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篇：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和启示

【摘要】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体制的种种缺陷已经成为阻碍农村进步的绊脚石。本文通过分析孟加拉国、泰国、美国、日本等国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的几点启示。

【关键词】金融支持 农村建设与发展 经验 启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而发展农村经济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借鉴国外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对我国构筑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支

持新农村建设有较大的启示。

一、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在发展农村经济这一问题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采用了各种金融手段，政府投入大量的补贴资金，设计出各种干预政策，取得了有益的成果。孟加拉国和泰国就是两个相对成功的范例。

1、孟加拉国的农村微型金融组织（GB与MFO）。孟加拉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有三种主体：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格莱明银行（GB）和各种微型金融非政府组织（MFO）。其中国有银行及金融发展机构是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GB和MFO的服务为微型金融，是非正规金融的组成部分，其覆盖率比正规金融要大得多。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对孟加拉国的一次调查显示，GB和MFO共为约25%的农村家庭提供了金融服务，而正规金融只服务了5%。

GB是为穷人设立的特殊银行机构，鼓励同一村庄中有相同收入来源的穷人组成小组共同借贷，对参加小组借贷的成员有最高财产限制，其成员基本以女性为主。小组每周开会，规定每人每周必须存入少量资金（相当于2-3美分）；贷款发放给小组成员，还款义务由整个小组承担，并根据各组的信贷记录决定今后的信贷额度；整个还款过程在有5-7个小组参加的公开大会上进行，给不能按时归还的人以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GB还要求组员将相当于贷款金额5%的资金存入小组基金，每个借款人必须将相当于总利息25%的资金存入由格莱明银行管理的应急基金以备不测。这个基金向成员提供各种保险服务、培训讲座来保证和提高借款人的还款能力。GB的贷款利率不高，必须接受补贴和捐助才能维持正常运营。MFO是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包括信贷、存款、保险等金融服务的金融组织。MFO用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和监督作为还款保证，不要求有抵押物；放贷决策权下放给信贷管理员，借款程序比较简单、方便；还款率很高，在95%以上。据估计，在孟加拉大约有1000多家MFO均提供贷款，其中一些吸纳存款，还有一些提供非金融服务。放款大多采取GB银行的小组贷款方式。MFO提供贷款的利率较高，至少扣除通胀率后实际利率为正，能够弥补所承担的风险。

2、泰国的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泰国政府一开始试图利用已有的商业银行体系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要求每个银行至少将其总贷款的5%流向农业部门。尽管政府一再放宽限额条件，商业银行仍无法达到要求。1966年，泰国政府成立了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其是向农户提供贷款的专业化信贷机构，由财政部领导，直接体现政府对中小农户的扶持补贴政策。

BAAC在农村地区的客户以大的农场主和涉农企业为主，而且一直在扩张业务范围，从而既为团体也为个体农民服务，以个体农民为主。BAAC在有限程度上依赖补贴，这主要是政府控制其贷款利率的结果而不是由于自身运行效率低下（BAAC不能提高贷款利率以弥补

成本）。根据2006年的一项测算，BAAC只要将贷款利率提高几个百分点，就可以完全独立。到目前为止，BAAC的服务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农户，覆盖率之高使最擅长提供大覆盖率服务的微型金融组织都没有发展空间。BAAC贷款金额占全部农业信贷的一半，其中单笔金额低于1200美元的占了三分之一到一半，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额为660美元，占人均GDP的24%。

BAAC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坚决抵制来自决策层的压力。财政部对BAAC的领导是帮助性和指导性的，而不是行政干涉，BAAC在自有项目和政府项目之间设立了一道防火墙，防止风险传递。

二、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支持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经验

1、美国的复合信用型农村金融制度。美国是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这与其完备的农村金融体制密不可分。在20世纪以前，美国没有专门的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信贷资金几乎全部由商业机构和个人提供。随着农业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农业发展对信贷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商业金融机构及个人的贷款由于数量少、成本高，已无法为农业提供充裕的资金。同时，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这些资本急于在农村寻求出路，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下，美国开始着手改革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

