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介服务业经验及启示（精选五篇）

第一篇：国外中介服务业经验及启示

国外中介服务业经验及启示

发布日期：2006-08-1

5通过对美国、法国及巴西等国中介组织发展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 发达国家和滋生于市场经济土壤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中介组织的运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职能定位的合理性。非决策性、服务性、公益性、技术性及辅助性等是国外中介组织的职能范围。无论以追求整个行业或集团的总体利益为己任的非营利性组织(如行业协会等), 还是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营利性组织(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 都是非政府机构, 都不具有制定决策的权利。如:美中贸易委员会便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会员性机构,它强调对会员企业没有约束作用, 不要求企业或指示企业怎么做, 也从不行使政府价格管制等职责, 而是在企业需要之时, 为其提供各种服务。作为社会分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社会事务管理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以其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等特点, 履行法律规定范围内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沟通政府与民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等多方面的联系;为企业和社会提供内容广泛、品质优良的各种服务。二是运行机制的市场性。国外中介组织的运作体现了市场化运行机制的特点。主要体现为:自发成立、自主运行。国外中介组织的产生不是基于外力的推动和行政安排, 而是企业或个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 是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如参加法国雇主委员会的企业众多, 而这些企业完全是自愿的。由此所形成的中介组织不是政府的附属物或代言人, 也不政府的派出机构, 而是在自主、公平、公开及公正的前提下承担其职能并获取利益。自我发展、自律运行。国外的一些中介组织在组织机构上实行董事会管理, 如美中贸易委员会即由董事会进行管理, 其成员由杰出的企业领导组成。中介组织在经济来源和经费维持问题上, 一方面来自于会员的会费。如: 按照美国税法规定, 协会不得接受任何个人尤其是政府的任何资助和捐赠, 只能靠收取会费维持运转。美中贸易委员会的经费都来自会员的会费, 企业缴纳会费的多少依会员在对华贸易或国际贸易中的规模而定。法国雇主委员会的财政达113 亿法郎, 均为会员缴纳的会费, 会费的标准视企业的营业额和雇员人数而定。另一方面来自于中介组织为企业或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收费。中介组织以其自身能力和获利空间进行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并力图在竞争中取胜。国外中介组织无论是自发成立、自主运行, 还是自我积累、自我发展都是依律运行、自我约束, 都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三是运行结果的有效性。国外中介组织的运行对其国内经济起重要的作用。首先, 中介组织通过为会员提供服务, 支持企业的经营, 促进企业的活力。如, 为企业进行市场调查, 传递市场信息, 进行咨询服务;其次,对政府制定政策施加影响。尽管中介组织不是决策机构,但是由于其在各国经济舞台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因此,企业甚至政府对中介组织有较深的依赖性, 对政府政策法规的出台有较大影响。如, 经常在对华贸易的相关立法过程中向参众两院议员阐述其观点, 为中美间的贸易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游说工作, 从而影响其相关决策。在中国加入WTO 的中美双边谈判过程中, 美中贸易委员会在美国政府、美国商业界、美国公众以及中国政府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和意愿的表达, 对中美谈判以及双边协议具体条款的产生都产生重要影响。而且, 中介组织为了自身的发展, 也必须与政府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再次, 中介组织的发展对各国就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可忽视。仅就一些国家1986 年专业经济服务就业增长率的情况便可说明这一点。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 国外中介组织的发展对于加强一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们通过国际市场调研、国际惯例和东道国政策法规的研究, 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信息咨询和指导, 成为企业跨国经营最经济、最有效率的办法。特别是, 在现代世界经济舞台上, 刀光剑影、博弈激烈的背后, 其实体现着产

业代表的力量, 而相比之下政府的角色相对被动。如, 多数情况下, 美国有资格、有能力督促政府启动重大对外贸易保护措施的集团,是政治影响力巨大的产业协会。

国外中介组织运作的启示:

