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第一篇：国外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文/李艳

作者简介：李艳（1970.8-），女，天津人，现任海南政法职业学院图书馆馆长，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国外高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起步较早，有许多成熟的理论和经验。这些经验和做法启示我们：高校要发挥课程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整合各门课程资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体系；开着多种形式的隐性教育，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体系；整合社会资源、重视家庭教育，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关键词：核心价值观；高校；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9214（2015）07-0264-03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凝练，是国民共同价值追求的集中体现，它对国家和社会的维系、发展和繁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高校在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外一些国家很早就开始研究核心价值观在高校教育的开展，并取得了很多成功经验，我国高校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应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

一、国外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点与经验

很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根据自己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特点，凝练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核心价值观，如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个性自由、自力更生、机会平等、竞争意识、追求财富、敬业进取”；欧盟国家共同的价值观“尊重人的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及人权”；英国强调共同的的核心价值观是：言论自由的传统、自由、民主；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日本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其爱国、合作、感恩、秩序、法治、尊重、友谊等价值观念。在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宣传方面，高校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核心价值观灌输和渗透的主要阵地。总的来说，国外高校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虽然各有其特色，但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共同特点：

（一）高校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纳入国家战略和规划。

政府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推动者。西方国家认为，教育不仅要帮助青少年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引导他们了解国家历史与传统，接受与认同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因此，西方国家对青少年进行价值观教育的目标和主题非常鲜明，各国政府非常重视对大学生开展价值观教育，并给予各种形式的大力支持。例如，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其核心价值观研究与教育在塑造合格的美国公民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高校核心价值观教育中以“公民教育”作为其常抓不懈的重要内容，公民教育受到政府、社会的普遍重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已经与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并与高校的教育体制、管理体制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新加坡在高校开展国民教育计划，推广“共同价值观”，灌输国家意识形态与责任感，在国家层面确立了“共同价值观”教育的基本方案。法国、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由国家统一制定价值观教育方案，拟定教育目标。因此，国外很多国家都把价值观教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高校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指导。

（二）道德教育模式的理论创新助推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的迅速发展。

在国外推进价值观教育的过程中，产生了“美德袋”教育模式、价值澄清模式、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品格教育模式、体谅模式、社会行动模式等多种道德教育模式。各种教育模式各有其特色和优缺点，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研究人的价值观形成发展的规律与过程，有的强调道德认知能力的发展，有的关注青少年道德情感的发展，有的主张加强青少年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有的认为个体经验是价值观教育的主脉。这些教育理论的创新和实践推动了国外价值观教育的深入开展。

（三）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全方位灌输渗透核心价值观。国外高校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既重视通过课堂教育进行理论灌输的显性教育，也辅之以通过校风熏陶、校园活动等渗透的其他隐性教育方法，注重多种教育方法的综合运用。一方面，课堂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途径。新加坡高校的“共同价值观”教育是以“国民教育”课程为主要载体的渗透性教育，“国民教育”包含着若干门理论课程，如伦理道德、法律意识教育等。除国民教育课程外，其他很多社科人文类课程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承担着“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任务。新加坡高校还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的教育教学项目，例如，社会实践项目、人文素养专题讲座项目、纪念日项目等，这些教育教学项目有的是总体服务于“共同价值观”的教育，有的是侧重于“共同价值观”某一方面的教育，这些实践型的教育教学项目的开展为不同种族、不同语言背景的学生培养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各种隐性教育的渗透、引导作用也非常重要。西方国家认为，校风、学校规章制度、教师榜样作用、校园活动、校园环境等都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隐性教育作用，价值观教育目标应渗透和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会体现在高校所制定和实施的规章制度中，也会利用全国性的节日、纪念日和入学、毕业仪式性活动等开展价值观教育。例如，美国高校的规章制度在制定、实施等方面都包含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核心价值理念。利用全国性的节日、纪念日和入学、毕业仪式性活动等开展价值观教育。欧美高校的社团活动丰富多彩，涉及文化、科学、艺术、政治、体育等各方面，通过活动深化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认同。

