分工明确的各个部门，如有对农民进行信贷业务的农信部、推广农业技术的技术推广部，还有产品销售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

九十年代，台湾当局还推动“策略联盟”，规划区域性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它与农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实，台湾的农业“策略联盟”的主体就是农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这往往就是“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在遇到农产品价格波动很大时，农会与“策略联盟”一般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利益。

三、劳动力转移

这里所说劳动力转移主要的是说身份的转变，是指台湾阶级结构“循着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的主轴演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到1965年已有约一百万农村青年进入了城市成为打工者。这是由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六十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出口加工业遍布台湾城乡，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回家创业，台湾农村地区“客厅即工厂”的农户生产方式成型，全台湾中小制造企业勃兴。这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由民工到业主的转变。

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有两个因素很关键。第一，没有身份的排斥。不像目前大陆那样，农民到了城市也只能从事一些脏、苦、累、险工作，得到的是不平等的待遇，职业是工人了可是身份还是农民，中老年后还得回到农村。台湾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农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身份转换频率也加快”，“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两大劳动阶级的身份分际越来越模糊不清”，到“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并且他们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业农民”。第二，职业教育的兴起。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乡下青年学到更多更好的技术，从而更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比例还是六比四，可是到八十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三比七。

四、资金扶持

在台湾地区农村建设过程中，台湾当局对农村建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金扶持，台湾农会等农民自组织也在资金扶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方面：一方面，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是免税免费的，这无形中也是一种资金扶持。另一方面，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新政，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而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逐渐超过国营企业。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农村地区兴起中小制造业时期，各中小制造业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

农会方面：台湾地区乡一级农会一般都设有农信部，一个乡的农信部每年的贷款额一般都有数十亿甚至百亿以上。农民在农会贷款，只要以土地作抵押就可以了；如果土地的估价是一百就可以贷到九十；这对于资金不足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种巨大的帮助。此外，台湾农会一般都对农村地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各种福利，这也是资金支持的一种形式，至少可以让农村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投放到其他建设。

应该从台湾农村建设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

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祖国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各自的情况是不同的，经验是不能完全照抄的；但是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目前大陆改革开放，向先进外家学习先进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向海峡对岸同宗同源的同胞学习些经验呢。我认为，台湾农村建设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一、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适当改革，给予农民更多更大权力

台湾农村建设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资本市场的形成，这使得农民可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或者农会申请贷款，农民可以从土地的征购中、房屋的拆迁中得到更多的补贴。但是在大陆，这方面却存在一些障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现实中不时受到权力的操纵，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农民不容易从土地的征购中得到相应的足额的资金补偿，从而成为他们进行行业转换的启动资金。这样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不少没有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这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此，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进行相应改革，比如党国英就提出应该给予农民土地永佃权。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之际，更加有必要真正赋予农民土地处分权，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从而促进形成一个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二、组建农会等农民自组织

建设新农村，就应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很有必要组建扶持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分散的农民是无力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维护利益、反映问题、宣泄不满、调节矛盾。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要稳定需要有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而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就是农民的民意表达渠道，因为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此外，台湾的经验还表明，农会还可以有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服务于农民的作用。

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

大陆有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在城市打工，但是由于户口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而且一旦他们到了中老年还不得不回到农村再从事农业活动。这样，只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的现象，而不是像台湾地区那样农民人数越来越少。为此，必须循序渐进地因地制宜地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不断地从土地上减少农民的人数。

四、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一方面，要发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通过新农民来建设新农村。另一方面，正视大陆还有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这一现实，必须在他们进入城市找工作之前进行相应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五、建立全国性的制度性回馈

所谓制度性回馈，也就是要从资金上扶持农村建设，建立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转移性支付补偿机制，让农村也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不仅政府要这样做，整个社会都应该这样，让资金真正流入到农村和农业中来。首先，要消除城乡间的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这是最大的问题。其次，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应该提高对农民的贷款力度。再次，制定全国统一的《政府转移支付法》，让支持农村建设的各种资金的流动透明化，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实践证明，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带来社会的大发展、大进步，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和“闯”的精神就不能迈开步子。建设新农村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切实地解放思想，而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勇敢地学习借鉴他人的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办法，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形式。古人曾说过：“宜于两可莫粗心，事到万难须放胆。”既然我们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就只能迎难而上，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四篇：昆山发展经验启示