如上所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而加快、扶持中介组织的发展并使其规范有序则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条件。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 以下几个方面是我国目前发展中介组织尤其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是积极发展中介组织, 真正发挥中介组织应有的作用。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目前我国中介组织的数量有限, 规模狭小, 实力较弱, 分布失衡, 难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仅就行业协会来说, 目前近300 家行业协会在行业的覆盖率只有40 %左右, 而且会员主要是国有企业,而近些年来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则难以寻找与政府及社会沟通的渠道, 难以在新形势下寻求利益保护的代言人。特别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问题上, 中介组织严重“缺位”, 使得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 加大了企业运行的成本和风险。因此, 我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应该进一步发展中介组织, 既应大力发展非营利性中介组织, 也应大力发展营利性中介组织, 充分发挥其在承接政府职能方面的作用;发挥其在产业标准的制定、维护及贸易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发挥其公正、客观、独立的有偿服务功能;发挥现阶段在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

二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来发展中介组织, 使其根植于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中介组织发展面临的最大、最重要的问题, 也关系到中介组织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 能否有序并蓬勃发展起来。在这一方面, 目前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 相当多的中介组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发成立和自主运行。许多中介组织或者由政府部门设立, 或者与政府“联姻”, 进而成为政府的附属物, 形成新形势下的政企不分, 影响了中介组织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也容易滋生中介垄断, 阻碍公平竞争的进行。其次, 一些中介组织难以实现自我发展。中介组织的会员缴费机制不完善, 缺乏科学性。特别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 我国的中介组织不能为企业或会员提供实质性的、优良的服务, 因而有偿服务收费这一资金来源也显得欠缺。在这种状况下, 中介组织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便不可能有效实现。也正因为如此, 一些中介组织更愿意挂靠政府, 更愿意成为大企业的利益代表。

再次, 中介组织的运行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约束。对于中介组织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于其具体运行方面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完善。由此引起中介组织发展中出现的条块分割、地区部门封锁的现象;引起恶性竞争、无序竞争的后果。一些中介组织用不正当的手段承揽业务, 随意地处理业务, 甚至为企业提供非法服务。有鉴于此, 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应特别注重其市场化运作, 与政府脱钩, 真正按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运行,不断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应尽快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有关中介组织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中介组织的主体资格、活动范围、权利义务, 对于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 对于中介组织的收费标准以及其运行中的违法处理等诸多方面都应不断完善, 进而使其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并良性地发展。

三是应注重提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素质。目前,制约我国中介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业人员的素质较低。仅以行业协会来说, 一些行业协会成为政府分流人员、安排离退休干部的重要渠道, 这不仅使得人员的年龄结构不合理, 也使得专业从业人员严重缺乏。即使经营服务性的中介组织, 由于资格认证和注册登记制度的相对落, 大多数从业人员也难以胜任。针对这种情况, 我国应尽快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提高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同时, 不断增强其服务意识, 培养其职业道德, 规范其职业行为。

四是应加强政府对中介组织运行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处理好政府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关

系, 既防止政企不分,又要有效地实施政府对中介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在我国目前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状况下, 中介组织的发展已成为解决诸多问题的重要条件。随着我国中介组织的不断发展, 其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真正按市场机制和市场规则运行,不断增强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应尽快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有关中介组织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对于中介组织的主体资格、活动范围、权利义务, 对于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 对于中介组织的收费标准以及其运行中的违法处理等诸多方面都应不断完善, 进而使其在法律的框架下有序并良性地发展。

三是应注重提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的素质。目前,制约我国中介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从业人员的素质较低。仅以行业协会来说, 一些行业协会成为政府分流人员、安排离退休干部的重要渠道, 这不仅使得人员的年龄结构不合理, 也使得专业从业人员严重缺乏。即使经营服务性的中介组织, 由于资格认证和注册登记制度的相对落, 大多数从业人员也难以胜任。针对这种情况, 我国应尽快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提高业务水平和整体素质。同时, 不断增强其服务意识, 培养其职业道德, 规范其职业行为。

四是应加强政府对中介组织运行的宏观调控和管理,处理好政府与中介组织之间的关系, 既防止政企不分,又要有效地实施政府对中介组织的监督与管理。在我国目前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状况下, 中介组织的发展已成为解决诸多问题的重要条件。随着我国中介组织的不断发展, 其作用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第二篇：国外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及启示