（四）道德认知选择能力培养与道德实践能力提高并重。

在价值观教育中，西方国家重视学生道德认知和选择能力的培养，认为只有注重学生的道德认知能力和判断能力的培养，才能让他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明辨是非，判断真伪，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因此，美国在教育方法上注重价值灌输、价值澄清、价值推理和价值分析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他们认为价值观教育不是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价值判断选择方法的训练和道德践行能力的培养，因此，他们注重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探究来引导学生认知和认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

同时，国外高校非常重视通过实践培养学生的核心价值观。七十年代柯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和八九十年代利库纳等所提倡的“品格教育策略”都形成了将核心价值观教育纳入实践课程的范例，因此美国高校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一直重视实践体验教学，是以实践体验为主导的，而且活动的形式与方式不断变化，例如“民主教室计划”、“服务教育”等实践活动，都让学生在实践中切身感受、体验美国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学生的价值实践能力。美国学生经常参加募集资金、竞选宣传、环境治理、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服务、慈善工作等多种社会服务活动。

（五）形成政府引导、学校教育、家庭渗透的多渠道教育模式。

国外核心价值观教育从青少年开始，通过家庭启蒙、学校教育、社会引导的途径全面展开，是家庭、学校、社会联手开展的。托马斯.里克纳认为“新式价值观教育要取得长久成功，必须依赖学校之外的力量。学校和社区必须共同努力，来满足学生的需要，并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①。”品格教育联盟提出，家庭是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因素，学校的价值观教育必须得到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学校应开展与家长的积极有效的联系，帮助家长了解学校开展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内容、策略与方法，并尽可能取得家长的认同与合作。学校还应当广泛争取政府、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等社会各界的帮助。为充分发挥家庭在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作用，新加坡政府专门成立了家庭教育民众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家长进行培训，使家长了解家庭对学生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并促进家长提高自身素质，更好地配合学校开展对学生的价值观教育。美国非常注重营造宏观教育环境，国家不惜大量投资建设各类博物馆、纪念堂等教育场所，这些场所成为美国向国民和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基地。美国还建立了社区“服务学习”形式，让学生在参加各种社区服务活动中提高其公民参与意识和责任感。西班牙、比利时的很多大学专门开设社工课，学生通过参加社区服务工作获得学分。

二、国外核心价值观教育对我国高校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高校必须把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和责任，认真借鉴国外价值观教育的经验与做法，积极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发挥课程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整合各门课程资源，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体系。

学校的课程教育是培养公民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我国历来重视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开展价值观教育，思想政治理论课也确实在价值观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从国外经验来看，价值观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等专门课程来实施，还应该发挥其他专业课程以及人文素质课程的作用，共同开展价值观教育。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内容上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重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梳理和重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提供了新的思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体的价值观取向的内在统一，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价值取向角度，重新梳理教学内容，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尽可能从理论说教、政策宣讲向价值观教育和引导转化。在方法上，要重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国外的社会教育理论、道德认知发展理论都主张要重视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强调学生的道德认知学习过程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个体对各种道德理论和矛盾冲突主动学习、思考、澄清、选择的过程，因此，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一定要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作用，通过多种手段和方法，引导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感悟和体会，最终认同和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念，只有经过这个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才能被学生真正理解和接受，转化为学生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仰，并最终落实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际行动。

在其他课程的教学中，任课教师要把价值观教育作为课程的重要教学目标之一，重视在教学内容中渗透价值观教育。任课教师要认真梳理与挖掘专业课程和人文素质课程中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容，将其有机融入到教学内容中，使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专业知识学习和人文素养培养有机结合。此外，高校还可以通过开设选修课、讲座、报告等多种方式开展价值观教育。这些课内与课外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最终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课程体系，各门课程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补充，共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教育。