以1916 年创设联邦土地银行为起点，美国的农村金融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1933年建立生产信贷协会，并在12个农业信贷区设立了12个合作社银行。为了发挥国家对农业发展的扶助作用，政府农贷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1933年成立商品信贷公司，其任务是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或对农业生产给予经济补贴，借以控制生产，稳定农民收入。而为了发展农村电力事业、发展农村通讯、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别，1935年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1946 年成立了专门为贫困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农民家计局。为了促进、帮助农村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在 1953 年又专门成立了针对小企业提供信贷的小企业管理局。至此，美国完善的农村金融格局基本形成。

总的来看，美国农村金融制度属于一种复合信用型模式，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提供农业信贷资金的机构中，既有专业的农村金融机构也有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二是在金融组织体系上，一般是合作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及商业性金融机构并存。多种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互相配合的农村金融体系，较好地满足了美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本需要，充分体现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和支持作用。

2、日本独具特色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日本的农业发展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地少人多、自然条件差、具有小农经营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积极培育农村金融体系，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增加农业积累。

目前日本建立的农村金融体制主要包括合作金融和政府金融两部分，其中民间合作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占主体地位，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重要补充。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农协系统所办的信用事业部，是农协的一个子系统，由基层农协的信用组织、都道府县的信用联合会、中央的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三级构成。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金融体系。一是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政府背景深厚，带有一定程度的官方色彩。二是体系内的三级组织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上级组织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对下级组织进行指导，整个体系内形成了独立的资金运行系统，保证了合作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三是信用合作体系立足于社区发展，树立为社员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的设立坚持立足基层、方便农户、便于管理的原则。四是为了保证合作金融安全、健康地运行，建立了农村信用保险、临时性资金调剂的相互援助、存款保险以及贷款担保等制度。

日本农村合作金融体制的优势是其将合作金融机构与国家的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紧密相连，服务领域相对固定、信息资源较为充分、贷款决策成功率较高，各级信用社独立性较强、经营自主权较大，同时也易于政府对基础行业的扶植。而缺陷则是业务范围狭窄、资金利润薄、靠政府优惠、财政压力大。

三、对我国农村金融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从以上国家的农村金融体制建设可以看出，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导致农村金融的交易成本和资金的使用成本都比较高，正规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引起市场引导的失效。因此，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过程中，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必要的和有效的。结合各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发展来看，在农村金融体制构建早期，政府的支持与干预的确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政府干预并不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最终目标。随着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预只能越来越阻碍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部门性政策倾向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法律和规章性障碍等因素，政府干预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瓶颈。所以我国要构建和谐农村金融体制，更好地支持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政府干预的问题。

1、在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中，要把握好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直接干预指运用公共资金直接投入农村金融，间接干预指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环境，如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法规环境等。我国政府应当把直接与间接两种干预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环境，如审慎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贸易自由化，鼓励国内储蓄；同时建立一个适合市场交易的法律框架，如清晰的产权或使用权、农村金融机构监管、合约强制执行机制等。另一方面，对农村金融机构可以适时提供资本或者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再融资；所有这些补贴或优惠应该是透明和临时的，一定要尽可能地减少长时间的直接介入。如对合作金融，在农村资金少、储蓄动员又不够成功的情况下，政府可以用再贷款的形式临时向合作金融机构注入资金，但对于合作金融过于强烈的政策干涉可能会挫伤合作会员的合作积极性，影响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

2、政府干预必须注重农村金融的造血机制，尤其是农村资金的储蓄动员。光靠政府资金的长期注入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金融的发展问题，直接过长时间的干预也会破坏市场机制，从而导致资金的分配效率低下。要尽力吸引城市资金，至少不能再抽取农村资金，让农村资金尽可能地在农村体系内循环。

3、小额信贷不仅是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应参照国际经验发展农户自助组织，逐步将其转化为小额信贷机构，允许其在法律监管下自由决定利率，以法律形式保证其金融合法性和规范性，给予明确的政策支持。政府同时应建立小额信贷担保基金，构造以GB模式为基础的农村小额信贷体系。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三联书店，1990.[2] 陈雪飞：农村信用社制度：理论与实践[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3] 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J].财经研究，2006（4）.[4] 王旸：与国外农村金融体系的比较及完善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的对策[J].金融经济，2006（16）.[5] 李世美：国外农村金融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经济论坛，2006（7）.[6] 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绩效评价[J].江苏社会科学，2006（1）.[7] 王双正：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的深层次思考[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1）.