昆山发展经验启示

（王怀伟2011年9月22日晨2点于昆山）

昆山概况 昆山地处长江三角洲的东部，东距上海市中心45公里，西邻苏州市区22公里，东临上海，西依苏州，是江苏省的东大门。1989年撤县设市，总面积921平方公里，总人口164.7万其中户籍人口73万，现辖10个镇、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3个省级开发区。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批准65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项目5000多个，合同外资330亿美元，实际到位230亿美元，其中世界500强跨国公司投资项目63个。累计批准台商投资企业3800多家，投资总额超过150亿美元，成为祖国大陆台商投资最密集地区之一，目前常驻昆山的台籍人士已超过10万人。2010年昆山GDP总量首次突破2000亿元，达到2100.28亿元，成为国内首个GDP总量超过2000亿元的县级市（2010年贵州省GDP为4593.97亿元，遵义市为908.76亿元）；GDP总量一度超过海南2052亿元、宁夏1643亿元、青海1350亿元、西藏507亿元四省。财政总收入达到480.4亿元，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达到163.1亿元。目前，昆山外向型经济占全市工业总量的80%以上，2010年实现进出口总值821.2亿美元。昆山位居全国百强县（市）之首，特别是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支柱产业，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昆山还是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全球每两台笔记本电脑中就有一台产自昆山。

昆山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农转工”。1983年1月，中央1号文件支持发展社队企业。昆山大力推进横向经济联合，加快发展乡镇工业。抓住

国家实施沿海开发开放战略的机遇，1984年8月在县城东南自费开辟工业新区，提出“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思路，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乡镇工业崛起的“农转工”的历史性跨越。90年代初期--“内转外”。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昆山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大力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历经8年于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全市逐步形成以开发区为龙头、带动乡镇工业小区的开放格局，实现了从发展乡镇工业向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内转外”的格局性转变。进入新世纪--“低转高”。在发展方式上由依赖土地资源外延扩张型向依靠科技进步为内涵的提高型转变；在载体功能上，由布局分散平面型向园区集中立体型转变；在产业结构上，由以制造业为主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变；在产品结构上，由粗放低端型向精致高端型转变。实现整体发展水平“低转高”的发展新态势，综合实力在全国县（市）中排名首位。2008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昆山率先推出转变发展方式，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快催生了一批以服务外包、商业物流为主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目前，花桥国际商务城已经初步形成了服务外包、总部经济、物流展示和商贸服务4大产业集群，已成为江苏省惟一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被列为首批省级服务外包示范区，目前已累计引进现代服务业项目300多个，其中较具规模的项目120个，总投资超过450亿元。昆山经验

“昆山之路 ”（自费建设开发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首先在沿海设立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初昆山不在其内。而昆山县委、县政府从本地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果断决策，仿效江苏南通、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做法，独辟蹊径，于1984年8

月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自己规划、自筹资金、自费兴建中国第一个占地3．75平方公里的工业新区，常常以“14+1”的身份参加全国开发区有关会议。尔后由于昆山的同志年复一年的努力，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闯出了一条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不断延伸发展的昆山之路，终于在1992年8月由国务院正式批准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国县（市）中第一个国批开发区。注：（自费资金来源“四个一点”。即用财政借一点、银行贷一点、开发费收一点、公用设施单位支持一点。）

依托上海：80年代中期，昆山以上海为依托，发展横向经济联系，促使经济高速度发展。当时，一些轻工业没有发展余地，材料、产品难以堆放，企业扩大再生产受到制约，昆山抢抓机遇，吸引大批上海企业入住。例如，韩培信（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在昆山发展的起步中讲到：“当时（80年代中期），昆山县委、县政府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四面出击，主动寻找联营伙伴。他们看中了上海金星电视的名气，就千方百计和上海金星厂攀“亲家”，促使金星厂到开发区落户，办分厂。昆山给了极其优惠的条件来吸引人家：让上海人当合营厂厂长，给金星厂一次性技术转让费15万元，生产每台黑白电视机再给商标费11元。该联营协议1985年春达成，5月就破土动工，厂房尚在建设,就开始培训职工,并借别人厂房试生产。10月主厂房建成时，第一批质量合格的“金星”黑白电视机在8月就已出厂了。至当年年底，共生产了电视机21570台，实现销售收入862.9万元，盈利73.6万元，做到了当年谈判，当年土建，当年投产，当年见效。”昆山和上海，就像深圳和香港、广州的关系。深圳依托香港创造了深圳奇迹，昆山依托上海成为第二个“深圳”，并一度被认为是上海的“殖民地”，就连当地居民都这样说到“我们到苏州去苏州人说我们是上海人，我们到上海去上海人说我们是苏州人”。