（二）开展多种形式的隐性教育，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体系。

美国高校在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很少讲授抽象的、空洞的大道理，而是把这些大道理都转化为具体的、生动的问题，把学习变为一种感悟，使学生在日常的生活和具体的实践体验中加深对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不应停留在纯理论说教的层面，而是应与学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联系在一起，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要努力摆脱那种学生被动接受教育或者听而不信的尴尬局面，让学生充分参与到理论的探索和实践的体验中，在生活中感悟理论的真谛，促进价值观的养成。

隐性教育是指教育者隐藏教育目的，通过一定的载体和途径，使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各类实践活动和校园文化都是隐性教育的重要途径与手段。国外高校非常注重通过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潜移默化渗透价值观教育。我国高校开展价值观教育要认真研究不同学习阶段学生的思想实际和价值追求的特点，确定不同阶段的教育重点，建立科学系统的实践教育体系，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构建稳定的实践平台，有针对性地开展实践教育活动，让学生在丰富的实践体验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践教育活动的具体形式包括实习实训、假期“三下乡”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社会调查、社会公益活动、志愿者服务活动、学雷锋活动以及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等，学生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能够亲身感受和体验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理念，培养积极的道德情感，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三）整合社会资源、重视家庭教育，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

国外高校开展价值观教育都得到了社会和家庭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因此，我国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善于整合与利用社会、家庭的教育资源，形成教育合力，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社会教育资源具有开放性、群众性、补偿性、融合性等特点，能够有效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而且教育方式灵活多样，教育资源丰富。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充分利用行业资源和社会资源，积极在行业和社会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和思想政治教育基地，依托基地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家庭教育是一个人教育的根基，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成员对其的影响和教育是最先产生的，可以说，每个人的第一个老师是家长，家庭教育对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会有重要影响。家庭成员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品行都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这是学校和社会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学校要建立和家长的定期沟通机制，定期召开家长会，在网上开设家长电子信箱和家长论坛，成立家长咨询委员会，建立家长和学校及时沟通的有效平台，通过多种形式向家长宣传学校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的内容，争取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使学校的教育内容得以在家庭延伸和渗透。同时，学校要积极挖掘和搜集家风教育中的优秀因素，并积极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效素材，丰富教育内容，使教育更加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从而有效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

第二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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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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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外农业产业化经验与启示

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及启示

郭生河

（龙岩市农业学校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列举了美国等国家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通过分析，对如何提高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验启示

农业产业化，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农业一体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龙头企业带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公司、农户和基地相结合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一体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

1.1 美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美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高度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产业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经营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的合同制经营。这种形式是通过工商运输大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合同的办法，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与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联结起来，形成产供销（或产加销）的有机综合体。美国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如饲料、肉鸡、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据合同生产的。二是农场主合作社经营。这种形式是由若干农场主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联合经营农业。这种合作社并不改变家庭农场的经营地位，它主要为农场主提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销售、储运、加工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农工商综合企业。这种形式是指大公司（工业、商业、或金融垄断资本）直接投资经营大农场，并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本身、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乃至科学技术研究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组成有机的农工商综合体。这种农工商综合体的特点是实行完全垂直一体经营，生产技术水平比较先进，经营规模也较大[2]。

1.2 日本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群岛国家，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十分狭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个体经营为主[2]。日本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产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创造了一条不同美、英、法、德等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规模家庭经营

1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的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日本农协是一个具有二重属性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它是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农业现代化及其他农业政策的中介机构。农协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比如：农协组织可以为组员集中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上可以得到优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农协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发展农业和农村社区福利，开展了包括对农业经营进行宏观和微观上指导、生产资料购买、资金存贷、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销售、保险，以及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问题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农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与日本政府对农协在税收、价格、信贷、流通以及设施等方面，有许多优惠政策，给予补贴有关[3]。如：在税收上，日本对农协法人采用特殊税制，农协所得税率为23%，事业税率为8%；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40%，事业税率为12%，等等。