第二篇：台湾农村建设经验及其启示

几乎所有后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都曾经是二元格局社会，也就是城市先进而农村却远远落后；它们要发展，就必须拉近城乡差别，使得农村和农业摆脱困局。否则，如果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势必形成断裂社会，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都形成严重的威胁。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国民党败退之际，由于之前日本在台湾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政策，台湾地区也是典型的二元格局社会，农村和农业极其衰败，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就如此描述：“农业落后造成农村社会内部之不安，极易为外邪所感染”，“不加改善，乱源即由此发生，证诸往事，历历不爽”。半个世纪过去，台湾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进行过多方面的改革，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大陆借鉴和学习。

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的经验

台湾地区在农村建设方面、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运动，是一个系统的各个方面协调合作的过程，而不是零星的修修补补。笔者认为，台湾地区的农村建设至少有以下这些宝贵经验：

一、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台湾地区整个社会的经济起飞，都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土地改革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所以他们尽力地改良农田、采用良种、科学种田，从而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农业得到了发展，就为工业的发展积累了资金，提供了原料，开拓了市场，准备了劳动力。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地区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如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等等，并进行食品加工和开拓国际市场，当时其产品风靡欧美市场，特别是糖和洋菇等，这样就为台湾地区积累了大量外汇，台湾当局就有钱投放到纺织、化工等工业上，台湾地区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1〕。从这一点来看，台湾地区所走的路更像是“以农促工”而不是“以工促农”。土地改革之重要，正如台湾经济学家们一致指出的：“没有农业的发展，便没有工业的进步；没有土改，则没有农业的发展”。

台湾的土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三七五减租”。1949年4月14日陈诚颁布《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开始执行“三七五减租”，揭开土改序幕。“三七五减租”规定地主收取地租最高不能超过租地全年正产物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如遇灾荒歉收，农民可以向政府申请，由政府敦促地主减租；如丰收则还是按1948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来交租。随着技术进步、环境改善，产量肯定要比1948年的高，但是也只是按1948年标准来交租。“三七五减租”让佃农大收其益，生产积极性提高，收入也增多，农村经济有了好转。第二阶段是“公地放领”。日本殖民台湾时曾经占有大量良田，后来被国民党当局接收，约占到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六。1948年4月台湾当局即开始做“公地放领”的试验，1951年6月4日颁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全面开始了“公地放领”工作。承领者分十年向政府偿还地价，还清后就是土地所有者，地价为放领土地1948年正产物全年收获量的两倍半。第三阶段是全面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1953年5月开始实行，规定地主拥有土地最高之限额，超过限额的地主所占耕地一律由政府征收并转售给农民；地价与“公地放领”是一样的，政府向地主以及农民向政府都是十年还清地价；而且政府向地主付地价时采取百分之七十土地债券，另加百分之三十股票的做法，从而直接迫使部分地主把卖地所得转为工业投入。

土改对于台湾地区农村建设甚至对于整个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影响。“在战后非革命性的土改中，台湾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土地改革运动是一项决定性的扫荡，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台湾传统农村社会的结构。而土改后农民自由度和收益增加，为台湾工业化的开展创造了要素条件，也打下了台湾所得分配均等的基础”，“农民虽然受到政府价格„剪刀差‟