国外发展现代服务业的经验及启示

20世纪70年代前后，欧美等国均实现了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并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以美国为例，美国现代服务业增长快、总量高，居世界领先地位。形成良性循环的区域产业链是美国现代服务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纽约服装产业、好莱坞电影业和硅谷电子产业，它们的研发、设计与制造形成一体化运作，保障了产业的稳定发展；都市区是美国现代服务业的核心载体，都市区在地区内形成劳动力、资金、信息的集聚，还拥有较好的交通网络系统，为各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随着全球经济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均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产业发展政策。美国芝加哥政府于1989年提出“以服务业为中心的多元化经济”，大力推动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吸引企业集聚。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芝加哥吸引了摩托罗拉、朗讯等一批IT企业落户，区域高技术产业得以飞速发展。

税收优惠减免。韩国政府制定了强化服务产业竞争力的相关措施，并通过税收减免支持服务业发展。尤其对属于现代服务业的中小企业给予了大力支持，扩大减免税种，并增加特别税额扣除。

优化基础环境。英国曼彻斯特市政府着力解决住房、公共运输、土地供应等直接影响服务业企业发展的环境问题，积极促进经济与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日本政府在2006年颁布的“新经济成长战略”中提出，建立服务业研究中心，完善服务业统计体系，协助拓展服务业领域和国际市场，制定政策措施推动人力资源培训、信息技术利用等。

开放服务业市场。美国不仅积极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进程，还与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为服务业出口市场提供支持。另外，美国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建立全球共享信息通信网络，创造了一个全球性的信息市场，有力支撑了本国通信产业的发展。

借鉴国外现代服务业发展经验，我国应当进一步明确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现代服务业市场拓展和发展环境建设，发挥科技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支持我国中小现代服务业企业发展，为现代服务业提供有效的财税支持措施，为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篇：国外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介绍

国外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介绍

国外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历史悠久，迄今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历程，除了美国、德国以外，像英国、日本以及欧洲其他经济强国也都是科技中介服务业发达的国家。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咨询类服务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尤其是二战以来，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美、英、法、德、日等国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比较优势，都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各国为提升科技对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大都依托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与经济、政府与科技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纽带。

但直到20世纪中后期，世界科技中介服务业才真正进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科技中介服务业在各方面均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方面服务范围向全球推进，国际贸易额迅速增长，世界进出口贸易的重心逐渐由货物贸易向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转移。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专业服务业贸易已列入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行业不断细化，专业性越来越强，使科技中介业在发展中广泛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服务水平迅速提高，产业规模日趋扩大，给世界性的经济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美国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情况

美国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不同类型的科技中介机构在科技创新创业中发挥着桥梁和润滑剂的重要作用。美国的科技中介机构可以大体上分为盈利性和非盈利性两大类。非盈利性中介机构主要是一些综合性中介机构，其中有一部分是国家设立的，但更多的是民间机构。如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创建了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小企业管理局的小企业发展中心、中小企业信息中心以及建在大学的生产力促进中心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这些机构明确为非盈利性机构，运行经费来自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其他收入。目前已形成庞大的全国性网络，共有57个州中心和950个分中心、17个美国出口援助中心、39个企业信息中心，为中小企业提供管理和技术上的援助，主要业务形式是咨询和培训，设计生产、营销、金融、人力资源、工程等多个方面，成为促进美国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社会力量。美国盈利性的科技中介机构主要是一些专业性的中介机构，从功能上可以分为孵化器（如Safeguard Scientifics.Inc）、技术咨询和技术成果评估公司等，其中后一种是美国盈利性科技中介机构的主要形式。

英国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情况

英国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高度重视发挥科技中介机构在提升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方面的关键作用。英国政府不但为科技中介机构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在实施政府各项工作中充分利用、借助科技中介组织甚至扮演中介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英国科技中介业的发展。