1.3 泰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泰国是我国的近邻，经济上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泰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为50%--60%。泰国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是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并经外向型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实施战略的突破口和关键。其经营形式主要有：农业合作社；“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并为农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体事务，但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尽可能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经济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实现了政府、银行、公司和农户四者之间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和紧密合作，这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发展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家庭农场在泰国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农场经营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商品量大，在农村商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4 荷兰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荷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的发达国家，享有“欧洲门户”之称。荷兰虽然农业人口少，农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它却是一个农业和农村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农业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食品，农业净出口要占全部产品净出口（不含服务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荷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实行高度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合作社组织。荷兰采取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集约化、专业化经营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荷兰人多地少，特别是农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人口少，大约71%的农场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但是，农民普遍接受了较高文化教育，国家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机构也十分发达，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社组织是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合作社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该国不仅耕地少，而且水资源严重缺乏，气候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农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以色列农业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以色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证，除此之外，还与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及建立农业区域合作组织和农业专业组织等支撑与服务体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启示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共同的特点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纵向上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在做法上实行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约经营，形成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产品商品化、企业规模化、管理企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的经营方式[4]。借鉴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对提高龙岩市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 政府部门对农业产业化要积极扶持和引导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制订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产业化发展。如，（1）政府给合作社各种优惠政策。（2）实施农业信贷支持政策。（3）采取低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制定和落实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关政策，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和引导。

2.2 重视大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龙头企业是关键环节。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连接着生产基地的千家万户，担负着开拓市场、疏导生产、深化加工、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的强弱、竞争能力的大小和带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与成效。例如，泰国正大集团就是农业产业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本质，是维系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在美国，通过农业的合同制经营、农场主合作社经营和农工商综合企业等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和利益调节机制，使农业生产的供、产、加、运、销等部门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在泰国，特别是通过“公司+农户”的经营形式，把小农的个体经营纳入公司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范围，并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荷兰，农村家庭农场与合作经济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

从各国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国家，合作社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从基层到全国都比较健全，这些合作社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有5/6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而家庭农场一般都参加几个不同性质的合作社，平均每个农场参加2个合作社；在荷兰，每人平均至少是3—4个合作社的成员；泰国70%的农民参加了农业、土地、渔业等各种合作社，另有奶牛、农产品、菠萝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农产品是由集体或合作组织生产的。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帮助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2.5 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是基础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这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其通过长期演进，已形成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等10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带。在美国50个州中虽然有37个州从事商品蔬菜生产，但主产区比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东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凉蔬菜产区四大产区，以上

四大产区的蔬菜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产量的90%左右[3]；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区域化布局突出。全国由西向东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生产带，即西部沿海园艺生产带、中部奶类生产带和东部、南端畜牧生产带[2]。各地发展农业产业一定要根据实际，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化布局，集中连片种植。

2.6 农业服务社会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民进入市场都是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一般是通过合同方式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的服务统一起来，形成综合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如在农工商综合体系中，农业生产者一般只从事某一项或几项农业生产作业，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综合体提供的服务来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全程服务，不但经营风险大幅减少，而且也使综合体的整体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国，农场主的某种需要通过打电话就可经按时得到高质量的服务。

2.7 加强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教育是强国之本，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质的农民不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能在实践中创造和发明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也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荷兰的高效农业之所以取得举世关注的成效，这与其重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就必须加强教育，特别是对农业人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1] 何肃雅.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花生产业进程[J]，河南农业，2005，（5）：34-36.[2] 赵保佑，张成智主编.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M]，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4.[3] 赖作卿 著.产业分化与企业成长—农业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1.[4] 胡雪梅，王滨等.国外农业产业化对中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4.4.作者简介：郭生河，男，1964年生，龙岩农校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长期从事作物栽培学、遗传育种学的教学工作。联系方式：***；guoshenghe45@sina.com