政策的剥夺，但从无恒产者变为有恒产者，感觉还是要比以前好得多”〔2〕。

二、农民自组织

如果说土改使台湾产生了“小农”，那么是农会、策略联盟等农民自组织又让“小农”变成了“大农”，从而让农民在市场经济浪潮中生存发展。

台湾农会有上百年历史，经历了官治和绅治等不同阶段，但最后发展成为农民自己真正的组织，一切只为农民利益服务的组织。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国民党进行社会改造运动，提到要拓展党的社会基础，当时就向全党提出“在生活上与行动上与民众打成一片，深入民众，深入农村”；当时所颁布的《农民运动指导方案》规定，一切县市乡镇都要成立农会或渔会，但同时明确“发动组织农会渔会时，就先建立党的组织，如党员过少则就先吸收能起领导作用之农民渔民入党”〔3〕。此时的农会具有浓厚的官办党办色彩。但是七十年代台湾当局开始农村复兴时期，在1974年颁布实施的《农会法》中，为了使农会成为“农村建设”的“重要基层执行单位”，从组织上和动作上都进行了改革，使其从官办党办变成了农办民有，台湾农会成为了“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社团法人”。“农有”是指农会是农民的职业团体，“农治”则表示由农民自己来管理，而“农享”说的是其经济成果由农村和农民来享受。而实际运行上也是这样的。

台湾农会组织完善、功能齐全。台湾的乡、镇、县、市、省几乎都有自己的农会，其中乡农会是农民组织的基本单位。农会中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总干事是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地人也可以是外地人甚至还可以是外国人；监事会监督总干事工作，总干事执行任务时如损害农会利益也要承担责任；总干事下面设立分工明确的各个部门，如有对农民进行信贷业务的农信部、推广农业技术的技术推广部，还有产品销售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

九十年代，台湾当局还推动“策略联盟”，规划区域性的生产、加工和贸易。它与农会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实，台湾的农业“策略联盟”的主体就是农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这往往就是“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在遇到农产品价格波动很大时，农会与“策略联盟”一般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农民利益。

三、劳动力转移

这里所说劳动力转移主要的是说身份的转变，是指台湾阶级结构“循着农民—工人—中小企业主的主轴演进”。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就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到1965年已有约一百万农村青年进入了城市成为打工者。这是由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由农民向工人的转变。六十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大举进入台湾，出口加工业遍布台湾城乡，一些先期流入城市的打工者回家创业，台湾农村地区“客厅即工厂”的农户生产方式成型，全台湾中小制造企业勃兴。这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回流，由民工到业主的转变。

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中有两个因素很关键。第一，没有身份的排斥。不像目前大陆那样，农民到了城市也只能从事一些脏、苦、累、险工作，得到的是不平等的待遇，职业是工人了可是身份还是农民，中老年后还得回到农村。台湾地区的情况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农业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工人和小业主之间的身份转换频率也加快”，“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两大劳动阶级的身份分际越来越模糊不清”，到“八十年代初，在台湾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从事农业活动，并且他们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业农民”。第二，职业教育的兴起。职业教育的兴起，使得乡下青年学到更多更好的技术，从而更有可能在城市中找到一份工作，这也是台湾地区劳动力转移的一大因素。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普通高中与职业学校比例还是六比四，可是到八十年这一比例就变成了三比七。

四、资金扶持

在台湾地区农村建设过程中，台湾当局对农村建设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金扶持，台湾农会等农民自组织也在资金扶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政府方面：一方面，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是免税免费的，这无形中也是一种资金扶持。另一方面，国民党到台湾后实行“扶植民营工商业”的新政，官办银行不仅把对民间企业贷款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而且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额逐渐超过国营企业。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农村地区兴起中小制造业时期，各中小制造业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银行贷款的支持。

农会方面：台湾地区乡一级农会一般都设有农信部，一个乡的农信部每年的贷款额一般都有数十亿甚至百亿以上。农民在农会贷款，只要以土地作抵押就可以了；如果土地的估价是一百就可以贷到九十；这对于资金不足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种巨大的帮助。此外，台湾农会一般都对农村地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放各种福利，这也是资金支持的一种形式，至少可以让农村社会有更多的资金投放到其他建设。

应该从台湾农村建设经验中得到哪些启示？

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祖国大陆则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各自的情况是不同的，经验是不能完全照抄的；但是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目前大陆改革开放，向先进外家学习先进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向海峡对岸同宗同源的同胞学习些经验呢。我认为，台湾农村建设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一、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适当改革，给予农民更多更大权力