英国具有多层次、全方位、结构合理的完整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整体上可分为三个层面：政府层面、公共层面、民间层面。英国政府层面的科技中介机构主要是英国小企业服务局。英国政府在全国各地建立了240个地区性的“企业联系办公室”(Busine Link)，其目的之一就是促进当地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以及金融机构等的联系，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这些企业联系办公室，把政府、大学和企业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知识的快速转移。

英国公共层面的科技中介机构包括英国学会、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会、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科技园、专业协会等。其中英国学会、皇家工程院、研究理事会这些机构都具有科技咨询的职能，在国家的科技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咨询中起着关键作用。而各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科技园、专业协会等，在提高国家整体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与中介服务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国民间层面的科技中介机构包括慈善机构(Charity)、担保有限责任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股份有限责任公司(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合伙经营(Partnership)和个体经营(Sole Trading)等。英国科技中介公司中，大中型公司是少数，小型公司占绝大多数。虽然政府和公共层面的许多科技咨询部门，严格地说，不能称为科技中介机构，但它们的确发挥了明显的科技中介作用。一般来说，政府层面和公共层面上的科技中介职能主要是与相关机构的其它职能融合在一起，而民间层面的科技中介公司则往往与咨询、工程、商务等融合在一起，并且大部分都具有商业模式，它们是英国科技中介机构的主体。

德国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情况

科技中介服务业在德国的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使德国科技实力仅次美、日排世界第三的一个重要原因。德国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是行业协会和技术转移中心。其中行业协会门类较多，涉及行业广，组织体系科学完善，而且许多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行业协会由三大类系统组成，第一类是“德国雇主协会”；第二类是“德国工业联合会”、“手工业联合会”、“交通运输业联合会”以及其他专业协会；第三类是“工商会”。行业协会依靠会费和自身造血来维持和发展，对政府依赖程度小，主要通过法制渠道来影响政府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协会还依法享有直接参与国家有关立法的权利，政府与协会之间的联络透明度大。德国行业协会的中介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信息、咨询、职业教育三个方面。

技术转移中心是德国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原则上德国每个州有一个这样的机构，类似于我国的生产力促进中心。德国的技术转移中心以中小企业作为自己服务的重点，为它们提供技术咨询和科技创新服务、国内外专利信息查询以及申请专利的咨询；还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财政补助，帮助企业从欧盟申请科技创新补助经费和寻找欧盟范围内的合作伙伴；组织生动活泼的学术报告会、技术洽谈会，帮助研究院所、高校、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等。

日本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情况

日本的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也很迅速，目前其产业规模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五类：政府认定的事业法人机构、民间的科技中介机构、外资系统和银行系统的大型咨询机构、科学城、技术城，以及技术交易市场等。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日本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功能也主要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对一些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扶持和资助，即在实施“产业再生”、推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的过程中，进行咨询服务。主要做法有如下几种：一是委托开发。对于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基础技术，一般通过国立中介机构实行“委托开发”。国立机构把新技术的开发采用“委托”的形式交给企业，提供开发所必需的费用。二是开发斡旋。即通过“契约”调整彼此关系的中介方式。中介机构向技术所有者支付“技术使用费”，从其手中征集“技术”后，交给开发性企业实施“产业化”或“商业化”；并从其完成后的销售收入（或利润）中提取偿还金。三是独创性研究成果育成事业。中介机构通过独创性开发和协调企业之间各种关系，获得新的商业化的技术。四是支援成果专利化。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针对那些产业化程度较高的技术，通过实施“专利申请代理”，对成果所有者提供咨询和评估报告，提出专利申请建议，代理专利申请。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中介服务业发展也较好，如意大利也非常重视中介服务业体系的建设，通过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官民并举等建设形式，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专业协会、上回咨询机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科技园区以及企业创新中心服务网络。1997年欧洲18个国家的管理咨询公司年收入达207亿美元，且以每年20－30%的速度在递增。总体来看，目前国外发达国家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逐渐形成了以专业性、知识性劳务投入取代资本或体力劳动投入的集风险性和知识产品提供为主的发展趋势，在服务业范围上，已从专业咨询发展到综合咨询，从技术咨询发展到战略咨询。特别是随着高科技产业发展步伐的加快，各行业和领域的相互渗透，新兴的、具有特色的中介服务机构不断产生。从国外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现状看，主要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政府努力营造有利于科技中介发展的制度环境。科技中介服务员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为了更好地促进科技中介服务业的发展，发达国家都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引导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消除其发展中的障碍，使科技中介服务业成为了沟通科技研发与市场，联系政府与创新主体，促进了技术创新的发展。

