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干部考核经验启示5篇

第一篇：国外干部考核经验启示

国外干部考核经验启示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11-20 07版：海外瞭望 版）

纵观英、美、日、法等国，对干部人事考核工作均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明确岗位职责，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

只有明确岗位，才能明确职责；只有职责分明，才可能考实考准。1985年美国开始进行文官制度改革，将各种职位的工作种类、性质、难易度、责任大小和任职资格等加以区别，建立了“职位分类”制度，制定出职级规范作为考核、任用以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据。在此之后，英、法、日等国也纷纷效仿，不断据此改革完善本国的文官制度。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仍存在对不同干部“一锅煮”的考核方法，造成党政、政群、政事、政企不分，针对性不强。应当根据我国干部特点及岗位特征，分类别建立起党群、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干部的不同考核体系及制度，逐步实现干部考核的类别化。

实施综合考察，注重潜力的发挥

从欧美等国干部考核的实践看，既注重考察干部以往的工作实绩和表现，也重视干部潜力的发掘。比如，英国实行能力考核制，围绕人的能力、工作热情和潜力等方面进行考核，除了考勤外，还要考核工作知识、人格性情、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机敏适应性等十项内容，把动态考核和静态考核、实绩考核和潜力考核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当前的干部考核，过分重视干部过去表现，而忽视潜力的发挥，这在客观上促使干部热衷盲目追求形象好、见效快、容易出政绩的工作，片面追求GDP，我们必须尽快纠正错误倾向，既要重视干部过去的工作成绩，也要科学测定、评价干部的潜在能力和水平，促使地方科学发展。

采用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并重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实行统一的“考绩表”法，对三个方面16项内容进行因素分析，统一考核。英国将考核内容分解为10项要素。日本实行综合考核制，对工作、性格、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归结起来，国外干部考核主要运用三种方法：分类法、评级法、比较法。每种考核方法都是既重视掌握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的质的特点，也注意了解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量的特点。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偏重于定性而忽视定量，一般为“年终考核表”法，大致程序为：个人鉴定、群众测评、分管领导评价、主要领导审定等。近年来，各地也探索了一些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如何设置出科学的干部考核量化指标，仍需我们不断探索实践。

倡导公开与民主

在干部人事考核中，英美等国都比较注意贯彻公开、民主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情况的反馈。美国的考核制度中明确规定：考核结果必须书面通知被考核者；被考核者有知晓考核内容的权利；本单位人员有查阅考核结果的权利；被考核者认为考核结果不当时，可以提出申诉，要求纠正和补偿。这样更有利于检查考核是否全面、准确，最大限度降低失真度，提高信度和效度，也有利于被考核者扬长补短，更好地改进工作。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制度存在着一定神秘化色彩，被考核者对考核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考核工作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一定程度阻碍了考核效度和信度的提高，也为任人唯亲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当务之急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干部考核，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民主程序及制度，增强干部考核的公开程度和民主程度，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摘自11月18日《学习时报》 段鹏/文）

第二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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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外的经验与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骚乱、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缔造城市的未来。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均产生许多复杂的问题，而政府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为此需要建立新的机制。联合国人居中心针对城市建设提出“赋予能力框架”，鼓励个人、家庭、社区、商业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积极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赋予能力”的观念已广泛应用于一些国家的城市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泗水大规模房屋改善计划让市民和社区组织参加优先事项的决策过程。当城市面临的问题超越城市行政区的范围时，则需要从区域角度进行统一协调。目前，国际上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城市间的协调机制，如美国旧金山湾区的９个县政府组成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负责湾区的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与建设；二是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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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外农业产业化经验与启示

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及启示

郭生河

（龙岩市农业学校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列举了美国等国家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通过分析，对如何提高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验启示

农业产业化，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农业一体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龙头企业带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公司、农户和基地相结合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一体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

1.1 美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美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高度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产业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经营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的合同制经营。这种形式是通过工商运输大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合同的办法，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与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联结起来，形成产供销（或产加销）的有机综合体。美国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如饲料、肉鸡、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据合同生产的。二是农场主合作社经营。这种形式是由若干农场主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联合经营农业。这种合作社并不改变家庭农场的经营地位，它主要为农场主提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销售、储运、加工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农工商综合企业。这种形式是指大公司（工业、商业、或金融垄断资本）直接投资经营大农场，并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本身、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乃至科学技术研究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组成有机的农工商综合体。这种农工商综合体的特点是实行完全垂直一体经营，生产技术水平比较先进，经营规模也较大[2]。

1.2 日本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群岛国家，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十分狭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个体经营为主[2]。日本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产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创造了一条不同美、英、法、德等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规模家庭经营

1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的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日本农协是一个具有二重属性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它是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农业现代化及其他农业政策的中介机构。农协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比如：农协组织可以为组员集中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上可以得到优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农协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发展农业和农村社区福利，开展了包括对农业经营进行宏观和微观上指导、生产资料购买、资金存贷、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销售、保险，以及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问题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农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与日本政府对农协在税收、价格、信贷、流通以及设施等方面，有许多优惠政策，给予补贴有关[3]。如：在税收上，日本对农协法人采用特殊税制，农协所得税率为23%，事业税率为8%；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40%，事业税率为12%，等等。