台湾农村建设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资本市场的形成，这使得农民可以以土地为抵押向银行或者农会申请贷款，农民可以从土地的征购中、房屋的拆迁中得到更多的补贴。但是在大陆，这方面却存在一些障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在现实中不时受到权力的操纵，土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农民不容易从土地的征购中得到相应的足额的资金补偿，从而成为他们进行行业转换的启动资金。这样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不少没有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这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为此，有很多学者都认为应该在土地所有制方面进行相应改革，比如党国英就提出应该给予农民土地永佃权。在进行新农村建设之际，更加有必要真正赋予农民土地处分权，包括对承包权的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从而促进形成一个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二、组建农会等农民自组织

建设新农村，就应该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维护农民利益，很有必要组建扶持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分散的农民是无力的，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维护利益、反映问题、宣泄不满、调节矛盾。新农村建设需要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社会要稳定需要有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而农会等农民自组织就是农民的民意表达渠道，因为有组织的理性在利益表达上比非组织的理性更有效。此外，台湾的经验还表明，农会还可以有资金信贷、技术推广等服务于农民的作用。

三、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

大陆有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在城市打工，但是由于户口方面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在城市中只能成为”二等公民“，而且一旦他们到了中老年还不得不回到农村再从事农业活动。这样，只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口挤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的现象，而不是像台湾地区那样农民人数越来越少。为此，必须循序渐进地因地制宜地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自由迁移，不断地从土地上减少农民的人数。

四、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

一方面，要发展面向农村服务农民的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民，通过新农民来建设新农村。另一方面，正视大陆还有上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转移到城市这一现实，必须在他们进入城市找工作之前进行相应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五、建立全国性的制度性回馈

所谓制度性回馈，也就是要从资金上扶持农村建设，建立城市对农村、工业对农业的转移性支付补偿机制，让农村也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不仅政府要这样做，整个社会都应该这样，让资金真正流入到农村和农业中来。首先，要消除城乡间的各种不公平的制度，这是最大的问题。其次，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应该提高对农民的贷款力度。再次，制定全国统一的《政府转移支付法》，让支持农村建设的各种资金的流动透明化，让其发挥最大的效益。实践证明，只有思想的大解放才能带来社会的大发展、大进步，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和“闯”的精神就不能迈开步子。建设新农村也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切实地解放思想，而跳出各种条条框框，勇敢地学习借鉴他人的已经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办法，也是思想解放的一种形式。古人曾说过：“宜于两可莫粗心，事到万难须放胆。”既然我们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就只能迎难而上，此外没有别的选择。

第三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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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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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国外农业产业化经验与启示

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及启示

郭生河

（龙岩市农业学校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列举了美国等国家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通过分析，对如何提高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验启示

农业产业化，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农业一体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龙头企业带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公司、农户和基地相结合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一体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

1.1 美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美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高度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产业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经营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的合同制经营。这种形式是通过工商运输大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合同的办法，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与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联结起来，形成产供销（或产加销）的有机综合体。美国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如饲料、肉鸡、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据合同生产的。二是农场主合作社经营。这种形式是由若干农场主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联合经营农业。这种合作社并不改变家庭农场的经营地位，它主要为农场主提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销售、储运、加工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农工商综合企业。这种形式是指大公司（工业、商业、或金融垄断资本）直接投资经营大农场，并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本身、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乃至科学技术研究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组成有机的农工商综合体。这种农工商综合体的特点是实行完全垂直一体经营，生产技术水平比较先进，经营规模也较大[2]。

1.2 日本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群岛国家，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十分狭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个体经营为主[2]。日本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产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创造了一条不同美、英、法、德等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规模家庭经营

1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的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日本农协是一个具有二重属性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它是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农业现代化及其他农业政策的中介机构。农协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比如：农协组织可以为组员集中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上可以得到优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农协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发展农业和农村社区福利，开展了包括对农业经营进行宏观和微观上指导、生产资料购买、资金存贷、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销售、保险，以及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问题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农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与日本政府对农协在税收、价格、信贷、流通以及设施等方面，有许多优惠政策，给予补贴有关[3]。如：在税收上，日本对农协法人采用特殊税制，农协所得税率为23%，事业税率为8%；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40%，事业税率为12%，等等。