2.科技中介服务业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科技中介服务由于功能和性质不同，经营主体可能不一样。有的科技中介服务适合私人公司式的商业化运作，有的适合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以非营利机构的形式经营，还有的则属于混合型。但科技中介服务深深植根于市场经济中，在发达国家的各种科技中介服务中，大多以商业化形式运作，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依靠政府的力量发展中介组织。

3.一般规模不大，但对经营管理者和专业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科技中介服务是一种非常专业的工作，往往需要具有技术、营销、法律专长和良好产业关系的人组成的团队才能胜任。科技中介机构对人员的要求是贵在专精，而不在多。比如规模较大的英国技术集团，其人员还不到200人，美国研究技术公司也只有30人。这些机构虽然人员不多，但专业人员的素质却很高，大都具有理、工、商、法律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专长，有博士学位的相当多，而且大都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

4.组织方式和服务方式不断创新。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科技中介服务行业的组织方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逐渐出现了科技中介连锁经营以及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城市网络，区域性网络和国际化网络已不鲜见，这一切也促进了科技中介服务方式的不断创新。（黄 南供稿）

第四篇：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来源：国土资源报作者：李珂 高晓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农协提供服务

日本的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的农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农地法》，不允许拥有土地的农户离开村落，凡是那些离村就职的农户必须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对《农地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开始允许农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阻碍了农地耕作权的让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修改《农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等；19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用地利用增进法》对农地的有效流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他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些农地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1993年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并且那些认定农业者可以获得农地方面优惠的政策支持。

点评：在日本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也为农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另外，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的作用。日本农协的良好发展是各国农民组织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它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合作，也成为了农地流转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证了流转的成功率，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国：产权边界清晰市场自由度高

美国在20世纪初确定了以家庭农场制为主的土地制度。美国农村的土地有国有和私有两类，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土地，它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购权法》、《宅地法》来鼓励拓荒和土地的开发。二是市场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流转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农场的规模，加快生产要素的有序组合以及促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在农业方面的运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有偿转让，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优惠性的政策来鼓励和诱导家庭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

点评：美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能够达到产权边界明晰，在市场上的买卖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够很好地得到市场的调节，而且对于农地的权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进了美国的农地合理地进行流动，农地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英国：市场为导向科技做带动

从20世纪初到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变化最大的就是过去由大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转变为目前的以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促成这种转变，与英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1906年的《农业持有地法》、1941年的《农业法》等。之后，英国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订，继圈地运动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农场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从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农场的发展，排挤合并小农场。1967年，经过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也基本取决于各个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也就是说，农场的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励、市场竞争、农业技术的改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农用土地得到了顺利流转，农场的规模也逐渐地扩大。

点评：英国农地流转的模式主要是扩大农场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科技的带动下，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在制定制度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加速了土地的流转速度。同时，也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动机制。

法国：中介完善运作规范

法国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20世纪20年代，法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小农场的合并，促进和支持中等农场的发展。颁布了《农业指导法》，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来负责收购小片土地，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大农场，并通过租赁经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府对中等农场在土地购买、贷款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对年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鼓励他们离开农业，优先安置达到中等规模的青年农民，达到改善农场结构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国还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来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流转。如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转让不准分割，只准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相关机构促进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转；对于土地市场的管理和规范，法国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购和转卖。

点评：法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成功在于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有完善的市场中介组织。如土地整治和农村安置公司，通过这种中介组织去收购和转卖，使得法国的农地得到了流转。二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保障，规范了农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减少了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也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农地的有效流转。

第五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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