1.3 泰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泰国是我国的近邻，经济上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泰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为50%--60%。泰国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是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并经外向型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实施战略的突破口和关键。其经营形式主要有：农业合作社；“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并为农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体事务，但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尽可能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经济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实现了政府、银行、公司和农户四者之间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和紧密合作，这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发展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家庭农场在泰国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农场经营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商品量大，在农村商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4 荷兰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荷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的发达国家，享有“欧洲门户”之称。荷兰虽然农业人口少，农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它却是一个农业和农村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农业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食品，农业净出口要占全部产品净出口（不含服务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荷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实行高度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合作社组织。荷兰采取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集约化、专业化经营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荷兰人多地少，特别是农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人口少，大约71%的农场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但是，农民普遍接受了较高文化教育，国家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机构也十分发达，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社组织是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合作社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该国不仅耕地少，而且水资源严重缺乏，气候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农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以色列农业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以色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证，除此之外，还与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及建立农业区域合作组织和农业专业组织等支撑与服务体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启示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共同的特点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纵向上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在做法上实行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约经营，形成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产品商品化、企业规模化、管理企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的经营方式[4]。借鉴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对提高龙岩市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 政府部门对农业产业化要积极扶持和引导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制订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产业化发展。如，（1）政府给合作社各种优惠政策。（2）实施农业信贷支持政策。（3）采取低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制定和落实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关政策，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和引导。

2.2 重视大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龙头企业是关键环节。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连接着生产基地的千家万户，担负着开拓市场、疏导生产、深化加工、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的强弱、竞争能力的大小和带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与成效。例如，泰国正大集团就是农业产业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本质，是维系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在美国，通过农业的合同制经营、农场主合作社经营和农工商综合企业等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和利益调节机制，使农业生产的供、产、加、运、销等部门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在泰国，特别是通过“公司+农户”的经营形式，把小农的个体经营纳入公司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范围，并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荷兰，农村家庭农场与合作经济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

从各国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国家，合作社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从基层到全国都比较健全，这些合作社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有5/6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而家庭农场一般都参加几个不同性质的合作社，平均每个农场参加2个合作社；在荷兰，每人平均至少是3—4个合作社的成员；泰国70%的农民参加了农业、土地、渔业等各种合作社，另有奶牛、农产品、菠萝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农产品是由集体或合作组织生产的。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帮助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2.5 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是基础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这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其通过长期演进，已形成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等10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带。在美国50个州中虽然有37个州从事商品蔬菜生产，但主产区比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东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凉蔬菜产区四大产区，以上

四大产区的蔬菜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产量的90%左右[3]；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区域化布局突出。全国由西向东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生产带，即西部沿海园艺生产带、中部奶类生产带和东部、南端畜牧生产带[2]。各地发展农业产业一定要根据实际，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化布局，集中连片种植。

2.6 农业服务社会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民进入市场都是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一般是通过合同方式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的服务统一起来，形成综合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如在农工商综合体系中，农业生产者一般只从事某一项或几项农业生产作业，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综合体提供的服务来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全程服务，不但经营风险大幅减少，而且也使综合体的整体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国，农场主的某种需要通过打电话就可经按时得到高质量的服务。

2.7 加强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教育是强国之本，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质的农民不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能在实践中创造和发明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也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荷兰的高效农业之所以取得举世关注的成效，这与其重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就必须加强教育，特别是对农业人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1] 何肃雅.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花生产业进程[J]，河南农业，2005，（5）：34-36.[2] 赵保佑，张成智主编.农业产业化经营理论与实践[M]，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4.[3] 赖作卿 著.产业分化与企业成长—农业产业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1.[4] 胡雪梅，王滨等.国外农业产业化对中国的启示[J]，商业研究，2004.4.作者简介：郭生河，男，1964年生，龙岩农校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长期从事作物栽培学、遗传育种学的教学工作。联系方式：***；guoshenghe45@sina.com

第五篇：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来源：国土资源报作者：李珂 高晓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农协提供服务

日本的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的农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农地法》，不允许拥有土地的农户离开村落，凡是那些离村就职的农户必须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对《农地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开始允许农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阻碍了农地耕作权的让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修改《农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等；19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用地利用增进法》对农地的有效流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他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些农地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1993年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并且那些认定农业者可以获得农地方面优惠的政策支持。

点评：在日本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也为农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另外，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的作用。日本农协的良好发展是各国农民组织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它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合作，也成为了农地流转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证了流转的成功率，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国：产权边界清晰市场自由度高

美国在20世纪初确定了以家庭农场制为主的土地制度。美国农村的土地有国有和私有两类，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土地，它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购权法》、《宅地法》来鼓励拓荒和土地的开发。二是市场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流转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农场的规模，加快生产要素的有序组合以及促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在农业方面的运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有偿转让，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优惠性的政策来鼓励和诱导家庭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

点评：美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能够达到产权边界明晰，在市场上的买卖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够很好地得到市场的调节，而且对于农地的权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进了美国的农地合理地进行流动，农地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英国：市场为导向科技做带动

从20世纪初到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变化最大的就是过去由大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转变为目前的以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促成这种转变，与英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1906年的《农业持有地法》、1941年的《农业法》等。之后，英国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订，继圈地运动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农场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从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农场的发展，排挤合并小农场。1967年，经过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也基本取决于各个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也就是说，农场的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励、市场竞争、农业技术的改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农用土地得到了顺利流转，农场的规模也逐渐地扩大。

点评：英国农地流转的模式主要是扩大农场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科技的带动下，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在制定制度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加速了土地的流转速度。同时，也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动机制。

法国：中介完善运作规范

法国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20世纪20年代，法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小农场的合并，促进和支持中等农场的发展。颁布了《农业指导法》，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来负责收购小片土地，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大农场，并通过租赁经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府对中等农场在土地购买、贷款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对年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鼓励他们离开农业，优先安置达到中等规模的青年农民，达到改善农场结构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国还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来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流转。如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转让不准分割，只准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相关机构促进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转；对于土地市场的管理和规范，法国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购和转卖。

点评：法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成功在于两个关键的因素：一是有完善的市场中介组织。如土地整治和农村安置公司，通过这种中介组织去收购和转卖，使得法国的农地得到了流转。二是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保障，规范了农地流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减少了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也降低了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农地的有效流转。