人脉连接（台商落户）：台商落户昆山，早期是靠人脉，熟人之间相互介绍，后来发展起来了，产业配套和集聚效应才发生主要作用。南京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长眠的地方，也是原国民政府所在地，在两岸关系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台湾民众对南京以及江苏有着很深的情结。1990年10月，昆山首家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正式投产，投资200万美元。由于企业办得兴旺发达，4年时间，顺昌的这位老板又引进外资，兴办了顺发、顺隆、顺裕等7家台资企业，形成了“顺”字集团，总投资达到4000多万美元。1991年，台湾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落户昆山，建立了沪士电子有限公司。第一期工程总投资2900万美元，采用国际先进技术装备，生产高科技的多层线路板，当时是国际著名的产品。“沪士电子”的到来，开启了昆山“以大引大”，与国际大型跨国公司合作的阶段。很快，通过“楠梓电子”老板的介绍，以生产捷安特自行车闻名全球的台湾巨大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就到长三角地区考察。捷安特自行车在台湾是最好的品牌了。

制胜法宝（优质服务）： 90年代初浦东开发开放形势喜人，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许多外资闻风而至。不过，浦东建设开发的起点和进入门槛比较高，台湾的传统制造业还不是浦东的优先考虑企业，当时浦东的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基础设施也不到位。巨大机械公司就开始在上海周边地区寻找投资机会。昆山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以优质的服务，主动热情的态度、极高的办事效率赢得了“捷安特”在昆山落户。巨大机械公司在昆山独资兴办了捷安特自行车有限公司。第一年就生产了十几万辆自行车。刚好遇上美国反倾销，最后通过江苏省委政府沟通协商，并帮助其解决了出口困难。“捷安特”办得非常成功，带动了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自行车生产。在它的周围，集聚了数百家为其配套的轮胎、车轴、齿轮等自行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在苏南苏北，与“捷安特”有配套关系的乡镇企业有二三十家。“捷安特”成为了台资企业的一个成功榜样。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在一次记者会上这样说道：“从企业第一次踏入昆山，我们就有一帮人在跟着企业做服务——企业开工建设时，我们帮着完成消防验收；开业投产后，我们帮着进行企业招工、人员培训；我们会定期组织召开台资、韩资等企业联谊会；还有坚持了10年、每2到3个月召开一次的政策解读沙龙„„”。

超前规划（富规划、穷开发）：“富规划”，就是着眼长远，科学规划，力求设计新，功能全，配套齐，标准高；“穷开发”，就是勤俭节约，艰苦创业，不讲排场，不摆阔气，少花钱，多办事。“既不搞“圈地运动”，也不搞遍地开花，而是本着基建施工到哪儿，土地征用到哪儿，需要多少用多少，开发一片成一片的原则，量力而行，逐步延伸。

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环境是基础，项目是生命，服务是品牌，产业是支撑，创新是根本。发现问题是政绩，直面问题是责任，研究问题是进取，解决问题是能力。昆山人不会忘记：十几年前，市政府每天派谴人员在上海虹桥机场大厅“守株待兔”，“拦截”国际航班的旅客，盛邀到昆山考察。“离上海市中心55公里，到虹桥机场40分钟。”这是昆山人重复无数遍的开场白。一张张利嘴，一副副笑脸，一个个机灵的脑袋瓜儿。地之利，被昆山人用到极致。一届届领导班子，在感情与理智中侃“晕”了外商。昆山人更不会忘记：在实行自费建设开发区之初，昆山市委、市政府将筹集的50万开发费用是这样解决的，一是花25万用于虹桥机场做了一个广告牌，并自命为昆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到中国来投资的外商到昆山投资，二是花25万在香港电视台做宣传，一时间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目前，昆山市政府每年都要选派几十名年轻干部到台湾、欧美学习、考察，并将招商

引资主攻方向转到日本、欧美国家。

昆山经济得以神话般的快速发展，是与其人才、区位、政策、国内外发展环境、历史发展机遇密不可分的，是自身艰苦奋斗和外部环境相加的综合产物，不是一个地区能简单照搬就能实现的，我们更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如何充分发挥自我、留住企业的精神，如何科学定位、顺势而为的胆识和气魄。昆山发展中也有其不足之处：

昆山发展给九坝发展带来的启示（此为个人观点，不对之处请领导批评指正）

九坝历史以来是一个纯农业乡镇，近年来，重庆人夏季避暑的到来给九坝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重庆强抓西部经济火车头的历史机遇，九坝当前应“明确发展思路、坚定发展信心、推动发展动力”。从而在这历史发展中强抓机遇、顺势而动、推动九坝经济社会快速高效永久性发展。