1.3 泰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泰国是我国的近邻，经济上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泰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为50%--60%。泰国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是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并经外向型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实施战略的突破口和关键。其经营形式主要有：农业合作社；“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并为农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体事务，但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尽可能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经济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实现了政府、银行、公司和农户四者之间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和紧密合作，这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发展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家庭农场在泰国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农场经营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商品量大，在农村商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4 荷兰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荷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的发达国家，享有“欧洲门户”之称。荷兰虽然农业人口少，农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它却是一个农业和农村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农业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食品，农业净出口要占全部产品净出口（不含服务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荷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实行高度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合作社组织。荷兰采取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集约化、专业化经营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荷兰人多地少，特别是农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人口少，大约71%的农场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但是，农民普遍接受了较高文化教育，国家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机构也十分发达，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社组织是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合作社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该国不仅耕地少，而且水资源严重缺乏，气候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农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以色列农业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以色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证，除此之外，还与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及建立农业区域合作组织和农业专业组织等支撑与服务体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启示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共同的特点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纵向上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在做法上实行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约经营，形成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产品商品化、企业规模化、管理企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的经营方式[4]。借鉴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对提高龙岩市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 政府部门对农业产业化要积极扶持和引导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制订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产业化发展。如，（1）政府给合作社各种优惠政策。（2）实施农业信贷支持政策。（3）采取低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制定和落实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关政策，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和引导。

2.2 重视大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龙头企业是关键环节。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连接着生产基地的千家万户，担负着开拓市场、疏导生产、深化加工、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的强弱、竞争能力的大小和带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与成效。例如，泰国正大集团就是农业产业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本质，是维系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在美国，通过农业的合同制经营、农场主合作社经营和农工商综合企业等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和利益调节机制，使农业生产的供、产、加、运、销等部门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在泰国，特别是通过“公司+农户”的经营形式，把小农的个体经营纳入公司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范围，并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荷兰，农村家庭农场与合作经济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

从各国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国家，合作社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从基层到全国都比较健全，这些合作社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有5/6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而家庭农场一般都参加几个不同性质的合作社，平均每个农场参加2个合作社；在荷兰，每人平均至少是3—4个合作社的成员；泰国70%的农民参加了农业、土地、渔业等各种合作社，另有奶牛、农产品、菠萝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农产品是由集体或合作组织生产的。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帮助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2.5 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是基础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这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其通过长期演进，已形成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等10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带。在美国50个州中虽然有37个州从事商品蔬菜生产，但主产区比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东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凉蔬菜产区四大产区，以上

四大产区的蔬菜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产量的90%左右[3]；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区域化布局突出。全国由西向东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生产带，即西部沿海园艺生产带、中部奶类生产带和东部、南端畜牧生产带[2]。各地发展农业产业一定要根据实际，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化布局，集中连片种植。

2.6 农业服务社会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民进入市场都是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一般是通过合同方式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的服务统一起来，形成综合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如在农工商综合体系中，农业生产者一般只从事某一项或几项农业生产作业，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综合体提供的服务来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全程服务，不但经营风险大幅减少，而且也使综合体的整体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国，农场主的某种需要通过打电话就可经按时得到高质量的服务。

2.7 加强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教育是强国之本，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质的农民不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能在实践中创造和发明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也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荷兰的高效农业之所以取得举世关注的成效，这与其重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就必须加强教育，特别是对农业人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1] 何肃雅.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花生产业进程[J]，河南农业，2005，（5）：34-36.[2] 赵保佑，张成智主编.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M]，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4.[3] 赖作卿 著.产业分化与企业成长—农业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1.[4] 胡雪梅，王滨等.国外农业产业化对中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4.4.作者简介：郭生河，男，1964年生，龙岩农校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长期从事作物栽培学、遗传育种学的教学工作。联系方式：***；guoshenghe45@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