第五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平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导致大多数新进城市者为了生计只能从事一些属于第三产业的非正规就业行业，如饮食、家政服务、沿街销售等。这种没有经济同步发展作为基础的城市化，必然导致城市“病态”发展，人口拥挤、住房短缺、贫富悬殊、毒品及暴力犯罪、环境污染等问题接踵而来。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被称为“过度城市化”。化解矛盾，稳妥推进城市化进程总体而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伴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如农村发展滞后、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为使城市化进程得以稳妥进行，一些国家采取多种措施来化解矛盾。协调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关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拉美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来看，政府往往更加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了作为社会另一部分的农村的发展。发展政策的倾斜，使得大部分农村地区相对来说处于贫困状态，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严重不足。当农民在农村没有出路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进城。但由于城市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贫困、失业、犯罪、环境恶化等问题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日本在处理城市与农村发展关系方面较为成功。日本政府比较注意农村、农业的发展问题，制定了大量法律促进农村发展，如为扶持山区农村及人口稀疏地区的经济发展，制定了《过疏地区活跃法特别措施法》、《山区振兴法》等；为促进农村工商业的发展，制定《向农村地区引入工业促进法》、《关于促进地方中心小都市地区建设及产业业务设施重新布局的法律》等。同时，日本政府也比较重视对农村、农业的投资，投资方式多样化。中央政府主要对建设项目进行财政拨款及贷款，地方政府除财政拨款外还可发行地方债券进行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联系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可能，而农村发展也为城市产业和人口的扩散开辟了道路。由此，日本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业不再是农村的支配产业，到１９８０年农村从事第三产业的比率高达４２％，小城市得到了较快发展。多种方式消除城市贫民区。在城市化的高速发展阶段，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必然导致住宅和基础设施供应短缺，而财富分配不均使得问题更加严重。早在１９世纪，欧洲国家的城市中就普遍存在贫民区现象。为解决城市贫民问题，西方国家曾采取多种措施。比如，早期解决住房的措施主要是兴建工人居住区，其后欧美各国开始制定更为完善的针对城市贫困者的住房政策。美国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注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其中由联邦政府发起的“新政”和“城市更新”两项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解决城市下层居民住房问题进而治理中心城市。从“新政”来看，涉及城市的政策除进行以工代赈的大型社会工程建设外，还推出两项直接影响城市生活的重大举措。一是拟定“绿带建镇计划”，在郊区选择廉价土地，建造新社区供城市贫民区居民迁居，再将原贫民区清除，改建为公园等公用设施和绿带。二是创建两个新的政府机构，即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署。前者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住房贷款，消除住户因付不起分期贷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的现象；后者是联邦政府干预乃至管理城市住房的常设机构。这两项运动对解决美国城市住房紧张以及增加就业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相对来说，发展中国家城市贫民区问题更为严重，而韩国解决该问题的经验较为成功。１９６０至１９９０年是韩国城市化高速增长期，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１个百分点，但同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出现城市贫民区。韩国政府先后采取清理工程、有选择合法化以及自我发展工程等措施，来处理城市低收入者居住区、非法聚集居住区的问题。１９８３年引入了联合重建计划，制定最低住房标准，承认居民在社区及社区发展中的民主权利，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同时还鼓励非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商参与社区建设，通过政府引导、组织各方参与社区建设，实施有效的市政管理，使国家、社区以及社区居民、企业等多方受益。倡导城市的集约型增长。西方各国在对城市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城市规划始终是重要的工具。现代城市规划兴起于１９世纪末，早期的城市规划理论偏重于疏解大都市的人口和功能，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汽车社会出现后，城市随之迅速向外蔓延。但低密度、盲目蔓延的对外扩展，造成城市土地低效利用并产生其他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社会开始关注由此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及其经济社会后果，认为“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方式、低密度的城市扩张，这种城市蔓延方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美国学者因此提出了“紧凑型城市”和“精明增长”的概念，提出城市发展应该采取ｔｏｄ模式，即以大运输量的轨道交通系统为导向，以站点为中心建设半径合理的居住区，并提供办公、商业服务业等多项功能。１９９８年，美国波特兰开始实行一种新的城市发展计划——ｌｕｔｒａｑ计划，目的是在城市开发中尽量减少土地的消耗、机动车交通和空气污染；强调街道的相互联系，使公共交通更加便利和舒适；强调混合功能以及符合人性尺度的设计和宽敞空间。近年来西方国家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表明，未来城市规划发展的主流应该是“集约和精明”地使用土地，以实现人类居住区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