一是以服务业发展为主导。

二是以工业发展为突破口。

三是以发展品牌农业为方向。

第五篇：浙江发展的经验及其启示

最近，省委、省政府作出深入学习浙江经验的决定，非常正确，非常及时，完全符合××的实际，符全我市的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谋求我市在新起点上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前不久，我趁在浦东干部学院培训机会，就浙江经济发展问题深入绍兴、嘉兴等地进行了一次专题考察。走进浙江，感受浙江，不能不为浙江浓厚的发展氛围所感染，更不能不为浙江创造快速发展的经验所折服。短短2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由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欠发达省一跃而成为经济强省。其魅力何在？从浦东学院回来后，我又组织市委政研室的同志再次前往浙江温州、丽水等地进行了学习考察。我感觉到，这当中固然浙江传统的创业文化，即民众所具有的浓厚的商品意识，强烈的创业愿望，坚忍不拔的吃苦精神等对浙江快速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其实，政府的主动作为同样至关重要。这就是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在服务经济方面很有独到之处，他们特别善于用好“无为”与“有为”的辩证法，把社会的自发与政府的自觉结合起来，把市场的活力与政府的调控结合起来，创新发展观念和工作思路，不断地调整领导方式和方法，实现了政府职能作用的归位，促进了经济上规模、上档次，走出了一条符合时代要求，具有浙江特色的新路子。对我们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来说，从中可获得多方面的启示。

一、地方政府要在驾驭市场经济全局上发挥主导作用

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无为而治”论，认为浙江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我考察浙江后感到，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从总体上看，浙江地方政府对群众改革和发展的要求阻碍少、干预少，是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政府对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超前把握，不断校正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发挥政府作用，主导推动经济发展更是功不可没的，是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

一是坚持把确立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战略作为把握全局的基础。思路决定出路，而科学的思路决定发展的质量与速度。丽水市属于“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人口250万，是欠发达地区，也是浙江经济发展“垫底”的市，他们的发展轨迹就很好说明这一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他们提出了“优化发展环境，扩大经济总量，全面奔小康”的发展战略；到2001年撤地设市，又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培育优势产业，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城市”的发展战略；2003年把“工业强市”写入发展战略，确立了“生态立市、工业强市、绿色兴市”的“三市并举发展战略”。实践证明，他们对发展战略不断地文秘杂烩网修正是成功的。丽水欠发达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基础薄弱，工业规模不大，总量不多，档次不高，竞争力不强，工业化水平偏低。他们认识到，工业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于是丽水市把“工业强市”作为扩大经济总量的突破口，进一步强化工业的主体地位，举全市之力，实施“合力兴工、开放推动”举措，抓住新一轮产业结构大调整、产业梯度大转移的机遇，以工业园建设为载体，招商引资为“一号工程”，建设特色先进制造业基地，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丽水工业总量得到了快速扩张，骨干企业不断壮大，工业投资不断扩大。到2005年，经过短短三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305亿元，比2001年多出一倍，经济发展的平均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财政收入由2001年的12.83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34.8亿元，2006年达到43.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4.94亿元，比上年增长24.7%。在浙江其它地方考察，我也发现各地都很注意把握国内外发展的趋势和自身发展的比较优势，及时修正发展战略，寻求经济发展的新突破。比如绍兴市，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上是农业地区，他们根据基础好、资源少，区位好、科技少，政策好、资金少这“三好三少”的现实，确立了投入少、产出快、效益好的轻纺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以发展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企业格局，解放思想，加强引导，鼓励各地加快发展，短短十几年，绍兴市的轻纺工业形成了产业链条比较完整的绍兴轻纺产业集群，2006年绍兴纺织品出口额高达70.72亿美元，成为我国最大的轻纺产业基地，赢得了先发优势，为工业化进程的加快集聚了资金，培养了人才，使绍兴经济较快地渡过了工业化初期，进入工业化的加快发展阶段。他们的经验启示我们，一个地方的发展，政府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十分重要，定位准确了，路子找准了，就可少走弯路，经济发展就会事半功倍。

二是坚持把创新发展理念作为主导经济的根本。好的思路要靠新的观念、配套政策和有效的举措来体现。纵观浙江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地政府都注重发展理念创新，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市场资源主导权的牢牢把握，该放开的坚决放开，该出手时就果断出手。比如，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专业市场的作用，通过市场配置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